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格上涨与利润下降并存——我国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持续增长的反差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李杜悠悠[1](2021)在《考茨基的土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郝懿[2](2021)在《YT化工有限公司己内酰胺产品竞争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卢灿生[3](2020)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产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开放六个方面,论述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纺织服装行业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选题的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的难点、方法和技术等,第二章回顾了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这是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依据之一。第三章分析了纺织服装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接下来的各章是对已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效果、市场状况的评价,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并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建议。除了第一、第二章和第三章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四章基于碳排放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对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以上两点进一步对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服装业生态环境作了分析。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对行业生态环境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作用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对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不甚明显。通过以上三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总体提升,但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和产业特征。第五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及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对纺织服装行业产业政策演化及评价进行了概述。采用邹至庄检验方法(Chow test)判断加入WTO是否显着利于我国出口和行业发展。分析表明行业内部受益于国际贸易配额制政策也存在差异。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9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较为受益于贸易配置政策。第六章通过数据模型对比分析了供给侧因子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得出纺织服装行业全行业供给侧改革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借用DEA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参照Joshi(2010)对印度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研究,对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得出,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分异较为明显。2000-2016年,广深莞纺织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同走势;纺织服装服饰业呈现趋异走势;皮革毛皮羽毛制鞋业呈现趋异走势。本章的最后部分比较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广东省中深圳和广州在纺织服装方面的发展最为典型。第七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消费者效用分析和纺织服装消费影响因素尤其价格因素看待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状况,以此评价消费者对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认可程度。利用2007-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滞后原因,得出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度普遍偏低且受到诸多宏观层面因素稳健性影响这一基本结论,对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国家以服装为载体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启示意义。并针对全文分析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改进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时尚的措施:第一,提高社会保障措施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第二,研判时尚发展规律布局纺织服装消费城市和网络空间。第三,强优势补短板提高纺织服装行业有效供给能力。第四,重点改进影响要素保证纺织服装消费可持续性。第八章通过对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进行分析并借鉴。得出政府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时尚教育和培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和高端技术的启示。在借鉴国外和我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经济理论和前面的分析结果,未来我国要实现的服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建立和完善以下各方面的政策:一、提高企业满意度;二、提高政府满意度;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一、生态文明优先;二、区域协调发展;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刘淑萍[4](2019)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更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总结与革新,更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指出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现实财富的创造,是历史的革命性推动力量。随着大步迈向数字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衍生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今最为炙热的话题,并深深地刻画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一切”的时代。随着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再次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出与新技术相关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坐标定位。2015年全国两会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同年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协同一体化制造技术,突破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强国建设;2019年,十三届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广泛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主体,4G用户渗透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2019年春晚实现5G网络4K超高清直播后,5G商用已经进入制造业并将大规模推广。截止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7.88亿,占比98.3%,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IDC公司预测2019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可达到486亿美元。2根据42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1到5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就突破1164亿元,同比增长39%。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具备抓住新机遇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需求市场以及政策支持,“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优化的新引擎。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四次工业革命、各国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相关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立足当前及未来“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情况,深入剖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遇和升级的必然性;以制造业结构升级规律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规律探索为主线,在系统梳理前沿文献基础上,利用历史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路径,试图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身制造业强国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选择。本文围绕“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为主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第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是什么?本文在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加以概括。第一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理清,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逻辑关系以及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间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为本文开展研究打好理论基础。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熊彼特指出如果不掌握历史,不具备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3故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争论与制造业范式演化过程的梳理,总结出历史维度中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与面临的挑战。第三章主要对德、美、日三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进行梳理和对比,总结出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的共性及关键;并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面临挑战进行分析。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第四章首先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第二章历史维度总结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五个要素,结合马克思理论、佩蕾丝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罗默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三元论模型,确定“互联网+”技术驱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政策支撑力所形成的聚合力;其中技术驱动力部分包括“互联网+”技术基础驱动力以及融合驱动力,“互联网+”市场拉动力包括市场规模拉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拉动力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淘汰机制产生的拉动力,“互联网+”政策支撑力包括互联网+政务能力以及“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支撑力。其次,通过对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结合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视角和制造业价值链视角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类。其次,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中国2006-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显着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以及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最后是结论及展望,通过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设计。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相关概念和认识,明晰“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新机遇予以分析,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对“互联网+”认识不足和认识不清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本文通过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指导建立“互联网+”技术基础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融合模型,提出“互联网+”三要素聚合力,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和认识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二,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本文在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框架,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价值链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三驱动链条升级路径,对相关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动力结构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提出参考。第三,补充和完善“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检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随后采用系统GMM方法尽可能减少“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生性来考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曾珣[5](2016)在《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研究 ——基于金融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账户开放后如果遇到严重的外部冲击就可能出现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引发货币危机,最终阻碍甚至导致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出现倒退。因此探讨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决定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为“桥梁”,将以往割裂开来分析的全球失衡可持续和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国际化)可维持问题构建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这一分析框架的创新不仅使得本文有关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研究成果能为维护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和稳定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为分析当前面临的全球失衡和人民币国际化着力点选择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由于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盈余能力直接决定国际收支状况,而金融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又是这两个账户盈余能力的深层决定因素,所以本文拟从这两大竞争力的角度探寻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决定机理。在分析金融竞争力与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的关系时,本文首先将货物商品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理论引入金融资产国际交易领域并构建理论模型。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和风险金融资产成本是构成金融竞争力,决定该国风险金融资产净输出情况的主要因素。其中风险金融资产成本的上升会降低该金融资产的净输出额;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的改善则有利于该金融资产的净输出。此外本文还用G20国家的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资本成本的上升会显着地降低金融资产的净输出水平;而从法律制度、金融市场和信用制度三个维度构建的投资者保护指数则会通过金融体系的发展进而促进金融资产的净输出。由此可见,要提高一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盈余能力以增强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就需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切实降低资本成本,同时加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设以提升金融竞争力,增强金融资产对国外资金的吸引力。在分析产业竞争力与经常账户余额的关系时,本文首先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直接从创汇能力角度分析了中美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结果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低技术制造业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中国只是从事其中加工组装等位于产业价值链下游的分工环节,且参与度在逐年降低。美国则占据了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位置,且其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仍在逐年扩大。接下来本文对产业竞争力进行细分,寻找决定这种创汇能力进而影响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根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共同决定了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削弱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数额;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净出口具有显着地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分析了主要国家近年来这两种产业竞争力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发现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逐年上升,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远低于美国,但上升较快(已超过印度)且增速长期超过本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导致产业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所以要想通过经常账户渠道强化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就必须抓紧实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通过生产率的提升来弥补劳动成本增加对产业竞争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增强产品的净输出和经常账户的盈余能力。综上,本文认为当前的全球失衡问题实质上是美国凭借其良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安全可靠的金融资产、较高的金融体系效率及较低的资本成本所形成的强大金融竞争力,对外输出金融资产;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形成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的产业竞争力,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这一国际分工体系的必然产物。但中国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差等客观现实。为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增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中国应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大研发投入,增加生产产品的附加值含量,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积极发展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加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设。从而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周威[6](2016)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经过30多年来年均近10%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从总量上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虽然日韩的二元经济转型实践,常常用来与中国相比较,被中国所借鉴。但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因为国土面积广大、国情多样化、区域转型不同步比日韩转型复杂得多。三大区域阶梯型推进的渐进式转型,可能因为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和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带来机遇,也可能因为落后地区转型的滞后掣肘整体经济发展。二元经济转型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工农和城乡关系协调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城镇经济集聚和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就业结构的转换慢于产业结构的转换,这一状况在三大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可以说是个制度问题,必须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本文以区域比较的视角,从理论框架和度量指标两方面进行了创新,将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相结合,系统研究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强度和差距致因。本研究对于我国平衡区域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完成二元经济转型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由绪论与文章主体构成。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和中国二元经济的区域比较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解释了论文主要研究方法,介绍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指出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理论基础。首先厘清二元经济转型的生产内涵和组织内涵、产业内涵和空间内涵,论述了实现城乡一体化需同步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根据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划分的二元经济转型的三个阶段,探讨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的内在一致性。然后,引入“新地理经济学”解释区域间的二元经济转型差距。发生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既是中国二元经济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也是二元经济转型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的连接点。最后划分了东中西部三大比较区域。第三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的区域比较。讨论了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化阶段和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标准与方法,应用其对中国及三大区域的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进行判断和分析。中国和东中部处于刘易斯转折区间,而西部尚未通过短缺点;近十年,我国及各区域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中国及东中部工业化阶段都有了新的跨越,特别是东部已经几乎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西部工业化进程进展缓慢,一直处于工业化初中期;中国及东中部出现了库兹涅茨拐点。本章以中国及三大区域的经验实证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第四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区域比较。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是以往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二元经济强度测度指标,但将它们应用到区域比较中存在局限性。因此,本章构建了全新的二元经济强度指数,这一指标清晰地反映了我国三大区域的转型差距,呈现东中西经济二元性逐渐增强的特征,西部转型严重滞后,掣肘我国经济整体转型。通过合成要素指标的区域比较,分别反映产业意义和空间意义上的区域转型差别。用二元强度指数的变异系数和转型收敛(趋同)检验的方法对区域转型差距进行考察,发现我国区域间转型差距的变动阶段与制度变迁进程一致,制度变迁改善或扩大了转型差距;我国三大区域不具备转型趋同性,中西部没有比东部更快的转型速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二元经济强度会大幅度减轻,经济体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得到根本好转。第五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本章从二元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致因。西部在转型的初始条件下就处于劣势,中部其次,东部转型初始条件优越。生产力层面的原因可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角度考察,体现在劳动力流动、产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城市经济集聚等方面。生产关系层面的原因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考察。从空间角度上看,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从东向西的空间渐进性,导致经济二元性从东到西的阶梯式递增;从时间角度上看,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城乡间发展的制度变革会扩大或缩小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的差距。第六章结论和启示。在前文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的三个结论。结论一: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经济的集聚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劳动力流动及其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导致了三大区域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上,并拥有不同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结论二: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差距的变动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进程大致相同,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性影响了区域转型的差距。结论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区域转型背后的利益结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容易造成二元经济转型的差距,却很难协调和缩小区域间转型的差距。最后,提出协调区域二元经济转型、促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成功的六点启示。
燕丽娜[7](2015)在《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行业,科学合理的电力监管体制是保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促进电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引入了电力监管制度,成立了专业化监管机构,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电力监管框架。现行监管体制在推行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政府电力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的转变、提高管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电力监管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完善。因此,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监管体制建设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政府管制的制度背景着手,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行政学视角,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兼用比较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改革中的显着不同特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改革经验,在能源行业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电力监管体制,为电力监管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也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作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很不彻底,仍保留着以行政干预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有限的“政监分离”与“多头管理”的格局并存,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着监管法律改革滞后、核心监管职能缺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俘获和监督缺失并存等问题,无法满足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影响了电力行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本文重点讨论了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成因,认为管制机构被俘获、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垄断的弊端是造成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成因,本文提出了与当下中国大部制改革背景相结合的电力监管的“政监分离”模式,并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选择该模式的理由。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使得研究结论更为有力。本文认为,电力监管是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以规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管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实践,建议调整我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在“政监分离”的基础上,优化电力监管的职能配置,最终实现依法、独立、高效的电力监管目标。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需要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步推进。
张燕[8](2014)在《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中国对外贸易行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国际要素分工与产业链不断延伸的背景下,这种停留在大类行业划分基础上的出口结构分析,已经不能满足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其结论往往也难以作为贸易结构调整政策制定的依据。随着产品内贸易的不断深入,出口结构的分析不能够仅停留在行业结构层面,更需要深入到行业内的产品层面,只有同时从行业和产品层面来研究出口贸易结构,才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现状与变迁痕迹,才能为贸易结构调整政策提供有力的研究基础。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对外贸易行业结构调整的现状,接下来,基于技术和质量的视角,着重从产品结构调整这一层面测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与质量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测度方法上,本文使用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最新测度方法并且对之加以改进,客观的衡量了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与质量水平,并且展现了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与质量结构的变迁痕迹。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变迁,本文从行业转型和行业内产品结构调整两个层面进行了剖析,避免了以往研究存在的“汇总偏差”,研究结论耐人寻味,制造业出口的行业间转型升级与行业内产品中低端化现象并存,出口产品技术结构普遍低于进口,但是一部分行业的出口技术结构逐步优化,已经走向中高端,而少数行业的出口技术结构有所恶化,这也说明产品结构的调整存在行业差异。本文还进一步对加工贸易方式下的出口技术结构变迁给予了分析,统计发现,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比较,其出口技术结构并没有显着的优势。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转型,然而,可能不利于行业内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结构变迁的研究,首先需要测度出口产品的质量,为此,本文对出口产品进行了分类,将出口产品分为质量竞争型、价格竞争性以及其它类型,继而根据分类类型,区别使用不同的质量测度方法度量了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分类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并非完全依靠价格竞争,恰恰相反,质量竞争型产品超过了价格竞争型,较多的产品依靠质量而非价格获得竞争力。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度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制造业出口质量结构的变迁。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超过一半数目行业的出口质量结构正在逐步优化,同时,也有一部分细分产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并未改进。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现状和变迁过程进行研究把握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制造业出口结构变迁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出口贸易的增长是主要影响因素。资本品与中间品进口强度的增加对出口技术结构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并且进口来源国不同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出口增长对行业的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十分显着,出口增长促进了行业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对于制造业出口质量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活动,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关税减让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而且,对不同类型的产品,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出口增长对出口质量结构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无论是质量竞争型产品还是价格竞争及其他类型产品,研发投入密度与质量竞争型产品出口质量结构正相关,而对价格竞争及其他类型产品的出口质量结构影响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对价格竞争及其他类型产品的出口质量结构起到了非常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关税减让能够促进质量竞争型产品的出口质量结构。本文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政策指导意义。在本文的最后章节,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并且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朱江丽[9](2014)在《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以“造城模式”和“工业园模式”共同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集聚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GDP增长,但是政府凭借行政力量大操大办,严重妨害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是部分欠发达地区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程度远远跟不上空间扩张,集聚经济陷入低效化粗放型的发展瓶颈。这一现实问题暴露出理论与实践对空间集聚的认识不足,忽略了空间集聚的基本规律与属性,尤其是效率属性。因此,本文以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选择为线索,解释具有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以及制度约束对其的影响,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不仅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而且从中国企业和人口空间集聚以及协调发展的角度提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特征、把握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规律、合理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分析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与演变机制,发现:(1)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同样具有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般特征,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以及区位黏性。(2)高、低技术企业在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需求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的影响下在地区之间流动,而且高、低技术企业具有不同的流动选择,高技术企业对技术竞争更加敏感,低技术企业更加依赖劳动力资源;普通劳动力在自身异质性偏好以及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下流动。(3)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会影响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随着贸易自由度改变会出现决定企业集聚与分散的突破点和持续点,突破点和持续点受到工业品效用权重、普通劳动力对地区异质性的偏好、工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及经济体普通劳动力比重等经济条件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变动对普通劳动力影响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合力。(4)企业与劳动力的空间选择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仅劳动力的流动依赖于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且高、低技术企业的流动与集聚受到普通劳动力的异质性偏好以及普通劳动力与企业家占比的影响。第二,通过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拓展模型,指出地区政策和户籍制度对企业与劳动力集聚具有重要的政策效应。(1)鼓励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促进地区集聚具有积极意义,但限制普通劳动力流入的管理政策对经济集聚发展具有消极效应。(2)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进人口城镇化以减速度递增的趋势,有助于缩小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户籍制度改革效应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效果受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以及贸易自由度的制约。第三,基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统计与实证结论如下:(1)中国产业空间集聚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产业经济呈现出由东向西阶梯型递减的非均衡分布特征,而且传统工业和流通部门的规模与分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二是虽然传统产业集聚测算指标显示绝大多数产业的产业集聚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多数产业地区聚类集聚程度没有变化或下降了。三是制造业次级产业中,以资源开采或加工类产业为代表的低技术或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但中高技术产业出现了扩散的趋势。(2)通过分析2003-2011年行业数据,验证了异质性企业集聚是造成中国集聚规模提高但集聚效率低下的原因。具体来说一是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角度验证了越是技术水平低的产业越容易受到优惠政策刺激而集聚发展,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二是从地区制造业多样化集聚的角度,证明了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虽满足倒U型曲线特点但是位于集聚效率随规模增长下滑的一端;水平中等的中部地区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并位于拐点右侧,崛起势头良好;西部地区集聚规模不足导致集聚效率提升潜力较好。(3)进一步在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指导下,分别利用2008-2012年全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2005-2007年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指出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财税政策与户籍政策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进而影响空间集聚效率的重要因素。第四,基于人口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人口分布、流动与集聚特征是:一是中国呈现出人口密度自东向西阶梯性递减的“带状”格局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块状”集聚特征。二是中西部地区人口不断向东部人口集聚地区流动。三是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和劳务输入大省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四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分别面临着人口集聚不足和经济集聚不足的客观困难。(2)按照理论模型所提供的结论,利用2000-2011年长三角城市数据验证了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公共投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城市绿化水平等影响人口异质性偏好的因素,都是影响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同时深化出口开放将放大企业对人口的吸纳能力。(3)在人口空间集聚中人力资本越多,人口空间集聚效率越高,因而以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财政对教育的人均投入、中高等院校规模、第三产业占比、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对地区人力资本培育规模增长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包括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条件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地区人力资本就业规模。这折射出人才不仅在于培育,更在于“吸引与利用”。另外,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造业FDI空间集聚促进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增加,服务业FDI空间集聚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提升。第五,基于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空间集聚效率,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产业发展为主要驱动力,人口与空间系统开发相对滞后的特征。二是中国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协调水平不高,尤其是产业与空间两两协调度偏低,直接拉低了空间经济协调度与集聚效率,这也反映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当。三是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人口-空间系统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这一差距表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研究的启示是,尊重市场规律,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资本与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空间集聚效率,同时合理引导经济要素向更广的内陆地区转移,还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推进经济、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真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启示会在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开发战略、新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产生较强的政策指引与参考价值。
刘盾[10](2013)在《论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 ——理论综合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事劳资分配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文章完成了三项理论任务:其一,详细地梳理、比较、评判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劳资分配思想,重点是全面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劳资分配理论,分析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其二,在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建立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亦即劳资分配比例的系统化决定因素,以及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方式,其间提出若干理论命题与推论;其三,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及相关现象展开实证研究,验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命题与推论,得到若干启示与政策建议。在理论回顾与批评部分,笔者沿着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依次回顾、评判了现代三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劳资分配理论。文章指出,新古典主义的劳资分配理论(乃至整个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在立论基础、理论建构和方法论方面都存在不容回避的缺陷,“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不足以解释现实中的劳资分配问题,更不能用来指导收入分配实践。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从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共同的学术传统,二者在本质上兼容,在侧重点上互补。通过对二者不同“支流”的比较研究,笔者归纳出了两条理论脉络:“马克思(高登)-斯拉法-卡莱斯基”(MSK)体系和“马克思(古德温)-卡尔多-罗宾逊”(MKR)体系。MSK体系研究先于价格体系存在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劳资分配的决定作用,它对应劳动收入份额的潜在均衡水平;MKR体系研究社会经济因素既定,劳动收入份额在利润预期和有效需求的作用下围绕潜在均衡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劳资分配是经济学的理论本体及其潜在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核心。选择什么样的劳资分配理论指导实践,关乎政治立场和经济方针。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乃至经济体制改革要摆正方向,就必须改变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重塑基于马克思和后凯恩斯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综合和应用部分,笔者分别基于MSK和MKR理论体系,分析建立劳动收入份额的静态决定机制和动态决定机制。静态决定机制不考虑预期和有效需求的影响。文章指出,宏观劳资分配服从剩余价值规律,工资份额与剩余价值率成反比。剩余价值率取决于特定“积累的社会结构”(SSA)下的劳资力量对比,其中SSA以微观生产方式为核心特征,它是决定劳资关系进而剩余价值率的本质因素,其他制度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市场结构、工会力量和政府干预等,通过作用于生产方式,或者直接影响劳资关系,影响剩余价值率。各行业的价格加成率、技术构成和工资率决定了剩余价值总额在行业间的再分配,进而决定了行业工资份额。特定行业的价格加成率、技术构成和工资率对各自平均水平的偏离,决定了行业工资份额对平均工资份额的偏离。通过上下游行业的价格传导效应,低工资份额的行业实际上得到了高工资份额行业的剩余价值让渡或补贴。动态决定机制假设社会经济因素既定,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在预期和有效需求的作用下,沿“历史时间”的变动趋势。文章表明,短期内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率成反比。在预期利润率、投资支出、有效需求、就业率、产能利用率、工资率和价格水平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连锁反应下,劳动收入份额呈反周期波动。长期内,劳资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根据投资支出对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相对反应敏感程度,经济增长表现出“工资拉动”(wage-led)和“利润拉动”(profit-led)两种模式。在工资拉动模式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公平与效率的目标相容;在利润拉动模式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公平与效率需要权衡。在实证研究和启示部分,笔者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理论综合与应用部分提出的命题与推论,同时解释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和相关问题,主要结论包括:(1)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化经济部门的扩大以及资本化经济部门内剩余价值率的提高。(2)改革开放以来,薪金份额相比工资份额持续提高,薪金收入与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3)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分解为价格加成率、技术构成和工资率的差距,其中价格加成率与国有垄断势力、产业集中度和人均固定资本存量正相关,与技术构成负相关;工资率与国有企业的就业比重和技术构成正相关。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加成率和高工资率造成对下游行业的工资份额和利润率的双重挤压。(4)劳资分配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密切相关,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5)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工资拉动增长的阶段,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会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劳资双方的利益共赢,公平与效率的目标相容。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得到如下启示:(1)无论从实证的角度还是规范的角度,都有必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不可取。(2)需要辩证看待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应该鼓励一般国有企业扩大就业覆盖率,让按劳分配受惠更多人群;但对于垄断性的中央企业,应逐步引入竞争,同时提高利润上缴比例。(3)不是产业结构决定收入分配,而是收入分配决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是否适合既有的分配与需求结构之别。应走出“产业结构升级”的误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将是消费品制造业和普通消费服务业的比重扩大。(4)当前我国最需要的是一大批稳定、富足、团结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不是更多的白领精英。为此需要消除就业身份歧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强工会的代表性和独立性;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改革税制,营造优先就业、民生和劳动权益的制度环境。
二、价格上涨与利润下降并存——我国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持续增长的反差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价格上涨与利润下降并存——我国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持续增长的反差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含义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一、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方法 |
一、关键问题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一、对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解读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问题研究进展 |
一、纺织服装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二、纺织服装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
三、服装品牌、企业管理和网络因素研究 |
四、能源、碳排放、水足迹研究 |
五、纺织服装行业改革的研究 |
六、贸易战略和政策研究 |
七、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
八、纺织服装行业价值链的研究 |
九、科技进步与纺织服装 |
十、纺织服装与回收利用 |
十一、纺织服装行业其他方面研究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基本态势 |
第一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特点 |
一、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
二、从加工制造转变为自主制造和智能制造 |
三、从依靠传统市场转变为传统市场与新型市场并举 |
四、产量与质量持续增长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
一、市场绩效 |
二、经济贡献 |
三、社会贡献 |
四、环境贡献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风险 |
一、纺织服装企业规模 |
二、纺织服装企业盈利能力 |
三、纺织服装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四、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回报能力分析 |
第四章 我国纺织服装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相关 |
第一节 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分析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纺织服装业生态环境分析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第三节 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比较分析 |
一、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 |
二、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政策评价:政府相关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政策演化及评价 |
一、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 |
二、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 |
第二节 加入WTO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一、研究方法 |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三、数据来源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国外政策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第六章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企业相关 |
第一节 引言及文献综述 |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
一、理论假设 |
二、模型构建 |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及处理 |
第四节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 |
一、行业供给侧改革现状分析 |
二、行业效率测度及分解分析 |
三、供给侧因子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分析 |
第五节 纺织服装供给侧改革结论与建议 |
第七章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消费者相关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产品消费者效用评价分析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理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八章 境外的经验启示及我国的战略与原则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
一、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经验 |
二、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启示 |
第二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
一、提高企业满意度 |
二、提高政府满意度 |
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 |
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
一、生态文明优先 |
二、区域协调发展 |
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
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
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
参考文献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件 |
(4)“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评述 |
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互联网+”相关概念界定 |
二、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二、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第二章 历史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规律归纳研究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历史经验 |
一、工业革命演进与争论 |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一般规律 |
三、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一般规律 |
四、制造业竞争力演进一般规律 |
第二节 历史维度下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 |
一、因素一:需求面驱动 |
二、因素二:技术面驱动 |
三、因素三:人力资本面驱动 |
四、因素四:能源机制面驱动 |
五、因素五:制度面驱动 |
第三节 新工业革命与制造业范式选择 |
一、新工业革命浪潮:“互联网+” |
二、制造业范式演化与选择 |
三、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历史机遇 |
四、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第三章 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外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梳理 |
一、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 |
二、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关键:“互联网+” |
第二节 《中国制造2025》战略选择 |
一、《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 |
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与内涵 |
三、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机遇 |
四、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第四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 |
第一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分析 |
一、三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因理论 |
二、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理论 |
第二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分析 |
一、动力一:“互联网+”技术基础与技术融合驱动力 |
二、动力二:“互联网+”市场多层次拉动力 |
三、动力三:“互联网+”政策支撑力 |
第三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一: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
一、“互联网+”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二、“互联网+”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三、“互联网+”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第四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二:基于价值链视角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横向扩张升级作用机理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纵向渗透升级作用机理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升级作用机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 |
第一节 “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一、“互联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二、“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第二节 “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
三、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
第一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开放创新驱动路径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多层次可持续创新驱动路径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协调创新驱动路径 |
第二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 |
一、制造业服务化驱动路径 |
二、“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耦合驱动路径 |
三、国家价值链协同发展路径 |
四、链条式一体化管理发展路径 |
第三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 |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二、社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三、企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研究 ——基于金融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金融竞争力 |
1.2.2 产业竞争力 |
1.2.3 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 |
1.2.4 全球失衡 |
1.2.5 资本账户开放 |
1.2.6 货币国际化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贡献与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全球失衡及其成因的文献 |
2.1.1 “布雷顿森林体系Ⅱ” |
2.1.2 居民视角 |
2.1.3 政府视角 |
2.1.4 金融发展差异说 |
2.2 全球失衡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文献 |
2.3 货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的文献 |
2.4 金融竞争力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文献 |
2.5 产业竞争力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文献 |
3 全文主要关系梳理 |
3.1 全球失衡可持续性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 |
3.1.1 全球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 |
3.1.2 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 |
3.1.3 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是全球失衡可持续的前提条件 |
3.2 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与资本账户开放可维持性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可维持性 |
3.2.2 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可维持性的基础 |
3.3 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与货币国际化 |
3.3.1 资本账户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
3.3.2 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货币国际化的核心条件 |
3.4 国际收支可维持性的“桥梁”地位 |
3.5 金融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决定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 |
3.6 本章小结 |
4 金融竞争力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影响机理 |
4.1 金融贸易的性质辨析 |
4.2 金融贸易产生基础与贸易差额决定因素 |
4.2.1 国际贸易产生基础和贸易差额决定因素的理论回顾 |
4.2.2 金融贸易产生基础和贸易差额决定因素分析 |
4.3 比较优势、金融竞争力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 |
4.4 金融竞争力影响金融资产净输出的理论模型 |
4.4.1 模型构造 |
4.4.2 封闭经济情形 |
4.4.3 开放经济情形 |
4.4.4 模型小结 |
4.5 本章小结 |
5 金融竞争力影响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实证研究 |
5.1 中国金融竞争力的现状 |
5.1.1 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
5.1.2 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现状 |
5.1.3 金融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现状 |
5.2 金融竞争力对金融资产净输出的影响分析 |
5.2.1 计量模型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5.2.3 描述性统计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产业竞争力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影响的指标分析 |
6.1 产业竞争力是决定经常账户状况的重要因素 |
6.1.1 产业竞争力的源泉 |
6.1.2 产业竞争力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影响机理 |
6.2 产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 |
6.2.1 基于传统统计口径的指标 |
6.2.2 增加值核算方法的提出 |
6.3 产业竞争力对经常账户影响分析:基于增加值视角 |
6.3.1 指标选取 |
6.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6.3.3 中美制造业总体的世界排名分析 |
6.3.4 基于增加值的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产业竞争力影响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实证研究 |
7.1 产业竞争力的源泉 |
7.1.1 劳动力成本 |
7.1.2 劳动力生产率 |
7.2 产业竞争力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分析:基于产业竞争力细分视角 |
7.2.1 计量模型 |
7.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7.2.3 描述性统计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3 中美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趋势 |
7.3.1 劳动力成本 |
7.3.2 劳动生产率 |
7.3.3 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 |
7.4 本章小结 |
8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金融竞争力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研究结论 |
8.1.2 产业竞争力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科研成果 |
(6)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经典二元经济理论 |
1.2.2 二元经济的区域比较研究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1.4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5.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1.5.2 论文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理论基础 |
2.1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 |
2.1.1 二元经济转型的生产内涵和组织内涵 |
2.1.2 产业意义上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 |
2.1.3 空间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 |
2.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 |
2.2.1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
2.2.2 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的内在一致性 |
2.3 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 |
2.3.1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
2.3.2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2.4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 |
2.4.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 |
2.4.2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 |
2.5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比较区域的划分 |
2.5.1 中国区域经济地理格局沿革 |
2.5.2 本文的比较区域 |
第3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的区域比较 |
3.1 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
3.1.1 刘易斯转折点悖论 |
3.1.2 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 |
3.2 中国及三大区域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与分析 |
3.2.1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3.2.2 东部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3.2.3 中部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3.2.4 西部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3.3 工业化阶段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
3.4 中国及三大区域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与分析 |
3.4.1 中国及三大区域2005年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与分析 |
3.4.2 中国及三大区域2013年左右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与分析 |
3.5 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
3.5.1 库兹涅茨拐点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3.5.2 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 |
3.6 中国及三大区域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与分析 |
第4章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区域比较 |
4.1 基于已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测度指标的比较 |
4.1.1 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 |
4.1.2 二元对比系数与我国制度变迁阶段 |
4.1.3 中国及三大区域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 |
4.1.4 已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测度指标的局限性 |
4.2 二元经济强度指数的构建 |
4.2.1 指标构建的说明 |
4.2.2 指标设计的原则 |
4.2.3 合成要素指标解释 |
4.2.4 测算方法和计算公式 |
4.2.5 数据来源与说明 |
4.3 中国及三大区域二元经济强度指数的测算和比较 |
4.3.1 基于二元经济强度指数的比较 |
4.3.2 基于合成要素指标的比较 |
4.4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区域差异分析 |
4.4.1 基于变异系数的比较 |
4.4.2 转型收敛(趋同)检验 |
4.4.3 中国二元经济强度与转型阶段 |
第5章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5.1 转型初始条件的区域差异 |
5.1.1 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 |
5.1.2 文化传统的区域差异 |
5.1.3 社会问题的区域差异 |
5.2 生产力层面的原因 |
5.2.1 工业化与产业联系的区域差异 |
5.2.2 农业现代化的区域差异 |
5.2.3 农民工流动与城镇化的区域差异 |
5.3 生产关系层面的原因 |
5.3.1 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性 |
5.3.2 农业市场化的区域差异 |
5.3.3 农村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区域差异 |
5.3.4 城乡一体化的区域差异 |
5.3.5 新世纪以来中央层面的工农城乡制度变迁 |
第6章 结论和启示 |
6.1 结论 |
6.2 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述评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1.3.3 文献评价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电力监管的理论基础 |
2.1 电力监管的核心概念 |
2.1.1 规制(Regulation) |
2.1.2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
2.1.3 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
2.2 电力监管的基础理论——规制理论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2.2.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2.3 电力监管的必要性 |
2.3.1 电力监管需求产生的基础 |
2.3.2 电力监管的内涵和必要性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 |
3.1 中国传统电力管理体制(1949—2002年)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49—1978年) |
3.1.2 改革探索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79—1992年) |
3.1.3 改革深化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93—2002年) |
3.1.4 传统电力管理体制简要小结 |
3.2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2003—2012年) |
3.2.1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主体 |
3.2.2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客体 |
3.2.3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成因分析 |
4.1 管制机构被俘获 |
4.1.1 公共利益理论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
4.1.2 规制俘获理论阐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诱因 |
4.2 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
4.2.1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4.2.2 消费者与电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4.3 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 |
4.3.1 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厘清 |
4.3.2 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
4.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
4.4.1 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法律制度基础薄弱 |
4.4.2 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
4.5 行政垄断的弊端 |
4.5.1 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4.5.2 区域垄断严重分割了电力市场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5.1 英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5.1.1 改革背景 |
5.1.2 改革内容 |
5.1.3 改革成效 |
5.1.4 经验启示 |
5.2 美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5.2.1 改革背景 |
5.2.2 改革内容 |
5.2.3 改革成效 |
5.2.4 经验启示 |
5.3 日本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5.3.1 改革背景 |
5.3.2 改革内容 |
5.3.3 改革成效 |
5.3.4 经验启示 |
5.4 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和借鉴 |
5.4.1 改革的异同点 |
5.4.2 改革的经验借鉴 |
第六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设想 |
6.1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
6.1.1 改革总体目标 |
6.1.2 改革基本思路 |
6.2 调整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 |
6.2.1 电力监管机构的基本属性 |
6.2.2 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比较 |
6.2.3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的选择及理由 |
6.3 优化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6.3.1 准确界定电力监管的职能边界 |
6.3.2 理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 |
6.3.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权 |
第七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
7.1 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力量 |
7.1.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 |
7.1.2 全面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民资投资电力 |
7.1.3 大力推进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
7.2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7.2.1 尊重国情和传统,兼顾当前与长远 |
7.2.2 建立大能源部,实行统一管理 |
7.2.3 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 |
7.3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 |
7.3.1 积极推动修订《电力法》 |
7.3.2 抓紧研究制定《能源法》 |
7.3.3 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7.4 创新经济性监管的方式,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
7.4.1 消除电价改革的体制性障碍,明确电价管制的目标 |
7.4.2 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探索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
7.4.3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选择合理的电价定价模式 |
7.5 重视社会性管制的作用,完善监管的内容体系 |
7.5.1 加强电力安全监管,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
7.5.2 加强普遍服务监管,不断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
7.5.3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A 社会用电满意度调查问卷 |
附录B 电力主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附录C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 |
(8)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第一节 出口商品结构的测度方法 |
第二节 出口商品结构的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
第三节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第三章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
第一节 出口商品结构的内涵 |
第二节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历史演变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历史演变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分析 |
第一节 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的进出口复杂度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变迁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结构的测度分析 |
第一节 关于产品出口质量的研究 |
第二节 中国出口产品的分类类型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结构的变迁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出口结构变迁主要影响因素的归类 |
第二节 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三节 制造业出口质量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含义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9)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空间经济学之前区位理论的发展综述 |
第二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进展 |
第三节 异质性理论与空间集聚研究的新方向 |
第三章 空间集聚效率: 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理论模型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一般均衡性分析 |
第二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 |
第三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演变机理 |
第四节 模型对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继承与发展 |
第四章 制度约束与空间集聚效率: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拓展模型 |
第一节 政府宏观调控与中国空间经济发展 |
第二节 地区政策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第三节 户籍改革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第四节 拓展模型的主要发展与应用价值 |
第五章 基于异质性企业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空间经济的格局与集聚特征 |
第二节 中国集聚经济高规模与低效率并存之谜 |
第三节 中国上市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中国通信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六章 基于人口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人口分布与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特征 |
第二节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以长三角为例 |
第三节 中国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FDI对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提升效应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七章 基于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评估与方法 |
第二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估 |
第三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地区差距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已发表科研成果 |
后记 |
(10)论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 ——理论综合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内容 |
1.3 文章结构 |
2 理论回顾与批评 |
2.1 古典之源 |
2.2 新古典主义的劳资分配理论 |
2.2.1 源于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 |
2.2.2 新古典学派的劳资分配思想 |
2.2.3 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集中批判 |
2.3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分配理论 |
2.3.1 马克思的经典论述 |
2.3.2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 |
2.3.3 马克思主义劳资分配理论的进步性及适用性 |
2.4 后凯恩斯主义的劳资分配理论 |
2.4.1 凯恩斯革命及后续 |
2.4.2 斯拉法学派的劳资分配理论 |
2.4.3 卡莱斯基学派的劳资分配理论 |
2.4.4 新剑桥学派的劳资分配理论 |
2.5 总结性评述 |
3 理论综合与应用 |
3.1 劳动收入份额的静态决定机制 |
3.1.1 微观层面:卡莱基的视角 |
3.1.2 从微观到宏观:一个两部门再生产模型 |
3.1.3 宏观层面的再认识:从卡莱基到马克思 |
3.1.4 进一步讨论:利益矛盾与社会关系 |
3.2 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决定机制 |
3.2.1 两部类再生产模型中的利润实现问题 |
3.2.2 短期:产量调整与价格调整下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3.2.3 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的周期性波动 |
3.2.4 长期: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 |
4 实证研究与启示 |
4.1 重要描述性统计 |
4.1.1 劳动收入份额的总体趋势 |
4.1.2 区分一般企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 |
4.1.3 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
4.1.4 区分薪金份额与工资份额 |
4.2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静态决定机制的实证检验 |
4.2.1 宏观层面:宏观劳资分配与剩余价值规律 |
4.2.2 微观层面: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分解与影响因素 |
4.3 对动态决定机制的实证检验 |
4.3.1 短期: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率的反比关系 |
4.3.2 中期: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周期 |
4.3.3 长期:工资拉动经济增长 |
4.4 实证研究结果总结 |
4.5 启示与相关政策建议 |
5 结论 |
5.1 主要论点 |
5.1.1 关于劳资分配的基础理论 |
5.1.2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 |
5.1.3 关于实证研究结果和启示 |
5.2 主要创新点 |
5.3 主要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价格上涨与利润下降并存——我国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持续增长的反差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考茨基的土地理论研究[D]. 李杜悠悠. 西南大学, 2021
- [2]YT化工有限公司己内酰胺产品竞争战略研究[D]. 郝懿.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3]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D]. 卢灿生. 深圳大学, 2020(11)
- [4]“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D]. 刘淑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研究 ——基于金融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视角[D]. 曾珣. 厦门大学, 2016(02)
- [6]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区域比较研究[D]. 周威. 辽宁大学, 2016(02)
- [7]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燕丽娜. 南京大学, 2015(01)
- [8]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D]. 张燕. 南京大学, 2014(05)
- [9]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D]. 朱江丽. 南京大学, 2014(05)
- [10]论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 ——理论综合与实证研究[D]. 刘盾. 北京交通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