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周本纪》疑诂（论文文献综述）
萧旭[1]（2021）在《《史记》十二本纪部分补正》文中认为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史记》点校本修订本,在1959年出版的旧版基础上作修订,质量无疑有很大提高。但修订本还存在提升的空间,还有补正之必要。本文是十二本纪部分的补正。
黄宁宁[2]（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刘彦青[3]（2018）在《《史记》十二本纪文本生成研究》文中指出经典文本生成研究是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文本生成角度研究《史记》,从而认识司马迁与《史记》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史记》成书过程中的细节性问题,对研究司马迁本人的思想、汉代时代特点、《史记》所传承的文化记忆以及发现《史记》的文学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共包含六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史记》十二本纪文本生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史记》十二本纪文本是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下的产物,它是司马氏父子在以《春秋》为政的经学背景下自觉的文化担当,是史记放绝背景下司马氏父子对祖业的赓续,同时也是司马氏父子整合诸子之学而形成的“一家之言”。第二章探讨了司马迁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历史材料。这包括了传主的选择和传记内材料的选择,这是十二本纪文本生成的基础。十二本纪中争议最大的《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集中代表了司马迁在选择传记人物过程中思想、情感与现实的三重考量因素。传记内容相关的材料选择也同样包含了这样的考量因素,但材料本身的多寡以及一些政治原因往往又会制约相关文本的选择。正是在主观与客观的交互作用下,司马迁完成了十二本纪相关材料的选择。第三章探讨了司马迁在选定材料的基础上如何编排材料。这是十二本纪文本的结构布局。材料编排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叙事的清晰与完整,在此基础上还要展现对某些事件的侧重。从十二本纪文本来看,司马迁的材料编排思想既反映在不同传记之间,又表现在单篇传记之内。前者表现为不同传记之间的相互参照,后者表现为材料之间的缀合方式。材料的缺失、材料的重复、材料的冲突是司马迁在材料编排过程中所遇到的三种困境。司马迁对这三种困境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他处理材料的严谨态度与娴熟技巧。第四章细致分析司马迁生成十二本纪文本的过程中对前代材料的改易。司马迁的改易类型主要分为文辞改易、材料增补和材料删减三种。它们共同服务于传记整体叙事的需要。司马迁综合采用各种方式,最终使得《史记》行文清晰明快、流畅自然,既整合了不同来源、不同时代、不同语体风格的文本,从而避免了单纯材料拼接与缀合而导致的文本破碎现象,又使得新生成的传记成为一个全新的叙事文本。第五章探讨司马迁最直接的文本书写。自注与史论是《史记》十二本纪文本中司马迁的价值表达方式。司马迁的自注或在历史叙述中对正文意义进行解释、阐发与补充,或对某些段落内容进行提示,或在叙述之外表达一种是非评价与价值判断。自注在《史记》句子、段落、章节等不同层次的叙事结构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注更是《史记》“互见法”得以实现的工具。可以说后代史书注解的类型与功能已经不出《史记》自注的范围。中国史书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自注上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为后世史书撰写提供了成熟的范本。《史记》中的史论分为寓论断于叙事和直接论断两种。前一种穿插在历史叙事之中,是叙事内容的一部分,后一种以“太史公曰”的形式集中出现。直到司马迁在文本编纂的基础上亲自参与文本书写,其身份才由“编者”转化为“作者”,《史记》才最终完成了“一家之言”的生成过程。第六章探讨了十二本纪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特例。分析十二本纪中的一些零星的特例,有助于我们还原司马迁生成《史记》的历史步骤,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史记》文本生成的不易。十二本纪文本生成中或多或少存在的特例,不仅从侧面向我们揭示了司马迁从搜集、选择、编排、改易到撰写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文本生成过程中所寄托思想的认识。
蔡亚玮[4]（2018）在《《史记·五帝本纪》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首篇,有着开宗明义和发凡起例的重要意义。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远古帝王的事迹为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展现了远古中国从创业之君到守成之君的政治发展模式和由微而着、渐趋浩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了司马迁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超的叙事能力。但是《五帝本纪》文学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掘,还有待继续深入探究。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通过对《五帝本纪》的文本细读,辅以《史记》中其他相关内容,探究《五帝本纪》的深刻内蕴与叙事艺术,旨在揭示《五帝本纪》的文学价值,展现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全文共分为五部分内容: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缘由和意义,以及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第一章对草创国家的黄帝展开研究。首先探析以黄帝开篇的原因:处于大一统时代氛围中的司马迁,出于史家的责任和继承孔子传统的理念,将中国一统大业的源头追踪至黄帝,把黄帝看作是有可信史学依据的“王迹所兴”和“天下一统”的开始。其二,探究黄帝作为《史记》上限的考信问题。结合《五帝本纪赞》和《史记》其他文本,分析出司马迁撰着《史记》的考信方法与原则。其三,从武功和文治两方面考察《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形象。其四,分析司马迁黄帝叙事的重要意义。第二章研究守成保业的颛顼、帝喾两位帝王的形象。首先对颛顼和帝喾两位帝王的事迹和功业分别展开论述,展现二人在开拓疆域和教化人民两方面对黄帝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然后分析颛顼、帝喾在五帝缔造华夏民族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中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三章对制度大备、全面发展的尧、舜时期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尧、舜二帝的形象:尧举贤禅让,体现其以天下为公的宏伟初心;舜闻名于孝,成为修齐治平的明德典范。然后分析尧、舜叙事的意义:在社会发展上,从黄帝到尧舜经过了从军事扩张到内政发展,从地域扩大到经济发展的历程;而在王朝更替上,黄帝和尧舜经历了从武力征伐完成统一到选贤举能大义禅让的兴替途径。第四章对《五帝本纪》的整体叙事艺术予以探讨。《五帝本纪》以前后承接、连环叙写的叙事结构,参差错落、穿插变化的叙事笔法和疏宕明快、简洁雅丽的叙事语言为特点,体现出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能力。
张良超[5]（2017）在《史记秦本纪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文章主要收集史记成书以来,历朝历代对史记秦本记的训诂、校勘、注释等等研究性成果。本文首先收录的是三家注,之後便是以学者生卒年爲顺序的各类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汇校和集注。汇校包括训诂和校勘,集注包括历代学者对秦本纪当中出现的各类名词、时间、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注释和评论。在书籍方面,本文主要收录的是三家注、史记志疑、史记新校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史公书校读记,以及散见於各类读书笔记或者今人论文的研究成果。三家注是唐朝及以前研究史记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粱玉绳生活在乾嘉考据之风盛行的时代,其所着史记志疑正是吸收了时代的精华,重视考据。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重在文字训诂校勘,详於地理沿革而少评论,是张老先生毕生之心血。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则是号称收集了自三家注以来千余年来中日史记研究的优秀成果。李人监先生的太史公书校读记也是优秀成果。还有种种散见於学者的读书笔记、札记等等关於秦本纪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本文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及所能收集到的关於秦本纪的所有只言片语,加以整理筛选,期望能将历代研究秦本纪的成果呈现出来。由於个人能力有限,本文仅集中於整理文献材料当中的研究成果,而考古学之类的资料则不在本文收录之内。
王志勇[6]（2017）在《《史记》新考》文中研究指明《史记》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历代研究者很多,成果也相当丰富。在二十世纪之前,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文献互证,自甲骨文、西北汉简等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之後,在“二重证据法”提出并且受到学界推崇的背景下,用出土文献研究《史记》也逐渐得到重视,出现了以陈直《史记新证》爲代表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从专题和专书两个角度简单地介绍和评价这些成果。在明确出土文献的范围的前提下,具体分析哪些材料可以作爲研究考证的依据,在参考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明确研究方向与内容。具体来説,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爲专题研究和具体考证两个方面。专题研究中,首先,从《史记》用字这个角度,分析《史记》文本中的某些文句属於严格意义上的引文,哪些是经过编撰者加工过的文字。其次,《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倒书现象,学者多有讨论,本文根据一些相关的秦汉简牍材料进一步讨论倒书的形成原因及性质。再次,近几年陆续发现了一些关於秦二世的出土材料,涉及秦二世继位及继位後所施行政令等重大问题,本文据此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名物、语词的考证,包括原文的标点,对正确理解文本十分重要,也是本文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史记》中的疑难甚多,前贤注解论説繁多,即便大家,亦难免有失。凡有失偏颇的,本文尝试予以纠正;观点有待完善的,本文进行补充;另有一些疑难前人未涉及,本文提出讨论。体例略仿陈直先生《史记新证》,多据出土之新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进行考证,期待能有所发明。
张革革[7]（2016）在《《史记》并列式合成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研究《史记》并列式合成词,并列式合成词又叫“联合式复音词”、“并列式复合词”。学术界对《史记》词汇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但还没有形成《史记》词汇的研究系统。本文就《史记》中并列式合成词进行研究,重点从其内部语素组合关系以及词义与语素义关系两方面来研究,通过研究大致了解《史记》中并列式合成词的构词情况,初步推测并列式构词法在西汉时期构词的稳定程度,同时也期待能为《史记》词汇系统研究地完成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史记》词汇研究成果及其不足之处,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目以及并确定本文双音词的原则。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史记》中并列式合成词的构成,主要从三方面来研究:（1）内部意义关系即语素与语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其分为三类同义、类义、反义。（2）词的意义与语素意义之间的关系,也分为三类:两个语素为同义词,组合成词共同表达一个概念即为同义复词;词的意义是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而另一个语素只为陪衬即为偏义复词;词的意义是两语素结合之后的引申义即为变义复词。（3）词性构成分析:《史记》中并列式合成词的词性与其构成语素的词性基本保持一致,但有特殊情况,本文将对此进行具体研究。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史记》中并列式合成词的特点,从三方面来研究:（1）语素组合具有灵活性;（2）同义单双音节并存;（3）存在一部分同素逆序词。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史记》中并列式合成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发展情况。发展到现代汉语,《史记》的并列式合成词存在消亡、词性及词义的改变,本文将对其进行探究。
刘超[8]（2016）在《《史记》标点商榷》文中研究说明《史记》的整理刊行由来已久。及至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先生领衔点校之《史记》,1982年再版,风靡半世纪有余,为今世最普及之《史记》通行本。其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考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及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校勘成果,分章断句,订正旧说,可谓精审。以新式标点对古籍进行断句是现代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学术的进步,材料的增加,对古籍标点的要求也日趋严格。因此产生了对旧点校本《史记》标点进行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旧有点校本《史记》盖以时间仓促,时代所限,问有疏漏,或混淆语意,或专名错漏,或标点体例不一,或制版失误。因此本文针对1982年中华书局再版的点校本《史记》正文注文中标点问题,参考秦汉古书、专门着作、已有《史记》研究及修订成果,以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史记》修订条例为楷则,进行校订。
赵久龙[9]（2015）在《“叙事·叙述者·文本”：《后汉书》《三国志》《后汉记》《资治通鉴》记述差异编年考（196-200）—兼论古史文本的表述、转向及其反思》文中提出东汉诸史,发源东观,但只有范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二书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而其余诸史几乎都已散佚不存。通过研读东汉末期历史,尤其是建安元年以后的三国历史文本,笔者发现《后汉书》和《后汉纪》在体例、材料选取、繁简度、结论、观念等方面都有一些差异,有些当引起足够重视。司马光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东汉末期和三国部分内容时,主要参考的是陈寿的《三国志》（含裴注）,同时也大量运用了《后汉书》和《后汉纪》等其它重要史料,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差异。因此,笔者有意研究这四本重要史书在记述同一段历史（主要是东汉末期、三国早期历史）时的差异。后世研究者对于《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对袁宏的《后汉纪》则关注甚少;学术界对《资治通鉴》与《三国志》的比较研究着墨较多,而对《后汉书》与《后汉纪》的比较研究则鲜有深论,遑论对此四书记述差异的综合比较研究了。笔者不揣冒昧,本文拟作试探,进行此四书记述差异综合比较研究。因初涉学术门径,自身学术造诣和研究水平有限,笔者不揣浅陋,在前辈学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本科阶段研究成果（2013年3月获评江苏省大学生2012年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二等奖、校一等奖）的基础上展开编年研究,以历史事件较为集中的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大约从曹操都许到袁曹官渡之战）部分为研究样本,将《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四书进行比较且汇编成《<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以编年考论,发现存在不少记述差异。有些甚至差别很大,影响甚广,颇有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为三大章节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学界有关此四书对比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介绍、分析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拟定本文写作缘由、目的和意义,并指出本文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之处以及汇编而成的《<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文献价值。同时还简要介绍《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这四本经典史学着作的版本情况,以及使用时应注意之处。第一章为“《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记述差异的种类”,分为两节,主要内容是介绍此四书不同文本之间的记述差异种类,笔者将那些无关紧要、不影响事实的差异归类为隐性差异,如语言文字之细微差异（如不同虚词、叹词的使用、词序倒置）和用词习惯差异（因时因人而异）等。反过来,对于那些关乎整体、容易造成误解甚至错误的差异,笔者将之归类为显性差异。本章简要介绍此四书（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记述内容显性差异种类主要是时间、地名、官职、人名、数量等几种常见差异,以便于读者形成总体认识,从而更易理解下一章编年考论的成果。第二章为“《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文本记述差异编年考”,是本文核心部分,共分为五节,从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共编年考出百余处记述差异,有较高研究价值处约近三十。《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四书（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部分）存在不少记述差异,有些因年代久远、史料不全而无法辨别孰是孰非;有些比较细微、影响不大;有些则差别很大,影响甚广,颇具研究价值。第三章为“四位史家史学思想探幽和古史文本余论”,通过研究此四书记述差异,分析史家史学思想的差异,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史料应用提供便利与借鉴,避免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另,本章亦勘误《资治通鉴》三则、《后汉书》一则。史家虽多秉笔直书,但其观点、思想和立场却因时因人而异,须进行严格的考证、辨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梁任公语）。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得半句空。恩师颜世安教授曾在课上讲“真力积久则入”（管子语）,沉吟至今,未敢遗忘。笔者自知愚钝,更须深炼定力,故本文研究之法无甚高妙,实属文献考据之苦功夫,且琢且磨而自成章。记起叶兆言先生所言,“吾不敏,但吾诚意”,遂在文献和史料方面下些功夫。笔者在颜老师等多位恩师的指导下,以年月为序,将不同着作所载同一时间所发生的相同事件整理成册,从而汇编成《<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再逐年比对研究,避免错一漏万。因此,在文献研究方面,本文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是“旧史料新应用”,通过对比研究原始文献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法或可为其他相关课题研究提供借鉴。通过比较研究旧史料从而发现可资利用的新材料,这也是史学研究中高效利用旧史料的一种好方法。此外,本文做的是文献学基础研究工作,除本论文成果外,笔者前后共花了逾6个月时间汇编而成的《<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当然,如此宏观研究也为以后的细部和微观研究打下了基础,可以按图索骥发现许多学术问题,或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孙晓磊[10]（2015）在《《史记志疑》订误》文中提出司马迁《史记》自成书至今,已两千余年,备受世人推重,历代研究者多有之。清代,朴学昌盛,学者考证经、史、子、集,创获良多。梁玉绳耗费二十年,五易其稿,撰成《史记志疑》一书,共三十六卷,规模恢弘,汇集前人成说,断以己意,或订正《史》文,或疏释《史》文,考证《史记》诸多问题,乃有清一代《史记》研究之代表。《史记志疑》虽略有小疵,然其主体识见仍超迈前人,可与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羲》并而为四,深受後世学者尊崇。全面梳理、研究《史记志疑》,非常必要,亦很有意羲,而辨正其内容之错误则为首重。本论文章节如卜下:“绪论”概述梁玉绳及《史记志疑》,主要包括梁玉绳家世、交游、着作及《史记志疑》体例、内容、评价;第一章至第五章罗列《史记志疑》误辨条目,依《史记》五种体例排序,第一章为十二本纪,第二章为十表,第三章为八书,第四章为三十世家,第五章为七十列传。今一一为之辨析,订正《史记志疑》之误,以使此书更为可信,亦使与《史记》研究相关之诸多问题愈辨愈明。
二、《史记·周本纪》疑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记·周本纪》疑诂（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史记》十二本纪文本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史记》文本生成的政治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以《春秋》为政背景下司马氏父子的文化担当 |
| 一、《春秋》为后王立法是战国秦汉间的文化认同 |
| 二、以《春秋》为政是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共识 |
| 三、《春秋》学影响下的《史记》十二本纪文本生成 |
| 第二节 史记放绝背景下司马氏父子的赓续祖业 |
| 一、“赓续祖业”与司马氏父子对天人关系的探讨 |
| 二、“弗废史文”与司马氏父子对历史人事的载录 |
| 第三节 整合诸子之学与司马氏父子一家之言的生成 |
| 一、整合诸子之学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
| 二、司马氏父子对诸子之学的整合 |
| 三、《史记》与司马氏一家之言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材料选择:文本生成的基础 |
| 第一节 传主的选择 |
| 一、思想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三、情感因素 |
| 第二节 传主相关材料的选择 |
| 一、编纂目的 |
| 二、材料限制 |
| 三、政治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材料编排:文本的谋篇布局 |
| 第一节 材料编排的目标 |
| 一、完整记录传主世系 |
| 二、清晰梳理历史进程 |
| 三、侧重展示历史线索 |
| 第二节 材料参照 |
| 一、《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文本的参照 |
| 二、《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文本的参照 |
| 三、《五帝本纪》与《孝文本纪》文本的参照 |
| 第三节 材料缀合 |
| 一、世系缀合 |
| 二、逻辑缀合 |
| 三、牵连缀合 |
| 第四节 材料编排中的三种困境 |
| 一、材料缺失 |
| 二、材料重复 |
| 三、材料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材料改易:文本的剪裁加工 |
| 第一节 文辞改易 |
| 一、词汇训释 |
| 二、整句对译 |
| 三、改变句式 |
| 四、统一行文 |
| 第二节 材料增补 |
| 一、结构性增补 |
| 二、细节性增补 |
| 三、义理性增补 |
| 四、文学性增补 |
| 第三节 材料删改 |
| 一、改言为述 |
| 二、省略对话 |
| 三、内容留白 |
| 四、减省同义 |
| 五、简化叙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价值表达:文本的最终生成 |
| 第一节 自注 |
| 一、史书自注 |
| 二、自注类型 |
| 三、自注的作用 |
| 第二节 史论 |
| 一、寓论断于叙事 |
| 二、史公直接论断 |
| 三、史论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十二本纪文本生成中的特例 |
| 第一节 材料选择上的特例 |
| 一、载录窜乱的材料 |
| 二、载录不完整材料 |
| 三、载录神异性材料 |
| 第二节 材料编排上的特例 |
| 一、重复性材料的连续编排 |
| 二、材料缀合上的特例 |
| 三、文本编排失序 |
| 第三节 材料改易中的特例 |
| 一、割裂文本的断章取义 |
| 二、因误读而导致的改易失误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十二本纪文本的续补与窜乱 |
| 第一节 十二本纪文本的传播与窜乱 |
| 一、十二本纪文本的传播与续补 |
| 二、十二本纪文本流传过程中的无意窜乱 |
| 三、对刘歆有意窜乱《史记》文本问题的认识 |
| 第二节 《秦始皇本纪》文本的增衍 |
| 一、附载《过秦论》文本及其变化 |
| 二、附载《别本秦记》文本 |
| 三、附载“孝明皇帝十七年”文本 |
| 第三节 《孝景本纪》与《孝武本纪》文本的续补 |
| 一、《孝景本纪》文本 |
| 二、《孝武本纪》文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史记·五帝本纪》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草创国家——黄帝叙事研究 |
| 第一节 黄帝开篇的原因探析 |
| 第二节 以黄帝为宗:《史记》上限的考信问题 |
| 第三节 《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形象 |
| 一、武功:武力征伐,守土保疆 |
| 二、文治:勤勉修德,化育天下 |
| 第四节 黄帝叙事的意义评估 |
| 一、由名到实、由生到死的完整形象 |
| 二、创业垂统、为万世规的帝王榜样 |
| 第二章 守成保业——颛顼、帝喾叙事研究 |
| 第一节 《五帝本纪》中的颛顼形象 |
| 第二节 《五帝本纪》中的帝喾形象 |
| 第三节 颛顼、帝喾叙事的意义评估 |
| 第三章 制度大备——尧、舜叙事研究 |
| 第一节 《五帝本纪》中的尧、舜形象 |
| 一、唐尧:天下为公的宏伟初心 |
| 二、虞舜:修齐治平的明德典范 |
| 第二节 尧、舜叙事的意义评估 |
| 一、军事扩张与内政发展 |
| 二、武力征伐与举贤禅让 |
| 第四章 《五帝本纪》的叙事艺术 |
| 第一节 前后承接、连环叙写的叙事结构 |
| 第二节 参差错落、穿插变化的叙事笔法 |
| 一、欲扬先抑,倒提作衬 |
| 二、伏笔照应,互见省笔 |
| 三、顿挫波澜,跌宕起伏 |
| 四、寓论断于叙事 |
| 第三节 疏宕明快、简洁雅丽的叙事语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史记秦本纪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1、史记研究述评 |
| 2、秦本纪整理与研究 |
| （三）国外研究状况分析 |
| 1、日本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
| 2、日本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
| （四）论文研究说明 |
| 1、论文研究方法 |
| 2、论文研究创新点 |
| （五）相关专题研究 |
| 1、三家注对秦本纪的注解研究 |
| 2、史记志疑对秦本纪校订研究 |
| 3、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对秦本纪的考证研究 |
| 4、张森楷史记新校注对秦本纪的研究 |
| 史记秦本纪汇校集注 |
| 凡例 |
| 1、论文编集形式 |
| 2、论文收书范围 |
| 3、编排顺序 |
| 4、收录说明 |
| 主要文献简称表 |
| 正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史记》新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以出土文献为基础的《史记》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据出土文献考证《史记》的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史记》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史记》用字研究 |
| 第二节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倒书研究 |
| 第三节 秦二世继位及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
| 第三章 《史记》考证 |
| 第一节 《本纪》考证 |
| 第二节 《表》《书》考证 |
| 第三节 《世家》考证 |
| 第四节 《列传》考证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7）《史记》并列式合成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史记》概说 |
| 1.2 选题原因 |
| 1.3《史记》词汇研究略述 |
| 1.4 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5 本文确定双音词的原则 |
| 2.《史记》并列式合成词的构成 |
| 2.1 并列式合成词成词条件 |
| 2.2 内部意义关系 |
| 2.3 并列式合成词的意义与语素意义之间的关系 |
| 2.4 词性构成分析 |
| 3.《史记》并列式合成词的特点 |
| 3.1 语素之间组合具有灵活性 |
| 3.2 同义单双音节词并存 |
| 3.3 同素逆序词 |
| 4《史记》并列式合成词的发展 |
| 4.1 与现代汉语相比词性发生变化 |
| 4.2 与现代汉语相比词义发生变化 |
| 5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二《史记》并列式合成词列表 |
（8）《史记》标点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史记》标点研究概说 |
| 二、《史记》标点校订的缘由与方法 |
| 本纪部分 |
| 表书部分 |
| 世家部分 |
| 列传部分 |
| 余论 |
| 一、《史记》标点校订与其他文献的关系 |
| 二、脱讹衍倒所造成的标点问题 |
| 三、句义词义有别而引起的标点差异 |
| 四、文法与语法在标点上的折中处理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9）“叙事·叙述者·文本”：《后汉书》《三国志》《后汉记》《资治通鉴》记述差异编年考（196-200）—兼论古史文本的表述、转向及其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叙事·叙述者·文本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回顾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研究起点和学术旨趣 |
| 第一章 《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记述差异的种类 |
| 第一节 显性记述差异 |
| 第二节 隐性记述差异 |
| 第二章 《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文本记述差异编年考 |
| 第一节 建安元年部分记述差异考 |
| 第二节 建安二年部分记述差异考 |
| 第三节 建安三年部分记述差异考 |
| 第四节 建安四年部分记述差异考 |
| 第五节 建安五年部分记述差异考 |
| 第三章 四位史家史学思想探幽和古史文本余论 |
| 第一节 陈寿、袁宏、范晔、司马光史学思想探幽 |
| 第二节 古籍史料之使用及其反思略论 |
| 结语 回到起点·回归文本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 《中国丛书综录》中秦汉史相关文献及其所在丛书总目汇总 |
| 后记 敬惜笔墨·敬畏文字 |
| 附录 《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编年对照本(建安元年至建安五年) |
| 一、建安元年(196)都许、一退徐州、平严白虎 |
| 二、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及孔融保杨彪 |
| 三、建安三年(198)二征张绣、诛吕布、战袁术 |
| 四、建安四年(199)瓒死、袁曹进军官渡、策平定江东 |
| 五、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与孙权继任 |
（10）《史记志疑》订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十二本纪 |
| 五帝本纪第一 |
| 夏本纪第二 |
| 殷本纪第三 |
| 周本纪第四 |
| 秦本纪第五 |
| 秦始皇本纪第六 |
| 高祖本纪第八 |
| 吕太后本纪第九 |
| 孝文本纪第十 |
| 二、十表 |
| 三代世表第一 |
|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
| 六国年表第三 |
|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
| 高袓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
| 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
|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
|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
|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
| 三、八书 |
| 律书第三 |
| 历书第四 |
| 天官书第五 |
| 封禅书第六 |
| 平准书第八 |
| 四、三十世家 |
| 吴太伯世家第一 |
| 齐太公世家第二 |
| 鲁周公世家第三 |
| 燕召公世家第四 |
| 管蔡世家第五 |
| 陈杞世家第六 |
| 卫康叔世家第七 |
| 宋微子世家第八 |
| 晋世家第九 |
| 楚世家第十 |
| 郑世家第十二 |
| 赵世家第十三 |
| 魏世家第十四 |
| 韩世家第十五 |
|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
| 陈涉世家第十八 |
| 外戚世家第十九 |
|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
|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
|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 五、七十列传 |
| 伍子胥列传第六 |
|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
| 商君列传第八 |
| 苏秦列传第九 |
|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
|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
|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
|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
|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
|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
|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
|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
|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
|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
|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
|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
|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
|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
|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
| 匈奴列传第五十 |
|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
|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
|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
|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
| 参考文献 |
四、《史记·周本纪》疑诂（论文参考文献）
- [1]《史记》十二本纪部分补正[J]. 萧旭. 国学学刊, 2021(04)
- [2]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3]《史记》十二本纪文本生成研究[D]. 刘彦青.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4]《史记·五帝本纪》叙事研究[D]. 蔡亚玮.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5]史记秦本纪整理与研究[D]. 张良超. 贵州师范大学, 2017(02)
- [6]《史记》新考[D]. 王志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7]《史记》并列式合成词研究[D]. 张革革. 湖北师范大学, 2016(10)
- [8]《史记》标点商榷[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9]“叙事·叙述者·文本”：《后汉书》《三国志》《后汉记》《资治通鉴》记述差异编年考（196-200）—兼论古史文本的表述、转向及其反思[D]. 赵久龙. 南京大学, 2015(05)
- [10]《史记志疑》订误[D]. 孙晓磊.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