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也谈财政在国企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夏冰[1](2020)在《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过去十年间,地方平台公司作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政府竞争和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激发、“投资饥渴”的症状显现,地方平台公司无疑是矛盾缓和与症状缓解的重要制度性设计。地方平台公司充分利用土地和金融资源撬动资金杠杆,以投融资营造城市发展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但在新的发展周期里,一方面,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地方平台公司的资源输入管道在逐步撤离,“政府输血”式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任务式思维和规模化路径导致地方平台公司债台高筑、企业经营活力不足,“自我造血”发展能力堪忧。企业内外部经营压力并发,这是地方平台公司不可否认的问题。地方平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地方平台公司的成长得益于制度设计,也受制于新的制度安排。自2014年以来,受“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债务防化”等系列政策影响,地方平台公司融资功能和融资渠道全面受限,其新一轮发展迎来了“两难”局面。向外看,地方平台公司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功能不会改变,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项目的要求持续升级;向内看,地方平台公司的治理结构、业务结构、财务结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防范风险,谋求支持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制度变迁背景下,地方平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必然要求其在发展理念上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发展模式上进行负债驱动向质量驱动的转变。当前各界对地方平台公司的大量评价与预判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分析地方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价值的形成与变迁,是地方平台公司谋划新一轮发展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带着历史观对政府竞争背景下平台公司如何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行总结;我们不得不带着未来观对负债约束下平台公司如何深化改革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进行研判;其中,我们也不得不探讨资源约束和机制约束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地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这就形成本文希望解答的三大问题。为探讨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择民营经济发达的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的平台公司为样本,运用扎根研究的方法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案例资料的开放式译码—主轴译码—选择性译码确定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进而构建研究变量,分析研究变量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提出初始假设命题,为构建总体研究框架奠定基础。根据理论分析进一步完善研究框架,并选取78个地级市441家平台公司以及376家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假设,提出了以下有益结论:(1)“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资本市场融资”价值链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结构性设计。政府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负债冲动,这种负债冲动通过土地资源注入让平台公司获得了强大的融资能力,大规模的融资不断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更好的平台公司拥有更好的资源配置与转化能力,其溢出效应更强。通常,经济效益好的平台公司有更好的业务结构设计、运营管理效率和企业经营活力,它们以更高的质量服务于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同时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3)制度变迁背景下,平台公司是否拥有自生能力,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制度变迁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传统的价值链逻辑被打破,原有资源输入管道被撤离,这对平台公司通过债权融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相反,形成良性经营循环的平台公司受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大,它们能够通过内生动力反哺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的路径。(4)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发展的作用受到制度变迁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混改主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非国有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形成相互制衡与互赢共利的载体;同时,本文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需要通过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地方平台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董少明[2](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说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刘丽[3](2020)在《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根基支撑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更加离不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进程中发展,促使国家经济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有企业改革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取得了巨大突破,壮大了国民经济。但由国企改革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生活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体制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改革面临的问题还较多,总体可以概括为:改革引发的矛盾严重、改革工作涉及面广、改革内容敏感性强和改革程度不规范、改革制度性约束不强,国企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市场化运营适应性不高、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不完善、内部管理水平不高等。以上问题均须从最根本处着手进行解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有企业改革最根本在于解决资金问题,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使用财政杠杆作用推进国企改革是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研究”为研究主题,以绵阳市富诚集团作为案例展开研究,首先,对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梳理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现状,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对本案例进行分析;其次对绵阳市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进行例证价值分析,包括现状分析、面临的困惑、典型性;然后,对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做出描述,包括转型的背景、主要历程和做法、成效;再次,从财政预算、财政资金、财政调控三大关键性因素对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提出启示,即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才能确保优化资源配置、转变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才能推动国企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完善财政调控政策才能推动国企做大做强。
昝馨[4](2020)在《历史的往复:1978—1992年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文中研究表明1978—199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重要阶段。此后经济社会体制中诸多制度安排,都与这一时期种种制度尝试的成功或失败相关。中国公立医院在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变迁,是这一时期变革的一个缩影。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被公办医院自发模仿、扩散;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渐扩延到医疗领域,形成日后对如何保障医疗"公益性"日趋激烈的争论。由于二者在竞争性市场环境、核心生产要素、声誉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公立医院在20世纪90年代后走向与国企改革截然不同的方向:相对大批中小型国企以改制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选,公立医院退回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起点,不再允许医院通过承包制等方式扩大自主权,也不再鼓励医院或医生在业余时间提供业余服务。近年来的"新医改"重提了若干20世纪80年代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能否得到与当年不同的政策效果,值得考察历史予以追问。
赵子坤[5](2019)在《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动机、绩效及其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和实现路径,其中,民营企业是此轮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然而学术和实务方面对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的关注相对较少,并且更多市场声音集中在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优势、地位、作用、路径以及机理等。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民营企业在生存发展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其面临融资难、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较高、资源关系弱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国有企业中的限制和影响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国有企业通常拥有制度优势、资金和资源优势、人才技术优势等,但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运作、运营效率、制度灵活性等方面弱于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引入国有资本可实现取长补短从而产生协同效应,即理论上可以实现“1+1>2”的效果。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并购行为,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分别构建了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动机、并购绩效以及并购影响机理模型,以LOGISTIC、PSM、TMM、配对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模型为支撑,使用2007年至2018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样本,系统研究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背后的原因,即相比于民营企业并购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是否会产生协同效应,以及协同效应背后的作用机理。全文主要内容如下。本文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的动机、并购绩效以及绩效背后的影响机理三个方面系统且深入地展开。首先,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的动机,即在所有民营上市公司并购样本中,具有哪些特征的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进行或参与跨所有制并购行为,哪些具体的影响因素会增加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的动机;其次,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的绩效,利用配对样本方法对每一个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样本进行相应的配对,研究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是否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并且进一步从短期和长期并购绩效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论,揭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绩效的影响机理,即从资本市场表现和盈利能力两个角度对所有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样本进行绩效作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上市方式为直接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实力相对较强,其是否跨所有制并购的动机相对独立,即民营上市公司并不会依赖所处同一行业或相同地域的群体行为而出现盲目并购的现象与行为;第二,在公司特征匹配法下,与民营上市公司并购民营企业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对资本市场表现具有正向效应,并且体现在并购后6个月、9个月和1年的累计超额收益上;在倾向的分匹配法下,与民营上市公司并购民营企业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对短期资本市场表现具有负面影响,而对长期资本市场和盈利能力表现具有正向效应;第三,当以资本市场表现度量并购绩效时,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价格的影响通常表现在长期,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是否为关联并购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不统一也未获得统计支撑,但被并购方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并购方民营企业上市方式为直接上市,均对跨所有制并购后长期的资本市场表现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即民营企业自身竞争实力是企业价值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以并购后盈利能力度量并购绩效时,被并购方是否为上市公司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不统一也未获得统计支撑,但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为关联并购、并购方民营企业上市方式为直接上市的情况下,跨所有制并购公司的盈利水平分别显着高于非关联并购、并购方民营企业上市方式为间接上市的情形,即民营上市公司并购属性(重大资产重组、关联并购)以及自身能力对并购绩效具有显着影响。第四,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具有协同效应,且协同效应的大小与并购交易的属性以及民营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存在关联。协同效应的根源在于通过跨所有制并购,民营上市公司实现了自身资源和国有企业资源的效率整合,这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率,进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价值,获得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认可。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企业并购领域的文献,而且实证结果对民营企业、监管部门、资产并购领域市场主体、专业化投资者、普通投资者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第一,本文以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为切入点研究并购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能够为监管部门规则制定、资源整合等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民营企业并购决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民营企业可以拓宽资本运作渠道,借助自身市场化优势,通过整合国有资源提升自身经营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第三,从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可以为投资者投资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即从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角度、借助模型挖掘新的投资机会和投资价值。
吕炜,张妍彦,周佳音[6](2019)在《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文中研究说明财政改革始终内嵌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有财政理论缺乏将中国改革作为一个特殊过程、从改革发展全局视角对财政改革的逻辑进行探讨,导致关于中国财政理论基础的讨论缺少相应的实践对照和改革语境。探寻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逻辑,是构建和发展中国财政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有益探索。本文以40年改革实践的特殊过程为基础,系统梳理了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回答"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为理论命题,总结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工具为改革进程承担成本和提供发展激励的实践逻辑。这种归结形成了中国财政理论认知区别于既有财政理论的特殊性,有助于进一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财政关系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客观评价40年财政改革绩效、展望未来财政改革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财政理论基础的有益探索。
陈雷[7](2019)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明确事权、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通过上述重大决议或文件可以看出,财税治理和民生保障已经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历次财税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正如十九大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本质上都与财税问题密切相关。从逻辑关系上看,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和重点。因此本文将事权与支出责任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地方积极性是难点和重点,也是研究较为薄弱的方面,因此最终将研究目标聚焦在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即解决地方各级政府间在履行各类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间涉及到的收入和支出等财政关系。财政事权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事权,其涉及到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领域,也是分税制以来长期遗留问题的汇总。但当前学界的研究更多是各自学科领域的研究,需要进行综合研究与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更多考虑的是效率和便利,但财政事权表面解决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供给,本质上是居民基本权利福祉之实现,具有强烈和浓厚的“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法治意蕴。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公共产品,在法律层面其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模式、手段、程度、标准等也均有差别,具体体现在,第一,与权利保障相关的基本权利福祉型财政事权一般多为共同事权,以强调多级政府的法定保障义务即强制性支出责任;第二,与权利保障相关的市场要素型财政事权要一分为二,例如与市场开放性要求相关的财政事权应当划为共同事权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与市场封闭性要求相关的财政应当划分为一级政府的独立事权以避免多级干预影响到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发挥;第三,与权力制约相关的政府公权力层级分配及其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到“权力制约”,故而与“权利保障”的规制思路不同,要求法无禁止既授权,各个层级的政府财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且各个层级政府对应各自的财政事权范围与支出责任,各级财政支出不应当越位或缺位,以免伤害到基本权利福祉和市场自治规律的实现。且政府财政层级的分配本身就要遵循有利于权利保障实现的基本原则,即实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最优化。因此,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必须把握事权与支出的法律本质,从法理的根源探求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解决的路径,改变以往单纯考虑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效率导向的解决方法,才是提高和实现财税法治的根本,即将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优势相结合。当前关于地方财税治理尤其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研究,虽然在法律文本规范层面,部分省份和直辖市政府已经出台了本地区划分改革的改革方案或试行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但更多停留在原则性概括和政策性的宣示,在划分清单、财力匹配、支出规制、争议解决等配套改革方面规定有限,个别省份甚至连最基本的事权清单都没有列举。而在实践层面,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各个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程度差异较大,也给地方财税治理研究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规范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补充。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因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关涉到各级政府关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本论文以“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作为研究的命题和对象;其次,本论文虽然聚焦的是地方财政问题,但同样离不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这一大背景,地方问题的理顺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顺,因此本研究也涉及到部分财政事权领域是归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部分的支出责任在地方各级之间的分配;再次,以宪法教义学的方法作为理论源头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公权力体系的类型化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类型化相对接,并辅之以经济学的经济效率原则作为划分的补充;然后,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客观层面的类型化,包括单一事权、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监管事权、新增事权等以及所对应的支出责任;最后,为完成履行事权所需的支出责任,需要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即收益权畸形必要分析和匹配,以保障地方政府具备履行事权的支出能力和支出责任,从收支相适应的角度探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最终制度目标。本研究需要完成的研究目标是:第一,构建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框架,以进一步完善各地区财政治理逻辑思路和指导思想;第二,规范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路径选择,以不断提高地方财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以下问题:第一,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意蕴与理念重构;第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分的标准和程序问题;第三,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中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以地方财政收益权为核心展开探讨,即从“收”和“支”两个层面相结合以实现收支相适应,改变原有研究仅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偏离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前提,故而无法实现财税法治所要求的权责相一致;最后,通过政府间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作为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制度保障。本文的研究结构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其中第一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由来,对由来进行逻辑和理论上的推导,论述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是地方财政与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本质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其制度目标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研究和规范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意义重大。第二节是探讨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理论支撑是分税制下的财政分权与财政公平问题,即地方问题也是在分税制即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先决条件是对地方主要是省级财税立法权的再审视,应将省级立法权纳入到地方财税治理的核心地位;解决重点是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政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因为乡级财政职能在当前财税体制下更多被弱化;解决必要性即现实紧迫性是当前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包括基层政府债务规模膨胀以及地方融资乱想等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和地方政府间财政治理的负面影响。第三节是在比较法的视域下展开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探讨,包括对其他国家在地方财政治理中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梳理,去粗取精以得出更为合适的制度借鉴,同时也对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财税体制的内容与利弊进行梳理和总结,寻求制度优化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和可资总结的经验教训。第二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理论分析,包括法理解读、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界定,从多学科多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铺垫,分析各个学科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和改善的空间,在法理解读的过程中,尤其是重点分析法学视野包括宪法教义学思路对地方财税治理与财税改革所蕴含的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治化研究提出法理依据,地方财税治理必须进行法治的体系化建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部分领域的修补,进而得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法治化的目标导向和路径导向。目标导向是解决政府财政支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一方面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合法,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应当围绕本区域居民的基本福祉。路径导向首先是规范层面应当逐步推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法定原则,其次在明确支出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收入的划分,包括地方收益权体系的建构,最后应加强财政监督与法律责任的完善。当然,在进行路径设计的各个环节,都不应当忽视现实利益的关切,尤其是对地方各级政府应关注激励相容原则。第三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意蕴与障碍反思,制度意蕴探讨的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边界问题,尤其宪法的教义学中的国家机构体系与基本权利体系能够为地方财政问题的分析和认知提供能量巨大的方法论指导。障碍反思是理论层面、程序层面、纵向层面、横向层面等不同的维度梳理传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中法治意蕴的匮乏,例如过于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划分程序有待加强必要的制度供给、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失衡与错配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支出活动上的权责不明等。进而总结出两者不匹配的根源,包括规范层面的根源和实践层面的根源,为制度设计指明需要解决的问题。规范层面的根源主要是地方财税改革过程中立法的缺失,缺乏明确的立法指引和制度供给,实践层面的根源有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冲动,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益分配机制的不够完善等等。第四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理念重构,第一节是明确划分的基本理念,以宪法基本权利和政府公权力体系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并兼顾效率原则。其解决的横向划分基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界限的规范化,纵向划分的基础是财政层级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层次性逻辑关系。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在反思现有事权划分的理念误区的基础上行,分别从基本权利和公权力体系两个角度探讨财政事权划分的类型化,重点分析基本权利型与非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在规制思路上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或导出不同层级的公权力与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公共产品(包括基本权利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市场要素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对接与实现,其中国家公权力体系的对接方面突出强调省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区域统筹权和市县级等基层政府的微观管制权。以解决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划分基础和操作路径。第四节分析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将财政事权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相对接,将各级政府的支出活动严格限定在本级财政事权领域,避免政府财政活动的缺位或越位。第五章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实证分析,第一节是对地方财政事权进行类型化并给与类型化的价值定位和模式选择,明确财政事权划分的一般类型,以作为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第二节是地方支出责任界定与划分的法治化标准,重点对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监管事权和新增事权等主要类型的支出责任标准予以界定,并对省域和直辖市的支出责任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和实践梳理。第三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包括调整权力的均衡化配置、调整程序的法治化规范、调整权限的规范性划分,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第四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问题的具体化例证。一方面是从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角度分析省、市、县三级的事权与支出划分,另一方面是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财政事权和社会保障财政事权的具体化分析。教育财政事权和社会保障财政事权是基本财政事权中的典型代表领域,通过将上述理论应用到教育和社保领域,实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具体化。第六章是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机制展开探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政府间财政关系本身就伴随着各种财税利益的竞争。财政事权与支出的划分本身就是对政府间利益的再分配,因此需要必要的利益平衡机制。第一节是分析利益冲突的本源,论述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利益竞争与平衡。第二节是对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地方收益分析探讨,包括省以下收益分配的检视和地方税收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包括构建可持续的地方税,以及规范共享税的收益分享机制。本节重点聚焦的是地方收益权的完善,包括地方政府各个地方税税种的可行性探讨,以及政府间的税收收益分配如何实现相对均等以保障本级事权的财政支出责任能力。第三节是在分析地方财源不均衡的基础上探讨利益平衡中的纵向财力补偿,主要是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在财力转移不均衡的现状及根源梳理的基础上,对纵向转移支付进行类型化,包括基本权利保障型、产业与经济补偿型、环境补偿型、区域发展均衡型以及紧急状态型转移支付并与财政事权的划分相对接。明确宪法的禁止性边界,即对于超过财政事权范围和地方支出责任范围,且违反效率性原则的应当禁止。进而提出省以下纵向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目标、重点和标准,即应当以县市级的财力保障为基本目标、以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为支出重点、以横向上解和纵向下沉的方式并用、以经济学标准和法学标准并行的治理思路。第四节是分析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仍然是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和域外借鉴的研究思路。将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界定为跨区域财政事权,并类型化为资源导出区和人口导入区转移支付、产业限制区和产业转移区转移支付、区域产品供给型转移支付和财政平衡型转移支付。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将地方收益分配限定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领域,以更好的有的放矢,避免以往研究的泛化。第七章是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除了实体法上的界定之外,也需要程序法的保障,地方财政纠纷的解决机制在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内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第一节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那么纠纷解决机制也无从谈起。实现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仍然需要通过预算约束的方式实现,同时对责任的配置必须具体化,以免遁入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第二节是在权责一致视角下监督体制的完善,监督机制有利于强化权利义务的落实。在地方财税治理中应当强调地方人大对财政事项监督权的实现和规范性,通过人大监督实现支出责任标准的绩效考量、预算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和完善性。第三节是探讨纠纷解决机制权限的归属,即究竟归属于立法、司法抑或行政?同时对权限归属进行域外考察与借鉴,在域外考察和借鉴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原有的立法、司法、行政在地方财政争议解决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包括行政解决机制的专门机构模式、司法解决机制的有限参与模式、立法解决机制的内涵与外延扩大模式,对三种模式的利弊给予相应评价;第四节是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方立法权即立法解决机制的再审视,对以往地方财税立法权研究的不足进行梳理和评价,将立法解决机制重新进行法律定位、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并对地方财税立法权的权属标的、权力边界以及替代性机制进行研究,以实现地方财政纠纷解决的机制构建。结论部分针对原有的理论分析和现状的问题梳理,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提出更为规范的制度对策。首先,在立法层面,强调地方财税治理的法定性,逐步将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提高地方财税治理的立法水平;其次,从法律属性与经济属性相结合的角度逐步开展地方财政事权的科学划分;再次,根据财政事权的划分进而界定地方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尤其重点强调共同事权(包括横向共同事权)和委托事权项下的支出责任,这是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重点;然后,对支出责任涉及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进行规范,既要考虑地方税体系的培育,也要考虑共享税在各级政府间的分享,以保障各级政府具备履行本级事权项下的支出责任能力,以最终实现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最后,优化地方政府间涉及到财政事权与支出划分的争议解决机制,平衡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和财政关系,以保障两者在解决机制上相适应的目标,总结和反思立法、司法、行政等不同的解决机制的优劣和对当前实践的适应性,从法理与实证两个层面得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解决路径。尤其是对地方财税立法在地方财政治理过程中的定位、法律属性、法律必要性给予全面的审视和反思,对地方财税立法的界定和范围给予必要的扩充,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立法形式之外,也应适当将与财税治理有关的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内容纳入到地方财税立法权的范畴,例如除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之外,还应当包括财政事权的调整、地方举债权的规定、共同财政事权的联合立法、地方立法的替代性机制等等。除此之外,也应当关注地方预算治理在财税治理中的重要性,通过预算法定、预算绩效优化和预算监督等不断提高预算法治化的水平,尤其是将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作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重要评估标准。当前各个省份出台的改革方案或试行意见多是由省级政府制定出台,与财税法治的思路相悖,因此将以往的行政解决思路逐步优化为立法解决思路辅之以行政解决思路和司法解决思路,以法治化的解决机制作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保障。
张永磊[8](2019)在《政府主导下的广西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铁路建设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央政府加快铁路建设发展的决策部署,促进了铁路运营里程持续增长,客货运服务日益便利,铁路服务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高速铁路技术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络和最发达的高速铁路系统网络。在我国,铁路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型的交通工具,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型产业,铁路运输业有着明显的特点和复杂性。它不仅仅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有着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同时也兼负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双重职责,相比其他产业类型,铁路改革难度相对较大。随着我国铁路快速发展,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市场性和公益性难以平衡,债务问题严重,建设融资困难,监督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铁路深化改革和发展。尽管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撤销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但从性质上来看,铁路总公司是一家中央直管、财政部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介于铁路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挥着的特殊作用,政府对铁路的经营和管理的调控作用也从未中断过。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前铁路面临着的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亟需政府履行自身的职能,对铁路改革发挥主导作用,在采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支持的同时,强化对铁路企业和市场的监管,推进铁路改革持续深化。本文以政府与政府职能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公共管理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公司为对象进行调研,结合广西铁路建设发展现状,总结分析政府主导下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在铁路改革中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广西铁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公益性铁路提供机制、妥善处理债务问题、健全铁路融资机制、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希望能够在党领导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进铁路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更好的发挥铁路在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焦晨洋[9](2018)在《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十二五”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增高,企业效益下滑。为稳定经济增速,减轻企业负担,国家适时推出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由2011年的24.8%降至2016年的4.5%[1]。与此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肩负重任,民生支出大幅增加。在减收增支的矛盾和压力下,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2013—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从1.2万亿元升至2.18万亿元,赤字率从2.1%提高到约3%”[2]。财政赤字风险和收支压力继续加大,势必影响财政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作用的发挥。面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的局面,国企作为国家经济资源的储备力量理应给与财政大力支持。但近年来,尽管我国政企分配关系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确立了“税利并存,税后利润上缴”的改革方向,但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改革完善整体进展缓慢,大量本应上缴利润的国企游离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实施范围之外,上缴企业数量还不到国企总量的2%,以金融、文化和地方国企的问题最为突出。国企利润上缴财政运行状况呈现出规模过小、比例过低、增长过慢、缺乏制度刚性等问题。规范的政企分配制度的缺失,导致国企不但不能有力壮大财政实力,还滋生出企业效率低下、过度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关系着企业发展和财政职能的实现,成为党和国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和工具。2007年以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关系调整完善的要求,我国国企利润上缴在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种进步是基于建国以来我国政企分配关系调整完善的经验积累和重要启示,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层面,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政企分配关系理论和科学合理的制度。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研究力度。我国现阶段关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政企分配关系理论和实践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但用还存在局限。目前,相关研究过于依赖借鉴西方利润分配理论,单纯的将国企利润上缴视为一项微观层面的企业利润分配行为来研究,却未能将国企利润上缴视为一项政企分配制度,研究其在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即相关研究缺乏在国有企业“公共性”和“营利性”之间的平衡。在此背景下,关注和加强国企利润上缴的“公共性”与“营利性”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国企利润上缴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主题,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理论基础和构建政企分配关系的理论框架。综合上述分析,国企利润上缴在宏观层面的“必要性”和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的相关研究,在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实施范围、提升利润上缴水平充实国家财政收入,推动国企领域相关改革、规范政企分配关系、建立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理论方面有三个方面:首先有利于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研究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其次对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和政企分配关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再次改进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可行性”和上缴比例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实践方面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党中央政企分配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二、有利于巩固和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第三、有利于推动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转型升级;第四,有利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完善。在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目标的指引下,本文围绕国企利润上缴财政这一研究主题,从“公共性”的角度研究其在宏观制度层面的“必要性”,从“营利性”的角度研究其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本文综合采用规范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进了包括文献综述、基础理论分析、历史现状分析、“必要性”和“可行性”理论论证与检验、外国情况比较借鉴及政策建议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并从中得出了一系列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论。具体来讲,相关研究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理论依据方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为指导论证指出,国企利润上缴财制度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相适应,并可以通过转换经营目标、完善企业产权配置结构、改善企业公司治理三大要素,促进国企节约内部交易成本,提升自身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为研究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宏观“必要性”和微观“可行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在现实依据方面,本文首先介绍和分析了我国政企分配关系调整、完善的历史过程,并指出具有制度刚性的国企利润上缴制度是我国政企分配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接下来本文介绍了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现状、问题,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和体制原因,上述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为后续研究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基于以上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本文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采用规范性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论证研究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从完善我国政企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论证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在宏观制度层面具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推动国企建立“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优化国企产权配置结构、完善国企公司治理三个方面,论证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在降低国企交易成本、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方面的微观“可行性”。为了增强本文理论研究的可靠性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建模分析了国企利润上缴水平与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之间的抛物线型相互变动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说明,抛物线顶点对应的比例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理论最优值,在达到该值以前,提高利润上缴比例确实能够起到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的作用。因此实证研究从数据上检验和佐证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具有微观可行性的结论,且相关测算结果支持将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提升至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30%的水平。此外,分行业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度越高、盈利能力越高、所处发展阶段越靠后的行业,适用的国企利润上缴最优比例约高,反之则越低。基于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和相关测算结果,本章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政策建议。在提升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方面,近期目标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将国企上缴利润占国企利润总额的比例提升至30%,远期目标是逐步将该比例提升至40%以上;分档目标方面,应在现行“分类定档”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行业分类和上缴档次,上调各档次上的比例,逐步取消免缴档次,将适用于利润上缴能力较强的、集中度较高的、投资相对饱和的传统行业的最高档次上调至50%以上。为进一步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和相关工作,本文还针对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在运行、制度层面与体制环境层面的问题,一一对应的提出了细化的对策。本文在进行上述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建立了分析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新框架。目前,我国关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研究在“公共性”和“营利性”之间缺乏平衡。相关研究主要是参考和借鉴西方业已成熟的股利理论,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单纯第归为企业利润分配的“营利性”问题来研究,却忽视了其作为我国政企分配关系领域一项经济制度而具有的“公共性”一面。影响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研究分析框架的完整性,也进一步影响了相关理论的有效性和指导实践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本文兼顾国企利润上缴的“公共性”和“营利性”,选取和借鉴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产权、公司治理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既研究国企利润上缴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生产关系调整完善方面的作用,又研究其在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方面的作用,从而创新性地建立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研究系统完整、有机统一的分析框架体系。第二,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性证据。此前,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该不该缴”的问题展开的,对于“缴多少”的问题涉及较少,更缺乏将上述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在“该不该缴”的问题上,相关研究倾向于借鉴不同的西方股利理论进行分析,就该问题的理论依据难以达成共识,产生了激烈争论,并难以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削弱了相关研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和指导实践能力的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得出“应该上缴”的结论,在“缴多少”的问题上,只能结合现行政策给出笼统的建议,缺乏实证研究支持。针对上述问题,在研究国企利润上缴微观层面“可行性”问题时,首先注意了从西方利润分配理论的源头(即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基于企业性质理论、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建立了内在有机统一的研究分析框架,指导规范性分析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在规范性分析结论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但验证了国企利润上缴对于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初步测定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合理比例,为国企利润上缴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性证据,也为提升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提供了数据支持。第三,提出国企利润上缴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成本的新观点。对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流失,会加重企业负担,增加企业运行成本,尤其是当前国企运行在制度性交易、税费、社保、流通、能源、融资等方面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为了适应国企“降成本”的需要,应暂缓执行国企利润上缴。本文通过规范性分析发现,国企利润上缴财政不仅具有宏观制度层面的“必要性”,尤其是具有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能够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提升企业效益,并且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印证。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目前“降成本”的政策措施多是从宏观层面着手降低企业运行的外部成本,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政策效应的逐步兑现,政策效应将进入边际递减阶段。下一步应该侧重于企业内部的降成本,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从内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对冲外部政策效应的边际递减,从而达到国企“降成本”目标的实现。
阎晓莹[10](2018)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石,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是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这段历程,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路径、相关举措的实施效率和成果的探讨与尝试,在学术界与实践界均未曾间断过。国内外太多学者从各个纬度、各个层次都进行了大量的、详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总的来说,以往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展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对改革效果的分析,这一类分析绝大多数着眼于分析改革前后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产出能力或产权效率的提升,以证明这一阶段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类研究则是对改革动因的分析,此类文献致力于发现并验证改革的触发机制,将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和内部动机分别归因于国内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和企业自身绩效提升的需求;还有一类研究是从不同角度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路径,主要的分析角度包括了企业效率改善、财政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委托代理关系演变,等等。前两个研究方向往往聚焦于具体某一阶段或某一项改革举措的落实效果,后一类研究则多是对改革历程的理论性描述。然而,回顾中国国有企业40年的改革历程,在国有资产(资本)产权关系重构的过程当中,作为改革重要的推动因素,政府作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动机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在前辈们的若干成果当中,鲜有通过梳理改革的全过程来提炼触发并作用于改革各个阶段的同一动因的研究。尤其缺少对时间跨度较长的、相对完整的、宏观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籍此,笔者撰写了这篇论文,以期对理论领域的知识分享尽一己之贡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以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挖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动因。本文以政府的双重身份对利益的不同诉求作为改革动因来考察改革方向与路径选择的必然性。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内容是将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有一部分是以单一的社会管理者视角去审视政府对改革的作用。这两类研究都忽略了政府身份和职能的双重属性,对认清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并没有直接帮助。而其他研究即便考虑了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也并未将其用作分析改革动因的工具。因此,尽管政府身份的二重性并非笔者率先提出,但以政府的双重性质利益诉求作为改革动因的研究,在笔者极为有限的研究生涯中还未曾发现。因此,这一点可以视作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笔者在研究中将政府视作国有资产所有者,假设其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行为会提出经济利益;同时考虑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对政治利益的追逐。对这两类利益的追逐、混淆和廓清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并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这一设置不仅与政府的双重身份相契合,更方便研究者以双重视角去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外在动因,也使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困难的解释更加符合逻辑。2.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本质的判断。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动因——政府动机。既有文献在分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原因时,大多基于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前后对比。但这种研究看似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原因,实则论证了改革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非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而此前依据政治庇护理论来论证改革动因的文献也都聚焦于改革的某一阶段,而非改革的全过程。因此,本文首次以政府行为的逐利性为假设,将改革中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利益关系,系统地梳理了改革不同阶段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竞取、综合和取舍,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的真实依据,是政府对其职能收益的追求”这一判断。3.对更长时间跨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再探讨。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时期为1979年至2016年,而非1979年至2007年。绝大多数既有文献的分析都止于2007年,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此之后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趋于稳定,后续的改革行为均是对之前改革的巩固与深化。但在2008年至今的这10年中,国有资产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在不同方向上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这一改变同样属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内容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分析价值,尤其在处置国有资产产权效率的问题上,为改革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依据。因此,本文将200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行为也纳入到分析当中,以期更加全面地审视这盘“还未下定的棋局”。4.可能的方法创新。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其他使用微观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不同,本文第五章采用的是宏观经济指标——国有企业利税金额增长率、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来检验各个阶段的改革成效,为考察国有企业改革效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反映的是在制度变迁中各主体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改革对各主体收益变化的作用,为后续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奠定现实基础。全文以七大部分完成了对创新的实现。绪论作为本文的第一部分,除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之外,列出论文的主要内容、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同时陈明研究将会用到的理论与方法。第二章是对既有文献的回顾与述评,通过梳理此前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各类观点,绘制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演进图谱。由此,笔者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加清晰地审视问题。也正是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才使笔者能够发现此次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三章是正文的开始,笔者以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了不同产权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各自的表现,根据其利益分配关系变革将2017年之前的改革划分为六个阶段,标注出各个阶段的起止点和标志性事件,并对与既有文献不一致的阶段划分作出详细说明。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改革的主线与延伸路径,为后续得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基于政府追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动机而发起的产权制度变迁”这一结论做铺垫。在这一章中,笔者还描述并分析了不同阶段改革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政府化解难题的具体措施,以备用在第六章中分析不同产权主体在改革过程中对行动策略的选择动机。第五章与第六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前者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效率、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财政的获利能力作为评价指标,展示了各个阶段的改革效果,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了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产权主体利益诉求的贡献度。第六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笔者通过分析各产权主体、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利益分配方案的收益预期和效果评估,不仅验证了此前对国有企业改革触发机制的判断,也解释了改革几度遭遇困难的原因。最后,结论中提出了此次研究的主要结论:1.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以政府动机引发的、被动式的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结构作为收益分配的基础,是各个阶段改革的核心;对获取收益数量以及获利能力的提升,则是改革过程中全部措施的政府动机。每一次改革的触发,都源于产权主体对当期实际利益分配额与改革收益期望之间差距的不满。每一次产权结构的重新划分,包括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国有经济的产权边界,都伴随着产权收益分配方式与利益关系的重构。2.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与国有企业这三者中,中央政府作为领导者,引导、并在必要的时候强制改革沿着有利于提高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方向向前推进;地方政府作为改革的跟随者,尽管不能对抗改革,但其逐利性能够对改革效果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事实证明,只有这三者之间形成利益综合的关系时,改革才能顺利推行。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选择的基础。3.当改革围绕产权系统内部既有利益的分配方式而展开时,产权结构将沿着中央政府收益与获利能力提高的方向而改变;当改革延伸至国有资产产权系统之外,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将会沿着中央政府产权收益增加的方向改变。4.国有企业的获利能力、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能力这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获利能力与中央、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综合关系,前者对后两者贡献正向作用,但后者并不会对前者构成事实影响;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竞取关系,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起正向激励作用,但地方对中央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不起到任何作用。5.政府的二重身份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正常的改革内容的落实依靠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即可完成,一旦陷入困境,政府则通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化解矛盾。当改革发生偏差时,政府的二重身份在处理方式上会产生矛盾一—当政府获利的总和符合或高于预期时,政府并不会去处理偏差;当整体利益下降,尤其是政治成本支出高于改革偏差获利时,政府则会选择修正偏差。纵观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笔者发现,凡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改革举措都能为产权主体提供更高的产权效率与政府利益,而将“最容易”的环节作为切入点所收获的改革红利则是不可持续,对获利能力的强化更是没有任何贡献。未来国有企业持续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才能少遇曲折、顺畅前行。
二、也谈财政在国企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也谈财政在国企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设计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
2.2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 |
2.3 制度变迁理论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 |
2.5 文献述评 |
第3章 案例研究 |
3.1 研究目的 |
3.2 研究设计 |
3.3 研究变量构建 |
3.4 初始假设命题的提出 |
3.5 总体研究框架 |
第4章 平台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4.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4.2 研究设计 |
4.3 实证分析 |
4.4 结论与讨论 |
第5章 制度变迁在平台公司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 |
5.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5.2 研究设计 |
5.3 实证分析 |
5.4 结论与讨论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 |
6.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6.2 研究设计 |
6.3 实证分析 |
6.4 结论与讨论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理论贡献 |
7.3 实践启示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调研资料汇总 |
附录二 调研访谈提纲 |
附录三 访谈情况统计 |
附录四 样本城市及所在省份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2)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一、变量选择 |
二、数据来源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相关理论依据 |
1.3.1 公共产品理论 |
1.3.2 公共财政理论 |
1.3.3 委托代理理论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1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创新 |
第二章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价值 |
2.1 当前政府财政与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 |
2.1.1 国企改革中政府和国企的职能定位状况 |
2.1.2 我国政府推动国企改革的现状 |
2.2 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国企转型面临的困惑 |
2.2.1 财政预算编制精细度不够 |
2.2.2 财政资金支持不充分 |
2.2.3 财政调控作用未能良好发挥 |
2.3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案例的典型性 |
2.3.1 富诚集团在财政杠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代表性与先进性 |
2.3.2 财政预算杠动的典型性:提高企业自身造血功能 |
2.3.3 财政资金杠动的典型性:盘活存量优化资源配置 |
2.3.4 财政调控的典型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效率 |
第三章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描述 |
3.1 绵阳富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
3.1.1 基本情况 |
3.1.2 财务状况 |
3.2 绵阳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背景 |
3.2.1 促进绵阳市经济建设良好发展的需要 |
3.2.2 绵阳市政府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的需要 |
3.2.3 加快富诚投资集团自身发展的需要 |
3.3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主要历程和做法 |
3.3.1 按照分类改革要求拟定改革方案 |
3.3.2 明确“三层次”国资监管架构图 |
3.3.3 完善富诚集团架构 |
3.3.4 优化富诚的业务结构 |
3.3.5 优化富诚的债务结构 |
3.3.6 加强监督提升富诚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
3.4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主要成效 |
3.4.1 推进了国有企业由功能型向市场型转型 |
3.4.2 促进了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提高自身造血功能 |
3.4.3 推动了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第四章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预算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因素分析 |
4.1 财政预算杠动国企转型过程的关键性分析 |
4.1.1 财政预算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升级的关键性分析 |
4.1.2 财政预算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性分析 |
4.2 财政预算杠动国企转型的理论分析 |
4.2.1 从公共财政理论分析是经济结构布局优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 |
4.2.2 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是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益的需要 |
4.2.3 从政府干预理论分析是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需要 |
4.3 财政预算杠动国企转型的成功经验 |
4.3.1 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收益管理杠动转型 |
4.3.2 通过严控国有企业的支出管理杠动转型 |
4.3.3 通过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杠动转型 |
第五章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因素分析 |
5.1 财政资金杠动国企转型的关键性分析 |
5.1.1 财政资金的投入帮助国企积累原始资本的关键性分析 |
5.1.2 财政资金的投入拓宽了融资渠道的关键性分析 |
5.1.3 财政资金的投入提高了国企承担政府下达公益性项目建设和运营能力的关键性分析 |
5.2 财政资金杠动国企转型的理论分析 |
5.2.1 从资本经营理论看是国企改革由“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的需要 |
5.2.2 从政府职能理论看是纠正市场失灵的需要 |
5.3 财政资金杠动国企转型的成功经验 |
5.3.1 通过注资和划拨资产的方式杠动转型 |
5.3.2 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和资金的方式杠动转型 |
5.3.3 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和扩展业务的方式杠动转型 |
第六章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调控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因素分析 |
6.1 财政调控杠动国企转型的关键性分析 |
6.1.1 财政调控推动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性分析 |
6.1.2 财政调控提高了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关键性分析 |
6.1.3 财政调控发挥了国有资本最大效益的关键性分析 |
6.2 财政调控杠动国企转型的理论分析 |
6.2.1 从资本经营理论看是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
6.2.2 从政府干预理论看是规范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 |
6.2.3 从公共财政理论看是财政资金专款专用的需要 |
6.3 财政调控杠动国企转型的成功经验 |
6.3.1 从财政监督的角度严格内部审议程序、完善公司章程杠动转型 |
6.3.2 制定并完善管控制度杠动国企转型 |
6.3.3 严格专项资金管理杠动国企转型 |
第七章 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启示 |
7.1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才能确保优化资源配置 |
7.1.1 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基础和方法 |
7.1.2 要将公共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有效衔接 |
7.1.3 要严格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评价和考核 |
7.2 转变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才能推动国企改革适应市场经济 |
7.2.1 加大国企资本金以基金方式注入企业的比例 |
7.2.2 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和资金,吸纳民间资本转向市场化运营 |
7.2.3 以不同财政资金扶持方式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7.3 完善财政调控政策才能推动国企做大做强 |
7.3.1 着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 |
7.3.2 建立国企科学组织机构 |
7.3.3 建立国企现代管理制度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历史的往复:1978—1992年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一、1978—1992年宏观改革背景:国企“放权让利”及“双轨制”改革 |
二、1978—1992年的公立医院改革 |
(一)围绕公立医院的“放权让利” |
(二)公立医院的双轨制改革 |
1. 价格改革。 |
2. 双轨制的人力资源配置。 |
(三)社会办医:有限竞争的出现 |
三、小结 |
(5)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动机、绩效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跨所有制并购动机研究 |
1.2.2 跨所有制并购绩效研究 |
1.2.3 跨所有制并购绩效影响机理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协同理论 |
2.2 委托代理理论 |
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4 资源基础理论 |
第三章 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
3.1 民营企业界定 |
3.2 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的理论分析 |
3.2.1 我国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 |
3.2.2 我国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实践依据 |
3.2.3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 |
3.3 我国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的经验分析 |
3.3.1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
3.3.2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
3.4 我国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状况 |
3.4.1 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年度分布 |
3.4.2 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行业分布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动机研究 |
4.1 理论分析及模型设计 |
4.1.1 理论分析 |
4.1.2 模型设计 |
4.2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4.3 基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相关性分析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绩效研究 |
5.1 理论分析 |
5.2 模型设计 |
5.2.1 配对公司的选择 |
5.2.2 配对样本T检验 |
5.2.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5.3 样本选择及基本描述性统计 |
5.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5.3.2 基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配对样本T检验 |
5.4.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绩效影响机理实证分析 |
6.1 理论分析及模型设计 |
6.2 样本选择及基本描述性统计 |
6.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6.2.2 基本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跨所有制并购绩效影响机理之资本市场表现 |
6.3.2 跨所有制并购绩效影响机理之盈利能力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B |
(6)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一、 引 言 |
二、 经济改革逻辑下的中国财政改革 |
(一)财政改革如何推动了经济改革 |
1.财政放权让利实现了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破局 |
2.分税制改革推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3.推进公共财政建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需要 |
4.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以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 |
(二)财政承担了哪些改革成本 |
(三)央地财政博弈如何为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动力 |
1.以税代利改革与地方企业留利 |
2.地方财政压力与土地财政 |
3.地方财政压力扩大与地方财政融资模式创新 |
三、 财政改革的逻辑归结与理论溯源 |
(一)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 |
1.中国财政的本质是国家财政并始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 |
2.财政始终是改革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并为改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
3.财政始终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激励并对过度激励进行约束 |
(二)中国财政改革逻辑的理论溯源 |
四、 财政改革中的困惑释疑与实践展望 |
(一)关于财政改革过程中几个困惑的解释 |
1.中国财政为何总是处于变革之中? |
2.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现象? |
3.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不规范财政收入行为? |
(二)基于财政改革逻辑的实践展望 |
1.财政改革应面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任务 |
2.财政改革应做好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改革成本筹划 |
3.央地财政关系设计需要兼顾地方政府的激励性与约束性 |
五、 结 论 |
(7)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由来 |
一、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地方财政治理与地方自主权问题 |
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本质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
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 |
第二节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一、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分税制体系下的财政分权理论与财政公平原则 |
二、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定和法定性原则 |
三、解决问题的重点:省市县三级划分 |
四、解决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 |
第三节 比较法视域下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共性解析 |
一、纵向比较:历史源流中的地方财政问题梳理 |
二、横向比较:域外地方财政治理的它山之石 |
第二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理求索 |
一、概念界定 |
二、法理渊源 |
第二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界定 |
一、央地财政分权的法律解析 |
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理解构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界定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导向 |
一、目标导向 |
二、路径导向 |
第三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意蕴与障碍审思 |
第一节 制度意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释义 |
一、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地位 |
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边界 |
第二节 障碍审思:传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中法治意蕴的匮乏 |
一、理论障碍:过于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 |
二、程序障碍:划分程序中程序供给的欠缺 |
三、纵向障碍:制度缺漏下央地以及上下级财政关系的失衡与错配 |
四、横向障碍: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责不明和地方政府支出偏好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根源 |
一、规范层面的根源 |
二、实践层面的根源 |
第四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理念重构 |
第一节 目标导向:以居民基本权利体系和政府公权力体系的二元划分为统属,兼顾效率原则 |
一、横向划分的基础:规范视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限 |
二、纵向划分的基础:财政层级与公共产品内在层次性关系 |
第二节 基本权利体系对于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意蕴 |
一、现有事权划分的理念误区 |
二、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的层次性和类型化价值 |
三、基本权利型与非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的目标定位 |
第三节 国家公权力部门体系对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意蕴 |
一、地方国家权力部门体系的二元划分:省级政府的区域统筹权和市县级政府的微观管制权 |
二、国家机构体系的层次性与类型化同财政事权划分的内在联系 |
三、德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借鉴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 |
一、财政事权是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 |
二、支出责任保障与实现财政事权的关系 |
三、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思路 |
第五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的类型化界分及其价值 |
一、类型化的价值定位:是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 |
二、类型化的责任主体: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事权领域的集中反映 |
三、类型化的模式选择 |
第二节 地方支出责任界定与划分的法治化标准 |
一、地方支出责任法治化的价值判断 |
二、地方支出责任界定的法治化标准 |
三、省域支出责任的实证考察 |
四、直辖市支出责任的特殊性考察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 |
一、调整权力的均衡化配置 |
二、调整程序的法治化规范 |
三、调整权限的规范性划分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具体化例证 |
一、省、市、县三级财政事权与支出划分的实践选择 |
二、教育财政事权 |
三、社会保障财政事权 |
第六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机制 |
第一节 利益冲突的本源: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利益竞争与平衡 |
第二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地方收益划分 |
一、省以下收益分配的现状:税种归属与共享理论的检视 |
二、收益分配的核心:税收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 |
第三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纵向支出转移支付 |
一、财力转移不均衡的现状及根源探析 |
二、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类型化和法律禁止性边界 |
三、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规制 |
第四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横向支出转移支付 |
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视角下横向转移支付的类型化 |
二、横向转移支付的域外借鉴:以德国横向财政平衡为例 |
第七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 |
第一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 |
第二节 权责一致视角下监督体制的完善 |
一、地方人大对财政事项监督权的规范性 |
二、支出责任标准的绩效考量 |
三、预算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制度 |
第三节 纠纷解决机制权限的归属 |
一、权限归属的基本思路:立法、司法抑或行政? |
二、权限归属的域外考察与借鉴 |
第四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方立法权的再审视 |
一、地方立法权的权属标的:实践基准和纠纷解决归属 |
二、地方立法权的权力边界 |
三、替代性机制的可行性探讨:授权立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8)政府主导下的广西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 国内研究概述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三) 文献评述 |
四、研究思路、方法 |
(一) 论文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本文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政府主导的理论依据 |
二、铁路管理体制改革 |
三、政府主导下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 |
第二节 政府主导铁路改革的理论基础 |
一、政府与政府职能 |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 |
三、政府失灵理论 |
第二章 广西铁路发展和管理现状 |
第一节 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现阶段我国铁路发展背景 |
二、铁路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我国铁路发展和管理现状 |
第二节 广西铁路的地位和作用 |
一、区域铁路概况 |
二、在全国铁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 |
三、在区域交通运输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
第三节 广西铁路发展背景与历程 |
一、发展背景 |
二、发展历程 |
第四节 广西铁路管理现状 |
一、管理机构设置 |
二、经营管理改革 |
三、广西铁路改革的迫切性分析 |
第三章 广西铁路改革和发展的困境 |
第一节 改革历程 |
一、政府机构改革与政企分离 |
二、政府主导下的主辅分离 |
三、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 |
第二节 广西铁路改革和发展的困境及原因 |
一、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
二、市场化运营不足 |
三、债务问题严重 |
四、建设融资困难 |
五、监督体系不完善 |
第四章 政府主导下广西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
第一节 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
一、推进国企公司制改革 |
二、深化国企三项制度改革 |
三、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
第二节 履行政府职能,完善公益性铁路提供机制 |
一、彻底实现政企分开 |
二、完善铁路公益性补偿机制 |
第三节 妥善处理铁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
一、加大对地方铁路的支持力度 |
二、提升自我化解能力 |
三、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
第四节 政府推动铁路项目融资机制建立 |
一、放宽市场准入,创新融资模式 |
二、建立高效投资机制 |
三、落实铁路建设财税政策 |
第五节 政府加强铁路行业监督体系建设 |
一、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
二、加强专业监督队伍建设 |
三、强化行业内外监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增强财政自身发展平衡性和可持续性的需要 |
1.1.2 增强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刚性和公平性的需要 |
1.1.3 解决国企利润配置“软约束”及相关问题的需要 |
1.1.4 创新和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理论基础和框架的需要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1 国有企业 |
1.3.2 国有企业利润 |
1.3.3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 |
1.4 研究范围与结论适用性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1 基础部分 |
1.5.2 理论研究部分 |
1.5.3 历史与现状研究部分 |
1.5.4 规范性研究部分 |
1.5.5 实证研究部分 |
1.5.6 外国情况借鉴部分 |
1.5.7 政策建议部分 |
1.6 研究的方法 |
1.6.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1.6.2 规范性研究 |
1.6.3 实证性研究 |
1.6.4 历史分析法 |
1.7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1.7.1 建立了研究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新框架 |
1.7.2 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性证据 |
1.7.3 提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的新观点 |
1.8 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1.9 论文结构图 |
2.文献综述 |
2.1 企业利润分配理论的研究综述 |
2.1.1 “一鸟在手”理论研究综述 |
2.1.2 税差效应理论研究综述 |
2.1.3 股利代理理论研究综述 |
2.1.4 剩余股利理论研究综述 |
2.2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问题的研究综述 |
2.2.1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合理性的研究 |
2.2.2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与改善公司治理的研究 |
2.2.3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范围与比例研究 |
2.2.4 国企上缴利润支出原则与重点的研究 |
2.2.5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研究 |
2.3 研究现状评述 |
2.3.1 国外利润分配理论研究现状评述 |
2.3.2 国内国企利润上缴财政问题研究现状评述 |
3.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研究的基础理论 |
3.1 政治经济学理论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论述 |
3.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公有制与国有制的发展 |
3.1.3 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是研究国企利润上缴的理论基础 |
3.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3.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方法与假设 |
3.2.2 企业的性质与边界理论 |
3.2.3 产权理论 |
3.2.4 公司治理理论 |
3.2.5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作用 |
4.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4.1 我国政企分配关系发展演进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
4.1.1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政企分配关系的探索 |
4.1.2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政企分配关系的调整与完善 |
4.1.3 我国政企分配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 |
4.2 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制度构建 |
4.2.1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制度体系 |
4.2.2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层级划分 |
4.2.3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程序、实施范围与操作方法 |
4.2.4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科目与数额核定 |
4.3 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实际运行状况 |
4.3.1 国企上缴利润规模与国企利润总额比较 |
4.3.2 国企上缴利润数量与上交税金、非税收入及公共预算收入比较 |
4.4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存在的问题 |
4.4.1 利润上缴比例存在的问题 |
4.4.2 利润上缴的绝对规模存在的问题 |
4.4.3 利润上缴的相对规模存在的问题 |
4.4.4 利润上缴的实施范围存在的问题 |
4.4.5 利润上缴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
4.5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4.5.1 制度层面原因分析 |
4.5.2 体制层面原因分析 |
5.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必要性研究 |
5.1 从完善我国政企分配关系角度的分析 |
5.2 从完善公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角度的分析 |
5.2.1 将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的依据 |
5.2.2 国企利润上缴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 |
5.3 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角度的分析 |
5.3.1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推动“政资分开” |
5.3.2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5.3.3 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情况 |
6.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可行性研究 |
6.1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可行性”的内涵 |
6.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适用性分析 |
6.3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转变国企经营目标 |
6.3.1 企业性质理论的指导意义 |
6.3.2 通过释放活力和压力传导树立“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 |
6.4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完善国企产权结构配置的分析 |
6.4.1 产权理论的指导意义 |
6.4.2 通过股权结构多元化优化国企产权结构配置 |
6.5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改善国企公司治理的分析 |
6.5.1 公司治理理论的指导意义 |
6.5.2 通过提供必要条件和手段改善国企公司治理 |
6.6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必要性”与“可行性”辩证关系 |
7.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可行性实证分析与最优比例测算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7.1.1 样本选取 |
7.1.2 评价指标的设计与测算 |
7.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7.2.1 样本总体情况 |
7.2.2 样本分年度情况 |
7.2.3 样本分行业情况 |
7.2.4 关于描述性统计结果的解释分析 |
7.3 计量回归模型设计 |
7.4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7.4.1 计量回归结果 |
7.4.2 稳健性检验 |
7.5 国企利润上缴最优比例分行业测算 |
7.6 实证分析结论与测算结果 |
7.6.1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可行性”的实证分析结论 |
7.6.2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最优上缴比例的测算结果 |
8.外国国有资本经营和国企利润上缴模式借鉴 |
8.1 集权模式:公共财政主导 |
8.1.1 美国模式 |
8.1.2 英国模式 |
8.2 分权模式:专门机构主导模式 |
8.2.1 法国模式 |
8.2.2 意大利模式 |
8.3 放权模式:主权基金主导 |
8.4 国外国有资本运营和国企利润上缴模式的借鉴意义 |
9.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政策建议 |
9.1 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整体思路 |
9.1.1 坚持“有的放矢、标本兼治”的指导思想 |
9.1.2 坚持“统筹兼顾、合法合理”的基本原则 |
9.1.3 坚持“多层次”政策目标设计和科学的目标实现方式 |
9.2 解决国企利润上缴财政运行和制度层面问题的政策建议 |
9.2.1 树立科学合理的理财理念指导国企利润上缴 |
9.2.2 确立财政部门在国企利润上缴财政中的领导权 |
9.2.3 构建“标准化、因素法”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比例的测算模型 |
9.2.4 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组织架构及相关立法 |
9.2.5 扩大和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实施范围 |
9.2.6 改进和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核算方法 |
9.3 解决国企利润上缴财政体制层面问题的政策建议 |
9.3.1 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确立国企市场主体地位 |
9.3.2 构建新型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体系 |
9.3.3 形成统一的、综合性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 |
参考文献 |
附录 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方法及模型推导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10)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基本思路 |
一、研究视角 |
二、分析的出发点 |
三、分析的依据 |
四、分析指标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安排 |
第三节 主要理论依据 |
一、交易费用理论 |
二、产权理论 |
三、制度变迁理论 |
四、软预算约束理论 |
五、政治庇护理论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可能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
二、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述评 |
第一节 国有经济存在的空间 |
一、国有经济存在的正当性 |
二、国有企业存在的空间边界 |
第二节 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
二、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动力机制的解释 |
一、内在动因: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诉求 |
二、外在动因:国家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途径分析 |
一、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以实现企业独立 |
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企业改革效率 |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描述 |
第一节 改革伊始国有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 |
一、微观层面:“国营工厂”的经营模式 |
二、宏观层面:国家的财政收支特征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划分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
一、起步探索阶段(1978-1986):放权让利以激发企业活力 |
二、制度稳定阶段(1987-1992):推行承包制以巩固改革成果 |
三、制度创新阶段(1993-2002):转机建制以提高资产效率 |
四、纵深推广阶段(2003-2008):优化产权边界以提升盈利能力 |
五、国有经济扩张阶段(2008-2012):规模扩大以谋取更多收益 |
六、巩固深化阶段(2013年-):国家以社会管理职能重塑企业经济身份 |
第四章 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所遭遇的困难 |
第一节 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 |
第二节 起步探索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次分离 |
一、路径选择:尝试重构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 |
二、面临困难:平衡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 |
第三节 制度稳定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二次分离 |
一、路径选择:固化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 |
二、面临困难: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
第四节 制度创新阶段: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
一、路径选择:提高国有资产的产权效率 |
二、面临困难:化解转轨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矛盾 |
第五节 纵深推广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
一、路径选择:塑造独立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 |
二、面临困难:拆散松散的利益集团 |
第六节 国有经济扩张阶段: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建 |
一、路径选择:产权主体对收入来源的重新界定 |
二、面临困难:应对日渐稳固的“集团垄断” |
第七节 巩固深化阶段:以社会管理职能巩固改革成果 |
一、路径选择:管理层监督制度的建立 |
二、面临困难: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
第八节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成效评估 |
第一节 微观视角:国有企业改革前后的基本状况比较 |
一、国有企业微观统计数据的变化 |
二、对微观层面改革成果的评析 |
第二节 宏观视角:国家财政改革前后的基本状况比较 |
一、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变化 |
二、财政依存度变化 |
三、对宏观层面改革成果的评析 |
第三节 实证分析:改革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 |
一、研究设计 |
二、计量模型 |
三、实证结果释义 |
第六章 改革路径的选择基础:政府动机 |
第一节 研究视角的选择依据 |
第二节 企业产权结构既定时的利益竞取 |
第三节 基于政府动机的产权改革路径选择 |
一、政府经济利益对政治利益的代偿 |
二、企业经济利益向政府政治利益的转化 |
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取舍 |
四、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
第四节 小结:政府动机选择改革路径的作用机制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也谈财政在国企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变迁情境下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夏冰. 中山大学, 2020(03)
- [2]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3]绵阳政府利用财政杠动富诚集团转型的案例研究[D]. 刘丽.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4]历史的往复:1978—1992年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J]. 昝馨.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02)
- [5]民营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动机、绩效及其影响机理研究[D]. 赵子坤. 长沙理工大学, 2019(06)
- [6]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J]. 吕炜,张妍彦,周佳音. 经济研究, 2019(09)
- [7]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D]. 陈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政府主导下的广西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张永磊.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9]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研究[D]. 焦晨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09)
- [10]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历史的分析[D]. 阎晓莹.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