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论文文献综述）
江夏[1]（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矛盾日益激化,凸显出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不合理,虽然2010年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但供给制度能否朝着理想的方向变迁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为此,本研究尝试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这一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对“供给制度何以如此变迁”这一问题进行追问,通过厘清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内在逻辑,为理解和分析当前城市学前教育供给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并为现阶段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朝着理想方向变迁提供些许建议。研究主要借助文献法还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并辅之以调查法完善对制度变迁过程的了解。研究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979-2009年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历程是怎样的?它何以如此变迁? 2010年以来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又何以能够朝着理想方向变迁?首先,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从权威型一元供给制度向市场主导的多元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变迁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从变迁的速度来看是增量变迁带动存量变迁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从变迁的方式来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从变迁的性质看是从帕累托改进式到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过程。其次,研究者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有限理性人”假设,从成本-收益角度探寻了改革后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通过把制度变迁区分为“私人供给的重新合法化”、“市场供给的主导化”以及“单位供给的市场化”三个片段,分别研究后发现:经济制度变迁只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诱因;政府、单位以及微观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不同变迁主体的偏好、权力与利益博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政府是决定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方向的核心主体。接下来,研究者又对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了分析,以回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部分不合理的制度何以能够长期存在。研究发现改革后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是来源于权威型一元供给制度变迁的不彻底,具体表现为以身份获取资源的方式在单位供给中的遗留以及非公非民的尴尬产权在集体供给中的延续,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集团对原有制度的固守;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多元供给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规范,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市场供给的过度依赖以及志愿供给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中的持续弱化,主要原因是利益集团将制度变迁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最后,研究者从规范角度对改革后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何以如此变迁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为现阶段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建议。研究认为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制度需求者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中的边缘化、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利性的显现体现出供给制度变迁过程存在不公正。对于现阶段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而言,关键是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应承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并提高家长、学术团体、教师等制度需求者在制度变迁中的参与程度。
古继洪[2]（2011）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及处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体制僵化、管理粗放、技术落后、人员雍肿等。特别是“企业办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非经营性资产,导致企业资产质量下降,负担重,竞争力不强。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想在激励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壮大,提高核心竞争能力,迫切需要对体制进行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通过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流安置富余人员；鼓励企业兼并重组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促进自主创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首先是解决政企分开,其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论哪种形式的改革,都离不开对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因此,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怎样剥离,剥离后的非经营性资产又如何处置是企业深化改革改制中急待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即在国有企业层面上,通过合理规划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有利于企业精干主业,增强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同时,研究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处置,主要是防止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产生新的问题,让非经营性资产也能发挥其最佳最佳经济效益,在社会层面上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公司治理、改革改制和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为基础,创新从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剥离和处置所带来的企业绩效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改革改制问题,构建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和处置等理论和应用体系,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有针对性操作措施和建议,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改制中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全文研究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本文选题是基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制中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和处置遇到的问题而提出。从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分析了论文理论研究意义和对企业层面上及社会层面上的现实意义；就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和处置的研究内容,以及定性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概括；同时,对涉及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通过国内外文献资料从剥离研究动因和资产剥离绩效两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国内外对资产剥离理论研究成果；其次分别从核心能力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价值耗散理论五个重要的理论出发,较为深刻论述了资产剥离与绩效等相关问题,并就上述理论在企业资产剥离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探讨,为本文研究建立系统的理论依据。第三章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了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四个动因,概括分析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对企业的作用。通过建立企业竞争能力模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改制中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后企业竞争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这一推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剥离企业非经营性资产,这样才能壮大主业,将企业做精做强,使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观点。第四章以资产剥离的基础——清产核资为切入点,研究了资产剥离中清产核资的范围、主要内容和资产损失的申报与取证等方面的内容,为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奠定价值基础。从合理性、保证稳定、国家补贴、逐步移交、区别对待和吸收合并六个方面分析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原则。从简化处理程序为出发点,提出了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方式,通过新设立的管理机构,统一对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进行日常管理和处置这一设想,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同时本文还对管理机构与原主体企业的财务关系和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的处理也一并进行了研究。第五章简要分析了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存在的现实问题,引出了本文另一研究重点——剥离出来的非经营性资产如何处置的问题。本文侧重从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角度,通过对从非经营性资产处置原则的选择,系统研究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五种处置方式,并对每种处置方式的思路、应难点及注意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通过案例证明这些非经营性资产处置方式的可操作性。同时揭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非经营性资产处置中存在的大集体改制、离退休统筹外费用等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处理建议。第六章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取得成效的视角,来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属单位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操作流程。该章通过对A公司所属的医院采取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成功典型案例,研究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操作原则、财务审计、债权债务的处理、资产评估、产权转让及交易管理、改制成本的支付与预留、股权设置与权益核减等方面内容,从不同的角度结合辅业改制的实际工作就如何掌握政策、灵活运用好政策作了实证研究,进一步佐证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必要性。第七章系统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之处,并从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十二五”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和近期提出的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继续推进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厂办大集体改革等方针为指引；主动做好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尤其是剥离非主业和非战略性业务,使企业由做大向做强转变,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本文还对下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可能创新与贡献之处在于：第一,本文以资产剥离为切入点,充分利用证据,大量实证材料,在论证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必要性的同时,通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想做大做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这一观念,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理论和操作规范,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第二,本文通过建立竞争模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与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剥离非经营性资产,这样才能精干主业,最终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第三,本文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企业现状,提出了分离办社会职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产权转让、资产重组和托管经营这五种处置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方式,通过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共同努力,建立三位一体的非经营性资产的处置模式,使剥离后的资产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本文将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结合在一起研究,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当前学术界主流只关注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资产问题,缺乏对剥离后资产处置的深层次思考。本文试图在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同时又将如何处置这些资产,以克服剥离后只重视经营性资产效应而忽视对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管理的弊端,使各项资产都能发挥最佳效益。
韩联郡[3]（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提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丁学娜,孟荣芳[4]（2019）在《“公私可比较”:中国公共部门职业福利制度发展趋势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公共部门职业福利发展框架不明确阻碍了其良性发展。公共部门因部门特性需要基于公共财政建立法定的、常规性职业福利形成机制。通过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公共部门职业福利改革的政策考察,发现我国公共部门职业福利正在由经验性的预算制向公私部门可比较式的市场调查制转变,法规补充型保险类福利转型顺利,但是其他类型的职业福利尚未明确转型思路,出现管理混乱,制度失灵问题。在市场调查可比较的福利生产机制引导下,公共部门职业福利的发展定位应该转向明确福利供给价值理念,理顺制度供给思路,引导福利项目的细化和长期规划性,关注职工个性化选择的需要,化解职工面临的社会风险等方面。
周学东[5]（2013）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三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三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张希鼎[6]（2005）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子弟学校移交地方问题研究 ——以亚洲第一大露天铜矿德兴铜矿子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办中小学教育，在我国有很悠长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穷国办大教育”的背景下，伴随着共和国建设发展历程的企业办的中小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德兴铜矿中学由1966年8月成立时的3个初中教学班，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江铜集团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好的子弟学校。为德兴铜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为解决职工子女升学就业、稳定职工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入进行，随着江铜集团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家、江西省一系列企业分离社会职能政策的先后出台，目前德兴铜矿中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江铜集团除德兴铜矿中小学以外所有学校在2003年都已开始移交，而德兴铜矿中小学至今移交进程缓慢，十分艰难。 笔者以德兴铜矿子弟、德兴铜矿中学教师的身份，通过网络资源和报刊杂志、学术期刊、相关书籍的查找以及在江西省国资委、江西铜业集团企业社会改革办公室、德兴铜矿档案馆等地查找相关文件和材料，根据相关政策和文献资料，运用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实地考查法、个案研究法。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德兴铜矿中学移交地方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一）企业办学的历史回顾及企校分离的原因与难度。（二）德兴铜矿子弟学校的移交过程与存在的问题。（三）对企校分离的前景预测及解决其问题若干想法。 笔者从上述具体事实出发，在充分考虑德兴铜矿、德兴市政府的具体要求和实际困难的前提下，结合德兴铜矿中学具体实际，提出将德兴铜矿办的小学、初中部移交地方管理，德兴铜矿中学高中部交社会承办的思路。这样能充分体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实施和基础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的移交原则。最终实现企业减轻负担、提高竞争力的目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剥离企业中的社会职能；在政府方面的目的，理顺政府对教育所承受的职责，调整本地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社会方面的目的，使在企业学校学习的孩子移交后能受到较好的教育；在国家方面的目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各产业结构，逐步提高国家的综合能力。
丁学娜[7]（2013）在《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定位 ——基于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视角的研究》文中指出职业福利的历史悠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职业福利才进入到研究者的视域。西方国家的改革实践证明职业福利是国家福利的重要补充,在员工保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水平、多元化的福利需要不断产生；企业职业福利成为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福利需要的重要途径。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企业单位福利解体,企业职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从其中分离出来,共同构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越来越重视为员工提供职业福利,职业福利在员工保障方面也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但分离后的转型过渡期,企业职业福利的发展并没有达到与其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一致的发展目标：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远不能满足员工保障需要；国有企业在实施职业福利中存在着无序混乱状态；对国有企业“福利腐败”的批评影响了对国企提供职业福利的正常判断。要使企业职业福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明确其项目内容、运作机制及其与国家福利的作用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而且,从国际上看,职业福利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中国企业职业福利的研究能够丰富职业福利的经验研究,增加职业福利的国际比较意义。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国企业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为何转变以及如何实现转变。论文将企业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关系的变革作为研究主线,对中国企业职业福利的转型、转型后与国家福利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运用补充理论明确转型后企业职业福利的补充功能衡量指标、生成机制和发展配套措施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比较法对企业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的关系进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历史比较,对企业职业福利发挥补充功能所需的内容和结构、生成机制、发展配套政策进行中西比较；运用文献法搜集相关中国企业职业福利发展的数据以进行量化分析。本文首先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借鉴,明确职业福利的内涵,并将其划分为两大类——法规补充型和工资替代型职业福利；四小类——法规补充型货币福利、法规补充型非货币福利、工资替代型货币福利和工资替代型非货币福利；确定对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考察维度——形式补充和内容补充（项目覆盖范围、人员覆盖范围和供给量）。利用这些工具,对中国企业职业福利的转型进行探索。接下来分析了中国企业职业福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企业职业福利从作为与国家福利的混合体向国家福利的补充项进行转变的背景、动力和条件。紧接着借鉴西方职业福利发展的经验,为中国职业福利的转型考察构建一个参照系。利用本研究设定的工具和西方职业福利发展经验,并依据中国的现实情形,形成对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进行补充功能分析的标准。依据本研究所搜集到的二手数据对职业福利的补充功能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补充功能方面,形式补充已经完成,然而内容补充方面存在问题：项目结构不合理、人员覆盖范围狭窄、法规补充型福利供给量不足等；企业职业福利生成机制不健全,集体协商制度仍未就职业福利内容进行有效协商；企业职业福利运行和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供给缺乏,企业职业福利发展空间受限,制度运行有效性差。最后,针对中国企业职业福利面临的补充功能发挥困境,本研究认为要形成其补充功能所需要的项目结构、人员覆盖范围和供给量要求,需要构建平衡型企业职业福利制度。通过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收入货币化改革为企业职业福利转型提供动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为其转型提供条件；中国虽然在战略规划上提出了企业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向补充关系转型,但是企业职业福利的补充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形成。为实现企业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的补充关系,本文提出了平衡型企业职业福利的发展方向和途径：从职业福利制度本身来看,需要鼓励法规补充型职业福利的发展、规制工资替代型职业福利,引入对人员覆盖范围的反歧视规制；从职业福利发展的外部措施来看,社会保障基础作用的发挥是铺垫；对法规补充型职业福利而言,集体协商机制是路径；政府对企业职业福利发展的相关规制政策是保障。
周幼平[8]（2012）在《中国社会政策变迁研究：一个演化的视角（1978-2008）》文中提出2003年，中国开始了由经济政策时代向社会政策时代的历史转变。在政府的重要文献中，社会政策相关内容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可以说，社会政策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政策制定效率的提高，离不开对社会政策变迁的透彻理解。所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政策变迁的动因及逻辑，不仅有利于完善社会政策的理论体系，从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而且有助于我国顺利度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社会政策变迁是在社会系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系统是一个超循环系统。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社会系统从有序走向更高级有序的演化过程。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子进程，社会政策变迁从属、服务且反作用于这一演化进程。因此，本文将社会政策变迁的考察置于整个社会系统超循环演化的背景之下，以更全面地洞察整个变迁。根据伺服原理，在临界状态，慢变量（序参量）支配快变量并主宰系统的演化进程，对处于转型（即临界状态）中的中国而言，作为社会系统序参量的个体化就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个体化也与社会政策变迁直接相关，不仅个体化水平的变动必然引发社会政策的偕变。而且通过不对等交换中产生的权力，社会政策也能够反过来改变个体化的水平进而影响社会转型。因此，本文采用个体化作为剖析社会系统超循环演化背景之下社会政策变迁的理论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就是配合市场化等力量完成旧的社会联系结构解组和构建新的社会联结结构的政策，其作用是维持或促进个体化水平。从个体化的视角出发，本文认为，中国正式社会政策变迁的逻辑起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较低的个体化水平，这表现为较低的个体自主性和较高的社会给付；变迁的逻辑是为提高经济效率而改革国企、推进个体化，同时对社会政策进行调整以解决推进个体化所带来的问题。客观效果是维持个体化的再生产乃至推进个体化的深入。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较低的个体化水平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财政压力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视作一种封闭的简单系统。在这一体制下，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不得不采取牺牲个体积极性的措施。但是，随着意识形态带来的激励作用逐渐耗散，这一措施束缚生产力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着。经济低迷加上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文革后的中央政府面临严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洋跃进”的失败后，政府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而开始了中国社会系统向高级有序演化的转型进程。其次，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去单位化的不断推进。换言之，是个体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从“搞活国有企业”一直是反复强调的改革主题，以及“改革直接是通过人和活跃人来进行的”等表述不难看出。经济领域的个体化改革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因此，社会政策改革被界定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和支柱”，其实质是维持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个体化，甚至也作为推进个体化的手段出现。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看，社会政策变迁是政治系统的行动者感知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变动从而采取的相应行动，以及受这一行动影响的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社会政策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变迁的。正式社会政策的变迁支持和推进了个体化，而非正式社会政策的发展却掉入了传统的窠臼。导致传统替代现代机制的原因有很多——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福利支出责任下沉、家庭福利能力下降、过度教育和“碎片化”社会政策等等，这些因素相互耦合共同导致了传统人情福利的继续存在，从而在客观上产生了与正式社会政策个体化效果相反的“去个体化”效果。这两种趋势的较量以两种超循环系统竞争进化优势的形式出现。由于剧烈的转型仍在继续，外部环境对这两种超循环的选择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此，这里不打算对趋势做出判断，只是指出哪一种趋势占据上风将由超循环的竞争决定，并对未来的社会政策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
马洁华[9]（2018）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释放了社会生产的巨大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绩,实现了中国国民财富的突破性创造与积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也从无到有呈现出累积性增长,它们不仅表现为人们财富的损失和天然资源的提前耗竭,如国企股份化改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改革后人们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还表现为较不确实的价值损害,如下岗职工的生存、发展困境,及单位福利解体后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福利市场化所导致的社会消费品及公共服务所出现的普遍涨价现象。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严重降低并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福利,更加恶化了社会公平。回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历史,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意味着经济绩效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者或社会公众的福利,即社会成本问题无法根除;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治理实践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国有企业改革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虽然无法根除但是可以通过政府与时俱进的建立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不断寻找适宜的政策组合予以解决。从理论起源和发展来讲,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从“工资侵蚀利润”到“国企政策性负担”,从张维迎到林毅夫,因为学者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机制的推崇及对“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机制的排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既有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按照稀缺资源配置的问题来处理,被视为企业经济绩效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暗伤。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问题从来没有因此而消失。本文继承了社会政策学家蒂特马斯对社会成本的研究,并在其基础之上跳出既有的经济学解决框架,明确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置于社会体系中来衡量。聚焦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解读,围绕“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这一核心观点,对社会成本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解释。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特点,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第二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第三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孵化阶段,从社会变迁来看,国家政权稳定、经济文化开始自由化、社会资源开始自由流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不断给企业赋权、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经济政策。这些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经济政策为社会成本提供了孵化的温床——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开始出现分化。同时期的社会政策直到80年代末才出台,属于滞后且严重不健全的补偿性社会政策。这种滞后性无法妥善应对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大规模爆发,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变迁的市场化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爆发性出现。一方面,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产权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规范操作,各种暗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另一方面,企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逃避应尽的责任。不仅直接解雇在岗职工降低其劳动力成本,而且很多企业虽然推行了职工聘用制,却并未按照法律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导致了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4以上,而且城市出现了新的社会贫困群体——下岗职工。同时,城市社会消费品涨价和公共服务的欠缺又间接巩固了收入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制定各项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诸如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建立和完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针对公共服务的欠缺和社会服务市场的空白积极将原有企业的社会服务机构推向市场。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政策”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社会政策的调控下渐趋稳定。本轮国企去产能改革主要是在煤炭和钢铁行业进行,仅煤炭行业就涉及约150万个从业人员岗位,占现有煤炭行业总就业人数的26%。在改革伊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分别设立专项资金和配套政策来管控相关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成本。如中央政府拿出了1000亿元来安置职工,而地方政府对煤炭钢铁行业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通过内部分流方式安置职工,而实现不裁员或少裁员的给予稳岗补贴;同时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按不超过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等。可以说,该阶段的社会政策是在第二阶段社会政策基础上的进化,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提前出台社会政策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进行预先防控。本文通过对H省J煤业集团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典型案例的分析,将劳工利益损害纳入社会成本考察与管控的范畴。深入分析了调研中出现的内退员工、一线员工、年轻员工与企业经济绩效发生的现实利益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试图提供社会政策的解决方法和实用的认知逻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社会政策学科研究,而且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和社会政策应对的发展历史再次论证了:“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而对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分析则是试图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典型案例提供社会政策建议并展望适宜的社会成本管控之道,即构建能够妥善解决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政策,从主体来看应该是能够充分动员并发挥各方力量,从管控效果来看应该是能够融合企业（市场）、政府、社会的不同利益。只有这样的社会政策才能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兰小云[10]（2013）在《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我国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首先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维茨提出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确定校企合作机制研究思路为：确定校企合作影响因素；分析因素的影响作用及相互关系；决定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即机制构建。然后通过历史分析、案例分析、调查研究、国内外文献分析,确定校企合作影响因素。最后运用系统论、模糊综合评价理论等理论,对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理性分析和构建。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意义、方法、技术路线、框架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方向和思路。第二章：行业高职院校类型分析。研究了我国行业高职院校的整体情况,包括类型、特点和优势等。根据主管部门的性质不同,将其分为三类：政府行业部门所属高职院校、大型企业集团所属高职院校、共建型行业高职院校（即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并与行业部门共建的高职院校）。三类院校都具有与行业长期的共生共存历史,具有非常鲜明的行业优势。最突出地表现在：可以借助主管部门的计划调控甚或是行政手段来开展校企合作。通过院校类型分析确定了其校企合作发展历史的研究起点。第三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从历史维度,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基于计划机制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计划性和指令性等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986年至2002年,合作关系日益疏远,计划机制特征逐渐消失；第三个阶段为2002年至今,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范围由系统内拓展至系统外,合作机制逐渐市场化。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赋予企业的社会职能、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高职教育办学的顶层设计都影响校企合作。第四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调查与分析。调查显示：我国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正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合作形式仍集中在订单培养、企业顶岗实习、员工培训、实训基地建设等上。信息沟通不够是校企双方共同认为的首要制约因素。第五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实证研究。选取了五种比较具有行业特色的校企合作典型模式及案例进行了机制分析。主要有：基于产业园的校企合作模式、校企共建技术研究中心模式、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模式、集团公司主导下的双师团队共建模式、校企共建学生工作室模式等。总结出影响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因素主要有：院校领导的办学理念和创新与决策能力；院校的执行力；院校的内部管理机制；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企业经营理念、对人才和技术发展需求：院校主管部门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在本行业中的地位；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等。根据实践经验,合作中院校主管部门可给予短暂的计划调控甚或是行政手段支持,但长久的合作仍需院校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强练内功,提供优质服务,以赢取优质合作。第六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影响因素及其模型构建。运用德尔菲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了经前期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五种合作模式及其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得出的影响因素。综合评判结果为：影响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行业高职院校、企业、中央政府、院校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根据系统论观点,论文认为校企合作是各因素交叉耦合形成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校企之间的供求关系是核心与基础,而行业高职院校又是这一矛盾体的主要矛盾方,是解决校企合作问题的关键。第七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理性分析与构建。首先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应“以市场机制为本、以计划调控为辅”。这是由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经营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行业高职院校的办学特征所决定。其次,根据系统的时变特征,论文构建了由“初级阶段‘院校主体,政府主导’、中级阶段‘双方主体,利益主导’、高级阶段‘融为一体,价值观主导”构成的校企合作机制变化模型；指出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校企合作的不断推进、对合作育人的认识趋同,校企双方将融为一体,形成由价值观主导的校企合作机制。这将是校企合作的最高境界。依据校企合作机制变化模型,分析指出我国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正处于由初级向中级发展的阶段,机制构建既要考虑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又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和院校主管部门计划调控机制。第八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建设若干问题研究。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借鉴历史经验、现实经验和国际经验,提出了校企合作机制构建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方略：（1）院校自身能力建设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推动校企合作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根源。包括：院校领导市场经济意识、决策与创新能力建设；信息收集与沟通机制建设；校企合作决策机制建设；校企合作执行机制建设等。（2）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是规范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关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3）院校主管部门的计划调控手段可暂时性地促成校企合作,但不能取代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市场机制。第九章：研究结论和展望。对论文写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从校企合作的本质——育人出发,从全社会的角度,构建一个由价值观主导的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二、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 一、制度变迁的起点:权威型的一元供给制度 |
| 二、制度创新期:私人供给的合法化以及政府供给的巩固(1979-1992) |
| 三、制度更替期:政府供给的削减与市场供给的兴起(1993-2002) |
| 四、制度僵滞期:市场主导的多元供给制度形成与巩固(2003-2009) |
| 五、可能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制度初步显现(2010-)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
| 一、增量变迁带动存量变迁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
|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
| 三、从帕累托改进到非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
| 第三章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 |
| 一、分析的切入点 |
| 二、分析框架简述 |
| 三、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人”的必要说明 |
| 第二节 冲破樊篱:私人供给何以能够重新合法化 |
| 一、制度非均衡:所有制调整与私人供给城市学前教育的可能空间 |
| 二、制度变迁中的主体角色分析 |
| 三、微观主体与政府的行为逻辑分析 |
| 第三节 走向异化:市场供给何以成为主导 |
| 一、外生动力: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市场供给城市学前教育利润的增加 |
| 二、微观主体对主导地位的主动争取 |
| 三、政府对市场主导的推动作用及其行为逻辑 |
| 第四节 从突破到偏离:单位供给何以走向市场化 |
| 一、制度非均衡:单位制改革与单位供给学前教育成本的增长 |
| 二、单位、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分析 |
| 三、单位、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逻辑 |
| 第五节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总结 |
| 一、经济制度变迁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诱因 |
| 二、主体收益最大化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
| 三、不同变迁主体的偏好、权力与利益博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
| 四、政府是决定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方向的核心主体 |
| 第四章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的概念与内涵 |
| 第二节 权威型一元供给制度变迁不彻底形成的路径依赖 |
| 一、以身份获取资源的方式在单位供给中的遗留 |
| 二、非公非民的尴尬产权在集体供给中的延续 |
| 第三节 多元供给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对市场供给的过度依赖及其“锁入效应” |
| 二、志愿供给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中的持续弱化 |
| 第五章 反思与展望 |
| 第一节 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反思 |
| 一、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 |
| 二、制度需求者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中的边缘化 |
| 三、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利性的显现与公共性的削弱 |
| 第二节 对现阶段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路径优化的思考 |
| 一、为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
| 二、政府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承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 |
| 三、提高家长、学术团体、教师等制度需求者的参与程度 |
| 第三节 对本研究的反思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及处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的内容 |
| (二) 研究的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一、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核心能力理论 |
| (二) 竞争优势理论 |
| (三)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四) 委托代理理论 |
| (五) 价值耗散理论 |
| 第三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制约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一) 企业外部因素 |
| (二) 企业内部因素 |
| 二、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动因分析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
| (二) 国有产权明晰的需要 |
| (三)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
| (四)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
| 三、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作用 |
| 四、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竞争力实证分析 |
| (一) A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前的基本情况 |
| (二) A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发展状况 |
| (三) A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竞争能力分析 |
| 第四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原则与方式 |
| 一、资产剥离的基础：清产核资 |
| (一) 清产核资的相关规定 |
| (二) 清产核资的主要内容 |
| (三) 企业清产核资的工作要求 |
| (四) 资产损失的认定 |
| 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原则 |
| (一) 合理性原则 |
| (二) 保证稳定原则 |
| (三) 国家补贴原则 |
| (四) 逐步移交原则 |
| (五) 区别对待原则 |
| (六) 吸收合并原则 |
| 三、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方式与具体操作 |
| (一) 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方式 |
| (二) 非经营性资产管理机构的设立 |
| (三) 存续企业与上市公司的财务关系 |
| (四) 非经营性资产管理机构与原主体企业的财务关系 |
| (五) 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会计处理 |
| 第五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资产处置 |
| 一、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存在的问题 |
| (一) 企业负担重 |
| (二) 资产质量差 |
| (三) 富余人员多 |
| (四) 关联关系复杂 |
| 二、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选择原则 |
| (一) 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资产 |
| (二) 承担服务社会职能的资产 |
| (三) 为自身经营服务的资产 |
| 三、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方式 |
| (一) 分离办社会职能 |
| (二) 资产重组 |
| (三)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
| (四) 产权转让 |
| (五) 托管经营 |
| 五、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难点、解决的措施及建议 |
| (一) 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难点及措施 |
| (二) 对非经营性资产处置政策支持的建议 |
| 第六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与处置案例研究 |
| 一、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管理取得的成效 |
| (一) 观念得到转变、管理得到加强 |
| (二) 规范资产管理、防范资产流失 |
| (三) 盘活存量资产、减轻企业包袱 |
| (四) 面向社会、增加效益 |
| 二、非经营性资产处置典型案例：A公司下属职工医院 |
| (一) 医院改制前的基本概况 |
| (二) 医院改制的必要性 |
| (三) 医院改制可供选择的方案 |
| (四) 确定医院改制方案 |
| (五) 正式签订协议 |
| (六) 规范改制操作程序 |
| (七) 改制后取得的成效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本文研究结论 |
| 二、本文研究不足 |
| 三、本文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3）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二、科斯定理与当代产权经济学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科斯产权思想的启示及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
| 五、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 |
| 第二节 选题理由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 三、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
| 二、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综述 |
| 三、国外国有产权改革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亏损之困：转轨中的难点 |
| 第二节 体制性之困：所有者“虚化” |
| 一、产权关系分析 |
| 二、国有产权管理成效分析 |
| 三、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具有体制性根源 |
| 第三节 监管之困：失效与失控 |
| 一、问题的根源 |
| 二、“代理人”概念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
| 三、问责制的缺乏和失效 |
| 四、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经济中心转移 |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历程 |
| 第一节 1978年—1984年期间的改革：放权让利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 二、主要改革举措 |
| 第二节 1984年—1992年期间的改革：承包经营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二、落实《决定》的主要政策措施 |
| 三、改革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1992年—2002年期间的改革：改革攻坚阶段 |
| 一、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1997年—2002年：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 第四节 2002年—2008年期间的改革：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改革国有银行和垄断行业 |
| 一、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 二、金融改革取得突破 |
| 三、《企业破产法》修改完成并颁布实施 |
| 第五节 2008年以来的改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
| 一、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反思和国有企业定位的再思考 |
| 第四章 改革成就及最优路径 |
| 第一节 改革成就 |
| 第二节 最优路径选择 |
| 一、目标和方向选择：现代企业制度 |
| 二、理论支撑和最优路径：股份制 |
| 第三节 国企改革的工具选择 |
| 一、经济责任承包制：不改变产权的改革 |
| 二、兼并：一种过渡性工具 |
| 三、关闭：政府的行政介入 |
| 四、破产：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
| 五、出售：产权改革的基础 |
| 第四节 配套制度的建立与配套改革 |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
| 三、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
| 第五章 最优路径选择的基础：不同类型产权的法律及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抽象的、集合的产权 |
| 一、所有者 |
| 二、权利的行使及其有效性 |
| 三、代理成本 |
| 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 五、“权利”与“权力”的滥用 |
| 六、公共产品及相关的国有产权 |
| 第二节 集体产权及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 |
| 一、城市集体企业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与乡镇企业 |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 |
| 第三节 私有产权及私有企业：分散的、清晰的、排他的个人产权 |
| 一、私有产权的概念及演进 |
| 二、私有产权的核心 |
| 第六章 产权、效率与所有制选择：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分析 |
| 一、股东体制的差异 |
| 二、经营动机或目标集中度的差异 |
| 三、决策机制灵活性的差异 |
| 四、人工成本的差异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比较：相对成本的提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效益的进一步比较 |
| 一、私营企业的劣势和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二、股份制的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三、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贡献度的分析 |
| 第七章 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成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过程 |
| 第三节 取得的成效 |
| 第四节 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改革效果评估的依据和目的 |
| 二、评估的对象 |
| 三、评估的时间范围及主要内容 |
| 四、评估方法及结果 |
| 五、评估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五节 基本经验 |
| 第六节 以股份制为制度选择发展民营银行 |
| 一、政策意图及投资民营银行的动机分析 |
| 二、民营银行的法律属性 |
| 三、民营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 |
| 四、治理结构 |
| 第八章 结论 |
| 论文附录部分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6）国有大中型企业子弟学校移交地方问题研究 ——以亚洲第一大露天铜矿德兴铜矿子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选题的意义和相关研究成果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企业办子校是与共和国建设历程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问题 |
| 2、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国家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系列政策出台 |
| 3、本人与德兴铜矿的共生经历促使我关注铜矿子校的移交问题 |
| 二、相关研究成果回顾及本文所采取的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个案研究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
| 3、本课题研究采取的调查方法及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企业办学的历史回顾及企校分离的原因与难度 |
| 一、企业办学的原因 |
| 1、国有企业本身具有生产公共产品的特殊功能 |
| 2、与改革开放以前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不开 |
| 3、是传统体制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必然结果 |
| 二、企校分离势在必行的原因 |
| 1、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办学是以牺牲企业经济利益为代价的 |
| 2、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办学是以忽视企业职工在职培训为代价的 |
| 3、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办学不利于教育与企业自身的良性发展 |
| 4、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办学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教育经费的有效利用 |
| 三、国有企业分离办学工作的重要意义与要求 |
| 1、企校分离是实施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重要步骤 |
| 2、国家对实施企校分离工作的要求 |
| 四、企校分离前子校的一般状况与面临的普遍问题 |
| 1、国有企业分离子校的基本状况 |
| 2、国有企业子校移交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与难度 |
| 3、江铜集团与子校现状及企校分离的基本状况 |
| 第三章 德兴铜矿子弟学校的移交过程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德兴铜矿及子校的历史与现状 |
| 1、德兴铜矿的历史与现状 |
| 2、德兴铜矿子校的历史与现状 |
| 二、移交的安排进程与实施情况 |
| 1、赣府厅发[2002]55号文揭开德兴铜矿子校移交地方的序幕 |
| 2、企业难交、地方难接局面初步形成 |
| 3、主管工业的省长敲定德兴铜矿子校移交的最后日期 |
| 三、子校移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1、德兴铜矿的改革与发展带来的问题 |
| 2、德兴铜矿子校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德兴市政府的问题 |
| 第四章 对德兴铜矿企校分离的前景预测及解决有关问题的若干探讨 |
| 一、德兴铜矿中小学继续由企业自办的可行性预测 |
| 二、政府与企业共建共管的办法探讨 |
| 三、整体移交地方可行性的探讨 |
| 四、移交社会承办时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的建议 |
| 第五章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 |
| 附件2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
| 附件3 关于省属工业企业自办中小学校移交地方管理实施意见 |
| 附件4 德兴市省属企业自办中小学校划归地方管理实施方案 |
| 附件5 关于做好公司所办中小学校移交地方管理工作的通知 |
| 附件6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贵冶分公司中小学移交贵溪市人民政府管理接交协议 |
| 附件7 江西银山铅锌矿子弟学校移交德兴市管理协议书 |
| 附件8 江西银山铅锌矿子弟学校移交德兴市管理补充协议书 |
| 附件9 德兴铜矿中学关于解决校舍问题的报告 |
| 附件10 关于德兴铜矿中学工作中如何解决校舍师资困难的建议 |
| 后记 |
（7）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定位 ——基于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补充理论 |
| (二) 替代理论 |
| (三)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四) 国内学者对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的关系研究 |
| (五) 职业福利的界定 |
| 三、研究框架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从混合说到补充论 |
| 一、企业单位福利：国家福利与职业福利的混合体 |
| (一) 企业单位的形成 |
| (二) 企业单位福利的制度安排 |
| (三) 国家福利与企业职业福利的混合说评析 |
| 二、企业单位福利转型的背景 |
| (一) 企业单位福利弊病难医 |
| (二)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
| (三) 第三部门的发展 |
| 三、企业职业福利：对国家福利的补充论 |
| (一) 补充论的产生 |
| (二) 补充论的产生动力：劳动报酬货币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三) 补充论形成的条件：企业单位社会职能的剥离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的参照系——国外职业福利的发展 |
| 一、国外职业福利的补充功能分析 |
| (一) 国外职业福利项目内容介绍 |
| (二) 国外职业福利内容比较与评析 |
| (三) 国外职业福利供给量分析 |
| 二、职业福利的生成机制 |
| (一) 职业福利生成的理论视角 |
| (二) 工会对法规补充型保险福利的作用形式 |
| (三) 法规补充型非货币福利的形成 |
| 三、职业福利发展的配套政策——以美国为例 |
| (一) 福利项目供给政策 |
| (二) 税收政策 |
| (三) 规制政策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的补充功能现状分析 |
| 一、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分析标准 |
| (一) 企业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判定标准 |
| (二) 法规补充型职业福利的生成机制 |
| (三) 企业职业福利发挥补充功能的配套政策供给 |
| 二、福利项目规划层面的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补充功能分析 |
| (一) 法规补充型保险福利与社会保险共同构筑中国多支柱保障体系 |
| (二) 工资替代型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的补充关系确定 |
| (三) 法规补充型非货币福利与公共福利间的功能补充关系尚未成型 |
| 三、实践层面的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补充功能分析 |
| (一)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形式补充和项目结构分析 |
| (二)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项目覆盖范围分析 |
| (三)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人员覆盖范围分析 |
| (四)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供给量分析 |
| (五) 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补充功能评析 |
| 四、中国企业职业福利生成机制分析 |
| (一) 工会在发起职业福利谈判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
| (二) 集体协商机制建构过程中存在功利性 |
| (三) 集体协商中政府多角色干预 |
| 五、中国企业职业福利发挥补充功能所需的配套措施分析 |
| (一) 企业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发展空间受限 |
| (二) 法规补充型保险福利项目供给政策不完备 |
| (三) 企业职业福利税收制度不能满足其现实发展需要 |
| (四) 企业职业福利相关规制政策缺乏 |
| 第五章 迈向平衡型企业职业福利的发展 |
| 一、平衡型企业职业福利的目标 |
| (一) 福利项目类型的平衡 |
| (二) 福利项目实现形式的平衡 |
| (三) 享受福利的员工群体间的平衡 |
| (四) 企业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间的制度发展平衡 |
| (五) 规划与配套执行政策之间的平衡 |
| (六) 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平衡 |
| 二、平衡型企业职业福利的实现方式 |
| (一) 鼓励法规补充型职业福利的发展 |
| (二) 规制工资替代型职业福利 |
| (三) 引入企业职业福利人群覆盖范围的反歧视规制 |
| 三、促进中国企业职业福利平衡发展的配套改革措施 |
| (一) 发挥社会保障的基础保障作用 |
| (二) 推进集体合同制度的改革 |
| (三) 进一步细化企业职业福利运行相关的规制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中文着作 |
| 中文论文 |
| 学位论文 |
| 英文着作 |
| 英文论文 |
| 后记 |
（8）中国社会政策变迁研究：一个演化的视角（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围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2. 社会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社会政策变迁的超循环理论 |
| 2.2 福利多元与“人情福利”理论 |
| 3. 中国社会政策变迁梳理 |
| 3.1 1949-1977:国家—单位制形成 |
| 3.2 1978-1984：国家—单位制的恢复及探索 |
| 3.3 1985-1992：国家—社会制萌芽 |
| 3.4 1993-1996：国家—单位制和国家—社会制此消彼长 |
| 3.5 1997-2003：国家—社会制成为主导 |
| 3.6 2003—：国家—社会制继续完善 |
| 4. 中国正式社会政策变迁的逻辑 |
| 4.1 个体化与传统体制下的财政压力 |
| 4.2 财政压力与客观趋向个体化的国有企业改革 |
| 4.3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政策变迁 |
| 5. 中国非正式社会政策的选择 |
| 5.1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
| 5.2 福利场域 |
| 5.3 福利惯习 |
| 5.4 实践—人情福利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9）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主题与范围 |
| 1.2.1 研究主题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5.1 概念界定 |
| 1.5.2 理论基础 |
| 第2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2 国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策应对的理论分析 |
| 2.2 国内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营企业股份化社会成本研究 |
| 2.2.2 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研究 |
| 2.2.3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 |
| 2.2.4 有关经济转轨社会代价的研究 |
| 2.3 评价与发现 |
| 第3章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历史发展及社会政策应对 |
| 3.1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孵化的社会背景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孵化的政策温床 |
| 3.1.3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雏形及社会政策应对 |
| 3.2 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 |
| 3.2.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社会背景 |
| 3.2.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直接原因及后果 |
| 3.2.3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特点 |
| 3.2.4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社会政策应对 |
| 3.3 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 |
| 3.3.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的社会背景 |
| 3.3.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的社会政策应对 |
| 第4章 现阶段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典型案例分析—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 |
| 4.1 J煤业集团发展概况及契约化改革背景 |
| 4.1.1 J煤业集团发展概况 |
| 4.1.2 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背景 |
| 4.2 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典型案例分析—基于K公司的调研 |
| 4.2.1 K公司代表性及调研结果 |
| 4.2.2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成因分析 |
| 4.2.3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结果分析 |
| 4.2.4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分析 |
| 4.2.5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应对建议 |
| 第5章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社会政策应对的反思与启示 |
| 5.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社会政策应对的反思 |
| 5.1.1 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产生 |
| 5.1.2 国有企业改革巩固并恶化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 |
| 5.1.3 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缺位”导致社会政策保护缺失 |
| 5.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的启示 |
| 5.2.1 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力量 |
| 5.2.2 深入挖掘社会各主体活力 |
| 5.2.3 完善积极型社会政策体系 |
| 第6章 发达国家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经验 |
| 6.1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
| 6.1.1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对比 |
| 6.1.2 社会政策学视野下发达国家的借鉴意义 |
| 6.2 自由市场福利国家的美英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
| 6.2.1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6.2.2 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的实践 |
| 6.2.3 企业社会责任在英国的实践 |
| 6.3 国家福利的德瑞X+社会福利模式 |
| 6.3.1 共同治理+法团主义社会政策的德国模式 |
| 6.3.2 工会监督+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瑞典模式 |
| 第7章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必要性及具体路径 |
| 7.1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必要性 |
| 7.1.1 合理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政府公共服务升级的体现 |
| 7.1.2 正确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备条件 |
| 7.1.3 有效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需要 |
| 7.2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具体路径 |
| 7.2.1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健全职业福利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完善社会服务机制 |
| 7.2.3 巩固社会主义政体,发挥财政福利优势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案 |
| 第二章 行业高职院校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行业部门所属高职院校 |
| 第二节 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所属高职院校 |
| 第三节 共建型行业高职院校 |
| 第四节 行业高职院校的共性与优势 |
| 第五节 案例学校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企、校“相生相随”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的关系演变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的合作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调查与分析 |
| 第一节 校企合作现状的了解层面调查 |
| 第二节 企业合作意愿与合作意向调查 |
| 第三节 校企合作影响因素与合作模式调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式一——基于产业园的校企合作模式 |
| 第二节 模式二——校企共建技术研究中心模式 |
| 第三节 模式三——集团公司主导下的双师团队共建模式 |
| 第四节 模式四——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模式 |
| 第五节 模式五——校企共建学生工作室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影响因素及其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评价与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行业高职院校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中央政府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因素分析 |
| 第六节 院校主管部门因素分析 |
| 第七节 影响因素之耦合关系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理性分析与构建 |
| 第一节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应然分析 |
| 第二节 “以市场机制为本、以计划调控为辅”校企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三节 “以市场机制为本、以计划调控为辅”校企合作机制的内涵分析 |
| 第四节 时变系统下的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构建若干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行业高职院校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建设 |
| 第三节 院校主管部门计划调控机制建设 |
| 第四节 对策与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附录一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影响因素评价 |
| 附录三 校企合作影响因素专家评价结果整理 |
| 附录四 校企合作现状与影响因素访谈记录(摘录) |
| 附录五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税收优惠政策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说明 |
| 后记 |
四、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D]. 江夏.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1)
- [2]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及处置研究[D]. 古继洪. 武汉大学, 2011(07)
- [3]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公私可比较”:中国公共部门职业福利制度发展趋势研究[J]. 丁学娜,孟荣芳. 兰州学刊, 2019(01)
- [5]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05)
- [6]国有大中型企业子弟学校移交地方问题研究 ——以亚洲第一大露天铜矿德兴铜矿子校为例[D]. 张希鼎. 江西师范大学, 2005(11)
- [7]职业福利补充功能的定位 ——基于中国企业职业福利转型视角的研究[D]. 丁学娜. 南京大学, 2013(02)
- [8]中国社会政策变迁研究：一个演化的视角（1978-2008）[D]. 周幼平.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4)
- [9]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D]. 马洁华. 吉林大学, 2018(12)
- [10]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D]. 兰小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