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村支书的眼光（论文文献综述）
范香果[1]（2008）在《中国村官——农村基层组织选举备忘录》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有九亿农民。就国家的政权体系而言,734715个村一级组织则是庞大的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农村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套班子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农民的命运,每个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状态都与这些村官休戚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至今已近二十年,民主选举村委会干部使得每个村民得以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使中国农村的民主进程迈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如贿选、家族势力抬头、党支部领导核心弱化等。本文作者深入农村,长期采访,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刻剖析了当前中国村官选举中林林总总的现象,呼吁全社会关注中国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刘茂森[3]（2020）在《勇立潮头 风格鲜明——2020山东等级考试历史试题评析》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高考制度改革也在有序推进。2020年山东等级考试终于落地,历史试题也重回自主命题。今年山东等级考试历史试题在坚持对标高考评价体系、结合山东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同时,对考试内容、试卷结构、材料选用、问题设计、历史学科素养考查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可谓是勇立潮头,风格鲜明,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兼收并蓄,坚持探索创新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命题创新,是深化课程和
郭梦琦[4]（2021）在《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文中认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其中时空观念作为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是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也是中学生认识历史事件,感受史事发展进程和演变的基础。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环节不可或缺的要素,时空观念素养的落实成为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任务之一。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对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更是占有重要的分量和地位。本文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历史试题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寻高考命题的特点,并进一步为中学历史教学培养时空观念素养提出建议。本文首先结合新版《课程标准》中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和学业质量标准对时空观念素养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提炼出时空观念素养的六个考查指标,分别为“历史时空坐标的定位”“历史时空内涵的理解”“历史时空脉络的梳理”“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历史时空的纵横对比”以及“历史时空的综合论述”。再结合2017至2020年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每一类指标具体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进行了分析,从而总结出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体现“大历史观”以及呈现多样化情境这四个特点。此外,从2020年首次实行新高考的山东卷中,可以发现高考命题的新变化在于更加注重对时空工具的使用,并且加大了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难度,这种变化也代表了今后高考历史命题新动向。最后,笔者基于试题特点和考查新动向的分析,从试题反观教学,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时空观念的教学策略,以期对教学和备考有所帮助。
张海荣[5]（2015）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文中指出苏寺村戏班成立于1942年,历经了新旧政权的更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对乡村业余剧团进行规范约束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比"遵章而为",苏寺村戏班的"自我节奏感"更鲜明,展现了底层社会在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真实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乡村人文化价值取向与新政权意识形态整合之间的复杂关系。
张东旭[6]（2014）在《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作家籍贯论，河南的长篇小说实力的确无任何省份可比。”①的确，在作品的数量和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上，从建国以来，河南长篇小说比之全国任何一个省都毫不逊色。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河南作家共创作了139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了独特的风貌和品格。本文从文本和史料分析入手，重点梳理20世纪50至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基本状况，并对每个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从中发现了河南长篇小说一些相对突出的创作现象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了与中原地域相关的某些“特色”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竭力避免概念的先行介入，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的方式，尽量从作品“现场”出发，在大量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寻求河南长篇小说的新面貌。论文发掘了建国初期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的转折意义以及李准《黄河东流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倾向性；由于详细考察了《李自成》的文本生产过程，饱受诟病的李自成形象“三突出”的思想来源便清晰可见；在对《羊的门》和《故乡天下黄花》内容“客观”陈列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作品所拥有的“中原地域”特色。最后，纵览系列作品个案和文学史发展脉络，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两大叙事主题：“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便呈现出来。论文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第一章。分为三节，分别概述三个时段（5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状况。50至7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虽然出版数量不太多，但是，“成就”和“影响”还是很大的。河南作家不遗余力地用文学实践阐释着党领导下革命的合法性，政策的合理性，姚雪垠、魏巍、刘知侠、苏鹰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炼钢铁等社会政治运动在河南长篇小说中均得到了快速的反映。8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在恢复和发展中充满喧哗与骚动。其中，“革命历史传奇”故事由繁华到没落，渐行渐远；历史小说蔚为大观；“乡土”主题代替“革命”主题成为河南作家的新追求。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给河南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乡土小说”仍牢牢地占据着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制高点，出现了深刻反思中原文化心理的《羊的门》，以新颖的艺术形式获得好评的《匪首》等优秀作品。第二大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六章。为“个案分析”部分。从50年代至90年代，每个时段分别选取一部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进行分析。第一部是师陀的《历史无情》（1951年出版）。将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成长篇小说《历史无情》，彰显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过程。由之前的写“人物”写“风景”，到建国后的写“任务”写“运动”，《历史无情》在师陀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小说中出色的小人物描写，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在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第二部是姚雪垠的《李自成》（1963年出版）。从作者的立意、选材以及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来看，此书的写作与出版都有较浓的“政治意味”。这种特殊的写作经历对于小说的人物和结构有很大影响：李自成人物形象的面目模糊没有生气，起义军革命过程中明显的“预设”痕迹，无疑跟这种“意味”密切相关。第三部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1979、1984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是从剧本《大河奔流》演变而来的。同样的主人公李麦，由《大河奔流》中“劳动人民的代表，黄泛区的代表，阶级的代表，历史的代表”①变成了《黄河东流去》中有很强生活能力的大嫂，是作者在新形式下同“更高更长远的政治”②结合的结果。《黄河东流去》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而“新生”。第四部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出版）。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中，充满了饥饿、灾荒等苦难意向，这跟刘震云的童年体验有关。河南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灾荒，河南人特别激进的政治热情，给人们带来很大灾难。饥饿、贫困带来的人性扭曲，融进了刘震云的成长记忆，也由此造就了刘震云式的反思和嘲讽；从90年代的长篇小说开始，刘震云着手探讨权力的来源和“实质”，指出意识形态上的催眠和政治行为中的杀戮是政治家的两大法宝。刘震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他用一种戏谑的反讽语言，将一切政治家冠冕堂皇的言辞剥去，露出他们实现个人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始心理动机。第五部是李佩甫的《羊的门》（1999年出版）。李佩甫笔下的自然风景中，融进了作家对中原人格的深刻理解。平原上的“草”、“草精”、“羊”、“牧羊人”的形成与平原上的历史、文化、地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乡村土皇帝呼天成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一个大贡献。第三大部分是第七章。通过上述考察，论文得出了贯穿50年来河南长篇小说叙事的两个线索性主题：其一是政治书写，其二是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意义各不相同：50年代至70年代是对国家政策进行文学阐释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书写最为“功利”，政治主题往往就是小说主题；8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河南作家政治意识的曲折表达，他们将浓厚的权力情结转移到了对一代代帝王将相，明君贤臣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并流露出对往昔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的留恋与怀想。90年代河南作家的“政治书写”表现为对“权力”意向的集中叙述，体现着新一代河南作家较为清醒的批判意识。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乡土文学”相比，当代河南作家在表现“乡土”时出现了新质素。不仅描绘出代表中原农村老一辈农民形象的“老庄稼筋”，还刻画了陈柱子、凤英等新一代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身上的“韧性”精神既是中原人格的组成部分，又是他们成就事业、完善人生最突出的品质特征。第四大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简要叙述河南长篇小说叙事中的不足。河南作家们对“权力”的叙述情有独钟，但往往沉湎其内，多艳羡之姿，少批判意识。由于对“强者”、“能人”充满自我认同，他们不惜以种种虚假的情节和夸张的行为“打造”主人公形象。这两点既是河南作家“与生俱来”的潜在障碍，也是他们创作个性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李俊[7]（2011）在《浅谈新形势下村支书应具备的五种精神》文中研究表明新农村建设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其中村支书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当前海南农村实际,探究村支书在带领全村致富的道路上应具备的五种精神。
谭少容[8]（2006）在《顺华模式:人物历程篇（之三） 城边村改造:一个村支书的心路历程——专访北京市通州区杨庄村总支部书记薛玉贵》文中研究说明
范涌[9]（2016）在《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治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村治精英的价值取向、治理方式及其行动能力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急剧的变革之中,村治精英的结构及其治理和行动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当下村治精英的结构特征、治理方式和行动逻辑,本文选择中部X县十二位村支书作为深度观察和分析的典型个案,从这些作为“一把手”的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权力网络及“行动者—结构”的角度对当前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和能力进行深描和解释,力求展现现时态的村庄治理图景。为全方位地考察村治主体精英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治理实态,本文以村治主体精英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如何构建自我与村庄发展的对接、构建农民与市场的对接、构建村庄与国家的对接、构建农民与村庄的对接、构建自我与家庭发展的对接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地描述与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村治主体精英并不只是上面千线末梢的一根针,同时也是下面千线顶端的一根针。也即村治主体精英需要面对来自纵向的政府正式结构与村庄非正式结构的约束,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横向的市场竞争结构与家庭私性结构的束缚,是在纵横交错结构中的“结构人”。即村治主体精英既在结构中产生,由结构力进行塑造,正是这四种结构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这是第一个层次;其次,村治主体精英虽是在结构中行动,但却通过自主性力量对结构进行改造。这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动,而互动塑造的就是复线治理的治理实态。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村治主体性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要素。第二,村治主体精英的治村行为图景不是简单的国家结构与村庄内在结构的互相作用所形成的,而是来自纵向的国家与村庄结构和横向的家庭与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塑造的。虽然在村治主体精英治村的各个事件上,各方结构力量的作用力不尽相同,而且可能形成叠加效应或制约效应,但四个基本面是稳定的;第三,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力既有来自结构性力量的推动或掣肘,也来自其自身自主性的扩展,这将锻造新的村庄治理实态,改变结构性力量的作用方向、速度和程度;第四,村治主体精英是将纵横交错的各种结构统合起来的结点,虽然村治主体精英从静态上来说是一种身份的叠加,但能否从动态上实现与各种结构性力量的适应则是农村基层社会达到良治的关键。
黄海[10]（2008）在《当代乡村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 ——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6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将湖南省北部地区红镇作为田野个案。以曾好义和陈根生为代表的红镇“混混”为结点,对乡村社会“混混”之生命史与越轨行为进行展示与剖析。以展现在19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所经历的重大社会变迁中乡村秩序所发生的种种盛世抑或“乱世”的蜕变,并进而考察乡村社会的道德与话语变迁、秩序和权威变异,尝试理解20年来乡村社会灰色化变迁的某种逻辑。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所发生的种种重大社会事件,对乡村“混混”的生命史产生了直接和持续的影响,在国家政策与乡村“混混”越轨行为的互动影响中,在市场的急剧侵袭下,乡村社会发生了生活与结构转型,这种转型是乡村社会灰色化再生的根本原因。现代性的市场要素植入使得原本需要秩序的乡村,在国家横暴性、常规性权力的减弱,市场冲击和乡土内生整合力瓦解的三重因素作用下,产生了以凸显经济与身体暴力控制为特点的乡村灰色化变异,金钱和身体暴力成为乡村社会转型中,维系秩序与权威的一种日益明显的结构性整合力量。沿着这一思路,本文试图回答五个问题:一是自1980年代以来湘北红镇的社会秩序灰色化是如何形成的;二是乡村“混混”与越轨力量为什么能在当代乡村中成为一种秩序维系的异化力量;三是灰色化的乡村秩序是如何演绎与如何可能的;四是从不透明到透明的乡村灰色化为什么会成为当代乡村秩序的有机部分和“常态”现象;五是红镇乡村社会中的“扶植型秩序”是如何可能的。本文最终得出结论:乡村社会转型直接给乡村越轨力量的萌芽、生发与成长提供了土壤,国家后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型为乡村“扶植型秩序”的产生、运转与维系提供了空间。因此,乡村社会的灰色化变迁不仅在宏观上是后全能主义政治治理变迁的结果,也是在微观上越轨力量得到社会意义的结果。从人民公社时期动员型体制过渡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后的压力型体制的基层国家力量,由于后全能主义政治治理的本质特征,使得其在与村庄地方性秩序的互动中,催生出了“扶植型秩序”。前者构成乡村社会秩序转型的决定性基础,中者生发出乡村社会转型的内生性土壤,而后者则成为乡村社会转型的催生性力量。三者互构形塑出越轨力量的成长壮大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灰色化变迁。
二、一个村支书的眼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村支书的眼光（论文提纲范文）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勇立潮头 风格鲜明——2020山东等级考试历史试题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兼收并蓄,坚持探索创新 |
| 二、植根铸魂,落实立德树人 |
| 三、立足学科,突出核心素养 |
| 四、关照现实,凸显时代气息 |
（4）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和考查维度 |
| 第一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 |
| 一 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 |
| 二 时空观念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 |
| 第二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维度 |
| 一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点” |
| 二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线” |
| 三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面” |
| 第二章 2017至2020 年全国卷(历史)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 |
| 第一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整体概况 |
| 一 试卷结构 |
| 二 考查比重 |
| 第二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试题分析 |
| 一 考查指标统计 |
| 二 试题分析 |
| 第三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特点及考查新变化 |
| 第一节 考查特点 |
| 一 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 |
| 二 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 |
| 三 体现“大历史观” |
| 四 呈现多样化情境 |
| 第二节 新高考历史卷的新变化 |
| 一 试卷结构 |
| 二 考查形式 |
| 三 考查难度 |
| 第四章 培养时空观念素养的教学策略 |
| 第一节 研读课标和教材,重视历史时空观念 |
| 一 依据《课程标准》,分层制定教学目标 |
| 二 合理利用教科书,切实做到“用教材教” |
| 第二节 丰富教学手段,善用历史时空工具 |
| 一 历史地图 |
| 二 历史年表 |
| 三 时间轴 |
| 第三节 依托课堂教学,建构历史时空思维 |
| 一 创设时空情境,重现历史现场 |
| 二 设计与时空观念结合的问题链 |
| 第四节 注重时空观念与其他素养的内在联系 |
| 一 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 |
| 二 史料实证与时空观念 |
| 三 历史解释与时空观念 |
| 四 家国情怀与时空观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苏寺村戏班的历史流变 |
| 二村戏班的“遵章而为”与“自我节奏” |
| 三新意识形态整合的“有效”与“有限” |
| 四 结 语 |
（6）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状况及作家队伍 |
| 二、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三、 研究现状和思路 |
| 第一章 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第一节 50——7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关于《历史无情》 |
| 二、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 |
| 三、 “英雄主义”的赞歌 |
| 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书写 |
| 五、 大炼钢铁及合作化运动 |
| 第二节 8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渐行渐远的“革命历史传奇”故事 |
| 二、 河南唯一一部红卫兵题材的长篇小说 |
| 三、 历史小说 |
| 四、 知识分子“成长小说” |
| 五、 “乡村小说” |
| 第三节 9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
| 一、 乡土大地之歌 |
| 二、 “都市”题材 |
| 三、 历史小说 |
| 第二章 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师陀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 |
| 第一节 迎合的姿态：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改编 |
| 一、 人物命运的改变 |
| 二、 关于革命者郑恩和小张的形象 |
| 第二节 “游离”于“革命叙事”之外 |
| 一、 写作重心的转变 |
| 二、 日常生活中的“战争故事” |
| 三、 旧时代小人物性格的生动展示 |
| 第三节 一个转折点 |
|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一节 《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
| 第二节 从《长夜》中的李水沫到《李自成》中的李自成 |
| 第三节 慧梅的婚姻故事——《李自成》的转折点？ |
| 第四节 有意味的形式——复线结构中的先验性观念 |
| 第四章 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 |
| 第一节 李麦人物形象的转变 |
| 第二节 新时期语境与《黄河东流去》的写作 |
| 第三节 《黄河东流去》的政治新主题 |
| 第五章 苦难与权力的书写——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为中心 |
| 第一节 “童年经验” |
| 第二节 权力“实质” |
| 第三节 政治“祛魅” |
| 一、 “政治和游戏，都是相通的” |
| 二、 “杀猪的懂政治，这职业离政治近” |
| 第四节 “个人化、碎片化”的历史 |
| 一、 抗日故事：私人化的叙述 |
| 二、 土改故事：两种不同的地主形象 |
| 三、 文革争斗：个人的恩怨情仇 |
| 第六章 《羊的门》：“绵羊地”和他的“主人” |
| 第一节 无骨的“绵羊地” |
| 第二节 “绵羊地”上的“绵羊” |
| 第三节 “绵羊地”上的“主人” |
| 第四节 中原地域文化与政治神话的打造 |
| 一、 宗族自治与中原人的“面子” |
| 二、 政治权谋与“人情” |
| 三、 “在中原，人是活小的” |
| 第七章 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叙事主题 |
| 第一节 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 |
| 一、 “与时代共名”：50—70 年代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策”书写 |
| 二、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权力幻想与权谋文化 |
| 三、 90 年代长篇小说中“权力文化”的反思 |
| 第二节 中原人格精神图像——河南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形象与精神品格 |
| 一、 扎根中原大地的农民形象塑造 |
| 二、 精明的“乡村能人” |
| 三、 “韧性”——中原人的一种精神品格 |
| 第八章 “能人与权力”的失真叙述——河南作家创作的一种局限 |
| 结语 |
| 附录 |
| 一、 河南长篇小说总篇目（1949—1999） |
| 二、 河南长篇小说作者简况 |
| （一）河南籍“本土作家” |
| （二）河南籍“外出作家” |
| （三）“外省来豫”作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浅谈新形势下村支书应具备的五种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一、村支书扮演的角色 |
| 1. 双带工程执行者。 |
| 2. 文化生活引领者。 |
| 3. 村民自治主导者。 |
| 4. 村规民约缔造者。 |
| 二、村支书应具备的五种精神 |
| 1. 改革创新的精神。 |
| 2. 为民请命的精神。 |
| 3. 不屈不挠的精神。 |
| 4. 敢做敢当的精神。 |
| 5. 不耻下问的精神。 |
（9）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由村庄精英出发的相关研究 |
| (二) 不同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类型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概述 |
| (一) 研究对象:12位村支书及其概述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
| 三、本文的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与空间 |
| 一、村治主体精英 |
| (一) 村庄精英的概念剖析 |
| (二) 村庄精英的类型考察 |
| (三) 村庄精英的再类型化 |
| 二、“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 |
| 三、村治主体精英行动的社会结构力分解 |
| 第二章 “换身份”:村治主体精英的生成路径 |
| 一、博弈式获选:洞村村支书选举的艰难 |
| (一) 各有所思的竞选欲望 |
| (二) 各显神通的竞选运作 |
| (三) 出人意外的竞选窘境 |
| (四) “暗渡陈仓”的运筹帷幄 |
| 二、传递式获选:艾村的村支书权力交接 |
| (一) “白柚之父”孙庭 |
| (二) 孙家父子的权力交接 |
| (三) 孙家儿媳的再度接力 |
| 三、指定式获选:坪村选举困境的化解之道 |
| (一) 动员:有所指向的工作布置 |
| (二) 竞争:“伺机而动的观望” |
| (三) 意外:“突如其来的举报” |
| (四) 回顾:带领村民致富的李忠 |
| (五) 预选:有惊无险的调控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闯市场”:村治主体精英的产业发展逻辑 |
| 一、田村改“田”:村庄的茶叶探索之路 |
| (一) 动员:“田”改“茶”的村民代表大会 |
| (二) 落差:发展茶叶的推动力 |
| (三) 示范:带头种茶,逐步扩散 |
| (四) 失衡:来自上坝人的抵制与冲突发生 |
| (五) 周凯的委屈与无奈 |
| 二、龙村何兴:难念的“脱壳”经 |
| (一) 无奈:有基础,无支持的烟叶种植 |
| (二) 失败:另辟蹊径的尴尬 |
| (三) 转换:借助契机先修路 |
| (四) 等待:期待政府支持的新产业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跑项目”:村治主体精英的资源竞争与分配 |
| 一、寨村脱困:项目的“跑”与“要” |
| (一) 寨村的困境与无为的村政 |
| (二) 群策群力:必须“要”项目修路 |
| (三) 尴尬:“给”与“要”的不匹配 |
| (四) 成功:私人资源的公利化运作 |
| 二、隆村之争:项目资源的村内分配 |
| (一) 修路之争:组内主动,村里顺势 |
| (二) “亮化”工程之争:从村庄的大局着眼 |
| (三) 无争的“饮水工程”:给最需要的村民组 |
| (四) 惆怅的蒋林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保稳定”:村治主体精英的矛盾调解 |
| 一、“扯出萝卜带出泥”:“炮损”引发的“连环爆炸” |
| (一) 前奏:意外的高速“炮损”补偿 |
| (二) 引发:谢家院子顺利获偿砂场补贴 |
| (三) 波折:莫家院子的讨偿之路 |
| (四) 落下帷幕的补偿风波 |
| 二、断不清的“利益”:征地征出的“硬骨头” |
| (一) 翻脸:因“征”而“争” |
| (二) 僵局:难以化解的利益纠纷 |
| (三) 溯源:千头万绪的“是非”地 |
| (四) 无奈:没有土地的农民 |
| 三、无奈的村政:收医保、评低保的风波 |
| (一) 令人“无语”的医保垫付 |
| (二) 有所误会的“告状信” |
| (三) 低保评选会上的风波 |
| (四) 刘旺世的冲击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陷困局”:村治主体精英的发展难题 |
| 一、“一波三折”:施村村委会建设与村支书的蜕变 |
| (一) 会做“笼子”的刘小山 |
| (二) 村委会选址上的分歧 |
| (三) 突然而至的党纪处分 |
| (四) 故意添堵的老周 |
| (五) 乡里要统筹 |
| 二、从回村到离村:陈星的雄心与辞职 |
| (一) 回村发展:多方力量共振下的产物 |
| (二) “新官”上任的困局 |
| (三) 化解修路中的障碍 |
| (四) 妻子打工去了 |
| (五) 陈星的辞职 |
| 三、小结 |
| 第七章 复线治理:结构塑造与精英重构 |
| 一、“结构人”:场域下的村治主体精英 |
| (一) “结构人”:对村治主体精英的一种概括 |
| (二) 结构共振: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 |
| (三) 在结构中行动: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空间 |
| 二、复线治理:村治主体精英视角的表达 |
| 三、余论:提升村治主体精英能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当代乡村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 ——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出场人物一览表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警察是“弱势群体”？ |
| 1.1.2 历史逻辑的断裂与延续 |
| 1.2 地点选择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研究切入点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文献综述 |
| 1.4 理论预设及分析概念 |
| 1.5 研究方法及框架安排 |
| 2 “混混”网络、结构与基本特征 |
| 2.1 背景：抢劫事件 |
| 2.2 “混混”群体网络特征 |
| 2.3 “混混”营生模式 |
| 2.4 从“混混”群体到个体 |
| 3 后集体、记忆与社会变迁（1981-1991） |
| 3.1 背景：分田到户 |
| 3.2 后集体时代的社会记忆 |
| 3.3 社会变迁与“混混”出场 |
| 3.4 “混混”从边缘到前台 |
| 3.4.1 村庄的转型 |
| 3.4.2 村庄记忆与历史的吊诡 |
| 3.4.3 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 |
| 4 市场、“混混”与成长逻辑1992-1995） |
| 4.1 背景：市场来袭 |
| 4.2 “混混”的成长逻辑 |
| 4.3 干部与村民的选择 |
| 4.4 “混混”成长的土壤生成 |
| 4.4.1 社会事件与个体选择 |
| 4.4.2 市场化的另一面 |
| 4.4.3 权力不动的单项度改革 |
| 5 税费、越轨与农民日常反抗形式（1996-2000） |
| 5.1 背景：税费沉重 |
| 5.2 越轨行为与日常反抗的结合 |
| 5.3 村民与干部的逻辑 |
| 5.4 “混混”从前台到核心 |
| 6 支配、权力与乡村秩序重构（1999-2003） |
| 6.1 背景：支配类型 |
| 6.2 权力支配下的秩序重构 |
| 6.3 村民与干部的生活世界 |
| 6.4 “扶植型秩序”的建立 |
| 7 赌场、暴力与乡村社会转型（2003-2006） |
| 7.1 背景：赌场风云 |
| 7.2 “混混”势力与秩序主导 |
| 7.3 基层政府的应对策略 |
| 7.4 双重权威的同步弱化 |
| 7.4.1 根源在于“权力太小”？ |
| 7.4.2 横暴性权力还是常规性权力 |
| 7.4.3 双重权力的同步弱化 |
| 8 结论 |
| 8.1 乡村社会的转型 |
| 8.2 “异态”与“常态”的乡村“灰色化” |
| 8.3 “越轨”与“自洽”的乡村“混混” |
| 8.4 “扶植型秩序”何以可能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相关重要文件汇编 |
四、一个村支书的眼光（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村官——农村基层组织选举备忘录[J]. 范香果. 啄木鸟, 2008(01)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勇立潮头 风格鲜明——2020山东等级考试历史试题评析[J]. 刘茂森. 中学历史教学, 2020(08)
- [4]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D]. 郭梦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J]. 张海荣. 史学月刊, 2015(03)
- [6]河南长篇小说（1949-1999）研究[D]. 张东旭. 河南大学, 2014(02)
- [7]浅谈新形势下村支书应具备的五种精神[J]. 李俊. 新东方, 2011(04)
- [8]顺华模式:人物历程篇（之三） 城边村改造:一个村支书的心路历程——专访北京市通州区杨庄村总支部书记薛玉贵[J]. 谭少容. 建设科技, 2006(12)
- [9]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D]. 范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7)
- [10]当代乡村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 ——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6年）[D]. 黄海. 华中科技大学,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