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医疗费用状况 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褚雷[1](2021)在《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文中提出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障社会成员“病有所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本目标是保障国民健康。自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医疗保险制度以来,该制度在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减轻个体及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202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到13.6亿人,参保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制度整合并轨不断加快,筹资和待遇水平持续提高,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病有所医”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之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幸福感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民生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增进民生幸福业已成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主题。在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关注下,幸福感研究的成果开始逐渐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成为监测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新兴方式与手段。那么,作为目前覆盖面最广泛的重要公共民生保障制度之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本论文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外研究主要基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并结合医保政策实际运行来开展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国内研究集中出现于2010年以后,大多为对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的经验性研究。总的来看,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分析,但是直接关注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相关研究在理论逻辑分析、作用机制探讨及现实问题聚焦等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些核心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公共政策视阈下,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围绕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的意义为: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公共政策视角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分析评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分析,能够为从提升居民幸福感入手,优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建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幸福感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概念探讨和相关研究。在幸福感概念界定上,重点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内容的视角出发定义本研究所探讨的幸福感概念,并借鉴已有研究工具加以操作化处理;在基本医疗保险概念界定方面,主要考察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分别以参与度、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加以操作化处理。本研究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居民健康、防范安全风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融合并维护社会稳定等的基本功能,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中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产品理论、需要满足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融合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在归纳分析上述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5个理论模型,分别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需要满足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和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同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分别基于全国层面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2年数据(主要验证收入分层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和笔者自行开展的山东城乡居民2020年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主要验证需要满足机制和功能性活动机制),通过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为:(一)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方面:(1)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直接效应在CGSS全国数据和山东调查数据中都得到证实;(2)基于CGSS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女性居民和35-59岁的中青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着,而对城镇居民、男性居民和其他年龄层次居民的影响则不显着,此结果可能与数据调查年份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的政策调整变化有关,此外幸福感的性别、年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3)基于山东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居民在幸福感方面高于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的补充性作用。(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方面:(1)基于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的收入分层效应机制在CGSS全国数据层面得到证实,可知基本医保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对增进居民幸福感发挥了积极作用;(2)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社会融合效应机制未得到证实,即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虽分别都与居民幸福感显着正相关,但两者交互作用不显着,有关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3)基于需要满足理论提出的健康、安全感和公平感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可知现行基本医保在满足居民健康、减少生活风险和维护社会公平等需要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通过这些作用机制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的功能性活动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即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改善感等主观评价较高的居民比较低的居民功能性活动水平(包括社会参与、休闲参与和社会信任水平)要高,而较高的功能性活动水平又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着的正向作用。(三)居民幸福感基本情况分析方面:(1)CGSS全国数据显示居民幸福感(包括身心健康体验指数、享有发展体验指数)以及10个维度的均分皆在理论中位数以上,但10个维度中知足充裕、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得分相对其他维度要低而山东调查显示居民幸福感水平总体平稳,但心理健康指数和身体健康指数也有待提升。由此可知,当前居民幸福感总体平稳,但身心健康方面的幸福体验还有待增进;(2)CGSS全国层面数据和山东居民调查数据基本都显示了,女性居民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男性,务农群体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其他职业类别群体,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与当前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四)基于山东居民调查数据的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效果居民评价情况分析:(1)调研样本居民的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5%;(2)调研样本居民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和公平感总体评价较高,但基本医疗保险改善感相对略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与居民体验的滞后性;(3)总体上,老年人群体、男性群体、低学历群体、非在婚群体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较其他群体要高,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得分则较低,农业户口群体的基本医保改善感显着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基本医保对于农村群体、老年人群体等较大投入力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但也提醒有关部门应加强个体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等非公经济就业人员和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保投入与保障力度。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研究从公共价值、制度结构和经办机制入手,分析归纳制约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功能发挥的因素,重点阐述了现行政策存在的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基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制度结构(聚焦公平幸福价值取向)、政策实施(侧重需求分析与优化制度供给)、制度效能(凸显可行能力导向与共享发展)和管理服务(体现精准标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等保障机制)四个层面共11项建议。
张守刚[2](2021)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是全面脱贫攻坚战决胜的一年,这一年里陆续实现了贫困人口及贫困地区的精准脱贫。中央财政脱贫攻坚投入的规模持续增加,财政部着眼于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大大加快了扶贫攻坚资金下发和支出的速度,支持全国各个地区聚焦于自身所存在的短板及弱项精准发力,促进各个地区实现“脱真贫”、“真脱贫”。但由于健康风险的持续存在,对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的居民来说其面临的健康风险问题更为严峻。“防返贫”是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助于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持续的进展。防止“因病返贫”及“因病致贫”现象发生的根本措施就是进行“健康扶贫”。十九大的报告中我国首次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主要的措施包括:完善我国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我国的医院管理体系更加健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水平、建设全科医生队伍等。保险所具有的保障属性与精准脱贫的思想十分契合,尤其是在健康扶贫的工作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主要通过对居民医疗费用进行报销,达到减少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目的。随着看病负担的逐渐减轻,居民的就诊倾向将会提高。及时就医有利于疾病的诊治,某种程度上较低了城乡居民重大疾病的发生概率,降低了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基于以上角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发挥了反贫困效应。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医疗保险发挥反贫困效应的背景和研究医疗保险反贫困效应的意义。之后则是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评述了相关学者的对医疗保险反贫困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对我国医疗保险反贫困效应研究分析的框架。第二部分解释了医疗保险发挥反贫困效应的相关概念并概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的内容则是对我国健康扶贫政策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介绍了我国医疗保险的发展现状。结合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发挥反贫困效应的作用途径。实证部分借助中国家庭调查数据(CFPS)分析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是否就医及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第五章则是立足于第四章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本文研究分析的结论,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选择就医的概率相比于未参保的居民有所提升,就诊倾向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就诊医疗机构的水平也会影响到居民的就医行为。另外分析居民医疗自付费用与工作收入的关系可以发现,参保医疗保险获得医疗保险报销可以降低居民医疗费用致贫的发生概率,参保医疗保险的个体,由于可以获得医疗保险的报销,其医疗自付费用相较于未参保者呈下降的趋势。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要持续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持续提高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等建议。
李红[3](2021)在《长期护理需求及其保险试点政策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带残余寿的延长催生了大量的长期护理需求,与此同时生育率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升以及老人独居比例的增加极大的降低了非正式护理资源的可及性,我国面临不断增长的长期护理需求与不断短缺的护理资源之间的巨大矛盾,短缺的非正式护理资源以及高昂的正式护理费用给失能老人的健康福利以及经济基础带来了严重损害和冲击,要妥善解决好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不仅需要增强其护理服务的可及性,同时还需要建立长期护理风险分散的长效机制。促健康、保民生是我国政府在国家治理和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及2020年最新的两会均强调提高和完善民生保障的水平和力度。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于2016年开启首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于2020年开启第二批试点政策,但目前的覆盖范围仍然很有限,全国660多个城市中仅有49个地区在开展试点工作,这还不包括未实施试点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这说明我国长护险的发展形势不可谓不严峻。要解决失能老人普遍存在的长期护理问题,不仅要从微观上对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的发展形势进行远期预测以准确掌握我国失能老人未来的整体态势,同时需要从失能老人的护理需求偏好出发,探讨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的相关关系。当个体处于失能状态需要寻求护理服务并选择护理模式时,他们不仅关注护理费用还关注自己的心理诉求(护理偏好)。两种护理模式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的替代关系,它决定了非正式护理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正式护理资源能否被有效利用。长护险的实施虽然能够有效分散正式护理的高额成本,但它并不能对正式护理服务需求产生绝对性的引导作用,其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仍依赖于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的替代程度。因此,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是否存在显着的替代关系极大的影响长护险试点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此外,长护险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关系着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相对于2020年新公布的扩大试点政策,首批试点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己实行四年多的时间,其试点的政策效果亟待评估。对长护险试点政策进行评估不仅能够提高长护险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同时也是现代化公共政策升级和优化的内在要求。为了妥善解决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巩固长护险试点政策的发展成果,本文以长期护理需求及其保险试点政策评估研究为选题开展了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我国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需求和长期护理费用均增长迅速。预测数据显示,2020至2060年我国失能老人总规模以及重度失能老人总规模的波动范围分别为4258~22877万人以及343~5522万人,我国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费用的波动范围为728~182335亿元。以上数据表明必须建立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风险分散的长效机制,这也同样揭示了开展长护险政策试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二,正式护理和非正式护理之间存在显着的替代关系。具体而言,非正式护理与家政服务利用以及入住养老院之间存在显着的替代关系,在替代程度上,家政服务与非正式护理的替代效应大于养老院服务与非正式护理。失能程度并不影响家庭照料与正式护理的替代关系,这是由于正式护理的成本较高,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开展长护险地方试点之后,正式护理的高额成本将被长护险有效分散,失能老年人未被满足的护理需求将通过对正式护理服务的利用而得到补偿。也就是说长护险试点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通过优化失能老人的护理结构从而改善他们护理服务的可及性;另外,长护险试点政策的开展可能会通过对失能老人就医与护理的分流而治有效减少老年护理对医疗资源的过度利用;最后,长护险试点政策实施的基本原则是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长护险试点政策的积极效果可能有三点:一是能够提高失能老年人护理服务的可及性;二是减少社会性入院过度挤压医疗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三是改善失能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本文将在第五章对此进行一一验证。第三,长护险试点政策效果显着。开展长护险降低了试点地区失能老年人对医疗资源的过度利用;具体而言,实施长护险试点政策能够使得失能老年人每月门诊费用以及看门诊次数分别减少316元和0.819次,使得失能老年人年住院费用以及年住院次数分别减少5262.1元和0.464次。其次,开展长护险提高了试点地区失能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具体而言,实施长护险试点政策使得失能老年人的慢性病个数减少0.136个、使得他们的健康自评得分减少0.128(健康自评赋值越小,健康水平越高)。最后,开展长护险改变了试点地区失能老年人的护理结构,提高了失能老年人护理服务的可及性。具体而言,实施长护险试点政策使得失能老年人被照料的可能性提高了 8.75%、非正式护理使用的可能性减少了20.9%。第四,对比长护险首批十五个试点城市的发展实践发现我国长护险还存在一些问题。大部分试点地区的多元化筹资模式只是停留在表面,长护险基金的筹资主力仍为医保基金结余,没有体现出个人和单位的缴费责任;在待遇给付方面,只有少部分地区(四个)真正秉承了试点指导意见中“鼓励居家护理以及社区护理的”的理念;失能评估标准五花八门的现状不利于未来长护险的统一和发展,由于广州、成都、荆门以及青岛市的失能评估办法基本上与国际接轨,因此未来长护险的失能评估办法应该重点借鉴这四所城市的经验。第五,对比分析日本、德国以及我国长护险的发展实践认为我国长护险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着手:构建可持续的长护险筹资机制;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型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加快和完善长护险相关的法制建设。第六,政策建议。长护险试点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家庭护理向社会护理的转变,由于我国家庭护理基础越来越薄弱,长护险试点政策无疑保障了老年人在失能状态下普遍存在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提高了失能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另外,长护险试点政策解决了因社会性入院引发的医疗资源短缺的难题,同时提高了失能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这些结论为长护险试点政策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数据支撑。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实现了以下改进工作:一是通过国内外的对比分析更加科学的界定了长期护理需求的概念,并综合国内十五个首批试点城市的失能等级评估办法,创新性的基于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来界定失能老人的失能状态和失能等级。这为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规模的精确预测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对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规模进行预测分析时,本文在科学界定长期护理需求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失能群体存在的异质性特征对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规模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分类预测。这对准确、合理的判断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的总体规模和整体态势以及揭示长护险试点政策开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最新的本土化数据支撑;三是在讨论非正式护理与正式护理的相关关系时,本文率先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并讨论失能程度对二者关系的异质性影响,工具变量法的使用能够精准识别失能老人两种护理模式的替代关系。通过准确识别失能老人两种护理模式的替代关系,为长护险试点政策实施的科学性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现实依据;四是在对长护险地方试点进行政策评估时,精准识别失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首次对我国十一个首批试点城市长护险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并率先讨论了开展长护险与失能老年人护理结构、护理服务可及性的关系。这对长护险扩大试点政策以及长护险制度的全面建设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依据。
郑超[4](2021)在《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对医疗卫生健康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我国将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已成为减轻人民医疗负担和分散健康风险冲击的重要手段,更是一项改善人民福利水平的重大民生制度安排。我国老龄化严重,老年群体处于生命周期终端,易受疾病风险冲击,是最密集的医疗消费群体,老龄医疗负担加剧。特别是此次“COVID-19”重大疫情冲击暴露出医保制度还存在很多短板和不足,更是引发了社会对医保政策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的高度关注。同时,实现医保政策的科学评估是国家公共卫生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优化医保政策效果的内在需要,这有利于提升医保政策改革的科学性和优化医保资源配置效率。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大比例医疗资源都用于老年人,未来医疗支出规模的控制及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提升的重点将会集中于老年群体。因此,研究医保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我国三大医保制度在筹资标准、保障水平、缴费标准和报销政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这就造成了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医疗服务利用不平衡、医保受益不均等的矛盾凸显。为此,2016年1月,国务院实施城乡医疗保险统筹政策。提高医保统筹层次是逐步解决医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政策,有利于人民享有公平医疗机会。鉴于医保统筹政策推行时间较短,目前对该政策实施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评估文献较少。目前,虽然国内外文献已对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展开了较多探讨,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国内文献探讨了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其主要评估医疗保险的广延边际效应即从无医疗保险状态变为有保险的过程。然而,鲜有文献深入讨论医疗保险的集约边际效应即医疗保障水平变化的影响。既有部分文献已经检验了医疗保险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但仍有待完善。深入探讨医疗保险政策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作用机制,有助于完整呈现其中介作用渠道。城乡医保统筹政策作为推进城乡医保制度公平的重要措施,我国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如何?其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城乡医保统筹政策是否有利于缩小居民健康不平等?这些重要问题的科学解答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医保制度均等化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国内外经典文献和健康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流行的政策评估方法对我国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进行系统评估和研究,以期为我国新时代社会医保体系均等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本文内容共计7章组成。具体来看,第1章是绪论,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思路、概念界定、创新与不足之处等。第2章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主要对与医保政策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系统论述了健康经济学理论。第3章是我国医保政策发展情况,主要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第4章是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主要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从医疗保险广延边际效应和集约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利用CLHLS和CHARLS数据研究了医保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城乡、地区和年龄等多个维度识别了其健康绩效的异质性特征。第5章是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主要是从医疗保险广延边际效应和集约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利用CLHLS和CHARLS数据研究了医保政策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医疗负担等经济指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识别了其异质性特征,为精准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依据。第6章是医保政策的增收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主要是从医疗保险广延边际效应和集约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检验。第7章是结论与建议。通过上述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社会医疗保险广延边际效应视角,研究发现社会医疗保险实现了显着的健康绩效,显着提升了老年人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自理能力(IADL)和客观认知水平(MMSE)等。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得出,社会医疗保险通过提高及时就医概率、降低大病支出概率和提高体检概率等渠道改善了健康状况。医保政策健康绩效在不同地区和年龄之间存在显着异质性特征。农村空巢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等使得农村老人就医障碍增大,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差异,加快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对低收入高龄农村弱势老年群体的政策支持,以增进社会医保制度的健康绩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二,从社会医疗保险集约边际效应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具有显着的健康绩效,显着提升了居民的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客观健康水平,同时显着降低了健康不平等,使得Kakwani健康相对剥夺指数显着下降了 5.32百分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自付医疗支出比例降低和居民健康风险意识提升是城乡医保统筹政策提高健康绩效的重要中介渠道。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健康绩效存在异质性,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年龄较高、受教育水平较低、农村居民的健康影响更加显着,这有利于促进新时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议继续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增强公共卫生治理水平,提升城乡医保统筹层次,推进新时代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第三,从社会医疗保险广延边际效应视角,研究发现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具有显着的经济绩效,在有效释放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需求和促进医疗支出的同时,显着降低了自付医疗支出和自付医疗支出比例;社会医疗保险政策显着降低了家庭医疗支出的财务负担,具有明显的减贫增收效应,有效解决了“因病致(返)贫”“看病难(贵)”问题,重点转移了大病医疗支出风险,有效发挥了其经济绩效。然而,社会医疗保险对低龄、城镇地区老年人经济绩效更大,存在明显的年龄异质性和城乡差异。下一步,需对更加弱势的农村高龄老人提供更多的倾斜支持。需更加注重医保政策的受益公平性,解决各地区、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受益不公问题。需实施更加精准的医保政策,特别是要建立精准识别弱势群体动态机制,使得社会医保制度更加公平,逐步解决医保制度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期医保政策发挥更大的经济绩效。第四,从社会医疗保险集约边际效应视角,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城乡医保统筹政策使得住院医疗支出显着增加大约24.26%(2637.85元);并且使得居民自付住院支出显着降低35.58%(2234.6元)。然而,该政策对门诊医疗支出影响并不显着。城乡医保统筹政策主要解决了大病风险冲击,该政策既有利于释放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又缓解了居民自负医疗财务负担。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存在显着的收入、城乡异质性特征,更加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和降低其医疗负担,显着促进了医保制度公平性,符合其政策实施的目标和初衷。城乡医保统筹政策通过提高医保报销率、就医概率和就医层次显着释放了居民住院医疗服务需求,这三个渠道是推动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率的关键机制。与此同时,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具有显着的减贫增收效应。城乡医保统筹对遭受大病健康冲击的居民具有显着的扶贫效果,能有效减少农村“因病致(返)贫”问题的发生,有助于精准扶贫。然而,城乡医保统筹对易受负向健康风险冲击、更加弱势的老年人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并不显着,这与精准扶贫目标存在一定偏移,这些结论对后续优化扶贫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进一步检验发现,降低自付医疗支出比例和改善劳动供给水平是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减贫增收效应的重要中介渠道。建议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城乡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发展,提高统筹层次,精准解决健康风险冲击引起的深度贫困,使之成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刘昊[5](2021)在《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效果评估及优化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着“快速老龄化”和“快速高龄化”的双重压力,同时,失能老年人数量急剧增加的现象也相伴而生。在家庭结构小型化、女性就业比率提升等趋势下,家庭所承担的老年人照护功能开始逐渐弱化。在此背景下,2016年人社部提出开展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工作,这为全国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开启了破冰之旅。长期照护保险作为我国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框架的重要一环,是满足社会长期照护需求的重要举措。试点四年以来,长期照护保险在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经济负担、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改善老年人生存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制度发展仍属于起步阶段,存在长期照护服务发展不成熟、制度受益人群范围过窄等问题,特别是各地政策“百花齐放”造成的差异化试点的既成事实阻碍了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统一。当前试点扩围呼声越来越高,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健全长期照护保险,尤其是覆盖人群更广的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已是必然趋势。因此,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效果评估问题进行研究,为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优化及试点推广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本文以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为研究对象,依据福利多元主义、服务质量评价理论、萨瓦斯民营化理论等相关理论,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保险精算、AHP+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法、三阶段DEA+Tobit、PLS-SEM等模型方法,从概念界定、框架梳理、现状分析、筹资效果评估、服务效果评估、经办效果评估、政策优化等方面,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效果及其优化的相关问题。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各试点城市分布区域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高,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状况普遍较为富裕,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以来,有效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经济压力和解放了劳动力、整体上减少了医保基金支出和改善了老年人生存质量、极大促进了照护产业发展和扩大了就业渠道,对老年人失能照护风险的化解和多元照护需求的满足起到正面助推作用。(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测期内累计结余呈现先增长再下降的趋势。对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来说,一方面,可对这一部分资金进行合理有效利用,即可以部分支付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费用;另一方面,也需警惕累计结余不断减少的趋势,避免因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费用的过多划拨而影响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无论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保障范围如何,多元筹资模式相较于医保划拨模式均具有更高的基金可持续性。不管是在重度还是中、重度失能老年人的保障范围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占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筹资额的比例均不应该超过20%,在这一水平上,预测期内既能够基本上保证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也能够充分利用医保累计结余资金。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应采用“个人缴费+医保划拨+财政补助”的多元筹资模式。在医保划拨比例为20%的情景下,个人缴费比例应控制在筹资总额的15%,即个人缴费负担在0.18%~0.23%之间,财政支出应占到筹资总额的65%,即财政负担在0.54%~0.92%之间,这既能保证制度的可持续性也能兼顾制度的可负担性。(3)基于三阶段DEA—Tobit模型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定点照护服务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综合技术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对比SFA回归调整前后,定点照护服务机构供给效率产生显着变化,具体来说,环境因素所致的规模冗余主要表现在经济越发达或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护理人员和辅助人员越易过剩;财政投入越多,床位越易空闲。不同供给模式的定点照护服务机构在综合效率方面存在明显差距,PPP供给模式的定点照护服务机构效率值要高于政府包办供给模式的定点照护服务机构。Tobit回归分析表明,供给模式、地理位置、费用结算是否及时、是否医养融合均对定点照护服务机构供给效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服务种类和监督频率的影响并不显着。(4)在1~5分的评价标准下,城乡居民机构长期照护服务质量模糊综合评价得分为3.384分,偏向于“一般”水平,这说明城乡居民机构长期照护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一级指标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移情性最好(3.718),保证性(3.627)、响应性(3.495)、有形性(3.383)次之,有效性(3.176)最差,这表明各项指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在有形性和有效性维度。城乡居民居家长期照护服务质量模糊综合评价得分为3.779分,高于机构照护服务质量,偏向于“比较好”水平,这说明城乡居民居家长期照护服务质量较为理想;一级指标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有效性最好(3.978),保证性(3.919)、移情性(3.900)、有形性(3.419)次之,响应性(3.128)最差,除了响应性维度外各指标得分均比机构照护服务质量高。(5)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的评价可从资格申请、失能评估、机构准入、待遇给付、政策宣传几方面进行。社商协作经办模式和政府包办经办模式的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综合评价值分别为3.477和3.348分,社商协作经办模式相比于政府包办经办模式,其经办能力更强,公众满意度更高。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验证了经办模式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的显着影响,此外,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行政文化、政策支持会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产生显着地正向影响,而参保期望会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产生显着地负向影响。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的提升则会降低参保者的抱怨频率并提升参保者对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信任程度,从而提升参保者政策获得感。(6)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优化的政策建议可从筹资、服务与经办三个方面展开。从筹资方面来说,应合理利用结余基金,扩大制度保障范围、建立责任共担的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协调与商业长期照护保险关系,明确社会长期照护保险基金用途;从服务方面来说,坚持长期照护服务PPP供给模式改革方向,不断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应以有形性和有效性为重点,提升机构照护服务质量、以响应性为重点,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从经办方面来说,应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实行社商协作经办模式、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力度。
孙晓爽[6](2021)在《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实现了我国新医改方案中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具体目标。城镇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老年人退休后缴费机制构建与医保补偿方案设定上。同时,参保人利用医疗服务的行为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具有关联性。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险经济补偿的作用,能够增强参保人医疗费用支付能力,释放其医疗服务需求,并丰富参保人医疗服务选择。另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相比其他参保群体,退休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更强烈,且老年人对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反应也更敏感,所以,研究退休老年人的医疗利用行为,能够更好地反映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但是,目前关于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与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不足,定量分析不充分,相应的客观估计更加缺乏。与此同时,在我国逐步建立“全民医保”的征程中,多种医疗保险制度并存,参保主体差异较大,筹资途径和比例不同,导致提供的补偿范围各异,覆盖的病种、补偿的医疗服务目录和药品目录差别较大,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利用效率。由此可见,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为此,本文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18年两期数据,以城镇退休老年人为实验组,城镇在职员工和城乡60岁以上老年人为对照组,利用我国城镇退休职工、在职职工以及60岁以上居民缴费补偿机制的差异,建立三重差分模型,以过去一年医疗总费用为衡量标准实证检验城镇职工缴费和补偿政策给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带来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所述:第一,城镇职工医保缴费补偿机制对退休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老年人退休后,医疗费用总支出提高43.82%—76.80%。其中医疗费用自付部分显着减少了45.86%,而医疗费用补偿部分显着提高了48.46%,这说明医疗总支出的提高,不是由于个人自付部分的提高所带来的,而是由于退休后补偿比例提高所带来的。第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各类人群医疗服务利用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低、中、高三种收入层级的城镇职工在退休后,医疗支出的水平分别提高了107.05%、80.14%和43.22%,证实了假说2,即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退休职工医疗费用的提高作用在中低收入组更加显着。第三,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东、中、西部退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促进作用分别为34.88%、不显着和97.03%,说明医保缴费补偿机制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作用较大。可以认为,西部地区老年人生活条件较差,对医保报销比例的反应更加敏感,职工退休后,报销比例的大幅提高使得医疗服务的相对价格下降,促使西部地区老年人更频繁地利用医疗服务。第四,不抽烟且不喝酒的退休职工医疗总费用显着提高了55.56%;有抽烟或喝酒行为的退休职工医疗总费用显着提高了45.50%,相对于抽烟或喝酒或缺乏锻炼的老年人,不抽烟喝酒且参与锻炼的老年人更在意自身健康状况,预防疾病得当,不依赖于医疗保险;此外,退休后空闲时间多,老年人身体稍有不适就要求医院大作检查,就医行为更频繁,造成过度医疗,出现小病大养的情况。以上分析均进一步说明医疗保险缴费和补偿机制提高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存在道德风险。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结论表明医疗保险缴费和补偿机制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其中,医疗总费用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医疗费用补偿比例的提高所带来的,补偿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医保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也可能加剧了道德风险,导致不合理的医疗消费,并且,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存在收入、地区、健康行为差异。为此,政府应稳步推行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待遇统筹;针对老年人不同就医情况,实行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全力推动老年人“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傅佩佩[7](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管淑慧[8](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表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郝姗姗[9](2021)在《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势必会导致其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一系列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老年人医疗支出增长过快导致了我国医疗费用总支出快速增长,如果无法有效合理优化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则有可能使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转不良,医疗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及沉重的财政负担。如何在保障老年人医疗需求的同时,对老年人不合理医疗支出进行有效控制已经成为了目前医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优化机制中,能否有效消除医疗费用增长中的不合理诱因是整个工作的“牛鼻子”,关系到我国社会医疗改革的成败。因而,探究影响我国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优化,成为了该领域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医疗服务利用模型、“有-无”政策对比评估模型等相关理论基础,选取两部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调查”2014年和2018年微观数据,通过两部模型等方法控制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了我国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2014年两部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就医概率方面,医疗保险、自评健康、慢性病数目、近两年是否患有重大疾病均对老年人门诊、住院就医概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其有负向影响;在就医支出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医疗保险、自评健康、慢性病数目、近两年是否患有重大疾病对老年人门诊、住院及总支出有显着正向影响。2018年两部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就医概率方面,民族、医疗保险、自评健康、慢性病数目、近两年是否患有重大疾病均对老年人门诊、住院就医概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地区对其有负向影响;从就医支出部分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收入、医疗保险、自评健康、慢性病数目、近两年是否患有重大疾病对老年人门诊、住院及总支出有显着正向影响,地区变量对其有负向影响。(2)与2014年相比,2018年老年人医疗支出呈现出地区性差异的趋势,这说明2014年至2018年,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地区间差异加剧。(3)老年人医疗支出合理性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受教育程度、收入、自评健康、慢性病数目及近两年是否患有重大疾病变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合理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医疗保险变量是导致老年人医疗支出不合理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4)老年人医疗支出不合理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相同受教育程度、地区和健康状况下,参保老年人和不参保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存在显着差异,不同参保类型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也存在显着差异。这明显违背相同条件下是否参保和不同医保类型老年人医疗支出不应存在显着性差异的基本常识,充分证明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造成了老年人不合理的医疗支出。基于此,本文针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优化策略。在老年人医疗需求支持方面,应在社会保障一体化逐步实现过程中不断缩小地区差异、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构建专门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在控费策略方面,应实施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建立完善医疗市场信誉等级机制并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信用体系。
程显扬[10](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分析医疗费用状况 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分析医疗费用状况 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三) 总结与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数据来源 |
四、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核心概念讨论与相关理论分析 |
一、核心概念的讨论 |
(一) 对幸福含义的探讨 |
(二) 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讨论 |
二、相关理论分析 |
(一) 幸福感相关理论 |
(二) 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理论 |
三、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 |
(三) 研究假设 |
二、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
(二) 变量设计与处理 |
三、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四、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二)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情况 |
(三)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
(四)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五、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收入分层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三、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需要满足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功能性活动的影响机制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二) 研究设计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 |
一、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功能发挥的因素探讨 |
(一) 公共价值的制约 |
(二) 制度结构的制约 |
(三) 经办机制的制约 |
二、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一) 制度结构层面: 凸显普惠公平与消除福利分割 |
(二) 政策实施层面: 居民需求分析与高质量供给 |
(三) 制度效能层面: 可行能力取向与成果共享 |
(四) 管理服务层面: 精准标准施策与数字治理 |
三、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
(三)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一) 研究局限 |
(二) 未来研究的展望 |
附录一 山东居民生活状况调査抽样框说明 |
附录二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査问卷(部分)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反贫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现有研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内容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内容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医疗保险反贫困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医疗保险反贫困效应的相关概念 |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二、因病致贫 |
三、医疗保险反贫困概念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二、健康资本需求理论 |
三、福利经济学理论 |
第三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发展及医疗保险反贫困现状 |
第一节 我国实行健康扶贫政策的相关历程 |
第二节 我国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 |
第三节 医疗保险发挥反贫困效应的实践及作用途径 |
第四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反贫困效应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医疗保险影响城乡居民就诊倾向的实证分析 |
一、相关研究假设 |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
三、数据的来源与描述统计 |
四、模型的运算结果与分析 |
第二节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影响城乡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实证分析 |
一、相关假设 |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
三、模型的运算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中介效应检验 |
一、指标选取及定义 |
二、中介效应模型 |
三、模型的运算结果与分析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一、持续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 |
二、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 |
三、持续推动医疗保险的统筹管理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长期护理需求及其保险试点政策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主要内容与研究框架 |
1.2.1 主要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2 长期护理需求规模预测 |
2.2.1 长期护理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
2.2.2 长期护理需求规模预测分析 |
2.3 非正式护理与正式护理的研究评述 |
2.4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评估研究进展 |
2.5 国内外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实践文献评述 |
2.5.1 长期护理保险国内试点经验总结文献评述 |
2.5.2 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讨文献评述 |
2.6 小结 |
第3章 长期护理需求规模预测分析 |
3.1 长期护理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
3.1.1 引言 |
3.1.2 理论模型 |
3.1.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3.1.4 实证方法 |
3.1.5 实证结果分析 |
3.1.6 小结 |
3.2 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规模预测分析 |
3.2.1 Markov模型简介 |
3.2.2 失能转移矩阵及失能率的计算 |
3.2.3 失能规模预测 |
3.3 长期护理费用预测分析 |
3.4 小结 |
第4章 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的相关性分析 |
4.1 长期护理服务供给现状 |
4.2 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 |
4.2.1 理论模型 |
4.2.2 实证方法 |
4.2.3 实证结果分析 |
4.2.4 敏感性分析 |
4.3 小结 |
第5章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
5.1 引言 |
5.2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界定 |
5.3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对失能老年人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 |
5.3.1 基准结果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4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对失能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 |
5.4.1 基准结果分析 |
5.4.2 稳健性检验 |
5.5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对失能老年人护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
5.5.1 基准结果分析 |
5.5.2 稳健性检验 |
5.6 小结 |
第6章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实践分析 |
6.1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试点政策的发展实践 |
6.1.1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试点城市的基本情况 |
6.1.2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试点城市的筹资渠道 |
6.1.3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试点城市的筹资结构 |
6.1.4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试点城市的待遇水平 |
6.1.5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试点城市的失能评估办法 |
6.2 长期护理保险地方试点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6.2.1 社会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结构有待完善 |
6.2.2 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方式定位出现偏差 |
6.2.3 社会长期护理保险的法制建设非常薄弱 |
6.3 小结 |
第7章 国外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实践与启示 |
7.1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实践 |
7.1.1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背景 |
7.1.2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内容 |
7.1.3 日本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演变过程 |
7.1.4 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改革经验 |
7.2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实践 |
7.2.1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背景 |
7.2.2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构建内容 |
7.2.3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
7.2.4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改革经验 |
7.3 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经验借鉴——基于国内外的对比分析 |
7.3.1 构建可持续的长护险筹资机制 |
7.3.2 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型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 |
7.3.3 加快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法制建设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与经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主要概念界定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医疗保险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
2.1.2 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利用、医疗负担之间的因果关系 |
2.1.3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减贫增收效应 |
2.1.4 文献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Grossman健康与医疗服务需求理论 |
2.2.2 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 |
第3章 我国医保政策发展情况与回顾 |
3.1 改革开放以来医保制度发展进程 |
3.2 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构成及现状分析 |
3.2.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
3.2.2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3.2.3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3.3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 |
第4章 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
4.1 社会医疗保险的健康绩效分析 |
4.1.1 计量模型选取和设定 |
4.1.2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
4.1.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1.4 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健康绩效的总体评估 |
4.1.5 社会医疗保险健康绩效的异质性分析 |
4.1.6 稳健性检验 |
4.1.7 社会医疗保险健康绩效的作用机制检验 |
4.1.8 小结 |
4.2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健康绩效分析 |
4.2.1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策略 |
4.2.2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4.2.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2.4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绩效的总体评估 |
4.2.5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健康绩效的异质性分析 |
4.2.6 稳健性检验 |
4.2.7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健康绩效的作用机制分析 |
4.2.8 小结 |
第5章 医保政策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
5.1 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支出及医疗负担的影响 |
5.1.1 计量模型设定和识别策略 |
5.1.2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
5.1.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1.4 社会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及医疗负担的影响 |
5.1.5 社会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及医疗负担的异质性影响 |
5.1.6 小结 |
5.2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医疗支出与医疗负担的影响 |
5.2.1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策略 |
5.2.2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
5.2.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2.4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医疗支出的影响结果 |
5.2.5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医疗支出的异质性影响 |
5.2.6 稳健性检验 |
5.2.7 作用机制检验 |
5.2.8 小结 |
第6章 医保政策的增收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
6.1 社会医疗保险的增收减贫效应 |
6.1.1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策略 |
6.1.2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
6.1.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6.1.4 社会医疗保险增收减贫效应的总体评估 |
6.1.5 社会医疗保险增收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
6.1.6 作用机制探讨 |
6.1.7 小结 |
6.2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增收减贫效应 |
6.2.1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策略 |
6.2.2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
6.2.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6.2.4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增收减贫效应的总体评估 |
6.2.5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增收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 |
6.2.6 稳健性检验 |
6.2.7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增收减贫效应的作用机制探讨和检验 |
6.2.8 小结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1.1 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及其作用机制 |
7.1.2 医保政策的经济绩效及其作用机制 |
7.2 政策建议 |
7.3 下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效果评估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的研究 |
1.2.2 关于长期照护保险筹资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长期照护服务问题的研究 |
1.2.4 关于长期照护保险经办问题的研究 |
1.2.5 关于长期照护保险实施效果的研究 |
1.2.6 相关文献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长期照护保险 |
2.1.2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 |
2.1.3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模式 |
2.1.4 效果评估 |
2.2 理论基础 |
2.2.1 福利多元主义 |
2.2.2 服务质量评价理论 |
2.2.3 萨瓦斯民营化理论 |
2.3 分析框架 |
2.4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各组成部分的职能作用及相互关系 |
2.4.1 筹资部分的职能作用 |
2.4.2 服务部分的职能作用 |
2.4.3 经办部分的职能作用 |
2.4.4 各部分的相互关系 |
2.5 本章小节 |
3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现状分析与国际经验借鉴 |
3.1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城市概述 |
3.1.1 试点城市的城市地位和经济水平 |
3.1.2 试点城市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程度 |
3.1.3 对试点城市社会经济背景的基本判断 |
3.2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方案分析 |
3.2.1 筹资方面 |
3.2.2 服务方面 |
3.2.3 经办方面 |
3.3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不同试点模式分析 |
3.3.1 试点城市不同筹资模式分析 |
3.3.2 试点城市不同服务模式分析 |
3.3.3 试点城市不同经办模式分析 |
3.4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成效 |
3.5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国际经验借鉴 |
3.5.1 德国经验 |
3.5.2 日本经验 |
3.5.3 荷兰经验 |
3.5.4 经验借鉴 |
3.6 本章小节 |
4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效果评估 |
4.1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支出分析 |
4.1.1 城乡老年人口 |
4.1.2 各失能等级老年人口的比例 |
4.1.3 不同失能等级的老年人选择不同照护方式的比例 |
4.1.4 不同照护方式的使用成本 |
4.1.5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支出 |
4.2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收入分析 |
4.2.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额 |
4.2.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出额 |
4.2.3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收入 |
4.3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分析 |
4.3.1 医保划拨模式对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 |
4.3.2 多元筹资模式对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 |
4.4 本章小结 |
5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服务效果评估 |
5.1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效率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
5.1.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5.1.2 模型构建 |
5.1.3 三阶段DEA结果与分析 |
5.1.4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2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服务质量评价 |
5.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2.2 指标权重确定 |
5.2.3 服务质量评价 |
5.2.4 评价结果及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效果评估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1.1 理论分析 |
6.1.2 基本假设 |
6.2 研究设计 |
6.2.1 数据来源 |
6.2.2 模型选择 |
6.2.3 变量设定 |
6.3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评价 |
6.4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6.4.1 模型评价 |
6.4.2 模型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优化的政策建议 |
7.1 优化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的总体思路 |
7.2 优化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的政策建议 |
7.2.1 优化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筹资的政策建议 |
7.2.2 优化城乡居民长期照护服务的政策建议 |
7.2.3 优化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经办的政策建议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1.4.1 研究意义 |
1.4.2 创新点 |
1.4.3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 |
2.1.1 基本医保与收入水平 |
2.1.2 基本医保与人口老龄化 |
2.1.3 基本医保与道德风险 |
2.1.4 基本医保制度 |
2.2 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综合因素及指标选取 |
2.2.1 综合因素 |
2.2.2 指标选取 |
2.3 研究假说 |
2.4 小结 |
第3章 相关制度概述及现状 |
3.1 基本医疗保险 |
3.1.1 基本医疗保险概述 |
3.1.2 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现状 |
3.2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 |
3.2.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 |
3.2.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现状 |
3.3 小结 |
第4章 实证模型 |
4.1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
4.1.1 数据选取来源 |
4.1.2 模型设定 |
4.2 描述性统计 |
4.3 小结 |
第5章 实证结果 |
5.1 实证结果 |
5.1.1 基本检验 |
5.1.2 稳健性检验 |
5.2 机制检验 |
5.2.1 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自付 |
5.2.2 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补偿 |
5.2.3 似不相关回归 |
5.3 异质性分析 |
5.3.1 收入异质性分析 |
5.3.2 地区异质性分析 |
5.3.3 健康行为异质性分析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3.1 理论框架 |
3.2 数据来源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3.5 质量控制 |
3.6 技术路线图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8.1 方法学讨论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8.3 研究结论 |
8.4 政策建议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3 结束语 |
(9)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关于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1.3.2 关于老年人医疗需求保障的相关研究 |
1.3.3 关于老年人医疗支出控费策略的相关研究 |
1.3.4 文献述评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图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老年人 |
2.1.2 医疗支出 |
2.1.3 医疗支出合理增长/不合理增长 |
2.1.4 社会医疗保险 |
2.1.5 道德风险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社会公平理论 |
2.2.2 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理论 |
2.2.3 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模型 |
2.2.4 “有-无”政策对比评估模型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老年人医疗支出现状分析 |
3.1 老年人医疗支出现状 |
3.2 老年人人均医疗支出现状 |
3.2.1 总体老年人人均医疗支出 |
3.2.2 不同地区老年人人均医疗支出 |
3.2.3 不同户籍老年人人均医疗支出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1 数据选取 |
4.2 变量的选择与处理 |
4.2.1 被解释变量 |
4.2.2 解释变量 |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4 样本分布情况 |
4.4.1 先决因素 |
4.4.2 能力因素 |
4.4.3 需求因素 |
4.5 模型构建 |
4.6 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4.6.1 2014年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4.6.2 2018年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4.6.3 老年人医疗支出合理性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老年人医疗支出不合理性分析 |
5.1 有-无医疗保险下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不合理性分析 |
5.1.1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有-无医疗保险支出比较分析 |
5.1.2 基于地区的有-无医疗保险支出比较分析 |
5.1.3 基于健康状况的有-无医疗保险支出比较分析 |
5.2 不同医疗保险类型下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不合理性分析 |
5.2.1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医疗保险类型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 |
5.2.2 基于地区角度的医疗保险类型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 |
5.2.3 基于健康状况角度的医疗保险类型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老年人医疗支出优化策略 |
6.1 老年人医疗需求支持 |
6.1.1 缩小地区差异 |
6.1.2 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
6.1.3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6.1.4 构建专门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 |
6.2 控费策略 |
6.2.1 实施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 |
6.2.2 建立完善医疗市场信誉等级机制 |
6.2.3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信用体系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10)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1.4.1 文章结构 |
1.4.2 研究思路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不足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2.3 研究评述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3.1 基本概念 |
3.1.1 健康 |
3.1.2 健康服务业 |
3.2 相关理论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3.3.3 指标体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取 |
5.1.3 结果分析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5.2.2 政策规划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5.2.4 城镇化水平 |
5.2.5 科技创新 |
5.2.6 疾病谱变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6.2.1 美国 |
6.2.2 德国 |
6.2.3 加拿大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分析医疗费用状况 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D]. 褚雷. 山东大学, 2021(11)
- [2]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反贫困效应研究[D]. 张守刚.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3]长期护理需求及其保险试点政策评估研究[D]. 李红. 山东大学, 2021(11)
- [4]医保政策的健康绩效与经济绩效研究[D]. 郑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5]城乡居民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效果评估及优化研究[D]. 刘昊. 山东农业大学, 2021(12)
- [6]医疗保险缴费补偿机制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D]. 孙晓爽.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8]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9]老年人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研究[D]. 郝姗姗.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10]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标签: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退休职工医疗保险; 个人医疗保险; 城乡医保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