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认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范氏清华（PH（?）M TH（?） THANHHOA）[2]（2021）在《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越两国作为邻邦,其陆地和海洋是接壤的。两国已有数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历史。由于中越两国的密切交往,从秦代以来中国就对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文学都不可能只局限在本国的范围内,中国文学更不例外。中国艺术、文学的优秀作品早已被译介到越南,成为越南读者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它们在越南文学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越南读者,同时也丰富了越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当中,被称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鲁迅是第一位被传播到越南的作家,其作品不仅被选入越南中学课本里作为教学内容而且还是越南大学文学系的研究对象。由于鲁迅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越南民族的解放事业息息相关,因此深受越南读者的喜爱和敬仰,在越南被广泛地传播并成为中越文学文化的桥梁。本文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阐述其在越南从翻译、接受、转播到研究这整个过程,进一步分析其对越南文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影响,肯定鲁迅不仅在越南文坛而且在世界文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鲁迅在文坛上出现至今,中国和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对鲁迅的译介与研究就没有中断过,而越南对鲁迅的译介与研究也已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越南不断出版、再版许多关于鲁迅作品的越南语译本与鲁迅研究的专着、文章和博硕士论文,这证明了鲁迅不仅是在越南文坛上而且在越南人民心中也占据崇高的位置。本论文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阐述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结构安排等,并总结出论文的创新、难点与不足之处。鲁迅的海外译介与研究近年来得到了中外学者的特别关注,尤其是日本,其次是美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等国家。中国文坛对越南鲁迅译介与研究情况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为此,我们想通过本论文来为鲁迅在海外译介传播与研究提供一份参考资料。第二部分,主要以越南的重要的历史阶段为背景论述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研究过程。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之前,外国进步文学在越南受到法国殖民者严密地封锁,而越南文坛正需要一种革新运动。本文介绍在此背景下邓邰梅与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译介与传播初期。之后,在1945年八月革命成功至1975年越南南部解放、越南全国获得了统一、独立自由的背景下,梳理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译介与研究的繁荣期,分析其为何在越南广泛地被传播。最后,在1975年之后的背景下,从中越两国关系冷化到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之后,阐述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的困境,同时也介绍了1986年越南改革开放之后,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研究的新面貌。本文通过这三个阶段分析、考察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描绘一幅完整的越南鲁迅译介传播与研究的全景图,尽可能做到整体把握。第三部分,主要考察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媒介情况。在这一内容中,第一项工作是本文考察了鲁迅作品的越南译者和越南语译本。据统计,至今在越南已有五名翻译家翻译了鲁迅作品,因此能够搜集到的共有五种越南语翻译版本。不同的译者又因具有不同的生活时代背景、不同的地域背景以及不同的翻译风格导致鲁迅作品的越南语译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别,并且与原文作品相比也存在一些翻译问题,引起了越南文坛上的一些论争。之后,本文还通过考察越南传播媒体来介绍致力于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出版社、报纸期刊社等。第四部分,选取邓邰梅、芳榴和黎辉箫三位代表的研究学者及其鲁迅研究着作,分析他们的学术基础、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其研究成果,指出他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理解和评价,肯定他们在越南鲁迅研究领域的影响和贡献。邓邰梅是越南中国文学和鲁迅研究的奠基人。他的研究《鲁迅的生平与文艺》代表了20世界40、50代越南鲁迅研究。他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外形相貌相结合,可谓是准确的且相对全面的研究,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他早期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是很深入,但引起了当时越南鲁迅热,同时也为日后培养越南鲁迅研究者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芳榴的《文学理论家鲁迅》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越南鲁迅研究领域。他主要运用分析法和对比法与苏维埃的文学理论相结合,以“理论——实践”为研究模式展开对鲁迅的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研究,使鲁迅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及易于运用。20世纪80年代黎辉箫的《鲁迅小说诗学研究》通过《呐喊》和《彷徨》两个小说集以诗学理论和鲁迅小说创作的主导思想为主,全面地分析鲁迅小说的创作手法,并证明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作家的主观思想影响。最终的目的是清晰和明朗地介绍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情况。第五部分,研究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对越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学领域和教育领域等两个方面。鲁迅及其文学作品不仅影响到越南文学现代化过程,还影响到越南作家、译者、读者以及批评家等。由于鲁迅的作品被选为普通高校教科书里的授课内容,因此鲁迅及其作品也影响到越南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第六部分,浅谈研究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传播、接受与研究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鲁迅的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作品中对黑暗、腐朽的揭露和批判,则展现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其革命价值和教育价值积极地影响越南青少年,因此我们仍需要这种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教育以及批判精神。总之,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批判现实主义大家的鲁迅及其作品对越南来说是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指出越南对鲁迅及其作品传播与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些偏差和误区,并针对这些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措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南鲁迅研究能跟上世界鲁迅研究。
李诗頔[3]（2021）在《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文中认为汪曾祺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当时他写作的小说和散文在风格上主要有两类,一类空灵,一类平实。80年代初,汪曾祺对自己40年代的一些小说和散文进行了修改和重写,这些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汪曾祺对故乡高邮的人物书写和对昆明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回忆。此时,风格平实的作品成为了他的写作主流。汪曾祺有意识地选择和接续了40年代部分作品的主题,反思自己40年代的写作方式,用80年代的情感重新观照普通劳动者和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完成了1980年代创作与1940年代创作的“对接”。本论文以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为研究对象,“修改”指汪曾祺在80年代有意识地挑选和重新出版40年代的部分小说,在字句语段上做出改动;“重写”主要指汪曾祺针对自己创作的小说和散文,在主题和结构上做出重大改动的作品。本论文中选取的“重写”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汪曾祺在80年代对40年代作品的同题重写作品,另一类是汪曾祺使用40年代曾经写作过的材料,融入新的感情和思想,在80年代创作出的全新作品。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选取多个文本,分析这些作品修改和重写的过程,从叙述语言、结构和情感三个方面的变化考察“延续”“继承”关系在汪曾祺具体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以及从中发展出的独特小说形式,试图用整体的动态的视野探讨汪曾祺修改和重写现象的意义。
李英华[4]（2021）在《苏童短篇小说的创作渊源和英译传播》文中研究表明苏童短篇小说创作成就斐然,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究苏童短篇小说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探究了苏童短篇小说的创作渊源,认为苏童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深厚养分,也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通过杂糅与创新,苏童短篇小说成为了一朵特色独具、风格鲜明的奇葩。同时,本文还研究了苏童短篇小说的海外英译和传播情况,完善了苏童短篇小说的研究版图。
邱田[5]（2021）在《现代短篇小说的来处与去处》文中指出自1918年5月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之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已历经百年。相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百年光阴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刹,然而这一百年中小说却逢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不入流的细微末技一跃成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刘子怡[6]（2021）在《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指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对20世纪英美现代小说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显赫地位。1919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其小说观和小说作品逐渐为读者所接受。在现代文学时期,作为小说批评家,詹姆斯对小说艺术的强调与探索影响着国内作家对待小说这一体裁的态度和小说创作实践;作为小说家,他的四部小说——《四次会面》（Four Meetings,1877）、《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螺丝扭》（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诗人的信件》（The Aspern Paper,1888）得到译介,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的价值选择和对詹姆斯的价值定位。这一时期国内对詹姆斯小说观的接受始终围绕着“小说是艺术”的观念展开。前20年人们更注重詹姆斯的人物塑造艺术,后10年则转向他的心理分析艺术。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詹姆斯的“人物观”经由张毅汉引介,其“人物中心”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先行”的创作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茅盾等作家的创作。40年代,詹姆斯有关小说中心理分析的观点成为新的关注点。卞之琳、萧乾等学者为引介詹姆斯心理小说作了较大的贡献,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描绘的重视影响着汪曾祺等文人的创作。不过,詹姆斯对人物塑造和心理分析的探索都源自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小说是一门艺术,这一观点自20年代到40年代在黄仲苏、老舍、邵洵美等作家的文章中不断被提起,改变着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知。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是《四次会面》。这部小说的译介体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詹姆斯作品的偏好——“国际题材”的、人物刻画突出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黛西·米勒》的翻译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与上一章所讨论的对詹姆斯小说创作观的接受相吻合。《四次会面》由陈西滢首次翻译到中国,是译者对短篇小说“经济性”和艺术追求的结果。随后蹇先艾和傅东华各自完成了新的译本,这两次翻译均出于编写美国短篇小说选集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工具化”特征,但这也说明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在当时还是被普遍承认的。30年代的“翻译年”迎来了詹姆斯前期小说代表作《黛西·米勒》的两次翻译。林疑今和范存忠应出版社、报刊的约稿分别于1934年与1935年翻译出这部小说,但在20年代和40年代,这部小说却显得不受重视。20年代,于化龙、赵景深、郑振铎在介绍这部小说时都对小说名进行意译（例如:《雏菊磨者》）,这说明他们对该小说并不了解;而40年代萧乾又称《黛西·米勒》是詹姆斯极不重要的小说。这反映了国内对詹姆斯的态度变化:20年代,詹姆斯连同美国文学整体都未引起国内的重视,到了30年代,詹姆斯前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国际小说迎合了读者的口味,40年代,人们认为心理小说才能代表詹姆斯的文学成就,因而减少了对他前期作品的关注。《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在40年代的译介进一步证明了,国内对詹姆斯的关注已逐渐转向其心理分析小说。但是,作为詹姆斯中期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时具备他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后期小说的心理分析萌芽,这使得译介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折中之举。萧乾等人虽然积极引介了詹姆斯心理小说,却认为它们并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这和卞之琳在《螺丝扭》、《诗人的信件》的序言中将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异途同归。译介者想要绍介詹姆斯文学成就最高的心理小说,但纯心理小说无法适应国内当时的社会环境,《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很好地融合了现实与心理分析的因素,因此得到了译介。
LEE W00NG[7]（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王太军[8]（2020）在《欧阳黔森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贵州第四代作家代表的欧阳黔森,着作等身、涉猎广泛,举凡诗歌、散文、小说、影视剧本、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均是其笔耕不辍的文学对象,但其中艺术水平最高、最为作家自己所看重的,却是小说创作。相较于其他贵州作家对乡土文学的执着书写,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面性、丰富性和差异性,兼具黔地乡土的自然清新、喧嚣都市的现代风韵以及厚重历史的激越高亢,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立足于对欧阳黔森小说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从创作、主题、叙事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充分发掘和阐释出其小说的创作发生、题旨内涵和叙事特质。论文由以下三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为欧阳黔森小说的创作论,从创作发生学入手,探讨地理环境、人生体验、作家心理机制对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基于这些影响之下作家所作出的创作取向。首先,黔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是欧阳黔森小说的创作题材,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倾向,而且基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黔地现代乡土文学传统,以及经过古代文学积淀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于欧阳黔森创作而言,亦是意义重大。其次,欧阳黔森所经历过的知青生活、地质人生活、商人生活以及文人生活的四种生活经历,既成为了其创作小说的重要题材,又构成了作家的生命体验,生成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并奠定了小说不同的情感基调。再次,从创作论出发,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取向,凸显出作家的现实关怀与牧歌情调。第二章为欧阳黔森小说的主题论,探讨小说的生命主题、英雄主题与生态主题。就生命主题而言,欧阳黔森在小说内书写了三种粗犷质朴的黔地生命形态,为现实人生建立起理想的生命范式,并且着眼于复杂的人性,作出对人性善的直接铺陈和对人性恶的无情揭示,流露出一种向善去恶的创作理念,体现了欧阳黔森崇高的生命追求。就英雄主题而言,欧阳黔森在文本中塑造了两种不同身份的英雄形象:具有丰功伟绩、受人瞩目的“卡里斯玛”式英雄与生活平凡庸常却具有优秀品质的“小人物”式英雄,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创作倾向,彰显出作家英雄主义的价值导向。就生态主题而言,欧阳黔森在作品里描写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流露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隐性批判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反思,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诗意栖居的理想追求。第三章为欧阳黔森小说的叙事论,依据叙事学理论,探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叙事时间、叙事空间、故事结构等叙事特质。关于欧阳黔森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其视角主要有非聚焦型和内聚焦型两种,在非聚焦型视角的作品中,叙述声音与视角重合;而在内聚焦型视角的作品中,叙述声音与视角呈分离状态。关于欧阳黔森小说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作家运用了逆时序和非时序手法造成叙事时序的错综复杂、迷离多变,避免了情节的平铺直叙;营构了乡村和城市两类故事空间,作为小说人物活动、故事发展的场所。关于欧阳黔森小说的故事结构,其由情节、人物、环境构成,作家多喜欢以线型情节和转换型情节来建构故事,通过直接形容和间接表现来刻画人物形象,并呈现了支配式与从属式、静态与动态的环境形态和象征型、反讽型的环境类型。论文以欧阳黔森小说为研究对象,三个章节之间自有其内在逻辑:第一章从发生学角度介入对小说创作的研究;第二章聚焦小说主题,探讨其题旨内涵;第三章着眼于小说的文本叙事。这三章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基本遵循着由外而内的学理顺序,从外部研究延伸到内部研究,两者并重,从而完成了对欧阳黔森小说深入而严谨的意义阐释和价值发掘。
饶倩倩[9]（2020）在《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文学大师,茅盾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发表了数量颇丰的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和研究论着。在茅盾的文艺观中隐含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短篇小说理论观念。茅盾的文论文章为其短篇小说观的发掘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从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发展演变,大致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建国前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完成了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转换,提倡的创作内容从题材、人物到主题都以多样化为主导,倡导的创作方法从外来的自然主义逐渐过渡到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建国后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则由为无产阶级转向为社会主义,提倡的创作内容主要集中在鲜明的时代题材、人物和主题上,倡导的创作方法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复杂历程。茅盾建国前后短篇小说观的演变,其原因主要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和茅盾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主要由构思观、结构观、人物观、语言观、风格观等理论要点构成。茅盾重视短篇小说写作前的选材、剪裁等构思过程,主张短篇小说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样式;强调短篇小说应以人物为主,人物可分为主次人物和典型人物,人物塑造可运用心理描写、言行刻画、环境渲染等多种方法。茅盾还提倡使用口语,重视风格创新。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茅盾短篇小说观产生的重要基础;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则是它的直接来源。茅盾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决定了其对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期刊编辑的身份成就了其短篇小说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的融合,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作家的身份则完成了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观具有独特的价值。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来说,茅盾的短篇小说观既指导了茅盾自身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对其他现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短篇小说理论方面来说,茅盾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对人物性格的重视和对作家个人文学风格的强调等理念无疑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理论。茅盾短篇小说观也存在政治化、单一化和理论意识缺乏等不足之处。茅盾的短篇小说观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无疑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对于中国化的短篇小说理论建设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智超[10]（2020）在《报章文体与严独鹤短篇小说》文中研究指明报章文体是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体,它上承古代政论文,下接中国现代小说的前端,在报章和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职业报人群体对报章文体的发展和短篇小说的转变做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定义为通俗作家的严独鹤在担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辑期间,主持谈话栏目并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杂感文章,严独鹤的时评、杂感写作在20世纪之初的报章文体发展进程中具有的个人特色和探索意义成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严独鹤在主持《快活林》期间还担任《红杂志》的编辑,在《红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通俗短篇小说,严独鹤的通俗短篇小说在1920年代短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文学价值,成为本文关注的内容。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严独鹤的报章文体写作和通俗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嬗变。经过大量的报纸原文和杂志原文阅读,笔者发现,严独鹤的报章文体写作形成了严氏“三段式”的个人风格,即“喜铺垫、喜讽刺、引议论”;通俗短篇小说写作形成了严氏“三层次”的写作特点,即“设悬念、解疑惑、引思考”。就严独鹤报章文体和通俗短篇小说的写作风格来看,时评、杂感写作为短篇小说的文体创新提供了“无为”和“有为”两种写作导向,无为主要是指小说的新闻化,在尊重新闻事件的事实基础上改编成通俗短篇小说;有为是指在新闻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再创作,严独鹤将严氏“三段式”的报章写作手法和叙事技巧运用到通俗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叙事时间方面对他的通俗短篇小说均起到了引导作用,在1920年代之初的文坛没有太多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严独鹤能够率先进行二者的文体变革和互动的尝试,其难能可贵的文体意识已经为通俗短篇小说的文体变革和走向做出了适应性和适当性的探索。因此,严独鹤对报章文体和通俗短篇小说做出的文体探索是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的,其温和的改进方式和秉承的编辑写作理念,让他的文体变革看起来没有之后的五四作家群反叛的彻底和激烈,这既和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关也和目标读者群的阅读水平有关。因此,作为报章文体和短篇小说文体的初探者,严独鹤虽无法与五四作家群相比较,但也在写作实践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个案的研究虽不足以说明文学史上报章文体和通俗短篇小说发展之间的联系,但却能看出通俗作家对二者发展的态度和探索。重新关照文学史的生成和发展,以严独鹤等为代表的通俗作家的历史定位以及历史贡献等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和定义。
二、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资料搜集整理情况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与经验 |
| 第一节 余华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与销售 |
| 第二节 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评价 |
| 第三节 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 |
| 第二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 |
| 第一节 人的异化、暴力与死亡 |
| 第二节 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 |
| 第三节 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 |
| 第四节 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 |
| 第三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 |
| 第一节 语言和语体 |
| 第二节 象征手法 |
| 第三节 多层叙述 |
| 第四节 空间和时间 |
| 第四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和有关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余华与残雪:两种虚无主义创作视野比较 |
| 第二节 余华和苏童:当代成长小说及堕落青春的塑型 |
| 第三节 余华与格非:对历史的超越和拒绝 |
| 第四节 余华和莫言:类型文学时代里的严肃文学坚守者 |
| 第五章 国内外“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两个余华”与“两种余华作品” |
| 第二节 “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接受比较:以《兄弟》为例 |
| 第三节 “文学中国”的不同文本与“两种中国文学” |
| 结语 中国的余华世界的余华 |
| 一、站上了世界文学的领奖台 |
| 二、国际文学论坛的专题作家 |
|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 |
| 附录 |
| 一、余华国外文学活动大事记 |
| 二、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 |
| 三、余华作品外文版部分封面 |
| 四、余华中文简繁体作品清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的项目 |
| 附件 |
（2）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
| 1.4.2 在越南的研究综述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1.6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
| 1.6.2 论文难点和不足之处 |
| 第2章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过程 |
| 2.1 1945年前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 |
| 2.1.1 法国殖民者对越南封锁政策的社会背景 |
| 2.1.2 越南文坛发展需要的文学背景 |
| 2.1.3 邓邰梅对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译介与传播初期 |
| 2.2 1945年至1975年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 |
| 2.2.1 越南南北统一之前的社会背景 |
| 2.2.2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译介与传播的繁荣期 |
| 2.2.3 越南广泛传播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分析 |
| 2.3 1975年至今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 |
| 2.3.1 中越战争时期传播与接受被间断 |
| 2.3.2 越南改革开放后传播与研究的新趋势 |
| 第3章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媒介考察 |
| 3.1 鲁迅文学作品的越南译者与越南语译本的考察 |
| 3.1.1 鲁迅文学作品的越南译者考察 |
| 3.1.2 鲁迅文学作品的越南语译本考察 |
| 3.2 鲁迅文学作品在越南翻译的特点 |
| 3.2.1 鲁迅文学作品越南语译本的翻译特点 |
| 3.2.2 越南译者在翻译鲁迅作品时的词语选择 |
| 3.3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媒介的考察 |
| 3.3.1 越南出版社传播鲁迅文学作品考察 |
| 3.3.2 越南报刊杂志、网络媒介传播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考察 |
| 第4章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学术研究考察 |
| 4.1 越南鲁迅研究的开创期:邓邰梅与《鲁迅的生平与文艺》 |
| 4.1.1 邓邰梅研究鲁迅的缘由 |
| 4.1.2 邓邰梅“以貌取人”之鲁迅研究 |
| 4.1.3 越南鲁迅研究的指南针《鲁迅的生平与文艺》 |
| 4.2 越南鲁迅研究的开拓期:芳榴与《文学理论家鲁迅》 |
| 4.2.1 芳榴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鲁迅的缘由 |
| 4.2.2 从《文学理论家鲁迅》看“理论——实践”模式 |
| 4.2.3 “国民性”思想与《阿Q正传》的分析 |
| 4.3 越南鲁迅研究的成熟期:黎辉箫与《鲁迅小说诗学研究》 |
| 4.3.1 黎辉箫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风格 |
| 4.3.2 黎辉箫超越前人之鲁迅小说诗学研究 |
| 4.3.3 《鲁迅小说诗学研究》以“继承”与“革新”为核心 |
| 第5章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对越南的影响分析 |
| 5.1 鲁迅作品对越南文学界的影响 |
| 5.1.1 鲁迅的文学作品对越南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影响 |
| 5.1.2 越南作家对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接受与借鉴 |
| 5.1.3 鲁迅的文学作品对越南读者的影响 |
| 5.1.4 鲁迅的文学作品在越南译者、研究学者、批评家的视野里 |
| 5.2 鲁迅的文学作品对越南教育领域的影响 |
| 5.2.1 越南中学教育中的鲁迅及其文学作品 |
| 5.2.2 越南大学教育中的鲁迅及其文学作品 |
| 第6章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6.1 鲁迅的文学作品在越南的社会价值 |
| 6.1.1 鲁迅作品的革命价值 |
| 6.1.2 鲁迅作品的教育价值 |
| 6.2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研究的不足 |
| 6.2.1 传播与研究存在偏差问题分析 |
| 6.2.2 传播与研究存在误区问题分析 |
| 6.2.3 传播与研究存在其他不足分析 |
| 6.3 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传播与研究的经验教训 |
| 6.3.1 注重全面扩大传播与研究对象 |
| 6.3.2 注重把关译作质量与培养文学翻译人才相结合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的创作起点 |
| 第一节 《老鲁》与汪曾祺40年代的创作转型 |
| 第二节 《鸡鸭名家》的叙述语言变化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小说的修改过程对照 |
| 第二章 主题与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从《灯下》到两篇《异秉》 |
| 第二节 《职业》《戴车匠》中环境的作用与职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散漫的结构与“笔记体”传统 |
| 第三章 80年代的情感总和 |
| 第一节 《受戒》《岁寒三友》中的温暖人情 |
| 第二节 用新的情感重新审视昆明生活 |
| 第三节 80年代的情感与汪曾祺的现实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苏童短篇小说的创作渊源和英译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苏童短篇小说的本土情结 |
| 三、苏童短篇小说的异域渊源 |
| 四、苏童短篇小说的英译传播 |
| 五、结语 |
（6）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亨利·詹姆斯的生平及影响 |
| 第二节 亨利·詹姆斯译介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的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论文的主要思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詹姆斯小说观的译介 |
| 第一节 “人物先行”与“人物中心” |
| 第二节 “理智客观”与“极端的主观” |
| 第三节 “小说是一门至高的艺术” |
| 第二章 《四次会面》:亨利·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的小说 |
| 第一节 《四次会面》的“经济性”与艺术性 |
| 第二节 被“工具化”的《四次会面》 |
| 第三章 《黛西·米勒》:30年代的两次译介 |
| 第一节 被错译的“雏菊磨者” |
| 第二节 “翻译年”中的两个译本 |
| 第三节 “极不重要”的《黛西·米勒》 |
| 第四章 《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译介中的“折中之举” |
| 第一节 心理小说的新转向 |
| 第二节 卞之琳对詹姆斯的译介与关注 |
| 第三节 心理小说与现实的隔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亨利·詹姆斯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一览表(1919-1949) |
| 附录2 :中国现代时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其他译名一览表 |
| 致谢 |
（7）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欧阳黔森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二、 欧阳黔森小说的研究现状分析 |
| （一） 欧阳黔森小说的单篇评论 |
| （二） 欧阳黔森小说的整体研究 |
| （三） 再出发：从不足到新的期待 |
| （四） 结论 |
| 三、 本文的特色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作论：欧阳黔森小说的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黔地地理环境及文学传统 |
| 一、 黔地地理环境与小说创作 |
| （一） 黔地自然地理环境 |
| （二） 黔地人文地理环境 |
| 二、 黔地文学传统与古典文学传统 |
| 第二节 作家生命体验与创作心理的生成 |
| 一、 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 |
| 二、 作家创作心理的生成 |
| 第三节 欧阳黔森小说的创作取向 |
| 一、 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 |
| 二、 浪漫主义的创作取向 |
| 第二章 主题论：欧阳黔森小说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生命主题——崇高的生命追求 |
| 一、 粗犷质朴的生命书写 |
| 二、 人性善恶的追寻拷问 |
| 三、 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 |
| 第二节 英雄主题——英雄主义的价值导向 |
| 一、 “卡里斯玛”式的英雄塑造 |
| 二、 “小人物”式的英雄行为 |
| 三、 英雄主义的价值导向 |
| 第三节 生态主题——生态文本中的批判反思 |
| 一、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隐性批判 |
| 二、 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反思 |
| 三、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 |
| 第三章 叙事论：欧阳黔森小说的叙事研究 |
| 第一节 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 |
| 一、 非聚焦型视角与叙述声音重合的叙事 |
| 二、 内聚焦型视角与叙述声音分离的叙事 |
| 第二节 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 |
| 一、 叙事时序的巧妙运用 |
| 二、 故事空间的精心建构 |
| 第三节 故事结构的构成形态 |
| 一、 情节类型：线型与转换型 |
| 二、 人物刻画：直接形容与间接表现 |
| 三、 故事环境：表现形态和环境类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茅盾建国前的短篇小说观 |
| 一、文学主张: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 |
| 二、创作内容:提倡多样的社会内容 |
| 三、创作方法:倡导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茅盾建国后的短篇小说观 |
| 一、文学主张:从“为无产阶级”到“为社会主义” |
| 二、创作内容:提倡鲜明的时代内容 |
| 三、创作方法:倡导本土化的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演变缘由 |
| 一、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 |
| 二、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 |
| 第二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要点 |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构思观、结构观 |
| 一、短篇小说构思观 |
| 二、短篇小说结构观 |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人物观 |
| 一、短篇小说人物设定观 |
| 二、短篇小说人物塑造观 |
| 第三节 茅盾短篇小说的语言观、风格观及其他观念 |
| 一、短篇小说语言观 |
| 二、短篇小说风格观 |
| 三、其他短篇小说观念 |
| 第三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承袭与发展 |
| 一、传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 |
| 二、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训练 |
| 三、传统文化新变带来的视野拓展 |
| 第二节 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 |
| 一、外国文学文化的思想摄取 |
| 二、外国短篇小说的艺术借鉴 |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对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促成 |
| 一、政治活动家——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 |
| 二、期刊编辑——短篇小说的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 |
| 三、批评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 |
| 四、作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 |
| 第四章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价值与不足 |
| 第一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创作指导价值 |
| 一、对自身短篇小说创作的指导 |
| 二、对其他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促进 |
| 第二节 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与不足 |
| 一、茅盾短篇小说观的理论价值 |
| 二、茅盾短篇小说观的不足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报章文体与严独鹤短篇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报章文体与报人严独鹤 |
| 第一节 报章文体的早期形态与发展 |
| 第二节 《新闻报》副刊与严独鹤编辑理念 |
| 第三节 严独鹤时评、杂感的文体特征 |
| 第二章 严独鹤与通俗短篇小说 |
| 第一节 通俗短篇小说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严独鹤短篇小说的写作特点 |
| 第三节 严独鹤通俗短篇小说的文体文化风貌 |
| 第三章 通俗作家笔下的报章文体和短篇小说 |
| 第一节 报章文体对通俗短篇小说的导向 |
| 第二节 严独鹤对二者的探索意义 |
| 第三节 通俗作家历史定位的重新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研究[D]. 范氏清华（PH（?）M TH（?） THANHHOA）. 辽宁大学, 2021(02)
- [3]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D]. 李诗頔.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苏童短篇小说的创作渊源和英译传播[J]. 李英华.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1(01)
- [5]现代短篇小说的来处与去处[J]. 邱田. 艺术广角, 2021(01)
- [6]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D]. 刘子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8]欧阳黔森小说研究[D]. 王太军.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9]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D]. 饶倩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10]报章文体与严独鹤短篇小说[D]. 郭智超.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