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召开毛泽东领导思想研讨会的征文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黄凡[3]（2020）在《1980年代文学期刊中的“文化寻根”诗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1980年代语境下的“文化寻根”诗群,或隐或显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以现代史诗、“新边塞诗派”为寻根先导,在各省挖掘民族文化的实践中,不少地方青年诗作者或自觉加入其中,或不自觉地受其裹挟,后经由编辑有意地引导扶持,各地域性寻根诗群陆续以地方文学刊物为中心聚拢起来,诗坛形成继朦胧诗潮后浩荡的第二浪潮。寻根诗群从萌动、迸发到式微,秉守“传统、现代”的诗学导向,与政治、经济等现实场域有着复杂纠葛。大量诗篇体现了诗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型实验,但也存在模式化的弊病。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重回文艺现场,揭示“文化寻根”诗群的历史形态,梳理其发展脉络,考察文学期刊运行实践下的寻根诗群在文学史上产生的持续性影响。论文包含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下设四章:第一章:论述“文化寻根”前驳杂的语境,包括开放的文学空间、重要的政治任务,主要分析新诗发展道路问题及其形成的社会影响。以杨炼的现代史诗为主要样本,分析“文化寻根”在初兴起阶段的“传统性”“现代性”特点。第二章:论述1981、1982年间“新边塞诗派”的实践,审视特定属性刊物对民族政策的造势行为。以及考察地方文学刊物向传统文化寻根的初步靠拢,突出《滇池》及三大青年诗人在这一阶段的艺术探索。第三章:论述以“清污”运动和受批评的“雪野诗派”为主要样本,探讨地方文学刊物的发展调整与文化实践,以及新诗与该阶段人道主义话语的互动关系。“传统的、现实的、历史的”成为安全的文艺选择。开拓文学,以高昂的调子响彻西北。第四章:论述1984、1985年地域性寻根诗群快速喷涌至落潮的过程。以各省级刊物与“红土诗派”“百越境界”“东海诗群”“黄河诗派”为主要样本,分析第二浪潮在“创作自由”环境中的运行状况,找寻诗群发展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在1986年走向衰落的各方面原因与后续影响。通过对以上章节的详细梳理、论述,论文最后对“文化寻根”现象做了宏观上的把握和定位,思考了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并提出有待思考的新问题。
张雷[4]（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张树重[5]（2020）在《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纪念活动并非是凭空而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深厚文化底蕴滋养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靓丽的现代政治文化风景——纪念马克思活动。纪念马克思是基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举办马克思纪念活动较为频繁,服务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表达革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纪念活动更加理性和规范,在“逢五”、“逢十”周年都举办全国性的纪念,纪念规模较之从前也更加隆重,以动员人们参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纪念活动成为表达改革主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载体。在改革开放的主题下,马克思纪念活动的规格提升,两次“逢百”周年举办高规格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纪念活动表达改革主张,凝聚改革共识,同时调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激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热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断更新纪念形式,其中既有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图像纪念、命名纪念等一般形式,也有红色文艺纪念、拜谒参观纪念、新媒体纪念等富有时代特色的形式。百年的马克思纪念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强烈的现实取向、鲜明的学习导向等基本特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景观。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世界,其凝聚和储存的丰富价值意蕴在周而复始的纪念中不断释放。纪念马克思不仅只是纪念其人,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紧扣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为马克思纪念增加意义含量,赋予了马克思纪念活动多重的历史功能。这些功能不断在中国社会绽放光彩,为中国发展增添动力。新时代纪念马克思就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边凯晓[6]（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对妇女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有着成熟的国内条件,同时也具备有利的国际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八”节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八”节成为确立和肯定妇女政治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节日;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三八”妇女节是动员妇女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节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三八”节是动员妇女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阶级解放的基础上实现妇女解放的节日。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八”纪念活动以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实体纪念的形式展开,体现了党的中心任务与妇女发展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利用妇联发挥组织和动员作用、受苏联妇女运动的“三八”纪念影响较大的鲜明特点,在解读宣传党的妇女理论政策、进行政治动员、整合各派力量、协调国际关系、总结妇女工作、传承纪念传统和塑造纪念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可以为当代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郑晓辰[7]（2020）在《当代文学视角下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研究》文中认为《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创刊于1949年3月,是省级党报纯文学副刊。本文在当代文学的视角下,对《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的文本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探究其在众多报纸文艺副刊中独特的办刊风格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构成。正文第一章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党报属性与坚持文学性的两个方面分析了其相对独立的文学立场和独具特色的办刊风格。第二章梳理了“荷花淀派”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探讨了孙犁的编辑工作对“荷花淀派”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三章通过回顾“十七年”时期天津工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培养工人作家方面的做法和经验。第四章通过对《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津味”小说的量化统计和文本分析,阐述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刊发的“津味”小说的特点以及为“津味”文学的推广和发扬做出的重要贡献。《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传承和发扬着孙犁等老一辈创刊人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扶植新人”的办刊理念,70年来在这块“苗圃”上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天津地域文学的繁荣发展,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格。
乔傲龙[8]（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认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薛义忠,张金锁[9]（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以延安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延安大学是由毛泽东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开始。延安大学的办学实践,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高等教育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办学定位;确立了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确立了学用一致的办学理念;确立了民主办学的治校思想;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
邓海燕[10]（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研究表明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二、关于召开毛泽东领导思想研讨会的征文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召开毛泽东领导思想研讨会的征文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1980年代文学期刊中的“文化寻根”诗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文化寻根”前驳杂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开放的文学空间与重要的政治任务 |
| 一、文学报刊承载包容繁复之声 |
| 二、新时期初期诗坛现实要求――以建设“四化”为根本 |
| 第二节 关于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 |
| 一、修复传统遭遇“崛起论”的现代狂欢——挑战与契机 |
| 二、杨炼的现代史诗初萌动――文学报刊的新选择 |
| 第二章 寻根探索:现代史诗对地方特定文化群体的启发 |
| 第一节 “新边塞诗派”的崛起 |
| 一、特定属性刊物对民族政策的响应造势 |
| 二、青年诗人对民族传统的现代创新 |
| 第二节 地方文学刊物向传统文化寻根的初靠拢 |
| 一、挖掘民族特色文化与扶持青年诗作者 |
| 二、《滇池》与三大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 |
| 第三章 清除精神污染下的“文化寻根”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压力和推动力 |
| 一、“清污”运动的政治任务、文艺指向 |
| 二、地方文学刊物的回响——在具体实践中复魅传统文化 |
| 第二节 关于新时期人道主义、人性论再解释 |
| 一、一场与政治相关的人道主义论战 |
| 二、被点名批评的“雪野诗派” |
| 第四章 地域性寻根诗群的快速喷涌与落潮 |
| 第一节 1984、1985年的报刊气候 |
| 第二节 “红土诗派”与“百越境界” |
| 第三节 “东海诗群”与“黄河诗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资料概况及学理视点 |
| (一)资料概况 |
| (二)学理视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与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依据 |
| (一)中国祭祀传统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二)马克思符号在中国的初始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实践依据 |
| (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 |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程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五四运动至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四)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形式与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主要形式 |
| (一)文本纪念 |
| (二)会议纪念 |
| (三)图像纪念 |
| (四)命名纪念 |
| (五)其他形式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基本特征 |
| (一)明显的社会化趋势 |
| (二)强烈的现实取向 |
| (三)鲜明的学习导向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史意义 |
| (一)塑造马克思形象,增进民众认知与记忆 |
| (二)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 |
|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推进党的建设 |
| (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当代价值 |
| (一)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二)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 (四)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 学术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人民日报》“三八”妇女节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三八”妇女节的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研究 |
| (四) 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研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二) 相关说明 |
| 四、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二)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三)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的“三八”纪念活动的条件 |
| 一、国内条件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的政治基础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的社会文化基础 |
| 二、国际条件 |
| (一)近现代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 |
| (二)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苏联的影响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 |
| 一、作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动员的“三八”纪念 |
| (一) 确立和肯定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
| (二) 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生产建设 |
| (三) 鼓励妇女积极参与“三反”“五反”运动 |
| (四) 加强国际民主妇女的团结 |
| 二、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三八”纪念 |
| (一) 教育广大妇女群众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 |
| (二) 宣传前线女战士英勇斗争的事迹 |
| (三) 调动后方妇女积极生产的热情 |
| 三、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动员的“三八”纪念 |
| (一) 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动妇女进行生产建设 |
| (二) 融入国际妇女运动,促进妇女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
| (三) 清扫封建婚姻遗毒,提高妇女解放发展程度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重要方式 |
| 一、会议纪念 |
| (一) 党和政府领导开展的纪念大会 |
| (二) 群众自发开展的纪念大会 |
| (三) 座谈会、招待会 |
| (四) “三八”纪念筹委会 |
| 二、文本纪念 |
| (一) 发表指示、通告、口号 |
| (二) 开辟专栏、专刊,发表社论、纪念文章、介绍性文章 |
| (三) 致敬电、贺电 |
| (四) 报道妇女群众来信,激励广大妇女 |
| (五)发表大会讲话、广播讲话和谈话 |
| 三、行为纪念 |
| (一) 文艺活动 |
| (二) 教育学习、示威游行 |
| (三) 举办展览会 |
| (四) 表彰劳动妇女模范 |
| 四、实体纪念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鲜明特点和历史功能 |
| 一、“三八”纪念的鲜明特点 |
| (一)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纪念活动,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 |
| (二)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 |
| (三) 利用妇联发挥组织和动员作用 |
| (四) 受苏联妇女运动和“三八”纪念影响较大 |
| 二、“三八”纪念的历史功能 |
| (一) 成为党的妇女理论政策解读和践行的有效手段 |
| (二) 成为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载体 |
| (三) 成为传承纪念传统与塑造纪念文化的模范典型 |
| (四) 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有力凭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 |
| (一)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 |
| (二) 优化完善相关制度法规为“三八”纪念活动的开展营造有利条件 |
| (三) 把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与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联合起来推进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的现实启示 |
| (一)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妇联等妇女组织的作用,健全纪念制度体系 |
| (二) 关注妇女自身发展需求,增加人文关怀 |
| (三) 发掘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完善创新纪念形式 |
| (四) 发挥妇女主体意识,提高自身素质 |
| (五) 借助纪念活动融入世界,加强国际交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当代文学视角下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缘起 |
| 研究现状 |
|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独树一帜的党报文艺副刊 |
| 一、报纸文艺副刊概述 |
| 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党报属性与文学独立性间的平衡 |
| (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创立 |
| (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作为党报文艺副刊的政治属性 |
| (三)《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相对独立的文学立场 |
| 第二章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荷花淀派”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孙犁文学创作风格魅力的感召 |
| 二、孙犁的编辑工作对“荷花淀派”的影响 |
| 三、“荷花淀派”的发展与分化 |
| 第三章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天津工人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新中国工人文学兴起的背景 |
| 二、天津工人文学发展的基础 |
| 三、《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对工人作家的培养 |
| (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对工人文学的积极倡导 |
| (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通过“线上”互动指导工人写作 |
| (三)《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利用“线下”交流培养工人作家 |
| 四、“工人的文学” |
| 第四章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津味”文学的坚守与拓展 |
| 一、“津味”小说的刊载与坚守 |
| (一)初次刊载 |
| (二)津味小说联展(1994 年——1995 年) |
| (三)津味小说撷英(2002 年——2003 年) |
| (四)津味小说巡展(2005 年——2006 年) |
| (五)津味小说甲午年赛(2014 年——2015 年) |
| 二、“津味”小说的新质 |
| (一)由“旧天津”到“新天津” |
| (二)天津地域文化性格的深入发掘 |
| (三)叙事手法的丰富和多元化 |
| 三、《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天津地域群众性文学活动的开展 |
| (一)提升广大群众的文学普遍参与度 |
| (二)重视区县文学的发展 |
| (三)从“工人文艺小组”到新时期“文学讲习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以延安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确立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 |
| 三、确立高等教育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办学定位 |
| 四、确立“德才兼备”的培养目标 |
| 五、确立学用一致的办学理念 |
| 六、确立民主办学的治校思想 |
| 七、确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 |
（10）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关于召开毛泽东领导思想研讨会的征文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1980年代文学期刊中的“文化寻根”诗群研究[D]. 黄凡. 河南大学, 2020(02)
- [4]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5]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D]. 张树重.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开展“三八”纪念活动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D]. 边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当代文学视角下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研究[D]. 郑晓辰.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8]《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以延安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例[J]. 薛义忠,张金锁.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9(05)
- [10]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