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629个村未达标产生的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邢立莹[1](2019)在《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控制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实证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心脑血管疾病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以及主要的致死和致残原因之一,全面评价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及相关危险因素的自然变化趋势,摸清辽宁省农村地区近5年(2013-2018年)高血压现状及危险因素分布的自然演变过程,发现高血压防控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高血压控制率低的影响因素包括患者意识、依从性、社会经济背景、个人生活方式、健康状况等进行分析,探索各研究因素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村高血压综合干预措施并开展实证研究,探索农村高血压综合干预的可行性、有效性及管理模式,为后续长期和大范围的随访、管理和干预提供实践经验,为政府部门高血压综合防治策略的依据制定提供实践证据。方法: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原则,分别于2013年及2018年对辽宁省农村两个代表性的人群进行了调查。选择年龄≥40岁的常住人口,分别有10753及10926人参与调查。高血压诊断标准:收缩压(SBP)≥140 mmHg和/或舒张压(DBP)≥90 mmHg,和/或自报近2周内接受过降压治疗,高血压患病率和控制率也根据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ACC/AHA)发布的新高血压指南进行了评估。2018年3月-4月,在朝阳市朝阳县、龙城区、建平县、凌源市、北票市、双塔区和喀佐县随机选择22个乡镇172个村,对全部的185名村医进行高血压防治知识、能力以及卫生资源相关调查,180人完成了调查,应答率97.3%;在其中172个村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中随机选择1190人开展高血压知识、信念、行为和新农合医保政策等方面开展调查,最终1068人完成了调查,应答率为89.7%。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差及控制率低的主要原因。2018年6-9月,在朝阳市朝阳县、龙城区、建平县、凌源市、北票市、双塔区和喀佐县随机选择22个乡镇86个村,纳入9486名高血压患者,2018年12月-2019年1月对全部高血压患者进行了随访,随访人数7563人,随访率为79.7%。3个月随访时主要采集患者血压水平和服药情况等信息。针对患者血压控制率低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制定了包括强化基层高血压管理绩效考核制度、建立慢病管理员制度、模拟医保制度改革、强化村医能力培训以及加强患者自我管理等干预措施。结果:辽宁省农村地区高血压标化患病率从2013年的52.3%升高至2018年的53.6%,平均SBP及DBP水平均呈增高趋势,其中DBP增加了5.2%(82.4 mmHg vs86.7 mmHg)。然而,知晓率及治疗率却并不理想,控制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4.1%vs3.6%)。年龄增加、男性、饮酒、肥胖、糖尿病及血脂异常仍然是近5年来高血压患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根据2017ACC/AHA高血压指南进行评价时,高血压患病率显着增加,从2013年的73.9%增长至2018年的79.1%,而控制率呈明显下降趋势(1.8%vs 0.5%)。高血压患者知识、信念和行为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知识与信念之间直接作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0(p<0.001),模型中内因潜在变量的确定系数R2为0.65,即知识可以影响信念65%的变异;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患者知识信念”与“积极心理因素”之间直接作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1,确定系数R2=0.10,“积极心理因素”与“用药依从性”之间直接作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4,R2=0.44;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患者知识信念”与“积极心理因素”之间直接作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3,R2=0.39,“积极心理因素”与“血压控制达标”之间直接作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3,R2=0.02,“村医知识信念”对“血压控制达标”可产生一定的间接作用。经过3个月的综合干预,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平均明显下降(156.5mmHg vs141.3mmHg),其中男性(155.9mmHg vs 141.9mmHg),女性(156.9mmHg vs141.0mmHg);平均舒张压也明显下降(88.2mmHg vs 81.5mmHg),其中男性(89.9mmHg vs 82.9 mmHg),女性(87.2mmHg vs 80.7 mmHg)(P<0.001)。高血压患者基线血压控制率为,经过3个月综合干预后,血压控制率(标准为140mmHg/90mmHg)由13.0%提高到49.6%;其中男性由12.6%增加至46.6%,女性由13.2%增加到了51.4%。结论:1、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患病率在过去5年呈上升趋势,血压水平也明显增加,其中DBP更明显。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依然没有提高且持续处于较低水平。2、高血压患者的高血压相关知识认知水平会对其信念产生直接影响,患者“积极心理因素”和“自觉障碍”两个变量与“用药依从性”之间存在直接效应,“患者知识信念”和“村医知识信念”均对“患者服药依从性”间接产生影响。3、加强村医生高血压知识与能力培训,强化高血压患者自我知晓与管理血压的意识对农村高血压的防控将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在高血压患者综合管理与方案、政策的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并有效实践。4、强化基层高血压管理绩效考核制度、建立慢病管理员制度、模拟医保制度改革、强化村医能力培训以及加强患者自我管理等干预措施的适宜技术对基层社区高血压管理效果明显,可以明显提高血压控制率,显着降低患者血压水平,对预防远期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吴婷[2](2018)在《赣南地区H县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扶贫工作成效显着。自2013年起,我国政府开始探索精准扶贫的扶贫道路。从此,脱贫攻坚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摆在了突出位置。“打赢脱贫攻坚战,资金保障是关键。”近些年,中央及省、市不断加入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地方财政也大幅度增加了资金投入。财政资金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财力保障,日益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果怎样?如何评价扶贫资金绩效?资金监管方面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赣南地区是着名的革命老区,有8个县(市、区)属于连片特困地区罗霄山脉区域内,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研究赣南地区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对于提升本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等方法,借鉴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江西省扶贫办和省委组织部等各级部门出台的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结合扶贫方面有关专家的意见,构建了一套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以此对H县的精准扶贫财政资金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对H县精准扶贫财政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分析,本文发现以下问题:扶贫项目投资占比不够合理;资金支出率较低;整村推进项目管理存在较多问题;扶贫成效不够显着;扶贫工作者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较低;资金未能精准瞄准贫困户;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资金监管队伍力量薄弱。最后,本文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如提高扶贫资金利用率;合理安排扶贫资金;提升扶贫项目管理水平;落实资金监管首要责任;提高扶贫资金产出效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为我国政府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的精准扶贫资金配置方案提供一些政策性建议,以期提高赣南地区精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继而在2020年前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伟大目标。
颜璐[3](2013)在《农户施肥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以南疆地区农户调查为例》文中指出化肥作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物质投入要素之一,对农作物产出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农业生产中施肥量持续快速增加,引发土壤污染、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农产品质量等诸多问题,同时也会加剧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化肥投入却呈现投入多、增速快的趋势,而南疆地区比较贫困,化肥施用总量较大,远高于东疆及世界安全施用上限。而农户作为施肥行为决策的主体,如何引导农户合理施肥,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化肥利用效率、缓解肥料养分流失、保护和维持农村生态环境意义重大。本文在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施肥行为影响因素、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户施肥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一是农户施肥行为假设是从“自然人”,到“经济人”,再到“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发展过程,而农户施肥决策行为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决策系统,以“短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最佳化肥施用组合,来达到农作物的最优产出,从而农户施肥行为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集体行动和路径依赖等特征。二是农户施肥行为受到内、外部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内部因素提供了决策的可能性,并构成决策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中的自然条件、耕地资源、劳动力、资金;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兼业化程度、土地经营方式、农业技术、环保意识;心理因素中的行为态度(购买前认知程度、化肥施用效果评价及农业污染认知)、主观规范(购买及施用信息获取渠道)、知觉行为控制(购买地点及便利性)、行为意向(其他方面的认知)等诸多因素;外部要素对农户决策有着激励和制约的作用,有市场环境和政策制度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其中市场环境包括信息来源、农产品价格、化肥价格、市场风险、市场竞争;政策制度主要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补贴政策、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以及文化理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三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追求的是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农户却以考虑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优选择,当农户处于一个群体中时,会受到其他农户的影响,经济诱因越强,农户转变施肥行为的效果越明显,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总收益越高,示范效果越强,达到均衡状态的速度越快。在以上理论分析框架思路下,我们以南疆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更深层次的验证。选择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和阿瓦提县以及喀什地区莎车县作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及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南疆施用强度高,占新疆化肥施用总量的60%左右,以氮肥和磷肥为主,喀什和阿克苏地区是施肥强度较高的地区,此外,南疆地区化肥施用密度较高,明显高于东疆,氮肥施用密度高且施用总量一直在增长。②南疆地区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对不同作物产出贡献率不同,粮食和林果对化肥依赖程度高,棉花较低,且化肥贡献率地区差异明显,呈化肥施用增长幅度越高的地区,化肥贡献率越高,其中,阿克苏地区粮食和棉花作物化肥贡献率均为最高。③农户作为化肥施用的主要决策者,年龄、性别、务农时间(耕作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将直接影响化肥施用行为,化肥施用量、种类等产生较大程度的差异,且施肥决策选择呈多样性,而施肥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农户只能互相模仿和学习,使农户施肥行为决策趋同。④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农技培训参与程度对施肥量的选择行为影响程度大,务农时间、土壤质量变化、种植规模、劳动力人数、化肥价格变化和化肥利用率认知对施肥量的选择行为影响程度较大,除了务农时间和土壤质量变化外,所有影响因素均对施肥量呈负向影响。在对农户施肥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调整农户的补贴政策,优化化肥供给结构;加强测土配方、缓控释肥等科学施肥技术的推广力度;提高农户文化素质教育,引导农户不合理施肥观念;强化农村信息化建设,拓宽农户施肥信息获取渠道;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建立健全化肥市场价格机制及相关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对策建议,引导农户合理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降低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王刚[4](2019)在《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种植养殖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贫困作为世界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基数大、占比高,解决好中国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减贫问题,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且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农业生产是中国农民主要的生产方式,农业产出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农业产业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帮扶成效对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具有重要意义。总结分析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显示,有关农业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以下不足:1)已有研究更多聚焦在产业扶贫的模式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上,对产业扶贫成效的理论和机理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2)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乡村旅游扶贫及种植业产业扶贫,对农村养殖业扶贫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3)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多对帮扶成效或政策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但缺少从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的视角对农业产业扶贫效率进行对比研究;4)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对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之间的帮扶成效研究大都根据样本量对相关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但由于存在抽样误差,简单统计描述无法完整反映样本所代表总体的真实信息。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重庆云阳县为例,以精准扶贫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县内传统作物、经济作物、家禽养殖和家畜养殖4种农业产业类型为研究对象,借鉴扎根理论核心思想,分别从贫困识别与精准帮扶、影响因素分析、效率分布的空间关系与优化策略等方面构建了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与农户脱贫的理论框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等不同贫困类型的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同时借助经典统计学的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方法,对不同尺度的各类型农业产业效率差异性进行了检验,进一步运用极大似然法的截取回归模型对导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借助空间错位模型及可视化分析工具对4种类型农业产业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判别,进而提出了提升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优化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效率测度与评价结果第一,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均存在综合效率偏低的现象,但各类型之间又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种植业和养殖业相比,种植业综合效率较高。传统作物、经济作物、家禽养殖和家畜养殖4种农业类型的综合效率相比,呈现出经济作物高于传统作物、家畜养殖高于家禽养殖的特征。由此可见,与传统作物和家禽养殖相比,经济作物和家畜养殖更能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效率贡献度方面,规模效率是造成不同类型农业产业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规模效率可以显着提升产业综合效率,且大部分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通过增加投入可获得更高的规模收益。第二,不同尺度的种植业同样存在综合效率偏低的现象,但各尺度之间又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非贫困村的传统作物综合效率值高于贫困村,但经济作物综合效率值低于贫困村,表明以经济作物品种为主的产业帮扶更能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的传统作物、经济作物综合效率值均呈现出贫困户综合效率值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显着差异,表明现阶段农业产业帮扶效果明显,有效促进了贫困户产业效率提升。效率贡献度方面,规模效率是造成不同层面种植业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非贫困村的传统作物的规模效率高于贫困村,但经济作物规模效率低于贫困村,这说明在贫困村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成效明显。贫困户、脱贫户及一般农户的传统作物规模效率呈现出贫困户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特征,经济作物特征与之相同,这说明提升农户的规模效率可以显着提升产业效率。无论是传统作物种植业,还是经济作物种植业,大部分农户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种植业规模效益。第三,不同尺度的养殖业也存在综合效率偏低的现象,但各尺度之间又同时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贫困村的家禽养殖业及家畜养殖业综合效率值均高于非贫困村,表明精准帮扶对贫困村的帮扶成效明显。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三者相比,家禽养殖业和家畜养殖业的综合效率值呈现出贫困户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特征,尤其是贫困户的家禽养殖业效率值远高于脱贫户与一般农户,这符合研究区现阶段对贫困户养殖业的帮扶措施主要以家禽养殖帮扶为主的政策,这一政策有力的促进了贫困户收入增长。效率贡献度方面,规模效率是造成不同层面养殖业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贫困村的家禽养殖业与家畜养殖业的规模效率高于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的家禽养殖业表现出贫困户最高、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的特征,但脱贫户家畜养殖业的规模效率高于贫困户。无论是家禽养殖业,还是家畜养殖业其规模报酬均处于递增阶段,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养殖业规模效益。(2)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第一,对全部农户种植业和养殖业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农业产业成本投入都能显着的提升产业效率。产业成本投入对种植业和养殖业效率的影响远高于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此外,产业成本投入对养殖业效率的影响作用要高于种植业,而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对种植业效率的影响作用要远高于养殖业,因而在实际扶贫过程中,应加大对贫困户种子、化肥、种苗、饲料等的投入,从而促进产业效率提升。同时,对种植业适当加大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户主年龄对种植业和养殖业效率均存在负向影响,这与农户老龄化年龄结构有关。西南山区农村道路对农业产业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产业帮扶对于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具有较大作用,尤其是帮扶责任人,对提升农业产业效率作用更大,这不仅表明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表明在西南山区实施精准扶贫的合理有效性。第二,对分农户类型的种植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种植业成本投入对不同属性农户种植业效率影响大小,分别是对贫困户最大,脱贫户次之,一般农户最小。劳动力投入对不同属性农户种植业效率影响大小,分别是对脱贫户种植业效率影响最大,一般农户次之,贫困户最小。土地面积影响方面,其对贫困户影响最大,一般农户次之,脱贫户最小。自然地理环境中海拔高度和降水量都对不同类型农户种植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气温则具有正向影响。户主特征中,年龄特征对不同类型农户种植业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而户主为男性对农户种植业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对三类农户影响作用基本一致。第三,对分农户类型养殖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可知,产业投入,即养殖业成本、劳动投入、土地投入对贫困户、脱贫户和一般农户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养殖业成本和劳动力投入对贫困户和脱贫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要远高于其对一般农户的影响。土地投入对贫困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要高于其对脱贫户和一般农户的影响。自然条件对三种类型农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其中海拔高度和降水量对养殖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温度对养殖业效率则具有正向影响。户主特征对三种类型农户养殖业效率的影响也基本一致。基础设施建设对三种类型农户的影响作用也基本一致。其中,到乡镇时间这一变量对三种类型农户养殖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村道密度则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空间分析及投入-产出分析结果第一,不同农业产业类型的效率分布均呈现空间均衡状态,无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精准扶贫虽然提升了贫困户和脱贫户的产业效率,但尚未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产业聚集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发展中规模效率的提升,表明小农户生产在产业扶贫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劳动力有限、面积投入有限等。因此,新型经营主体模式下的诸如“农户+”等模式更有利于规模效率的提升。第二,从各农业产业类型的投入-产出情况看,大部分农户属于投入冗余-无产出不足型。对此有两种理论认识:一是产出主导型,即保持现有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要素投入可提高产业效率,此时以节约投入成本提高了产业效率;二是投入主导型,即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优化要素配置比例,扩大要素投入规模以提高产业效率,此时以扩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从不同类型农业产业的规模报酬看,4种农业产业类型的效率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意味着增加要素规模即可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但同时大部分农户处于无产出不足的投入冗余状态,意味着减少要素投入亦可提升产业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但综合权衡二者的收益后认为在增加要素投入的前提下,优化要素配置比例,通过提高规模效率来获得规模效益对提高农户收入的帮助最大。第三,结合不同农业产业效率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投入-产出状况,提出了各类型农业产业效率提升的优化策略。论文创新点包括:1)对研究区不同类型、不同尺度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差异显着性判断,采用了经典统计学的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假设检验,相比较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更具有可靠性;2)在揭示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效率差异及空间分布规律方面,本文采用了大规模的第一手现场调研数据作为数据源,与统计年鉴等渠道获取的二手资料数据相比,数据质量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较高;3)在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的理论框架构建方面,借鉴了扎根理论的核心思想,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建立了理论机制框架;4)在结果分析方面,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其分析结果更具有真实性。
史耀疆,张林秀,常芳,刘涵,唐彬,高秋风,关宏宇,聂景春,杨洁,白钰,李英,汤蕾,岳爱,茹彤[5](2020)在《教育精准扶贫中随机干预实验的中国实践与经验》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中后期以来,教育研究与经济学、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加深,随机干预实验作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典型,已逐步成为国际上制定发展政策的关键环节,尤其是在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领域。2003年起,反贫困行动实验室(The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JPAL)和贫困行动创新组织(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IPA)已在全球44个国家开展了近300项教育领域的随机干预实验评估研究,实证研究结果也被广泛应用于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教育决策中。J-PAL的创始人也因其对全球减贫发展的贡献荣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国际上已有大量研究验证了随机干预实验在促进教育产出、改善贫困群体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中国教育精准扶贫领域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却鲜为人知。对2007年至2019年10月间公开发表的有关30多项教育精准扶贫随机干预实验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教师与教育、信息技术与教育、营养健康与教育和儿童早期发展。这四大领域的研究以中国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代际陷阱为主线,探索了低成本且可行的解决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及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领域随机干预实验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实践经验,为农村教育实践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办法,为农村教育决策者提供了基于数据的实证支撑,也为国家教育精准扶贫制度设计者提供了经过随机干预实验验证的有效策略。此外,本文还对如何在不开展随机干预实验的情况下使用准实验方法为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进行了拓展介绍。
谢松林[6](2020)在《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足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我国足球相对于迅速发展的亚洲和世界足球仍全方位落后,其中后备人才培养乏力、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非常突出,是振兴中国足球必须要补齐的短板。当前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内部不协同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制约后备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原因。按照协同学的观点,只有内部元素之间的协同,才能带来体系结构上的有序,进而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协同学属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它解释了系统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因而从协同学的视角研究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海是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先进地区和改革示范区,尝试了很多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矛盾,是研究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最佳的试验田。文章以系统论、协同学等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研究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对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理论分析与强国经验;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模型构建与检验;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征;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思路与对策。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1)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可表达为以下理论模型:体系结构和体系元素决定协同效应;足球文化是序参量,是决定性变量,直接和通过协同条件间接影响体系元素和体系结构,进而影响协同效应。(2)足球强国的共同经验表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协同效应最终得益于良好的足球文化:以人为本和契约精神衍生了足球并使其按照自组织的方式发展,有效激发了体系元素的活力,形成了纵向独立和横向支撑的经纬结构,最终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竞赛成绩和职业球员培养效果,而且球员整体输出通畅,投入产出比较高。强国经验显然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相吻合。(3)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印证了协同发展理论模型:体系元素和体系结构决定协同效应,其中体系元素的作用更大;序参量对体系结构和体系元素产生深远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通过协同条件产生的间接影响为主。上海现存的问题主要是体系不够开放和体系结构欠佳。此外,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上海特色”,包括资源叠加效果良好、专业人才聚集、勇于改革和创新、校园足球引领全国、更具国际视野等。(4)标本兼治是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标本兼治”是指:优化足球文化是治本,对其它维度的优化是治标。各维度的优化思路与对策包括:完善政府的评价体系,淡化竞技和成绩,提高足球普及、文化培育、条件建设等基础性指标的权重,以此践行科学发展,形成正确的协同效应观;全国统一注册,完善转会制度,坚决执行青训补偿制度,保障球员和培训机构的基本利益,实现多方利益均衡,激发体系元素活力;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加强横向联系,在促进体系分化的同时增强子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快管办分离,强化政府和足协“管”的职责,淡化其“办”的职能,营造良好的自组织环境,变管理为治理;提升足球文化的战略地位,将体育纳入各级升学考试,扩大足球普及,淡化社会重文轻武的观念,培育健康的足球文化。
翟军亮[7](2014)在《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机理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公共服务面临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问题,典型表现为供需结构失衡、效率偏低等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程度偏低,即内部原因是割裂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之间的联系,外部原因是保障条件缺失、路径不畅对决策优化的制约。本文以多目标融合为研究范式,构建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的发生机理模型并进行验证,揭示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保障条件-路径-目标”为研究范式,构建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系统优化的作用机理模型并进行验证,揭示能力建设、社会学习与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全面、系统优化提供理论分析框架、科学方法和对策建议,这对于破解“能力贫困、社会学习虚化、决策不优”的连环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目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内容,界定了主要概念,阐释了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引入了适用于资源管理领域的社会学习理论,从多个层面阐释相关理论发展与实践进展。第三章在分析公共服务决策演进趋势与我国农业公共服务决策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促进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和系统优化。第四章构建了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分模型。第五章为实证研究设计部分,分别阐释了实证研究方法,对变量进行了操作化定义,进行了量表品质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同源方差分析。第六章以实证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的发生机理与影响效应、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系统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以及调节效应。第七章归纳了研究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和研究展望。研究发现:(1)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依赖于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和系统优化的整体推进。整体上,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由优化目标系统、保障条件与优化路径等关键要素组成,推进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需要突破当前的碎片化研究思路,从系统视角来推进关键要素的结构优化与系统效应发挥。(2)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的有机统一。从目标系统整体看,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目标系统由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有机组成,三者是有机衔接的统一体,任何两者之间关系链条的断裂都会对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这一目标实现产生负面影响。从目标子系统之间关系看,科学化与民主化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变关系,它们分别对高效化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系统优化,依赖于能力建设条件、社会学习路径与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目标之间正向效应的系统强化。整体上,能力建设条件、社会学习路径与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具体地,社会学习和能力建设对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有显着促进作用;能力建设经由社会学习对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有间接的显着促进作用。(4)能力建设对社会学习与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整体上,能力建设的调节效应与初始能力禀赋密切相关,即由于行为主体初始能力禀赋的差异,能力建设的调节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梯度与阶段性特征。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公共服务前沿理论有关民主与效率是伙伴关系的新论断在中国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场域进行拓展应用研究,构建了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的发生机理模型,是国外前沿理论的本土化、情景化研究的有益探索。(2)构建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系统优化的作用机理模型,从系统视角整体考察模型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3)尝试对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的发生机理和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系统优化的作用机理进行系统量表开发和大样本验证,得出了一些有创新性的研究结论。
董文静[8](2019)在《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安徽省金寨县典型试点区为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提速,城乡建设用地出现双扩张局面,同时农村宅基地废弃、空置与低效利用问题日益凸显,农村“一户多宅”、超法定标准面积占地、建新不拆旧等现象十分普遍,亟需实行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因此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试点,有利于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存量、为城乡融合发展腾挪空间。本研究以安徽省金寨县宅基地有偿退出的典型试点区为调研区域,采用理论分析和典型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权衡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户感知价值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政府制定激励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调动农户响应政策的积极性,实现政府与农户“双赢”的政策目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调查区域农户感知价值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纯收入、宅基地利用现状、村庄基础设施、村庄居住环境等因素的显着影响。其中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由于家庭分工不同,男性主要考虑退出后另置住房的高额成本,女性主要考虑新安置点的各类社会资源及良好的居住环境,导致女性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高于男性;年龄、受教育程度、村庄基础设施及村庄居住环境4个因素对农户感知价值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即年龄越大的农户可能由于乡土情结等原因,其感知价值越低,越不愿退出宅基地;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实施至今,依然存在农民权益保障不当、补贴不合理等问题,且大部分农户属于“风险规避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出台的宅基地相关政策信息处理能力越强,基于利益风险考量,农户选择宅基地退出更加谨慎,受教育程度越高感知价值越低;村庄基础设施及居住环境越好的农户,其出行便利度、享受的公共资源、居住满意度高,因此其感知价值越低,越不愿退出宅基地。家庭年纯收入与宅基地利用现状2个因素对农户感知价值有着显着正向影响,其中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获得其他生存发展资源和机会能力更强,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明显弱化,其感知价值较高,更愿意参与宅基地退出;宅基地部分处于空置闲置状态的农户,该宅基地住房保障功能完全消失,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感知价值较高,更愿意参与宅基地退出。(2)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感知利益维度可分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心理利益”,感知风险维度可分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实证结果显示,感知利益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有着显着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利益的影响最大,经济利益次之,心理利益最小,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其利益考虑主要方面为宅基地退出能给自身家庭带来的各种社会资源、公共服务,如交通便利度、子女就学、居住外部环境、新居内部设施等。感知风险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有着显着负向影响,其中社会风险影响最大,经济风险次之,心理风险最小,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其风险考虑主要为宅基地退出后新居无法满足其生产生活条件、农业生产不便、就业风险等方面。农户感知风险对其退出行为总效应的绝对值大于农户感知利益对其退出行为的总效应的绝对值,表明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户的风险感知高于利益感知,相较于宅基地退出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福利,农户对退出后的预期风险和付出成本更加敏感,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是“风险规避者”。(3)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行为遵循“农户感知价值→农户退出意愿→农户退出决策行为”这一路径模式,农户退出行为受到感知价值、感知利益、感知风险、退出意愿的显着影响,政策制度在农户退出意愿和退出行为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兼具“主动性”和“诱导性”双重行动逻辑,一方面农户会根据自身的内在需求主动参与宅基地退出活动,另一方面,外部政策制度可直接诱发农户的退出行为,同时政策制度还会促使农户将其退出意愿转化为退出行为,这两种退出行为逻辑中“诱导性”行为逻辑占主导地位。由此表明,在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和积极支持对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有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政府需在大力支持的基础上,规范宅基地退出程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降低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感知风险同时提升其感知利益,促使其积极参与宅基地退出。
江依妮[9](2010)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研究》文中认为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百分之四的目标提出17年来仍未达标。其中,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然存在着增长缓慢、预算外依赖、地区差异大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教育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体制中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地方官员不够重视教育,在教育中又更为不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导致教育在地方财力分配决策时被“边缘化”。地方尤其是县级“行政预算体系”的以地方领导人为决策核心的特点,使地方财政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领导个人偏好的影响。而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效用函数存在着共容与冲突。共容的产生主要基于中国垂直集权的人事晋升激励,引导地方领导者对如经济等某些考核指标的积极性;而冲突存在的条件在于,财政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决策自主权、监督缺失使地方政府成为信息垄断者。积极发展教育,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冲突之一。教育仅被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多任务委托合同中的一个强制性任务,而非具有激励性的绩效目标。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具有“天花板效应”,即它们的教育投入总存在一个上限,当达到这个上限之后,地方政府则不会再将更多财力投入其中。地方政府对待教育的“边缘化”态度使得转移支付本应产生的积极作用被严重削弱,虽然转移支付和财政分权能够抑制农村义务教育的预算外依赖,但是地方政府新增的本级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都不会增加“教育占本级支出的比重”。但地方教育投入行为在不同财政分权形式下仍有所差别。当前中国存在着四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代表着中央对地方财政干预力度和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四种组合。“弱中央,强地方”的浙江与“强中央,弱地方”的黑龙江,县级政府对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态度十分消极,其转移支付都给教育投入带来“挤出效应”。“弱中央,弱地方”的广东和“强中央,强地方”的内蒙,其消极态度低于前两者,其专项转移支付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在此具有的“挤出效应”,可控转移支付具有“替代效应”。此外,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困难还在于,农村学校规模经济效益缺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校长的“经济人”自利行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除了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的投入机制外,还要处理好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王兵,聂欣[10](2016)在《经济发展的健康成本:污水排放与农村中老年健康》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匹配我国城市层面污水排放数据与个人健康状况微观调查数据,运用Grossman模型研究了污水排放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健康的影响。具体发现:污水排放会显着提高该地区农村中老年群体患消化道疾病的概率并显着降低其自评健康水平。异质性方面,污水排放对于经济条件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影响较大,对于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影响则没有显着差别。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影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污水污染了农村居民的生活饮用水水源,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使用自来水或当地进行"改厕改水"工程可以显着减少上述负面影响。通过估算污水排放的健康定价发现,污水排放每下降1千克/人,居民的边际支付意愿为87.5元/年。最后,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并进一步解决人口流动等内生性问题,本文所得结果依然稳健。
二、629个村未达标产生的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629个村未达标产生的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控制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实证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 |
第一部分 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患病现状及其危险因素5年自然变化趋势研究 |
1 前言 |
2 材料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1.1 2013年横断面调查 |
2.1.2 2018年横断面调查 |
2.2 数据采集 |
2.3 诊断标准与定义 |
2.3.1 高血压诊断标准 |
2.3.2 血脂异常诊断标准 |
2.3.3 糖尿病诊断标准 |
2.3.4 吸烟、饮酒及身体活动定义 |
2.4 统计学分析 |
3 结果 |
3.1 研究人群基本特征 |
3.2 辽宁省农村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
3.3 2013年和2018年血压水平与分布情况 |
3.4 2013年和2018年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
3.5 2013年和2018年高血压患病的相关危险因素评价 |
3.6 2013年和2018年高血压人群合并的相关危险因素情况 |
3.7 2017ACC/AHA高血压指南对辽宁省农村高血压评价的影响 |
4 讨论 |
5 结论 |
第二部分 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控制率低的原因及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1 前言 |
2 材料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数据采集 |
2.3 常规统计分析 |
2.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3 结果 |
3.1 基线情况比较 |
3.2 各个问卷及维度得分情况比较 |
3.3 高血压人群知识、信念和行为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
3.3.1 预设模型 |
3.3.2 模型修正、适配及评价 |
3.4 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
3.4.1 预设模型(混合路径分析模型) |
3.4.2 模型修正、适配及评价 |
3.5 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
3.5.1 预设模型(混合路径分析模型) |
3.5.2 模型修正、适配及评价 |
4 讨论 |
5 结论 |
第三部分 辽宁省农村高血压综合干预实证研究结果初步分析 |
1 前言 |
2 材料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数据采集 |
2.3 综合干预措施 |
2.3.1 卫生系统层面干预措施 |
2.3.2 村医层面干预措施 |
2.3.3 患者层面干预措施 |
2.4 统计学分析 |
3 结果 |
3.1 研究人群基本特征 |
3.2 综合干预前后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变化情况 |
3.3 综合干预前后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变化情况 |
4 讨论 |
5 结论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赣南地区H县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文献回顾 |
1.3.2 文献评价 |
1.4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5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对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精准扶贫 |
2.1.2 财政扶贫资金 |
2.1.3 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 |
2.2 理论基础 |
2.2.1 资源稀缺理论 |
2.2.2 成本收益理论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2.2.4 公共财政理论 |
2.3 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内涵 |
2.3.1 影响绩效评价的因素 |
2.3.2 绩效评价的内容 |
2.3.3 绩效评价的方法 |
2.3.4 绩效评价的标准 |
第3章 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
3.1 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
3.1.1 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
3.1.2 统一性与差别性相结合 |
3.1.3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3.1.4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
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 |
3.2.1 资金投入指标 |
3.2.2 资金过程指标 |
3.2.3 资金产出指标 |
3.3 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
第4章 赣南地区H县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 |
4.1 赣南地区及H县精准扶贫概况 |
4.1.1 赣南地区精准扶贫概况 |
4.1.2 H县精准扶贫概况 |
4.2 H县财政扶贫资金现状 |
4.2.1 资金来源与投入总量 |
4.2.2 资金投向 |
4.2.3 资金的运行与监管 |
4.3 H县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 |
4.3.1 数据来源 |
4.3.2 H县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 |
4.4 H县精准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分析 |
4.4.1 扶贫项目投资占比不够合理 |
4.4.2 资金支出率较低 |
4.4.3 整村推进项目管理存在较多问题 |
4.4.4 扶贫成效不够显着 |
4.4.5 扶贫工作者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较低 |
4.4.6 存在的其他问题 |
第5章 提高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的建议 |
5.1 提高扶贫资金利用率 |
5.2 合理安排扶贫资金 |
5.3 提升扶贫项目管理水平 |
5.4 落实资金监管首要责任 |
5.5 提高扶贫资金产出效益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3)农户施肥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以南疆地区农户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标、内容及思路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 |
1.4.1 归纳演绎方法 |
1.4.2 比较分析方法 |
1.4.3 实地调查方法 |
1.4.4 计量模型方法 |
1.5 拟解决的关键 |
1.5.1 构建农户施肥行为理论分析框架 |
1.5.2 全面分析农户施肥行为影响因素 |
1.5.3 影响农户施肥行为主要因素的判断 |
1.6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 |
2.1 相关理论 |
2.1.1 农户行为理论 |
2.1.2 集体行动理论 |
2.1.3 路径依赖理论 |
2.1.4 交易费用理论 |
2.1.5 博弈理论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农户施肥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 |
3.1 农户施肥行为的相关概念 |
3.1.1 农户的内涵 |
3.1.2 行为决策的内涵 |
3.1.3 农户施肥行为的内涵 |
3.2 农户施肥行为的特征 |
3.2.1 农户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 |
3.2.2 农户过量施肥的集体行动 |
3.2.3 农户不合理施肥的路径依赖 |
3.3 农户施肥行为决策模式及目标 |
3.3.1 农户施肥行为模式 |
3.3.2 农户施肥行为决策目标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因素 |
4.1 内部因素 |
5.1.1 资源禀赋 |
4.1.2 个体特征 |
4.1.3 心理因素 |
4.2 外部因素 |
4.2.1 市场环境 |
4.2.2 政策制度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户施肥行为博弈分析 |
5.1 农户施肥行为博弈的基本要素 |
5.1.1 局中人 |
5.1.2 策略集合 |
5.1.3 博弈次序 |
5.1.4 支付函数 |
5.2 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1 基本假设 |
5.2.2 动态博弈模型构建 |
5.2.3 博弈结果分析 |
5.3 农户之间施肥行为选择博弈分析 |
5.3.1 基本假设 |
5.3.2 进化博弈模型构建 |
5.3.3 模型求解 |
5.4 博弈分析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南疆地区化肥施用特征及效用分析 |
6.1 南疆地区自然、经济、农业发展状况 |
6.1.1 南疆地区自然环境状况 |
6.1.2 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6.1.3 南疆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状况 |
6.2 化肥施用强度 |
6.2.1 南疆地区化肥施用强度 |
6.2.2 南疆五地州化肥施用强度 |
6.3 化肥施用密度 |
6.3.1 南疆地区化肥施用密度 |
6.3.2 南疆地区氮肥施用密度 |
6.3.3 南疆地区磷肥施用密度 |
6.3.4 南疆地区钾肥施用密度 |
6.4 南疆地区不同作物化肥施用贡献率分析 |
6.4.1 南疆地区施肥贡献率的研究方法 |
6.4.2 变量及地区选取 |
6.4.3 模型估计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典型调查区农户施肥行为分析 |
7.1 调查区概况 |
7.2 调查问卷设计 |
7.3 调查结果分析 |
7.3.1 内部因素 |
7.3.2 外部因素 |
7.4 农户施肥行为特点 |
7.4.1 农户个体特征对施肥行为起决定作用 |
7.4.2 农户化肥施用行为选择的多样性 |
7.4.3 农户施肥行为决策的趋同性 |
7.4.4 农户施肥信息获取渠道的单一性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典型调查区农户施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8.1 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
8.1.1 模型介绍 |
8.1.2 变量的选取 |
8.2 计量分析结果 |
8.2.1 农户个体特征对施肥量的影响 |
8.2.2 农户资源禀赋对施肥量的影响 |
8.2.3 农户行为变量对施肥量的影响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引导农户合理施肥的对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对策建议 |
9.2.1 调整农户的补贴政策,优化化肥供给结构 |
9.2.2 加强测土配方、控缓释肥等科学施肥的推广力度 |
9.2.3 提高农户文化素质教育,引导农户合理施肥观念 |
9.2.4 强化农村信息化建设,拓宽农户施肥信息获取渠道 |
9.2.5 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
9.2.6 建立健全化肥市场价格机制及相关社会服务体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种植养殖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案设计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3 研究方法 |
1.3 思路与架构 |
1.3.1 本文研究中农业产业类型的划分依据 |
1.3.2 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 章节安排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贫困问题研究基础 |
2.1.1 贫困的内涵 |
2.1.2 贫困研究的相关理论 |
2.1.3 国内外贫困研究现状 |
2.2 扶贫问题研究基础 |
2.2.1 扶贫的内涵 |
2.2.2 扶贫研究的相关理论 |
2.2.3 国内外扶贫研究现状 |
2.3 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
2.3.1 国外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
2.3.2 国内产业扶贫问题研究 |
2.4 农业产业效率研究基础 |
2.4.1 农业产业效率研究的理论认识 |
2.4.2 农业产业效率的研究进展 |
2.5 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2.5.1 产业扶贫的概念辨析 |
2.5.2 农业产业扶贫的概念界定 |
2.5.3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概念界定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区域与数据概况 |
3.1 自然地理概况 |
3.1.1 地理区位 |
3.1.2 地质构造与地形地貌 |
3.1.3 气候与气象 |
3.1.4 自然资源 |
3.2 社会经济概况 |
3.2.1 人口构成与民族结构 |
3.2.2 经济发展 |
3.2.3 社会发展 |
3.3 扶贫概况 |
3.3.1 精准扶贫情况 |
3.3.2 产业扶贫情况 |
3.4 数据来源 |
3.4.1 抽样方法与调查对象 |
3.4.2 组织实施与调查过程 |
3.4.3 其他数据获取 |
3.5 样本量统计及描述 |
3.5.1 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样本量统计 |
3.5.2 不同农业产业类型样本量统计 |
3.5.3 村域尺度不同农业产业类型样本量统计 |
3.5.4 农户尺度不同农业产业类型样本量统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分析 |
4.1 研究思路 |
4.2 理论框架构建 |
4.3 研究方法 |
4.3.1 效率测度方法 |
4.3.2 效率评价方法 |
4.4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说明 |
4.4.1 种植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4.4.2 养殖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4.5 不同类型农业产业效率分析 |
4.5.1 种植业和养殖业产业效率分析 |
4.5.2 四种农业类型产业效率分析 |
4.6 不同尺度种植业产业效率分析 |
4.6.1 村域尺度上种植业产业效率分析 |
4.6.2 农户尺度上种植业产业效率分析 |
4.7 不同尺度养殖业产业效率分析 |
4.7.1 村域尺度上养殖业效率分析 |
4.7.2 农户尺度上养殖业效率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1 研究思路 |
5.2 理论框架构建 |
5.3 研究方法 |
5.4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5.4.1 被解释变量 |
5.4.2 解释变量 |
5.4.3 数据说明 |
5.5 实证分析 |
5.5.1 全部农户种植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5.2 全部农户养殖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5.3 分农户类型种植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5.4 分农户类型养殖业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空间视角下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类型划分及优化策略 |
6.1 研究思路 |
6.2 理论框架构建 |
6.3 研究方法 |
6.3.1 空间错位模型 |
6.3.2 空间可视化 |
6.4 传统作物种植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4.1 效率类型划分 |
6.4.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4.3 投入-产出分析 |
6.5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5.1 效率类型划分 |
6.5.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5.3 投入-产出分析 |
6.6 家禽养殖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6.1 效率类型划分 |
6.6.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6.3 投入-产出分析 |
6.7 家畜养殖业的效率类型划分及投入-产出分析 |
6.7.1 效率类型划分 |
6.7.2 不同效率类型的空间可视化 |
6.7.3 投入-产出分析 |
6.8 空间视角下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优化策略 |
6.8.1 典型村庄分析 |
6.8.2 优化策略 |
6.9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及参与科研项目实践活动情况 |
(5)教育精准扶贫中随机干预实验的中国实践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到贫困田野间的随机干预实验 |
(一)随机干预实验简介 |
1. 开展基线调查。 |
2. 随机分配样本实施干预。 |
3. 开展评估调查。 |
(二)诺贝尔奖得主应用随机干预实验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案例 |
1. 项目背景。 |
2. 干预设计与实施。 |
3. 数据收集。 |
4. 数据分析结果。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三)借鉴国际经验应用随机干预实验推进中国教育精准扶贫 |
二、聚焦教育精准扶贫:随机干预实验的中国实践 |
(一)随机干预实验在“教师与教育”领域的应用 |
1. 研究问题 |
2. 农村中小学“教师与教育”领域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 |
3. 小结 |
(二)随机干预实验在“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应用 |
1. 研究问题 |
2.“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 |
3. 小结 |
(三)随机干预实验在“营养健康与教育”领域的应用 |
1. 研究问题 |
2. 随机干预实验在“营养健康与教育”领域的应用及研究结果 |
3. 小结 |
(四)随机干预实验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应用 |
1. 研究问题 |
2. 农村“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随机干预实验研究 |
3. 小结 |
三、聚焦教育精准扶贫:随机干预实验的中国经验 |
(一)问题精准、干预合理 |
1. 问题导向,精准聚焦,选题要有较强的政策性 |
2. 多方合力,设计干预方案时加强多学科合作 |
3. 逐步探索,简单渐进 |
4. 干预设计注重理论指导下的创新性 |
(二)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 |
1. 明确关键环节,发现改进项目的线索 |
2. 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对比干预项目 |
3. 对项目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 |
(三)避免威胁内部有效性的因素 |
1. 非预期行为(Unintended Behavioral Effects) |
2. 不完全依从(Imperfect Compliance) |
3. 样本污染或溢出效应(Spillovers) |
4. 样本流失(Attrition) |
(四)应对好项目规模化的挑战,提高项目的外部有效性 |
1. 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 |
2. 市场均衡效应(Market Equilibrium Effects) |
3. 政治反应(Political Reactions) |
4. 情景相依性(Context Dependence) |
5. 随机化或选址偏差(Randomization or Site-Selection Bias) |
6. 试点偏差/执行挑战(Piloting Bias/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
(五)小结 |
四、随机干预实验的全球实践对未来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 |
(一)国际经验的启示 |
(二)中国实践的启示 |
1. 项目设计需要尽量简单 |
2. 政策制定与推广需要成本效益分析的证据 |
3. 教育精准扶贫随机干预实验不只是学术研究,更需政府参与 |
4. 教育精准扶贫需要更多随机干预实验 |
附论:不开展随机干预实验时,教育精准扶贫如何做? |
(一)随机干预实验在研究问题上的局限性 |
1.伦理原因 |
2.逻辑原因 |
(二)准实验方法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应用 |
1.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IV) |
2.断点回归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RDD) |
3.匹配法(Matching) |
4.倍差分析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 |
(三)小结 |
(6)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文献综述 |
1.3.1 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研究 |
1.3.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外比较与启示研究 |
1.3.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
1.3.4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与协同的相关研究 |
1.3.5 研究述评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5 研究思路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7 相关概念界定 |
1.7.1 足球后备人才概念界定 |
1.7.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概念界定 |
1.7.3 协同发展的概念界定 |
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理论分析与强国经验 |
2.1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分析与强国经验 |
2.1.1 体系元素基础理论 |
2.1.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分析 |
2.1.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发展的强国经验 |
2.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分析与强国经验 |
2.2.1 体系结构基础理论 |
2.2.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分析 |
2.2.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发展的强国经验 |
2.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分析与强国经验 |
2.3.1 协同效应基础理论 |
2.3.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分析 |
2.3.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的强国经验 |
2.4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分析与强国经验 |
2.4.1 协同条件基础理论 |
2.4.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分析 |
2.4.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的强国经验 |
2.5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分析与强国经验 |
2.5.1 序参量基础理论 |
2.5.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分析 |
2.5.3 足球文化建设的强国经验 |
2.6 本章小结 |
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模型构建与检验 |
3.1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 |
3.2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强国经验模型 |
3.3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3.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3.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3.3.3 结构方程模型解读 |
3.4 本章小结 |
4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征 |
4.1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总体特征 |
4.1.1 协同发展路径特征 |
4.1.2 协同发展总体水平 |
4.2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特征 |
4.2.1 竞赛成绩全国领先 |
4.2.2 职业球员输送成绩显赫 |
4.2.3 球员输出存在压力 |
4.2.4 资源投入产出比有待提高 |
4.3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元素特征 |
4.3.1 基本元素发育不充分 |
4.3.2 子系统发展不协调 |
4.4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特征 |
4.4.1 纵向结构不清晰 |
4.4.2 横向联系不紧密 |
4.5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特征 |
4.5.1 人力资源流动不够自由 |
4.5.2 资金流动不够合理 |
4.5.3 信息资源开放度不高 |
4.5.4 “条块分割”是开放的重要障碍 |
4.6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特征 |
4.6.1 国内比较:海派文化有利于体系协同发展 |
4.6.2 国际比较:传统文化有碍体系协同发展 |
4.7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色 |
4.7.1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资源叠加效果良好 |
4.7.2 上海是全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人才高地 |
4.7.3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勇于改革和创新 |
4.7.4 上海校园足球发展水平引领全国 |
4.7.5 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更具国际视野 |
4.8 本章小结 |
5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思路与对策 |
5.1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整体思路 |
5.2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发展思路与对策 |
5.2.1 落实科学发展,优化协同效应 |
5.2.2 完善政府部门评价体系,落实科学发展 |
5.3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元素发展思路与对策 |
5.3.1 提高利益均衡,优化体系元素 |
5.3.2 健全注册、转会和补偿制度,提高利益均衡 |
5.4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发展思路与对策 |
5.4.1 促进分化与整合,优化体系结构 |
5.4.2 打破行政条块分割,促进体系整合 |
5.5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条件发展思路与对策 |
5.5.1 走向善治,优化协同条件 |
5.5.2 加快管办分离,推进足球善治 |
5.6 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序参量发展思路与对策 |
5.6.1 培育足球文化,优化序参量 |
5.6.2 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培育足球文化 |
5.7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创新与不足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创新 |
6.3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主要学习经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机理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拟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农业公共服务 |
1.2.2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及其优化 |
1.2.3 能力建设 |
1.2.4 社会学习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4.1 调查方法 |
1.4.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 |
2.1.1 公共服务理论研究 |
2.1.2 农村公共服务研究 |
2.1.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研究 |
2.1.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参与研究 |
2.2 社会学习理论与应用研究 |
2.2.1 社会学习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纵向视角 |
2.2.2 社会学习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横向视角 |
2.2.3 社会学习的内涵与应用场域 |
2.2.4 社会学习的框架 |
2.2.5 社会学习的研究趋势与待解决的问题 |
2.3 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
2.3.1 能力建设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2.3.2 能力建设内涵与框架 |
2.3.3 能力建设实践研究 |
2.4 能力建设、社会学习与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关系研究 |
2.4.1 社会学习对公共决策优化的作用 |
2.4.2 能力建设对社会学习的作用 |
2.4.3 能力建设对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作用 |
2.5 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
2.5.1 治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2.5.2 乡村治理转型及其对农业公共服务的影响 |
2.6 研究述评 |
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演进趋势、问题与优化 |
3.1 公共服务决策的演进趋势 |
3.1.1 决策供需导向:由供给主导型决策走向需求主导型决策 |
3.1.2 决策方式:由政府自主式决策走向公共决策 |
3.1.3 决策价值取向:由效率至上走向民主与效率整合 |
3.2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问题 |
3.2.1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问题 |
3.2.2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关系链条断裂 |
3.2.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优化路径与保障条件缺失 |
3.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全面优化和系统优化 |
4 理论分析框架 |
4.1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4.2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的发生机理模型 |
4.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系统优化的作用机理模型 |
4.3.1 社会学习对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作用 |
4.3.2 能力建设对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作用 |
4.4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中的调节效应模型 |
5 实证研究设计 |
5.1 主要实证研究方法 |
5.1.1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的适用性 |
5.1.2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评估指标选取 |
5.2 变量的操作化 |
5.2.1 能力建设 |
5.2.2 社会学习 |
5.2.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 |
5.3 数据收集 |
5.3.1 问卷的编制 |
5.3.2 数据采集与样本特征 |
5.4 量表品质检验 |
5.4.1 效度检验 |
5.4.2 信度检验 |
5.5 样本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5.6 同源方差分析 |
6 实证分析 |
6.1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全面优化的发生机理分析 |
6.1.1 具体分析框架 |
6.1.2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6.1.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目标系统结构检验 |
6.1.4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目标子系统之间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分析 |
6.1.5 小结 |
6.2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系统优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6.2.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
6.2.2 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分析 |
6.2.3 小结 |
6.3 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中的调节效应分析 |
6.3.1 分析原理与步骤 |
6.3.2 控制变量的选取 |
6.3.3 个体能力建设的调节效应 |
6.3.4 组织能力建设的调节效应 |
6.3.5 环境能力建设的调节效应 |
6.3.6 能力建设的调节效应分析 |
6.3.7 小结 |
6.4 个案研究 |
6.4.1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
6.4.2 大学生农业科普志愿服务能力建设现状 |
6.4.3 大学生农业科普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 |
6.4.4 小结 |
7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推进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全面优化 |
7.2.2 推进农业公共服务决策的系统优化 |
7.2.3 强化调节效应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调查问卷Ⅰ |
附录2 访谈大纲Ⅰ |
附录3 访谈大纲Ⅱ |
附录4 调查问卷Ⅱ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8)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安徽省金寨县典型试点区为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宅基地退出 |
1.2.2 感知价值 |
1.2.3 农户决策行为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路线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宅基地有偿退出 |
2.1.2 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 |
2.1.3 农户决策行为 |
2.2 理论基础 |
2.2.1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2.2.2 感知价值理论 |
2.2.3 农户决策行为理论 |
3 研究假说与模型构建 |
3.1 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影响决策行为的机理分析 |
3.2 研究假说 |
3.3 农户感知价值影响决策行为的模型构建 |
3.3.1 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感知利益维度 |
3.3.2 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感知风险维度 |
3.3.3 政策制度指标维度分析 |
3.3.4 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行为决策整体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4 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的影响因素实证 |
4.1 调研区概况 |
4.1.1 调研区自然经济概况 |
4.1.2 调研区宅基地退出政策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4.2.1 数据来源 |
4.2.2 样本特征 |
4.3 农户宅基地退出感知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
4.3.1 理论分析 |
4.3.2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
5 农户感知价值对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行为的影响实证 |
5.1 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
5.1.1 数据信度检验 |
5.1.2 数据效度检验 |
5.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2.1 模型拟合与适配度检验 |
5.2.2 模型结果与中介效用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讨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1:农户问卷 |
附录 A2:村干部问卷 |
附录 B |
致谢 |
(9)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表目录 |
图目录 |
第一章 导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待解之谜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1.3 选题意义 |
1.1.4 文献综述 |
第二节 中心概念的梳理与界定 |
1.2.1 义务教育相关概念 |
1.2.2 官僚 |
1.2.3 分权 |
第三节 研究逻辑思路和技术路径 |
1.3.1 研究逻辑思路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第四节 创新和困难及主要内容 |
1.4.1 创新与困难 |
1.4.2 主要内容 |
第二章 分析框架及理论假设 |
第一节 中央-地方委托代理关系 |
2.1.1 多级委托代理链条 |
2.1.2 中国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质: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委托代理 |
2.1.3 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危机 |
第二节 政府目标函数分析 |
2.2.1 中央政府目标函数 |
2.2.2 地方政府目标函数:发展教育不是地方官僚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 |
2.2.3 中央与地方目标的冲突与共容:使地方政府信息操纵成为可能 |
第三节 中国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行为假设 |
2.3.1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
2.3.2 中国人事激励影响下:教育的"边缘化"地位 |
2.3.3 政府的监督制度 |
2.3.4 中国式财政分权 |
2.3.5 小结:分散化权威主义下的地方官僚义务教育投入的投机行为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数据 |
第一节 混合研究方法的选择依据 |
3.1.1 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
3.1.2 研究策略:混合研究策略 |
第二节 假设的验证方法 |
3.2.1 基本定量模型 |
3.2.2 基本研究步骤 |
第三节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 |
3.3.1 因变量 |
3.3.2 自变量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为什么财政教育投入达不到占GDP4%的目标——分省教育总投入统计分析 |
第一节 政府教育职能的划分 |
4.1.1 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分配:中国公共支出地方化 |
4.1.2 教育职能划分与经费构成 |
第二节 教育投入"边缘化"行为 |
4.2.1 教育投入"边缘化"的描述性分析 |
4.2.2 大样本因果分析 |
第三节 "边缘化"行为存在于部份公共职能 |
4.3.1 地方各类支出的相关分析 |
4.3.2 地方各类支出的大样本因果分析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为什么农村义务教育的相对规模始终没有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统计分析 |
第一节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 |
5.1.1 农村义务教育收入构成 |
5.1.2 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构成 |
第二节 分省农村义务教育规模差异及原因 |
5.2.1 农村义务教育的省际差异 |
5.2.2 分省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回归分析 |
5.2.3 研究个案选取 |
第三节 不同"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组合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
5.3.1 "弱中央,强地方"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浙江省个案研究 |
5.3.2 "弱中央,弱地方"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广东省个案研究 |
5.3.3 "强中央,强地方"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内蒙古个案研究 |
5.3.4 "强中央,弱地方"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黑龙江省个案研究 |
第四节 小结 |
第六章 L县农村义务教育现状个案分析 |
第一节 L县财政收支描述 |
6.1.1 L县财政收入情况 |
6.1.2 L县财政支出状况 |
第二节 L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构成和支出 |
6.2.1 L县农村教育经费构成 |
6.2.2 L县农村教育经费支出 |
第三节 L县X乡农村小学生存状况调查 |
6.3.1 教育部门对县财政决策影响力有限:对于L县教育预算流程的调查 |
6.3.2 "规模经济效益"不存,经费运营约束不足:X乡小学的调查 |
6.3.3 债务危机:问责缺失 |
6.3.4 左右为难:撤并之路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结语: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走向 |
第一节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长的瓶颈 |
7.1.1 地方官僚教育投入"边缘化"的条件 |
7.1.2 不同"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组合模式下农村义务教育消极投入差异 |
7.1.3 缺乏正确激励和监督:农村中小学校生存堪忧 |
第二节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要多管齐下 |
7.2.1 建立以中央或省级政府支出为主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
7.2.2 改进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职能 |
7.2.3 建立全面合理的官僚激励机制 |
7.2.4 鼓励公民参与政府财政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629个村未达标产生的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辽宁省农村高血压控制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实证干预研究[D]. 邢立莹. 中国医科大学, 2019(01)
- [2]赣南地区H县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研究[D]. 吴婷. 赣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农户施肥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以南疆地区农户调查为例[D]. 颜璐. 新疆农业大学, 2013(11)
- [4]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种植养殖业为例[D]. 王刚. 西南大学, 2019(05)
- [5]教育精准扶贫中随机干预实验的中国实践与经验[J]. 史耀疆,张林秀,常芳,刘涵,唐彬,高秋风,关宏宇,聂景春,杨洁,白钰,李英,汤蕾,岳爱,茹彤.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08)
- [6]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D]. 谢松林.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7]农业公共服务决策优化的机理与效应研究[D]. 翟军亮. 华中农业大学, 2014(09)
- [8]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安徽省金寨县典型试点区为实证[D]. 董文静.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9]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研究[D]. 江依妮. 南开大学, 2010(08)
- [10]经济发展的健康成本:污水排放与农村中老年健康[J]. 王兵,聂欣. 金融研究,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