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企业内部审计组织的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梁春程[1]（2019）在《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行政检察作为一项法律监督制度,在填补和整合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立足于检察机关的宪制地位,从法律监督的逻辑体系和发展前瞻角度重新认识。论文从行政法制监督的角度出发对行政检察的历史发展、制度现状、法理依据、时代背景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的设置、运行及衔接配套的完整机制。行政检察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予以督促纠正的法律监督活动,其属于行政法制监督,以维护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根本目标,以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为主要目的,其基本体系包括行政执法检察、行政强制措施检察、抽象行政行政检察、“两法衔接”和行政公益诉讼等制度。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革除原有体制机制弊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深化国家机构改革,建立国家监察机关,重组司法行政部门,整合反腐败和行政法制力量,强化对公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法治领域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传统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尚不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限定在特定的具体公益保护领域,且监督方式单一,国家监察制度主要着眼于公职人员的廉政监督,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上配套衔接不足,探索完善行政检察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行政检察兼具法律监督和司法监督的属性。《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以及中央和地方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行政检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撑、实定法依据。分权制衡、法理监督、监督行政等理论为行政检察提供了法理基础。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通过参与“两法衔接”、督促起诉、行政执法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展开监督,探索创新线索发现、审查处理、保障监督等工作机制,不仅督促纠正具体行政行为,还督促纠正抽象行政行为,为行政检察积累了有益的工作经验。但直接依据不充足、对象范围不清晰、方式程序不规范、责任后果不明确、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一直困扰行政检察工作的探索实践。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完善行政检察改革任务,应从权力决断能力和权力规训能力角度强化权力配置,遵循职权法定、公益优位、司法谦抑、检察一体、程序正当等原则。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中心,以《行政程序法》、《法律监督法》为支撑,以《警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部门法为着力点,以《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为连接,以《行政检察监督规则》为操作细则,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行政检察法律规范体系。其监督对象对事为主、对人为辅,监督范围上聚焦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与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领域,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主、抽象行政行为为辅,合法性为主,合理性为辅,恪守“履职中发现”的启动原则。在程序上,确立案件化办理方式,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受理审查、调查核实、建议处理、监督复核等一系列工作程序。行政检察的方式与效力应当与被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保持一致,采取检察建议、一类问题通报、诉前令状、“禁止令”、行政公益诉讼、支持公民起诉、检察意见等分层多种措施综合使用,并赋予不同的效力。由于行政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建议性监督权,其必须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监察权才能实现实体监督价值。完善行政检察制度,需要做好行政检察与人大法律监督、国家监察监督、法院诉讼监督、行政复议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的衔接,把握好权力边界,实现程序互通,在党权领导下建构内外结合、上下配套、纵横交错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
刘鑫[2]（2014）在《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传承了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思路,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式。我国的国有资产大致分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及经营性国有资产两大类。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是保证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的郑常运作所存在的国有资产。这部分资产主要的形成方式是政府采购,在使用中不断消耗折旧,不涉及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要求。而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涉及的国有资产就必须要求保值增值,为实现我国的整体战略经济目标服务,为国家积累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必须在市场的环境中依靠企业经营来达到。因此,采用何种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是否能够持续,进而影响到经营性国有资产能否实现保值和增值。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存在状况,从宏观层面上来说,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问题,我国的经济理论界从未停止过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主要分为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和后30年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1978年以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管理时代,那时的国有企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由于不存在外部市场,所有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营销活动,可以看做是国家企业集团这个大公司的一个加工车问。这种完全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建国初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为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批国有企业和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做出了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逐渐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变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手段。1978至今,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随着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而逐步演变,更加适应时代国有资产的发展规律。从最初的“政企分开”、“承包制”到十六大初次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构想,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二十多年中经历的多次起伏变化。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导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混乱的问题。2003年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推进到新的阶段。结束了以往多头管理、责权不分的问题。从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外向型性经济形态不断出现,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也不短提高。这些就是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释放的红利。虽然1978年至2013年间我国的国有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一些造成国有资产管理混乱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十六大首次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构想,但落实中偏重于在国有企业的微观层面以民资入股、国企改制的方式进行。虽然起到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国有资产贱卖、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十八大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问题时,更加注重宏观层面进行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混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资源分配。从而消除“国进民退”,“国企吃掉民企”的争议。让民营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国家资源的分配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监督。这就是本文提出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目的。“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管理模式设计上,强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是上级管理机关,而是代表国家进行出资的国家股东。而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不再是国资委的下属机构,完全听命于国资委,而是具有完整的现代企业治理机构,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的法人实体。这种设计从国有资产的根源上实现了混合所有制,让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从而整合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共同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章本从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研究意义入手,主要涉及国内外的相关文件综述,提出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同时提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不足。第二章涉及的问题是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相关基础概念,及国外相关的研究经验。主要涉及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企业管理及委托代理的相关理论,同时总结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经验。为研究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创新提供借鉴。第三章主要谈论我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剖析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分析现有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从而明确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创新的方向和目的。第四章分析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背景与优势。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国际化、信息化等方面阐述为什么要对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及现在进行改革有哪些有利的条件。第五章是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组建方案的分析。主要从基本理论、组建原则、适用的行业范围、组建方式和股权结构的形成和组建中的主要问题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六章以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管理控股公司的内部管理模式为分析对象,从功能界定、决策管理机构的组成、内部监管模式和内部控制的其他问题入手,阐明如何进行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内部管理。第七章是从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外部监管的角度,分析针对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国家审计制度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及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等问题。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哪些外部条件。第八章从行政体制配套的角度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需要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法制配套措施,同时也从股权平等的角度分析如何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互信。第九章是结论和展望。对于本文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应用前景及发展方向提出设想。
孟铂林[3]（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赵大伟[4]（2017）在《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论》文中提出公司治理向来受到公司法学者的高度重视,也是公司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关键在于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司监督机制,监事会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必设的监督机关,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改革就成为上市公司监督机制优化的重中之重。学界目前关于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的讨论存在研究视角局部化、解决方案碎片化的问题,尽管具体的改革建议有利于推动公司监督机制中个别监督问题的解决,但未能为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解决方案。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不同监督模式理解不够透彻的局限,也有对本土人文环境认识不深的禁锢,还有在既有的立法框架下对现有问题进行完善与修补的路径依赖,但更可能是个别现实法律问题的解决相对于系统化的改革方案更有可能被立法者接受。本文以公司监督机制问题和矛盾最为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试图以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主体制度、监督客体制度以及监督方式的改革为路径,系统化地提出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方案,为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建立良好公司治理、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有益尝试。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之所以需要进行改革,是因为2005年的公司法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监事会的监督能力,但改革并不彻底。为此,学者们展开了理论批判,总结起来大家仍然认为我国公司立法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法律文本仍然比较粗糙,监督权利无法保证,与独立董事制度之间还存在重复监督、叠床架屋的问题,最终导致上市公司的监督虚化。为此就有必要根据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改革目标和功能定位,对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进行系统化改革。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应该以保护股东利益、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在允许上市公司自主选择监督模式、降低上市公司监督成本的基础上,在独立监督原则、专业监督原则、积极监督原则、有力监督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上市公司监事会主体制度改革强化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独立性,通过上市公司监事会客体制度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监督的精确性,通过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方式改革,使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更加具有专业性、展望性与合作性,进而补强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功能、职工参与功能和战略管理功能。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监事会的独立性问题。上市公司监事会主体制度改革就是要解决上市公司监事会缺少独立性的问题。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体系中,独立性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监事会的自身独立问题,一个是与独立董事的协调问题,在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自身独立性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上市公司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协调问题。两种监督机制并存、监督职权缺少精确区分甚至部分监督职权重叠、冲突大大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监督成本,本文主张在分别完善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公司立法的思路,允许上市公司在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之间进行自由选择,通过公司监督机关的单一化和监督职权的明晰化减少上市公司的监督成本;通过公司法文本竞争为各公司参与方提供最优的法律产品,进而减省各公司参与方的交易成本。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意思上均没有实现充分的独立,这具体表现在监事会及其组成人员对于其监督对象——董事会及其他公司高管——存在人身和财产上的依附,同时,上市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不完善,也使得控制股东或者大股东可以通过其代言人恣意控制、扭曲公司监督机关的意思,使公司监事机关成为大股东、控制股东不当利益合法化的平台。为此,在我国未来的公司立法改革中,应该从组织和意思两个方面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减少董事会对监事任免的影响力,使监事会的薪酬、财务支配等不受董事会及经理层的控制,完善监事会议事规则,通过完善的程序规定保证监事会的意思免受公司其他机关和个人的不当干预。上市公司监事会客体制度改革亦即如何保证上市公司监事会进行精确监督的问题。尽管在法理学中,有学者将法律对象与法律客体通用,但本文将监督对象与监督客体进行严格的区分,监督对象指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机关和个人,监督客体则是指监督对象所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对象的准确厘定是上市公司监事会客体制度变革的重要前提。首先,出于管理信任因素的考量,公司经理和其他公司高管应该由具有公司独立经营领导权的董事会进行监督,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对象仅为公司董事会。其次,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客体仅为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而非董事的职务行为,因为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行为可以涵盖董事的职务行为,相反,董事的职务行为却不能涵盖董事会的经营管理活动。同时,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应该同时包括适法性监督和妥当性监督,为此,作者呼吁我国未来《公司法》立法改革须对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对象和客体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并须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妥当性监督权和行使要件。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方式改革主要是关于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是上市公司监事会与董事会以何种方式共存、互动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欲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监督,其监督方式须进行全面调整:须由非专业监督向专业监督转变,实现财务监督和自我组织的专业化;须由回顾式监督向展望式监督转变,通过增设董事会报告义务增加监事会的监督信息供给,通过增设公司重大事项同意保留权强化监事会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力,通过增设监事会的风险控制监督义务使监事会与董事会共同防范公司经营风险;须由对立式监督向合作式监督转变,在充分尊重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独立领导权的基础上,通过增设监事会的协商权实现监事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明确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连带责任增强监事履行监督职责的敏感性,从而彻底扭转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无力的局面。
顾光[5]（2007）在《企业内部审计运作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审计功能的不断拓展与创新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社会共识。内部审计功能已从原有财务审计转向管理咨询与风险管理，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些年来，美国相继爆发的“安然”、“世通”等知名公司财务丑闻（称为“安然现象”）和我国银广夏、蓝田股份、郑百文等一系列证券市场上特大丑闻，无不说明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以及公司治理上存在问题，内部审计在实践中作用的发挥与人们对内部审计功能认识的深化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如何加强内部审计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的评估和改善已成为当今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简要介绍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综述国内外有关内部审计的研究文献，介绍本文的框架结构。第二章，在阐述内部审计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的三大关系，以阐明内部审计对现代企业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首先分析影响内部审计运作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内部审计的组织地位、内部审计部门管理、人力资源政策和内部审计文化，剖析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在运作环境的四大因素上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西方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提出了优化我国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的措施。第四章，在揭示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现行运作模式弊端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内部审计的发展趋势，重新构建以风险审计为导向，经营管理审计为重心的内部审计运作框架，并就新框架实施需要，对现行实施方式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对企业内部审计运作进行绩效评价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当前理论上提出的对内部审计绩效评价的两大主流方法并加以选择，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评价指标。本文的创新点及特色在于：（1）从保障内部审计运作有效性着手，研究我国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环境、运作模式和运作绩效评价。在运作环境的研究中，分析内部审计的组织设置、部门管理、人力资源政策和审计文化对运作的影响，指出它们是内部审计运作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力保障和动力保障；在运作模式的研究上，根据拓展的内部审计职能和目标，重构了以风险审计为导向，经营管理审计为重心，由业务流程审计、管理流程审计和风险流程审计相结合的三维立体的内部审计运作框架；在运作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中，从内部审计自身发展角度，提出对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进行评价的必要性，并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评价指标。（2）本文研究的企业内部审计三大问题，既单独成章，又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运作环境是保障内部审计运作有效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运作模式是保障内部审计运作有效的核心所在；运作绩效评价是保障内部审计运作有效的重要手段。
张涵之[6]（2017）在《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民主从最初的理想、口号、宣言和纲领走向真正的政治实践。中国创造性地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代议民主形式,并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从近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项具体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和效率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上的理想和优势还没有完全在实践中得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设想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细节规范、操作程序、合理性、公平性等一系列问题正日益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凸显出来,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本文结合工程学的原理提出“代议制度工程学”,试图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看作是由众多小的制度部件如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会议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并按照其内在价值和原则运行的集合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能,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的结构和组成部分并受到内在价值与工程规范的影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首先要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的内在价值和工程规范,在价值和规范的框架中发现其中不合理的结构和性能不良的部件,从而通过调整和优化结构、升级或重建部件,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整体制度工程的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以人大制度部件的具体细节和程序设计的角度,结合代议制度的一般规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问题,运用工程学、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来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问题和优化方案。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第一章,重点在于根据本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界定相关概念,并试图提出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一个自己的“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代议制度工程学”原理是指代议制度的运行效能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的结构和组成部件的性能,并受到制度体系内在价值与运行原则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中外代议制度的机构设置、职权与功能、运行原则和程序正义优先方面,阐述了代议制度工程的结构要素、制度部件、工程规范和内在价值,以期为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搭建一个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二至四章,重点在于结合实际案例,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部件,具体包括代表选举制度、代表履职制度、代表监督制度、代表罢免制度、会议提案制度、审议表决制度、发言质询与列席旁听制度、财政监督制度、人事监督制度和工作监督制度等的程序和细节进行分析。研究证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具体的制度部件均存在程序和细节设计上的缺失和不足,而这些缺失与不足,正日益消解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当性与民主性的制度设计初衷。甚至可以说,正是细节规范和程序设计上的缺失和不足,导致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想效能无法完全实现。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与结论,重点在于提出从细节和程序方面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优化的对策与方案。在借鉴大量制度创新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根据“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原理,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制度部件在程序和细节方面优化和完善的具体办法,以期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些许的理论借鉴。尽管本文作者深知,程序的正义并不必然带来制度的正义,即使完善了上述制度细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式民主”要真正运转起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梅士伟[7]（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袁晓川[8]（2016）在《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改革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全国政、学、商各界的普遍关注,形成了大批学术及实践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当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互动的研究视角,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演变过程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是传统公文制度向现代公文体制快速转型的阶段。通过移植、借鉴欧美政治制度元素,并结合中国民主共和体制的特色,中国传统公文制度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产生裂变与重组,“改题为奏”体现的是效率至上的公文理念,“副署诏旨之制”则诠释了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为现代公文制度奠定了基石,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公文体例则昭示着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北京政府在公文制度化及公文处理程序化方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法定公文程式的颁布与修订,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建设的外在表征。公文程式所规定公文的文种、署名盖印、记时编号和公布制度等,综合起来构成了国家政务运行的基本规范。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政权先后三次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并先后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公文程式》和《蒙藏公文程式》,初步建立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党政公文制度体系,通过公文符号所体现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形式上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中国各省包括蒙藏在内的行政区域的统治。抗战期间,为了适应战时行政系统的高效运作,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层面的《公文程式条例》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修订。公文程式作为民国时期法律规范,社会各界纷纷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解读,客观上推动了公文程式的现代化进程。公文程式变迁的背后,总是与政治制度的更迭关联。省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裁局设科”、“区署”制度的施行,以及战时党、政、军行政运作机制的调整,均带来了组织机构及其职权范围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各级行政机关问行文程式频繁变动。党政、军政、平行机构间常常因为行文秩序紊乱而发生争端,人民团体特别是商会,也时常因行文程式问题与行政机关产生论争。以程式确立规范、因程式而引发论争进而触发程式调整机制,几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公文用语、结构、分段标点等形式方面的转型,即创建新式公文,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在公文制度建设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央院部先后颁布《暂行公文革新办法》（1928年）《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1930年）《各部、会关于处理公文改良办法案审查总报告》（1933年）等公文改革文件,国民政府推进新式公文力度日渐加大,公文套语、称谓语所隐含的尊卑等级秩序意义逐步弱化,公文结构逐步规范、简化,标点符号在公文领域逐步推广,由此,公文的平等、效率等现代工具价值开始彰显。秩序与效率在公文处理当中常常难以兼顾。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从技术、制度两个层面入手加以解决。技术层面的措施包括：确定公文处理的等级次序、制定“不复文”标准、整理甄别调查统计表册、施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等。制度层面主要是推进分层负责制,强化“分层授权”,加快公文处理速度。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长期的努力与实践,建立比较完备的涵盖党、政、军、人民团体等多层体系的公文程式,尤其通过倡导语体文、使用标点符号、简化公文结构等措施,使得公文在形式呈现平民化、效率化等特点,与旧式公文有了“质”的区别。因此,从制度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建成了符合适应现代行政运作制度的新型公文体系。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公文运作过程中的非现代性因素,制度的科学与处理方式的守旧并存似乎是当时公文运作的普遍状态,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没有达成其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使命。这既与长期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官僚政治文化传统有关,更与该时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徐会超[9]（2019）在《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审计全覆盖”是新时代审计事业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要求。“审计全覆盖”既是政策与背景,又是目标与要求。要实现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情况审计全覆盖,需要国家审计机关、政府内部审计机构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但在人员数量不足、相关专业技能不够的情况下,需要向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机构购买审计服务。政府购买审计服务成为当前我国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凝聚审计力量、形成审计合力,整合审计资源、优化审计资源配置,从而构建各方审计力量共同参与的“大审计”格局。“审计全覆盖”不仅要求覆盖面要全,更要求提高审计质量,增强审计监督整体效能。政府购买审计服务横跨“政府”和“市场”,成为了沟通和连接国家审计、政府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桥梁和纽带,既有利于拓宽审计覆盖面,也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本文针对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国内外发展历程与现状、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购买审计服务的动因、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采购环节、实施审计服务过程中的职责划分与责任承担、风险防控与质量控制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丰富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研究内容体系,推进该问题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入性,能为更好地开展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实践提供更加完善的理论支撑;同时,本文研究还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实践。本文对以下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第一,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政策法律依据与理论基础方面。经过对文献、资料及政策法律整理与分析,本文认为我国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政策法律依据已经基本完善,既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依据,又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层级的法律规范依据。但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审计署也没有制定统一的审计机关购买审计服务管理办法,建议在审计法修订时对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进行明确规定授权,并由审计署出台相关具体规定。在理论基础方面,在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理论基础可以表述为:以“免疫系统论”为核心、以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等其他相关理论为辅助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包括交易成本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共性”理论基础,更包括“免疫系统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等“个性”理论基础。第二,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动因方面。经过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在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主要动因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构: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的国家要求即政策法律驱动层面,国家通过制定政策要求实现“审计全覆盖”、通过法律规定授权政府适当购买社会审计服务、整合审计资源,这成为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顶层驱动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具体的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需求层面,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对完成繁重审计工作任务的追求、通过社会审计力量参与来弥补自身人员数量和专业素质不足的现实需要、对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审计质量的追求等方面因素是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直接驱动因素;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审计机构需求,承接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委托的审计业务是社会审计机构的重要业务与收入来源之一,该利益诉求是政府购买审计业务的间接驱动因素。第三,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采购环节方面。经实证研究发现,不同采购方式的采购效率和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招标方式的成交效率最低、耗时最长,其次是竞争性磋商,采购最快的是竞争性谈判;但相比竞争性谈判,政府利用招标和竞争性磋商的购买方式更容易选择到具备良好市场声誉的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而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比其他事务所的成交价格更高且“折扣”更少,这符合审计定价原理。本文认为在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集中采购环节,不能只求“采购速度快”、“成交价格低”,而应突出“质量导向”。建议在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多采用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增加磋商机会,采用综合评分法确定供应商,并在评审过程中选聘一定的注册会计师担任评审专家,尽量避免“价低者得”、“忽视质量”的情形。第四,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实施审计业务环节方面。本文认为在审计全覆盖背景下、实施审计业务过程中,风险防范和质量控制是核心,合同签订与履行是关键,职责划分与责任承担是保障。经过问卷调查与分析,本文发现实施审计业务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风险防范与质量控制”、“签订业务合同”、“绩效考核及责任划分”,其次是“现场指导监督”、“业务培训”和“中期检查与考核”等环节。风险方面,“社会审计机构职业能力不胜任风险”、“社会审计机构独立性风险”和“寻租（廉政）风险”是可能存在的“很大”的风险,其次是“业务合同约定不明确风险”、“审计目标偏离风险”和“业务垄断风险”。对于防范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审计质量措施方面,“加强全程跟踪监督与沟通”最为重要,其次是“完善中介机构的选任程序”、“规范合同签订与履行”,“加大对违规人员或机构的处罚力度”以及“强化对社会审计机构的服务绩效评价”也很重要。此外,关于职责划分和责任承担方面,依据免疫系统论的理论基础,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实质上是“免疫系统”借助外界力量,“借助”并非全部“转让”,最终发挥免疫功能的仍旧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因此,“服务”可以购买,但“责任”不能外包,在社会审计机构实施审计服务时,审计机关与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全程指导、跟进和监督,对于社会审计机构提供的审计结果,如果审计机关与内部审计机构采纳并形成审计意见,其责任应由审计机关或内部审计机构承担。依据本文研究,结合其他研究文献,本文从完善相关政策法律、强化依法购买审计服务,厘清购买审计服务的业务种类与范畴,健全购买方式与程序,注重风险风范与质量控制,明确相关主体职责划分与责任承担等方面,对审计全覆盖背景下完善政府购买审计服务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是本文认真梳理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国内外发展历程与现状,重点对其政策法律依据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政策依据需要尽快转化为法律依据;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偏低,需要在更高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审计法》中进行授权;并建议审计署出台相关具体规定。二是更系统全面地阐释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理论基础,尝试重构了以“免疫系统论”为核心、以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等其他相关理论为辅助的理论基础体系。此外,在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动因、采购环节、实施审计业务环节等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系统分析了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驱动因素,不同采购方式的采购效率与效果,实施审计业务环节的各方权利义务、风险防范与质量控制、职责划分与责任承担等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研究文献大多数是用规范研究的方式进行的,实证研究论文极为少见,本文通过手工收集的近3000个样本,对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刘丽,胡槿,杜华[10]（2004）在《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指明
二、简论企业内部审计组织的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企业内部审计组织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任务和论证架构 |
| 第一章 行政检察的基本范畴 |
| 一、行政检察的语义演变 |
| (一)一般监督检察 |
| (二)职务犯罪检察 |
| (三)行政诉讼检察 |
| (四)行政执法检察 |
| (五)公益诉讼检察 |
| 二、行政检察的概念厘清 |
| (一)行政检察的概念争议 |
| (二)行政检察的内涵外延 |
| 三、行政检察的功能与体系 |
| (一)行政检察的功能 |
| (二)行政检察的体系 |
| 第二章 行政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定法依据 |
| 一、行政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分权制衡理论 |
| (二)法律监督理论 |
| (三)监督行政理论 |
| 二、行政检察的实定法依据 |
| (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中的行政检察 |
| (二)其他法律中的行政检察 |
| (三)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检察 |
| (四)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检察 |
| (五)党和国家政策中的行政检察 |
| 第三章 行政检察制度的内部需求与外部机遇 |
| 一、行政监督制度发展的需要 |
| (一)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二)行政内部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三)行政诉讼监督发展的需要 |
| (四)传统检察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五)社会舆论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 |
| (一)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需要 |
| (二)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
| (三)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需要 |
| 三、国家机构改革衔接的需要 |
| (一)强化对行政违法事项监督的需要 |
| (二)完善行政执法和效能监督的需要 |
| (三)衔接行政复议和规范审查的需要 |
| 四、行政公益诉讼有效实施的需要 |
| (一)拓展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的需要 |
| (二)优化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方式的需要 |
| (三)强化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效力的需要 |
| 第四章 行政检察的实证分析 |
| 一、行政检察的上海样本 |
| (一)以信息共享监督严格执法,防范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生 |
| (二)以督促起诉促进依法履职,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
| (三)以参与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
| (四)以检察建议参与社会治理,促进行政管理严格规范 |
| (五)以类案监督加强依法行政,推动行政规范更新完善 |
| (六)以专门机构聚集监督合力,放大行政检察外部效应 |
| 二、行政检察的监督模式 |
| (一)“两法衔接”监督模式 |
| (二)公益诉讼监督模式 |
| (三)检察建议监督模式 |
| (四)规范审查监督模式 |
| (五)综合治理监督模式 |
| 三、行政检察的实践机制 |
| (一)发现机制 |
| (二)办案机制 |
| (三)保障机制 |
| 四、行政检察的问题审视 |
| (一)规范依据不足 |
| (二)对象范围模糊 |
| (三)方式程序散乱 |
| (四)效力责任不明 |
| (五)保障机制薄弱 |
| 第五章 行政检察的制度完善 |
| 一、行政检察的权力配置与运行原则 |
| (一)行政检察的权力配置 |
| (二)行政检察的运行原则 |
| 二、行政检察的对象与范围 |
| (一)行政检察的对象 |
| (二)行政检察的范围 |
| 三、行政检察的司法程序 |
| (一)行政检察的案件受理 |
| (二)行政检察的案件审查 |
| (三)行政检察的案件调查 |
| (四)行政检察的结果公开 |
| (五)行政检察的监督制约 |
| 四、行政检察的方式及效力 |
| (一)行政检察的方式 |
| (二)行政检察的效力 |
| 五、行政检察的保障机制 |
| (一)行政检察的立法保障 |
| (二)行政检察的考核激励 |
| 六、行政检察的优化内外部衔接 |
| (一)行政检察与其他检察监督的衔接 |
| (二)行政检察与党委、人大和政府的衔接 |
| (三)行政检察与国家监察监督的衔接 |
| (四)行政检察与法院审判监督的衔接 |
| (五)行政检察与行政复议监督的衔接 |
| (六)行政检察与社会舆论监督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的基础理论与国外经验 |
| 2.1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1 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2 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3 企业(公司)管理模式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4 委托代理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2 发达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与经验借鉴 |
| 2.2.1 美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2 法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3 德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4 日本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5 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2.2.6 国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共同特点及经验借鉴 |
| 3. 我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
| 3.1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1979～1988) |
| 3.1.3 专业化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探索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1988～2002) |
| 3.1.4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2003年至今) |
| 3.2 “国资委”管理模式的特点分析 |
| 3.2.1 我国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3.2.2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的关系 |
| 3.2.3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中的层级关系 |
| 3.3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
| 3.3.1 深圳模式：三级授权 |
| 3.3.2 上海模式：三级架构、两级管理 |
| 3.3.3 辽宁模式：“两委合署” |
| 3.3.4 吉林模式：两级出资、三级架构 |
| 3.4 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
| 3.4.1 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组建方式 |
| 3.4.2 我国现有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功能定位 |
| 3.5 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5.1 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5.2 “国资委”资产管理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3.5.3 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
| 4. 我国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4.1 组建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必要性 |
| 4.1.1 应对国内外经济巨大冲击挑战的需要 |
| 4.1.2 提高我国国有资产发展水平的需要 |
| 4.1.3 调整国有经济发展方向的需要 |
| 4.1.4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的需要 |
| 4.2 组建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有利条件 |
| 4.2.1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 4.2.2 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
| 4.2.3 国有企业在国际化运营中培育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
| 4.2.4 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促进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深层次变革 |
| 4.2.5 民营经济的规模化规范化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客观条件 |
| 4.2.6 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高使得管理空间距离逐渐消失 |
| 5. 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组建方案设计 |
| 5.1 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公司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
| 5.1.1 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指导思想 |
| 5.1.2 组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基本原则 |
| 5.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模式设计方案及理论创新 |
| 5.2.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设计方案的理论创新 |
| 5.2.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基本治理结构 |
| 5.2.3 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5.2.4 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创新适用行业范围分析 |
| 5.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组建方式 |
| 5.3.1 国资委发起组建成立 |
| 5.3.2 现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改造而成 |
| 5.4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组建过程中非公有制股东的选择 |
| 5.4.1 行业市场占有率高且管理规范的民营企业 |
| 5.4.2 管理规范且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上市公司 |
| 5.4.3 拥有国际市场资源的跨国公司 |
| 5.5 组建过程中不同股权结构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分析 |
| 5.5.1 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 |
| 5.5.2 国有相对控股的公司股权结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 |
| 5.5.3 国有“黄金股”的股权结构优劣势比较及适用范围 |
| 5.6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股份形成方式 |
| 5.6.1 纯货币化的股份形成方式 |
| 5.6.2 货币加资产的混合股份形成方式 |
| 5.6.3 以股权出资的股份形成方式 |
| 5.7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组建中出现的问题 |
| 5.7.1 党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5.7.2 资本属性多元化和市场化问题 |
| 5.7.3 收入分配的悬殊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问题 |
| 6.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内部管理模式设计 |
| 6.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决策管理结构 |
| 6.1.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董事会的定位 |
| 6.1.2 混合所有制公司监事会的职能定位 |
| 6.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的内部监管模式 |
| 6.2.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内部监机构设置 |
| 6.2.2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内容 |
| 6.2.3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审计规范化和内审人员素质提高 |
| 6.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内部管控的其他问题 |
| 6.3.1 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章程实现有效的内部自治 |
| 6.3.2 完善国有出资人的代表制度 |
| 6.3.3 创新人力资源制度优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
| 6.3.4 设计合理的股权退出机制 |
| 7.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外部监管模式设计 |
| 7.1 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家审计制度 |
| 7.1.1 国家审计制度的设计的特点 |
| 7.1.2 国家审计与企业内部审计相结合 |
| 7.1.3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审计的内容 |
| 7.1.4 针对当前审计制度需要做出的改进 |
| 7.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应用 |
| 7.2.1 明确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 |
| 7.2.2 完善独立董事的履职制度 |
| 7.2.3 独立董事制度应当注意的问题 |
| 7.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违规违法问题及其对策 |
| 7.3.1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内部人控制问题的防范措施 |
| 7.3.2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腐败现象的防范 |
| 7.3.3 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中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处理问题 |
| 8. 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创新所需的行政配套措施 |
| 8.1 针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模式改革 |
| 8.1.1 政府从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 |
| 8.1.2 政府从项目的审批者转变成项目依法依规运营的监督者 |
| 8.1.4 国企领导从影子行政体系长官转变成为职业经理人 |
| 8.2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需的司法体制配套 |
| 8.2.1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
| 8.2.2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保障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股权平等 |
| 8.2.3 从法制建设角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4）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目标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目标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际研究现状 |
| （三）简要评述 |
| 三、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的基本问题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规范基础 |
| 一、《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基本规定 |
| 二、监管部门与交易所的规范性要求 |
| 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工作指引中的指导性自律规范 |
| 第二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2005 年公司法改革之不彻底 |
| 二、既有理论批判 |
| 三、借鉴有益经验进行系统改革 |
| 第三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的目标 |
| 一、保护股东利益 |
| 二、改善公司治理 |
| 三、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
| 第四节 指导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一、独立监督原则 |
| 二、专业监督原则 |
| 三、积极监督原则 |
| 四、有力监督原则 |
| 第五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功能调整 |
| 一、监督功能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二、职工参与功能从形式化到实质化 |
| 三、战略管理功能从缺位到补强 |
| 第二章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主体制度之改革 |
| 第一节 以“选择模式”减省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协调成本 |
| 一、中国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存在的协调问题 |
| 二、双重监督增加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组织成本 |
| 三、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督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独立性之强化 |
| 一、实体独立与意思独立：监事会独立性的两个维度 |
| 二、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缺乏独立性的表现及危害 |
| 三、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缺乏独立性的原因分析及改革基础 |
| 四、重塑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独立性的路径与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制度之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制度改革之前提 |
| 一、监督对象调整乃监督客体制度改革之前提 |
| 二、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对象之错位 |
| 三、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对象错位之原因探析 |
| 四、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对象之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之调整 |
| 一、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之意义 |
| 二、《公司法》存在的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泛化问题 |
| 三、各国（地区）公司立法关于公司监督机构监督客体制度之比较 |
| 四、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的集体行为属性之辩 |
| 第三节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客体范围之明晰 |
| 一、合法性监督与妥当性监督 |
| 二、上市公司监事会拥有妥当性监督权之根据 |
| 三、上市公司监事会行使妥当性监督权的法定性 |
| 第四章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方式之改革 |
| 第一节 变非专业监督为专业监督 |
| 一、上市公司监事会财务监督之专业化 |
| 二、上市公司监事会自我组织之专业化 |
| 第二节 变回顾式监督为展望式监督 |
| 一、增设信息权增加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信息供给 |
| 二、增设监事会同意保留权降低董事会决策风险 |
| 三、增设风险控制义务防范公司经营风险 |
| 第三节 变对立式监督为合作式监督 |
| 一、准确厘定上市公司监督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界限 |
| 二、实现上市公司监事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
| 三、明确上市公司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连带责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企业内部审计运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本文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二章 企业内部审计的基本理论 |
| 一、内部审计的涵义、职能和目标 |
| 二、内部审计的理论基础 |
| 三、内部审计相关概念 |
| 第三章 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环境分析 |
| 一、影响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环境的因素 |
| 二、我国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环境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优化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环境的措施 |
| 第四章 企业内部审计运作模式重塑 |
| 一、我国现行企业内部审计运作模式及其弊端 |
| 二、企业内部审计运作框架的重构 |
| 三、企业内部审计运作实施方式的改进 |
| 第五章 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评价 |
| 一、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评价的必要性 |
| 二、企业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评价方法选择 |
| 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内部审计运作绩效评价指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0.1.1 研究缘起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2.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 |
| 0.2.2 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度与选举制度的研究 |
| 0.2.3 对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的研究 |
| 0.2.4 对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的研究 |
| 0.2.5 对一般性的规则和程序的研究 |
| 0.3 核心概念界定 |
| 0.3.1 制度工程学 |
| 0.3.2 制度与政治制度 |
| 0.3.3 民主形式与代议制 |
| 0.3.4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0.3.5 议员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0.3.6 程序与程序正义 |
| 0.3.7 议事规则 |
| 0.4 基本逻辑和主要内容 |
| 0.4.1 基本逻辑 |
| 0.4.2 主要内容 |
| 0.5 创新点与难点 |
| 0.5.1 创新点 |
| 0.5.2 难点 |
| 0.6 研究方法 |
| 1 代议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代议制度工程学” |
| 1.1 代议制度工程的原理 |
| 1.2 机构设置:代议制度工程的结构要素 |
| 1.2.1 代议制度结构与组织概述 |
| 1.2.2 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构 |
| 1.2.3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 |
| 1.2.4 中外代议机构结构与组织比较 |
| 1.3 职权功能:代议制度工程的制度部件 |
| 1.3.1 代议制度职权功能概述 |
| 1.3.2 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构职权 |
| 1.3.3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职权 |
| 1.3.4 中外代议机构职权比较 |
| 1.4 运行原则:代议制度工程的工程规范 |
| 1.4.1 人民主权原则 |
| 1.4.2 普选原则 |
| 1.4.3 法治原则 |
| 1.4.4 多数决议原则 |
| 1.4.5 程序原则 |
| 1.4.6 公开原则 |
| 1.5 程序正义优先:代议制度工程的内在价值 |
| 1.5.1 程序正义优先的内涵 |
| 1.5.2 程序正义优先的意义 |
| 1.5.3 代议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程序正义 |
| 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细节缺失(一):代表制度 |
| 2.1 代表制度是代议制度工程的基础部件 |
| 2.2 代表选举制度 |
| 2.2.1 代表选举制度的内容 |
| 2.2.2 代表选举制度的细节缺失 |
| 2.3 代表履职制度 |
| 2.3.1 代表履职制度的内容 |
| 2.3.2 代表履职制度的细节缺失 |
| 2.4 代表监督制度 |
| 2.4.1 代表监督制度的内容 |
| 2.4.2 代表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2.5 代表罢免制度 |
| 2.5.1 代表罢免制度的内容 |
| 2.5.2 代表罢免制度的细节缺失 |
|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细节缺失(二):会议制度 |
| 3.1 会议制度是代议制度工程的生产部件 |
| 3.1.1 民主会议制度的理论基础 |
| 3.1.2 民主会议制度与中国人大会议制度 |
| 3.2 会议提案制度 |
| 3.2.1 会议提案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2.2 会议提案程序实例 |
| 3.2.3 会议提案制度的细节分析 |
| 3.3 发言、询问与质询制度 |
| 3.3.1 发言、询问与质询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3.2 发言、询问与质询制度的细节缺失 |
| 3.4 审议与表决制度 |
| 3.4.1 审议与表决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4.2 审议与表决程序实例 |
| 3.4.3 审议与表决制度的细节分析 |
| 3.5 列席与旁听制度 |
| 3.5.1 列席与旁听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5.2 列席与旁听制度的细节缺失 |
|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细节缺失(三):监督制度 |
| 4.1 监督制度是代议制度工程的检验部件 |
| 4.1.1 代议机关监督的理论基础 |
| 4.1.2 中国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
| 4.2 财政监督制度 |
| 4.2.1 财政监督制度的内容 |
| 4.2.2 财政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4.3 人事监督制度 |
| 4.3.1 人事监督制度的内容 |
| 4.3.2 人事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4.4 工作监督制度 |
| 4.4.1 工作监督制度的内容 |
| 4.4.2 工作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5 从制度部件的细节与程序优化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5.1 政治文明与中国人大制度程序 |
| 5.1.1 政治文明与现代国家制度的程序立法 |
| 5.1.2 程序立法的原则 |
| 5.1.3 人大制度改革的目标 |
| 5.2 代表制度的细节完善 |
| 5.2.1 完善代表选举制度 |
| 5.2.2 完善代表履职保障制度 |
| 5.2.3 完善对代表的监督制约机制 |
| 5.3 会议运行制度的细节完善 |
| 5.3.1 建立和完善会议讨论与辩论制度 |
| 5.3.2 引导对抗观点的表达 |
| 5.3.3 完善质询制度的运行机制 |
| 5.3.4 规范和完善列席与旁听制度 |
| 5.3.5 完善议事程序和规则 |
| 5.4 监督制度的细节完善 |
| 5.4.1 将监督程序纳入人大制度运行的全过程 |
| 5.4.2 优化公众监督的渠道和程序 |
| 5.4.3 建立人大代表独立监督的工作机制 |
| 5.4.4 强化人大工作的独立性 |
| 5.4.5 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 |
| 5.4.6 改进人大票决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巨变与重构：清末民初公文制度转型 |
| 第一节 变革：晚清公文程式近代化的启动 |
| 一、“改题为奏”：清廷内部的效率化改革 |
| 二、新官制、“预备立宪”及其引发的公文程式之争 |
| 三、“旧瓶装新酒”：“副署诏旨之制”的产生及演变 |
| 第二节 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公文工作的初创 |
| 一、创机构：总统府秘书处 |
| 二、定规程：《内务部咨行各部及通令所属公文程式》 |
| 三、扫流毒：革除不符共和体制的前清官厅称呼 |
| 第三节 继承与发展：北京政府公文制度的精细化 |
| 一、复辟与回归：“共和体制”公文程式的曲折延续 |
| 二、规范与细化：公文处理程序的制度化探索 |
| 第二章 规范与论争：南京国民政府公文程式的演化(上) |
| 第一节 迭变：国民政府早期行政公文程式的常态 |
| 一、广州国民政府《公文程式令》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三部《公文程式条例》 |
| 第二节 博弈：“以党治国”形态下的党部公文程式 |
| 一、党政机关间行文规则的探索与确立 |
| 二、党部公文程式的基本定型 |
| 第三节 “亲睦之意”：《蒙藏公文程式》及其象征意义 |
| 第四节 国防最高委员会与战时《公文程式条例》的修正 |
| 第三章 规范与论争：南京国民政府公文程式的演化(下) |
| 第一节 分级负责制：行政机关间行文程式的调整 |
| 一、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对行文程式的影响 |
| 二、复杂多变的县级机构的公文程式 |
| 第二节 行政机关与人民团体的公文程式 |
| 第三节 商会对区署制度下公文程式的抗争 |
| 一、新《商会法》颁布前后国民政府与商会公文程式的确立 |
| 二、区署制度的施行及商会与政府公文程式的变化 |
| 三、商会对政府有关区署对区内农工商团体行文—律用令的抗争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民众对公文程式的解读 |
| 第四章 形象与效能：新式公文的推广 |
| 第一节 平等与实用：公文用语的形式革新 |
| 一、公文套语 |
| 二、称谓语 |
| 第二节 规范与简化：公文结构的效率化改进 |
| 一、公文用纸 |
| 二、公文语言结构 |
| 第三节 标点符号在公文领域的推广 |
| 一、政府对公文使用标点符号的制度化推广 |
| 二、公文使用标点符号的效果考察 |
| 第五章 秩序与效率：公文处理程序的优化 |
| 第一节 “公文旅行”：公文处理程序繁琐之弊 |
| 第二节 公文处理技术的效率化革新 |
| 一、公文处理等级次序 |
| 二、“不复文”标准的制定与印稿的使用 |
| 三、调查统计表册的“甄别整理” |
| 四、文书档案连锁法 |
| 第三节 分层负责制：公文处理的制度性改革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主要概念阐释与界定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政府内部审计外包的研究 |
| 一、关于政府内部审计外包动因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内部审计外包独立性的研究 |
| 三、关于政府内部审计外包风险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政府审计外包的研究 |
| 一、关于政府审计外包的综合研究 |
| 二、关于政府审计外包特定环节或特定业务类型外包的研究 |
| 三、国外政府审计业务外包经验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研究 |
| 一、关于政府购买注册会计师服务的专题研究 |
| 二、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与审计资源整合的研究 |
| 三、关于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审计收费与风险等方面的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一、国外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二、我国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现有相关理论基础简论 |
| 二、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整合与重构 |
| 第三章 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动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样本分年份、省份和采购方式统计 |
| 二、描述性统计、列联检验 |
|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采购环节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样本分布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与讨论 |
| 第五章 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实施环节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问卷调查的信度效度检验 |
| 一、信度检验 |
| 二、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
| 一、对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认可程度的分析 |
| 二、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考虑社会审计机构相关条件的情况分析 |
| 三、实施审计业务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重要程度分析 |
| 四、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分析 |
| 五、防范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审计质量的措施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与讨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完善政策法律依据,强化依法购买审计服务 |
| 二、厘清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业务种类与范畴 |
| 三、健全购买方式与程序 |
| 四、注重风险防范与质量控制 |
| 五、明确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的职责划分与责任承担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局限与展望 |
| 一、本文创新 |
| 二、研究局限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四、简论企业内部审计组织的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D]. 梁春程.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2]我国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管理模式研究[D]. 刘鑫. 武汉大学, 2014(01)
- [3]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改革论[D]. 赵大伟. 吉林大学, 2017(09)
- [5]企业内部审计运作问题研究[D]. 顾光. 安徽大学, 2007(06)
- [6]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D]. 张涵之. 武汉大学, 2017(06)
- [7]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8]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D]. 袁晓川. 山东大学, 2016(10)
- [9]审计全覆盖背景下政府购买审计服务研究[D]. 徐会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