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延边分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庄迪[1]（2021）在《习近平关于青年人才培养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重要价值》文中研究指明
蒲唐平[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
肖雄[3]（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姜迪[4]（2021）在《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根植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调解一直是官方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甚至被置于高于正式司法审判的地位。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正是生发于这种法制传统根脉的一片崭新枝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及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和现实两种因素的所用: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自治模式、民间千百年来的“无讼”和“惧讼”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均对仍处于乡土社会中的陕甘宁边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在纠纷解决模式的设计和选择中不得不予以考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导致纠纷大量增加,这与边区本就孱弱的司法供给能力产生了极强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资源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注定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急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缓解社会治理压力。所以,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盘活根据地现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是采取社会团体、司法机关、政府、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引导人民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边区政府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了人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权力下沉中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这一对边区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精英,培育了众多的新式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新式精英取代了旧式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榜样的力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式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削弱了宗族组织和家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完成了边区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新式精英与新式基层组织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推动新式基层组织与新式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纠纷调解,极大地拓展了共产党在边区社会的治理空间,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最广泛覆盖,使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中最受众多学者关注的就是人民司法的象征—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调解中,马锡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缓解了法律理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客观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蕴含多重治理技术,拓展了司法的功能,它打破了司法审判的固有模式,其所表征的“身体在场”、“司法广场式”司法治理策略和理念,被作为典型树立起来。模范的塑造和符号资源的生产进一步塑造、凝结了司法认同,构筑了政治合法性。正式借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推广,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悄悄发起了一场心灵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立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司法模式的诞生。调解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弥补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纠纷冲突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改造边区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意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时代,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影响力仍在,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浙江永康的“龙山经验”,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大调解”,在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纠纷解决模式中仍然能够看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潜在影响。我们应充分挖掘其社会治理的精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
李智利[5]（2021）在《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革命性的理论品格,是一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和重要法宝。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深入研究发扬党的斗争精神问题,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发扬党的斗争精神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永葆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精神学说的坚持和传承,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关于永葆党的斗争精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实践的凝练和升华。立足新时代,着眼于新的国内外形势,充分发扬和践行党的斗争精神于党、人民、国家、民族乃至世界而言都有其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面临的多层次的困难与挑战对党的斗争精神的发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阻滞效应,严重妨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敢于斗争精神的传承和善于斗争能力的发挥。当前,为有效克服影响党的斗争精神发扬的阻滞因素,亟需从斗争的方向、意识、意志、艺术和能力等方面构建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的体系框架,为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夺取斗争的新胜利提供精神指引和行动指南。
赵子夜[6]（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张磊[7]（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提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任义天[8]（2021）在《新时代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新时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合力。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开展对于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助推新时代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过程中,高校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要阵地,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要论述进行概括总结,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论述脉络作为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系统性地分析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重要意义。然后,立足青海省多民族多宗教的省情,以青海师范大学和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运用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对两所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最后,针对在青海省高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过程中发现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可行性对策和建议。本论文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指出高校需要立足区域特色,不断推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改革创新和优化调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体制与机制,努力构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新格局。本研究强调要通过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来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曾毅[9]（2020）在《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上康区的核心区域。它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解放初,甘孜州仅有各类干部69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0余名。截止2019年,全州共有各类干部623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8800余名,藏族干部35800余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388亿元,是1950年的1142.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1元、12808元,分别是1950年的137.7倍和145.5倍;全州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2.2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7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民族理论和干部政策在甘孜州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运用,其干部队伍建设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州而言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以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较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体现了党的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干部政策优良传统。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和信息滞后等原因,目前对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碎片化特征,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干部政策为指导,把甘孜州干部队伍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切入,对甘孜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其自然环境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制约性,以及“治藏必先安康”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和把握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回顾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梳理总结解放初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等阶段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阶段性特征、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同时,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甘孜州干部队伍的现状调查,从干部队伍结构、履职和职业发展两个重要维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在民族结构、籍贯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为均衡,但在学历结构、专业学科结构、行政辖区分布结构、行政职级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干部队伍诸多结构因素中与发展稳定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集中反映出当前干部队伍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以及基层能力薄弱的问题。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继承弘扬“老甘孜精神”,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同时对当前较为突出的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丁凌[10]（2020）在《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年代的一次特殊行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吹响了抵御外敌入侵和反抗剥削压迫的冲锋号。虽然今天的我们已无法重回当年的时空环境,但是若有机会重走长征路,依然能够直观地感受长征的一些特点——“大多时候行走于民族地区”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的存在,才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进程,才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同时留下了可资借鉴与总结的民族政策完善与发展经验。基于此,本文从统战学的视角出发,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逻辑递进线路作为论文的结构指向,同时借鉴民族学、政治学中的相关知识,充分阐释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变化理路、基本内容、历史成效,进而总结其在总体定位、价值实现和创新发展三个方面的当今启示。其中,在阐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民族政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一定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只要中华民族多元互融的基本特点不变,民族政策就有存在的必然和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支撑;只要国内外情势有所变化发展,民族政策就有随之调整的方向;只要在此基础上有更加具体的目标与任务要求,民族政策就有细化的现实参考。而这三项因素又成为不断形塑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动力。简言之,上述因素决定了民族政策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外形”,即彼时的时空环境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紧接着对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变化理路的探究,实际上是呈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段是如何调适民族政策使其得到进阶式发展并与上述环境影响下的时代任务相契合的。本文依据长征时期所发布的民族政策相关文件及其内容,总结了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研究认为,战略转移的开始推动了在此之前民族理论的延续,同时也使此前的民族政策派上了用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突破性”进展。懋功会师后,党和军队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对前期的民族政策做了总结与调整,使其与中国革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对民族政策进行实践贯彻。红军北上后,《八一宣言》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研究了具体形势变化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同时将民族政策调整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相结合的新高度。这是民族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指导着民族政策朝向更加符合国内外情势和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方向变化完善,并成为突显民族政策作为统一战线领域政策供给的重要节点。上述前后相继、不断升华的民族政策发展脉络,不仅诠释了其质态与目标的变化,还为形成彼此相关却又作用不同的基本内容奠定了基础。自长征开始,频频出现敌对势力对党和军队的虚假宣传,而党和军队在长征之前尚未在民族地区充分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少数民族群众对真实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为了打消少数民族同胞的疑虑,红军宣传并执行了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等政策,建立了政治关联的通道。同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宣传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政策,使少数民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民族平等,由此增进了与各族群众的团结。当看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上的困难后,党针对土地没收与分配、工商业发展、税收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内容,虽然有些还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调整,但依然不影响少数民族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保障各族同胞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了制度化的组织方式并建立了一批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区域自治由此萌芽。毫无疑问,民族政策的质态与目标变化,基本内容的丰富,红军纪律严明的执行等,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还带来了不同角度的收获。从时代发展之维观察,表现在保存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壮大革命队伍、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个方面。从作为民族政策制定者的中国共产党之维来观察,其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有了深入、具体的了解,提高了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并由此奠定了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从少数民族作为民族政策受众方的维度观察,其对党的认同,对民主平等与互助发展信念的坚定正是民族政策既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现在时态,又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将来时态的具体表现。以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为切点,在体悟那段历史的过程中不难提炼很多规律性的内容。不管是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还是传承调查研究、政策宣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在长征中得到充分验证的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抑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有机统一,保证民族政策内容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等经验承继中实现民族政策的创新发展,都是通过民族政策来增进各族同胞的团结,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时代发展的有益做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立体、全面地开展上述研究,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嵌入式分析的方法,将具有辅证性质的纪实性故事,流传下来的歌谣、诗作,刻在板壁桥头的标语、口号等内容融入了正文中,尽可能地弥补目前成果中以纪念性、描述性研究居多这一不足;运用以内容变化为基础分时段展现民族政策进阶过程的方法,避免了单就某一区域、某一具体政策为研究出发点带来的碎片化现象;加之归纳对比、语句情境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在解析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力求讲清楚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民族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在不断的理论提升、实践突破与观点积累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内容、作用,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按照上述逻辑线路在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论证了历史文化因素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与形塑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说明了基本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指向,还细致分析了各主力军在民族政策实践层面事实上经历的阶段和各阶段的首创性内容,在挖掘材料的过程中整理了各主力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时间、对应地区和接触到的主要少数民族,以期进一步完善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为后续开展某项具体政策源流或少数民族地区红色基因与社会变迁等主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导引。与此同时,由上述过程去体会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到的长征的意义,了解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革命发展做出的贡献,感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的决心,不仅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知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为激发民族政策的价值与作用,使其在不断完善中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之路提供了借鉴参考。
二、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延边分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延边分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4）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沿革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二、抗日战争时期 |
| 三、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
| 一、边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 |
| 二、边区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
| 三、抗战前边区落后的社会文化 |
| 四、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文化的改造 |
| 五、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传统中国社会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萌芽 |
| 三、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形成 |
| 四、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类型 |
| 一、民间社会调解 |
| 二、群众团体调解 |
| 三、边区政府调解 |
| 四、司法机关调解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一、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二、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原则 |
| 一、尊重双方意愿 |
| 二、非诉讼前置程序 |
| 三、遵守政府法令、兼顾善良习惯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历史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
| 一、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模式的影响 |
| 二、传统“无讼”和“惧讼”观念的影响 |
| 三、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一、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增加 |
| 二、土地政策调整导致纠纷大量增加 |
| 三、婚姻制度变革导致社会失序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形式化不足 |
| 一、边区司法干部长期短缺 |
| 二、边区司法干部专业能力欠缺 |
| 三、诉讼程序不能满足边区民众的需要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推广 |
| 一、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的推广 |
| 二、边区领导人的推动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组织网络与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国民党基层社会的整合困境 |
|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的确立 |
| 二、国民党权力下沉及其内卷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动员的探索与新式调解权威 |
| 一、推进民主选举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
| 二、吸纳农民先进分子参与政权管理 |
| 三、开展社会教育植入新的政治理念 |
| 四、“内生型”精英与新式乡村调解人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
| 一、边区民众团体的政治基础 |
| 二、边区民众团体的规范发展 |
| 三、边区民众团体与社会组织化 |
| 第四节 调解组织网络的形成与治理功能 |
| 一、新式乡村精英、民众团体与调解的组织化 |
| 二、调解组织网络的治理功能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治理策略与权力技术 |
| 第一节 革命、婚姻与法律——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困局 |
| 一、陕甘宁边区建立前的封建婚姻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表达 |
| 三、陕甘宁边区婚姻治理的积极影响 |
| 四、婚姻治理中的革命理想与实践困局 |
| 第二节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婚姻治理中的司法调解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法环境 |
|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三、封捧儿婚姻案——婚姻治理实践的个案解析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与个别化的权力技术 |
| 一、塑造典型与符号资源的再生产 |
| 二、“身体”在场的司法治理 |
| 三、“司法广场”中的革命教化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一、国民党司法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困境 |
| 二、司法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司法新传统的形成 |
| 第六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精神血脉 |
| 第一节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必然性 |
| 二、坚持司法为民的核心理念 |
| 三、通过司法实践推进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培育新式乡村精英实现多元治理 |
| 一、“悬浮”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
| 二、新乡贤的理性塑造 |
| 三、纠纷解决中的新乡贤 |
| 第三节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
| 一、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 |
| 二、建立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调解组织网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及意义 |
| (一) 研究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的基本内涵 |
| (一) 党的斗争精神基本内涵的演进 |
| (二) 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的基本内涵 |
| 二、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永葆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精神的思想 |
| (二) 列宁关于永葆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精神的思想 |
| (三) 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关于永葆斗争精神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的必要性 |
| 一、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内在要求 |
| (一) 坚定全面从严治党决心信心的内在要求 |
| (二)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 |
| 二、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证 |
| (一)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根本保证 |
| (二)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根本保证 |
| 三、防范化解国内各种风险与挑战的现实需要 |
| (一) 化解国内各种风险的现实需要 |
| (二) 化解国内各种挑战的现实需要 |
|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
| (一) 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的必然选择 |
| (二) 克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阻力的必然选择 |
| 五、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 |
| (一) 抵制西方霸权主义的坚实保障 |
| (二) 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坚实保障 |
| 第三章 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的阻滞因素 |
| 一、生活条件的优越性产生的消极影响 |
| (一) 长期处于和平的环境对斗争精神发扬的影响 |
| (二) 生活条件的显着改善对斗争精神发扬的影响 |
| 二、市场经济的功利性构成的主要挑战 |
| (一) 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对斗争精神发扬的挑战 |
| (二) 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对斗争精神发扬的挑战 |
| 三、国内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引起的重大考验 |
| (一) 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对斗争精神发扬的考验 |
| (二) 维护稳定的艰巨任务对斗争精神发扬的考验 |
| 四、党内突出问题的严峻性造成的严重危害 |
| (一) “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斗争精神发扬的危害 |
| (二) “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对斗争精神发扬的危害 |
| 五、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带来的巨大冲击 |
| (一) 西方社会思潮的入侵对斗争精神发扬的冲击 |
| (二) 西方文化霸权的推行对斗争精神发扬的冲击 |
| 第四章 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的路径选择 |
| 一、提高政治意识,把准斗争方向 |
| (一)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
| (二)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
| (三) 坚定“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 |
| 二、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斗争意识 |
| (一)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 |
| (二) 加强对“四史”的学习 |
| (三) 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
| 三、勇于自我锻造,锤炼斗争意志 |
| (一) 培养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 |
| (二) 培养临危不乱的气魄 |
| (三) 培养长期斗争的毅力 |
| 四、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 |
| (一) 善于把握斗争形势 |
| (二) 善于掌握斗争规律 |
| (三) 善于调整斗争策略 |
| 五、加强实践淬炼,提升斗争能力 |
| (一) 在斗争实践中主动担当作为 |
| (二) 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
| (三) 在斗争实践中进行自我改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 4.3.1 思想改造 |
| 4.3.2 技能改造 |
| 4.3.3 形象改造 |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新时代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已具备的条件 |
| 四、研究特色和基本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习近平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根本遵循 |
| 第一节 习近平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二、列宁、斯大林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一、新思路——“中国梦”语境下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二、新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领域全面发展 |
| 三、新方法——多渠道、多途径和多形式创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
| 第三节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 |
| 一、继承性 |
| 二、创新性 |
| 三、时代性 |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一、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精神引领和行动指导 |
| 二、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和实践内容 |
| 三、开拓并创新了高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渠道和形式 |
|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
| 第二章 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
| 第一节 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一、青海省高校概况 |
| 二、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概况 |
| 第二节 本科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调查研究——以青海师范大学为例 |
| 一、青海师范大学基本情况 |
| 二、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问卷调查结果和分析 |
| 第三节 专科院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调查研究——以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 一、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基本情况 |
| 二、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问卷调查结果和分析 |
| 第三章 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制度和机制尚有不完善的方面 |
| 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师资力量和实际教学效果还需进一步加强 |
| 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渠道拓宽过程还存在不足 |
| 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运用网络资源与平台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
| 第二节 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产生的问题原因分析 |
| 一、青海省是多民族的欠发达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具有特殊性 |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宣传力度还不够 |
| 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拓展上仍存在不足 |
| 四、中华民族认同感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干扰 |
| 五、网络空间中涉民族问题负面言论对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产生一定消极的影响 |
| 第四章 新时代有效提升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途径探析 |
| 第一节 思想引领,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研究 |
| 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深化改革,把握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特色 |
| 一、加强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制度和机制建设 |
| 二、推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改革创新 |
| 第三节 多方协同,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谐氛围 |
| 一、高校形成和谐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学风 |
| 二、家庭形成和谐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家风 |
| 三、社会形成和谐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风 |
| 第四节 创新驱动,注重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与治理 |
| 一、开拓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网络新媒体途径 |
| 二、治理网络空间涉民族问题负面言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附录七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个人学术成果情况 |
（9）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两重性特点 |
| 一、自然环境的有利因素 |
| 二、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特点 |
| 一、政治历史沿革与民族人口结构 |
| 二、民族历史文化独特 |
| 三、“治藏必先安康”在“治边稳藏”战略中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甘孜州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干部队伍建设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生政权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造就第一代干部 |
| 二、民主改革为干部队伍建设增添新鲜血液 |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使用各民族干部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环境影响导致干部队伍建设滞后 |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曲折前进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历程及特点 |
| 第一节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迎来机遇与挑战 |
| 一、新时期发展与稳定为甘孜州工作定位 |
| 二、中央对涉藏地区实行差别化区域治理迎来干部队伍建设机遇 |
| 三、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对干部队伍的挑战 |
| 第二节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一、恢复党的干部政策确立“四化”标准 |
| 二、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提升干部专业能力 |
| 三、反对分裂维护稳定成为干部政治能力建设重要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干部队伍结构分析 |
| 一、干部队伍结构情况 |
| 二、干部队伍双向流动情况 |
| 三、干部队伍结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干部队伍履职与职业发展状况 |
| 一、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调查 |
| 二、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 |
| 一、干部队伍精神品质方面 |
| 二、干部队伍纪律作风方面 |
| 第二节 着力解决制约干部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 |
| 一、干部队伍建设中培养难的主要表现和对策 |
| 二、干部队伍留不住引进难的主要原因和对策 |
| 三、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问题和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清代选派官员和教师进藏办法及优惠待遇摘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总体评价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与新的探索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新的探索 |
| 五、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理论阐释 |
| 第一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 |
| 一、多民族共存互融的客观条件 |
| (一) 多民族共存是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必然存在的基本前提 |
| (二) 多民族互融是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内在支撑 |
| 二、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的影响 |
| (一) 外部环境的逼仄导引了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朝向 |
| (二) 内部救亡图存的曲折探索推动了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调适 |
| 三、战略转移的区域特点与现实需求 |
| (一) 少数民族地区是红军长征的途经之地 |
| (二) 民族政策是实现党和军队与各族同胞联系的纽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化理路 |
| 一、战略转移推动了长征之前民族政策的延续与突破 |
| (一) 战略转移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探索得以延续 |
| (二) 战略转移开始阶段的民族政策源于长征之前的探究成果 |
| (三) 战略转移为民族政策落地实施和相应突破提供了场域 |
| 二、懋功会师成为民族政策发展的转折点 |
| (一) 懋功会师后民族政策得以实现理论提升和观点补充 |
| (二) 懋功会师后民族政策得到深入贯彻与检验调适 |
| 三、瓦窑堡会议促使民族政策产生了新变化 |
| (一) 瓦窑堡会议开启了民族政策理论新高度的跨越 |
| (二) 瓦窑堡会议后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新发展与观点再积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建立并畅通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政治关联的渠道 |
| (一)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 (二) 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
| (三) 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 |
| 二、尊重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奠定民族团结的基础 |
| (一)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二)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
| (三) 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
| (四) 规范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
| 三、保障少数民族经济利益,摒除发展弊端 |
| (一) 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保障工人与商人的合理权益 |
| (二) 建立满足农民生产需求的土地没收与分配方案 |
| (三) 提出切实保障贫苦民众权益的合理纳税措施 |
| 四、维护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制度化组织方式 |
| (一) 传播民主自治观念 |
| (二) 探索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成效 |
| 一、服务于时代发展的中心任务 |
| (一) 保障长征胜利,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 |
| (二) 壮大革命力量,促使革命运动持续高涨 |
| (三) 团结共御外侮,少数民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完善民族政策的能力 |
| (一)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的成熟认知 |
| (二) 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复杂民族问题的水平 |
| (三) 奠定了长征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 |
| 三、推动了解放与发展的真理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 |
| (一) 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 |
| (二) 坚定了少数民族民主平等、团结互助的发展信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当代启示 |
| 一、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 |
| (一) 民族政策应围绕时代的中心任务来制定、实施和完成 |
| (二) 民族政策是统一战线领域不可或缺的政策供给 |
| 二、明确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 |
| (一) 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 |
| (二) 将政策宣传贯穿于政策执行的始终 |
| (三) 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 |
| 三、承继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指引 |
| (二) 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 |
| (三) 保证具体内容能够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延边分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青年人才培养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重要价值[D]. 庄迪. 延边大学, 2021
- [2]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D]. 蒲唐平. 西华大学, 2021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4]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D]. 姜迪.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时代发扬党的斗争精神研究[D]. 李智利. 扬州大学, 2021(09)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7]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新时代青海省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D]. 任义天. 青海师范大学, 2021
- [9]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D]. 曾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10]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D]. 丁凌. 山东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