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茅盾书简(八封)（论文文献综述）
朱晓莲[1]（2019）在《“女兵作家”谢冰莹研究》文中认为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对着名“女兵作家”谢冰莹的研究亟待加强。本文在充分发掘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线索探讨谢冰莹在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退居西北大后方时期及赴台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力图从两岸整合的视角剖析她在不同历史境遇下的心路变化和立场抉择,从而丰富现代文学史的文人书写。、绪论和余论部分外,主体内容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分析“大文学”的文化内涵及1920年代文坛的“大文学”写作趋势,揭示《从军日记》轰动一时的背景因素;其次从《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的办刊理念着手,指出文笔粗疏的《从军日记》获其青睐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纯文学”,而是包含了“战争”、“女性”与“革命”这些因素在内的“大文学”;最后,探讨北伐过后谢冰莹在创作上尽力弥补语言技巧上的不足,在文学活动方面加入北方左联,并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力图突破与完善自身的“大文学”写作理念。第二章重点考察1937-1940年谢冰莹在国统区多元文学形态共同存立的论争场域内,抛弃党派意识、阶级意识,坚持“民族本位”的文学追求,并多次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伤员,充当战地记者,撰写抗日宣传文章。这一时期她的报告文学创作呈井喷之势,直率激昂的文体风格和多维度艺术手法的运用,在抗日文坛上独树一帜。第三章主要探讨1940年谢冰莹在凋敝的西北文化生态环境下,受个人境遇、文学使命认知和西北政治局势的合力影响,参与创办并接受主编了大型文艺刊物《黄河》;在主编《黄河》期间,她努力跳出体制内办刊的藩篱,在文章的选择上全面突出抗战主题,对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进行了适当取舍,使《黄河》的文艺气息超过了党政色彩;《黄河》的创办与发展加强了西北文苑与全国文坛的区域互动,壮大了西北文艺队伍,推动了西北大后方的文化建设。余论部分对谢冰莹赴台后的创作走向和思想变化做了整体性把握。分析她在“战斗文艺”的官方话语下,隐匿和修正自己的左翼思想;在文学创作方面,以1956年为界,创作重点逐渐从“社会问题式”小说向散文及儿童文学倾斜。指出从赴台前到赴台后,她“关注民生,忠于民族”的立场是不变的;“女兵作家”到“学者型作家”的转变,谢冰莹也并非“个案”,而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典型“现象”。
宋喜坤[2]（2011）在《萧军和《文化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作家,他以传奇性的经历、游侠般的姿态闯入中国现代文坛,在带给中国文坛一个全新场面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0至1940年代的萧军以其独特的文学贡献、正直孤傲的独立品性,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曾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将萧军纳入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的最优秀的作家行列；1937年日本文学评论界将萧军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称其为“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他“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虽然萧军在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但其独特的个性也让他成为集毁誉于一身具有争议性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萧军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向文学的边缘游走。哈尔滨“《文化报》事件”的发生,使萧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和“文学边缘人”。“《文化报》事件”发生在1948年,是指《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文协”对“萧军问题”的处理和批判。为同《文化报》争夺文艺领导权,受宗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生活报》诬陷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布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停止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一切资助,《文化报》被迫停刊。此后,东北开展了数月之久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活动。1981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做出了正式的结论,推翻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是“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文化报》事件”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萧军被迫离开文坛32年,除经毛泽东批示得以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等作品外,萧军几乎与文学界绝缘。“《文化报》事件”可以看成是解放区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场交锋,是党在东北解放区的试验场,是对建构新的文艺体制的一场实验。研究《文化报》,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对萧军研究、东北地域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文化学、革命心理学等理论,结合丰富的萧军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以《文化报》为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文中论证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对其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独立品性和精神立场的作用和影响；点明《文化报》上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分析了《文化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贡献；探讨了两报论争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对萧军和《文化报》的批判既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又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根据研究需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以《萧军日记》和萧军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含义、表现、成因及特征,得出新英雄主义的定义,并比较了新英雄主义与原英雄主义的异同。通过对新英雄主义的理论构建和行为构建过程的考察,提出新英雄主义的“双核心思想”和“半步主义”观点,进而分析了萧军“双核心思想”的新英雄主义价值观和文艺观对其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二章：萧军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文化报》上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一场新启蒙思想的实践运动。本章系统阐述五四启蒙、30年代新启蒙、延安革命启蒙、东北新启蒙的涵义,探究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东北新启蒙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考察萧军的启蒙表现,并明确萧军在《文化报》上的启蒙方式是受新英雄主义影响的“双轨道启蒙”。最后,从文化哲学思辨的角度来探讨新启蒙和五四启蒙的关系,指出东北新启蒙的本质是五四启蒙,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继承和扬弃后的隔代传承。第三章：以《文化报》为文本,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再现原生态的“《文化报》启蒙文学”,分析了它的生成和传播过程,指出在“双核心思想”指导下的“双轨道启蒙”构成——文化内核是五四启蒙,重要组成是革命启蒙,必要补充是社会启蒙。“双轨道启蒙”是将三种启蒙思想完美而和谐的融合为一体的成功尝试,为启蒙运动史积累了经验。关于萧军在《文化报》上的文学创作,本文从作家和报纸的文体选择和杂文创作两方面予以了探讨。最后,对“文化报启蒙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美学诠释和贡献评说。第四章：本章重点是还原和再现了两报论争,阐述论争的起因、过程、结局和发展。通过解放区文艺界文学论争的不和谐前奏,可以看出在对《夏红秋》、《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网和地和鱼》的论争和批判中,政治标准代替文艺标准,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苗头已经出现,《生活报》对《文化报》的批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由“王通”引发的萁荳之争,开启了边缘与主流、民间与正统之间的对话,为两报论争正式拉开了大幕。经过对论争双方文章的辨析,可以得出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罪名不成立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介入加速了论争的进程,影响了论争的结果,萧军最终被迫离开哈尔滨文坛。《文化报》被停刊导致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流产和东北地域乡土文学的终结,东北作家群在继上海分离、延安失和之后终于解体。在后来的运动中,“《文化报》事件”被一遍遍“朝花夕拾”、旧事重提,萧军也因之被一次次批判。第五章：“《文化报》事件”所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既有党为建立东北解放区新的文化秩序而刻意对东北知识分子的改造,又有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这其中又掺杂了以封建行帮意识为中心的宗派主义思想因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部分,着重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义的不确切性和模糊性,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精神立场,指出将知识分子纳入到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之内,是对知识分子本真状态下的独立、自由、自主精神和知识分子尊严的打击和摧毁。对地域文学的改造,重点突出了对“伪满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改造。对于宗派主义,则是以历史的眼光考察、分析它对革命对文学的巨大危害。《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是建国前解放区文艺界最后一次重要思想论争,是从“前文革”到“文化大革命”过渡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文化报》事件”,显示了主流政治话语对文艺的霸权,见证了东北新文化秩序建构的全过程,为后来的政治文化批判斗争提供了样本。它所引发的反思和启示,对研究萧军文艺思想、党在哈尔滨的文艺政策以及东北解放区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葛涛[3]（2018）在《鲁迅致茅盾的九封书信发现始末》文中研究表明1.茅盾提出的问题:"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1937年1月,许广平在《中流》杂志发表了《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茅盾在得知许广平征集鲁迅的书信的消息之后,就积极响应,从家中找出一些鲁迅书信,并在1937年2月18日夜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先生的信,我找了一下,不多。去年——哦,不,是前年了,前年的不知搁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先将已得者奉上。其中有二三封是讲海上述林》之校印的,发表了也许将引起喧哗,但现在也一并奉上(周
赵芝铭[4]（2015）在《亲人眼中的茅盾:有血有泪有情》文中指出2014年7月,茅盾内弟媳金韵琴撰写的《茅盾晚年谈话录》一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金韵琴系茅盾妻子孔德沚之幼弟、孔另境的妻子,曾于1975年应茅盾之邀北上做客,因此得以与茅盾朝夕相处五个月。该书分为日记、回忆和书简三部分,翔实记录了茅盾晚年之起居、言谈与思想。那么,在亲人眼中,这个中国当代大文豪究竟是怎样的呢?
韩蕊[5]（2007）在《从文学的书信到书信的文学 ——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信体小说是与“五四”文学同步发展的新型文体,目前学界对此类史料的全面整理与研究近乎空白。本文首次发掘整理了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公开出版的各类书信体小说的第一手资料,梳理其由盛而衰的发展脉络,分析它的文体及叙事特征,进而肯定它对于现代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现代书信体小说既与传统的文学书信有着深厚的渊源,又与西方书信体小说的翻译引进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激荡之下,书信体小说更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多样化的题材和突出的人文主题与同期其他类型的小说交相辉映,蔚为大观。从1921年庐隐《一封信》开始,书信体小说在二三十年代之交迅速攀至出版鼎峰,此后不久,由于时代对于文学要求的变化,加之其文体自身的局限,书信体小说逐渐走向衰微并日益淡出文学创作的视域。书信体小说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色。虚拟性、倾诉性和兼容性为其固有的文体特征;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框架下,人物心理情感是文本结构的中心;追忆式的叙事时间,使文本表现出双重或双线的叙事特征,跳跃、倒错和嵌套为其常用的表现手法。追忆“五四”书信文学的背影,我们不仅收获了一份文学史的备忘录,而且还对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多了一分别样的希冀,这又赋予了本研究课题在文学史之外另一层现实意义。
佘爱春[6]（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爱军[7]（2013）在《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是一幅颇具“意昧”的文学形式景观,它从“诗意化”趋向“写实化”的发展演变轨迹,彰显了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共存关系的一种特殊生命形态,而且,这种“形态”又是与各个时期的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有着独特的“互文性”意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呈现出“诗意”的弱化趋势。即由五四时期诗意体小说的“诗词穿插”和“至情回旋”体式、书信体小说的“信笺嵌入”和“倾诉与倾听”体式、童话体小说的“新的幻想”和“童趣视角”体式,向30年代散文体小说的“叙事客观化”体式、传记体小说的“身份想象”体式、速写体小说的“场面展示”体式,再到40年代报告文学体小说的“事件拼合”体式、评书体小说的“说故事”体式、戏剧体小说的“冲突集中化”体式的位移嬗变。二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悖论镜像。即在三四十年代的“写实化”文体潮流中,书信体小说、日记体小说、讲坛意体小说以及孙犁等创作的“诗意化”文本时有出现,然而,这类“诗意化”文体形式承载的却是“合理性”内容,或者是群体话语的凸显,或者是时代意识的溢出,它们彰显出现代小说“文体互渗”形式与内容的悖论镜像。三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特殊的主体精神。五四时期,人性觉醒的时代环境培育了主体“向内”张望的姿态,迫切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内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诗意见长的“讲述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诗性生命形态,即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与生命的超越。30年代以后,风云激荡的战时环境要求着主体走向“社会”,迫切书写“必然的新时代”,其外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写实见长的“展示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即清醒的时代意识、历史的必然性信念与审美教化功能。四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独特的文化内容。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无论是互文的“诗性”生命形态还是互文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它们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并受到这种“场域”的干预影响。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在文化“场域”的互动博弈中呈现出三重文化意蕴：一是践行着讲坛性观念的传统“和合”文化场域,二是融合着个性自适与伦理规范的“民间”文化场域,三是高蹈着启蒙功利性的“异质’文化场域。它们交互缠绕,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发生位移倾斜,从而以相应的“文体互渗”形式彰显出来。因此,系统深入研究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变迁形态便富有特别的文学史意义。首先,昭示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发展的“现代性”历程,即由“抒情型”文体向“叙事型”文体,也就是由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多采用“内聚焦”叙事）向现代的“展示”叙述方式（多采用“外聚焦”叙事）逐渐与五四以后小说互渗融合的过程中,显示了中国小说不断趋于“现代”的品性。其次,能提供一种重述现代小说史以及现代文学史的理论依据,即可以根据这种发展规律来重新叙述和编撰现代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史,如可以诗意体小说等的发展变迁为纵坐标进行叙史,以不同阶段的文体差异性为横坐标观照各时期的主体人格、精神文化以及审美风貌,这是建构在小说“本体性”维度上的叙史方式,它超越了纯粹的主题叙史模式。
叶淑穗[8]（2019）在《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逝世至今已83年了,多年来为弘扬鲁迅精神、研究鲁迅着作,将鲁迅手稿影印出版,这应当是保存鲁迅文物和提供鲁迅研究的最佳举措了。几十年来我们的先辈,我们鲁迅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前辈们为影印出版鲁迅的手稿付出了艰辛劳动。初步统计已出版的约有近30部,如《鲁迅书简》《鲁迅日记》《鲁迅诗稿》《鲁
文洁若[9]（2004）在《老巴 你好——巴金与萧乾》文中研究指明 写在前面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巴金一百零一岁华诞。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萧乾九十五岁诞辰。本文分三部分。一、巴金;二、萧乾;三、书信。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持续了六十六年（一九三三至一九九九）。由于萧乾以言获罪,足足有二十年,两人没有来往。一九六六年九月,巴金致萧乾的信（一百多封）全部化为灰烬,萧乾致巴金的信,奇迹般地保存下十封。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九年,二人鱼雁往还,又积信一百二十六封。
韩雪松[10]（2018）在《《两地书》原信与初版本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鲁迅和许广平往来的原信与《两地书》性质不同,二者不能等量齐观或相互替代。原信是鲁许二人分散完成、各自署名的应用文,不是二人的合作作品。1933年4月出版的《两地书》不是一部真正的书信集,而是一部以鲁许往来原信为素材创作而成的书信体文学作品,它具有完整性,不可拆分。《两地书》的作者是鲁迅和许广平,而非鲁迅一人;但是许广平在《两地书》创作过程中主要从事素材提供、书稿誊抄、后期校阅等辅助性工作,没有居于执笔撰写的主导角色,并不负责《两地书》体例的编排和原信的删改。第一章主要阐述鲁迅青年观的演变及其对《两地书》创作的影响。鲁迅一贯无私地爱护和帮助青年,勤于奖掖,甘于牺牲,但其1926年至1927年致许广平的原信中,却存有大量对青年进行批判和贬斥的语句。这些语句在写进《两地书》时几乎都被扩增和强化,其批评的程度加剧,披露的细节更多,谴责的语气变强。此种变化一方面在于鲁迅“进化论”观念的所谓“轰毁”,鲁迅写原信时并没有对青年“无条件地敬畏”,创作《两地书》时更已不再秉持“幼者本位”的思想,不再坚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他对青年群体已能辩证分析、区别对待。另一方面,鲁迅于三十年代初笃信“梯子之论”,以被踩踏、被利用、被抛弃的梯子自比,对青年群体逐渐抱有私心重、城府深的负面印象。鲁迅执笔撰写《两地书》手稿的起始时间大致是1932年9月下旬,而完成时间为1933年1月中旬,因此上述青年观恰使鲁迅在《两地书》创作中论及青年问题时心存芥蒂且下笔颇重。第二章主要阐述原信中的“言情”内质及《两地书》创作中的“去言情化”处理。鲁迅反对“肉麻”,此词在鲁迅话语中不仅指男女之间轻佻的狎昵,也指对权贵的逢迎和矫饰,前者针对两性关系,后者涉及真伪之别。鲁许往来原信并不“肉麻”,但是具有“言情”的性质,是他们爱情发展的见证和传情达意的载体。“言情”本是健康、可取的,但鲁迅在《两地书》创作中不仅摒除了“肉麻”,也极大遮蔽了“言情”成分,原信里讲“情话”段落和表“情韵”的语句被大删大改,读者无法由初版本窥见原信“言情”的本真面目。对原信进行“去言情化”操作而不延续原信的“言情”面貌,可能缘于鲁迅对自己婚姻特殊状态的顾虑,名存实亡的旧婚姻使其对公开与许“言情”心存忌惮;而且鲁迅对《两地书》在图书市场的销售前景或有自信,他不炮制鼓动市场的卖点,也不营造取悦读者的噱头,而只是在书中平实地叙写两人一起经受的境遇和共同领悟的事理。原信中,鲁迅示爱的方式委婉,措辞含蓄,而许广平的“言情”则较为明快,表意直截,但这些“言情”内容在初版本中都被大幅删改,使《两地书》显得重于叙事论理,而力避说爱谈情。本章通过原信与初版本的对读,阐释原信中鲁迅和许广平“言情”的方式及其在初版本中的改易,并总结原信中称谓语在初版本的变更趋向,以探究《两地书》创作“去言情化”的动因和效果。第三章主要阐述原信中的“隐私”情况及《两地书》创作中的“去隐私化”处理。隐私是指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的事务、活动以及相关信息,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特性,在鲁许原信中也大量存在。隐私是相对的,同一件事随披露对象和发布时间的变化就可能会有从隐私到非隐私的转换。鲁迅和许广平原信是在私密环境下往来收发的,彼此互信,坦诚相待,许多事项于他们而言并非隐私,但若写进《两地书》刊行于世则转换为隐私。《两地书》由私人书信加工创作而成,其读者从特定的少数人转换到不特定的多数人,鲁迅必然要对原信的隐私性语句进行严格的过滤加工,以保证写进《两地书》的内容不干扰亲友生活、不损害二人形象、不徒增人际纠葛。但鲁迅对原信隐私内容的处理方式不是单一的,不仅有对林语堂等人私密信息的大幅删改,也有对鲁迅自己便溺细节的留存,甚至还有对韦素园私密情史的扩增描述,本章对此书创作中删改、留存、扩增这三种处理方式进行了例释。此外,许广平在原信中记录见闻、倾诉心曲,其中含有涉及隐私的诸多细节。《两地书》创作中不仅弱化了许广平与亲戚本家的亲族矛盾,还删去了她关涉政治的敏感词句,并将其职场和生活中的某些隐私内容进行了模糊处理。鲁迅力图通过对隐私部分的文字加工来优化许广平的个人形象,在《两地书》读者面前对她的言行和思想进行了善意的维护或重塑。第四章主要阐述《两地书》刊印前中国“文网”密布的出版环境,以及《两地书》创作中的“去政治化”处理措施。三十年代初,国民政府相继颁行了《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国民党中央也制定了《密查书店办法》及《宣传品审查标准》等,当局审查稿件,封闭书店,查禁书刊,严格禁锢。而《两地书》的出版前后,国共两党军事上激烈对抗,政治上尖锐对立,出版环境复杂严峻。本章重点讨论《两地书》对原信里涉“俄”、涉“左”“右”斗争、涉“共”等内容的删改问题。在文化围剿加剧、出版空间狭窄、言论自由奇缺的出版环境下,原信中对苏俄向往、对右派整治、对共产党关注等内容是敏感而危险的,其在《两地书》创作中都被大量删改,以实现对1933年恶劣出版环境的规避和适应;此种举措不是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消极退让,而是保障《两地书》在“文网”密布的上海顺利出版的务实之举。此外,本章还就原信所述与许广平来往密切的国民党左派人物李春涛的政治活动,及其在初版本中完全消隐的原因进行了专门讨论。第五章主要讨论了鲁迅“尖刻”及“刻毒”的内因,以及创作中针对原信所做的“礼貌化”处理。虽然鲁迅自称“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但其“尖刻”乃是求真,以免于“陷入瞒和骗的大泽”。鲁迅疾恶,但他能“略小节而取其大”,因时因事,明辨利害,差别对待。鲁迅在原信里向许广平描述了颇为颓败的厦大图景,其中对厦门大学、厦大校长、厦大教员多有批评或谴责,但在《两地书》创作中却能够加以“礼貌化”改写,隐去贬斥的原貌。《两地书》“礼貌化”处理有地域、阶层和年龄三个维度,在地域维度,鲁迅对原信中涉及地域褒贬的言论大加删改,没有在初版本中对无锡、厦门、山西、江苏等地抱有特别的歧见;在阶层维度,对原信所涉底层工役的词句深度改写,实现了从“仆人”到“工人”的转换,在初版本中摒除了原称谓的尊卑意味;在年龄维度,原信对青年多有斥责,称为“少爷”,但初版本中则加以“礼貌化”处理,大量隐去。但是,鲁迅对原信负面评价的处理并非只有“礼貌化”一途,而是采用“礼貌”与“尖刻”并用的态度,对不同群体差别化对待,例如对原信里涉及林语堂的批评语句大为删改,在《两地书》中净化了他的形象;而对原信所涉顾颉刚等人的批评则反而强化,不减“尖刻”的笔力。
二、茅盾书简(八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茅盾书简(八封)（论文提纲范文）
（1）“女兵作家”谢冰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谢冰莹生平简介 |
| 二、前人对谢冰莹的研究成果及不足之处 |
| 三、本文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从军日记》与“大文学”写作 |
| 第一节 《从军日记》与《中央日报》副刊 |
| 第二节 对“大文学”写作理念的思考与突破 |
| 第二章 《抗战日记》与抗战文学 |
| 第一节 文艺工作者与女兵身份的构建 |
| 第二节 《抗战日记》与报告文学的勃发 |
| 第三章 《黄河》与西北统战区文学 |
| 第一节 《黄河》的创办与争议 |
| 第二节 对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取舍与背离 |
| 第三节 《黄河》对西北统战区文学的贡献 |
| 余论：赴台后的妥协与坚守 |
| 第一节 左翼思想的隐匿与修正 |
| 第二节 立场转变后的创作倾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谢冰莹年表(1906—2000) |
（2）萧军和《文化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国内外萧军研究现状 |
| 二、选题依据、价值和意义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萧军与新英雄主义 |
| 第一节 新英雄主义含义、表现及成因 |
| 一、新英雄主义含义 |
| 二、新英雄主义表现 |
| 三、新英雄主义成因 |
| 第二节 新英雄主义构建过程 |
| 一、新英雄主义思想建构 |
| 二、新英雄主义行为构建 |
| 第三节 新英雄主义与萧军的文学创作 |
| 一、新英雄主义与散文 |
| 二、新英雄主义与小说 |
| 第四节 新英雄主义的时代反思 |
| 一、新英雄主义的进步作用 |
| 二、新英雄主义的历史局限 |
| 第二章 萧军与新启蒙运动 |
| 第一节 启蒙精神的原始构建与正本清源:五四启蒙和新启蒙 |
| 一、五四启蒙运动 |
| 二、新启蒙运动 |
| 三、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 |
| 第二节 启蒙精神的隔代传承: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
| 一、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 |
| 二、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
| 第三节 东北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萧军及其新启蒙实践 |
| 一、萧军对东北新启蒙运动的贡献 |
| 二、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得失 |
| 第四节 继承与扬弃:新启蒙实践的文化哲学思辩 |
| 一、萧军新启蒙思想的文化内核——五四启蒙 |
| 二、萧军新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双轨启蒙 |
| 第三章 《文化报》的新启蒙文学实践 |
| 第一节 《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 |
| 一、《文化报》的非党文人集团 |
| 二、《文化报》与《文艺月报》、《解放日报》副刊 |
| 第二节 《文化报》的双轨道启蒙实践 |
| 一、文化内核:五四思想启蒙 |
| 二、重要组成:革命思想启蒙 |
| 三、必要补充:社会思想启蒙 |
| 第三节 萧军在《文化报》上的文学创作 |
| 一、散文:萧军的文体选择 |
| 二、论争:萧军杂文创作的巅峰 |
| 三、《我底生涯》和《鲁迅先生书简》 |
| 第四节 《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美学思想与贡献 |
| 一、《文化报》美学思想的现代诠释 |
| 二、《文化报》启蒙文学的独特贡献 |
| 第四章 《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 |
| 第一节 不和谐的前奏:东北解放区的另类文学论争 |
| 一、关于范政小说《夏秋红》的论争 |
| 二、关于严文井小说《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的论争 |
| 三、对袁犀小说《网和地和鱼》的批判 |
| 第二节 边缘与主流的对话:由"王通"引发的萁荳之争 |
| 一、《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 |
| 二、对萧军"三反问题"的透析 |
| 第三节 隐性霸权的恶果:没有"结局"的结局 |
| 一、退出江湖的游侠 |
| 二、东北作家群的最终解体 |
| 三、昙花一现的新启蒙实践 |
| 第四节 不应再有的续曲:萧军思想再批判 |
| 一、从兄弟争到"萁豆煎" |
| 二、别样的"朝花夕拾" |
| 第五章 "《文化报》事件"引发的思考 |
| 第一节 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 |
| 一、东北地域文学 |
| 二、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方法 |
| 三、对《文化报》文学的改造 |
| 第二节 党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 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义上的模糊 |
| 二、文化精神的找寻与恪守:萧军与五四精神 |
| 三、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成功的改造 |
| 第三节 关于革命文学中的宗派主义 |
| 一、贯穿政治与文学的宗派主义 |
| 二、两报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魅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化报》总期数、终刊时间考证 |
| 附录二 《文化报》目录索引(部分) |
| 附录三 《文化报》萧军作品目录索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亲人眼中的茅盾:有血有泪有情（论文提纲范文）
| 孔德沚:从娃娃亲到革命伴侣 |
| 周总理说,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茅盾同志” |
| 爱女早逝:美丽都是短暂的 |
| 俭以养德,穿妻子生前的旧衣服 |
| “去内部书店,钱由我付” |
| “我的创作正像我写的字一样,实在太蹩脚了” |
| 那些年,一起并肩战斗的朋友和兄弟 |
| 临别,金韵琴拿上茅盾给的养老金和四十本书 |
（5）从文学的书信到书信的文学 ——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学书信的现代转型 |
| 一、古代文学书信传统回眸 |
| 1. 文学书信的发展流变 |
| 2. “尺牍气”——文学化的陷阱 |
| 二、尺牍危机与现代文人的坚守 |
| 1. 时代变化给传统尺牍带来的危机 |
| 2. 现代文人的书信情结 |
| 三、文学书信的新变 |
| 1. 最热烈的书信——情书 |
| 2 最新奇的文体——书信体小说 |
| 第二章 书信体小说的繁盛及成因 |
| 一、书信体小说的出版热潮 |
| 1. 书信体小说的出版盛况 |
| 2. 书信体小说的文化市场 |
| 二、“五四”文化赋予书信体小说的生长契机 |
| 1. 时代共性与自由个性的并存 |
| 2. 文体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共生 |
| 三、西方文学对中国书信体小说的影响 |
| 1. 西方书信体小说的引入 |
| 2. “维特热”与书信体小说的发端 |
| 第三章 书信体小说的发展与演变 |
| 一、与“五四”文学同步的滥觞期 |
| 1. 反映青年心路历程的“问题小说” |
| 2. 抒情色彩浓烈的自叙传 |
| 二、内容丰富的繁盛期 |
| 1. 对自由爱情与幸福婚姻的向往和追求 |
| 2. 革命青年的热情与迷惘 |
| 3. 知识分子对生存状态的不满与挣扎 |
| 4. 其他阶层的心理白描与生活写真 |
| 三、悄然淡出的衰退期 |
| 1. 书信体小说的局限与时代对文学的不同要求 |
| 2. 书信的衰微与书信文学的失宠 |
| 第四章 书信体小说的文体与叙事特征 |
| 一、书信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
| 1. 虚拟性 |
| 2. 倾诉性 |
| 3. 兼容性 |
| 二、书信体小说的叙事角度 |
| 1. 单视角 |
| 2. 双视角 |
| 3. 多视角 |
| 三、书信体小说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 |
| 1. 叙事时间 |
| 2. 叙事结构 |
| 结论 |
| 参考书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后记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 主要参考文献 |
（7）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厘定 |
| 二、研究的缘起 |
| 三、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五四尝试期现代小说的“诗意化”文体裂变 |
| 第一节 诗歌与五四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诗歌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诗词”的穿插：诗意体小说的语体 |
| 三、“至情”的回旋：诗意体小说的结构 |
| 第二节 书信与五四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书信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信笺“嵌入体”：书信体小说的语体 |
| 三、倾诉与倾听：书信体小说的结构 |
| 第三节 童话与五四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童话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新的幻想”：童话体小说的语体 |
| 三、“童趣”视角：童话体小说的结构 |
| 第二章 30年代探索期现代小说的“去诗意化”文体过渡 |
| 第一节 散文与30年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散文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叙事“客观化”：散文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
| 第二节 传记与30年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传记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身份“想象”：传记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
| 第三节 速写与30年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速写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渊源 |
| 二、“场面”展示：速写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
| 第三章 40年代发展期现代小说的“写实化”文体自觉 |
| 第一节 报告文学与40年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报告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事件的“拼合”：报告文学体小说的结构 |
| 第二节 评书与40年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评书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说”故事：评书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
| 第三节 戏剧与40年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 |
| 一、戏剧文体与现代小说互渗溯源 |
| 二、冲突的集中化：戏剧体小说的结构 |
| 第四章 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悖论镜像 |
| 第一节 文体的诗意悬浮与叙事功能 |
| 一、日记体小说与“时代”功能 |
| 二、书信体小说与“意识”功能 |
| 三、诗意体小说与“批判”功能 |
| 第二节 小说家“诗与理”的对峙缠绕 |
| 一、“时代暗影的来临”：王统照小说文体互渗镜像 |
| 二、“辟谬理惑”：沈从文小说文体互渗镜像 |
| 三、“个体生命的消隐”：孙犁小说文体互渗镜像 |
| 第五章 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与主体精神 |
| 第一节 “文体互渗”的表象与多元生命形态 |
| 一、复合叙述视点与“自由自适”的心性 |
| 二、感伤情调渲染与“青春”的忧郁 |
| 三、自然意象叙事与“生命”的超越 |
| 第二节 “文体互渗”的诉求与合理性社会图式 |
| 一、单一叙述视点与清醒的“时代”意识 |
| 二、封闭式结构与历史的“必然性”信念 |
| 三、民众化语言与审美“教化”功能 |
| 第六章 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与文化场域 |
| 第一节 传统“和合”与文体互渗的思想源流 |
| 一、诗性“和合”与文学叙事 |
| 二、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的“和谐”之美 |
| 第二节 民间“自在”与文体互渗的精神载体 |
| 一、民间风情与文学形式 |
| 二、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的“自在”精神 |
| 第三节 现代“异质”与文体互渗的内在品格 |
| 一、现代性与小说文体 |
| 二、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的“趋新”质素 |
| 结语：文体互渗——“语言的指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超文本篇目一览表 |
| 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鲁 迅书 简 |
| 二、 鲁 迅日 记 |
| 三、 《俟堂专文杂集》 |
| 四、 《鲁 迅诗 稿》 |
| 五、 鲁迅手稿选集 |
| 六、 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 |
| 七、 鲁迅手稿全集 |
| 八、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 |
（10）《两地书》原信与初版本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两地书》及相关原信的出版综述 |
| 二、《两地书》在现代书信体文学中的定位 |
| 三、原信和《两地书》的文体问题 |
| 四、原信和《两地书》的作者问题 |
| 第一章 鲁迅青年观的演变及其对《两地书》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许广平之争”对《两地书》原信的有限影响 |
| 第二节 由原信考察鲁迅进化论“轰毁”的原因 |
| 第三节 “梯子”之论与三十年代初鲁迅的青年观 |
| 第四节 鲁迅的青年观对《两地书》创作的影响 |
| 第二章 《两地书》针对原信的“去言情化”处理 |
| 第一节 “肉麻”与《两地书》的“去言情化” |
| 一、“肉麻”的涵义及其与“言情”的差异 |
| 二、《两地书》“去言情化”的原因与动机 |
| 第二节 “言情”的尺度：鲁迅的含蓄与许广平的热烈 |
| 一、鲁迅的含蓄传情及其在初版本中的改写 |
| 二、许广平的热烈示爱及其在初版本中的改写 |
| 第三节 “言情”的消隐：初版本与原信首末称谓语的差异 |
| 一、初版本第一集首末称谓语与原信的比较 |
| 二、初版本第二集首末称谓语与原信的比较 |
| 三、初版本第三集首末称谓语与原信的比较 |
| 第四节 “言情”的遮蔽：初版本与原信在正文中的称谓变动.. |
| 一、“孩子”及“傻孩子”的称谓变动 |
| 二、“乖弟弟”及“嫩弟弟”的称谓变动 |
| 三、“小刺猬”的称谓变动 |
| 四、“乖姑”的称谓变动 |
| 五、“小白象”的称谓变动 |
| 第三章 《两地书》针对原信的“去隐私化”处理 |
| 第一节 隐私的相对性和《两地书》的“去隐私化”内因 |
| 第二节 书信的着述化和《两地书》的“去隐私化”必然 |
| 第三节 对原信所涉隐私的三种处置路径 |
| 一、对原信隐私内容的删改操作——以林语堂隐私为例 |
| 二、对原信隐私内容的留存操作——以鲁迅隐私为例 |
| 三、对原信隐私内容的扩增操作——以韦素园隐私为例 |
| 第四节 对原信所涉许广平隐私的删改处理 |
| 一、对许广平亲族隐私的删改 |
| 二、对许广平职场隐私的删改 |
| 三、对许广平生活隐私的删改 |
| 第四章 《两地书》针对原信的“去政治化”处理 |
| 第一节 书报检查制度与《两地书》的“去政治化”背景 |
| 第二节 对原信中涉“俄”内容的删改 |
| 第三节 对原信中“左”“右”斗争言论的删改 |
| 第四节 对原信中涉“共”内容的删改 |
| 第五节 “去政治化”操作的专案阐释：以李春涛为例 |
| 第五章 《两地书》针对原信的“礼貌化”处理 |
| 第一节 “尖刻”“刻毒”和鲁迅的“礼貌化”自觉 |
| 一、“尖刻”“刻毒”与鲁迅的精神脸谱 |
| 二、礼貌原则与《两地书》创作的“礼貌化”自觉 |
| 第二节 鲁迅原信中的厦大景象及其“礼貌化” |
| 一、对厦大的批判及初版本中的“礼貌化”转换 |
| 二、对校长的批判及初版本中的“礼貌化”转换 |
| 三、对同事的批判及初版本中的“礼貌化”转换 |
| 第三节 《两地书》创作中“礼貌化”的三个维度 |
| 一、地域维度：地域歧见的“礼貌化”处理 |
| 二、阶层维度：校工称谓的“礼貌化”处理 |
| 三、年龄维度：青年议题的“礼貌化”处理 |
| 第四节 “礼貌”与“尖刻”：原信负面评价的处理姿态 |
| 一、对林语堂负面评价的处理：“礼貌化” |
| 二、对孙伏园负面评价的处理：“礼貌”和“尖刻” |
| 三、对顾颉刚负面评价的处理：“尖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茅盾书简(八封)（论文参考文献）
- [1]“女兵作家”谢冰莹研究[D]. 朱晓莲. 东华理工大学, 2019(01)
- [2]萧军和《文化报》[D]. 宋喜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3]鲁迅致茅盾的九封书信发现始末[J]. 葛涛. 鸭绿江(上半月版), 2018(11)
- [4]亲人眼中的茅盾:有血有泪有情[J]. 赵芝铭. 名人传记(上半月), 2015(01)
- [5]从文学的书信到书信的文学 ——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研究[D]. 韩蕊. 吉林大学, 2007(05)
- [6]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7]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D]. 王爱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7)
- [8]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J]. 叶淑穗. 上海鲁迅研究, 2019(01)
- [9]老巴 你好——巴金与萧乾[J]. 文洁若. 作家, 2004(12)
- [10]《两地书》原信与初版本比较研究[D]. 韩雪松. 吉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