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论文文献综述）
黄蓉[1]（2014）在《新干县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研究》文中提出新干县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为其它地区所罕见，仅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中原殷墟妇好墓可与之相媲美，属吴城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首先概述了新干县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当地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重点对新干县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和纹饰进行梳理分析，其次结合相关时代背景，把握住新干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中的内在意蕴与审美风尚，最后以归纳蕴藏在其造型和纹饰中的权力与审美意志总结全文。此次新干县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在造型和纹饰上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有些器物与商前期器物非常相似，体现出殷墟时期的风格，也出土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青铜器，如簋、豆等假腹造型、扁形鼎足及耳的立雕动物造型、虎形造型的青铜器等。它们不仅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体现了当地早期奴隶社会统治者的权利与地位，更展示了新干县青铜器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因此极具历史文化价值与美学价值。
陈莲[2]（2016）在《浅论商代至战国时期赣鄱地区青铜文化》文中研究说明青铜器是中国文明起源重要的标志之一,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先秦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青铜文明最早起源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及至商代,青铜文化逐渐走向巅峰,中国早期青铜器以多样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丰富的铭文,以及精湛的铸造术闻名于世。近些年来随着南方考古工作的推进,长江以南地区发现了以三星堆、宁乡、新干、屯溪为代表的商周区域青铜文化中心,出土大量青铜器。其中江西吴城遗址的发掘尤为重要,推翻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认识,以江西吴城遗址为代表的江西赣鄱地区出土了大量商代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本文在丰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材料的基础之上,运用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对赣鄱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重要遗存以及典型遗址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探析赣鄱地区出土的商代至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分布规律以及其所反映的青铜文化的演进及其特征。赣鄱地区出土青铜器主要分布于赣江及鄱阳湖以西地区;西周一代,以赣江及鄱阳湖为界,以西分布着以甬钟代表的青铜乐器,以东分布着以鼎为代表的青铜容器;及至春秋,赣鄱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于墓葬,区别于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零星出土。外来文化因素在赣鄱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以及周边邻近地区的青铜文化,诸如商文化、周文化,以及湖南、福建和宁镇等地区的青铜文化促成了赣鄱地区青铜文化的更新与演进。
杨建伟[3]（2020）在《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中斧钺是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种生产工具,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了最早的砍斫器,在砍斫器的基础上出现了石斧。此后,在新石器时代斧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出了钺以及钺型器等。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玉质斧钺以及夏朝以后出现的青铜斧钺,质地优良、造型精美、纹饰丰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同时也是武器和重要的礼器,是承载礼意的重要礼器。这些不同质地的斧钺,是时人表达自己思想和礼意的重要礼器,和先秦时期的其他礼器一起共同构成了先秦礼乐文明,都是后世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先秦斧钺藏礼的研究来看,学界尚需不断加强研究。本文以先秦时期墓葬中随葬的斧钺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将墓葬中出土斧钺、传世文献和先秦社会的“五礼”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先秦时期斧钺所蕴含的礼意进行全面论述。全文总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根据先秦时期出土的斧钺,探讨先秦社会不同时期斧钺的特征。一方面,对斧钺定名和加以区分。斧一般器体较窄长,无肩,刃平直或略呈弧形。钺一般器体都较宽大,不仅有内,而且有肩,刃向两侧外侈。钺是由斧演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对先秦社会各个时期斧钺特征做总结。夏朝以前,石质玉质斧钺出现并广泛使用,数量较多,但形制不固定,是祭祀和丧葬中比较常见的礼器。夏商时期,石质、玉质斧钺数量先增多后逐渐减少,青铜斧钺出现并在商朝晚期发展到顶峰,不同质地的斧钺形制逐渐固定,成为征伐、刑杀、丧葬和祭祀中常用的礼器。两周以后,墓葬中随葬斧钺数量骤然下降,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零星发现。但随着周礼的出现和完善,斧钺成为征伐、刑杀、仪仗、丧葬、祭祀和朝聘中常用的礼器。第二章,主要根据第一章先秦社会不同时期斧钺的特征,探究斧钺在五礼中蕴含的礼意。仪仗礼中斧钺蕴含威严的礼意,从出土的斧钺来看,各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一些装饰精美的玉质和青铜斧钺都蕴含使用者威严的礼意。用兵礼中斧钺蕴含通神和惩戒的礼意,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一些有彩绘或涂红色色彩的斧钺就被证实具有通神礼意,同时传世文献中有斧钺用于征伐和号令三军的记载,因此斧钺蕴含通神、征伐和惩戒礼意。丧葬礼中斧钺蕴含尊卑等级礼意,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随葬斧钺数量的多少、器形的大小、材质的好坏都是墓主人尊卑等级的直接反映。朝聘礼中斧钺蕴含威严权势的礼意,传世文献中斧钺常被用作天子接待诸侯时放置于天子背后的黼依,用来昭示天子的威严和权势。祭礼中斧钺蕴含通天祭祖的礼意,无论是在大军出征、凯旋或是埋葬死者时,都通过祭祀昭告天地祖先,一方面祈求战事顺利,另一方面也是告慰祖先神灵。第三章,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先秦社会斧钺蕴含礼意的演变。原始社会是斧钺礼意的产生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些装饰精美,涂有彩绘或红色色彩,并被有意放置的斧钺已经初步蕴含了尊卑等级和通神的礼意。夏商时期是斧钺礼意的重要发展期,这一时期随着青铜斧钺的出现并繁荣,一些纹饰丰富、器形硕大的青铜斧钺是使用者军权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渐蕴含了通神、惩戒和祭祖的礼意。同时一些装饰精美的玉戚或玉钺,又是重要的仪仗礼器,蕴含权势威严的礼意。两周时期是斧钺蕴含礼意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随着周礼的出现和完善,斧钺在征伐、仪仗、祭祀、朝聘和丧葬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蕴含着通神和惩戒、通天和祭祖、威严权势和尊卑等级等礼意。此外,秦汉以后至元朝以前,斧钺依旧在用兵礼、仪仗礼、丧葬礼等礼仪中有所使用,蕴含着威严、刑杀惩戒和对死者尊敬和怀念的礼意。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斧钺的发展经历了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而斧钺所蕴含的礼意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熟起来的。根据墓葬中随葬斧钺的数量、器形的大小、材质的好坏等的不同,斧钺被赋予了众多礼意和思想内涵。因此,斧钺具备了通神和惩戒、通天和祭祖、威严权势和尊卑等级等礼意。此外,本文还对秦汉以后斧钺使用情况以及礼意的发展演变作了简单考证。通过初步研究可以发现,斧钺是先秦社会重要的礼器,是当时人们表达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情感的重要载体,对丰富先秦礼乐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
邹桂森[4]（2020）在《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商代冶金考古综合性研究》文中提出长江中地区是商文化在南方重要的分布区域之一,也是中国铜矿、锡矿资源较为集中区域,发现了较多先秦时期矿冶遗址。其中,江西瑞昌铜岭遗址为该区域内目前所确认的唯一一处年代明确的商代中期为主体的采矿、冶炼遗址。长期以来,商文化青铜矿料来源问题为学界所关注,学者通过相关遗址研究认为,在二里岗时期商人向南扩张,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南方铜、锡等珍贵资源,虽然已对该区域内相关遗址作了详细的梳理及分析,但对于该时期相关冶金遗址的科技分析较少,在探讨与中原地区青铜矿料来源关系的问题上仍有较大缺环。本论文以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冶炼区（铜岭焦炭厂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元素及成分分析、铅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对遗址发掘出土的冶金遗物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铜岭遗址冶金技术、生产规模、冶金遗物空间分布及其与同时期相关遗址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对比等问题研究。研究方法上,根据遗址情况及出土冶金遗物特征,将重选方式引入到冶金考古遗址取样当中,有效地获取了丰富的冶金遗物,为遗址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同时,通过对重选得到炉渣的观察,总结了该遗址商代地层中炉渣的特征形貌,对实际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不同层位、不同区域间取样及以重选方式获取的炉渣,结合实际考古发掘及勘探情况,尝试通过基于地层炉渣质量的方式估算遗址红铜产量及矿石消耗量。在取样方法上,这是对传统取样方法的创新,对冶金考古遗址取样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在研究维度上,通过对遗址产量估算也可拓展对该遗址在商时期规模及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对铜岭遗址出土的矿石、炉壁、炉渣等冶金遗物的综合分析,确认了该遗址存在合金化活动,结合出青铜工具情况,推断其有可能存在铸造活动。通过对冶金遗物较为系统的研究,初步构建了瑞昌铜岭遗址是一个集采、冶、合金化为一体的古代铜矿冶遗址,以采、冶为主,兼有小规模合金化活动,可能存在铸造青铜工具的功能,遗址功能分区明确,采、冶分离。结合对遗址冶金遗物重选及检测分析,对遗址各区域功能进行了划分,初步厘清了发掘区内商代台基各分区功能,存在矿石的破碎、矿石与燃料混合等区域,及冶金活动过程中起指挥作用的房址,表明其有可能为冶炼活动前处理及指挥平台,也有可能为主要冶炼平台但却对该平台内的冶金遗物做严格清理。并通过对重选获得冶金遗物情况初步划定了冶炼区东侧分布范围。对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铅同位素分析可知,根据206Pb/204Pb比值可将炉渣分为高比值组与低比值组,且高比值组炉渣均为红铜炉渣且不含Ag、Sb等特征元素,低比值组含硫化物且含Ag、Sb等特征元素,结合遗址出土孔雀石的情况初步判断冶炼活动其至少使用了两种矿石,氧化矿来源于本地,而含硫矿石则有可能为外来输入。本研究首次检测到铜岭遗址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矿石的存在,是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研究的重要收获,对比其他商代遗址出土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中铅含量低于1%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可知,两者之间差别较大,应不同源。并对比了冶炼炉壁内挂渣与铜颗粒的铅同位素比值,存在较大差异,认为使用冶金遗物进行溯源时应结合更多科技检测手段进行分析。此外,通过对瑞昌铜岭的研究成果与赣北地区相关遗址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认为瑞昌铜岭与德安地区存在铜锡矿料资源双向流通的情况。对于区域外青铜资源流通问题的讨论,仍需要对该遗址冶金遗物结合其他科技手段检测分析,对其他相关铸造遗址的材料及实验数据进行更多的探讨。
王秀萍[5]（2014）在《乐器学视域下的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研究》文中提出论文以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为研究对象，从乐器学的研究视野出发，运用音乐学、乐器学、考古学、文献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4个省份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种类、数量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整理，并对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地域分布、文化分区、乐器分类、型式划分以及乐学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将考古出土乐器与商代甲骨文、金文以及传世文献中关于商代乐器相关记载的对比分析，研究探讨了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组合方式、组合规律以及所反映的商代社会音乐生活和商代器乐演奏艺术的特点，阐述了商代音乐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赵孟坤[6]（2020）在《中商青铜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所讨论的“中商”,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大概主要是指郑州白家庄一期到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从历史学角度看,便是从仲丁迁隞开始到武丁移都至洹南之前的这段时期。且“中商”一词不仅有其时间含义上的限定,也代表着一批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即以商族为主体的人群所创造出的有其自身风格的遗存。在对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限于容器和乐器两大类,兵器、工具、车马器等不再展开讨论。中商文化分布的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大部,北京、山西、陕西的部分区域。而江西、四川,甚至内蒙古等地也发现了或多或少的中商风格的器物,这可能属于中商文化的波及范围。本文将对这批青铜器进行整合分析。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说明,对既往关于中商文化及这一时段青铜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各家观点及分歧,并阐明自己的理解。中商文化上承二里岗文化这一青铜器的初步发展阶段,下启殷墟文化这一青铜器的第一个繁荣期,加之史料记载商族上层在当时多次迁都,在“中期质变”的视野下对青铜器这类代表了上层建筑的遗存进行研究,是有其独到意义的。第二章形制分析部分,参考容庚、林巳奈夫、马承源、朱凤瀚等先生的分类结果,将搜集到的器物分为食器（鼎、鬲、簋、甗等）、酒器（爵、觚、斝、罍、瓿、尊、卣、壶、觯等）、水器（盉、盂、盘等）、乐器（鼓、铙等）,划分型、亚型、式,并结合地层学、陶器分期、测年数据、历史文献等资料,进行分期断代。第三章纹饰分析部分,同样参考前人的分类结果,把材料分为动物类纹饰与几何类纹饰,总结分析各类纹饰在中商时期的特征,尝试简要分析其背后的含义,如不同纹饰与礼制及信仰象征符号的关系、不同位置的不同纹饰与具体展示呈现效果的关系。第四章将不同器类的具体器物还原到出土环境中,明确其组合关系,并参考对照早商和晚商时期较为明确的器物组合,结合文献中记载的礼仪制度,分析中商时期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频繁迁都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是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五章对中商青铜器两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各地出现了中商风格青铜器的现象与原因;结合民俗学调查,在发现季节节令、财力等级、祭奠祭祀等具体差异都会影响礼仪中的行为与器用的基础上,反观搜集到的材料并给出可能的解释。结语部分对前文各章内容进行概括,指出目前条件和水平下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黄薇[7]（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彭适凡,刘慧中[8]（2017）在《探古求原:彭适凡先生访谈录》文中研究说明刘慧中:彭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南方文物》的专访。在此,首先向您表示祝贺。2015年您作为20世纪杰出的考古学家入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一书,今年又正好适逢您八十华诞,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特
郑小炉[9]（2004）在《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研究内容为吴越和百越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绪论》。界定了吴越和百越地区的地理范围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回顾了吴越地区和百越地区青铜器研究的简要历史，归纳了学术界对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传统研究的范围和已取得的成果，并指出其不足之处。第一章 《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及其年代》。本章对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八个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以及这些地区之外的区域出土的周代有铭吴越青铜器，按发现年代的早晚顺序逐一介绍了各遗址出土的铜器以及陶器等其它伴出器物的情况，并简要地判断了各遗址的年代和其中出土铜器的年代。第二章 《南方青铜器断代问题的探讨》。 本章首先对南方青铜器的断代理论进行了探讨，将之分为对单件青铜器断代和对青铜器群的断代两个层次，对单件青铜器的断代方法主要是参考中原标准和周边铜器断代成果、建立自身发展序列和根据伴出器物断代，而对青铜器群的断代方法则是依据最晚特征的铜器和共出的陶瓷器等来判断，同时还提出了进行横向比较时应注意的问题。接着以宁镇地区的车马器、屯溪 M1、M3、南安大盈寨山出土铜器为例进行断代，将宁镇地区的车马器分为三组，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和春秋晚期。而屯溪 M1、M3 的年代分别为西周中期和晚期，南安大盈寨山铜器群的年代为西周前期。第三章 《典型越族铜器型式的划分及其分布概况》。本章分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工具、杂器五个部分对其中有较多发现并有明显的变化规律的典型越式铜器进行了型式上的划分，并简要介绍了各种型式铜器的分布范围。第四章 《文化因素的分析》。本章对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之分为除典型越族铜器之外的其它越族铜器、中原型铜器、中原和地方因素的融合型铜器、楚系铜器、徐舒铜器及巴蜀铜器因素、云南铜器因素、淮夷铜器因素和鄂尔多斯铜器因素等几个部分，并详细介绍了各种因素包含的器类及其具体特征。同时对越族特有的纹饰进行了分析，将之分为交连纹、变形夔纹、动物纹、王字形纹等 20 个类别，并举例说明各种纹饰的具体形制。最后举例分析了不能分群铜器的特征。第五章 《南方青铜器的分区与分期及其族属推断》。主要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成果和各地出土越式铜器的差异，将之分为吴越地区和百越地区两个大区，其 159<WP=164>中吴越地区包括宁镇地区、屯溪地区、太湖杭州湾地区和浙南地区四个小区，百越地区包括湖南地区、江西地区、广东和广西东北部地区、广西中西部地区和福建地区等五个小区。并分期介绍了各区出土青铜器的状况和特征。接着，参照文献记载和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各区青铜器的族属进行了推断，认为宁镇地区为吴人的中心分布区，太湖杭州湾地区为于越的中心分布区，屯溪地区为干越的中心分布区，浙南地区为另一支于越人的分布区，江西和湖南越人的族属名称不清，广东和广西东北部地区为西瓯分布区，广西中西部为骆越分布区，福建地区的越人早期为称作七闽，晚期为闽越和东瓯。第六章 《各区铜器之间的关系及越族的迁徙》。首先分析屯溪地区与湖南地区的相互联系，认为这两个地区在铜器器形、纹饰和陶器等方面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接着又分析了两广地区与湖南地区、吴越地区的相互联系，认为湖南地区的铜器因素从西周时期即已对两广产生影响，春秋后期以后更为广泛。而吴越地区的铜器因素则主要从春秋后期开始进入两广，战国时期更为广泛。通过简单总结两广地区铜器的构成，认为广东和广西东北部地区的铜器来源是多元的，湖南、吴越和土着三方面的因素是其主要成分。并以广东地区的部分墓葬为例，结合陶器和埋葬习俗说明了其墓主的族属，认为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后期，吴越地区越人有一个向岭南迁徙的过程。
彭适凡[10]（1993）在《江西新干商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文中指出 1989年冬,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发掘了一座大型商代墓葬,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其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瞩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中国南方地区所仅见,马承源先生誉之为“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是最恰当不过了。本文拟对新干大墓出土礼器的组合、造型和装饰等艺术特征作一介绍和探讨。
二、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论文提纲范文）
（1）新干县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干县青铜器概述 |
| 2.1 新干县商代大墓的发现及意义 |
| 2.2 新干县大洋洲出土青铜器时间的界定 |
| 2.3 新干县地区自然地理及文化背景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新干县青铜器的规制 |
| 3.1 新干县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
| 3.2 新干县青铜器的装饰艺术 |
| 3.3 造型和纹饰的定制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新干县青铜器造型研究 |
| 4.1 礼器造型特征及其内在意蕴 |
| 4.2 乐器造型特征及其内在意蕴 |
| 4.3 兵器造型特征及其内在意蕴 |
| 4.4 日常用具造型特征及其内在意蕴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新干县青铜器纹饰研究 |
| 5.1 主要青铜纹饰及其含义 |
| 5.1.1 兽面纹 |
| 5.1.2 虎纹 |
| 5.1.3 几何形纹 |
| 5.1.4 龙纹 |
| 5.2 青铜纹饰的形式特征及内在意蕴 |
| 5.3 青铜纹饰的风格演变 |
| 5.3.1 狞历美到轻灵生动美的转变 |
| 5.3.2 与中原风格融合贯通并向地域文化跳转 |
| 5.3.3 从中原重食重酒到本地重食轻酒的祭祀文化的转移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新干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中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 |
| 6.1 文化内涵 |
| 6.1.1 祭祀文化 |
| 6.1.2 新干县当地特有文化——虎方文化 |
| 6.2 审美特征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
| 致谢 |
（2）浅论商代至战国时期赣鄱地区青铜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时空范围 |
| 第二节 考古发现与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视角与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意义 |
| 第二章 赣鄱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和史前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赣鄱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 |
| 第二节 赣鄱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传统 |
| 第三章 赣鄱地区青铜文化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出土与发现概况 |
| 第二节 青铜器区域划分及其典型遗址 |
| 一 赣北邻近鄱阳湖地区 |
| 二 赣江中下游地区及其支流流域 |
| 三 赣东北及赣东地区 |
| 第三节 区域青铜器分布规律 |
| 第四节 区域青铜文化的演进 |
| 第四章 赣鄱地区青铜文化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
| 一 与湖南地区的文化交流 |
| 二 与宁镇地区的文化交流 |
| 三 与福建地区的文化交流 |
| 第三节“吴头楚尾” |
| 一 西楚东进 |
| 二 吴文化的西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先秦斧钺资料整理 |
| 第一节 斧、钺的定名及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夏朝以前斧钺整理 |
| 第三节 夏朝斧钺整理 |
| 第四节 商朝斧钺整理 |
| 第五节 西周斧钺整理 |
|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斧钺整理 |
| 第七节 小结 |
| 第二章 斧钺在礼制中的运用及礼意研究 |
| 第一节 用兵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一)斧钺是军权的象征 |
| (二)斧钺具有通神与征伐礼意 |
| (三)斧钺蕴含惩戒的礼意 |
| 第二节 丧葬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一)随葬斧钺数量蕴含尊卑等级的礼意 |
| (二)随葬斧钺形制蕴含尊卑等级的礼意 |
| 第三节 仪仗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四节 朝聘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五节 祭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社会斧钺藏礼演进略论 |
| 第一节 斧钺藏礼的产生 |
| 第二节 斧钺藏礼的发展 |
| 第三节 斧钺藏礼的成熟 |
| 第四节 秦汉以后斧钺藏礼的发展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一、出土斧钺与斧钺藏礼演进的关系 |
| 二、斧钺在构建先秦礼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对后世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夏朝以前的斧钺 |
| 附录二 :夏朝的斧钺 |
| 附录三 :商朝的斧钺 |
| 附录四 :西周时期的斧钺 |
| 附录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斧钺 |
| 附录六 :商周青铜有铭斧钺 |
| 一、商朝时期青铜斧钺 |
| 二、西周有铭青铜斧钺 |
| 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斧钺 |
| 致谢 |
（4）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商代冶金考古综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 |
| 2.1 商文化的分布及其在南方的扩张 |
| 2.1.1 商文化概述 |
| 2.1.2 商文化南方的扩张 |
| 2.1.3 商文化对南方资源的开发 |
| 2.1.4 长江中游地区商代矿冶遗物及金属器研究现状 |
| 2.1.5 小结 |
| 2.2 国内铜冶金遗址的相关研究 |
| 2.2.1 调查遗址研究 |
| 2.2.2 发掘遗址研究 |
| 2.2.3 小结 |
| 2.3 国外铜冶金遗址的相关研究 |
| 2.3.1 遗址研究 |
| 2.3.2 模拟实验 |
| 2.3.3 小结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3.3 选题意义 |
| 3.4 创新点 |
| 4 遗址介绍 |
| 4.1 地理地质背景 |
| 4.2 相关发掘情况 |
| 5 冶金遗物取样方案 |
| 5.1 取样单位介绍 |
| 5.2 土样采集工作 |
| 5.3 土样浮选工作 |
| 5.4 大尺寸炉渣挑选 |
| 5.5 小尺寸炉渣挑选 |
| 5.6 各地层冶金遗物挑选 |
| 6 冶金遗物分析 |
| 6.1 出土矿石分析 |
| 6.1.1 样品情况 |
| 6.1.2 实验结果 |
| 6.2 出土炉壁分析 |
| 6.2.1 样品情况 |
| 6.2.2 实验结果 |
| 6.3 出土炉渣分析 |
| 6.3.1 样品情况 |
| 6.3.2 实验结果 |
| 6.4 冶金遗物铅同位素分析 |
| 6.4.1 样品情况 |
| 6.4.2 实验结果 |
| 7 讨论 |
| 7.1 铜岭遗址商代产量估算 |
| 7.2 铜岭遗址冶金技术研究及技术路线重建 |
| 7.3 铜岭遗址的空间分布重构 |
| 7.4 高放射性成因铅矿石的发现及相关数据的使用 |
| 7.5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资源流通 |
| 7.6 古代冶金遗址取样方法的思考 |
| 8 绪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相关冶铜遗址信息统计表 |
| 附录B Tylecote模拟实验炉B中实验条件 |
| 附录C Hanning模拟实验炉B中相关矿石炉渣数据 |
| 附录D 炉渣挑选实验各分组样品成分结果统计表 |
| 附录E 铜岭遗址炉渣内金属颗粒相关数据 |
| 附录F 铜岭遗址出土炉渣特征物相及元素含量情况统计 |
| 附录G 铜岭遗址出土炉渣(实验部分)尺寸及磁性统计 |
| 附录H 发掘采集炉渣及部分挑选炉渣粒径统计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乐器学视域下的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确定 |
| 第二节 研究基础与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第一章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地域分布、种类及数量 |
| 第一节 商代乐器的考古发掘与出土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地域分布 |
| 第三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种类及数量 |
| 第二章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文化区系类型学研究 |
| 第一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音乐文化分区 |
| 第二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分类 |
| 第三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分型与分式 |
| 第三章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乐学研究 |
| 第一节 鼓类乐器的乐学研究 |
| 第二节 钟类乐器的乐学研究 |
| 第三节 磬类乐器的乐学研究 |
| 第四节 埙类乐器的乐学研究 |
| 第四章 从出土乐器看商代乐器的组合和器乐演奏艺术 |
| 第一节 个体乐器出土单位出土乐器的基本种类和数量 |
| 第二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组合方式 |
| 第三节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的器乐演奏艺术 |
| 第五章 考古出土乐器所反映的商代社会音乐生活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乐以助祭 |
| 第二节 乐以占卜 |
| 第三节 乐以侑食 |
| 第四节 乐以体政 |
| 第六章 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考古出土乐器与文献记载商代乐器的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考古所见商代钟类乐器的形制特点及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妇好墓出土石磬的组合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殷墟出土铜铃的乐用功能考辨 |
| 第七章 从出土乐器看商代的音乐成就和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从出土乐器看商代的音乐成就 |
| 第二节 从出土乐器看商代音乐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6）中商青铜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中商文化”概念的发展 |
| 二、中商青铜器研究简史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商青铜器的形制分析 |
| 第一节 典型器类的类型学分析 |
| 一、食器 |
| 二、酒器 |
| 三、水器 |
| 四、乐器 |
| 第二节 分期断代 |
| 第三章 中商青铜器的纹饰分析 |
| 第一节 动物类纹饰 |
| 一、兽面纹 |
| 二、夔纹 |
| 三、龙纹 |
| 四、龟纹 |
| 五、鱼纹 |
| 六、虎纹 |
| 七、人像纹 |
| 第二节 几何类纹饰 |
| 一、弦纹 |
| 二、三角纹 |
| 三、联珠纹 |
| 四、乳丁纹 |
| 五、云雷纹 |
| 六、涡纹 |
| 第三节 构图特征及内涵分析 |
| 第四章 中商青铜器的器物组合 |
| 第一节 器物组合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器用制度问题 |
| 第五章 中商青铜器相关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中商青铜器的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民俗调查视角下祭奠祭祀仪式的社会意义 |
| 一、祭祀活动 |
| 二、祭奠活动 |
| 三、相关启示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 论 |
| 一、 研究范围 |
| 二、 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 (一) 研究历史 |
| 1 、吴越地区 |
| 2 、百越地区 |
| (二)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及其年代 |
| 第一节 江苏南部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二节 皖南地区(长江以南)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三节 浙江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四节 江西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五节 福建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六节 湖南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七节 广东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八节 广西地区出土铜器及其年代 |
| 第九节 吴越和百越地区以外的有铭文青铜器 |
| 一、 吴国铜器 |
| 二、 越国铜器 |
| 第二章 关于南方青铜器的断代问题 |
| 第一节 南方青铜器断代理论的探讨 |
| 第二节 若干断代的实例 |
| 一、 宁镇地区青铜车马器的年代 |
| 二、 屯溪诸墓的年代问题 |
| 三、 南安大盈寨山出土铜器的年代推断 |
| 第三章 典型越式铜器型式的划分及其分布概况 |
| 一、 青铜容器 |
| 二、 青铜兵器 |
| 三、 青铜乐器 |
| 四、 青铜工具 |
| 五、 青铜杂器 |
| 第四章 文化因素的分析 |
| 第一节 其它越式青铜器及越族铜器纹饰 |
| 一、 其它越式青铜器 |
| 二、 越式铜器纹饰 |
| 第二节 中原型青铜器 |
| 一、 青铜容器 |
| 二、 青铜武器 |
| 三、 青铜乐器 |
| 四、 青铜工具 |
| 第三节 融合型铜器 |
| 一、 青铜容器 |
| 二、 青铜兵器 |
| 三、 青铜乐器 |
| 四、 青铜杂器 |
| 第四节 楚系铜器 |
| 一、 青铜容器 |
| 二、 青铜兵器 |
| 三、 青铜乐器 |
| 四、 青铜杂器 |
| 第五节 其它地区因素铜器 |
| 一、 徐舒铜器 |
| 二、 巴蜀铜器 |
| 三、 云南青铜器 |
| 第五章 南方青铜器的分区与分期及其族属推断 |
| 第一节 青铜器分期与分区 |
| 一、 吴越地区 |
| 二、 百越地区 |
| 第二节 各区的族属推测 |
| 第六章 各区铜器之间的关系及越族的迁徙 |
| 第一节 各主要区域铜器之间的联系 |
| 一、 屯溪与湖南地区的联系 |
| 二、 两广与湖南、吴越地区铜器之间的联系 |
| 第二节 两广青铜器的来源和越人的迁徙 |
| 结 语 |
| 论文摘要(中) |
| 论文摘要(英) |
四、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干县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研究[D]. 黄蓉. 湖南工业大学, 2014(02)
- [2]浅论商代至战国时期赣鄱地区青铜文化[D]. 陈莲.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3)
- [3]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D]. 杨建伟. 西南大学, 2020(01)
- [4]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商代冶金考古综合性研究[D]. 邹桂森.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5]乐器学视域下的考古出土商代乐器研究[D]. 王秀萍. 南京艺术学院, 2014(12)
- [6]中商青铜器研究[D]. 赵孟坤. 山东大学, 2020(02)
- [7]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探古求原:彭适凡先生访谈录[J]. 彭适凡,刘慧中. 南方文物, 2017(04)
- [9]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D]. 郑小炉. 吉林大学, 2004(04)
- [10]江西新干商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J]. 彭适凡. 南方文物, 199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