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对“组织国防政府”口号态度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文铎[1]（2008）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中国政治史的演进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占有其他政治、社会力量所不能替代的位置,同时,中国政治舞台另一极不可忽视力量——中间势力,作为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三种力量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现代政治史的丰富画面,成为主宰中国政局发展的主要推进力量。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互作用,使得政局纷繁复杂,国共两党与中间势力之间的关系的分化组合成为左右政局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对抗战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探讨和分析,进而剖析出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异同,以及对政局走向的影响。本文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通过对前人着述的梳理,考察出这一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对国共两党九?一八事变后的中间势力政策进行考察,在对中共排斥政策、国民党镇压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两党这一时期中间势力政策的差异。第二章:考察华北事变后国共两党中间势力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开始修正中间势力理论;与中间势力携手共筑统一战线;联合逼迫国民党政府抗日对敌等政策。国民党限制的松动:部分参政机会的开放,容纳各派共同救国;开放抗日言论,取消部分民主限制;对左翼势力的民主活动进行镇压政策。通过对上述政策的考察,比较出此时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差异。第三章:对全面抗战时期的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出这一时期两党政策在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在总的发展方向上是进步的,但二者存在很大差别,即在对中间势力的地位认同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共对中间势力的政策是出于真诚合作,而国民党是权益利用之举。第四章:对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共与中间势力从联合参政到联合执政的转变以及帮助中间势力组织化等政策以及国民党由宽容到严格限制等政策进行评析,并对这一时期两党政策的异同进行比较。第五章:重点战略反攻阶段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着重考察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对自己命运前途评估的基础上而对中间势力采取的不同政策:即中共的加强统战,共同建国政策,国民党的限制与争取政策。进而比较出二者政策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政治取向以及主动团结与被迫争取的方式不同。第六章: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价,得出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启示。结语:对整个抗战时期两党中间势力的演进、各自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
房世刚[2]（2012）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认知与践行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国共两党的三民主义观及其践行三民主义的集中体现进行系统考察，深入思考国共两党三民主义观在抗战时期得以形成的原因，全方位比较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共性及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共双方知行三民主义给以历史的总结。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并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论述了国共双方在亡国灭种民族危机面前做出的利于中国团结抗战的诸多努力，阐明了三民主义成为两党再度合作关键因素的原因。第三部分，国民党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认知与践行。对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和抗战中后期对三民主义的认知进行历史的考察，并给予客观的评析，分析其落后的三民主义观形成的原因。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践行革命三民主义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进行分别的论析。第四部分，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与践行。在明确共产党研究三民主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全方位审视了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系统科学的认知，分析了共产党三民主义观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多重原因。同时，论析了共产党坚决彻底贯彻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革命三民主义原则的集中体现。第五部分，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比较。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相近性：都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都对三民主义采取重视态度，都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斗争的理论凭藉；其相异性具体表现在：三民主义继承发展立场异质，三民主义践行程度迥异，三民主义知行结果相异。第六部分：结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基本结论：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透视出强烈的政治性；国共两党对民族独立的践行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国共两党对民权、民生问题的处理影响了政党本身的合法性；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比照彰显了共产党对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性。
王雪超[3]（2013）在《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49）》文中认为中国青年党是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的一个重要党派,成立于五四后,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政党政治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拟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结合青年党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探讨青年党与民国政党政治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青年党“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是在没有形成现代化社会力量与新兴阶级力量的情况下,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的。这就决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缺乏一个社会主导力量。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潮流中,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也逐渐崩溃。缺乏社会主导力量与信仰危机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困境。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型政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摆脱了上述困境。由少年中国学会演变而来的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成为意识形态政党的典型代表。由于不同的现代国家建构设计与途径,这些政党之间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在复杂的分合演变中推动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1924-1927年,青年党与国共两党为争夺现代国家建构的领导角色,在意识形态、组织建设以及军事力量方面展开竞争,最终国民党暂时取得领导者角色,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中国政党政治由此进入下一阶段。1928—1937年,青年党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国民党的压迫与青年党内部高层的斗争,特别是军事力量培植的功亏一篑,导致青年党不得不进行政党转型——放弃革命而改走宪政,即被迫放弃现代民族国家领导角色的竞争,转而与国民党合作,通过国民党设计的合法平台参与中国民主国家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在遭遇挫折后,逐渐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与国民党竞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的最有力对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框架的中国政党政治格局基本形成。1937—1945年,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青年党改善与国共两党关系,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参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一方面继续以国防参议会及后的国民参政会等合法平台,掀起国统区的两次宪政运动,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国家的建构。在此过程中,青年党与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并肩作战,在国共之外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即第三方面,中国政党政治由此继续演进,形成了以国共为主、第三方面并存的新格局。1945—1949年,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问题。此时,国共两党成为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的强势竞争对手,第三方面则成为影响国共孰胜孰负的一个重要政治变量。此时,青年党在组织分裂与国民党分化策略的影响下,逐渐脱离第三方面。内战爆发后,在非国即共的政治抉择面前,青年党出于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考量,投奔国民党,企图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实现自己的现代国家建构理想。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新的领导者,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新格局。国民党则失去大陆政权,青年党也只能以政治出局的命运结束了自己在大陆的历史。现代国家建构包含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两个维度,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逻辑即在优先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国家建构的关系,争取做到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因此,以群体出现的中国政党必须在首先争取成为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同时要处理好现代国家建构两个维度的关系。纵观青年党的发展演变历程,由于意识形态凝聚力不够、组织动员能力不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军事力量培植的功亏一篑,导致其失去了竞争现代国家建构领导角色的地位。无法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领导者,不仅意味着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设计无从实现,就是其民主国家建构的设计也失去了依托空间。因此,青年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命运,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发展逻辑合理推进的结果。同样,该逻辑同样可以解释国共两党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命运。推而广之,民国政党政治演进也是该逻辑支配下的合理产物。
李艳红[4]（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认为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张伟军[5]（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孙明增[6]（2016）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是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它制定入党条件的目的,就是筛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入党条件,切实提高党员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入党条件的研究,不能充分展现入党条件变迁的整个过程。所以,本文把中共入党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入党条件变迁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总结历史启示。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入党条件提供了思想内核。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入党条件问题在他们视野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入党条件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入党条件问题的一般原则。列宁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苏俄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入党条件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修改入党条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1921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入党条件作了基本规定。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做官就可入党。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入党的五条标准。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第六章至第七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严格入党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开始将存在剥削行为的人清除出党,重点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申请入党的对象不能存在剥削行为,必须是成分好的。1956年9月,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剥削他人劳动”者不得入党。“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条件“唯成分论”倾向死灰复燃。九大党章把上中农和中农排除在申请入党的对象之外。十大党章沿袭九大的规定,仍然强调“唯成分论”。而且实际发展党员工作中,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第八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入党条件上逐渐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入党资格。1982年9月,十二大党章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资格,提出了党员的基本要求,并在党员义务中补充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02年11月,十六大党章在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截至201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了8779.3万名。第九章是总结和启示。回顾中共入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的启示。一方面,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入党条件应该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入党条件应该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陈登[7]（2012）在《国共两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最根本原因,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始终以理论创新为主线,贯穿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全文共五章。第一章,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文章认为：中日矛盾迅速上升、英美对华政策转变、苏联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支持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确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提出的国际背景；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面抗战的爆发的推动,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的国内背景。第二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历程。文章以恩格斯的话和《八一宣言》的发表、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宣言的发表、武汉失守、抗战胜利、全面内战爆发等典型历史事件为依据,将第二次国共合作划分为酝酿准备、形成确立、密切合作、曲折发展和分化破裂五个阶段。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文章从有关政治合作、军事合作、组织合作的主张入手进行了分类梳理。认为：坚持制定共同纲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共分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在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配合正面战场抗战；坚持游击战方针,实行持久战；坚持团结抗日,反对摩擦分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障军队的合法地位。在组织上：建立共同纲领,成立民族革命联盟；通过党内合作,密切两党联系；召开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第四章,中国国民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文章从有关政治合作、军事合作、组织合作的主张入手进行了归纳整理。认为：坚持共同抗日,实施“有限度”合作；坚持片面抗战路线,限制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坚持消极抗日,实施积极反共；坚持内战独裁,维护一党专政是政治上的主张。在军事上：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国共分工协作抗战；坚持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反对军事民主；坚持防共限共溶共反共,蓄意制造摩擦分裂事端；坚持军队国家化,否认人民军队的合法权。在组织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共同纲领；坚持一党独大,企图实现溶共；坚持专制独裁,反对和平建国。第五章,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合作主张的异同。认为,在政治主张上,两党在对日态度、处理两党关系、战后建国方针上存在巨大分歧；在军事主张上,两党在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军事路线上、抗日人民武装的领导权归属和持久战与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上存在巨大分歧；在组织上,两党主张分歧主要体现在合作纲领、合作形式和合作的机构上。结语部分对国共两党在二次合作中这种既联合又斗争,既分化又合作,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复杂现象,展开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得出五点启示：一是任何一项政策主张的提出和实践,必须始终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和原则；二是搁置争议,保持沟通,通过接触和谈判来逐步化解分歧；三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应对处理复杂局面问题的能力是确保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前提；四是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不墨守成规,善于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及时调整政策策略；五是党际之间交往要保持平等相等,互相尊重彼此的关切和利益。
吴九占,杨建忠[8]（1997）在《论“八·一三事变”前国共两党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成因》文中研究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关系的变化、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国共两党在对日政策问题上均提出了自己相应的主张。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国共两党此间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成因作了探讨。
尚方超[9]（2018）在《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各种外来因素对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国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政党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成为解决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近代政党,以极强的使命自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改变国家命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共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旗,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而重视报纸,特别是充分发挥党报的功能,是中共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途径。报纸,自近代以来,就成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舆论平台,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十分重视报纸。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结合日本侵华的时代环境和全国联合抗日的社会需要,发展了自身的报纸舆论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和颇具特色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是其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合法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自创办伊始,《新华日报》就致力于成为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被誉为“新华军”。在中共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方面,《新华日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是《新华日报》上最具思想价值和理论力量的内容,是《新华日报》发挥抗战动员作用的重要阵地。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寄予了厚望,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负责同志,不仅作为“把关人”审阅和修改社论,而且亲自撰写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呈现出了初始形态、完整形态、最终形态三种不同的生态,数量达到了两千余篇,涉及国际国内的不少重要话题,在时间、类型、主题、性质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体现了中共将抗日置于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的使命自觉,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方略。社论对国内的悲观失望风气和妥协投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内部反战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宣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团结抗日;社论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对中共主张的民主自由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为抗战动员提供民主自由的政治保障。《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宣传,树立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共的话语权,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一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是《新华日报》社论在抗战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抗战力量与日本法西斯是相互对立的两元,并且前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后者是侵略者,是罪恶的。正义与罪恶的设定,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重要内核。凡是加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政府、军队、人民等,都是正义的;凡是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汉奸卖国贼等,都是罪恶的。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凡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风气、悲观心理都是必须禁止的。《新华日报》社论,直接宣告了与日本法西斯的对立,紧扣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为国人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为了坚守《新华日报》社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共进行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围绕《新华日报》社论,国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国民党视域中,《新华日报》的诸多社论,系“不妥”言论,或是造谣诽谤,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失之偏颇,或是妨碍大局。为此,国民党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对社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压。在共产党的视域中,《新华日报》社论符合新闻自由的精神和言论报国的宗旨。因此,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围绕《新华日报》社论的博弈,展现了国共双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利益关切。同时,这些关于社论的斗争,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民族利益之下,在国家命运面前,如何巧妙处理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第二,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纠偏。《新华日报》社论倾注了撰写者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管理者对复杂局势把握不准、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等原因,难免出现一些偏谬。中共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社论呈现的舆论动向,通过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的方向,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对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绳愆纠谬。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华日报》社论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全局性、指导性、权威性、时宜性、战斗性。不可否认,《新华日报》的部分社论在舆论方向、出版标准、宣传尺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综合来说,《新华日报》社论阐述了报纸的宗旨理念,对新闻事业有重大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构建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指明了国人的前进方向,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打击了不利的抗战因素,凝聚了全国的抗战力量。《新华日报》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彰显了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深远意义。民族、政党与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命题。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对象进行专题考察,从文本史料、报刊舆论、新闻评论、党派话语、抗战动员等多重维度进行深描研究,是探讨这一命题的有益尝试。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社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抗战动员,宣传了自身的抗战主张,塑造了自身的抗战形象,反映了战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其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和十分强烈的政党使命自觉。所有这些,都集中展现了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在现今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赵海军[10]（2017）在《中国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研究 ——以1935-1945年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35年到1945年国民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为研究对象,梳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至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0年间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历程。在对各类文献材料进行系统整理与筛选的基础上,将国民政府在这10年中内政改革、对中共的态度转变、对日政策、与英美苏的关系等脉络基本呈现出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本文对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并且对其政策转变的原因、后果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由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阐述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中共政策的转变。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敌对到联共抗日再到反共抗日的变化。第二章论述了这10年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政治上始终贯彻国民党一党专政及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从改革国民党党务入手,大力宣传国民党理论基础、壮大党员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了在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同时减少来自民众的阻力,国民政府做起了表面功夫,从形式上向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屡次提出召开民意大会、加强地方自治,但都流于表面,从未真正的落实民主与宪政。在经济上,为了适应抗战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国民政府逐渐向统制经济的方向发展,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的调度,并且为了避免重要的经济来源惨遭敌手,将华东、华北等地的工厂大量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济实力。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不可控制的发展,加强了对学校、社会的思想控制,实行政教合一的教育政策。同时,将高等学府内迁大后方的做法为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态度的转变。华北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并未真正意识到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因此采取忍耐和妥协的态度。然而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政府渐渐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西安事变可以说是推动国民政府走向抗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履行事变和平解决的承诺,但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坚决态度却是在亡国灭种之绝境的最后图存,此后国民政府抗日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四章呈现了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抗战初期,日本的侵华行为并未引起英美等国的足够重视,因此普遍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国民政府依靠欧美对抗日本的希望破灭,与中国同仇敌忾的苏联成为孤立的中国唯一的外交选择,因此国民政府加强了与苏联的往来,而且也从苏联处得到了重要的援助。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英美开始逐渐插手中日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正式对日宣战,此举也让国民政府欢欣鼓舞,义无反顾地追随英美谋求最终的胜利。第五章分析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转变的原因。前期由“攘外安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是在多种原因、多方努力的共同之下的结果,而后期再次走上反共抗日的立场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第六章对国民政府多变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前期走向联共抗日有助于中国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使得国共两党都取得了发展和壮大,但即使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国民党也从未真正放弃过反共的立场,这也为后来再次走向反共埋下了伏笔。总之,从1935年开始,尤其是国民党五大的召开,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变化,并且逐步实现了由反共到联共、由不抵抗到抗日的重大转变。然而,国民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是缓慢的、递进的,也经历了国共双方激烈的博弈。联共抗日是日本威胁到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局势之下的被迫选择,伴随着抗日大业的推进,伴随着抗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国民政府对日、对中共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一面坚持抗日,一面积极反共。从1935年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转变对日妥协态度,到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抗日战争胜利,10年间国民党召开了十余次中央全会,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态度也伴随着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而发生转变。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法理上的权威性,作为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委员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中央常务委员的选举、中央各部会的组织与人选的决定、地方党务人员的选派、党费筹措与支配、各项党务工作和施政绩效的检讨与改进等诸多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因此,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央全会对其下一步的阶段的工作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其制定的各项政策,有利于加深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中日关系的理解。本文拟从国民党五大到六大这十二次会议的角度,分析这10年间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演变进程。
二、“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对“组织国防政府”口号态度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对“组织国防政府”口号态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一章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中间势力的排斥政策（1931－1935） |
| 一、共产党的排拒政策 |
| （一） 排拒在革命阵营之外 |
| （二） 加大宣传力度驳斥中间势力政治主张 |
| （三） 同情与支持左翼阶层的正义之举 |
| 二、国民党的严厉镇压限制政策 |
| （一） 加强独裁统治剥夺中间势力政治活动空间 |
| （二） 采取两手政策 |
| （三） 实行严格舆论控制禁止不同声音 |
| 三、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差异 |
| （一） 目的不同 |
| （二） 手段不同 |
| （三） 本质不同 |
| 第二章 华北事变后国共两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调整（1935-1937） |
| 一、共产党携手中间势力共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一） 修正对中间势力的认知 |
| （二） 携手共筑统一战线 |
| （三） 联合逼迫国民党政府抗日对敌 |
| 二、国民党对中间势力限制的松动 |
| （一） 开放部分参政机会容纳各派共同救国 |
| （二） 保障中间势力的基本权力取消部分民主限制 |
| （三） 对左翼势力的民主活动进行镇压 |
| 三、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 |
| （一） 主动程度不同 |
| （二） 在“质”和“量”上存在差异 |
| （三） 对中间势力重视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爆发时期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1937－1938） |
| 一、同盟抗战——共产党的中间势力政策 |
| （一） 携手共赴国难 |
| （二） 联手推进民主政治 |
| （三） 联合维护坚固统一战线 |
| 二、相对宽容的政策——国民党的中间势力政策 |
| （一） 从松动到相对宽容 |
| （二） 集中全国才智共谋国是 |
| （三） 宽容之下却又限制种种 |
| 三、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异同 |
| （一） 抗日同为国共两党此间政策的主要基点 |
| （二） 地位认同的差异 |
| （三） 真诚合作与利用之举 |
| 第四章 抗战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1938－1944） |
| 一、联合执政——中国共产党此间中间势力政策 |
| （一） 支持和帮助中间势力组织化进程 |
| （二） 抗日根据地内联合执政的尝试 |
| （三） 加强统战工作对抗国民党反民主浪潮 |
| 二、由宽容到严格限制——国民党此间的中间势力政策 |
| （一） 推行全国党化对抗中间势力的组织化 |
| （二） 制造宪政骗局敷衍中间势力民主诉求 |
| （三） 审查言论限制中间势力的正常活动 |
| 三、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 |
| （一） 执政与议政的差异 |
| （二） 相互支持与相互敌视 |
| （三） 真诚帮助与严格限制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前夜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1944－1945） |
| 一、加强统战工作联合建国——中共此间的中间势力政策 |
| （一） 联合建国运动的展开 |
| （二） 加强了解增进互信 |
| 二、限制与争取——国民党此间的中间势力政策 |
| （一） 允诺召开国民大会应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诉求 |
| （二） 借口还政于民抵制宪政 |
| （三） 拉拢中间势力对抗中共 |
| 三、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比较 |
| （一） 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政治取向不同 |
| （二） 主动团结与被迫争取的方式不同 |
| 第六章 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整体评价与历史启示 |
| 一、两党政策的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中间势力政策评价 |
| （二） 中国国民党中间势力政策评价 |
| 二、历史启示 |
| （一） 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是正确处理与中间势力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
| （二） 真诚互信是协调好与中间势力关系的根本保证 |
| （三） 长期合作共同发展是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参阅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认知与践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及主要观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历史背景 |
| 一、 日本侵华造成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
| 二、 国共两党应对民族危机的政策调整与秘密接触 |
| （一） 国民党应对民族危机的政策调整 |
| （二） 共产党应对民族危机的政策调整 |
| （三）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
| 三、 三民主义适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需要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与践行 |
| 一、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 |
| （一） 重拾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
| （二） 抬高美化三民主义的政治图谋 |
| （三） 违背三民主义的时代精神 |
| （四） 国民党落后三民主义观形成的深层原因 |
| 二、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践行 |
| （一） 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积极践行 |
| （二） 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消极践行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与践行 |
| 一、 抗战时期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 |
| （一） 表明拥护奉行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态度 |
| （二） 阐明真三民主义及其坚持者的评判标准 |
| （三） 阐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辩证关系 |
| （四） 划分三民主义发展的新旧阶段 |
| （五） 抗战时期共产党科学三民主义观形成的原因 |
| 二、 抗战时期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践行 |
| （一） 共产党对“民族独立”的努力与坚定 |
| （二） 共产党对“民主自由”的贯彻和推动 |
| （三） 共产党对民众生活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比较 |
| 一、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相近性 |
| （一） 都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 |
| （二） 都对三民主义采取重视态度 |
| （三） 都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斗争的凭藉 |
| 二、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相异性 |
| （一） 三民主义继承发展立场异质 |
| （二） 三民主义践行程度迥异 |
| （三） 三民主义践行结果相异 |
| 结语 |
| 一、 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的认知透视出强烈的政治性 |
| 二、 国共两党对民族独立的践行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必然性 |
| 三、 国共两党对民权、民生问题的处理影响了政党本身的合法性 |
| 四、 国共两党知行三民主义的比照彰显了共产党对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危机”与“新生”：中国青年党之创建 |
| 第一节 危机、新况——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危机与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觉醒 |
|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逻辑 |
|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困境 |
| 三、意识形态型政党产生的“人”因素——五四知识分子 |
| 第二节 主义之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矛盾初显 |
| 一、松散的学生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
| 二、主义之争渐起 |
| 三、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与分裂 |
| 第三节 组党抗共——巴黎建党与青、共之争 |
| 一、青年党的创建 |
| 二、青、共早期的“战与合” |
| 第二章 “崛起”与“扩张”：与国共起竞争(1924—1927) |
| 第一节 “醒狮呐吼”——与国共意识形态“交锋” |
| 一、论战硝烟 |
| 二、青、共正式决裂 |
| 第二节 “谁有青年,谁有将来”——与国共的组织发展之争 |
| 一、社、团纷立 |
| 二、争夺“学权” |
| 三、组织系统的初步建构 |
| 第三节 “军事谋略”——军阀与青年党的“武装梦” |
| 一、青年党对“军阀”初始观感 |
| 二、生存危机下的“军阀策略” |
| 第三章 “外压”与“内乱”：危机中的政党转型(1928—1937) |
| 第一节 外压渐重——国民党“党治”与青年党反“党治” |
| 一、青、国两党的短暂蜜月 |
| 二、新革命党计划 |
| 三、公开反“党治” |
| 第二节 乱起萧墙——青年党的内部矛盾与党务停顿 |
| 一、组织发展的“小春天” |
| 二、东北“自立”计划 |
| 三、内讧与党务停顿 |
| 第三节 政党转型——放弃革命,改走宪政 |
| 一、反党治,倡宪政 |
| 二、联络国民党 |
| 第四章 “抗战”与“宪政”：抗战中的左右逢源(1937—1945) |
| 第一节 共御外侮——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再调整 |
| 一、拥蒋抗战 |
| 二、青年党的“有限合法”地位 |
| 三、接近中共 |
| 第二节 投机面相——相持阶段的两面适应与三方布置 |
| 一、抗战后的时局转变 |
| 二、附逆汪伪 |
| 三、立足川康 |
| 第三节 民主先锋——宪政运动中的青年党 |
| 一、“宪政”潮起(1939—1940) |
| 二、由“单干”到“并肩作战”(1940—1944) |
| 三、意在政权：推动第二波“宪政潮” |
| 第五章 “希望”与“失意”：宪政梦与政治出局(1945—1949) |
| 第一节 “走向分裂”——战后青年党的发展与隐患 |
| 一、隐患成显疾：组织分裂 |
| 二、与民盟渐行渐远 |
| 第二节 “新局旧梦”——1946年政协会议中青年党的政党政治诉求 |
| 一、名额“风波” |
| 二、青年党的政党政治诉求 |
| 三、中立中的“动摇” |
| 第三节 “黯然落幕”——青年党的政治抉择与退场 |
| 一、内战爆发后的窘境 |
| 二、宪政心不灭：参加行宪“国民大会”和国民政府改组 |
| 三、“行宪国大”的权位分配纠纷 |
| 四、颓势难挽：青年党的政治退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专门以入党条件为对象的研究 |
| （二）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研究 |
| （三）关于党员标准与发展对象的研究 |
| （四）关于党员条件的研究 |
| （五）关于党员成分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材料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表现必须符合共产主义 |
| （二）制定入党条件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
| （三）革命视角下各个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 |
| （四）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问题 |
| 二、列宁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凡入党者必须对党思想上认同、物质上支持、组织上服从 |
| （二）欢迎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入党 |
| （三）列宁对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和对策 |
| （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同其他阶层联盟中的领导权 |
| 第二章 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 一、中共入党条件的影响因素 |
| 二、建党前夕几乎“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
| 三、中共一大：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 四、从广州会议到西湖会议：“不跨党”逐渐取消 |
| 五、党员发展状况与入党条件中党员成分问题 |
| 第三章 有阶级觉悟且忠于革命者可以入党 |
| 一、取消不跨党限制，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
| 二、吸收工农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中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 |
| 三、吸收社会一切革命分子，扩大自己的党为群众的党 |
| 四、国共联合战线的危机和对工农等群众运动的压制 |
| 五、入党条件与党员发展状况 |
| 第四章 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 |
| 一、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归为“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化” |
| 二、八七会议:党的灵魂和躯壳都要换 |
| 三、白区：党员要工农化，排斥、反对知识分子入党 |
| 四、苏区：吸收革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入党，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 |
| 五、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政策下党员队伍发展状况 |
| 第五章 愿为党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入党的主要条件 |
| 一、瓦窑堡会议：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都可加入共产党 |
| 二、党内关于民族革命领导权的争论与解决 |
| 三、抗战初期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任务下发展党员工作的多途径展开 |
| 四、大力发展党组织之后对党的审查和整顿 |
| 五、“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
| 六、党的七大正确处理了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关系：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 |
| 第六章 入党积极分子要成分好且不能存在剥削行为 |
| 一、将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清除党内，重点吸收工人入党 |
| 二、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成分好，不能剥削他人劳动 |
| 三、中共八大：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能入党 |
| 四、反右派斗争扩大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变化 |
| 五、重新登记党员工作的十大标准 |
| 第七章 大量吸收造反派分子 |
| 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
| 二、“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酝酿“整党建党” |
| 三、整党建党的典型：“六厂二校”的“一学二批三吐四纳” |
| 四、“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
| 第八章 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入党资格 |
| 一、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定位和政策调整 |
| 二、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 |
| 三、向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打开党的大门 |
| 四、十八大以来：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
| 第九章 总结与启示 |
| 一、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入党条件的认识构成入党条件的思想内核 |
| （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动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宏观背景 |
| （三）中国国情是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直接的客观因素 |
| （四）党的政治路线成入党条件变迁的重要政治因素 |
| 二、中共入党条件的历史演变的启示 |
| （一）入党条件应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 |
| （二）入党条件要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 |
| （三）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国共两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价值和意义 |
| (二) 学术研究概览 |
| (三)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
|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提出的国际背景 |
| (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提出的国内背景 |
|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历程 |
|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历程研究的借鉴 |
| (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 |
| 三、共产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
| (一) 共产党对政治合作的主张 |
| (二) 共产党对军事合作的主张 |
| (三) 共产党对组织合作的主张 |
| 四、国民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
| (一) 国民党对政治合作的主张 |
| (二) 国民党对军事合作的主张 |
| (三) 国民党对组织合作的主张 |
| 五、国共两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的异同 |
| (一) 国共两党对政治合作主张的异同 |
| (二) 国共两党对军事合作主张的异同 |
| (三) 国共两党对组织合作主张的异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一)相关研究 |
| (二)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旨趣 |
| (一)问题意识 |
| (二)重点难点 |
| (三)方法支撑 |
| (四)学术创新 |
| 四、观察维度 |
| (一)文本史料维度 |
| (二)报刊舆论维度 |
| (三)新闻评论维度 |
| (四)党派话语维度 |
| (五)抗战动员维度 |
| 五、概念界定 |
| (一)社论、社评与社说 |
| (二)专论、代论与来论 |
| (三)《新华日报》版本界定 |
| 第一章 时代使命:《新华日报》之诞生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与实践 |
| (一)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 |
| (二)中共对报纸工作的动员 |
| (三)中共对报纸社论的重视 |
| 二、《新华日报》诞生的社会环境 |
| (一)心理基础: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 |
| (二)舆论氛围:国内普遍要求抗战动员的呼声 |
| (三)抗战大局:国共合作后中共合法地位的获得 |
| 三、《新华日报》诞生的历史过程 |
| (一)《新华日报》的创办过程 |
| (二)《新华日报》的宗旨愿景 |
| (三)《新华日报》的舆论反响 |
| 第二章 良工苦心:《新华日报》社论之创作 |
| 一、社论的创作群体 |
| (一)群体组成 |
| (二)群体特征 |
| 二、社论的产生过程 |
| (一)初始形态 |
| (二)完整形态 |
| (三)最终形态 |
| 三、社论的内容分析 |
| (一)社论时间 |
| (二)社论类型 |
| (三)社论主题 |
| (四)社论性质 |
| 第三章 党派话语:《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之宣传 |
| 一、中共对自身抗战使命的认知 |
| (一)将抗日置于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 |
| (二)对共产党员提出严格要求 |
| (三)在抗战中推动中共最高目标的实现 |
| 二、《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体现 |
| (一)社论与“持久抗战” |
| (二)社论与“统一战线” |
| (三)社论与“民主自由” |
| 第四章 形象塑造:《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之建构 |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二元对立宣传模式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二元对立模式的内涵 |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必然性 |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实现 |
| (一)宣告与日本根本对立,确定宣传基调 |
| (二)报道日军的野蛮暴行,激发民族情绪 |
| (三)揭露日本的统治危机,树立抗战信心 |
| (四)描述国人的悲惨生活,刺激大众心理 |
| (五)宣示反对投降和倒退,打击民族败类 |
| 第五章 利益关切:国共双方围绕《新华日报》社论之斗争 |
| 一、国民党视域:新闻检查机构“检查”下的社论 |
| (一)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社论的关注 |
| (二)因“不妥”言论“被检”的社论 |
| (三)1942年“违检”社论统计分析 |
| (四)“违检”社论反映国民党利益关切 |
| 二、共产党视域:合作斗争背景下的社论 |
| (一)对办报环境的认知——经营者的体验 |
| (二)一份传单中的社论——经营者的声诉 |
| (三)复杂局势中的斗争——经营者的反抗 |
| 第六章 绳愆纠谬: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之纠偏 |
| 一、社论出现偏谬之原因 |
| (一)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 |
| (二)管理者——复杂局势把握困难 |
| (三)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 |
| 二、中共对社论纠偏之措施 |
| (一)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 |
| (二)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方向 |
| (三)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 |
| 第七章 综合评析: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 |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时代特征 |
| (一)全局性 |
| (二)指导性 |
| (三)权威性 |
| (四)时宜性 |
| (五)战斗性 |
| (六)局限性 |
| 二、《新华日报》社论的历史意义 |
| (一)阐述报纸宗旨理念,推进中国新闻事业 |
| (二)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构建中共抗战形象 |
| (三)指明国人前进方向,汇聚全国先进力量 |
| (四)打击不利抗战因素,推动中国抗战进程 |
| 三、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 |
| (一)民族心理的养成 |
| (二)核心价值的汇聚 |
| (三)中流砥柱的体现 |
| (四)政党使命的自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中国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研究 ——以1935-1945年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中共政策的转变 |
| 一、由“攘外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的转变 |
| 二、由“联共抗日”向积极反共转变 |
| 第二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的对内改革 |
| 一、政治方面 |
| (一) 调整政府结构,强化蒋介石个人独裁 |
| (二) 加强党务建设 |
| (三) 从形式上向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 |
| 二、经济方面 |
| 三、教育方面 |
| (一) 加强对学校的控制 |
| (二) 政教合一的体制 |
| (三) 抢救教育资源 |
| 第三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隐忍妥协期 |
| 二、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
| 三、态度坚决,联共抗日 |
| 四、坚持抗日,以战谋和 |
| 五、与盟国联合,抗击日本 |
| 第四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美英苏政策的转变 |
| 一、加强中苏关系,争取苏联援助 |
| 二、全面发展同美英苏的关系 |
| 三、与盟国联合抗战 |
| 第五章 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转变的原因 |
| 一、由“攘外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的原因 |
| (一) 日本的侵华暴行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 |
| (二) 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三) 国民党内部反蒋抗日的势力日渐强大 |
| (四) 国际势力对日态度渐趋强硬 |
| (五) 全国人民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 |
| 二、从“联共抗日”到“反共抗日”的转变原因 |
| (一) 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 |
| (二) 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它对中共的根本态度 |
| (三) 美国日益明显的扶蒋政策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共气焰 |
| 第六章 对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转变的评价 |
| 一、由“攘外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 |
| (一)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 (二) 国共两党通过抗战不断发展壮大 |
| (三)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 |
| (四) 转变过程中的往复善变为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埋下伏笔 |
| 二、由“联共抗日”向“反共抗日”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件:组织系统表 |
四、“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对“组织国防政府”口号态度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研究[D]. 赵文铎. 东北师范大学, 2008(05)
- [2]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认知与践行的研究[D]. 房世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3]民国政治中的中国青年党（1923-149）[D]. 王雪超. 南开大学, 2013(07)
- [4]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6]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D]. 孙明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7]国共两党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的比较研究[D]. 陈登. 西南大学, 2012(10)
- [8]论“八·一三事变”前国共两党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成因[J]. 吴九占,杨建忠. 许昌师专学报, 1997(01)
- [9]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D]. 尚方超. 河南大学, 2018(12)
- [10]中国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内外政策研究 ——以1935-1945年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为视角[D]. 赵海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