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向民国延续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孙宏年[1]（2021）在《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思想既继承了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大一统"的治边思想,又出现"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等新理念。在此基础上,边疆治理的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因此,阐述1912—1919年我国边疆治理的主要思想和机构、分析其特点与得失,具有重要意义。
阿云嘎[2]（2021）在《《蒙古律例》对蒙古族固有法的继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朝入关前后对蒙古地区颁布了不少的军事法规以及禁令,成为清朝对蒙古法律支配的开端。《蒙古律例》是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颁布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律文件,也是清朝民族立法趋于制度化、规范化的具体表现。“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是清朝治理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作为非蒙古族主体制定的、并在蒙古地区颁布实施的法律,《蒙古律例》与蒙古族固有法之间的继承关系显着地展现了此项原则。经过比较分析《蒙古律例》与蒙古族固有法,将其所有继承于蒙古族固有法的条文进行逐一分析,并将内容划分为刑事法规部分、民事法规部分、行政法规部分、司法制度部分以及其他法律制度部分后追踪其渊源,发现清朝《蒙古律例》不仅继承了蒙古族固有法中古老的习惯法以及成文法制内涵,更与这部法典较近时间颁布的《蒙古—卫拉特法典》有大量相同的内容。关于《蒙古律例》继承蒙古族固有法的原因问题,本文运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理论,从清朝涉蒙法律着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视角分析,全面系统地考察认为,《蒙古律例》继承蒙古族固有法文化内涵不仅源于主观的政治原因,更是基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必然原因所导致的。论文以《蒙古律例》这一治理边疆地区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切入点,运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阐述清朝“蒙古例”的形成过程,考论清朝民族立法对蒙古族固有法的继承问题,探寻民族法制文化融合的根源,为当代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
李珊珊[3]（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王成海[4]（2021）在《清代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的民族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光宣时期的蒙古族诗人群体,历经晚清之际的风云变幻,他们创作的诗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在遭遇重大历史事件时,面对国家危机时的情势,蒙古族诗人群体用手中的笔书写着他们的家国情怀、实践着他们的民族书写。在光宣时期这一历史背景下,以蒙古族诗人群体为视角,通过他们的诗歌创作去了解其背后的历史事件及其代表的诗学意义。本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在对相关史料记载的搜集基础上梳理了这一时期蒙古族诗人的资料,对光宣时期的蒙古族诗人群体进行了整体概述。并介绍了光宣时期社会时代背景与这一时期士人的心态图景。第二章对光宣时期的蒙古族诗人的民族书写进行研究。以时间轴为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详细分析了这一时期蒙古族诗人群体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反映与心态。第三章对蒙汉文学交融下的民族书写体现晚清诗学的一些特点进行了详细论述,表明了其受到当时主流诗坛的影响,体现了一种文学创作上的交融与借鉴。第四章主要辨析了蒙古族诗人民族书写的民族认同以及政治认同,并且论述了其背后体现的“诗史”意义。
高世伟[5]（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徐堃[6]（2021）在《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12年封建王朝结束,士绅为躲避战争,携带其财富脱离乡土,向城市集中;士绅与商人的界限模糊,形成新的绅商阶层;农业和手工业趋于衰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瓦解;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同时,城市的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为娱乐业的繁荣提供了温床。京剧艺术不再受皇家偏好的影响,更加纯粹的走向市场,依靠市场运作持续生存。京剧突破消费者阶层限制,成为最为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两大商业圈京剧市场的研究,剖析京剧市场逐渐发展至高潮期时段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赞助人背景,分析市场主体构成及特征、市场化运营的特征和结果以及政府的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京剧市场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寻找繁荣背后暗藏着的式微的线索、原因及规律。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京剧伶人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中流动,形塑了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京剧艺术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第二章从戏班、戏园、消费者三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主体的构成及特征。第三章从梨园自治组织、梨园经纪组织和媒体平台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市场中起到联结各市场主体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第四章从堂会演出与戏园商业演出的关系、戏价与包银的关系、戏园和戏班的合作关系、伶人薪酬和支出水平四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运行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官方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监管。总之,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京剧市场,在经历了政治格局的变动之后,延续清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并走向繁荣。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暗藏了式微的线索,对于今天戏曲市场甚至是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市场的发展都有其借鉴意义。
李勤璞[7]（2021）在《依前朝旧例：民国青海蒙旗的政治与社会》文中研究指明1912年皇帝国家转变至国民国家,被称为两千年来中国的根本革命,但青海额鲁特政治社会仍然是前朝藩部体制,王公仍是王公,而且加爵增禄举行年班,高级喇嘛仍是僧侣贵族,获得加爵增禄,照旧转世和年班;属下平民仍是世仆（albatu）。一切社会权力的结构没有变更,而僧俗贵族更愿回到真正的皇帝国家的国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变动源自地方动乱、政府开发,使得旗政府和喇嘛寺院权力涣散。
王小丰[8]（2021）在《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辽河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境内河流众多,广布其中,因此水资源充沛。此外,西辽河地区土壤类型较多,特别是西辽河下游地区的冲击扇平原土壤肥沃,优质的黑土、棕壤适合农作物生长,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随着屯田制度的发展,巩固边防的需要,朝廷将农业生产工具、种子等输送至西辽河地区,保障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一地养二民”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山东、河北、山西人涌入西辽河地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再一次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农业生产技术等亦得到改良与推广,许多改良后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轻巧方便、易于操作。加之明代“生铁淋口”技术,和“牵引钩”的发明,配合着改良后的瓠种器、犁铧、灵巧的牵引钩等,大大增加了垦殖面积。此外,明清时期外来农作物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与推广,使西辽河地区形成了整地、播种、土壤耕作、田间管理、收割加工等一整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独具特色。农业开发促进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当地农人掘泉引流,凿井灌田,朝廷还遣人“教养蒙古”,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西辽河地区农产丰收,余粮颇足。这时期的酿酒业、粮油加工业等随之发展起来。在明清茶马互市,以及清廷修建的五路驿站、巴林桥等交通要道的基础上,当地人将剩余粮食加工成农副产品通过驿站、路桥输送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区,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很多农人从事商业性活动,缓解了人与地相争的矛盾,有利于维护西辽河乃至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但在农业开发过程中,蒙汉之间的租典泛滥,及蒙古贵族土地兼并严重,国际形势混乱、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农业发展。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效果明显、影响深远,奠定了后世农业生产格局,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特别是清廷满蒙联姻政策的推行,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先进的农耕技术通过远嫁的公主、格格等再次传入蒙古各部,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贵族纷纷从事农业生产,亦促进了西辽河地区蒙古各部农业发展。农业开发势必冲击畜牧业发展与环境破坏,加之西辽河地处农牧交错带,因此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时期的农人不顾一切过渡开垦,朝廷亦肆无忌惮的砍伐林木,造成了大量土地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很多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
邸小松[9]（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包海波[10]（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二、关于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向民国延续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向民国延续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一)蒙藏事务局、蒙藏院 |
| (二)翊卫处 |
| (三)1914—1919年历届国会的边疆地区议员 |
（2）《蒙古律例》对蒙古族固有法的继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蒙古族固有法制发展与《蒙古律例》概述 |
| (一)蒙古族固有法制发展概述 |
| (二)《蒙古律例》版本及编纂历程 |
| (三)《蒙古律例》内容与效力范围 |
| 二、《蒙古律例》对蒙古族固有法的继承 |
| (一)刑事及刑罚制度的继承 |
| 1.危害统治阶级利益方面的犯罪 |
| 2.侵犯人身犯罪 |
| 3.盗窃罪 |
| 4.逃亡罪 |
| 5.其他犯罪 |
| 6.刑罚制度 |
| (二)民事及婚姻继承制度的继承 |
| 1.物权法相关制度 |
| 2.婚姻制度 |
| 3.继承制度 |
| (三)行政制度的继承 |
| 1.行政组织制度 |
| 2.其他行政法律规范 |
| (四)司法审判制度的继承 |
| 1.司法官吏 |
| 2.审判制度 |
| 3.证据制制度 |
| (五)其他法律制度的继承 |
| 1.宗教法规 |
| 2.军事法规 |
| 3.社会救助制度 |
| 4.社会事务管理制度 |
| 三、《蒙古律例》继承蒙古族固有法法理分析 |
| (一)《蒙古律例》与蒙古族固有法的冲突和融合 |
| 1.法律文化的冲突 |
| 2.法律文化的融合 |
| (二)对蒙古族固有法继承原因的剖析 |
| 1.政治原因 |
| 2.经济基础的原因 |
| 3.民族文化的原因 |
| 4.立法技术的原因 |
| (三)从《蒙古律例》的制定审视现代民族地区法治治理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清代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的民族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诗歌选本 |
| 2.诗歌研究论着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概述及社会历史背景 |
| (一)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时代图景 |
| (二)挑战与应战中的士人文化思想 |
| (三)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群体创作概况 |
| 二、徒闻沧海变: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的民族书写 |
| (一)自信与自伤:甲午战争前后及维新变法中的诗人心态及民族书写 |
| (二)长歌当哭:庚子国变的民族书写 |
| (三)迷茫与痛苦的自我抉择: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书写 |
| 三、蒙汉文学交融下的民族书写诗学观刍议 |
| (一)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 |
| (二)宋诗运动与同光体诗歌影响下的诗学观 |
| (三)情动于中——情感本体论诗学观及时代意义 |
| 四、何处家国:民族与政治认同辨析与民族书写的“诗史”意义 |
| (一)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视角下的民族书写辨析 |
| (二)民族书写的“诗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一)近代史及社会史研究中的成果 |
| 1、近代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2、艺术、经济与社会 |
| (二)戏曲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三)京剧市场研究的相关成果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环境 |
| 一、人口构成 |
| 二、交通方式 |
| 三、经济发展状况 |
| 四、城市空间结构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
| 一、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新文化格局形成 |
| 二、京剧改良运动的肇始与式微 |
| 第三节 城市有闲阶级对京剧的赞助 |
| 一、 “自娱+娱人”模式 |
| 二、 “趣味+金钱”模式 |
| 第二章 京剧市场的主体 |
| 第一节 戏班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戏班组织体系的松散化 |
| 二、戏班制度的保留与创新 |
| 第二节 戏园经营的革新与困境 |
| 一、新式舞台发展的特征 |
| 二、新式舞台的经营困境 |
| 三、戏园经营业中资本力量的对抗 |
| 第三节 观众社会阶层构成的演变 |
| 一、下层社会观众逐渐被边缘化 |
| 二、精英阶层观众成为主流 |
| 三、女性观众进入剧场 |
| 四、京剧的海外市场和观众 |
| 第三章 京剧市场的中介组织 |
| 第一节 梨园自治组织的影响与作用 |
| 一、独立信仰系统是梨园集体主义的基石 |
| 二、梨园行会组织是伶人生存的基本保障 |
| 第二节 梨园经纪组织雏形出现 |
| 第三节 媒体平台宣传造势 |
| 第四章 京剧市场的运行 |
| 第一节 堂会与商业演出并行互补 |
| 第二节 逐渐走高的戏价与包银 |
| 第三节 戏园与戏班合作与分配制度 |
| 一、从轮转制到长期合同 |
| 二、短期合作与雇佣制并存 |
| 第四节 伶人薪酬水平与支出项目 |
| 第五章 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京剧艺术本体的融合与创新 |
| 一、海派新戏应运而生 |
| 二、女伶演出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京剧市场繁荣的外部影响 |
| 一、带动周边商业圈发展 |
| 二、各地出现京剧“戏码头” |
| 第三节 伶人社会地位提高及群体内部分化 |
| 一、伶人社会地位上升与自我认同提高 |
| 二、伶人群体内部分化为两极 |
| 第六章 官方戏曲管理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管理 |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 一、北京的管理机构:近代政府雏形 |
| 二、上海的管理机构:租界独立掌控 |
| 第二节 税收制度 |
| 一、北京：繁多的税收名目 |
| 二、上海:沉重的税负支出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一：京师警察厅管理戏园规则 |
| 附录二：京师警察厅管理戏班规则 |
| 附录三：法租界新颁游戏场及影戏场章程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7）依前朝旧例：民国青海蒙旗的政治与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朝仪因革 |
| 二、祭海和会盟 |
| 三、王公台吉和呼图克图 |
| 四、拥戴皇帝 |
| 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旗政 |
| 六、总结 |
（8）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基础及背景 |
| 第一节 西辽河地区自然条件与环境变迁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候水源 |
| 三、土壤植被 |
| 第二节 明清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社会背景 |
| 一、行政区划变迁 |
| 二、总体政治和军事概况 |
| 三、社会民情变化 |
| 第三节 明清之前西辽河地区农业发展概论 |
| 一、史前时期 |
| 二、历史时期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土地垦殖和水利发展 |
| 第一节 土地垦殖的过程及特点 |
| 一、屯田垦殖 |
| 二、移民垦殖 |
| 第二节 土地垦殖的作用和影响 |
| 一、垦殖面积的扩大 |
|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
| 三、土地占有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建设与农田灌溉的扩大 |
| 一、兴修水利 |
| 二、灌溉农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作物种植拓展与技术改进 |
| 第一节 农作物的引种推广 |
| 一、玉米的引种 |
| 二、马铃薯的引种 |
| 三、其他作物的引种 |
| 第二节 主要作物的分布及特点 |
| 一、麦类 |
| 二、水稻 |
| 三、玉米、番薯、马铃薯 |
| 四、高粱、谷类、豆类 |
| 第三节 土壤耕作与技术的改进 |
| 一、耕作时令的掌握 |
| 二、耕作技术的进步 |
| 三、工具的改进与发展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动因与制约 |
| 第一节 维护边防需要与缓解资源相争 |
| 一、平定叛乱加强王朝统治 |
| 二、合理分配资源减少人地矛盾 |
| 第二节 改善民生与社会治理 |
| 一、帮扶生产给予西辽河地区生产资料 |
| 二、休养生息与整顿吏治 |
| 三、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
| 四、修桥补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制约农业开发的因素及其解析 |
| 一、安土重迁不习农耕 |
| 二、租典与封建剥削严重 |
| 三、国际政治形势混乱 |
| 四、自然灾害频仍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奠定后世基本农业生产格局 |
| 一、旱作农业系统的确立发展 |
| 二、特色农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
| 一、酿酒业的发展 |
| 二、粮油加工的进步 |
| 第三节 促进民族融合与边疆地区稳定 |
| 一、茶马互市 |
| 二、满蒙联姻 |
| 第四节 对畜牧业的冲击与生态环境破坏 |
| 一、畜牧业的削弱 |
| 二、环境的破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主要农具图谱 |
| 附录二 明清时期主要作物、蔬菜图谱 |
| 附录三 明清时期主要牵引钩图谱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 作者简介 |
（9）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 (一)“奠都”的考量 |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问题意识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 一、大众疾病观 |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 结论 |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关于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向民国延续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思想与机构演变（1912—1919年）[J]. 孙宏年. 史学理论研究, 2021(05)
- [2]《蒙古律例》对蒙古族固有法的继承研究[D]. 阿云嘎.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4]清代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的民族书写[D]. 王成海.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5]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6]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D]. 徐堃.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7]依前朝旧例：民国青海蒙旗的政治与社会[J]. 李勤璞. 西部蒙古论坛, 2021(02)
- [8]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D]. 王小丰.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9]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