一、为了国泰民安——三项粮食政策出台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张青磊[1]（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马修伦[2]（2013）在《影像呈现与重构：新中国纪实影片研究（1949-1976） ——以传统文化观念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电影生产运作机制进入了高度意识形态化时期。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亚类型之一，纪实影片被权力机构定位为“形象化的政论”。本文以这一时期的纪实影片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文化观念为视角，重点考察这一时期纪实影片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纪实影片对传统观念进行了呈现与重构，并将这种呈现与重构作为一种影像修辞和话语策略加以使用，以实现纪实影片创作的目的表述。具体来看，首先这一时期的纪实影片创作中，“载道”功能是其最突出的价值特点；其中体现的由“天人合一”转化而来的“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与当时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与情感鼓动宣传相关；新的政府和执政党在塑造其合法地位的要求表述方面，纪实影片借助了“家国同构”的传统观念加以完成；为了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的表述，该时期的纪实影片借用了剧情电影的“影戏”观念与“影戏”手段、民俗和传统艺术形式，通过这些手段和方式的使用提高了影像的修辞表达能力。传统观念在这一时期的纪实影片中充当了意识形态影像展示的修辞手段和话语方式。其次，这一时期纪实影片与传统观念之间重构的原初动力，来自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宣传的目标要求，来自于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变化，更来自于不同历史时期对艺术形式的不同价值观念定位。该时期的纪实影片中对许多观念的极端强调（如“载道”、“家国同构”等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和滥用），直接导致了观众与众多艺术工作者对这些观念的排斥和抵触，也造成了这些观念在政治传统道路上表述的终结；并推动新时期的纪实影片在表述目的和表述方式上走向多元共生之路。再次，时代纪录影像与传统观念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辩证关系：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反对又借用，既抵抗又发展，既排斥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共融的关系。立足当下回望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间的纪实影片，已经作为一种历史景观和历史文本存在，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影像建构的参照物象。文章共分为下述部分：绪论部分除阐明本论文写作的背景和研究缘起外，重点对研究视域内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从而发现本论题得以成立的前提，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背景和方法。第一章总体上对1949—1976年间的纪实影片进行概貌总结，主要对当时的创作环境与创作状况进行归纳与分析；并试图概括出其总体特点，以便为下面的论述提供基础。第二章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天人合一”入手，论述1949—1976年的纪实影片呈现出“人定胜天”的表征，这一表征的形式是“天人合一”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异化。本部分结合影像文本，重点从题材角度分析了阶级斗争、现代化建设、科考等方面的纪实影片中，对“人定胜天”观念的呈现与重构；同时，从人物造型、自然造型、场景造型、氛围造型等影像本体角度，分析了纪实影片对“人定胜天”观念的呈现与重构，以及这一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第三章从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家国同构”渊源的探究出发，论述了该观念在中国电影中的发展，然后从劳动场景、人物身份、解说词等方面阐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特点；通过纪实影片题材的选择、民众对“政党”与“国家”情感的微妙差别等角度论述了“国党”符号的合二为一；从劳动场景与生活空间等方面论述了私人空间的“国有化”；从性别定位，特别是女性身份定位体现出了国家中心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纪实影片实现了多层次、多维度地对“家国同构”观念的呈现与重构。第四章论述了从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念“文以载道”在电影中形成“影以载道”的过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载道”也成为中国电影的传统观念，并通过叙事结构、场景渲染、色彩修辞强化等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纪实影片对“载道”观念的呈现与重构。第五章从中国电影“影戏”观的形成与发展着手，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纪实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定型化、字幕与解说的程式化、幕表式的叙事单元、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策略、以及注重表现而疏离写实等方面，对“影戏观”的呈现与重构。第六章结合传统民俗、民族艺术、以及少数民族艺术形式，论述了纪实影片对传统民俗、民族艺术的呈现与重构。第七章作为延伸和总述，在前六章的基础上对该时期的纪实影片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该时期的纪实影片对传统观念的呈现与重构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及矛盾性；这种呈现与重构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体现了政治想象与观念引导的纠结；传统观念在纪实影片中作为一种影像修辞与话语策略存在。时至今日，当时的纪实影片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景观和历史文本，成为进一步了解当时艺术形式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独特影像文本。
关链苗[3]（2020）在《清代宫殿版画研究 ——以《万寿盛典图》为中心》文中认为清代初期,康熙禁止明代小说和戏曲插图的流行与传播,致使小说与戏曲的版画插图顷刻衰落,与之相反,宫殿版画却发展迅速。《万寿盛典图》在此时出世,是一部纪实性版画,也是统治者宣扬统治成果,教化臣民的精心杰作,它制作精良、整严不苟、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堪称康熙年间的长卷经典。本文旨在从《万寿盛典图》的图像内容出发,以《万寿盛典初集》文本内容为辅,探讨以《万寿盛典图》为代表的清代初期宫殿版画的风格特征、文化意涵和社会涵义,并将这些放在版画史这一宏观的框架下,一方面,完善目前对《万寿盛典图》的研究,力求完成一个较为完善体系;另一方面,为后续研究《万寿盛典图》和清代初期宫殿版画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第一章研究《万寿盛典初集》的编纂缘起和内容。首先,从皇帝寿辰庆祝、御制典籍政治性、康熙皇帝个人角度分析《万寿盛典初集》的编纂缘由。其次,梳理《万寿盛典初集》附属文本和正文部分内容,了解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的万寿盛典前后具体事宜。最后,从《万寿盛典图》祝寿点景、卤簿仪仗、商业交易场面等具体图像内容中了解万寿盛典正式举行前一日皇帝从畅春园回宫的盛况及清康熙晚期北京城内外社会状况。第二章研究《万寿盛典图》的绘刻及绘刻者。通过《万寿盛典图》的版本、画家、刻工的变化轨迹,研究绘制成果与绘刻者和皇家审美之间的关系。首先爬梳《万寿盛典图》的现存版本和绘制过程。其次,分析《万寿盛典图》总主持王原祁和领衔画家冷枚,通过他们艺术上的成长轨迹,研究清朝画院画家与作品间的关系。最后,分析刻工朱圭生平及其作品风格,研究清代宫殿版画风格变化。第三章是本文重点章节,主要研究《万寿盛典图》的艺术风格。作品生动地刻画“万寿盛典”的壮观景况,并附有详尽的文字说明,代表了当时清宫武英殿版画的最高水平,兼具图像叙事性、装饰性与抒情性。关于图像叙事性:作品宏伟精细结合了“空间性”与“时间性”,具有动静结合、节奏跌宕、高潮迭起、富有韵律的叙事性特征。关于表现手法:作品以长卷形式为观者空间性与时间性观画体验提供了物质基础;画面采用的水平构图、俯视视角、散点透视提供了技术支持;画面中的空间单元或内部框界,通过一系列隐蔽、连接与整合构成一个设计巧妙、环环相扣纪实性巨作。关于图像装饰性:从宏观构框、中观搭配、微观装饰的角度,分析图像宏观构框,实景与点景或纹样组合的独特搭配以及中西方技法的融合。关于图像抒情性:通过分析画面物象元素的表达及其政治性,发现其生动性场景、私密或公共空间的情思表达具有“符合政治正确”和符合皇家审美期待的特征。第四章研究《万寿盛典初集》的皇权意识。通过研究《万寿盛典初集》图像中的象征性表现与文本上记录的康熙皇帝治国事功,分析该作品表现其阶级性与多个方面皇权意识的不同手法。全文主要围绕《万寿盛典图》,以《万寿盛典初集》文本与清康熙晚期以前其他宫殿版画为辅,研究以《万寿盛典图》为主的清康熙晚期宫殿版画风格特征、文化意涵和社会涵义。
连莲[4]（2020）在《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需要国人统一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认同。在当前中国的群体划分中,农民群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认同情况特别是对国家、对党的领导、对政府执政等的认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治认同的整体走向。在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中,政策认同是其核心和关键,因为政策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联系中介,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更多的是通过政策实施效果来获得的,可以说,农民政策认同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的高低。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历史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并付诸于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一系列惠农政策紧密出台,充分显示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农民群体是惠农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评判者,他们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情况怎样、如何提高他们的政策认同度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去研究。因此,本文以农民群体为对象,以惠农政策认同为内容,通过研究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以及时获取惠农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从中发现、解决惠农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体,从而增强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即厘清惠农政策、政策认同和惠农政策认同等概念的内涵,探析我国惠农政策的演变轨迹。其次,以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河南省为调研对象,从本文所划分的补贴类、社会保障类、建设类和发展类这四类惠农政策中分别选取河南省正在实施的六项具体惠农政策作为农民政策认同的客体;同时结合调查问卷以及个体访谈,从农民对政策本身的认同、对政策执行的认同和对政策绩效的认同三方面来把握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然后依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对影响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目标群体因素、政策过程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即从农民群体层面分析农民的人口学特征、政治社会化程度、思想观念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政策过程层面分析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参与的民主性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社会环境层面分析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最后根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路径,一是提升政策的惠民程度以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要把握农民的政策期盼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以夯实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大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民政策认知较为表面化之现象,要重视惠农政策宣讲工作,定位互联网和通讯工具等各种政策宣传方式的比较优势,搭建具有农村乡土特色的惠农政策宣传体系;三是强化惠农政策的执行监督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既要提高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还要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作,完善政策绩效评估体系,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于民;四是从农民自身出发,加快建立农民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祛除惠农政策扶持中的“等靠要”思想。
常亮[5]（2016）在《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演进与文化反思》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作为我国社会福利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及运行实施直接关系到数亿农民的养老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养老领域现实问题和理论困惑的破解,都亟需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发展模式和建构路径。本文尝试将福利文化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应用于养老保障制度研究,并借鉴文化基因的概念对传统养老文化的继承进行分析,试图对我国当代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变迁进行反思,并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在当代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及实践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以明清社会为例全面梳理了传统养老文化的基本内涵、功能特点和构建逻辑：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及运行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研究发现：第一,传统养老文化涵盖价值观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的内容。我国的传统养老价值观源自数千年农业社会的历史,可以归纳为家庭实用主义、伦理本位和共同体意识等三个方面,又可具象化为“养儿防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文化基因。我国当代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演变的历程,充分体现出传统养老观念基础性、导向性和稳定性的作用特征及机制。第二,我国在传统社会形成了由国家主导的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宗族（村落）为辅助,互助性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养老制度安排的基本结构,由其联动而成的“养老协同体”具备整体性的满足农民多层次养老需求的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及运行实践,充分体现出传统制度安排结构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作用特征及机制。第三,传统养老制度安排既是传统养老观念作用发挥的载体,又是其外在表现形式,通常以民众的行为倾向和心理定式表现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中。非正式的制度往往经过历史沉淀和政策选择成为正式的制度,其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其中并成为制度顺利运行的文化基础。我国当代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演进,充分体现了传统养老文化持续而深层的影响。虽然在不同时期制度的运行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制度安排所秉持的基本理念能够得到大多数农民的心理认同,这是政策的公平性获得认可和可持续性有所保证的根本原因,也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调整,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不变的原因所在。尊重传统养老观念的现代传承,从传统制度安排中汲取智慧,在现代养老模式中学习经验,这是未来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黄振华[6]（2013）在《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农户为考察基点,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农户家庭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的互动关系。作为一项相关性研究,农户家庭与国家政权是笔者考察的中心变量,同时构成本文叙述的基本主体。通过此项研究,笔者力图从农户家庭功能变迁的视角揭示政府介入乡村的动力机制和基本途径,并尝试建构不同于以往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农户家庭是本文研究的中心。为此,笔者不仅选择赣南龙村作为基本的田野调查区域,同时挑选了8户农民作为本文研究的调查基点（参见第一章）。本文所呈现的几乎所有研究内容最初都源于对这些重点农户的一系列深度访谈。在叙述逻辑上,本文以农户功能的多重性理论为基础,沿着“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的研究逻辑展开。在农户生育层面,笔者重点讨论了农户生育功能变迁中政府介入行为的两面性：一方面,出于完成计划生育工作的行政性指令,政府强力介入并努力控制农户的生育冲动,促使农户生育功能长期处于弱化状态；另一方面,面对农户家庭提高生育质量的内在需要以及农民保障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接生革命”、计划免疫等途径适时介入到农户生育过程当中（参见第二章）。在农户生产层面,笔者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重点讨论了农户家庭生产从土地约束型向劳力约束型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土地的集中化还是生产的社会化,都反映了传统家庭生产方式的式微以及农户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增长。面对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并没有沉默,而是通过多种生产支持政策逐步介入其中（参见第三章）。在农户消费层面,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正日益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当中,家庭消费的持续扩张产生了诸如公共性依赖、货币支出压力、消费安全等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是以往农民不曾遇到或者很少遇到,但随着农户消费的不断扩张却愈益强烈,从而对政府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参见第四章）。在家庭赡养层面,笔者着重讨论了当前农村老人生活的基本境况与现实压力。无论是赡养的阶段性、倒逼式养老抑或子女在赡养老人上的卸责态度,都反映了当下农村孝道的衰弱与家庭养老的困境。伴随家庭赡养功能的持续弱化,作为赡养对象的老人和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均行动起来以应对可能的赡养危机（参见第五章）。在家庭教育层面,由于双系教育结构的弱化、家庭教育价值的消解、教育方式的异化以及代际隔阂的冲击等原因,农户家庭教育功能日趋弱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户家庭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反哺”现象以及国民教育（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更替过程（参见第六章）。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家户主义传统的国家,传统中国农户功能极为完备,农民绝大多数社会需求（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等）大体都可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很小,相应对政府介入的需求也很低；然而,伴随新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功能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总体趋势,农民个体需求越来越难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相应大幅增加,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更多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产生促使政府日益深入的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参见第七章）。以农户功能变迁视角下政府介入行为的考察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并建构了一种新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即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或者称为政府介入的适应模式。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1）遵循农民本位主义的政府介入原则,以农民需求为基本出发点；（2）政府介入过程中个体农民的自主性和自愿性：（3）政府与农民的利益相容性,农民是政府介入的受益人,并对政府报以政治认同。从理论内涵来看,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政府介入模式的新理论模式,它重构了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参见第七章）。
卜新章[7]（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赵光南[8]（2011）在《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肇始于农地制度改革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实现粮食的增长,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成功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制度模式,在世界农地制度改革史上已经是无可争议的成功的范例。农业财富的积累为支持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直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与农业相关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变化中。工业的发展凸显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现实,工农业发展的平衡被打破；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人口快速向城市集中,城乡发展显现二元化的新格局；农村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发展迟滞甚至徘徊的阶段。尽管国家加大对农业各种支惠政策,但是粮食的每一斤增长,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要付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的努力、更大的代价,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直是我们面临的十分严峻而又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阐释了农地制度的基本理论。结合对中国历史和国外农地制度的考察分析,通过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探索出农地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农地制度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农地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改革的侧重点应从重视土地的所有制转变为重视土地的使用制；政府作为农地制度决定性主体的作用不可替代；农地制度改革应该保证农业生产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农地制度改革应充分考虑其所受到的土地资源条件的约束；农地制度改革应充分重视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等。本文对家庭承包经营农地制度如何进行改革与完善,提出系列观点并进行理论分析。鲜明地指出农地改革的目的,总结出农地制度改革的六大现实需要。从改革的困难、改革的时机等方面分析农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形势；从以何种方式改革方面提出以强制性深化诱致性；从采取何种改革模式方面回答了如何以多元化包容多样化；从采取何种改革手段方面提出以务实性体现有效性；从降低改革成本角度指出改革路径要以渐进性化解风险性,以及正确统筹好改革中的几个重要关系的必要性。比较精当地确定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四条原则：遵循并综合运用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规律；注重农地改革中的稳定与发展和公平与效率问题；以促进农地资源利用的科学高效专用为核心；降低改革成本,统筹兼顾,力忌顾此失彼。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因为这是几十年来农地制度改革探索出的基本成果,必须予以坚持。改革的方案在坚持市场、公平、民主、民本基础上,向“三权分离,两大义务；四能结合,垂直管理；统分明责,以统惠分；分区统筹,因地制宜”的改革方向努力。把农地改革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划定农地红线,农地农用；设定国家和农民为不同性质主体的产权结构,即国家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为农地承包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完整的农地承包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国家垂直的农地管理机构行使农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转化地租理论为地租实践,实行农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建立农地纠纷的救济机制；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保障农民合理合法流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统筹考虑促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稳步健康有序发展。明晰农地的各项权能,把农地划分为三项主权利和四项从权利,共七项权能,即农地所有权、农地承包权、农地经营权及农地收益权、农地流转权、农地继承权、农地退出权。把明晰附着于农地上的各项义务,归纳为两大义务,即农地承包税、农地承包退出义务。对建立农地制度改革的保障体系,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地流转,对农业现代化的国际规律,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对策建议。
张彦君[9]（2017）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及影响路径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文中提出自2004年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来,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增长,粮食直补政策的出台传达出中央鼓励农民种粮的信号,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较明显。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食直补政策在执行中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多,使得耕地实际占有和使用分开,给粮食直补资金发挥应有作用带来难题。种粮成本的上升,也使农户的种粮收益有所下降,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面临挑战。在新形势下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如何?是否提升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直补政策的绩效水平怎样?粮食安全效应是否有所提高?政策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影响粮食安全?对现行的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研究,客观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提出完善粮食直补政策的有关建议,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弱质产业扶持理论、正外部性理论等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对陕西省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研究。梳理了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历史变迁,分析了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主要内容。运用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获得的相关数据,从四个方面对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开展了研究:一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粮食直补政策的农户满意度,运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二是运用AHP法（层次分析法）对陕西省粮食直补政策绩效进行测算,并对省际间的绩效进行比较;三是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粮食安全效应进行了分析;四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较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年龄、粮食种植面积、对政策的了解度等因素与满意度正相关;学历与满意度负相关,学历越高的农户满意度越低。（2）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升了粮食生产绩效,粮食总产量、粮食人均产量、粮食生产规模、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条件5个一级指标绩效和总绩效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农业产值指标绩效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绩效连年增长。与其他省份相比陕西省的粮食直补政策绩效处于全国中等水平。（3）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升了粮食安全效应。粮食数量安全不断提高,粮食总产量、谷物类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出现较大增长。粮食质量安全不断提升,良种投入增加,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开始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决策及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大多数农户愿意增加种植面积、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和购置农机进行粮食生产,也愿意减少外出打工时间、愿意在粮食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花更多的时间在粮食生产上。（4）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和了解度都对种粮积极性产生正向影响,满意度的影响要大于了解度的影响;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和了解度都对粮食安全产生正向影响,满意度的影响要大于了解度的影响;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正向影响粮食安全。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起中介作用,采用三种方法对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分别为:模型效应分解法、系数乘积检验法、Bootstrapping方法,三种方法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种粮积极性在满意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中介作用,种粮积极性在了解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中介作用。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粮食安全受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和了解度的影响,也受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种粮积极性在满意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中介作用,种粮积极性也在了解度与粮食安全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2）运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了陕西省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实施后的农户满意度与其受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粮食种植面积多的农户满意度较高,年龄越大的农户满意度越高,学历水平较低的农户满意度较高等。（3）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对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进行了分析,表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扭转了粮食生产绩效下降的局面,粮食直补政策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
贺蕾[10]（2012）在《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会”越来越为媒介所关注,每年三月,国内外新闻记者聚焦人民大会堂,激烈的新闻争夺战成为每年春天北京的一道风景线。从历史来看,“两会”曾有秘密召开,待会议结束才发布公告的情形。从会后发布新闻公报到媒体全程同步报道,“两会”报道总量从十几条到十几版,采访“两会”的记者从二三百到二三千,这些不过十余年、二十余年、三十余年的事情。三十余年间,媒介“两会”报道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本文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78年至2011年“两会”报道进行考察,结果显示：首先,《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点。将这一特点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之下,会发现但凡大背景比较宽松,《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就会比较放得开,能传递更多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反之则显得比较沉闷。与之同时,每一阶段“两会”报道中关注比较多的新闻事件要素必然是当时社会公众关注较多的方面。其次,《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表明,不同时期的“两会”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反映了社会情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和应对。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既报道了“两会”新闻,也展示了整个社会场景,同时又反映了媒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作为与困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只能受限于社会情境的影响。其三,从微观构造和修辞构造两个层面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1978-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这两个层面都有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各个阶段的变化各有不同。而从宏观构造层面来看,从民主的视角来报道和解读“两会”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从未发生变化的主题框架,不断演变的只是在这一框架下民主的程度与表现。1978-2011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正是通过“两会”这一窗口呈现了1978-2011年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故事。
二、为了国泰民安——三项粮食政策出台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国泰民安——三项粮食政策出台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影像呈现与重构：新中国纪实影片研究（1949-1976） ——以传统文化观念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二、 纪实影片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纪实影片的创作及特点（1949-1976） |
| 第一节 纪实影片的创作背景 |
| 第二节 纪实影片的创作概貌及特点 |
| 一、 创作概貌 |
| 二、 创作特点 |
| 第二章 自然观的呈现与重构：“天人合一”到“人定胜天” |
| 第一节 “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 |
| 第二节 “人定胜天”观念的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纪实影片对“人定胜天”观念的呈现与重构（1949-1976） |
| 一、 题材选择与“人定胜天”观念的呈现与重构 |
| 二、 造型表征与“人定胜天”观念的呈现与重构 |
| 三、 “人定胜天”观念重构的内在驱动 |
| 第三章 政治伦理观的呈现与重构：“家国同构” |
| 第一节 “家国同构”观的历史渊源 |
| 第二节 中国电影与“家国同构”观 |
| 第三节 纪实影片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呈现与重构（1949-1976） |
| 一、 “国家利益”至上 |
| 二、 “党”“国”符号的合二为一 |
| 三、 “私人空间”的“国有化” |
| 四、 性别定位与国家中心 |
| 第四章 文艺价值观的呈现与重构：“文以载道”到“影以载道” |
| 第一节 “文以载道”到“影以载道”的发展 |
| 一、 “文以载道”观的历史渊源 |
| 二、 “影以载道”观的历史发展 |
| 第二节 纪实影片的“载道”历史 |
| 第三节 纪实影片对“载道”观的呈现（1949-1976） |
| 一、 叙事结构展示“载道”功能 |
| 二、 场景呈现“载道”功能 |
| 三、 “色彩”修辞强化“载道”功能 |
| 第四节 纪实影片对“载道”观的重构（1949-1976） |
| 第五章 影像观的呈现与重构：“影戏”观 |
| 第一节 中国电影理论与“影戏”观 |
| 一、 关于“影戏”的论争与定型 |
| 二、 “影戏”观念发展历史 |
| 第二节 “影戏”观与电影创作 |
| 一、 早期电影创作与“影戏”观 |
| 二、 新中国的电影创作与“影戏”观 |
| 第三节 纪实影片与“影戏”观的呈现（1949-1976） |
| 一、 人物形象的定型化 |
| 二、 “幕表”式的叙事单元 |
| 三、 戏剧冲突律 |
| 四、 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策略 |
| 五、 注重表现，疏离写实 |
| 第四节 纪实影片对“影戏”观的重构（1949-1976） |
| 第六章 民俗与民族艺术形式的呈现与重构（1949-1976） |
| 第一节 纪实影片中的民俗、民族仪式 |
| 一、 传统民俗仪式的借用与呈现 |
| 二、 “仪式”化的影像 |
| 三、 少数民族仪式的借用与呈现 |
| 第二节 传统艺术与政治表述 |
| 第三节 作为修辞的传统民俗和民族艺术 |
| 第七章 对传统观念影像呈现与重构的反思 |
| 第一节 传统观念影像呈现与重构的必然 |
| 一、 传统观念的稳定性 |
| 二、 传统观念重构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影像修辞与话语策略 |
| 一、 影像修辞 |
| 二、 话语策略 |
| 第三节 政治想象与观念纠结 |
| 第四节 景观呈现与纪实影片 |
| 附录 |
| 重要参考资料 |
| 一、 参考文献 |
| 二、 参考影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 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二、 参与的科研项目 |
| 三、 获奖情况 |
| 后记 |
（3）清代宫殿版画研究 ——以《万寿盛典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万寿盛典初集》的编纂缘起与内容 |
| 1.1 编纂缘起 |
| 1.1.1 万寿节 |
| 1.1.2 编纂缘由 |
| 1.2 《万寿盛典初集》文本内容 |
| 1.2.1 附属文本 |
| 1.2.2 正文 |
| 1.3 《万寿盛典初集》图像内容 |
| 1.3.1 祝寿庆典 |
| 1.3.2 卤簿仪仗 |
| 1.3.3 商业交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万寿盛典图》绘刻及绘刻者 |
| 2.1 《万寿盛典图》版本及绘制过程 |
| 2.1.1 版本 |
| 2.1.2 绘制过程 |
| 2.2 《万寿盛典图》画家 |
| 2.2.1 王原祁 |
| 2.2.2 冷枚 |
| 2.3 刻工及作品风格 |
| 2.3.1 朱圭 |
| 2.3.2 作品风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万寿盛典图》艺术风格 |
| 3.1 图文关系及图像叙事性 |
| 3.1.1 图文关系 |
| 3.1.2 图像叙事性 |
| 3.2 表现手法 |
| 3.2.1 视角、透视与疏密 |
| 3.2.2 转景功能 |
| 3.3 图像装饰性与抒情性 |
| 3.3.1 图像装饰性 |
| 3.3.2 图像抒情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万寿盛典初集》中的皇权意识 |
| 4.1 殿版功能 |
| 4.1.1 象征性 |
| 4.1.2 以民为本、以农为本 |
| 4.2 治国理念 |
| 4.2.1 勤政治国 |
| 4.2.2 宽政仁和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二:《万寿盛典初集》目录 |
| 附录三 ：《万寿盛典图》 |
（4）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研究的重难点 |
|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厘定 |
| 一、惠农政策 |
| (一)惠农政策的概念界定 |
| (二)我国惠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
| 二、政策认同 |
| 三、惠农政策认同 |
| 第二章 河南省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 |
| 一、河南省惠农政策的实施概况 |
| (一)补贴类惠农政策 |
| (二)社会保障类惠农政策 |
| (三)建设类惠农政策 |
| (四)发展类惠农政策 |
| 二、河南省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情况 |
| (一)对惠农政策本身的认同 |
| (二)对惠农政策执行的认同 |
| (三)对惠农政策绩效的认同 |
| 第三章 影响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因素 |
| 一、目标群体因素 |
| (一)农民的人口学特征 |
| (二)农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 |
| (三)农民的思想观念 |
| 二、政策过程因素 |
| (一)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
| (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
| (三)政策参与的民主性 |
| 三、社会环境因素 |
| (一)政治环境因素 |
| (二)经济环境因素 |
| (三)文化环境因素 |
| 第四章 增强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路径 |
| 一、提升政策惠民程度以满足农民利益诉求 |
| (一)提高惠农政策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
| (二)夯实惠农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 |
| 二、加大惠农政策宣传力度以提高农民政策认知 |
| (一)重视惠农政策宣讲工作 |
| (二)搭建惠农政策宣传体系 |
| 三、强化惠农政策执行监督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
| (一)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 |
| (二)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作 |
| (三)完善惠农政策绩效评估体系 |
| 四、重视农民教育以增强农民大局意识 |
| (一)加快建立农民教育体系 |
| (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
| (三)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目录 |
（5）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演进与文化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为什么关注农村养老问题? |
| 1.2 研究视角：为什么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
| 1.3 研究主旨：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反思? |
| 1.4 研究意义：学术关怀与现实价值 |
| 1.5 研究设计：理论基础与分析思路 |
| 第二章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概述 |
| 2.1 制度体系：内涵外延与涵盖内容 |
| 2.2 制度变迁：基本结构与阶段模式 |
| 2.3 文献综述：研究回顾及文献简评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养老文化：价值观及制度安排 |
| 3.1 深层心理认同：源自乡土社会的养老价值观 |
| 3.2 多元主体联动：依托村落聚居的养老“协同体” |
| 3.3 整体需求满足：传统制度安排的多重养老功能 |
| 3.4 老年现象应对：农业社会养老保障的历史逻辑 |
| 第四章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回顾与文化反思 |
| 4.1 制度缘起：社会主义理想与传统养老文化的有机整合 |
| 4.2 制度落空：制度衔接错位与文化认同淡化的共同作用 |
| 4.3 制度定性：国家支持的带有社会救助性质的农村集体福利事业 |
| 4.4 基因复制：维系五保制度持续运行的心理基础 |
| 第五章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演进与文化融合 |
| 5.1 制度缘起：社会保险理念与传统养老观念的交互融合 |
| 5.2 制度停滞：社会保险制度为表而传统养老安排为里 |
| 5.3 制度困境：社会养老为辅而家庭养老为主 |
| 5.4 文化融合：文化基因的复制进化与中西结合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问题回应：传统养老文化的作用机制 |
| 6.2 现实抉择：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费孝通命题” |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困惑 |
| 三、研究视角及其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村庄概述与农户背景 |
| 一、赣闽粤边区与村庄地理 |
| 二、宗族源流与聚落形成 |
| 三、村政变迁与村庄经济 |
| 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
| 五、8个农户家庭的观察 |
| 第二章 生育变迁与政府介入 |
| 一、传统家庭生育形态 |
| 二、计划生育：政府介入与农户抵制 |
| 三、“生男偏好”：农户抵制的动因分析 |
| 四、选择性更替：生育观念的变迁及其机制 |
| 五、生育质量：农户需求与能力的倒挂 |
| 六、生育质量的政府保障 |
| 七、生育：从自发到保障 |
| 第三章 生产弱化与政策扶持 |
| 一、实践中的家庭生产方式 |
| 二、家庭生产：国家介入及其后果 |
| 三、家庭生产：打工经济的冲击与重塑 |
| 四、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一)：规模经营的张力 |
| 五、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二)：社会化及其风险 |
| 六、生产弱化中的政府扶持 |
| 七、生产：从自主到扶持 |
| 第四章 消费扩张与公共保障 |
| 一、被生产束缚的消费 |
| 二、消费国家化与糊口经济的延续 |
| 三、乡村经济的勃兴与消费的扩张 |
| 四、消费扩张中的公共性依赖 |
| 五、消费的货币化与压力感 |
| 六、消费安全观的出现 |
| 七、基于生活消费的政府保障 |
| 八、消费：从自足到补足 |
| 第五章 养老困境与赡养的国家化 |
| 一、家庭赡养的社会基础 |
| 二、家庭赡养的弱化：基于老人生活的维度 |
| 三、家庭赡养的弱化：倒逼式养老的产生 |
| 四、赡养困境(一)：公开的理由 |
| 五、赡养困境(二)：隐秘的机制 |
| 六、破解困境：父母们的防老策略 |
| 七、赡养责任的国家化：价值与限度 |
| 八、赡养：从家庭到国家 |
| 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式微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 一、家庭教育弱化(一)：双系结构的松弛 |
| 二、家庭教育弱化(二)：内在价值的消解 |
| 三、家庭教育弱化(三)：家长心态的转换 |
| 四、家庭教育弱化(四)：代际隔阂的冲击 |
| 五、文化反哺：逆向家庭教育的凸现 |
| 六、公共教育需求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 七、教育：从家庭到学校 |
| 第七章 理论回应与模式建构 |
| 一、回应“费孝通命题” |
| 二、政府介入：从强制到适应 |
| 三、适应性介入：模式建构与理论启示 |
| 四、适应性介入：实践困境与约束条件 |
| 五、强制与适应：解释政府行为的两个面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问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农民萧文枫的百年家史 |
| 附录C 四户农家2011年家庭收支明细汇编 |
| 致谢 |
（7）《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 |
| 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
|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
| 三、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等对土地制度问题的基本观点 |
| 二、西方学者对农地制度的理论研究 |
| 三、当代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
| 四、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的研究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结构和内容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地制度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
|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引致制度变迁 |
|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 |
| 四、诱致性制度变迁 |
| 五、路径依赖理论 |
| 第二节 农地制度的基本理论 |
| 一、农地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
| 二、农地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三、农地制度的特点 |
| 四、农地制度的外部环境 |
| 第三章 国外农地制度模式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农地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一、国外农地所有制度 |
| 二、农地使用的基本形式 |
| 三、农地管理的基本形式 |
| 第二节 国外几种典型的农地制度模式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英国 |
| 四、德国 |
| 五、法国 |
| 六、墨西哥 |
| 七、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 |
| 第三节 国外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 一、农地制度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 |
| 二、农地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 |
| 三、改革的侧重点应从重视土地的所有权能转变为重视土地的使用权能 |
| 四、政府作为农地制度主导性主体的作用不可替代 |
| 五、农地制度改革应该保证农业生产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 |
| 六、农地制度改革应充分考虑其所受到的土地资源条件的约束 |
| 七、农地制度改革应充分重视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前农地制度及述评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农地制度及其政策思想 |
| 一、井田制 |
| 二、王田制 |
| 三、占田制 |
| 四、均田制 |
| 五、方田法和经界法 |
| 六、更名田 |
| 七、租佃制 |
|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的农地制度 |
| 一、太平天国的土地思想 |
| 二、孙中山的土地观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思想 |
| 第五章 对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一节 第一次农地制度改革 |
| 一、第一次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及内容 |
| 二、第一次农地制度改革的性质 |
| 第二节 合作化运动和第二次农地制度改革 |
| 一、合作化运动 |
| 二、第二次农地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第三次农地制度改革 |
| 一、改革的时机 |
| 二、改革的动因 |
| 三、改革的目标 |
| 四、改革的形式 |
| 五、改革的过程 |
| 第六章 农地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的变迁和价值 |
| 第一节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地制度 |
| 一、基本内容 |
| 二、主体权利 |
| 第二节 家庭承包制下农地制度改革的诱致性 |
| 第三节 家庭承包制下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
| 一、家庭承包制下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表现 |
| 二、家庭承包制下农地制度改革路径依赖的原因 |
| 第四节 农地调整与农地制度安排的稳定性 |
| 一、农地调整难以阻止的原因分析 |
| 二、农地承包期从“变”到“长久不变”的演变 |
| 三、保持农地制度安排稳定性的取向与现实意义 |
| 四、农地调整的市场化流转 |
| 第五节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价值分析 |
| 一、局度一致的政治意愿 |
| 二、推动经济起飞巨大贡献 |
| 三、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范例 |
| 四、独具特色的伟大实践 |
| 第七章 家庭承包经营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目的和现实需要 |
| 一、农地制度改革的目的 |
| 二、农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农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一、农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形势 |
| 二、农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任务 |
| 第三节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原则 |
| 一、重视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规律的综合运用 |
| 二、稳定与发展和公平与效率是农地改革天平中不可或缺的砝码 |
| 三、促进农地资源利用的科学高效专用 |
| 四、降低改革成本，切忌顾此失彼 |
| 第四节 农地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 |
| 一、明晰农地权能，实行三权分离 |
| 二、利用调节杠杆，建立退出机制 |
| 三、实行国家垂直管理，严守农地红线 |
| 四、完善统分结合经营体制，做好“统”的文章 |
| 五、分区域规划，按特点定位 |
| 第五节 农地制度改革的保障体系 |
| 一、推进工业化、加快城镇化 |
| 二、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引导适度规模经营 |
| 三、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组织 |
| 四、科学制定农业补贴等财政支持农业政策 |
| 五、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
| 六、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
| 第六节 适度规模与农地流转 |
| 一、实现农业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
| 二、集约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
| 三、农地流转的理论依据 |
| 四、农地流转的国际实践 |
| 五、农地流转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 六、循序渐进推进农地流转 |
| 七、逐步健全农地流转市场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9）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及影响路径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效果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政策效果 |
| 2.1.2 农业补贴政策 |
| 2.1.3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
| 2.1.4 我国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
| 2.2 农业补贴政策理论依据 |
| 2.2.1 弱质产业扶持理论 |
| 2.2.2 正外部性理论 |
| 2.2.3 工业反哺理论 |
| 2.2.4 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
| 2.2.5 多功能性理论 |
| 2.3 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分析 |
| 3.1 我国粮食生产补贴的历史变迁 |
| 3.1.1 补贴消费者阶段 |
| 3.1.2 粮价放开阶段 |
| 3.1.3 补贴流通环节阶段 |
| 3.1.4 粮食进入直接补贴阶段 |
| 3.2 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主要内容 |
| 3.2.1 陕西省粮食直补的内容 |
| 3.2.2 陕西省农资综合补贴内容 |
| 3.2.3 陕西省农机具购置补贴内容 |
| 3.2.4 陕西省良种补贴内容 |
| 3.2.5 陕西省农业“三项补贴”政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分析 |
| 4.1 AHP法分析优势 |
| 4.2 AHP法分析步骤 |
| 4.3 陕西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绩效评价 |
| 4.3.1 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 |
| 4.3.2 构造绩效评价的判断矩阵 |
| 4.3.3 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 |
| 4.3.4 样本描述 |
| 4.3.5 层次总排序 |
| 4.3.6 结果分析 |
| 4.4 省际粮食财政直补政策绩效评价 |
| 4.4.1 样本基本统计量 |
| 4.4.2 省际粮食财政直补政策绩效排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农户满意度分析 |
| 5.1 理论框架 |
| 5.1.1 收入补贴效果分析 |
| 5.1.2 生产补贴效果分析 |
| 5.1.3 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
| 5.2 研究方法 |
| 5.3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3.1 样本的基本情况 |
| 5.3.2 粮食补贴政策的种类 |
| 5.3.3 粮食补贴政策的目的分析 |
| 5.3.4 政府宣传渠道 |
| 5.3.5 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 5.4 变量定义及描述 |
| 5.5 满意度差异性分析 |
| 5.5.1 不同性别的满意度差异 |
| 5.5.2 不同年龄段的满意度差异 |
| 5.5.3 不同学历的满意度差异 |
| 5.5.4 是否有一技之长的满意度差异 |
| 5.5.5 外出打工便利性的满意度差异 |
| 5.5.6 有无种植非粮食经济作物的满意度差异 |
| 5.5.7 易受灾程度的满意度差异 |
| 5.5.8 政策了解度的满意度差异 |
| 5.5.9 目的性了解度的满意度差异 |
| 5.5.10 是否开展宣传的满意度差异 |
| 5.5.11 是否关注公示信息的满意度差异 |
| 5.5.12 是否及时到帐落实的满意度差异 |
| 5.5.13 补助金额与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
| 5.6 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陕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粮食安全效应 |
| 6.1 粮食安全概念界定 |
| 6.2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数量安全效应 |
| 6.2.1 粮食产量不断提升 |
| 6.2.2 农户粮食种植面积扩大 |
| 6.2.3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
| 6.3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粮食质量安全效应 |
| 6.3.1 农户粮食种植的良种采用 |
| 6.3.2 农户粮食种植要素投入的改善 |
| 6.4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决策及行为影响 |
| 6.4.1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影响农户粮食种植决策 |
| 6.4.2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影响农户粮食种植行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的影响路径 |
| 7.1 粮食直接补贴影响农户生产决策的机理 |
| 7.2 研究方法 |
| 7.2.1 变量测量 |
| 7.2.2 分析方法介绍 |
| 7.3 研究假设 |
| 7.4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7.4.1 满意度与了解度探索性因子分析 |
| 7.4.2 积极性探索性因子分析 |
| 7.4.3 粮食安全探索性因子分析 |
| 7.5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5.1 满意度与了解度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5.2 种粮积极性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5.3 粮食安全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6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 7.6.1 数据初步分析 |
| 7.6.2 模型构建 |
| 7.6.3 模型的拟合结果 |
| 7.6.4 中介效应分析 |
| 7.7 讨论与分析 |
| 7.7.1 满意度与种粮积极性的关系分析 |
| 7.7.2 了解度与种粮积极性的关系分析 |
| 7.7.3 满意度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分析 |
| 7.7.4 了解度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分析 |
| 7.7.5 积极性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分析 |
| 7.7.6 满意度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7.7 了解度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2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安全影响路径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解释与说明 |
| 一、两会 |
| 二、“两会”报道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研究 |
| 二、关于其他媒体“两会”报道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进路 |
| 一、理论与方法 |
| 二、分期依据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 注释 |
| 第二章 破局与尝试：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观念转变与业务改革 |
| 第三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稿源：从以新华社稿件为主到以“本报”稿件为主 |
| 二、定位：从宣传举国盛事到回归会议报道 |
| 三、形式：清除文革遗风,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 |
| 四、内容：从重人大到人大政协并重 |
| 第四节 1978-1989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代表委员：从先进群体到履职个体 |
| 二、分组审议：从一致同意热烈拥护到出现批评和质询 |
| 三、开放程度：从无到有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
| 四、会外群众：从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到提出意见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调整与回归：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保持稳定与深化改革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双重属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围绕主旋律组织报道 |
| 二、报道模式初步形成 |
| 三、报道形式不断创新 |
| 四、策划意识不断增强 |
| 第四节 1990-2000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日渐规范 |
| 二、“两会”会风：日趋务实开放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不断增强 |
| 四、“两会”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协商与对话：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以人为本与和谐蓝图 |
| 第二节 传媒业背景：信息公开与舆论监督 |
| 第三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 |
| 一、《两会特刊》的创办及扩版 |
| 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
| 三、报道内容的丰富与拓展 |
| 四、报道形式的创新 |
| 第四节 2001-2011年《人民日报》中的“两会” |
| 一、“两会”制度：凸显成效渐趋完善 |
| 二、“两会”会风：务实开放与时俱进 |
| 三、代表委员：责任意识增强履职能力提高 |
| 四、“两会”影响：与百姓更近与世界更近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媒介与民主：《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
| 一、“两会”职能的实现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二、会风开放务实高效关注民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三、代表委员履职意识增强能力提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四、公众关注和有序参与“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表征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两会”框架中“民主”话语体系变化 |
| 一、社会主义民主 |
|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
| 三、合流与统一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形成原因分析 |
| 一、角色定位 |
| 二、内容约束 |
| 三、社会情境 |
| 第四节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效果分析 |
| 一、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同观点 |
| 二、《人民日报》中看不到的“两会”场景 |
| 三、不同的民主理论及其不同的媒介期待 |
| 四、《人民日报》未来“两会”报道建议 |
| 小结 |
| 注释 |
| 结语：未完成的使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为了国泰民安——三项粮食政策出台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2]影像呈现与重构：新中国纪实影片研究（1949-1976） ——以传统文化观念为视角[D]. 马修伦. 上海大学, 2013(06)
- [3]清代宫殿版画研究 ——以《万寿盛典图》为中心[D]. 关链苗. 江南大学, 2020(01)
- [4]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D]. 连莲. 河南大学, 2020(02)
- [5]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演进与文化反思[D]. 常亮. 中国农业大学, 2016(08)
- [6]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D]. 黄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7]《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8]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研究[D]. 赵光南. 武汉大学, 2011(04)
- [9]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及影响路径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D]. 张彦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10)
- [10]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D]. 贺蕾. 复旦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