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陆续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唐浩[1](2021)在《明代地方志孝行传书写研究》文中认为
胡超[2](2021)在《明代川黔交界地区"投夷"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刘雨佳[3](2021)在《从义庄到族会:上海家族组织的变迁》文中认为
黎荣昇[4](2021)在《明清时期广东太平关及其商品流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陈永萍[5](2021)在《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与黔东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为经营西南,在今贵州地区大刀阔斧进行整治,永乐十一年(1413),对思州、思南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并在贵阳设立布政使司,标志贵州省的建立,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使得黔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政治上,废土司设流官,置府州县,由原来土司专制的一元社会向中央王朝统治社会转变;人口上,明代连续大规模的移民,大量汉族迁入黔东,人口增加,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影响、融合,至清中叶汉族比重已超过当地少数民族;农业上,明朝施行军屯、民屯带来大量人口和先进的农耕技术,水利设施的陆续建设,使得贵州成片荒土得到开垦、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商业上,贵州本地丰富的矿产及木材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贵州安居就业,同时水陆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城乡集市的兴起带动了贵州商业贸易,在贵州形成各具特色的商业圈;文化教育上,明代贵州设司、府、州、县、卫等各级儒家官学,兴办书院、社学、义学等,开科取士,出现了“科举家族”和人才中心区域,阳明心学广泛传播,培养了大批心学后起,在全国形成了重大影响力,同时,佛教、道教在贵州大力传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寺庙、道观数量及传播范围大大提高,社会习俗改变,与中原趋同。明代黔东通过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儒释道文化等,这样持续、广泛的汉文化传播,使黔东处在大一统王朝治下,促进了黔东地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奠定了贵州的社会基础,使西南边疆与内地呈现一体化发展。
石风吕贵一[6](2020)在《明代地方公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公廨(衙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礼制文化的象征,也是地方政治关键所在,历代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建筑格局与其行政功能,由于明朝的大规模公廨兴建而推广建筑礼制文化,公廨文化遂普遍全国,从而形成了“明清衙署”的基本特征,清代大部分沿袭明代的建筑模式。虽现存建筑遗址实例屈指可数,但对建筑史来看,明清两代公廨建筑形制、艺术表现,甚至清代公廨文化等研究成果还不计其数,反而可看出被“建筑史”束缚的研究现状,尚未存在专门明代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系统的认知。故本文广泛采用史书、方志、文人笔记、文艺作品等多方面史料,并试图将历史研究及文学研究的长处相结合,从而深入的探讨公廨对明朝政治带来的影响及政治结果。通过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后可知,明代公廨演变十分反映着明朝政治动态。明代公廨演变同样公廨十分反应明朝的政治动态,也是明太祖彰显权威与国家合法性的至关重要点,及地方政府清官,都对明朝治国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地方官员腐朽渐甚,国家思想僵化,公廨具有的“政治性”“精神性”很快就失去了灵活性。在地方上级、同僚、下级部门的公廨扩展,独立相隔,导致了地方正官的实权减弱。自明中期,重商主义与“心学”带来的自由开放的风气,明朝确立“一清如水”的理想形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明朝多次进行建筑政治改革也未能实现根本性的解决,且全球进入寒冷期,灾害频繁发生,以文化钳制为目的的毁掉淫祠、书院,都只加给了百姓沉重的劳役负担,引起怨嗟。因此明代地方官员对营缮活动十分慎重,为了避免上司对自己不好评价,尽量回避起兴工程。同时,明朝经常遇到内患外寇,官僚机构逐渐名存实亡,地方正官不得不靠民间力量而维持公廨秩序,民人进入官场已为常态,故至晚明,“从官至民”的政治趋势已然明显。晚明及清代小说中官员贪婪、皂隶打死罪囚、典史以武压制民人、门子倚宠等讽刺腐败现象的描述明显增多。由此可见,明代公廨内部的矛盾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包括地方公廨内蔓延者的颓废风气。综上所述,明代公廨因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直接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动态。明太祖提倡的肃贫政策,清廉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均已不符现实。但在公廨内外一直存在“祖宗之法”的管束,凝固不变的封建思想,难以改变治国理念。因此作为“宫阙之末”,明代公廨为了维护治国理念,成了显示威力、文化钳制、束缚官员的工具,凸显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限性。
周辰[7](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丁朋[8](2020)在《英山城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英山县位于大别山区,鄂、皖两省交界处,现隶属于黄冈市。英山县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梳理英山城变迁的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为英山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南宋末年,英山设县,至今已有750余年的历史。英山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足,气候温暖,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温泉镇是全县的政治中心,交通便利,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自建县以来,温泉镇便一直是县治所在地。历史时期,英山县人口流动频繁。大量外来人口迁入,既促进了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对英山县风俗习惯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山县城墙始建于元初,最初只是土墙。土墙倾圮后,明代中期才重新筑城。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内建筑逐渐增多,城区平面格局基本完善。清代英山城形成了以县署为中心,学宫、城隍庙、文昌宫等为补充的城市平面格局。历史时期,英山城人口数量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波动,但是,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长期以来,英山县的农业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经济作物种植。但是,由于地理条件较差和生产技术落后,所以,粮食产量不高。长期以来,英山城的手工业较为落后,商业仅仅在抗战时期有过短暂繁荣。受制于落后的经济,英山城的教育事业也不发达,不过仍然有所发展。明清时期,英山城的县学、书院从无到有,缓慢发展,为英山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英山县最流行的宗教是佛教,其次是道教。近代也有天主教,但是影响很小。英山县的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夯实了英山县的文化底蕴。英山县解放后,英山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英山城发展尤为迅速,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科教文卫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城市规划较晚,县城又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一次整体搬迁,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城市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我们要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科学地开发旅游资源,促进英山城又好又快地发展。
徐成[9](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韩术[10](2020)在《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江南地区基础教育发达,并有着重要成就。自明初洪武八年明太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初设社学,直至晚明社学仍有存遗,可以说明代社学建设持续之久。在这个期间内,明代社学设置的目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社学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教化的教育机构下设于地方;随着明朝统治时期的更迭,创办社学的主动权也从国家到社会之间各个等级逐渐下移,明中叶,社学成为了地方理学精英兴建个人理想,公私性质参半的地方教育组织;明末,社学的创办交由地方民众,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性综合机构。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体现尤为深刻,明代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乡约组织以及民间信仰等地方力量强大,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构十分完备。这样使得江南地区的社学在建立运行过程中,官僚、士绅、庶民群体等地方社会势力相继渗透其中。同样,江南地区的社学介于这种国家—社会的二元组织的核心地带,使其表现出了国家和地方精英推行文教、开展儒学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的效应。因此对江南地区的社学开展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明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进行考察,主要依据《明史》、《明实录》、《明会典》、《明会要》等文献史料,并通过明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志、碑刻、明人文集等各种明代史料进行摘录、整理,分析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论述江南社学在地方社会影响下是如何发展和运行的,以求展现出明代江南地区社学的整体面貌,并探求江南地区社学对明代江南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
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陆续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陆续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与黔东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问题缘由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与黔东制度变迁 |
第一节 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 |
一、思州地理沿革 |
二、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原因 |
三、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过程 |
第二节 地方权力结构变动 |
一、从间接到直接的政治地位 |
二、从习惯法到国家法 |
第二章 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与黔东经济变迁 |
第一节 改土归流后黔东农业发展 |
一、土地开垦面积增加 |
二、水利设施增多 |
三、农业产量提高 |
第二节 改土归流后黔东地方商业圈逐步形成 |
一、商品运输网道流通 |
二、种植经济作物 |
三、城镇市场萌芽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黔东工业发展 |
一、汞矿业加快发展 |
二、木材业兴盛 |
第三章 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与黔东文化教育变迁 |
第一节 改土归流后黔东儒学及科举发展 |
一、推广各级儒学 |
二、科举应试 |
三、儒家区域文化形成 |
第二节 改土归流后黔东宗教传播 |
一、佛教广泛传播 |
二、道教发展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黔东社会习俗嬗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历史文献 |
(二)专着 |
(三)期刊 |
(四)硕博论文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明代地方公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0.1.1 公廨建筑史研究 |
0.1.2 地方公廨与明朝政治研究 |
0.1.3 地方公廨文化思想研究 |
第二节 创新之处 |
第三节 思路方法 |
第一章 明代公廨的形成来源 |
第一节 “公廨”称谓的来源 |
第二节 明代以前公廨沿革 |
1.2.1 汉代 |
1.2.2 唐宋元代 |
第二章 明代建筑政策及公廨建筑 |
第一节 明初建筑政策 |
第二节 明中期建筑政策 |
第三节 明晚期建筑政策 |
第三章 明代公廨建筑格局与功能 |
第一节 建筑格局 |
第二节 建筑功能 |
3.2.1 旌表戒箴之所 |
3.2.2 吏攒办事之所 |
3.2.3 治事之所 |
3.2.4 宴息之所 |
3.2.5 祭祀之所 |
第三节 等级秩序与建造公廨的意义等级意识 |
第四章 明代地方公廨与国家治理 |
第一节 营缮的法律根据与资源来源 |
第二节 机构演变与地方政府权力均衡变动 |
4.2.1 上司 |
4.2.2 同僚、部下 |
第三节 明中期灾害与公廨营缮活动频繁 |
第四节 晚明财政危机与明代公廨衰颓 |
第五节 明代公廨对文化钳制的局限性 |
第五章 明代公廨的社会空间与精神世界 |
第一节 官员临政思想与理想形态 |
第二节 官员阶层社会与生活交流 |
5.2.1 上司 |
5.2.2 同僚、乡绅、客人 |
5.2.3 吏役、百姓 |
第三节 官民交流的现实与国家命运 |
结语 |
附表1《明实录》中进行裁革冗员表 |
附表2《明实录》中因战争贼寇等烧毁公廨事件表 |
附表3《明实录》中因天灾损毁公廨事件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小结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小结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英山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现状 |
1.2.1 有关英山县的史料状况 |
1.2.2 有关英山县的研究现状 |
1.3 理论和方法 |
1.4 研究意义 |
1.5 创新和不足 |
第2章 英山城的兴起 |
2.1 英山县建置沿革 |
2.2 英山城居民 |
2.2.1 历史概况 |
2.2.2 风俗习惯 |
2.3 英山城兴起的地理条件 |
2.3.1 自然地理条件 |
2.3.2 人文地理条件 |
2.4 英山城的建立 |
2.4.1 英山县的设置 |
2.4.2 英山城的建立及城址迁移始末 |
第3章 英山城的演变 |
3.1 英山城空间形态演变 |
3.1.1 英山城城墙的演变 |
3.1.2 英山城平面格局的演变 |
3.2 英山城人口变化 |
3.2.1 明代以前英山县人口 |
3.2.2 清代英山县人口 |
3.2.3 民国时期英山县人口 |
3.2.4 明、清、民国时期英山城的人口 |
3.3 英山城经济发展 |
3.3.1 农业 |
3.3.2 手工业 |
3.3.3 商业 |
3.4 英山城文化发展 |
3.4.1 学校和教育 |
3.4.2 宗教信仰 |
3.4.3 历史文化名人 |
第4章 英山城的发展 |
4.1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山城的发展 |
4.1.1 英山县发展概况 |
4.1.2 英山城的发展概况 |
4.2 英山城保护和发展建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目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9)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附: 史儒考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现状回顾 |
(一) 社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二) 社学研究主要集中的几个问题 |
三、 研究内容与基本史料 |
第一章 古代社学的演变 |
第一节 唐宋时期社学的萌发 |
一、 何谓“社学” |
二、 唐宋时期的社学 |
第二节 元明时期社学体系的形成 |
一、 元代社学 |
二、 明代社学 |
第二章 明代江南地区社学的时空分布 |
第一节 “江南”的地域范围 |
第二节 江南社学的空间分布 |
第三节 江南社学时间演变 |
第三章 地方社会群体与明代江南社学 |
第一节 明初江南社学的创建 |
一、 地方官员的兴建 |
二、 社学的实际困境 |
第二节 明中叶江南社学的兴盛 |
一、 理学精英的主导 |
二、 “毁淫祠、兴社学” |
第三节 晚明江南社学的变奏 |
一、 “富民”的介入 |
二、 社学的后续变迁 |
第四章 明代江南社学的运行机制 |
第一节 社学教师的选聘 |
一、 社学教师的选聘标准 |
二、 社学教师的薪酬的状况 |
三、 社学教师的考核与出路 |
第二节 社学学生的招收与教育 |
一、 招生范围与资格 |
二、 “文艺”与“技礼”的社会分层教育 |
第三节 社学资金的运行与管理 |
一、 社学资金的来源 |
二、 社学资金的分配 |
第五章 明代社学与江南地方社会秩序 |
第一节 社学与明代江南地方教育 |
一、 明代江南地区三级教育结构的形成 |
二、 社学在江南地方学校系统中的位相 |
第二节 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社学 |
一、 江南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 |
二、 社学于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第三节 社学与江南地方社会教化 |
一、 “以礼化俗、教化为先” |
二、 民间信仰的管控 |
结语 |
附录 |
附录 一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修缮者一览表 |
附录 二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建立者一览表 |
附录 三明代江南地区社学校舍来源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陆续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地方志孝行传书写研究[D]. 唐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明代川黔交界地区"投夷"现象研究[D]. 胡超.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3]从义庄到族会:上海家族组织的变迁[D]. 刘雨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4]明清时期广东太平关及其商品流通研究[D]. 黎荣昇.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21
- [5]明代思州土司改土归流与黔东社会变迁研究[D]. 陈永萍.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6]明代地方公廨研究[D]. 石风吕贵一. 河南大学, 2020(02)
- [7]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8]英山城变迁研究[D]. 丁朋. 湘潭大学, 2020(02)
- [9]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10]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D]. 韩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