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十年代南北关系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谢斌[1](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表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陆欣[2](2018)在《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后半期在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思潮背景下,文学叙事空间的硏究越来越备受重视。面对纷繁复杂的空间话语和研究角度,笔者结合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特征与载体新变,从空间存在的基本意义,即小说叙事的物理空间与虚构空间两个认知层面进行阐释。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媒介空间。文学叙事依靠语言来进行,必然会受到语言本身物理媒介的影响,所以应注重小说语言物理媒介空间(口语-印刷-屏幕)的研究;二是新世纪小说叙事的隐喻性空间。隐喻性空间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提出,针对读者阅读接受的一种心里感知,小说叙事情节结构中的一种“结构隐喻”;三是小说叙事文本中所呈现的虚拟非现实存在但又与叙事主体密切相关的虚幻空间;四是小说叙事文本中呈现的现实可感知的实体空间。学界对叙事空间问题的关注源于1945年美国学者弗兰克提出小说“空间形式”的概念,20世纪末“空间形式”理论由学者秦林芳介绍到中国,此后在更新不断的理论热潮中一直持续发展。但是在文学批评中“空间形式”、“叙事空间”以及“空间叙事”等概念一直含糊不清,笔者在对概念进行区分的同时也对其在新世纪小说研究中的得失进行阐释。首先,笔者以文学叙事研究中媒介意识的觉醒为切入点,探讨在叙事中媒介空间变革带来的小说叙事的变革。新世纪网络的普及,屏幕空间与超文本小说—无论是网络纯文本型超文本小说还是多媒体超文本小说都为文学叙事开辟了另类途径;其次,分析新世纪小说叙事“隐喻性空间”呈现的方式。新世纪小说通过并置、碎片化、蒙太奇和多重情节取消和掩盖时间性或者简单地省略时间指示。“隐喻性空间”有两个突出特征,即时间空间化与并置结构。以“辞典体”小说为例,新世纪“辞典体”小说与实用文体互文,消解文本虚构,“零距离”叙事,突破线性时间叙事的常规,呈现叙事空间;再次,探讨虚拟空间与“乌托邦”叙事。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乌托邦空间理想的实践与乡土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叙事;最后,实体空间与“异托邦”叙事。新世纪小说中的“异托邦”空间主要表现在底层叙事中,城市“异托邦”主要指城市底层的生存空间,比如矿区、建筑工地、垃圾堆等。
戴咏梅[3](2002)在《从南北峰会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文中指出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的核心地位,是大国利益交汇点,对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有重大影响。朝鲜半岛局势一直为人们所高度关注。2000年6月,朝韩双方举行了南北首脑会谈,半岛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南北峰会是南北统一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南北关系上一次重大突破,将影响本地区的国际关系。本文从南北峰会召开的背景、过程入手,深入分析它对南北关系的影响以及大国的半岛政策的调整,探析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分析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安全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深入分析南北峰会召开的背景。着重对朝鲜半岛双方政治、经济的动因,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周边大国对半岛政策的调整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二部分阐述了南北峰会召开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并对南北共同宣言了作了评价,同时也探讨了南北峰会对南北关系发展的影响;第三部分对南北峰会后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新动向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在此基础上对半岛未来形势的发展作了探析,同时对半岛统一进程中影响南北关系的不利因素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了朝鲜半岛局势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刘山[4](2000)在《经济全球化挑战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的较量。第三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兴力量,也是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力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第三世界的新觉醒为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机遇。应当不失时机地把“走出去”的战略同加强周边国家经济联合与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广泛合作当作实现这一大目标的大战略。
黄里云[5](2016)在《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调适与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周边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南方的东南亚地区的邻国也不例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向来重视相互的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地区国际组织一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纵观这一发展历程,既可以看到双方关系不但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其发展脉络也可以清晰地通过外交话语的演变呈现出来。语言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语言不仅描述和反映了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而且对其进行有目的的社会及政治建构。除了物质实力以外,话语的主导权也是国家进行争夺的领域。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依赖语言活动的社会及文化建构的,因此话语权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世界政治的现实及后果赋予社会含义。以语言为主的符号系统既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一种形式,也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关注中国与东盟关系,就不能忽略这一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话语因素。本论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语言的人际功能和建构主义的身份政治概念,采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中国与东盟关系与话语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过程,并且探究在这一个过程中外交话语发挥的功能。根据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特点,可以相应地将外交话语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传统的对主权、领土问题的敏感、中国对于周边小国应施以“保护”的心态,以及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而经历的“百年耻辱”的心理而带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话语以及对东盟的话语体现出明显“革命”的特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充满焦虑。但中国随着形势调整了政策及相应的外交话语,使得双方关系趋向缓和。第二阶段是1979-199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于内部的经济发展,中国努力消除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在柬埔寨问题与东盟立场一致的,外交话语体现出“反对霸权”的特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三阶段是1991-1999年,为了对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继续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参与了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机制安排并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这一阶段的话语特点体现在中国强调“建立信任”,向东盟表达自己的善意。加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体现出的负责任姿态,赢得了东盟国家极大的信任。第四阶段是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进入关系最好的阶段。出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定位发生改变及道德因素的影响加大,中国在外交话语上主要体现倡导“和平”和“和谐”。中国通过与东盟建造共同的规范,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条约和协议,东盟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第五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及中国自身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外交话语提出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更深层、更全面发展。南海问题的发展需要中国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来应对挑战。这一时期,东盟对中国的疑虑有所增加,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在包括政治和安全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合作。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外交话语,可以把握双方关系的发展历程。语言作为一种载体,真实的记录了国际关系的事实。通过对外交话语的研究,能够重新表征出国际关系;其次,语言具有的人际功能延伸到国家间关系层面,能够建立和保持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表达国家的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的功能。在中国与东盟互动的过程中,话语发挥了表达诚意、促进理解、达成共识、增信释疑、建构规则和规范、设置议程、框定主题、政策宣示、赋予行动合法性等功能。最后,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也参与塑造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两者相伴相生,互为建构。中国应当从以下三方面来努力提高外交话语的效果:一、摈弃外交话语当中的不合理成分以提高话语接受度;二、提高外交话语与行为匹配度来促进话语可信度;三、加强对受众观念的研究以增加外交话语的理解度。
詹德斌[6](2005)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文中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从以武力为基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战略出发,对朝鲜实行了40多年的遏制政策。随着两极对峙的结束,里根政府后期顺应形势对朝推行“有限主动”政策。经过乔治H.布什四年的局部调整和保持,两国关系基本上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但布什政府等待南北双方自行解决核争端的做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促使久拖不决的僵局在克林顿执政之初达到沸点,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导火线爆发出来。朝鲜拥有核能力显然违背了克林顿政府优先考虑的不扩散政策,但是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一味对朝施压,迫其接受核检查的做法无效。美国不得不软化其高压政策,出面解决朝核问题。经过一年多讨价还价,1994年10月双方终于达成《框架协议》,美朝关系出现转折。《框架协议》签署前后几年,朝鲜不仅在经济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关,政治上也面临着政权能否和平过渡的巨大压力,于是外界纷纷以为朝鲜不久将崩溃。美国又喜又忧。喜的是朝鲜不久将在不费美国吹灰之力下消失,忧的是这样一个贫困的朝鲜突然崩溃将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和安全上的混乱,而美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基于这种考虑,克林顿政府推出了“软着陆”政策,旨在减缓朝鲜崩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因此心怀侥幸,在执行《框架协议》上三心二意,口惠而实不至。四年过去了,朝鲜没有从美国那里得到真正的好处,这无疑使朝鲜国内的强硬派逐渐占据上风。金仓里核疑虑和大埔洞远程导弹的发射使美国又一次清醒过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受克林顿之托,经过长时间的实际考察和多方协调,提出了一份以“共存”为前提,对朝鲜实施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报告,即一揽子接触政策。然而,不少消极因素仍在制约着美朝关系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强有力的牵制,致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再次受阻。2000年大选,共和党的乔治W.布什获胜后,国会的牵制力变成了白宫政策的引导和推动力。美朝关系自此持续四年不进反而持续恶化。两国在核扩散、导弹、常规武装力量减小、人权、取消经济制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等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一项得到解决,相反朝鲜不仅声称已经拥有核武器,其他各项“事业”也仍在照常进行。这一切都归因于布什政府的所谓量体裁衣式遏制政策,其目的在于颠覆朝鲜政权。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虽然美朝博弈何时结束难以预料,但可以预期的是只要美朝两国各自遵守博弈规则,抓住双方的共同利益,就能最终达成妥协和合作。朝鲜半岛长期和平稳定的道路就不会遥远。
武安[7](2006)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为了在全球化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各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济合作,推进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东北亚各国具有产业、资金、技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功能及互补优势,具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但是,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水平仍然停留在非制度合作的层面上,明显落后于欧盟、北美等地区。二十一世纪以来,东北亚各国经济形势好转,地区合作面临着更多的有利条件,该地区正处于提高经济合作水平、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历史时期。
张鸿飞[8](2017)在《朝鲜核危机的症结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文中指出朝核危机从爆发到今天已有近三十年了,这期间相关国家为彻底解决半岛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然而收效甚微。因此,有关朝核危机爆发的原因及难以解决的症结成了政界和学界热议的焦点。朝鲜地处东北亚,与中韩俄接壤,与日本隔海相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朝鲜半岛的任何举动都会牵动相关国家的神经。冷战期间,半岛就是美苏两国对抗的最前沿,朝韩两国也受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对抗。冷战结束后,半岛结束了美苏两国的“对峙平衡”,却进入了一个对抗更加激烈的时期,成为冷战后世界上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区,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巴尔干”、“冷战活化石”。朝核危机的再度爆发也让国际社会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这里。朝鲜在2006年到2016年的十年里,已被证实共进行了五次核试验,频繁的核试验严重影响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招致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之声。美日韩等国为了迫使朝鲜弃核,不断通过武力威胁和严厉制裁等方式对朝鲜施加压力,让朝鲜主动弃核。中国则积极斡旋希望朝鲜能够早日回到六方会谈中来,利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这些努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让朝鲜核研发能力得到提升。当前,愈演愈烈的朝核危机一方面会导致半岛局势更为紧张,南北对抗愈发激烈。另一方面,朝核危机还会给东北亚的安全局势蒙上一层阴影。当然,由于中朝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僵持不下的朝核危机也会导致中国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多次进行有关如何解决朝核危机这一问题的谈判和磋商,从“四方会谈”到“六方会谈”,虽有重要文件和声明的发表,但朝核危机依然没有缓和的迹象,美韩等国甚至利用武力威胁和制裁等手段希望朝鲜放弃核武,但从目前来看,可以说是收效甚微。笔者看来,朝核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朝之间无论时战略需求还是在关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分歧。另一方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导致各方有其朝鲜与美韩严重缺乏互信,导致无法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而最重要的是,目前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停战机制严重滞后。朝鲜半岛的停战机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形成的,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该机制存在约束力不足、机构功能丧失等缺陷,已无法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机制架构以及功能的严重滞后,导致机制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难以继续维持半岛和平与稳定。为实现半岛及东北亚的永久和平,建构半岛和平机制取代停战机制已经迫在眉睫。为了能够更为深入的对朝核危机及半岛局势进行研究,本文将从造成朝核危机根本症结的分析入手,找到朝核危机的根本出路。从半岛和平机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架构等几个方面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提出设想。并在以上分析和构想的基础上,对和平机制如何建构提出可行性方案。和平机制不仅能够实现对停战机制的补充和完善,更意味着朝韩双方将彻底摆脱“停战”状态,从法理上迎来真正的和平。
卫建林[9](1997)在《东西南北和第三世界发展理论(下)》文中研究说明
邢新宇[10](2013)在《朝韩中东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朝鲜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韩之间的对立和对抗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双方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对立和抗争,也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不过,学界对朝韩对外关系的关注,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而实际上,朝韩在中东地区同样也存在着全面的外交对立与抗争。中东地区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对朝韩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也是两国外交的重点区域。但作为两个性质对立的国家,朝韩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同样表现出明确的对抗性质。冷战时期,朝韩两国就在中东地区展开了外交争夺。冷战后,两国都在中东的外交战略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推行多元化外交战略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对朝韩在中东地区外交的回顾和梳理,来分析两国多年来中东外交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展开的全面抗争,并说明这些抗争产生的原因、展开的方式、造成的结果以及对两国自身和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朝韩在中东地区外交战略上的对抗性源于两国国家性质的根本对立,体现为中东外交的一种对抗性博弈。这种对抗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领域均有体现。政治上,韩国主要与中东亲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而朝鲜则与中东反西方国家进行交往,两国的对抗性是一种政治影响力的争夺;经济上,韩国与中东亲西方国家进行能源贸易和经济合作并积极参与涉及中东的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而朝鲜则与中东反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两国的对抗性体现在经济合作对象的互斥性上;文化上,韩国在中东大力传播基督教思想和本国传统文化,朝鲜则致力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对抗性表现为两国在文化传播中的相互排斥;军事上,韩国参与西方主导的军事行动并与亲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合作,朝鲜则与反西方国家进行武器贸易和军事合作,两国的军事外交呈现明显的对立性。朝韩中东外交对两国以及地区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朝韩中东外交使两国的国家利益获得了收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另一方面,朝韩的中东对抗性外交对朝鲜半岛和中东两个地区以及整个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对立和对抗;加深了中东地区的分化;使国际热点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朝韩中东外交的这种对抗性特征源于两国国家性质的对立性,大国因素的影响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抗。对抗性外交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从冷战时期至今的历史来看,朝韩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逐渐发生着变化:韩国的中东外交日渐活跃,不断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在中东的外交空间则不断缩小。
二、九十年代南北关系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十年代南北关系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选题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小结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小结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小结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小结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成果 |
后记 |
(2)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研究对象 |
二、选题意义与思路 |
第一章 叙事空间研究的背景与得失 |
第一节 空间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 |
一、国外空间理论研究 |
二、空间理论的国内研究 |
第二节 小说叙事空间的研究及其反思 |
一、“空间形式”与“叙事空间” |
二、“空间叙事”与“叙事空间” |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空间转换 |
一、“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 |
二、“新世纪文学”命名的时间焦虑 |
三、新世纪文学的空间转换 |
第二章 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媒介空间 |
第一节 媒介与叙事研究 |
一、媒介与媒介空间 |
二、网络媒介空间与小说叙事 |
第二节 屏幕空间与超文本小说叙事 |
一、网络纯文本型超文本小说叙事 |
二、多媒体超文本空间 |
第三章 新世纪小说叙事的隐喻性空间 |
第一节 时间空间化 |
一、时间流程的中止 |
二“晶体模式”与“百科全书”模式 |
第二节 空间并置叙事 |
一、微观并置:“意象”反复 |
二、主题一并置:一种空间叙事 |
第三节 实用文体互文的“辞典体” |
一、辞典与小说 |
二、消解文本虚构,“零距离”叙事 |
第四章 虚幻空间与“乌托邦”叙事 |
第一节 乌托邦空间与民族国家想象 |
一、“乌托邦”空间与“乌托邦”心态 |
二、从“普济”到“花家舍:民族乌托邦的寓言 |
三、孤独与退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
第二节 “乡土”乌托邦与“田园风光”乌托邦 |
一、乡土诗意的“桃源”乌托邦 |
二、开放的“乡土一田园”乌托邦 |
第三节 网络虚拟空间与乌托邦叙事 |
一、网络媒介与乌托邦情结 |
二、“架空世界”:玄幻与穿越 |
第五章 实体空间与“异托邦”叙事 |
第一节 城市“异托邦”与“底层” |
一、新世纪“底层”界定 |
二、底层文学与城市“异托邦” |
第二节 农民工小说中的“异托邦”生存空间 |
一、建筑工地 |
二、火车站 |
三、垃圾场及其它 |
第三节 城市异乡人的认同焦虑 |
一、城市异乡人 |
二、“漂泊”:群体的生存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从南北峰会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从南北峰会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
第一部分 朝鲜半岛南北峰会召开的背景 |
一、 朝鲜半岛双方的政治经济上的需求是促成南北峰会的内因 |
二、 半岛外部的环境变化为南北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外部条件。 |
第二部分 南北峰会的召开及其对半岛南北关系的重要影响 |
一、南北峰会的召开及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
二、南北峰会对半岛南北关系的影响。 |
第三部分 南北峰会后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及未来趋势 |
一、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新进展 |
二、 半岛局势的未来走向 |
三、统一之路尚很遥远 |
第四部分 朝鲜半岛局势对中国周边环境安全的影响 |
(4)经济全球化挑战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一、二十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两种国际秩序之间较量的回顾 |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 |
(5)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调适与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和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论文选题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中国政治/外交话语研究文献综述 |
(二) 中国—东盟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四、论文框架 |
第一章 国际关系的话语(语言)研究 |
一、概念辨析 |
二、建构主义 |
(一) 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思想 |
(二) 国际关系的语言视角 |
三、话语分析 |
四、语言元功能 |
五、理论分析框架 |
第二章 “革命”为导向的外交话语(1949—1978) |
一、中国与东盟关系外交话语的阶段划分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一) 国际形势的影响 |
(二) 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 |
三、充满“革命”的外交话语 |
(一) “一边倒”政策 |
(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 |
(三) “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及“三个世界” |
四、“斗争性”在中国对东盟的外交话语中的体现 |
(一)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对东盟的外交话语 |
(二) 中国反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话语 |
五、外交话语效果:从引起东盟焦虑到趋向缓和 |
(一) “斗争”话语导致东盟国家疑虑 |
(二) 华人问题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
(三) 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 |
六、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话语(1979—1990) |
一、本阶段外交话语发展脉络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一) 地区形势的发展 |
(二) 中国对战争的认知发生改变 |
(三) 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需要 |
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话语 |
四、中国对东盟释放善意、消除疑虑的外交话语 |
(一) “睦邻友好”的外交话语 |
(二) 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话语 |
(三) 中国消除东盟疑虑的话语和行动 |
五、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和观念的差距 |
(一) 中国与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不同出发点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的加强 |
(三) 中国与东盟观念上的差距 |
六、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建立信任”的外交话语(1991—1999年) |
一、外交话语的发展脉络 |
二、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一) 国际形势因素:冷战的结束 |
(二) 地区层面:东盟对中国的“综合性接触” |
三、外交话语的体现 |
(一) 世界多极化的话语 |
(二)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
(三) “睦邻友好政策”的话语及“搁置”政策 |
四、中国与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 |
(一) 合作伊始 |
(二) 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
(三) 中国倡导与东盟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
(四)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五、东盟对“中国威胁论”的态度 |
(一) “中国威胁论” |
(二)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政策考量 |
六、中国与东盟之间信任的建立 |
(一) 信任的概念 |
(二) 信任与合作 |
(三) 中国与东盟信任建立的机制 |
七、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和平”的外交话语(2000—2011年) |
一、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发展脉络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因素 |
(一)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以及自身定位的改变 |
(二) 中国进一步增强软实力的要求 |
三、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发展 |
(一) 挑战国际秩序话语的消失 |
(二) “和平发展”话语的产生 |
四、地区规范的建立 |
(一) 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二) 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三) 意义 |
五、中国对东盟外交话语的效果 |
六、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共同命运”的外交话语(2012年-) |
一、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发展脉络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
(二) 道德观念的影响 |
(三) 美国卷入南海争端 |
三、强调“积极有为”的外交话语 |
(一) 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的外交话语 |
(二)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话语及新理念 |
四、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外交话语 |
(一) 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话语 |
(二) 围绕南海问题的斗争话语 |
五、东盟对中国的矛盾心理 |
(一) 东盟对中国依赖和担心并存 |
(二) 东盟对中国的观念 |
六、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
二 研究目的和创新点 |
三 研究方法和范围 |
四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演变 |
第一节 从凯觎到血腥对抗:美国对朝政策的产生 |
第二节 全面遏制:朝鲜战争后至60年代末的美国对朝政策 |
第三节 对峙中的缓和:70年代的美国对朝政策 |
第四节 艰难的调整:里根政府的对朝政策 |
第二章 警惕等待:老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 |
第一节 迎接亚洲新挑战 |
第二节 美对朝鲜未来的评估和应对 |
第三节 对朝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 |
第四节 原因分析及评价 |
第三章 濒临战争:美朝在核问题上的首次博弈 |
第一节 美朝围绕核问题的博弈过程 |
第二节 《框架协议》的签署及其评价 |
第三节 美国为什么愿意谈判 |
第四节 美朝核危机解决的经验教训 |
第四章 选择接触: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
第一节 软着陆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实施 |
第二节 一揽子接触政策的产生与实践 |
第三节 国会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牵制 |
第四节 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第五章 量体裁衣式遏制: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对朝鲜政策调整的四个阶段 |
第二节 量体裁衣式遏制政策分析 |
第三节 布什政府对朝政策成因分析 |
第四节 对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评价 |
第六章 美国对朝政策的博弈分析 |
第一节 博弈理论概要 |
第二节 冷战后美朝关系的博弈分析 |
第三节 从博弈论看美朝未来合作 |
参考文献 |
(7)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第五节 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
第六节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回顾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理论 |
第二节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 |
第三章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回顾 |
第一节 东北亚地域概念的界定 |
第二节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背景 |
第三节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 |
第四章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
第一节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特点 |
第二节 制约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及发展趋势 |
第一节 二十一世纪初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评价 |
第二节 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 |
第三节 东北亚各国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 |
第四节 东北亚国家比较优势分析 |
第五节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地位 |
第六节 二十一世纪初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趋势 |
第六章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构建 |
第一节 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
第二节 区域经济合作的阶段性模式选择 |
第三节 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 |
第七章 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
第二节 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选择 |
参考文献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8)朝鲜核危机的症结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朝鲜核危机的根本症结与出路 |
一、朝鲜核危机及其影响 |
二、朝鲜核危机的根本症结 |
三、朝鲜核危机的根本出路 |
第二章 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想 |
一、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根本目标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基本原则 |
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基本架构 |
第三章 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路径 |
一、缓和半岛紧张局势 |
二、推动停和机制转换 |
三、建立朝鲜半岛信任措施 |
四、建立东北亚地区和平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朝韩中东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四节 写作思路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第二章 朝韩推行中东外交的背景 |
第一节 朝韩国家性质的对立 |
第二节 冷战后朝韩的多元化外交趋势 |
第三节 朝韩寻求中东外交的动机 |
第四节 大国因素对朝韩中东外交的影响 |
第三章 朝韩在中东政治领域的角逐 |
第一节 韩国与中东亲西方国家的政治联系 |
第二节 冷战时期朝鲜与中东反美反帝国家的政治交往 |
第三节 冷战后朝鲜与中东反西方国家的政治合作 |
第四节 朝韩在中东政治影响力的争夺 |
第四章 朝韩在中东经济领域的竞争 |
第一节 韩国与中东亲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和经济合作 |
第二节 韩国在涉及中东的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中的参与 |
第三节 朝鲜与中东反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和经济合作 |
第四节 朝韩在中东经济合作对象上的互斥性 |
第五章 朝韩在中东文化领域的较量 |
第一节 韩国在中东地区的基督教传播 |
第二节 韩国在中东的传统文化传播 |
第三节 朝鲜对中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输出 |
第四节 朝韩在中东文化传播中的相互排斥 |
第六章 朝韩在中东军事领域的对抗 |
第一节 韩国对西方在中东军事行动的参与 |
第二节 韩国与中东亲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 |
第三节 朝鲜与中东反西方国家的武器贸易及军事合作 |
第四节 朝韩中东军事外交的对立性 |
第七章 朝韩中东外交的影响分析 |
第一节 韩国中东外交的影响 |
第二节 朝鲜中东外交的影响 |
第三节 朝韩中东外交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
第八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
英文文献 |
韩文文献 |
四、九十年代南北关系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2]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D]. 陆欣. 兰州大学, 2018(08)
- [3]从南北峰会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D]. 戴咏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02(02)
- [4]经济全球化挑战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J]. 刘山. 国际问题研究, 2000(04)
- [5]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调适与建构研究[D]. 黄里云. 云南大学, 2016(01)
- [6]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D]. 詹德斌. 复旦大学, 2005(02)
- [7]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武安. 吉林大学, 2006(05)
- [8]朝鲜核危机的症结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D]. 张鸿飞. 吉林大学, 2017(09)
- [9]东西南北和第三世界发展理论(下)[J]. 卫建林. 高校理论战线, 1997(09)
- [10]朝韩中东外交比较研究[D]. 邢新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