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国有商业银行目标取向的二元性(论文文献综述)
张克俊,唐新[1](2019)在《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与统一建设取向》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市场随着整个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从无到有,从严重扭曲到逐步纠正,已经形成了结构较为完整、功能比较健全的要素市场体系,但是我国要素市场化发育过程中仍具有显着的城乡二元性特征,这种二元性虽然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亦是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破解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必须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为重点,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关键,以深化改革为手段,以消除价格扭曲为核心,以优化农村环境为支撑,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效率的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刘政[2](2019)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与国际贸易规则不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其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在国际投资规则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因此成为研究国际投资规则的良好对象。由于中美之间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所以研究美国BIT及其最新的2012范本对于中国同美国谈判和中国适应、参与制定、乃至主导国际投资规则具有一定的意义。双边投资协定不仅仅是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它还反映了一国对吸收外国投资和本国对外投资的态度,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服务于经济战略。因此,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去研究BIT,可以从整体上系统的认识它,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经济战略是一国关于经济的总的方针,包括战略的目标和战略的实施方式两个方面。按照简单也即最优设想,经济战略的目标似乎应是最大化本国整体的经济利益,也就是经济战略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但是由于不同群体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影响程度不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一国经济战略的目标更可能具有二元性,即该国经济战略有两个出发点。美国经济战略的二元性尤其鲜明,因为资本力量异常强大,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从而使国家行为优先满足资本(资产阶级)利益,其次才是兼顾国家整体利益。正因如此,美国创造条件使资本流动到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也造成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发生过数次转变。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是“内生型”的方式,即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活动获取利益。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转变为“外向型”,不再单纯依靠国内生产,而是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将生产环节转移或外包出去,自身占据价值链的高端部分,从外部获取利益。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更是依靠美元世界货币地位,通过操纵自身货币政策造成它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利用波动攫取利益,掠夺它国的存量财富。此时的美国已从增量财富创造者转变为存量财富掠夺者。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之一是对外投资,如果不能对外投资,就无法从外部获取利益。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工具来方便资本自由进出它国、保障在外资产的安全,并帮助美国资本扬长避短,限制竞争对手。这是美国经济战略赋予BIT的使命,为此美国先后制定了数个BIT范本,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现实需要进行修改,并以此为基础同它国谈判。例如最新的BIT2012范本对投资便利程度和保护力度的要求非常高,还包含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内容。由于签约对象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所以最终协定和范本几无差异,主要体现美国的意愿。具体到美国BIT2012范本的各个分则,它们每一个都体现着美国的经济战略。投资的定义是BIT的基础性条款,它决定了 BIT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大小。BIT2012范本采用了非常宽泛的投资定义,几乎将所有类型的财产都囊括进来,以达到充分保护美国在外资产的目的。但是投资定义扩大化的影响不仅在于此,与其它条款结合起来,它事实上产生了一些隐含的影响,如要求东道国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东道国更多的成为投资争端的被告,对此发展中国家应予以重视。在美国的BIT等国际投资协定中,竞争中立规则存在对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和“不利影响”定义不合理的问题,对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国家十分不利,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工具。竞争中立规则的理论前提并不成立,在逻辑上也藏有陷阱,其初衷本应是政府不得格外优待与自身利益一致企业,把约束对象定义为国有企业并不准确和公平。由于美国大企业能够影响、控制本国政府并使二者利益一致,这一概念的偷换使其能够避开竞争中立对自身的不利影响。我国应主张将国有企业概念替换为“与政府利益一致企业”概念,使竞争中立规则真正公平和对等。劳工标准最初与国际投资规则并不关联,美国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工为名,将劳工标准纳入到BIT中,希望借此扬长避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并讨好国内劳工阶层,将国内矛盾转移。然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低于发达国家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且具有历史因素,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过错,相反发达国家及跨国企业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劳工标准也不能科学反映劳工福利的高低,发展中国家应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劳工标准和责任划分体系,要求发达国家给予补偿并合理限制对资本的过度保护。业绩要求规则是一项传统规则,美国以防止政府干预、维护市场效率为名,在BIT2012范本中将其更加细致化和严格化,目的是防止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地成分、出口比例等业绩要求措施破坏美国设计的全球生产经营链条,减少对美国资本和企业的束缚。但是东道国的业绩要求措施本质上属于预先制定、预先提供给投资者的契约,并非强迫而是自愿遵从。业绩要求规则禁止一切形式的业绩要求措施,反而违背了契约精神和意思自治原则,在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环保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美国意图借此增加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成本,防止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然而其理由并不公平,美国等发达国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历史上的工业化时期并不存在、也未曾遵守国际环保规则,在其工业化后要求发展中国家去遵守规则并不公平。而且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也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环保标准,因此BIT中的环保条款也不公平合理。负面清单主要是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例外,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东道国弱势产业的保护,还在于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分配。从是否创造增量财富的角度考察,外国资本进入不同行业产生的效用不同。在采矿业、农业和以金融、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外资进入并不创造增量财富,而是拿走东道国的存量财富,制造业则是外资能够创造增量财富的行业。美国BIT要求的简短清单即是美国获取它国存量财富、实现经济战略的工具。BIT中的其它条款,如争端解决条款为最大化保护美国在外资产,写入了便利的投资者起诉东道国之规定,侵犯了东道国的司法主权。金融审慎条款与征收条款结合,给了美国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名变相征收它国投资者财产的权利,是一个新现象。根本安全条款对应的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消除了美国负面清单内容少的不利影响,并赋予事后禁止外资的权利,这一制度并不透明,尤其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当不友好。美国BIT将随着经济战略的转变而变化。美国自特朗普上任后表现出越来越重视国内生产的趋势,减税、基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中美贸易战均是表现。吸引、要求资本回流美国表明其原有的依靠对外投资在外部攫取利益的经济战略发生转变。在此情况下,BIT的任务也将改变,既可能随着吸引外资重要性的提高而降低协定的标准,以期达成更多协定,也可能就此被废弃。中美BIT谈判存在多种分歧,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负面清单等。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经济战略的冲突、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和利益交换的不匹配。中国不必高估中美BIT的重要性,应持超然态度对待谈判,不宜过多让步。由于中美战略的根本矛盾,两国经贸关系的竞合性越来越复杂,最终将导致无法达成BIT,或者由于偶然因素仅仅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式协定。
徐云松[3](2015)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董杰[4](2004)在《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作用机制,并说明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及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由此引申出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是该理论的核心命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一直占国民经济的较大比重。而有效地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都未能获得应有的效应。现实中的农村金融抑制既是历史的惯性使然,也是目前农村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而这种金融发展状况又形成了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障碍。总览现有的对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人们多从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市场及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等方面来寻求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方,而从资本形成尤其是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不多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借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深化问题,并提出相关的金融政策建议和实施策略,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对经典的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其次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表现及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阻滞进行深入分析;接着探讨在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解除农村金融抑制、实行有约束条件的农村金融深化之路,以适应我国加入WTO农村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的需要;最后围绕有约束条件的农村金融深化,提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若干实施策略。根据这一思路,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金融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及二元经济理论述评,相当于文献综述。第二、三章在对国民经济金融化程度和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两者高度正相关的结论,同时对农村金融抑制的根源、制度基础、主要表现及其对农村经济的不利影响作深入研究。第四、五章,分别从我国<WP=5>加入WTO,金融业和农业对外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宜采取的因应对策,并提出实施有约束条件的农村金融深化和农村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等原则构想。第六至九章分别从重构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农服务的农村商业金融、强化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以及规范发展农村民间金融的角度,构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实施方略。各章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述评。在经济增长理论综述部分,除了对历史上有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观点有所记述外,重点介绍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罗默和卢卡斯等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这些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要素构成、实现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等作出了各自富有解释力的说明,而这些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都内含了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独特作用,这对于农村经济增长中资本需求及金融供给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部分,重点对格利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论、帕特里克的“供给导向”、“需求跟随”金融发展理论、赫尔曼等人的“金融约束”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以及当前关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机制的新理论等进行综述和评论。上述理论从不同方面、各有侧重地解释了金融发展的内涵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它们不仅为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而且其中不少理论工具被直接借鉴用于本篇论文的研究(如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供给导向”和“需求跟随”金融发展论、“金融约束”论等),或者成为本文立论的基础和理论依据(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机制)。在二元经济理论述评部分,重点对刘易斯、乔根森等人的理论进行述评。二元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该理论也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背景。第二章,农村经济金融化测度以及农村经济与金融相关性分析。在区分经济货币化与经济金融化基本概念之后,运用金融深化程度<WP=6>(DEATH)、金融相关率(FIR)、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BANK)等几个指标对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进行分析,形成了我国金融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压抑状态的基本判断。联系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进行数量分析,并以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国民经济金融化水平、以及城镇经济金融化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农村经济金融化较为滞后的结论。最后一节以实证的方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的结论是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同样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解除农村金融抑制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并以此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则成为逻辑的必然。第三章,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表现及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阻滞。农村金融抑制的根源,在于城乡经济与金融二元性,即政府实施的扶持城市经济与金融发展而忽视农村发展的经济与金融
张洪石[5](2005)在《突破性创新动因与组织模式研究》文中认为突破性创新是导致产品性能主要指标发生巨大跃迁,或者对市场规则、竞争态势、产业版图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产业重新洗牌的一类创新。理论研究与历史实践都证明,突破性创新是企业国际竞争的利器,突破性创新往往形成产业核心技术甚至技术标准,对追赶学习企业构成巨大的技术壁垒。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和创新周期的缩短,后发优势逐渐向先发优势转变,突破性创新意义凸现。从技术经济发展史来看,正是突破性创新及其发生的链式反应所形成的新兴技术产业群集,使世界科技经济中心在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之间转移。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在瑞士洛桑年鉴中,中国科技竞争力长期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自创立以来连续6年空缺,突破性创新匮乏。因此如何有效组织突破性创新项目促进突破性创新的大量涌现对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具有战略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突破性创新显着异于一般创新。有效管理突破性创新项目的前提是正确把握突破性创新的特点。本文首先在综述国内外突破性创新研究已有成果和一般性创新动因的基础上,对突破性技术创新项目的潜在影响因素做探索性的全面理论假设,提出了突破性技术创新动因的考察框架,以便为识别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不同关键因素界定范围和提出目标。 其次,本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企业问卷调查,对取得的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将因素分类,采用曲线拟合初步考察单因子作用下各因子对企业突破性创新活动和渐进性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同一因子对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作用存在显着不同:部分因子对突破性创新有明显强于渐进性创新的促进作用,部分因子抑制突破性创新却有利于渐进性创新。随后,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多因子共同作用下各因子对企业突破性创新活动和渐进性创新活动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回归显着性的渐进性创新的关键动因集与突破性创新的关键动因集存在极大的差异。曲线拟合和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分析验证了有关动因的理论假设,充分反映了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对不同组织条件的需要,为下一步提出“泛二元性组织”奠定了基础。 第三,本文以识别的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关键动因集为基础,回顾了技术创新管理和相应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演变已有研究成果,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传统一元性组织模式、新兴二元性组织模式进行评述,分析了其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特别是在企业调查问卷对突破性和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动因比较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泛二元性组织”模式,并从组织结构、组织文化、资源获取、能力获得、激励机制、评价标准六个维度界定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泛二元性组织”的概念,并在内涵分析和比较三种组织模式优势劣势之后提出研究假设;统
马立珍[6](2010)在《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三农”问题突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需要多方面的支持,金融支撑至关重要。金融支持不力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与长期实行重城轻乡政策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应,我国的金融领域亦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发达的、现代的城市金融和传统的、落后的农村金融同时并存。落后的农村金融无法满足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信贷需求。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出,只剩下农村信用社独力支撑局面;广大的农村几乎享受不到政策性金融服务的恩泽;信贷供求严重失衡,只有少数农户能享受到正规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信贷资源稀缺,农村信贷服务寻租现象普遍。贷款农户除了要支付贷款利息,还要额外支付一笔获得贷款的人情费、好处费。较低收益率的农业,无力承担高成本的信贷服务。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民只能求贷于利率较高的民间金融,间接刺激了农村民间金融的活跃,从而导致在农村金融内部出现正规金融组织与民间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即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着“双重二元性”特征。金融约束严重地束缚着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和农业发展。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却远远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出现多次反复,城乡金融的二元性加剧。自1979年开始陆续恢复和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并进行了农村信用社和农业保险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基本上是无果而终,而且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经营亏损,难以为继。农业保险机构的商业化改革,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出现萎缩局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浪潮中,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防控金融风险成为整个金融改革的目标,致使1996年提出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再次被偏离。国有4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独力支撑着农村金融局面,农村金融发展陷入困境。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一些重大的思想误区的突破,建设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尤其是日渐显现的农村金融约束问题,使得国家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步伐加快、力度加大。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展开;各地围绕新一轮金融改革的要求积极探索、创新;2006年12月,银监会印发了《关于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之后,涌现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一批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打破了农村金融市场由农村信用社独家垄断的局面,农村金融初现多元化的竞争迹象。但是,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依然存在。从各地反馈出的信息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状态欠佳,存在着许多问题。村镇银行吸收存款难,小额贷款公司因不能吸收存款存在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农民参与资金互助社积极性不高。这些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还很稚嫩,无力与农村信用社及大型的商业银行抗争。另外,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除了资金互助社,都是商业性的机构,提供信贷服务的收费较高,低收益的农业难以承受。受利润驱使,这些金融机构信贷投向的非农化意识强烈。农村金融改革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市场化问题,并不是靠市场化推进,就能解决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比城市金融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致命弱点。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化解了农村金融的“高成本”、“高风险”难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面临的发展困境。目前从国外的基本经验看,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金融服务和发达的合作金融是发达国家成功解决农村金融支持问题的主要作法。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就像“二元”经济结构是每个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一样,金融的二元性也普遍的存在于各个国家的一定时期。经济的“二元”性必将导致金融的“二元”性,资金的逐利性驱使资本从低收益的传统部门流向高收益的现代产业。如果没有国家的必要政策干预和介入,这种金融的“二元”性不会减弱,只能增强,其结果会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强化经济结构的“二元”性。金融支持是发达国家支持本国农业的重要手段。农业生产的天然弱质性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基础产业地位,使各国都对本国的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了更强的协调发展能力。他们通过对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本国农业的竞争力,成功解决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展中国家或因财力所限,或因政策不当,没有对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问题突出。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支持农业的成功经验,总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重大教训,对完善我国的金融支农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极为必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三农”问题的突显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村金融空前关注,相关的研究着述甚多。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根据中国的实践素材,丰富他们的金融发展理论。国内学者跟踪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动态,即时评说,并与中国农村金融的实际相比较,介绍发达国家成功解决“三农”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的着述较多。遗憾的是以西方经典理论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改革并不成功,西方一些着名学者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良方妙计并不灵验,一些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却难以奏效。如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是国际公认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经验,但不知为什么,中国的合作金融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发展不起来,已经建立的,多是有名无实,难以发挥为农民服务的效力。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发达国家解决农业问题的成功经验。但是,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效果却难如人意。在梳理了西方经典的金融理论以及广泛涉猎了众多学者的着述后,这些困惑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借鉴国外经验需要坚持系统性原理,要为某些政策措施的推行创造系统性的环境条件。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最急需的系统环境就是建立政策金融与合作金融的有机配合关系。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对农村“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时期。如何“多予”、“反哺”和“支持”?建立完善的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切入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完善的农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思路是:㈠坚持正确的改革目标及原则。农村金融改革应以建立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金融为重要保障、商业金融为补充、充分发挥民间金融重要作用的多层次、不留服务空白的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目标。注重法律手段、鼓励金融创新、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农村金融改革应坚持的重要原则。㈡加大政策金融支农力度,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㈢扶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建立多层次的合作金融体系。㈣出台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政策,促使商业金融参与农村金融服务。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应有明确的界限分工,不应让商业金融承担政策金融职能。㈤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支农的重要作用。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应坚持分类治理原则。本论文在系统地梳理了农村金融经典理论、广泛涉猎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系统回顾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农村金融改革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金融支农体系的对策建议。
尤树洋[7](2014)在《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现象丰富而明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创新成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如何指导产业集群由资源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再次腾飞意义重大。这要求产业集群理论学者从传统的成本和资源视角向企业知识观视角转变,进而深刻理解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背后知识创造和利用的一般规律。然而,目前缺乏产业集群演进的知识理论,仅有的相关文献对现实中集群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阶梯式成长轨迹缺乏解释。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探究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机制,不仅深化了已有相关文献,而且开拓了产业集群演进的知识理论。文献分析表明,其一,知识视角的产业集群理论在近年来逐渐兴起,但没有构建基于过程观的动态理论,因此不能理解产业集群演进背后的内在机制。仅有的相关文献停留在理论思考阶段,过分强调产业集群作为组织场域的制度同构化作用,不能有效解释现实中集群发展和演进规律。其二,已有理论强调制度同构化和集群利用式学习。将与之相对的制度创业和探索式学习等概念,引入到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的分析框架中,是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的有效途径。其三,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需要深刻理解其情境,因此把研究置于改革开放和和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并将市场转型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是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的关键。本文主要目的是,以市场转型为背景,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建立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本文不是验证已有理论,而是构建新的理论。因此,在实证部分采用了一个深度的案例研究设计,满足本文对产业集群演进历程的考察。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是江苏省内一个典型的乡镇制造产业集群,超过40年的发展历程,跨越了计划经济后期和整个市场转型时期,经历了两个周期的发展起落,发展与变革轨迹清晰生动,符合本研究创新相关理论的需要。以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本文正式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3年末结束,与作者导师、国内外学者讨论后,本文描绘了产业集群演进轨迹,阐释了解释机制,进而建立了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动态理论,并就该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命题。研究表明:其一,本文的案例集群在其形成至今的40余年内,先后经历了竞争力的缓慢形成、快速提升、下落、回升、快速提升、缓慢发展等六个明显波动的历史阶段。期间,集群整体知识表现为缓慢提升、快速提升至停止、再到重新缓慢提升的反复循环过程。这一变化背后的一般规律——集群演进机制——是集群作为组织场域整体的制度性变革(同构化与制度创业)和学习(利用式和探索式)自加强效应所致。其二,由此,本文构建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一般理论框架认为,产业集群演进的一个循环过程由三个阶段所构成:即“(1)制度同构化与集群利用式学习行为自加强→(2)制度矛盾→(3)制度创业与集群探索式学习行为自加强。”由一种制度变革过程及其所对应的集群学习行为过渡到另一种,是决定产业集群知识变化进而导致竞争力波动的内在机制,而能否克服过分制度同构化和过分利用式学习所产生的集群制度矛盾,是决定产业集群是否能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其三,在制度同构化阶段,为了获取合法性,企业大范围利用集群已有知识并转化为生产率,进一步加深制度同构化程度。集群知识增量边际递减直到停止增加,这是集群的学习近视,从而产生集群制度矛盾。在制度矛盾阶段,集群没有新知识产生,已有知识生产率和竞争力消失,集群生存危机使得行为者意识的反思性转移,集群开始制度创业和探索式学习。在制度创业阶段,打破已有制度,创造新的制度,集群行为者探索超出已有技术轨迹的新知识,开始探索式学习,集群创造出新的知识,集群知识增量开始边际递增。新知识带来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了制度创业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在集群持续发展中再次演变成为新一轮的制度同构化和利用式学习,集群知识增量从边际递增,经过拐点,转而边际递减。集群进入“制度同构和利用学习→制度矛盾→制度创业和探索学习”新一轮循环。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情境中产业集群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有效预测集群未来的发展轨迹。本研究试图在以下领域做出理论贡献。首先,本文构建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是对已有集群演进机制相关研究的创新,填补理论上的空白。本文将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创新性引入集群演进机制分析中,刻画出产业集群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从知识视角解释产业集群发展、演化和波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其次,本文整合制度理论和学习理论作为解释集群演进机制的工具,解释了组织制度性变革和学习行为之间联系的内在逻辑,加深了学者对二者复杂动态关系的理解,回应了组织理论学者近期的研究号召。最后,本文以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研究成果为背景,深刻理解中国产业集群演进规律,为我国集群地方政府出台恰当的治理政策、集群企业及时战略变革等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在文末,作者也讨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蒋冠[8](2004)在《金融摩擦条件下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研究》文中指出货币传导机制是一国货币金融运动的通道和政策调控赖以发生作用的路径,对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和调整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作为一个由众多环节和因素构成的传导过程,政策实践中对货币传导机制微观结构的解析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本文在系统地回顾货币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基础上,从金融摩擦导致的金融市场缺陷及其不同特征入手,利用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打开了货币传导过程这个黑匣,深入地挖掘了货币传导机制在银行和企业环节的微观基础。在文章中,通过信息行为模型的建立,着重分析了金融摩擦和外部融资约束条件下,由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资本结构管理和激励约束制度影响的信贷决策机制,以及企业融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倾向对货币传导机制效率的影响;之后,把视角从微观转换到宏观,分析了金融市场缺陷中的投融资主体的最优选择,如何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导致宏观经济中的信贷周期、过度持续波动和分配性效应。并且,把金融摩擦因素引入宏观货币政策模型,分析了如何度量金融市场缺陷,以及货币政策实践中如何把握由于金融摩擦因素所导致的政策效应不确定性;最后,结合中国的金融制度改革和近年的货币政策实践,分析了中国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以及政策含义。文章的分析指出:在金融摩擦条件下,货币传导机制的运行特征使得积极的货币政策缺乏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却能有效地通过减少经济体系的流动性导致经济增长下降,同时使得货币政策在不同的企业、产业和区域之间具有分配性效应,因此人为地导致通胀和萧条都是没有效率的。在我国银行主导且融资渠道单一的间接融资经济体系中,融资抵押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选择,通过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会产生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波动的信贷周期。因此,缺乏理论和实证微观基础的货币政策,将通过分配性机制和金融资产价格机制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明智的财富分配手段,这会给国民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李斐飞[9](2017)在《价值重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今天数字技术趋于成熟,并在应用领域内迅速普及,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数字时代。新技术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商业规则。对于广告公司而言,如何在不断变革的环境下生存发展下去,是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课题。价值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永恒的主题,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经济乃至数字经济,社会价值系统呈现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变化特征,唯一不变的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终极使命——创造“价值”。从微观层面商业模式是企业组织的价值逻辑,它必然折射出特定阶段更为宏观的社会价值系统的价值创造逻辑。本研究以“价值创造”为核心,试图回答“从工业社会价值生产系统走向数字社会价值系统的过程中,广告公司如何通过商业模式来实现生存和发展”这一现实问题。本研究将这一复杂问题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第一,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是什么;第二,对比传统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出现了哪些创新?第三,主导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性因素是什么;第四,从传统到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可行性路径。为了得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本研究采用了理论演绎与经验研究两种研究路径。一方面以价值理论为工具,通过理论演绎将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这一具体问题置于社会价值系统的范畴内,通过社会价值系统的演变过程分析和研究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方向和方式。另一方面,从现实材料中,采用定性为主体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结合部分定量分析,采用NVIVO.11作为案例研究的数据储存、分析工具,通过两个相互联系的子研究,总结业界在实践中给出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关思考。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可以将从上至下的理论研究与从下至上的经验研究相互对比、相互补充,试图对以上的四个子问题做出比较客观,又具有一定理论前瞻性的解答。全文分七个部分:前两章是论文的基础,第一章绪论,对本研究的基本介绍,包括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并界定研究对象核心概念,澄清研究的基本问题内容、研究方案的设计;第二章文献综述以及理论资源。通过梳理商业模式理论、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统一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并通过对以往学者的研究范式的梳理,确定了以理论演绎和案例归纳作为本研究的两个研究方法路径。并在此部分梳理了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范畴内的价值理论体系,明确了本文的理论工具选择;第三、四、五章,是采用理论演绎的路径对四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这三章的基本理论工具是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价值源泉与价值工具理论,通过对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价值系统的历史性梳理,总结不同社会价值系统下的价值创造的一般性规律和决定性力量。并由外在社会价值系统的价值创造规律,推导作为企业组织的广告公司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商业模式的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第三章,回顾了工业社会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了广告公司在工业社会中的价值定位以及商业模式的一般演进规律,并提出在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工业社会内在价值逻辑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主导下的价值创新;第四章从解构到重构:“技术-价值范式”迭代中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从技术社会学视角提出社会价值系统的内在价值逻辑——“技术-价值范式”这一全新的构念。商业模式创新,都是由社会价值系统的“技术-价值范式”所决定和主导的,因此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技术-价值范式”迭代发展,必然导致广告公司旧有商业模式的解构,继而建构符合新的技术价值范式的新商业模式。第五章,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基本范式以及创新路径。本章并通过阐述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的内在逻辑,分析其主导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可能范式,并解析其理想范式的价值创造机制、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从传统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向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重构的可行性路径。本研究的第六、七两个章节,则从丰富的实践案例中,以多案例研究的方式对这四个问题进行了归纳式的研究。第六章,价值重构:基于多案例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本章采用一种对比研究的方式,通过对传统广告公司商业模式与数字时代商业模式的比较,去回答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以及广告公司商业模式是否存在创新,哪些方面存在创新。第七章殊途同归:基于多案例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及动力机制研究。本章通过纵向解剖个案的方式,通过对新进入的广告公司与传统在位者的创新过程研究对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中的推动力量与创新路径进行深描,并提出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一般路径以及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构想。本研究的第八章结论与展望则在总结了本研究的基本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组织层面为商业模式转型中的提出广告公司提出策略性建议,在制度层面为政策制定提出一些思考,并在最后提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的基本特征是价值创新,其创新的方向是由其所属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技术-价值范式”所决定的,在“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企业家扮演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内部推动者角色。“技术-价值范式”是复杂性系统:其中技术与价值需求(包括媒体、广告主、消费者)是外部根本性驱动力量;竞争者与合作伙伴,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推动是影响广告公司商业模式模式变迁的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变革内在驱动是企业内部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这些因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并不是直线型因果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进。它表示在社会价值系统演进过程中,通过系统内彼此相关的元素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第二,从传统到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的迭代决定了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必然发生价值重构。其理想的发展范式是构成营销价值网络的“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或“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模式。在“大广告产业”的范畴内,现阶段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是打造“大平台”或“小服务前端”的商业模式,而少数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正在设计打造“大平台+小服务前端”的整体价值网络系统。“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或“大平台+小服务前端”的商业模式建立的基础是基于稀缺知识资源的互补,参与者必须建构或者嵌入到特定的营销价值网络系统中,从而获取网络租金。“大平台+小服务前端”的商业模式本身是与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专业分工相互匹配的一种组织合作和价值生产的治理制度,它主动通过关系构建从而进行价值创造,这种商业模式中的价值模块之间通过嵌入到这种组织形态中形成彼此的利益相关者,它们通过相互耦合实现价值的创造,价值转移、价值分配以及价值消费。第三,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实现了创新。广告公司的价值主张发生了创新性的演进:从为广告主提供整合营销传播迁移到提供更加丰富的营销服务演进。以数据作为核心资源的智能投放等企业的商业模式中服务范畴出现较明显的扩展,他们为具有营销或营销传播需求的小微创新者提供营销服务。此外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广告公司提供的价值内容实现了飞跃:一方面大幅度低营销传播过程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二,是通过创造体验价值,增加商品的价值总和。此外,价值主张创新带动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价值建构方式以及价值获取也实现了创新,从价值建构角度来看,数据、信息、知识,广告公司中愈来愈成为核心资源,而传统价值链式的组织治理方式向价值网络转变;从价值获取视角来看,广告公司的成本结构向大数据技术转移,并在盈利方式上显现出更加弹性、多元化的特征。第四,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从传统走向数字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不同基因的企业有不同的创新路径。从价值系统的层面来看,价值实现机制的演进,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带来价值链模式的解体和价值网络的建构,这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具有普遍性。从具体的企业组织角度来看,在位企业与新进入者的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具有显着的差异。新进入者的价值定位是全新的,直接进入数字营销价值系统的核心区域。其商业模式创新是从无到有创新路径:设计—建构—优化。与新进入企业不同,位企业在传统价值系统中的原有价值定位受到新的“技术—价值逻辑”侵蚀后,会有两种选择:固守或创新。采用商业模式创新也与新进入企业不同,在位企业一般选择在原有商业价值主张的基础上,以最小风险成本为目标,渐进性迁移到数字营销价值系统中,采用一种迂回路径:补充—设计一整合—优化。
王俣璇[10](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二、浅谈国有商业银行目标取向的二元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国有商业银行目标取向的二元性(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与统一建设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 |
1.土地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 |
2.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 |
3.金融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取向 |
1.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为重点,健全现代城乡要素市场交易主体 |
2.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关键,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 |
3.以深化改革为手段,构建统一的城乡要素市场制度框架 |
4.以消除价格扭曲为核心,完善要素市场机制 |
5.以优化农村市场环境为支撑,促进城乡要素市场融合 |
四、总结 |
(2)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现实意义 |
1.1.3 研究对象选取 |
1.2 研究角度和方法 |
1.2.1 与法学研究的差异 |
1.2.2 辩证法和历史唯物法 |
1.2.3 逻辑分析方法 |
1.3 研究立场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1.5 写作思路 |
2 美国经济战略简析 |
2.1 文献综述 |
2.2 经济战略的一般性分析 |
2.2.1 经济战略的非公开性 |
2.2.2 经济战略的一元性和二元性 |
2.2.3 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2.3 美国经济战略二元性探讨 |
2.3.1 二元性的表现 |
2.3.2 二元性的原因 |
2.3.3 二元性对研究的影响 |
2.3.4 小结 |
2.4 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2.4.1 实施方式的演进 |
2.4.2 演进的趋势和原因 |
2.4.3 美元国际铸币税 |
2.4.4 铸币税的隐藏形式 |
3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综述 |
3.1 文献综述 |
3.2 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 |
3.2.1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投资保证协定阶段 |
3.2.2 双边投资协定阶段 |
3.2.3 采用双边形式的原因 |
3.3 签约对象国 |
3.3.1 签约对象国列举 |
3.3.2 对象国国别分析 |
3.3.3 对象国选择的原因 |
3.4 双边投资协定的特点 |
3.4.1 标准高 |
3.4.2 涉及广 |
3.4.3 干涉性强 |
3.5 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 |
3.5.1 便利美国资本跨国流动 |
3.5.2 保护美国资本在外安全 |
3.5.3 减轻美国企业负担 |
3.5.4 限制东道国竞争力 |
3.5.5 保护美国要害产业 |
4 投资定义 |
4.1 文献综述 |
4.2 投资定义的不同模式 |
4.2.1 投资定义的理论探讨 |
4.2.2 实践中的两种模式 |
4.2.3 对两种模式的评价 |
4.3 中美投资定义的对比 |
4.3.1 美国BIT范本的定义 |
4.3.2 中国BIT范本的定义 |
4.4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影响 |
4.4.1 东道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
4.4.2 更多争端被提交国际仲裁 |
4.5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原因 |
4.5.1 给予美国在外财产全面保护 |
4.5.2 辅助BIT完成使命 |
4.5.3 自身能够抵御副作用 |
4.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
4.6.1 利用其它规则减少负面影响 |
4.6.2 细化争端解决条款 |
5 竞争中立 |
5.1 文献综述 |
5.2 竞争中立的由来与演化 |
5.2.1 澳大利亚最早提出 |
5.2.2 经合组织发展细化 |
5.2.3 美国再次扩大内容 |
5.3 严苛针对国有主体 |
5.3.1 国有企业定义过宽 |
5.3.2 “非商业援助”标准过低 |
5.3.3 “不利影响”认定不合理 |
5.4 推行动因及其影响 |
5.4.1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5.4.2 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售国企 |
5.4.3 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其它方面让步 |
5.5 理论分析 |
5.5.1 理论根源不成立 |
5.5.2 逻辑形式错误 |
5.6 我国的应对之策 |
5.6.1 剥离国有企业行政职能 |
5.6.2 主张“利益一致企业”概念 |
6 劳工标准 |
6.1 文献综述 |
6.2 劳工标准在投资协定中的演进 |
6.2.1 起源及核心内容 |
6.2.2 美国积极推动 |
6.3 针对、限制发展中国家 |
6.3.1 攻击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
6.3.2 干涉政治制度 |
6.3.3 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受到影响 |
6.4 美国推行劳工标准的动因 |
6.4.1 限制发展中国家 |
6.4.2 占领道义制高点 |
6.4.3 讨好国内劳动者 |
6.4.4 劳工权益只是借口 |
6.5 理论分析 |
6.5.1 劳工标准取决于市场因素 |
6.5.2 劳工标准具有历史因素 |
6.5.3 劳工标准不能代表福利水平 |
6.5.4 未必造成美国受损 |
6.5.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6.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方法 |
6.6.1 逐步提高国内劳工标准 |
6.6.2 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责任体系 |
6.6.3 重构合理、公正的劳工标准体系 |
6.6.4 要求改变过于苛刻的资本保护规则 |
7 业绩要求 |
7.1 文献综述 |
7.2 理论分析 |
7.2.1 业绩要求规则的理论根源 |
7.2.2 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 |
7.2.3 形式上的合理之处 |
7.2.4 本质上的不合理性 |
7.3 美国推行业绩要求规则的原因 |
7.3.1 防止破坏跨国企业的经营链 |
7.3.2 提高相对竞争优势 |
7.4 我国的应对之策和启示 |
7.4.1 不需保留业绩要求措施 |
7.4.2 对我国的启示 |
8 环境保护 |
8.1 文献综述 |
8.2 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境地 |
8.2.1 容易遭到舆论攻击 |
8.2.2 工业化难度增大 |
8.2.3 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增加 |
8.3 推行动因和影响 |
8.3.1 并非真正为了环保 |
8.3.2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8.3.3 从环保产业受益 |
8.4 理论分析 |
8.4.1 环保与工业化的关系 |
8.4.2 时间上的责任错配 |
8.4.3 并不存在统一的环保标准 |
8.4.4 环保同投资协定的相关性 |
8.4.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8.5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9 负面清单 |
9.1 文献综述 |
9.2 研究角度 |
9.2.1 既有角度 |
9.2.2 本文角度 |
9.2.3 评判标准 |
9.3 外资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
9.3.1 农业 |
9.3.2 资源开采业 |
9.3.3 公用事业 |
9.3.4 金融业 |
9.3.5 制造业 |
9.4 负面清单谈判 |
9.4.1 一般性解释 |
9.4.2 中美谈判的矛盾 |
9.5 本章小结 |
10 其它条款 |
10.1 争端解决 |
10.1.1 争端解决的不同模式 |
10.1.2 无前提仲裁的影响 |
10.1.3 发展中国家弱势的原因 |
10.1.4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10.2 征收和金融服务 |
10.2.1 征收条款的背景 |
10.2.2 间接征收的新动向 |
10.2.3 两个条款的合并影响 |
10.3 根本安全 |
10.3.1 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 |
10.3.2 美国安全审查的特点 |
10.3.3 审查中国并购的实践 |
10.3.4 中国如何应对 |
11 美国BIT前瞻 |
11.1 经济战略出现转变 |
11.1.1 转变的表现 |
11.1.2 表现背后的实质 |
11.1.3 历史循环——门罗主义再现 |
11.2 经济战略转变的原因 |
11.2.1 无法继续承受后果 |
11.2.2 既有模式不再有效 |
11.2.3 国际铸币税减少 |
11.2.4 实力相对下降 |
11.3 战略转变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 |
11.3.1 美国角色的转换 |
11.3.2 协定标准的降低 |
11.3.3 可能放弃BIT的形式 |
12 中美BIT谈判 |
12.1 文献综述 |
12.2 中美的主要分歧 |
12.2.1 竞争中立 |
12.2.2 劳工标准 |
12.2.3 负面清单 |
12.2.4 国家安全审查 |
12.3 谈判困难的原因 |
12.3.1 战略的矛盾 |
12.3.2 规则主导权之争 |
12.3.3 利益交换不匹配 |
12.4 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预测 |
12.4.1 宏观态度 |
12.4.2 微观态度 |
12.4.3 结果预测 |
13 全文总结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1.2.1 选题背景 |
1.2.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1.3.1 区域金融的概念与研究范畴简述 |
1.3.2 金融发展的概念简述 |
1.3.3 非均衡概念简述 |
1.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范畴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全文逻辑框架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1.6.1 主要创新点 |
1.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2.1 区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2.1.1 区位理论 |
2.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2.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2.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
2.1.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2.2 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
2.2.2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2.2.3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 |
2.2.4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 |
2.2.5 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视野——区域金融理论 |
2.2.6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2.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
2.3.1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 |
2.3.2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 |
2.3.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 |
2.3.4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 |
2.3.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第3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与问题表现分析 |
3.1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3.1.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3.1.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与表现 |
3.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3.2.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3.2.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格局与表现 |
3.3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与表现 |
3.3.1 西部区域经济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现状 |
3.3.2 西部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与与劳动力价格非均衡 |
3.3.3 西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均衡现状 |
3.3.4 西部区域财政收支的非均衡表现 |
3.3.5 西部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的非均衡 |
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情况与表现 |
3.4.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从均衡向非均衡阶段的历史转变 |
3.4.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统计比较方法 |
3.4.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3.4.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3.4.5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3.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
第4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4.1 制度因素 |
4.1.1 金融制度及政策影响 |
4.1.2 对外开放程度与试验点政策 |
4.1.3 财税体制改革 |
4.1.4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 |
4.1.5 法律环境差异 |
4.2 经济条件因素 |
4.2.1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 |
4.2.2 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水平 |
4.2.3 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
4.2.4 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 |
4.3 客观环境因素 |
4.3.1 区位因素 |
4.3.2 资源禀赋 |
4.4 非正式制度因素 |
4.4.1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4.4.2 多样化的民族传统 |
4.4.3 社会资本 |
4.5 不确定性冲击因素 |
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
第5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 |
5.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
5.1.1 资本的区域流动效应 |
5.1.2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人为市场分割 |
5.1.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影响 |
5.1.4 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 |
5.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5.2.1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
5.2.2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 |
5.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
第6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
6.1.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6.1.2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6.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动态经济增长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6.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6.2.3 实证研究的数理方法 |
6.2.4 西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5 东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6 基于东西部两个地理层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 西部区域法律环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6.3.1 引言 |
6.3.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6.3.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6.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西部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6.4.1 引言 |
6.4.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6.4.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第7章 总结与建议 |
7.1 总结 |
7.1.1 全文逻辑体系的归纳总结 |
7.1.2 全文研究观点与结论归纳 |
7.2 建议 |
7.2.1 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 |
7.2.2 措施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后记 |
(4)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导 论 |
第一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
第二节 金融发展理论述评 |
第三节 二元经济理论述评 |
第二章 农村经济金融化测度以及农村经济与金融相关性分析 |
第一节 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基本分析 |
一、 经济货币化与经济金融化 |
二、 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一般分析 |
三、 对我国金融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 |
第二节 我国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分析 |
一、 农村经济金融化发展历程 |
二、 农村经济金融化的数量分析 |
三、 对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总体评价 |
第三节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
一、 对已有研究的总结 |
二、 模型建立与分析 |
三、 结论及政策启示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表现及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阻滞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抑制的根源:城乡经济与金融二元性 |
一、 城乡经济二元性 |
二、 城乡金融二元性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抑制的制度基础 |
一、 存贷款利率管制 |
二、 变相的信贷配给 |
三、 民间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 |
四、 城乡金融市场分割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 |
一、 农村金融主体不全、功能欠佳 |
二、 农村金融工具匮乏、业务单调 |
三、 农村信贷供给不足、存贷失调 |
四、 农村居民投融资渠道狭窄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抑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
一、 农村资金向城市及非农产业流失严重,资金供求矛盾加剧 |
二、 农村居民金融依存度降低,二元经济结构固化 |
三、 农业投资增长乏力,农业基础地位削弱 |
第四章 金融业开放与有约束条件的农村金融深化 |
第一节 金融业开放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 |
一、 金融业开放对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影响 |
二、 金融业开放对农村金融市场供给的影响 |
三、 金融业开放对农村金融业务发展的影响 |
第二节 金融约束理论与有约束条件的农村金融深化 |
一、 金融约束理论简介 |
二、 有约束条件下的农村金融深化 |
第三节 有约束条件下农村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 |
一、 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
二、 渐进的利率体制市场化改革 |
三、 继续保持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 |
四、 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
第四节 有约束条件下农村金融深化的基本思路 |
一、 实现利率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 |
二、 放松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 |
三、 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
四、 农村金融创新和农村金融监管的强化 |
第五章 加入WTO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需求 |
第一节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分析 |
一、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阶段的简要回顾 |
二、 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第二节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机遇与挑战 |
一、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机遇 |
二、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挑战 |
第三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战略转型及其趋向 |
一、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战略转型 |
二、 实现农业及农村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的若干趋向 |
第四节 现阶段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需求 |
一、 农村经济增长与资金融通 |
二、 农业投资格局与农村金融需求 |
第六章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方略一:重构农村合作金融 |
第一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理论溯源 |
第二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回顾 |
一、 试办、推广阶段(建国初期到1958年“大跃进”前夕) |
二、 调整、巩固阶段(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
三、 回归与恢复阶段(1978年三中全会后至1984年“105号”文件出台前) |
四、 全面改革与整顿阶段(1984年至1996年国务院决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 |
五、 深化改革阶段(1996年以来) |
第三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现实变异 |
一、 农村合作金融的产权制度 |
二、 农村合作金融的组织管理制度 |
三、 农村合作金融的经营制度 |
四、 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制度 |
第四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模式 |
第五节 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
一、 坚持合作制产权制度 |
二、 组建高级化的农村合作银行 |
三、 探索合作制和商业性有机结合的经营机制 |
第七章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方略二:建设为农服务的农村商业金融 |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基本属性 |
一、 商业银行的特征 |
二、 商业银行的功能 |
第二节 中国农业银行制度变迁分析 |
一、 建国后至1979年国家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
二、 从农业银行恢复到199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 |
三、 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全面转轨的改革 |
第三节 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难点 |
一、 农业银行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
二、 农业银行组织体系存在缺陷 |
三、 农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具有不可避性 |
四、 农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相对弱化 |
五、 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难以完全剥离 |
第四节 构建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机制 |
一、 农业银行产权组织制度的选择 |
二、 构筑农业银行新型的组织结构 |
三、 进一步确立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机制 |
四、 进行金融创新,推动多元化经营 |
五、 优化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的外部保障制度 |
第五节 农业银行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若干对策 |
一、 促进农村和城镇地区金融业务的共同发展 |
二、 创新方式、扩大范围,满足农村多方面信贷需求 |
三、 形成农业银行改革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良性互动关系 |
第八章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方略三:强化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 |
第一节 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属性 |
一、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 |
二、 政策性金融的功能 |
第二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形成与发展 |
一、 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背景 |
二、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和作用 |
第三节 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制度的不足之处 |
一、 从代理制到自营制都是有缺陷的经营组织制度安排 |
二、 资金来源和负债结构不合理 |
三、 资产运用与管理制度存在弊端 |
第四节 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制度促进 农村经济增长的若干措施 |
一、 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制度 |
二、 建立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制度 |
三、 强化农业发展银行资产运营制度 |
四、 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区域发展政策 |
五、 农业发展银行外部相关制度建设 |
第九章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方略四:规范发展农村民间金融 |
第一节 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机理分析 |
一、 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由 |
二、 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供给不足是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外因 |
三、 农村民间金融的业务特征与农民的金融需求特点存在耦合关系 |
第二节 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
一、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
二、 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 |
第三节 规范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
一、 承认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
二、 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 |
三、 正确对待民间自由借贷 |
参考文献 |
后 记 |
致 谢 |
(5)突破性创新动因与组织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突破性创新与企业国际竞争 |
1.1.2 从技术后发优势向技术先发优势的转变 |
1.1.3 突破性创新是大国复兴的基石 |
1.1.4 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徘徊与突破性科技成果的匮乏 |
1.2 本文拟研究的问题 |
1.3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1.3.1 突破性创新 |
1.3.2 二元性组织 |
1.3.3 泛二元性组织 |
1.4 研究的逻辑框架、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
1.4.1 研究的逻辑框架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本文的章节安排 |
1.5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2 突破性创新的相关研究综述 |
2.1 突破性创新的概念辨析 |
2.1.1 从渐进性创新到突破性创新 |
2.1.2 突破性创新的定义 |
2.1.3 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比较 |
2.2 突破性创新的过程和管理难点 |
2.2.1 突破性创新中的不确定性 |
2.2.2 突破性创新的过程 |
2.2.3 突破性创新的管理难点 |
2.3 突破性创新的动因研究 |
2.3.1 技术创新动因研究的发展历程 |
2.3.2 突破性创新的动因研究综述 |
2.3.3 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2.4 突破性创新的组织模式 |
2.4.1 突破性创新的组织困境 |
2.4.2 技术周期与不同创新类型的组织要求 |
2.4.3 二元性组织——突破性创新的组织模式 |
2.4.4 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2.5 关于现有研究的总体评述 |
3 突破性创新的动因分析与理论假设 |
3.1 突破性创新动因的组成结构 |
3.2 突破性创新关键动因的概念模型 |
3.2.1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类型划分 |
3.2.2 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的衡量标准 |
3.2.3 概念模型构造 |
3.3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动因假设 |
3.3.1 环境因素与突破性技术创新 |
3.3.2 组织因素与突破性技术创新 |
3.3.3 结构因素与突破性技术创新 |
3.3.4 过程因素与突破性技术创新 |
3.3.5 管理因素与突破性技术创新 |
3.4 本章小结 |
4 突破性创新的关键动因识别与比较 |
4.1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4.1.1 研究设计 |
4.1.2 抽样调查过程 |
4.1.3 样本描述 |
4.1.4 信度与效度检验 |
4.1.5 数据处理的逻辑路径 |
4.2 因子分析—影响因素的分类 |
4.2.1 环境因素子量表因子分析 |
4.2.2 组织因素子量表因子分析 |
4.2.3 结构因素子量表因子分析 |
4.2.4 过程因素子量表因子分析 |
4.2.5 管理因素子量表因子分析 |
4.2.6 因子分析结果小结 |
4.3 曲线拟合—单因子作用的拟合与初步假设检验 |
4.3.1 “环境变化”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2 “环境支持”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3 “环境依赖”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4 “企业历史”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5 “非正式资源和能力”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最优拟合曲线 |
4.3.6 “正式资源和能力”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最优拟合曲线 |
4.3.7 “外部资源和能力”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最优拟合曲线 |
4.3.8 “自有能力”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9 “组织模式”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0 “跨部门合作”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1 “非正规过程”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2 “学习性过程”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3 “执行性过程”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4 “正规过程”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5 “非传统管理”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6 “决策者背景”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7 “传统激励”因子对突破性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优拟合曲线 |
4.3.18 曲线拟合小结 |
4.4 回归分析—突破性与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因识别与对比 |
4.4.1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因识别的回归分析过程 |
4.4.2 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因识别的回归分析过程 |
4.4.3 突破性与渐进性技术创新关键动因的对比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突破性创新的泛二元性组织模式 |
5.1 R&D的演变与传统一元性组织模式 |
5.1.1 研究开发的历史演进 |
5.1.2 突破性创新的传统一元性组织模式 |
5.2 保持结构和文化独立性的二元性组织模式 |
5.2.1 二元性组织模式的由来 |
5.2.2 二元性组织模式的特点 |
5.2.3 二元性组织模式在突破性创新项目中的局限性 |
5.3 突破性创新的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提出 |
5.3.1 泛二元性组织的概念界定 |
5.3.2 泛二元性组织的内涵 |
5.3.3 泛二元性组织与一元性组织、二元性组织的特征比较与假设 |
5.4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实证检验 |
5.4.1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5.4.2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结构二元性检验 |
5.4.3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文化二元性检验 |
5.4.4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资源二元性检验 |
5.4.5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能力二元性检验 |
5.4.6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激励二元性检验 |
5.4.7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评价标准二元性检验 |
5.4.8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总体效果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 突破性创新的组织模式:案例分析与比较 |
6.1 传统一元性组织模式的突破性创新案例分析 |
6.1.1 创新项目案例的基本情况 |
6.1.2 创新项目案例的组织模式特点 |
6.1.3 创新项目案例的绩效——商业化开发尚未成功 |
6.2 二元性组织模式的突破性创新案例分析 |
6.2.1 创新项目案例的基本情况 |
6.2.2 创新项目案例的组织模式特点 |
6.2.3 创新项目案例的绩效 |
6.3 泛二元性组织模式的突破性创新案例分析 |
6.3.1 创新项目案例的基本情况 |
6.3.2 创新项目案例的组织模式特点 |
6.3.3 创新项目案例的绩效 |
6.4 三种组织模式的比较 |
6.4.1 不同突破性创新组织模式的优劣比较 |
6.4.2 不同突破性创新组织模式的适用范围比较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7.2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7.3 未来的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企业调查问卷 |
附录2:项目调查问卷 |
附录3:读博期间主要科研工作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6)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对农村金融体系整体的研究 |
1.2.2 关于农村政策性金融 |
1.2.3 关于农村商业性金融 |
1.2.4 关于农村合作金融 |
1.2.5 关于农村民间金融 |
1.2.6 关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
1.2.7 简要评论 |
1.3 论文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对象 |
1.3.2 基本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农村金融基本理论概述 |
2.1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
2.1.1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
2.1.2 金融约束理论 |
2.1.3 简要评述 |
2.1.4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分析 |
2.2 农村金融理论 |
2.2.1 农业融资理论 |
2.2.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2.2.3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
2.2.4 农村金融理论的简要评述 |
2.2.5 农村金融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
第3章 境外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与经验借鉴 |
3.1 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
3.1.1 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 |
3.1.2 法国的农村金融体系 |
3.1.3 日本的农村金融体系 |
3.1.4 德国的农村金融体系 |
3.2 发展中国家(地区)农村金融的实践探索 |
3.2.1 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 |
3.2.2 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模式 |
3.2.3 印度尼西亚的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 |
3.2.4 泰国的农村金融体系 |
3.2.5 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 |
3.3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金融支农的现状与问题 |
4.1 改革以来金融支农体系发展历程回顾 |
4.1.1 金融支农体系的建立与形成阶段(1979-1996 年) |
4.1.2 金融支农体系的调整阶段(1997-2002 年) |
4.1.3 金融支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阶段(2003 年以来) |
4.2 我国金融支农的现状与问题 |
4.2.1 政策金融支农现状——政策性金融服务缺位 |
4.2.2 合作金融支农现状——农村信用社难当重任 |
4.2.3 商业金融支农现状——国有商业银行不为 |
4.2.4 民间金融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现状——有实无名 |
4.2.5 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金融支农乏力 |
4.3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问题 |
4.3.1 没有一个明确的、贯彻始终的改革目标 |
4.3.2 对农村金融的高成本、高风险特点认识不足,改革中未能实行城乡有别的农村金融改革政策 |
4.3.3 对农村合作金融的扶持不够,对策失当 |
4.3.4 对民间金融缺少必要的规范和保护 |
4.3.5 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滞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
4.3.6 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滞后 |
4.3.7 未能以法律手段推动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完善金融支农体系的对策建议 |
5.1 农村金融改革应坚持正确的目标及指导原则 |
5.1.1 建立以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为重要保障、商业性金融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5.1.2 建立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分工协作、不存在服务空白的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5.1.3 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巩固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
5.1.4 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
5.1.5 解放思想,鼓励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金融创新 |
5.2 完善政策性金融支农体系 |
5.2.1 农业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
5.2.2 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对策思路 |
5.3 扶持合作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合作金融支农主力军作用 |
5.3.1 建立多层次的、规范、发达的合作金融体系是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基本目标 |
5.3.2 加大对合作金融组织的扶持、保护力度,是合作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
5.3.3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将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造为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 |
5.3.4 规范、引导、扶持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将其改造成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
5.4 进行相应的体制、制度调整,充分发挥商业金融支农的积极作用 |
5.4.1 出台相应的激励或约束政策,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增加农业信贷服务 |
5.4.2 尽快明确农业银行的身份性质,为规范农业银行的支农行为奠定基础 |
5.4.3 深化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培育、发展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
5.5 规范、保护民间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支农的重要作用 |
5.5.1 区分民间金融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治理 |
5.5.2 进一步降低、甚至取消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和壁垒,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 |
5.5.3 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 |
总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 研究意义和贡献 |
1.4 论文内容安排 |
第二章 文献分析 |
2.1 产业集群文献 |
2.1.1 研究定位:本研究贡献什么领域? |
2.1.2 知识基础观的集群演进理论评述:如何贡献这个研究领域? |
2.2 制度理论 |
2.2.1 基本概念和观点 |
2.2.2 本研究应用 |
2.3 组织学习理论 |
2.3.1 基本概念和观点 |
2.3.2 本研究应用 |
2.4 市场转型理论 |
2.4.1 基本概念和观点 |
2.4.2 本研究应用 |
2.5 文献分析小结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3.1 研究情境及适用性 |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
第四章 案例研究 |
4.1 第一阶段: 形成期(1960年代末—1978年) |
4.2 第二阶段: 快速发展期(1979年—1987年) |
4.3 第三阶段: 下降期(1988年—1991年) |
4.4 第四阶段: 缓慢回升期(1992年—1998年) |
4.5 第五阶段: 快速发展期(1999年—2006年) |
4.6 第六阶段: 平稳发展期(2007年—2012年) |
第五章 产业集群演进机制:一个动态过程模型 |
5.1 产业集群演进规律 |
5.2 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动态过程模型 |
第六章 讨论与结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贡献与启示 |
6.2.1 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贡献 |
6.2.2 对制度理论的贡献 |
6.2.3 对组织学习理论的贡献 |
6.2.4 对市场转型理论的贡献 |
6.2.5 管理实践启示 |
6.3 研究展望 |
6.4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金融摩擦条件下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传导机制? |
1.1.2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 |
1.2 研究方法--如何研究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4 创新与意义 |
2 、文献综述--问题的展开和深入 |
2.1 货币传导机制的文献回顾 |
2.1.1 概述 |
2.1.2 利率机制 |
2.1.3 信用机制 |
2.2 文献比较和总结 |
2.2.1 利率机制和信用机制的比较 |
2.2.2 质疑利率机制的理论基础 |
2.2.3 总结--金融摩擦、投资与货币传导机制 |
本章小结 |
3 、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之一:金融摩擦与金融市场缺陷 |
3.1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运行 |
3.1.1 金融结构重要吗? |
3.1.2 传统文献对金融结构作用的分析 |
3.1.3 现代理论的观点--金融市场失效、融资约束与投资决策 |
3.2 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 |
3.2.1 金融中介的定义与作用 |
3.2.2 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变--从旧论到新论 |
3.2.3 金融中介新论的主要内容 |
3.3 信贷市场缺陷及其影响 |
3.3.1 信贷配给、抵押与融资约束 |
3.3.2 信贷市场中的金融扭曲 |
本章小结 |
4 、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之二:银行经营决策 |
4.1 银行的重要性及其经营特点 |
4.2 银行的资产负债经营决策对货币传导的影响 |
4.2.1 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与货币传导机制 |
4.2.2 单期局部均衡模型中的银行决策 |
4.2.3 两期跨时均衡模型中的银行决策 |
4.2.4 结论的适用性及其他相关问题 |
4.3 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
4.3.1 银行资本水平与信贷传导机制 |
4.3.2 银行资本机制的一个模型 |
4.3.3 银行资本传导机制的分析和评价 |
4.3.4 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与银行资本传导机制 |
4.4 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对货币传导的影响 |
4.4.1 信贷官决策过程与货币传导机制 |
4.4.2 典型信贷决策行为描述的模型 |
4.4.3 信贷官的雇佣合约和信息披露策略 |
4.4.4 考虑风险因素后的信贷官策略选择 |
4.4.5 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 |
本章小结 |
5 、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之三:企业投资决策 |
5.1 企业的融资选择与外部融资依赖 |
5.1.1 企业的融资选择演变规律 |
5.1.2 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 |
5.2 企业外部融资的自有资本约束 |
5.2.1 企业自有资本与融资形态选择 |
5.2.2 企业外部融资的自有资本约束 |
5.3 金融加速器与货币传导机制 |
5.3.1 融资约束、企业净值与投资水平 |
5.3.2 金融加速器效应与货币传导机制 |
5.4 投资效率与货币传导效率 |
5.4.1 企业投资效率与货币传导效率之间的关系 |
5.4.2 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 |
本章小结 |
6 、从微观到宏观--货币传导与信贷周期 |
6.1 融资抵押与资产价格 |
6.1.1 融资抵押--微观最优行为的与宏观效应的关联 |
6.1.2 抵押资产价格的决定--理论的困境和实践的难题 |
6.2 信贷周期、信贷链与货币传导 |
6.2.1 金融加速器传导机制与信贷周期 |
6.2.2 信贷链与外部冲击的扩散 |
6.3 金融总量的自反馈效应与货币传导机制 |
6.3.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
6.3.2 金融总量的产生机制 |
6.3.3 金融总量的自反馈效应与货币传导机制 |
本章小结 |
7 、从微观到宏观--金融摩擦的宏观效应及其计量方法 |
7.1 货币传导的分配性效应 |
7.1.1 基于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分配性效应 |
7.1.2 基于信用创造机制的分配性效应 |
7.2 法律结构、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机制 |
7.2.1 比较金融制度下的金融结构 |
7.2.2 法律结构、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机制 |
7.3 金融摩擦与货币传导机制的宏观计量与挑战 |
7.3.1 对金融市场缺陷的度量 |
7.3.2 如何把握金融摩擦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8 、分析框架的运用--中国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分析 |
8.1 中国货币传导机制的金融制度环境 |
8.1.1 中国金融系统概述--改革与发展 |
8.1.2 中国的传统的投融资制度及其改革 |
8.2 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 |
8.2.1 中央银行的行为及其传导 |
8.2.2 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体制性行为特征分析 |
8.2.3 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市场结构性行为特征分析 |
8.3 企业层面的信贷需求 |
8.3.1 中国的实体经济背景 |
8.3.2 作为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 |
8.3.3 作为微观基础的中小企业 |
8.4 信贷供给与需求的连接--中国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 |
8.4.1 信贷供给和需求的过度反应 |
8.4.2 结构性矛盾 |
8.4.3 政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全文总结 |
后记 |
论文独创性和使用授权声明 |
(9)价值重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的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趋向成熟的中国广告业迎来数字时代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
1.1.2 理论背景:数字时代的新价值、新管理视角 |
1.2 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
1.3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界定 |
1.3.1 研究对象界定 |
1.3.2 核心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和基本结构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2 本文的主要结构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设计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1.6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2 相关研究述评与理论资源 |
2.1 商业模式与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研究评析 |
2.1.1 多元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的理论内涵 |
2.1.2 静态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的理论模型与构成要素研究 |
2.1.3 商业模式理论的功能与价值研究 |
2.1.4 创新理论与动态视角下的商业模式创新 |
2.1.5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研究述评 |
2.2 管理学与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的价值研究 |
2.2.1 价值的理论内涵 |
2.2.2 一元与多元之争:价值源泉理论 |
2.2.3 价值链到价值网:价值工具论的演变 |
3 价值创新: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演进规律 |
3.1 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演进 |
3.1.1 单一价值模块的报业广告批发商模式 |
3.1.2 价值链延伸的全面服务广告代理制模式 |
3.1.3 多价值链条并行的整合营销传播集团模式 |
3.2 广告公司的价值定位及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特征 |
3.2.1 从客观价值到主客观价值并重:广告公司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价值定位演进 |
3.2.2 价值创新: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特征 |
4 从解构到重构:“技术-价值范式”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 |
4.1 社会价值系统的内在价值逻辑:“技术-价值范式” |
4.1.1 社会价值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
4.1.2 “技术-价值范式”:社会价值系统的价值逻辑 |
4.2 解构与重构:“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演进规律 |
4.2.1 人类社会价值系统发展的连续与非连续性 |
4.2.2 “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演进过程 |
4.3 “技术-价值范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演进决定性因素 |
4.3.1 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企业组织 |
4.3.2 “技术-价值范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决定性力量 |
4.3.3 企业家:“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历史推动者 |
4.4 从“自我完善”走向“价值重构”:“技术-价值范式”主导下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4.4.1 从建构到解构:工业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主导的传统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4.4.2 从解构到重构: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迭代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5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基本范式以及其创新路径 |
5.1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特征以及价值实现机制 |
5.1.1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的基本特征 |
5.1.2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价值实现机制:价值网络 |
5.2 数字时代“技术-价值范式”下的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基本范式 |
5.2.1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 |
5.2.2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机制 |
5.3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竞争机制 |
5.3.1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的竞争优势来源 |
5.3.2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内部竞争机制 |
5.4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
5.4.1 “大平台”与“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形成的基础 |
5.4.2 从解构到建构:大平台+小服务前端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 |
6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一:基本范式的价值重构 |
6.1 研究方案 |
6.1.1 问题、方法与工具 |
6.1.2 案例的选择 |
6.1.3 资料搜集与处理 |
6.2 从传统到数字,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比较分析 |
6.2.1 以价值主张为主要判断依据的商业模式创新标准 |
6.2.2 传统广告商业模式范式 |
6.2.3 基于案例研究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的基本范式 |
6.2.4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结论 |
7 数字时代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二:新进入者与在位者的殊途同归 |
7.1 多案例研究设计 |
7.2 乘势而起:新进入者商业模式创新 |
7.2.1 抓住市场的风口:新进入者在数字环境下的价值主张创新 |
7.2.2 回应数字“技术-价值范式”:新进入者的商业模式建构的内在逻辑 |
7.2.3 多赢:新进入者价值获取的意图 |
7.3 基因的选择: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 |
7.3.1 基因的不对称动机:在位者的商业模式价值主张创新 |
7.3.2 如何实现大梦想: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建构方式 |
7.3.3 多元化的价值获取方式: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获取 |
7.3.4 如何突破亚历山大难题:在位者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考 |
7.4 结论与探讨一:数字“技术-价值范式”下的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实践驱动因素 |
7.4.1 “大平台+小服务前端”:技术与价值需求的选择 |
7.4.2 “大平台+小服务前端”:价值竞争与价值共创的耦合 |
7.4.3 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内部驱动者: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
7.5 结论与探讨二:价值视角下新进入者与在位者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选择 |
8 结论与展望 |
8.1 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结论 |
8.2 广告公司未来商业模式创新的策略性思考 |
8.2.1 培育内部企业家精神,塑造持续创新文化 |
8.2.2 建设二元性组织,协调创新与效率矛盾 |
8.3 制度创新促进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 |
8.4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格式条款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浅谈国有商业银行目标取向的二元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与统一建设取向[J]. 张克俊,唐新. 中州学刊, 2019(11)
- [2]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D]. 刘政.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3]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
- [4]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D]. 董杰. 西南财经大学, 2004(04)
- [5]突破性创新动因与组织模式研究[D]. 张洪石. 浙江大学, 2005(04)
- [6]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马立珍. 中国人民大学, 2010(10)
- [7]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D]. 尤树洋. 南京大学, 2014(05)
- [8]金融摩擦条件下货币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研究[D]. 蒋冠. 复旦大学, 2004(01)
- [9]价值重构:数字时代广告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研究[D]. 李斐飞.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格式条款规制研究[D]. 王俣璇.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