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iomorphic analysis as a basis for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论文文献综述）
李金秋,李向全,范保硕,王振兴,李月丛,刘林敬,侯新伟,张春潮[1]（2021）在《山西长治盆地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环境变化特征》文中研究指明中更新世气候转型（MPT）是第四纪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该时期气候模式、气候周期等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然而不同区域对中更新世气候转型的响应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选取了长治盆地XZK4钻孔中更新世转型前后（1.8～0.1 Ma）共207个样品,通过古地磁定年,运用粒度端元分析和孢粉分析,阐述了长治盆地中更新世转型期的环境变化与湖泊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8 Ma以来,孢粉组合中乔木花粉含量多高于60%,但个别时段草本植物花粉占优,显示区域植被多数阶段为森林,但存在明显冷期,并且1.1 Ma和0.55 Ma是研究区环境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中更新世转型期前（～1.1 Ma）:沉积物粒度总体较细,黏土含量多高于25%,EM1组分（湖相沉积）多高于60%,EM3（河流相组分）在个别时段出现,总体显示该阶段沉积物组成以湖相沉积为主,个别阶段受到河流影响大;中更新世转型时期（1.1～0.55 Ma）:沉积物粒度较上一阶段更细,黏土含量（平均为30%）、EM1占比和孢粉浓度均达到研究段最高,沉积物颜色以棕灰色为主,EM3组分占比降至最低,其中1.1～0.95 Ma喜冷的云杉属花粉出现,显示该时期研究区气候总体偏冷湿,湖泊面积较1.1 Ma之前扩大;中更新世转型后（～0.55 Ma）:沉积物粒度明显变粗,达到钻孔最高值,沉积物颜色变黄,EM2（风成组分）和EM3占主导,草本植物含量增加,尤其是喜干的蒿属花粉增加明显,表明气候较之前变干,沉积物类型以风力沉积为主,湖泊消亡。综合对比显示,构造运动是影响长治古湖消长的主要驱动力,气候变干加剧了湖泊消亡。
Secretariat of Palaeont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2]（2021）在《2020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及成果简介》文中指出按照中国古生物学会2021年工作计划和十二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关于开展"中国古生物学年度十大进展"评选活动的决定,我会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的推荐和评选工作。提名推荐阶段学会秘书处共收到理事和分支机构推荐的提名成果22项。经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成员和荣誉理事（含院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投票评选,评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审定,学会功能型党委审核,
段一明[3]（2021）在《辽东半岛南部古风化壳发育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文中指出辽东半岛南部卧龙古风化壳的发现,为研究辽东半岛甚至整个北方的新生代地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信息。古风化壳作为古夷平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作为识别和重建古夷平面的重要依据,又是恢复古夷平面环境信息的重要载体。古风化壳的形成与当时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故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辽东半岛古风化壳的形成演化历史,恢复和重建形成时的古气候环境。本次研究选取了卧龙古风化壳剖面,通过测试地球化学元素、沉积物粒度、磁化率等指标并结合孢粉和石英颗粒表面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对卧龙古风化壳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辽东半岛南部古风化壳的发育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取得以下几点认识:（1）卧龙古风化壳剖面的化学组成以SiO2、Al2O3、Fe2O3为主,三种氧化物含量总和为86.09%,K、Na、Ca元素在剖面中发生显着性亏损,Na元素几乎全部淋失。微量元素含量由多到少排列为Sr O>Zr O2>Cr2O3>Zn O>Ni O>Mn O>Rb2O>Cu O>Ga2O3。化学蚀变指数（CIA）平均值为88.25,表明该风化壳形成于相对湿热的气候环境下,属于高度风化水平;硅铝系数（S/A）、硅铁系数（S/F）、硅铝铁系数（S/R）、铝饱和度（A/NK、A/CNK）、化学蚀变指数（CIA）、残积系数（FA/CNM）以及风化淋溶系数（Ba）等地球化学指标在剖面中随着深度的变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指示该风化壳是母岩上原地风化残积的产物;A-CN-K三角图解显示蒙脱石逐渐消耗殆尽,已经进入了以钾长石和伊利石分解为特征的中期去K阶段,属于强烈风化阶段。（2）卧龙古风化壳剖面以粉砂为主,砂粒含量次之,粘土含量最少;粒度组分三角图显示样品集中在粉砂-砂粒连线端;平均粒径为120.11μm,峰度平均值为1.08,属于中等峰度,偏度为正偏,平均值为0.26,标准差以及分选系数的平均值均较高,指示该风化壳分选性较差。（3）卧龙古风化壳剖面的χlf仅为13.5×10-8m3/kg,与其他剖面相差上百倍,推测卧龙风化壳的质量磁化率低可能是过量的水分和较高的温度氧化成为低磁性的赤铁矿,也可能是氧化还原成为更低磁性的针铁矿或者是纤铁矿与沼铁矿所致。χfd（%）变化趋势从剖面顶部至底部整体呈现波动减小的趋势,这与CIA以及粉粘比的变化趋势相同,说明风化壳的质量磁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风化壳的发育程度与形成时的气候变化条件,但是能否客观反映形成时的古气候条件有待商榷。（4）地球化学、粒度以及磁化率等指标随着深度的变化有很好的对应趋势,表明卧龙古风化壳的风化程度经历了风化很强—风化减弱—风化较强—风化较弱的变化过程,结合孢粉分析结果推测形成时气候环境变化大致经历了暖湿—温湿—回暖—相对干冷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剖面的孢粉组合特征,推测该风化壳剖面形成于渐新世。（5）从风化壳顶部至底部风化壳的风化程度逐渐减弱,发育成熟度逐渐变差,这符合风化壳的发育前锋理论;石英颗粒表面特征分析中发现卧龙古风化壳磨圆度较差,搬运距离近,微观形态表明该风化壳经历了较强的化学风化作用,以上分析说明卧龙古风化壳是基岩原地风化残积形成。（6）卧龙古风化壳与辽东半岛南部其他风化壳对比发现,化学元素特征表明在研究区域内从东到西风化程度呈现出逐渐增强的变化,分析原因有两点:（1）越往东部风化壳上覆黄土越薄,直至最东部的卧龙古风化壳剖面直接裸露地表,导致地表水易下渗;（2）半岛东部、南部为太平洋西部最大的边缘海黄海,与太平洋水汽联系密切,而西侧是渤海,为内海,东西两侧的大气动力条件存在明显差异。粒度和磁化率的变化特征未见明显变化规律,在形成风化壳的过程中,地下水位对剖面的粒度组成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再加上周围微地理环境的变化,使得风化壳的粒度以及磁化率更趋复杂化。辽东半岛古风化壳与南方的红色风化壳对比研究表明即使北方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情况下,风化壳的发育程度仍然没有南方风化壳发育成熟。
刘璠[4]（2021）在《滇东地区寒武系第二统软舌螺动物研究》文中认为软舌螺是一类已灭绝的古生代海洋底栖无脊椎动物。作为最早发育矿化壳体的后生动物之一,软舌螺在寒武纪地层中化石数量丰富,多样性极高,是寒武纪大爆发和生物矿化机制研究的绝佳例证。自发现之初至今,软舌螺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疑难动物,早期研究局限于以小壳形式保存的软舌螺化石,多数保存破碎。目前根据口盖的形态和附肢的有无,软舌螺通常分为两个目,即直管螺目（Orthothecida）和软舌螺目（Hyolithida）,但两大类群在系统古生物学记述和分类中存在较大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存在一定难度,而近年软舌螺的古生态、亲缘关系及在冠轮动物间的演化关系是研究讨论的热点。本文基于华南地区产出的特异埋藏化石库的数量及化石保存优势,对滇东地区寒武纪第二世（澄江、关山生物群）保存软躯体的珍稀软舌螺化石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比、讨论。结合国际报道的小壳化石中的软舌螺,全面探讨软舌螺的系统分类、解剖、埋藏、谱系演化等问题,进一步辅助恢复寒武纪底栖群落生态,揭示寒武纪大爆发过程中软舌螺的起源与演化。本研究系统修订并描述了澄江生物群的软舌螺共计三属三种,分别是丰满三槽螺Triplicatella opimus、云南肉茎螺Pedunculotheca diania、腹脊近小角螺Paramicrocornus ventricosus;关山生物群中软舌螺暂归于一个属种—马龙“线带螺”‘Linevitus’malongensis。澄江生物群以壳体结构简单的直管螺目为主,形态代表最原始的直管螺类群之一,关山生物群以发育附肢的软舌螺目为主,因此结合连续时代的两个化石库产出的软舌螺化石,可以全面分析软舌螺两大类群的形态发育及演化关系;综合同期寒武系第二统国际地层产出的小壳化石,统计系列软舌螺属种壳体形态和内部解剖的演化,显示了寒武纪大爆发的连续性和演化阶段性。澄江、关山生物群产出的软舌螺化石保存了丰富且精美的软躯体信息。从解剖学角度,共得出以下三点认识:1.澄江化石库中丰满三槽螺发育粗大的扇形触手状的取食器官,同时结合壳体形态功能学和复杂的回型消化道,指示该生物是一类底栖沉积摄食生物;对比软舌螺与触手冠动物的解剖形态以及软体动物的壳体显微结构,从生物矿化和解剖学全面分析了软舌螺与其他冠轮动物的演化关系和矿化机制,表明软舌螺不属于触手冠动物（lophophorate）干群,系统演化上应该属于或与软体动物门较近;2.关山生物群的马龙“线带螺”,壳体内发育U型消化道,结合寒武纪苗岭统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和奥陶纪产出的软舌螺目,揭示软舌螺目的消化系统在个体发育中稳定演化;3.石将军剖面的关山动物群发现软舌螺在软躯体消化道保存上呈三种类型（黄铁矿化;沉积物充填的管状立体;微生物膜型）,由此全面讨论了化石保存过程和埋藏机制。再者,两大动物群中还保存大量以软舌螺为单一成分的软躯体密集层,统计发现澄江化石库软舌螺壳体能被腕足动物、软体动物等其他底栖生物附着,反映寒武纪早期古海洋生态环境中就存在的复杂群落关系,指示当时底栖生物间就存在明显的寄生、共生等现象。从壳体结构的演化分析,得到以下两点认识:1.澄江生物群中腹脊近小角螺Paramicrocornus ventricosus,具有软舌螺目的壳体特征但不发育附肢,本文归并近小角螺属和早期报道的原小角螺属建立新科,特指这类软舌螺目的姊妹类群,反映了直管螺目到发育附肢的典型软舌螺目演化的中间阶段。2.首次以“属”级分类单位对寒武纪地层产出的多个常见软舌螺进行壳体特征统计,建立纲内谱系演化树,结合时代演化和内部解剖、壳体形态变化,梳理软舌螺演化特征极向（character polarity）:软舌螺纲起源于壳体简单的直管螺目,随着口盖结构的复杂化,逐步演化出发育附肢的软舌螺目。在生态上反映摄食方式的转变和演化,即:从直管螺的主动沉积取食、腐食,向被动悬浮滤食的软舌螺目演化。软舌螺化石于寒武纪纽芬兰世幸运期首现,经历快速辐射,最后至二叠纪末灭绝。通过大型古生物数据平台,属种统计表明了软舌螺在时代上的演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寒武纪爆发序幕时期（纽芬兰世）;（2）寒武纪爆发主幕时期（寒武纪第二世）;（3）寒武纪爆发结束后乃至二叠纪灭绝。其中软舌螺在寒武纪大爆发的主幕前期属种多样性达到最大,后到寒武纪第二世中、晚期多样性急剧减少,该趋势可能与寒武系Botomian-Toyonian时期发生的Sink灭绝事件相关,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将能够进一步探索寒武纪第四期发生的神秘灭绝事件的原因。
吴雨[5]（2021）在《寒武纪澄江生物群射齿目节肢动物研究》文中提出节肢动物门是现生动物界最大的一个门,数量最大、分布最广、分异度最高,其种群优势可以一直追溯到它们的演化源头寒武纪时期。研究节肢动物的起源与早期演化是本文重建后生动物演化途径以及揭示寒武纪大爆发本质的关键环节。射齿目属于干群节肢动物,其形态的特殊性使其在节肢动物演化中占据关键位置,是揭示真节肢动物节肢化等重要演化特征的关键化石类群。同时,作为早古生代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射齿目在早期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保存有丰富的射齿目动物化石,为本文研究射齿目的形态特征、个体发育、谱系演化、生物古地理以及多样性演化等方面提供了绝佳的实证材料。本文详细研究了澄江生物群中近3000块射齿目化石标本,系统描述了射齿目动物8属9种,其中包括2新属4新种（包括1个新组合种）、1个相似种和一个未定种。它们分别是:Anomalocaris ankylosskelos sp.nov.;Anomalocaris cf.canadensis Whiteaves,1892;Lenisicaris lupata gen.et sp.nov.;Houcaris saron（Hou,Bergstr?m and Ahlberg,1995）comb.nov.;Amplectobelua symbrachiata Hou,Bergstr?m and Ahlberg,1995;Lyrarapax unguispinus Cong et al.,2014;Ramskoeldia consimilis Cong et al.,2018;Peytoia sinensis sp.nov.以及Cambroraster sp.。这些射齿目类群分别隶属于奇虾科（Anomalocarididae）、筛虾科（Tamisiocarididae）、抱怪虫科（Amplectobeluidae）和赫德虾科（Hurdiidae）。其中奇虾科原有属种Anomalocaris saron在此修正为H.saron,因具有筛虾科前附肢内叶的典型鉴定特征而被重新厘定,被转移到筛虾科中,代表了目前该科在华南仅有的化石记录。P.sinensis和Cambroraster sp.代表澄江生物群中首次报道的确凿的赫德虾科化石类群。以上化石记录表明,射齿目已知4个科的代表在澄江生物群中都已出现,反映了华南寒武纪早期射齿目动物的首次辐射。根据前附肢及其内叶的形态,将射齿目划分为两个亚目,即奇虾亚目（Suborder Anomalocarida nov.）和赫德虾亚目（Suborder Hurdiida nov.）。奇虾亚目包括筛虾科、奇虾科和抱怪虫科,发育“E型前附肢”,其特点为形态细长,肢节较多,节间膜发育,发育成对刚毛型内叶,内叶两侧边缘普遍发育辅助刺;赫德虾亚目仅包括赫德虾科,发育“H型前附肢”,其形态粗壮、肢节较少,发育单一刺型内叶,内叶呈刀片状,仅远体端边缘发育辅助刺。“E型前附肢”的刚毛型内叶是表皮细胞层中毛原细胞的产物,成对地从螯节腹面长出,通过关节窝与螯节表皮层相连,关节窝可见窝膜构造。而“H型前附肢”的刺型内叶为上表皮或外角质层的局部突起,不具有关节结构。因此,奇虾亚目和赫德虾亚目前附肢的内叶由不同的表皮层发育而来,属于非同源构造。此外,Ursulinacaris的前附肢由于发育成对的刺型内叶,可能代表一种较特殊的“H型前附肢”。本文构建了包括38个类群和75个性状的形态矩阵,采用简约推断法和贝叶斯推断法重建了射齿目系统发育树。谱系分析结果显示,射齿目由奇虾类和赫德虾类两个单系群构成,二者互为姊妹群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上述两个亚目划分的观点。其中,奇虾亚目由筛虾科、奇虾科和抱怪虫科组成,而赫德虾亚目仅包含赫德虾科,并与其他类群亲缘关系较远。分析结果还支持筛虾科作为单系群,原本归属奇虾科的Houcaris saron被放在了筛虾科最基部的位置。由于存在成对的刺型内叶,Ursulinacaris与其它赫德虾科所构成的分支互为姊妹群关系。首次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射齿目的典型类群Amplectobelua symbrachiata进行个体发育研究。分析结果表明,A.symbrachiata的前附肢发育模式为等速-表变态发育,即在发育过程中前附肢大小不断增加,但附肢的节数保持不变,且整个附肢及每节的形态保持稳定。结合A.symbrachiata在谱系分析中的原始分类位置,推测这种等速-表变态发育可能代表了节肢动物附肢的原始发育模式。这一结果将为进一步理解早期干群节肢动物的发育和谱系演化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本文对全球范围内各个时期射齿目化石在各板块的分布和多样性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射齿目的生物古地理和多样性演化模式。结果表明,奇虾科、抱怪虫科和筛虾科的分布局限在以华南、劳伦为主体的低纬度地区,而赫德虾科的纬度分布较为广泛,既分布于低纬度地区,也分布于包括波罗地、阿瓦隆和西冈瓦纳边缘在内的中纬度地区。这表明奇虾亚目的分布可能受到气候带的控制,而赫德虾亚目可能为广温性动物。以射齿目分布的不同生物群所代表的沉积环境来划分,筛虾科更加适应于较浅水的透光带环境,赫德虾科偏好较深水环境,而奇虾科和抱怪虫科则能适应不同深度的水体。生物地层学特征表明射齿目类群的辐射演化在寒武纪第二世就达到顶峰,这个阶段分异度和多样性达到最高,并以奇虾亚目类群占主导,代表射齿目辐射演化的主幕;而到了苗岭世则发生了类群的演替,此时以赫德虾亚目的繁盛为特征,代表辐射演化的次幕。鼓山期之后射齿目类群迅速衰减,最终在早泥盆世之后全部灭绝。射齿目动物的这种辐射演化模式与寒武纪大爆发时期生物演化的底重模型相吻合。
何青华[6]（2021）在《巴丹吉林沙漠湖泊沉积与泥炭层植硅体记录的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巴丹吉林沙漠处于东亚季风区与西风区的过渡地带,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是进行古环境研究的理想区域。本文选取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中的准扎罕吉林剖面（ZZH）和陶尔勒格图剖面（TR）,分别提取ZZH剖面133个样品和TR埋藏泥炭层的72个样品中的植硅体,共鉴定出67998粒植硅体。选取ZZH剖面7个AMS14C年代数据及TR剖面11个AMS14C年代数据建立剖面年代序列。在可靠的AMS14C年代基础上,通过分析植硅体数据及组合特征,利用植硅体指数、有序聚类、主成分分析、加权平均偏最小二乘回归（WA-PLS）等方法重建了巴丹吉林沙漠自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特征及泥炭层形成的气候背景,并与前人研究进行对比,深入探讨了该区域气候在千年尺度和百年尺度上的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而讨论植硅体反演的季风边缘区环境演化的可靠性。主要的研究结果及结论如下:1.巴丹吉林沙漠湖泊沉积剖面和埋藏泥炭层的植硅体类型非常丰富,典型的植硅体类型有方型、长方型、棒型、帽型、齿型、尖型、鞍型等,同时剖面中发现了海绵骨针和硅藻。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湖泊沉积物和埋藏泥炭中的植硅体主要以草本植物植硅体为主,含有少量木本植物植硅体。2.植硅体很好响应了巴丹吉林沙漠环境演变,揭示了该区域在全新世早期和早中全新世气候较为湿润,在中全新世达到最湿润期,晚全新世气候呈现冷干的特征,与季风边缘区其他研究结果一致。重建结果表明巴丹吉林沙漠自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经历了转暖变湿（11～9.8 cal ka BP）、冷湿（9.8～7.8 cal ka BP）、暖湿（7.8～4.6 cal ka BP）,转暖干（4.6～3.4 cal ka BP）、转冷干（3.4～2.1 cal ka BP）、冷干（2.1 cal ka BP至今）共6个气候环境演化阶段。反演的区域温度变化与65°N夏季太阳辐射的变化基本一致,揭示了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量的变化是驱动该区域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区湖泊的演化与该区域的气候环境演变是基本同步的,湖泊水位的高低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3.重建结果较为准确的复原了该区域的数次气候冷干事件,分别为:9.2～9.4cal ka BP、8.2 cal ka BP、5 cal ka BP、4 cal ka BP、3 cal ka BP。这几次干冷事件与北大西洋冷事件的时间基本对应,表明该区域在东亚季风减弱阶段与北半球高纬度气候变化有关或存在遥相关。4.埋藏泥炭层可作为该区域全新世开始的标志,其形成时期的植硅体温暖指数较低,示冷型植硅体的含量较高,说明该时期气温相对较低,而剖面中海绵骨针和硅藻的浓度很高,指示出一种湿润的环境。重建的温度结果显示,泥炭形成时期的平均气温约为8.8℃,比现代沙漠腹地年平均气温（11.1℃）低2.3℃。因此,泥炭层是在温度较低,降水和地下水补给量较为充分的条件下,在低洼地处形成的。
张桂华[7]（2021）在《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的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尔沁沙地地处我国典型的生态过渡带,表土受到强烈的风蚀作用,通过对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是否存在水平迁移规律的探讨,有利于植硅体的现代过程研究,对定量重建沙地古环境的精度,提高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对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迎风坡和背风坡表土进行采样,测定了表土有机质含量、粒度特征,提取表土植硅体并分析;对上覆典型植物群落采样,提取植硅体并分析,得到了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及其迎风坡与背风坡表土植硅体的组合特征,不同类型沙丘地表植物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建立了表土植硅体对地表植物群落的定量校正关系,并探讨了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产生差异的原因。有以下主要结论:1.科尔沁沙地四类典型沙丘表土中共鉴定出37类植硅体,表土植硅体组合中均以短细胞植硅体、棒型、尖型及块状占绝对优势,累计百分含量平均为90.78%,科尔沁沙地沙丘表土多数样点的植硅体浓度分布于20-600×102粒/克范围内,均值为237.09×102粒/克。利用表土植硅体组合的百分含量也可将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半流动沙丘、流动沙丘有效的判别出来。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半流动沙丘的迎风坡和背风坡的判别分析的正确率均在98%以上,建立的判别函数可以有效的将其区分。2.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表层植物群落样品中共鉴定出30类植硅体,植硅体组合中短细胞植硅体是地表群落最为丰富的植硅体类型,以哑铃型含量为主,齿型含量相比较少,鞍型和帽型含量次之;尖型含量与齿型含量相当,棒型含量较低,扇型、块状、扁平状植硅体含量极低。不同类型沙丘地表植物群落植硅体总浓度差别较大,固定沙丘的群落植硅体浓度最大,半固定沙丘均值较固定沙丘偏低,比半流动沙丘略高。不同类型沙丘表层的植物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存在明显差别,利用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能够有效的区分不同的沙丘类型。3.本文实现了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代表性评估及偏差校正,建立了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对地表植物群落的校正系数（R值）,校正前后对三类沙丘交叉验证判别的正确率分别为51.8%、99.3%,校正后的表土植硅体有效的修正了代表程度的偏差。利用本文表土植硅体对不同类型沙丘建立的判别函数及提出来的对表土植硅体校正系数对松嫩沙地代克剖面中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特征进行了定量重建,校正前后各项指数与原指数所指示的气候变化规律较为一致。4.沙地地区,地表植被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土壤中的植硅体浓度主要依赖于有机质含量的多少,相关分析显示,表土植硅体浓度与地表盖度存在显着相关关系（r=0.290,P<0.01）。沙丘表土植硅体可能因为风力作用强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水平迁移,用非局地或区域植被来解释沙地表土植硅体组合是合理的,然而,科尔沁沙地风力迁移量并不能影响对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半流动沙丘,以及迎风坡和背风坡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的明确区分。
万俊雨[8]（2021）在《华南微生物岩相介形虫动物群对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响应》文中指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地质历史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导致了地球上超过80%的海洋物种消失。导致这次灭绝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一般认为是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岩浆喷溢引发森林野火,甲烷等温室气体和有毒气体的大量排放等,导致陆地生态系统的率先崩塌,全球变暖加速加剧,海洋酸化、毒化和缺氧层扩大进而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崩溃。尽管对灭绝事件的原因和机制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并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但不同生物门类,甚至同一生物门类在不同沉积环境下对大灭绝事件的响应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别。在关注环境控制因素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具体生物门类与环境间的协同演化关系的研究,为更加全面、精细地刻画生物在灭绝与残存过程中的适应性演化提供参考。二叠纪大灭绝开始后,生物大量减少,导致绝大部分生物门类消失在化石记录中,想要获取生物在灭绝与残存过程中的细节变得困难重重。幸运的是,大量介形虫化石记录保存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岩剖面中,作为灾后微生物主导的生物群落中最常见的后生动物化石类群,介形虫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独具优势,是这一重大地质历史转折期的古生物和古生态研究的重要载体。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华南地区4条不同古地理位置上的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含微生物岩剖面（广西作登、坡决,湖北寨下和浙江潘家庄）,系统采集样品282件,获得保存完好的介形虫化石标本3167枚,共鉴定为27属139种。除传统的系统分类学描述外,选取部分性状稳定的常见属种尝试直角三角形方法（Right Triangle Method）进行描述。结合前人分类学研究材料,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介形虫动物群主要以光滑速足介目分子为主,特别是Bairdiidae分子占据绝对优势,在不同的古地理位置上也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均指示这些微生物岩形成于一个含氧量正常的浅水开阔台地环境。虽然残存期的介形虫仍然维持了较高的丰度和分异度,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动物群的面貌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该时期介形虫动物群的发展主要是由在大灭绝中幸存的古生代亲缘分子主导的,中-新生代亲缘分子尚无明显发展的迹象。以科/超科作为单位进行划分的传统介形虫古生态组合可以指示大尺度的海平面变化,比如在经历了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快速的海平面升降后,早三叠世微生物岩沉积的水体环境总体上比下伏的乐平统顶部的生物碎屑灰岩更浅。但在微生物岩发育的区间内,传统古生态组合难以体现一些较细微的沉积环境变化,而论文从研究剖面中识别出一些优势种组合的更替可以精细刻画微生物岩沉积区间内的水体环境的不断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介形虫古生态组合的不足。优势种的变化规律大体是从微生物岩段下部以Bairdia属或典型的古生代特征属种为主的组合过渡为微生物岩段中部的多优势种共存的组合,最后转变成Liuzhinia antalyaensis和Bairdiacypris ottomanensis的组合,暗示了灾后水体环境从动荡逐渐趋于稳定的过程。论文选取四个研究剖面中分布广泛且跨越大灭绝界线的介形虫幸存分子,开展了与壳体大小相关的综合分析。在年龄划分的基础上,获取了四个种的年龄结构、幼年期生长速率和各年龄段壳体大小的详细数据。研究发现大部分介形虫受二叠纪-三叠纪快速升温的影响,壳体大小和生长速率发生异常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和幅度不尽相同,在不同相区的表现也可能存在差别。这说明不同相区或不同种的介形虫不仅受大灭绝事件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在面对环境灾难时所表现出的主动适应能力和生存策略的选择也可能不同。因此,对于灭绝期间生物体型大小变化的研究应尽可能的限定在种内,而且生物对环境的响应并非完全被动的,通过自身调节来适应甚至改造环境是物种得以长久繁衍的必备技能。从本文研究剖面和其他同时期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微生物岩剖面介形虫动物群中采集了共410种介形虫壳体的轮廓形态数据进行几何形态学分析,首次获得了该时期介形虫形态空间分布和形态歧异度的信息,发现了形态歧异度和分类学多样性在大灭绝事件中的差异性变化和在残存期不同岩相间的差异。在二叠纪末大灭绝之初,大部分古特提斯洋区域的微生物岩相介形虫动物群的形态歧异度都发生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形态的趋同可能暗示了环境压力的增大。此后,低形态歧异度的介形虫动物群一直持续到在早三叠世的第二幕灭绝时再次下降,但幅度明显减小,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在大灭绝开始时就已经遭受重创,而后环境压力的持续不仅延迟了生物的复苏和生态系统的重建,也使得在第二幕灭绝发生时,生态系统没有太多恶化的余地。但受到泛大洋洋流影响的浙江潘家庄剖面刚好相反,在二叠纪末第一幕灭绝时介形虫形态歧异度下降的幅度不大,但第二幕灭绝发生后,形态歧异度下降较前一次明显增大。二叠纪末大灭绝开始时,由于洋流影响使得它们受到的缺氧和酸化等灾难事件的冲击程度相对较小,而早三叠世持续的环境压力和第二幕灭绝到来时,生态系统才出现更明显的生态危机。通过细致比较同一剖面微生物岩层和非微生物岩夹层中介形虫分类学和形态学信息可以发现,尽管微生物岩组构中产出的介形虫的分类学多样性要明显高于非微生物岩组构,但两者在形态歧异度上的差别很小,而且在非微生物岩形态空间之外的介形虫并没有统一向某个形态方向拓展的现象。加之微生物岩组构中的古生代亲缘分子的比例较整体明显偏低,如果为原地生物群落,那么可能说明微生物席内部环境与古生代亲缘分子灾后的繁盛并无关系。而且专属于微生物岩形态空间的介形虫中滤食性分子占比更高,与微生物爆发导致富营养化的事实相矛盾,说明这些介形虫很可能并非生活在微生物席中,而是由附近搬运而来的。即便有营食泥性介形虫的存在,但未在微生物岩中发现任何钻孔、取食等生物活动的证据。因此,介形虫等小体型的底栖动物化石大量保存在微生物岩中,可能是微生物席的空隙为生物死后的埋藏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场所,而并非起到了提供生物生存所必需的氧气或食物来源的关键作用。
赵曌[9]（2021）在《复杂遗迹化石Rhizocorallium的形态功能和行为生态及宏演化》文中提出复杂遗迹化石Rhizocorallium（根珊瑚迹）遗迹属具有不同形态的遗迹种、遗迹亚种和遗迹变种,是最早被描述和记录的遗迹化石之一。它具有较长的地史延限（寒武纪-新近纪）、广泛的环境分布（陆相-滨岸-浅海-深海）和不同的底质类型（硅质岩、碳酸盐岩、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因此,较之简单遗迹化石,Rhizocorallium能更好地反映深时生物形态特征、行为习性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过程。本文通过对采自华南板块志留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以及西班牙三叠纪,台湾省新近纪地层中的110块Rhizocorallium化石标本和近千张野外照片进行定量和半定量潜穴形态刻画,系统描述了归属于Rhizocorallium的不同遗迹种、遗迹亚种和遗迹变种间的潜穴形态差异,揭示出不同形态特征的潜穴所指示的造迹者行为类型,并基于1840–2021间发表的400余篇Rhizocorallium相关文献资料构建了显生宙Rhizocorallium数据库,取得了如下成果和认识:（1）通过对Rhizocorallium密集发育的五个主干剖面（湖北锅顶山志留系剖面、四川甘溪泥盆系剖面、河南淅川泥盆系剖面、四川龙门硐三叠系剖面、云南拨云三叠系剖面）以及四个辅助剖面（贵州独山泥盆系剖面、广西来宾二叠系剖面、西班牙Huesa三叠系剖面和台湾番子澳新近系剖面）进行系统的沉积环境及底质类型分析,发现研究区内Rhizocorallium主要发育于浅海环境,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底质中。与此同时,不同环境背景下的Rhizocorallium潜穴形态及遗迹组合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稳定浅海环境中通常形成分异度较高的均衡型（K-选择）遗迹群落,而受风暴影响的动荡环境中,通常形成分异度较低的机会型（r-选择）遗迹群落。拨云三叠系剖面内不同层位密集叠置的Rhizocorallium是受多期次风暴侵蚀活动影响后,营机会型觅食的Rhizocorallium最终形成的“lam-scram”（laminate to scrambled）组构。（2）基于半定量和定量分析手段对Rhizocorallium的遗迹种、遗迹亚种和遗迹变种进行潜穴形态要素编码和测量。共建立10个半定量形态编码,用于刻画Rhizocorallium的U形管开口形态、U形管末端形态以及潜穴路径形态。不同的形态编码组合类型反映出造迹生物差异行为特征,也精准刻画出Rhizocorallium遗迹种、遗迹亚种和遗迹变种的潜穴形貌。同时,潜穴长度,宽度及边缘管直径被作为Rhizocorallium定量形态分析参数,据此揭示相近形态的Rhizocorallium潜穴差异特征。（3）根据Rhizocorallium不同的蹼纹构造形态提出四种主要的造迹模式。前进式蹼状构造是造迹者沿层面进行连续挖掘所形成的,后移式蹼状构造是造迹者遭受沉积物快速堆积后,反向挖掘所形成,J形蹼状构造是造迹者在挖掘过程中对障碍物躲避所形成的,而分裂瓣式边缘管内的蹼纹构造则指示造迹者对食物源的趋向过程。（4）以河南淅川和四川甘溪泥盆系剖面内发育的Rhizocorallium为例,结合不同尺度潜穴形态特征提出,两个剖面内Rhizocorallium均归属于遗迹变种R.commune var.auriforme,且全部为主动充填型潜穴。淅川剖面Rhizocorallium潜穴边缘管和蹼纹区域的岩性具有明显差异,边缘管内发育大量与上覆沉积物一致的石英颗粒和生物化石,说明较之封闭的蹼纹环境,开阔的边缘管区域更易受到后期环境的改造。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微观潜穴形态显示,边缘管和蹼纹层内存在单晶呈五角十二面、立方体、八面体、近球形等四种形态的莓状黄铁矿,且莓状聚合体直径（D）与其内部的亚微米单晶颗粒直径（d）的比值通常小于10,指示其为生物成因莓状黄铁矿。同时,单晶颗粒较大且表面光滑的莓状黄铁矿主要出现在潜穴的边缘管内,莓体直径较小且表面粗糙的莓状黄铁矿则主要出现在蹼纹层内。EDS（能谱仪）分析显示,莓状黄铁矿内的S/Fe比值随单晶颗粒直径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这些特征指示,Rhizocorallium潜穴不是单一的觅食迹,而是兼具觅食、居住、存储食物、培植微生物等功能的综合性潜穴系统。（5）基于Rhizocorallium数据库,系统总结了显生宙Rhizocorallium的时空分布规律以及潜穴演化特征:Rhizocorallium潜穴形态从简单趋于复杂,分布环境从浅海向滨海、陆地和深海逐步扩张。综合显生宙不同时期大气温度、海洋化学参数等特征,发现上述环境波动在Rhizocorallium分布特征变化上也有体现。尤其是五次生物灭绝事件前后,Rhizocorallium的潜穴丰度和分布纬度都发生了改变。晚奥陶世生物大灭绝事件后,浅海环境中的Rhizocorallium全部消失,直到早志留世特列奇期才再次出现。晚泥盆世灭绝事件后,Rhizocorallium的分布纬度呈现从低纬到中高纬度的扩展,潜穴密度相对较低,且以正常浅海环境分布潜穴为主。P-T灭绝事件之后,高纬度的Rhizocorallium率先出现,伴随着生物复苏,Rhizocorallium开始向中低纬度扩张,潜穴密度也逐渐增加,分布环境也从滨浅海向深海延伸。晚三叠世和晚白垩世末期的生物灭绝事件对Rhizocorallium的纬度分布和潜穴丰度的影响相对较小。此时,全球范围内Rhizocorallium已广泛发育于各个纬度带的不同环境中。由此看来,Rhizocorallium潜穴形态变化和宏演化特征从遗迹化石角度反映了造迹生物对显生宙重大生物-环境事件的响应,揭示了地史时期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过程。
刘颖[10]（2021）在《辽东半岛典型群落-表土植硅体对应关系及其在古植被重建中的准确性》文中研究表明辽东半岛位于东亚季风区北段,是气候变化和植被变化的敏感区域,定量地重建该区域的古植被演化历史对解译过去植被和气候变化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植硅体为指标,通过分析211个木本单种样品（81个树叶样品、73个树枝样品、57个树皮样品）,90个典型群落样品（30个草本层样品、30个枯枝落叶层样品、30个草本层和枯枝落叶层混合样品）,84个典型群落对应的表土样品,119个泥炭剖面样品,开展了植硅体的来源、群落植硅体对植物分类、表土植硅体对植被类型判别、表土植硅体与群落盖度间数量关系等一系列植硅体现代过程研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集安剖面,重建了该剖面自中晚全新世以来的古植被演化过程,并结合周围区域的古植被重建资料验证了应用植硅体在该区域开展古植被重建工作的适用性。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辽东半岛常见的木本植物中树枝和树皮均不产生植硅体,树叶主要产生表皮植硅体、导管型、硅化气孔等植硅体;利用群落植硅体组合能够将辽东半岛典型植物群落分为松栎林、麻栎林、杂木林,证明植硅体有能力对植物群落进行分类;通过对枯枝落叶层和草本层植硅体组合对比确定了仅产生于木本植物的植硅体及仅产生于草本植物的植硅体,利用这两类植硅体的比值,即W/G可以确定植物群落结构的变化。2.不同群落下表土中植硅体产量和表土植硅体组合均不相同,利用所有表土植硅体的组合构建的判别函数能够有效地将松栎林、麻栎林、杂木林进行区分,判别准确率达80%;Ic指数和Iw指数在三类群落中均具有显着性差异,在该区域内适用;基于WAPLS建立表土植硅体组合-群落盖度数量关系,预测植被盖度与实测植被盖度有显着的线性相关关系,证明这种数量关系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古植被盖度重建工作。3.利用群落-表土植硅体对应关系重建了集安剖面自中晚全新世以来的植被面貌演化过程:4961-4187cal a BP,植被类型为杂木林,盖度较小,C3草本植物较C4草本植物更有优势,林草比较大;4187-2400cal a BP,植被类型为杂木林-松栎林的转变,证明该阶段内松科植物相对增加,盖度较大,C4草本植物较C3草本植物更有优势,林草比较小;2400-590cal a BP,植被类型以松栎林和麻栎林为主,盖度较小,C3草本植物较C4草本植物更加占优势,林草比相对较大。对比周围区域的古植被类型演化结果、古植被盖度重建结果、古温度重建结果及植被周期性演变规律均证明集安剖面植硅体-古植被重建结果是准确的,植硅体在辽东半岛进行古植被重建是适用的。
二、Biomorphic analysis as a basis for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Biomorphic analysis as a basis for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长治盆地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环境变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区概况 |
| 2 样品与方法 |
| 2.1 样品采集和岩性描述 |
| 2.2 古地磁的测量 |
| 2.3 粒度分析与端元模型分析 |
| 2.4 孢粉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地层年代 |
| 3.2 粒度分析 |
| 3.3 孢粉分析 |
| 3.4 粒度端元组分及指示的环境意义 |
| 4 讨论 |
| 4.1 长治盆地区域植被与气候特征 |
| 4.2 中更新世转型与长治古湖的扩张与消亡 |
| 5 结论 |
（2）2020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及成果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 进展一基干兽类听觉和咀嚼器官模块式演化分离节点 |
| 进展二古基因组揭示中国南北方人群迁移与混合历史 |
| 进展三澄江动物群“章氏麒麟虾”的发现揭秘节肢动物的起源 |
| 进展四青藏高原中部中始新世湿润低地的亚热带“香格里拉”生态系统 |
| 进展五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事件对生物古地理格局的影响 |
| 进展六三叠纪-侏罗纪之交气候变化与森林火灾事件:来自中国华南的化石证据 |
| 进展七白垩纪琥珀揭示昆虫和介形虫的早期演化 |
| 进展八环南中国海地区海岸带沉积环境演变与史前水稻农业扩张 |
| 进展九澄江动物群的核心价值:动物界成型人类基础器官诞生 |
| 进展十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发现最早包壳窃食寄宿关系化石 |
（3）辽东半岛南部古风化壳发育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风化壳及风化作用研究进展 |
| 1.2.2 风化壳的发育特征研究进展 |
| 1.2.3 磁化率在古环境中的研究进展 |
| 1.2.4 孢粉在古环境中的研究进展 |
| 1.2.5 石英颗粒表面特征分析在古环境中的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区域位置 |
| 2.2 地形地貌特征 |
| 2.3 气候水文特征 |
| 2.3.1 气候特征 |
| 2.3.2 水文特征 |
| 2.4 区域地质构造特点 |
| 2.4.1 地层与岩性特征 |
| 2.4.2 大地构造背景 |
| 2.5 土壤及植被概况 |
| 3 样品采集及样品分析测试方法 |
| 3.1 剖面选择及样品采集 |
| 3.2 样品分析测试 |
| 3.2.1 地球化学元素测定 |
| 3.2.2 粒度分析 |
| 3.2.3 磁化率测定及计算方法 |
| 3.2.4 孢粉分析 |
| 3.2.5 扫描电镜实验方法 |
| 4 辽东半岛南部卧龙剖面古风化壳古环境要素分析 |
| 4.1 地球化学元素特征分析 |
| 4.1.1 主量元素变化特征 |
| 4.1.2 主量元素地球化学指标分析 |
| 4.1.3 微量元素变化特征 |
| 4.1.4 元素活动性及主要矿物变化 |
| 4.2 粒度特征分析 |
| 4.2.1 粒度组成 |
| 4.2.2 粒度参数 |
| 4.2.3 粒度频率分布曲线 |
| 4.2.4 粒度结构参数散点图 |
| 4.2.5 粒度累积曲线 |
| 4.2.6 概率累积曲线 |
| 4.3 磁化率分析 |
| 4.4 孢粉分析 |
| 4.4.1 孢粉鉴定结果 |
| 4.4.2 孢粉组合分析 |
| 4.4.3 孢粉组合反映的环境特征 |
| 4.5 石英颗粒表面特征分析 |
| 4.5.1 石英颗粒宏观特征分析 |
| 4.5.2 石英颗粒微观形态 |
| 5 讨论 |
| 5.1 卧龙剖面风化壳发育阶段 |
| 5.2 典型剖面对比分析 |
| 5.2.1 化学元素对比分析 |
| 5.2.2 粒度对比分析 |
| 5.2.3 磁化率参数对比分析 |
| 5.3 磁化率在古风化壳中的应用探讨 |
| 5.3.1 卧龙剖面磁化率与粒度的相关关系 |
| 5.3.2 卧龙剖面磁化率与地球化学参数的相关关系 |
| 5.4 卧龙剖面成因分析 |
| 5.5 辽东半岛南部红色古风化壳年代学讨论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滇东地区寒武系第二统软舌螺动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寒武纪大爆发与软舌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材料、内容、意义与文章特色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工作量统计和研究成果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及生物群 |
| 2.1 滇东地区(澄江生物群、关山生物群) |
| 2.1.1 滇东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 |
| 2.1.2 澄江生物群及其古生态论述 |
| 2.1.3 关山生物群及其古生态论述 |
| 2.2 峡东地区(水井沱组、石牌组) |
| 第三章 软舌螺概述及最新研究进展 |
| 3.1 软舌螺壳体构成及分类 |
| 3.1.1 口盖 |
| 3.1.2 锥壳 |
| 3.1.3 附肢 |
| 3.1.4 软舌螺的分类 |
| 3.1.5 软舌螺的壳体微细结构和矿化类型 |
| 3.2 软舌螺的软体组织形态 |
| 3.2.1 摄食器官 |
| 3.2.2 肌肉系统 |
| 3.2.3 体腔及消化系统 |
| 第四章 澄江、关山动物群中软舌螺的解剖学研究 |
| 4.1 澄江化石库的丰满三槽螺—直管螺目解剖系统重建 |
| 4.2 马龙“线带螺”—软舌螺目消化系统研究 |
| 4.3 澄江化石库的云南肉茎螺—“肉茎结构”勘误 |
| 第五章 软舌螺的埋藏学 |
| 5.1 特异埋藏化石库的软舌螺的软躯体保存 |
| 5.2 关山生物群中软舌螺多种保存机制的特殊性 |
| 5.2.1 黄铁矿化 |
| 5.2.2 管状立体保存 |
| 5.2.3 微生物膜型 |
| 第六章 软舌螺及相关壳体集群机制探讨 |
| 6.1 软舌螺及其壳体表面附着物 |
| 6.2 特异埋藏化石库中软舌螺的富集现象 |
| 6.2.1 软躯体化石的聚集及相应动物行为性解读 |
| 6.2.2 软舌螺在澄江生物群的富集 |
| 6.2.3 软舌螺在关山生物群的密集保存 |
| 6.3 澄江生物群中与软舌螺相关的Pelagiella壳体密集层 |
| 6.4 关于软舌螺富集现象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化石记录讨论 |
| 第七章 软舌螺的演化和辐射 |
| 7.1 附肢的起源、演化 |
| 7.1.1 软舌螺附肢与其他动物可能的“同源”结构对比 |
| 7.1.2 附肢的化石记录与狭义的软舌螺目 |
| 7.1.3 附肢的演化 |
| 7.2 软舌螺壳体和解剖结构的性状演化模型 |
| 7.2.1 早期软舌螺演化模型 |
| 7.2.2 软舌螺的壳体演化的汇总 |
| 7.2.3 解剖结构的演化 |
| 7.3 软舌螺的谱系演化:辐射与灭绝 |
| 7.3.1 寒武纪爆发序幕时期(纽芬兰统) |
| 7.3.2 寒武纪爆发的主幕时期 |
| 7.3.3 寒武纪爆发的主幕结束乃至二叠纪 |
| 第八章 软舌螺的生态、亲缘关系及相关冠轮动物演化 |
| 8.1 软舌螺的生态 |
| 8.1.1 生活模式 |
| 8.1.2 摄食方式 |
| 8.1.3 个体发育 |
| 8.2 亲缘关系及系统演化树中的位置 |
| 8.2.1 冠轮动物与软舌螺 |
| 8.2.2 软舌螺的演化争议历史 |
| 8.3 触手冠动物与软舌螺 |
| 8.3.1 触手冠动物 |
| 8.3.2 触手冠动物的起源问题与软舌螺 |
| 8.3.3 软舌螺与触手冠动物对比与讨论 |
| 8.4 软舌螺的归属及与冠轮动物演化的探讨 |
| 第九章 软舌螺的系统古生物学 |
| 9.1 丰满三槽螺(Triplicatella opimus(Yu,1974)) |
| 9.2 腹脊近小角螺(Paramicrocornus ventricosus(Qian,1978)) |
| 9.3 云南肉茎螺(Pedunculotheca diania Sun,Zhao et Zhu,2018) |
| 9.4 云南“薄氏螺”( ‘Burithes’yunnanensisHou,Bergstr?m,Wang,Feng& Chen,1999) |
| 9.5 马龙“线带螺”( ‘Linevitus’malongensis Yu,1974)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5）寒武纪澄江生物群射齿目节肢动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现状 |
| 1.1.1 寒武纪大爆发与后生动物门类的起源演化 |
| 1.1.2 节肢动物起源与演化关系 |
| 1.1.3 射齿目节肢动物研究现状 |
| 1.2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3.1 研究材料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使用的术语汇总及释义 |
| 1.4 区域地质背景 |
| 1.4.1 澄江生物群产出层位及时代 |
| 1.4.2 澄江生物群的地理分布及化石产地 |
| 1.4.3 澄江生物群的古地理环境与生物群组成 |
| 1.4.4 澄江生物群的埋藏和保存 |
| 第二章 澄江生物群中射齿目化石系统描述 |
| 2.1 系统古生物学 |
| 2.1.1 奇虾科 |
| 2.1.2 筛虾科 |
| 2.1.3 抱怪虫科 |
| 2.1.4 赫德虾科 |
| 2.2 射齿目两种前附肢类型 |
| 2.2.1 射齿目两种类型的前附肢内叶 |
| 2.2.2 “E型前附肢”和“H型前附肢” |
| 2.2.3 与其他节肢动物附肢的比较 |
| 第三章 射齿目谱系演化 |
| 3.1 本文射齿目形态矩阵的构建与分析方法 |
| 3.1.1 形态矩阵的构建 |
| 3.1.2 分析方法 |
| 3.2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与讨论 |
| 3.3 对射齿目前附肢与大附肢类节肢动物的短大附肢同源性的讨论 |
| 第四章 射齿目个体发育研究 |
| 4.1 寒武纪节肢动物个体发育研究现状 |
| 4.2 测量与分析方法 |
| 4.3 抱怪虫科双肢抱怪虫个体发育的统计分析结果 |
| 4.3.1 个体大小分布 |
| 4.3.2 前附肢相对形态变化 |
| 4.4 双肢抱怪虫前附肢个体发育模式 |
| 4.5 讨论与启示 |
| 4.5.1 双肢抱怪虫前附肢生长阶段的划分 |
| 4.5.2 其它节肢动物附肢的发育 |
| 4.5.3 个体发育与功能生态 |
| 4.5.4 射齿目个体发育的演化启示 |
| 第五章 射齿目生物古地理与多样性演化 |
| 5.1 射齿目各个科的化石时空分布 |
| 5.1.1 奇虾科 |
| 5.1.2 筛虾科 |
| 5.1.3 抱怪虫科 |
| 5.1.4 赫德虾科 |
| 5.2 射齿目生活环境与埋藏环境 |
| 5.2.1 奇虾科 |
| 5.2.2 筛虾科 |
| 5.2.3 抱怪虫科 |
| 5.2.4 赫德虾科 |
| 5.3 射齿目在各古陆上的多样化模式初探 |
| 5.3.1 华南 |
| 5.3.2 华北 |
| 5.3.3 劳伦古陆 |
| 5.3.4 冈瓦纳古陆 |
| 5.3.5 波罗地、阿瓦隆和西伯利亚地区 |
| 5.4 射齿目古地理分布模式 |
| 5.4.1 奇虾科 |
| 5.4.2 筛虾科 |
| 5.4.3 抱怪虫科 |
| 5.4.4 赫德虾科 |
| 5.4.5 射齿目生物古地理网络分析 |
| 5.5 射齿目多样性演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澄江生物群中双肢抱怪虫Amplectobelua symbrachiata个体发育测量数据 |
| 附录-2:射齿目系统发育学形态特征 |
| 附录-3:射齿目系统发育学矩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巴丹吉林沙漠湖泊沉积与泥炭层植硅体记录的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巴丹吉林沙漠环境演变研究现状 |
| 1.2.2 泥炭地研究现状 |
| 1.2.3 植硅体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样品采集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质地貌特征 |
| 2.1.3 气候水文特征 |
| 2.1.4 植被特征 |
| 2.2 样品采集及岩性描述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植硅体提取方法 |
| 3.2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年代框架的构建 |
| 4.1.1 ZZH剖面年代序列 |
| 4.1.2 TR剖面年代序列 |
| 4.2 巴丹吉林沙漠ZZH剖面记录的全新世以来的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2.1 植硅体形态分类及环境指示意义 |
| 4.2.2 植硅体主成分分析 |
| 4.2.3 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3 巴丹吉林沙漠泥炭层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3.1 植硅体形态及分类 |
| 4.3.2 植硅体组合特征 |
| 第五章 植硅体记录的巴丹吉林沙漠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 |
| 5.1 千年尺度的环境演变 |
| 5.1.1 千年尺度的环境演变特征 |
| 5.1.2 区域对比讨论 |
| 5.2 典型气候事件的记录 |
| 5.3 季风边缘区环境演变驱动机制及可靠性 |
| 第六章 植硅体记录的巴丹吉林沙漠成炭期的环境演化 |
| 6.1 植硅体古温度定量重建 |
| 6.1.1 重建方法 |
| 6.1.2 重建结果 |
| 6.2 成炭期形成的气候背景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的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表土植硅体形态特征研究现状 |
| 1.2.2 表土植硅体与地表植被群落关系研究现状 |
| 1.2.3 植硅体在现代土壤及沉积物中的迁移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1.5.4 创新点 |
| 2 研究区概况与样品采集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样品的采集 |
| 2.2.1 表土样品采集 |
| 2.2.2 地表植物群落样品采集 |
| 3 研究方法 |
| 3.1 实验室分析 |
| 3.1.1 有机质测定 |
| 3.1.2 粒度分析测试 |
| 3.1.3 沙丘表土植硅体提取的实验步骤 |
| 3.1.4 沙丘地表植物群落植硅体提取的实验步骤 |
| 3.2 数据处理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1.1 固定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1.2 半固定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1.3 半流动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1.4 流动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 |
| 4.1.5 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对比分析 |
| 4.2 迎风坡和背风坡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对比分析 |
| 4.3 不同类型沙丘地表植物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及对比分析 |
| 4.4 不同类型沙丘地表植物群落与表土植硅体间的定量校正 |
| 4.4.1 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与植物群落植硅体对应关系 |
| 4.4.2 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代表性评估 |
| 4.4.3 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代表性偏差的校正 |
| 5 讨论 |
| 5.1 植硅体组合特征的讨论 |
| 5.2 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差异的原因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华南微生物岩相介形虫动物群对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 |
| 1.2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介形虫 |
| 1.2.1 介形虫基本介绍 |
| 1.2.2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介形虫演化 |
| 1.2.3 介形虫与古环境重建 |
| 1.3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岩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 论文工作量统计 |
| 第二章 研究区古地理和剖面介绍 |
| 2.1 研究区古地理背景 |
| 2.2 研究剖面介绍 |
| 2.2.1 广西作登剖面 |
| 2.2.2 广西坡决剖面 |
| 2.2.3 湖北寨下剖面 |
| 2.2.4 浙江潘家庄剖面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系统分类学和定量古生物学 |
| 3.1.1 介形虫化石处理 |
| 3.1.2 介形虫系统分类学 |
| 3.1.3 古生物多样性指标 |
| 3.2 古生态学 |
| 3.3 形态测量学 |
| 3.3.1 壳体大小测量 |
| 3.3.2 几何形态测量 |
| 3.4 碳酸盐岩薄片分析 |
| 第四章 二叠纪末大灭绝后华南微生物岩相介形虫与古生态 |
| 4.1 作登剖面 |
| 4.1.1 作登剖面介形虫面貌概述 |
| 4.1.2 作登剖面介形虫古生态分析 |
| 4.2 坡决剖面 |
| 4.2.1 坡决剖面介形虫面貌概述 |
| 4.2.2 坡决剖面介形虫古生态分析 |
| 4.3 寨下剖面 |
| 4.3.1 寨下剖面介形虫面貌概述 |
| 4.3.2 寨下剖面介形虫古生态分析 |
| 4.4 潘家庄剖面 |
| 4.4.1 潘家庄剖面介形虫面貌概述 |
| 4.4.2 潘家庄剖面介形虫古生态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介形虫个体发育对二叠纪末大灭绝事件的响应 |
| 5.1 介形虫种群年龄结构的变化 |
| 5.2 介形虫个体生长速率的变化 |
| 5.2.1 Bairdia davehornei生长速率变化 |
| 5.2.2 Bairdia? kemerensis生长速率变化 |
| 5.2.3 Bairdiacypris ottomanensis生长速率变化 |
| 5.2.4 Liuzhinia antalyaensis生长速率变化 |
| 5.2.5 介形虫生长速率的变化与异时发育 |
| 5.3 介形虫体型变化及生存策略 |
| 第六章 介形虫几何形态对二叠纪末大灭绝事件的响应 |
| 6.1 形态歧异度和分类学多样性在大灭绝事件中的差异性变化 |
| 6.2 形态歧异度和分类学多样性在残存期不同岩相间的差异 |
| 第七章 介形虫分类学描述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版说明 |
| 图版 |
| 附表 |
（9）复杂遗迹化石Rhizocorallium的形态功能和行为生态及宏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Rhizocorallium的研究现状 |
| 1.1.1 Rhizocorallium的系统遗迹学研究现状 |
| 1.1.2 Rhizocorallium的造迹生物研究现状 |
| 1.1.3 Rhizocorallium的环境分布研究现状 |
| 1.1.4 造迹生物行为习性研究现状 |
| 1.1.5 Rhizocorallium地史演化规律研究现状 |
| 1.2 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选题依据与创新点 |
| 1.4.1 选题依据 |
| 1.4.2 创新点 |
| 1.5 选题来源与工作量统计 |
| 第二章 Rhizocorallium寄主地层剖面概述 |
| 2.1 主干剖面 |
| 2.1.1 湖北锅顶山志留系剖面 |
| 2.1.2 河南淅川与四川甘溪泥盆系剖面 |
| 2.1.3 四川龙门硐和云南拨云三叠系剖面 |
| 2.2 辅助剖面 |
| 2.2.1 贵州独山大河口泥盆系剖面 |
| 2.2.2 广西来宾二叠系剖面 |
| 2.2.3 西班牙Huesa三叠系剖面 |
| 2.2.4 台湾番子澳新近系剖面 |
| 第三章 Rhizocorallium系统遗迹学及定量古生物学研究 |
| 3.1 Rhizocorallium的系统遗迹学 |
| 3.2 Rhizocorallium半定量、定量形态表征 |
| 3.2.1 Rhizocorallium半定量形态编码 |
| 3.2.2 Rhizocorallium的定量表征 |
| 3.3 研究剖面中Rhizocorallium系统描述 |
| 第四章 Rhizocorallium的造迹模式及形态功能分析 |
| 4.1 Rhizocorallium蹼状构造形态及造迹模式 |
| 4.2 Rhizocorallium不同造迹模式的古生态学意义 |
| 4.3 Rhizocorallium的形态功能分析:以淅川和甘溪泥盆系剖面为例 |
| 4.3.1 淅川和甘溪泥盆系剖面Rhizocorallium宏观潜穴形貌特征 |
| 4.3.2 淅川和甘溪泥盆系剖面Rhizocorallium微观潜穴形貌特征 |
| 4.3.3 Rhizocorallium不同尺度潜穴形貌特征所指示的潜穴功能与生态学意义 |
| 第五章 Rhizocorallium与环境的耦合关系 |
| 5.1 Rhizocorallium的环境分布 |
| 5.2 Rhizocorallium潜穴形貌及分布密度对沉积环境的指示意义-以云南拨云和西班牙Huesa三叠系剖面中的Rhizocorallium为例 |
| 5.2.1 拨云三叠系剖面Rhizocorallium潜穴形貌与分布特征对环境的指示意义 |
| 5.2.2 西班牙Huesa三叠系剖面Rhizocorallium潜穴形貌与分布特征对环境的指示意义 |
| 5.3 Rhizocorallium的古生态学意义 |
| 第六章 Rhizocorallium的宏演化及对生物环境事件的响应 |
| 6.1 显生宙Rhizocorallium的时空分布 |
| 6.2 显生宙Rhizocorallium的环境分布 |
| 6.3 显生宙Rhizocorallium的形态演化 |
| 6.4 Rhizocorallium对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响应 |
| 6.5 Rhizocorallium演化的主控因素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成果与认识 |
| 7.2 问题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一 |
| 图版说明 |
（10）辽东半岛典型群落-表土植硅体对应关系及其在古植被重建中的准确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辽东半岛古植被重建研究现状 |
| 1.2.2 植硅体产量与形态分类研究现状 |
| 1.2.3 表土中植硅体的组合特征研究现状 |
| 1.2.4 表土中植硅体的保存机制研究现状 |
| 1.2.5 表土植硅体对植物群落的代表性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样品采集与数据处理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区域地质地貌特征 |
| 2.1.2 气候水文特征 |
| 2.1.3 土壤植被特征 |
| 2.2 样品采集 |
| 2.2.1 植物单种样品采集 |
| 2.2.2 植物群落及表土样品采集 |
| 2.2.3 剖面样品采集 |
| 2.3 实验分析 |
| 2.3.1 AMS~(14)C年代测定 |
| 2.3.2 植物单种和群落样品植硅体提取 |
| 2.3.3 表土样品和剖面样品植硅体提取 |
| 2.4 数据处理 |
| 2.4.1 年代序列的建立 |
| 2.4.2 植硅体指数公式 |
| 2.4.3 数据处理方法与软件 |
| 3 辽东半岛典型群落表土植硅体对应关系及验证 |
| 3.1 辽东半岛木本植物植硅体形态和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 |
| 3.1.1 辽东半岛典型木本植物植硅体形态 |
| 3.1.2 辽东半岛典型木本植物植硅体组合特征 |
| 3.1.3 辽东半岛典型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 |
| 3.2 辽东半岛典型群落与表土植硅体对应关系 |
| 3.2.1 典型群落的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 |
| 3.2.2 表土植硅体-植被类型判别函数的建立 |
| 3.2.3 表土植硅体指数特征 |
| 3.2.4 表土植硅体与群落数量特征之间关系 |
| 3.3 中晚全新世以来集安剖面植硅体-古植被定量重建 |
| 3.3.1 自中晚全新世以来集安剖面植硅体组合特征 |
| 3.3.2 剖面植硅体-古植被定量重建 |
| 4 讨论 |
| 4.1 植硅体组合特征及植硅体指数适用性 |
| 4.1.1 温带典型群落植硅体组合特征探讨 |
| 4.1.2 暖温带表土植硅体组合特征探讨 |
| 4.1.3 植硅体指数在暖温带地区的适用性探讨 |
| 4.1.4 暖温带地区利用植硅体重建古植被精度探讨 |
| 4.2 基于植硅体的集安剖面古植被重建准确性探讨 |
| 4.2.1 集安剖面古植被类型演化准确性评估 |
| 4.2.2 集安剖面古植被盖度重建结果准确性评估 |
| 4.2.3 集安剖面植硅体对气候变化响应准确性评估 |
| 4.2.4 集安剖面植被周期性演变准确性评估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Biomorphic analysis as a basis for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长治盆地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环境变化特征[J]. 李金秋,李向全,范保硕,王振兴,李月丛,刘林敬,侯新伟,张春潮. 地质学报, 2021(11)
- [2]2020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及成果简介[J]. Secretariat of Palaeont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古生物学报, 2021(02)
- [3]辽东半岛南部古风化壳发育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D]. 段一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8)
- [4]滇东地区寒武系第二统软舌螺动物研究[D]. 刘璠. 西北大学, 2021(10)
- [5]寒武纪澄江生物群射齿目节肢动物研究[D]. 吴雨. 西北大学, 2021
- [6]巴丹吉林沙漠湖泊沉积与泥炭层植硅体记录的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D]. 何青华. 兰州大学, 2021(09)
- [7]科尔沁沙地不同类型沙丘表土植硅体的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D]. 张桂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12)
- [8]华南微生物岩相介形虫动物群对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响应[D]. 万俊雨.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9]复杂遗迹化石Rhizocorallium的形态功能和行为生态及宏演化[D]. 赵曌.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10]辽东半岛典型群落-表土植硅体对应关系及其在古植被重建中的准确性[D]. 刘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