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第10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丁斯甘[1]（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指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孙舒[3]（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提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徐长生[4]（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提出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余英[5]（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余聪[6]（2019）在《观音题材宝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观音题材宝卷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文学与宗教宝卷,本生与应身故事宝卷等。观音题材宝卷在命名、形制上都有一定的特色,宝卷序言及俗曲则提供了了解宝卷版本、明清俗曲发展新的视角。宝卷叙事上遵循一定的程式结构,总体分为三大叙事类型:地狱叙事构建奇幻诡谲的异质空间,通过地狱恐怖劝人向善;家庭叙事关注家庭内部关系,描写了家庭内部修道与伦理的矛盾及其消解;时事叙事关注时事,提出解决措施,注重社会稳定。本生故事中妙善公主坚心修行,应身故事中观音随类化现,承担着启悟者、指引者、救度者的角色。宝卷中的观音信仰复杂,南海观音保留了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拔苦与乐的核心义理,同时融合了其他观音信仰成为主流。民众信仰活动则围绕“家庭-庙宇-普陀山”三重信仰空间展开,仪式丰富,信仰的内容更注重实用。宝卷的功能丰富,观音题材宝卷是民众社会道德的教科书,通过“法戒并陈”的方式指引人们构建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的社会。同时,以《香山宝卷》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修行宝卷为女性提供了解脱的“新”出路。宝卷中的禅宗语句、方言语词、熟语歇后语、民俗事项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是一座重要的宝库。
邵光普[7]（2019）在《胶海关研究补正》文中研究表明胶海关是近代中国政府设置在外国在华租借地的第一个租借地海关。学界对胶海关档案文献的整理与胶海关运行机制的专题研究已取得开拓性成果,但存在档案文献编纂错误、基本史实认知不准确的问题。对胶海关已有研究成果中普遍存在的历史认知错误及史料整理错误进行梳理、溯源、补正,不仅可以廓清学界对胶海关的认知,还可以发现错误存在的规律性因素,为其它历史研究提供借鉴。胶海关全宗档案的公开利用与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刊行为胶海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收集、整理胶海关资料,旨在准确地使用真实的史料,以充分实现历史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价值。在充分占有胶海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胶海关研究补正工作,提升胶海关研究质量。新开掘的档案文献与已有史料的结合运用使得历史研究质量更上一层楼。
张立恩[8]（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苗怀明[9]（2016）在《宝卷文献研究述略》文中研究表明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可以将宝卷文献的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即二十世纪上半期、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前十多年间。不同历史时期在宝卷文献新发现、目录索引编制、作品整理、文献资料的汇编及研究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过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宝卷文献研究已初具规模,为宝卷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陈安梅[10]（2016）在《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文中认为中国说唱文学,也叫讲唱文学,是说唱艺术的文学底本。根据《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曲艺通史》以及其他相关的中国说唱文学资料说明,唐代变文,宋元时期的说话伎艺,包括讲史和平话,说经和商谜,金代的诸宫调等等,明代的弹词、说唱词话、鼓词、宝卷和道情等,清代的评话与评书、时调小曲,民国时期的弹词与评话等都从属于说唱文学这一类别。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上,对说唱文学的历史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这与说唱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口耳传承的特点,致使文本的文字留存较少,没有足够重视的资源有关,也与其通俗性的特点有关。所以中国古代开始长期不重视说唱文学,官方基本不收藏,唐代以前保存的说唱文学资料很少。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因为文化观念差异,从唐代以来有一种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官方和私人重视收藏各种资料,所以日本收藏了不少中国说唱文学资料。现代很多着名的说唱文学文本,实际上都是近代以来从日本“回流”或者又传播回中国。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等都是在日本发现,终于辗转传回中国。如果没有找到并传回来这些作品,那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说唱文学史等都会有些缺憾。十九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欧洲文学界的思潮和文学史观被介绍到日本,对日本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研究界里,以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1912年）为首,产生了中国通俗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王国维发表了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名着《宋元戏曲史》（1915）之后,日本的汉学研究界马上做出了反映,盐谷温发表了戏剧、小说研究史上的名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8）。在中国本土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俗文学资料,开始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对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日本的专家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说唱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影响和带动了新一辈学者。在老一辈和新一代日本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整理和研究进入了新的一个历史时期。传播作为文献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献传播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涉及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指的是文献传播。其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收藏、翻译、出版、研究文章以及改编为戏剧影视等内容。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当今社会,通过多侧面、多视角的探索和审视,较完整、系统地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问题,引导人们掌握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情况,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收藏和研究,故本文主要对变文、说经讲史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诸宫调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宝卷、弹词、木鱼书、鼓词、子弟书、平话和拟话本“三言二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文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明确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分析国内和日本的研究现状,明了研究意义。概括和总结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第二章主要论述变文在日本的传播概况。在“敦煌变文的传播主体”章节中分析了探险队、记者和学者作为敦煌变文的主要传播载体的作用。在“敦煌变文在日本的研究”章节中对狩野直喜等老一辈和荒见泰史等新一代学者的变文研究做了一个梳理。在“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部分中,主要从《目连记变文》和《王昭君变文》与日本的变文故事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第三章主要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日本宽保3年（1743）年高山寺普贤院主持照谷在曝晒书籍时发现了海内外孤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两部作品历经周折后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和茶之水图书馆所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影印本、排印本、手抄本和各专家学者的论文着作,还出现了由太田辰夫和志村良治翻译的日译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志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发掘出了《刘知远诸宫调》残本。狩野直喜第一次把这一文献公之于众,并断言“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从而启示了研究的方向。青木正儿对这一文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于1932年在《支那学》六卷二期上发表了《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比较全面地探索了这一诸宫调的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田中谦二的指导下,高桥繁树等负责完成了日本学界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集大成研究着作--《<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研究》。《天宝遗事诸宫调》在日本的研究没有像前两部作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所以至今的研究尚处于荒芜地带。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日本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的状况。中国宝卷的由于日本学界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起步时间相对较晚,适值中日两国关系经历坎坷,曾经影响文化交往。所以中国学术界对宝卷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还缺少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本文从“日本二战前后的宝卷搜集、整理和研究”“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研究与整理”和“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对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出日本收藏和研究宝卷的特点。通过分析中日宝卷研究格局的差异,给国内宝卷研究提供新的启迪和帮助。第六章主要论述弹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弹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辞书中,是在1912年（大正元年）由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中,而在日本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沧田淳之助的“弹词考”一文。本文从研究、收藏、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方面主要介绍了苏州弹词和日本的交流情况。第七章主要归纳了日本收藏木鱼书的情况。木鱼书作为粤方言诗赞系学唱文学,底子里是更加重视节奏感的,因此从伴奏乐器的构成这一基本判断标准来说,木鱼书并不能算是“弹词”之一种①。根据这一观点,本文把木鱼书和弹词分开另做一章进行论述。老一辈和新一代学者的努力是促进木鱼书收藏和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木鱼书在日本的公私收藏情况是本文的重点。第八章主要对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由于受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手段的限制,此部分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整理。第九章对平话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平话亦称作评话,流传在世的作品很多。本文除了介绍日本对话本小说的基本收藏情况之外,主要通过对《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作品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得出其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第十章通过以上八章分析掌握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概括出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从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日本学者的游学等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学者藏书的售卖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学者的努力、政府财力的支持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说唱文学东传日本的主要特点及其促进其传播的几个重要因素。第十一章列举了还未引起日本学者重视的唱本、时调小曲、莲花落等其他说唱文学样式的收藏情况。
二、2001年第10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第10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因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应时而生的《外交评论》 |
| 第一节 创办背景 |
| 第二节 办刊宗旨 |
| 第三节 编辑发行 |
| 第四节 办刊栏目和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 |
| 第一节 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 |
| 第二节 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 |
| 第三章 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 |
| 第一节 增强国家实力 |
| 第二节 整理外交机能 |
| 第三节 重视文化外交 |
| 第四章 介述与解析法西斯主义 |
| 第一节 何为法西斯主义 |
| 第二节 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评价 |
| 第三节 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之实质 |
| 第四节 引发战争是独裁统治之趋势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 |
| 第一节 应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 |
| 第二节 争取国际盟友 |
| 第三节 积极推介国联 |
| 第四节 对国联外交从“希望到失望”的无奈应答 |
| 第六章 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 |
| 第一节 揭露日本外交野心 |
| 第二节 批评对日外交“措置欠当” |
| 第三节 建议对日外交的几种方案 |
| 第四节 “敌乎?友乎?”传递中日外交新宣示 |
| 第七章 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 |
| 第一节 废约进程的戛然变奏 |
| 第二节 条约特权的重点关注 |
| 第三节 修废方式的理性思考 |
| 第四节 修废主张的特点、影响及局限 |
| 第八章 对《外交评论》的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的特点 |
| 第二节 作用与影响 |
| 第三节 局限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1932-1937 年《外交评论》目录列表 |
| 后记 |
（6）观音题材宝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观音题材宝卷概述 |
| 第一节 观音题材宝卷分类 |
| 第二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体制 |
| 第二章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事特色 |
| 第一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述结构及手法 |
| 第二节 观音题材宝卷的叙事类型 |
| 第三章 神圣与世俗——宝卷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一节 本生故事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二节 应身故事中的观音形象 |
| 第三节 宝卷图像中的观音 |
| 第四章 宝卷中的观音信仰与信仰活动 |
| 第一节 宝卷中的观音信仰 |
| 第二节 宝卷中民众观音信仰空间及信仰活动 |
| 第五章 观音题材宝卷的功能 |
| 第一节 提供道德规劝 |
| 第二节 指引女性修行 |
| 第三节 保存文化民俗资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经眼观音题材宝卷 |
| 附录二 数本观音题材宝卷地狱图景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7）胶海关研究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胶海关历史文献综述 |
| (一)胶海关档案馆藏概述 |
| (二)胶海关档案文献述评 |
| (三)胶海关主要研究机构与研究力量 |
| 二、胶海关研究成果补正 |
| (一)胶海关开关时间考 |
| (二)胶海关中英文名称考 |
| (三)胶海关税务司中文姓名考 |
| (四)胶海关历任监督姓名及任职时间考 |
| (五)胶海关二成关税始末考 |
| 三、胶海关档案文献补正——以《续立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附件》为例 |
| (一)《中外旧约章补编(清朝)》《东方杂志》与《中外日报》 |
| (二)《中外旧约章汇编》与中国近代海关内部出版物 |
| (三)《清季外交史料》 |
| (四)胶海关全宗文书档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9）宝卷文献研究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二十世纪上半期宝卷文献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宝卷文献研究 |
|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宝卷文献研究 |
| 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宝卷文献研究 |
| 五、二十一世纪前十多年间的宝卷文献研究 |
（10）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传播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 |
| 第二章 变文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传播主体 |
| 第二节 变文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三节 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三章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发现 |
| 第二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日译本 |
| 第四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取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研究 |
| 第四章 诸宫调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刘知远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五章 宝卷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二战前后日本对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 第二节 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
| 第三节 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 |
| 第四节 日本的宝卷收藏与研究路径及其特点 |
| 第五节 中日宝卷研究格局差异与启迪 |
| 附录: 日本所藏宝卷一览表 |
| 第六章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弹词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弹词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舞台媒介等方式的传播 |
| 第四节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七章 木鱼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收藏 |
| 第八章 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鼓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与研究 |
| 第九章 平话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话本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二节 《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在日本 |
| 第三节 《全相平话五种》在日本 |
| 第四节 “三言二拍”在日本 |
| 第五节 平话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 |
| 第十章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一节 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与说唱文学资料东传日本 |
| 第二节 二战前后日本学者的游学、留学、旅行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
| 第三节 学者藏书的售卖、捐赠、文库的建立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 |
| 第四节 学者的努力和政府财力的支持 |
| 第十一章 其他说唱文学样式在日本的收藏 |
| 一、时调小曲 |
| 二、唱本 |
| 三、相声 |
| 四、莲花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表 |
四、2001年第10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6]观音题材宝卷研究[D]. 余聪. 暨南大学, 2019(02)
- [7]胶海关研究补正[D]. 邵光普. 青岛大学, 2019(02)
- [8]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宝卷文献研究述略[J]. 苗怀明.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 2016(00)
- [10]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D]. 陈安梅. 扬州大学, 2016(12)
标签：外交评论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论文; 案件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