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刊1980年1——2期 1981年1——4期目录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张光润[1]（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孫海燕[2]（2020）在《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整理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兩周時期,在黃河淮水之間,存在著許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諸侯國。本文對西周至春秋時期,在中原地區比較活躍的十個國家的銅器銘文進行整理和研究。這十個國家分別是:衛、許、陳、應、胡、鄭、蔡、宋、凡、虢,後文簡稱為中原十國。黃淮間中原十國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銅器銘文的典型代表,是兩周銅器銘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原十國的銅器銘文的風格特征從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著顯著的變化,這和兩周時期的歷史演變有著明顯的關係。對位於黃淮間的中原十國銅器銘文的整理和研究,對了解和探討這一地區的歷史變革狀況,研究西周至春秋時期周王朝的興衰變化,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金文分域研究是當前金文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目前學界對中原地區金文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國的具銘銅器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系統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論文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對中原十國的具銘銅器進行全面的搜集、分類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前人所搜集到的銅器國別正確與否進行判斷,對最近幾十年來公佈的新見銅器進行收錄,對國別有異議者進行辨別。如王子嬰次爐、京叔盨、京叔盤等器,有學者認為是鄭國之器。經本文研究,這幾件器並非鄭器。王子嬰次爐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並非是鄭莊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舊以為其為沈國之器,經學者們的研究,“沈子”是“沖子”之義,此器應是凡國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舊研究者多以此器為江國之器,經本文研究,此器應為鄭器,是春秋早期鄭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補正諸家釋文之不足。在校訂釋文後,對中原十國金文中的重點字詞進行校註,並對其中的疑難字詞進行研究。前代學者對中原十國金文中的重難點字詞,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較分散,不便於當代學者的研究。本文將諸家意見進行匯總,比較得失,觀其正確與否。如:根據王子揚先生對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對西周凡國銅器進行仔細辨別;綜合學者們對沈子它簋銘文的各種意見,重新對其銘文進行句讀等。三、對中原十國金文中存在的疑難問題進行研究。在這些疑難問題中,既包括對疑難字詞的考釋、銅器的斷代,也包括對銅器中出現的歷史人物的研究,同時還包括與中原十國相關的歷史問題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對胡應姬鼎、凡伯怡父鼎、衛夫人鬲、鄭子耳鼎、鄭寶皿鼎等器的銘文進行研究,並提出己說。如胡應姬鼎舊釋為“辭”之字應釋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讀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國之器;金文中常見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來表示“重複”“重疊”義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義和殷周時代“士”的喪葬制度有密切的關係;衛夫人鬲中的“衛夫人”應是衛惠公的夫人;鄭伯匜中的“鄭伯”應是鄭武公。在綜合研究方面,本文結合新出簡帛材料,對許、陳、應、蔡、宋的歷史地理中存有異議的地方進行研究,對西周末年鄭國的東遷問題提出己見,並對東周時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現象進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錄的513件銅器銘文的基礎上,編纂出《中原十國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職官索引和銅器自名索引,以期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個方面是本論文的主要內容,由於本人學識尚淺,行文論述中或有許多不當之處,所提新說亦或有資料不足之缺,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以教後學!
浦晗[3]（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表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著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佘爱春[4]（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说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龙燕[5]（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著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著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著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唐田恬[6]（2013）在《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文中研究表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清代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周礼注疏校勘记》是其中一种,由臧庸担任分校,并存有大量段玉裁的校勘意见。本文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的文选楼本《周礼注疏校勘记》为基本依据,主要分析《校勘记》的体例、内容、使用校本、引用文献（含经说）、校勘理念等方面内容,并与南昌府学本进行对校,辅以阮元《校勘记》前后重要的《十三经注疏》校勘文献,讨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影响。本文由绪论和四部分正文以及结语组成。绪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阐明笔者的研究动机,总述阮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时代背景。第二方面综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交代本文的阅读地图和文献线索。第三方面明确论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正文第一部分结合史料与前人研究成果,叙述阮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修过程以及其中存在的语焉不详之处。主要包括《校勘记》编纂的前期准备,《校勘记》的编纂流程与参校学者,《校勘记》的卷数,《校勘记》依据的版本以及《校勘记》的编纂目的和学术定位。第二部分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的体例特点,主要围绕符号标记“○”和文字标记“按”、“案”展开,并将其作为分析《校勘记》其他方面内容的重要参照坐标。第二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的内容,讨论《校勘记》在校订文字、记录异文、辨析版式与句读、考察音韵等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的使用诸本,归纳《周礼注疏》的版本系统,考察《周礼注疏校勘记》对各本的使用情况,并指出其在版本学上的成就和不足,第四方面讨论《周礼注疏校勘记》引用的文献,由此观察阮元与参校学者们对宋代学者和清代学者的态度,为重新建构学术史提供参考资料。第五方面根据《周礼注疏校勘记》的校语和特点,归纳校勘学者们的校勘理念,指出其在校勘方法论上的进步之处。第三部分是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的对校情况与分析。通过对校可以发现,南昌府学本并非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实际上,南昌府学本对文选楼本的删改并不是毫无学识,错误百出的；而是在阮元的学术理念指导下完成的。第四部分讨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影响。主要通过搜集前人重要的评论文献,并结合《校勘记》的实际特点,尽可能对《周礼注疏校勘记》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结语部分,笔者总结前文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周礼注疏校勘记》的文本特点为依据,试图给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个客观的定位和评价,并提示文章遗留下来的问题,以期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本文的附录包括两方面内容,提供经书文献研究著作与论文的汇总目录,以及《十三经注疏》及重要校勘著作的主要版本及馆藏分布信息,以为同好研究之便。
孙蕴[7]（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著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著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著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著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著录了书籍信息,更著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著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著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著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著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著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著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著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著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著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著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合并著录法、表格式著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著录内容、著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韩伟表[8]（2006）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从学科发展范式的角度，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希冀为新世纪的近代小说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今后建立“近代小说研究史”这一小说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分四章予以阐述。 第一章“承绪与萌新”，评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从学科建设考察，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发展的酝酿萌芽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800篇（部）左右。其中传统形态的序跋、评点是最主要的评论形式。从评论的内容而言，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序跋和评点在观念、旨趣、视角等方面基本上与此前一脉相承。但从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新思潮的叠兴、文艺报刊的涌现、新小说的产生，评论的形态和内涵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评论者在序跋、评点中大量表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评论形式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虽然数量还很有限，篇幅也还不长。这一阶段，从总体特征考察，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近代小说研究。但其在学术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不能因此而轻忽或低估。要言之，主要有：首先，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序跋、评点等评论文章与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距不远，有些甚至基本上与创作同步，因此保留了许多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有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研究赖以进行与深入的根本基础。其次，这一阶段的序跋、评点中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术语等的尝试与运用，孕育了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萌芽，成为20世纪20年代小说研究现代转型的先导。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代小说研究奠基期的许多研究者，有不少是在这些序跋、评点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就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等等。 第二章“初创与杰构”，评述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700篇（部）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鲁迅、胡适、阿英等，在
王鹏[9]（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杨文昱[10]（2020）在《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文中提出张亚初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学术造诣颇深,尤其擅长金文研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张亚初先生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成就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汉字理论、有关专著等方面的成就。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张亚初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目的及意义。这一部分内容,对张亚初先生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简短的概括。第二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文字学考释与研究”,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分类讨论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甲骨文中“铸”、“（?）”、“挞”、“讯”等字的理解;在金文考释与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金文中“免”、“（?）”等字的考释成果以及对多友鼎、太保罍、作册嗌卣等器铭文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乙辛时期青铜容器、对商周青铜盉及卣壶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并对其撰写的包括《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商周金文姓氏通考》在内的诸多著作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三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提出的关于古文字形体、造字法以及古文字考释方法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评析,另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所做的包括编写年鉴在内的其它工作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为“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附录部分搜集、整理了张亚初先生发表、合作发表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稿42篇,按发表年代先后顺序升序排列,并选用较为清晰的古文字形体代替了部分模糊形体,将部分手抄本文章录入为更加清晰的印刷体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与推进后续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本刊1980年1——2期 1981年1——4期目录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刊1980年1——2期 1981年1——4期目录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整理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緒論 |
| 第一節 研究的空間、時間範圍和對象 |
| 第二節 研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
| 一、中原十國金文研究現狀簡述 |
| 二、當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
| 第三節 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
| 上編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彙編與校註 |
| 第一章 衛國 |
| 第一節 衛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衛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25件) |
| 一、(?)伯(?)組 |
| 二、衛侯組 |
| 三、夫人组 |
| 四、其它 |
| 第二章 許國 |
| 第一節 許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許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27件) |
| 第三章 陳國 |
| 第一節 陳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陳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37件) |
| 第四章 應國 |
| 第一節 應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應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81件) |
| 第五章 胡國 |
| 第一節 胡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胡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10件) |
| 第六章 鄭國 |
| 第一節 鄭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鄭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27件) |
| 第七章 蔡國 |
| 第一節 蔡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蔡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131件) |
| 第八章 宋國 |
| 第一節 宋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宋國銅器銘文風格簡議 |
| 第三節 宋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30件) |
| 第九章 凡國 |
| 第一節 西周時期的凡國 |
| 第二節 凡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7件) |
| 第十章 虢國 |
| 第一節 虢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 虢國具銘銅器彙編與校注(共139件) |
| 一、虢季組 |
| 二、虢仲組 |
| 三、虢叔組 |
| 四、虢伯組 |
| 五、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地M2001及其附近墓葬所出銅器 |
| 六、虢姜組 |
| 七、城虢組 |
| 八、鄭虢組 |
| 下編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相關問題綜合研究 |
| 第十一章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專題研究 |
| 第一節 胡應姬鼎銘文補釋 |
| 第二節 (?)凡伯怡父鼎銘文新釋 |
| 第三節 衛夫人鬲人名研究 |
| 第四節 寶皿鼎的中的人名和作器時代討論 |
| 第五節 商周青銅盉為“水器”說補證 |
| 第六節 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地M2001墓主身份獻疑 |
| 第十二章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相關歷史問題研究 |
| 第一節 西周末年鄭國東遷路線試探 |
| 第二節 西周早期許國歷史地理問題補說 |
| 第三節 西周陳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 |
| 第四節 西周應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 |
| 第五節 西周胡國姓氏問題研究 |
| 第六節 西周蔡國始封地問題考辨 |
| 第七節 西周宋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 |
| 第八節 由蔡侯申缶論東周時期的同姓相婚現象 |
| 附錄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史料索引表 |
| 一、衛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衛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衛國金文地名索引 |
| (三)衛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二、許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許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許國金文地名索引 |
| (三)許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許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陳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陳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陳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陳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四)陳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應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應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應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應國金文地名索引 |
| (四)應國金文名物索引 |
| (五)應國金文職官索引 |
| 五、胡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胡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胡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胡國金文名物索引 |
| (四)胡國金文國名索引 |
| (五)胡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六、鄭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鄭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鄭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鄭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鄭國金文通婚索引 |
| 七、蔡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蔡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蔡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蔡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蔡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八、宋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宋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宋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宋國金文地名索引 |
| (四)宋國金文名物索引 |
| (五)宋國金文職官索引 |
| 九、凡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凡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凡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十、虢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虢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虢國金文名物索引 |
| (三)虢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四)虢國金文職官名索引 |
| (五)虢國金文地名索引 |
| (六)虢國金文族名索引 |
| (七)虢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引書簡稱目錄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發表論文及參加課題一覽表 |
（3）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著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4）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 主要参考文献 |
（5）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文的写作背景与研究动机 |
| (二) 前人的研究状况与论文的文献范围 |
| (三) 论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总述 |
| (一) 《校勘记》的前期准备与学界动态 |
| (二) 《校勘记》的编纂流程与参与人员 |
| (三) 《校勘记》的卷数 |
| (四) 《校勘记》依据的版本 |
| 二、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 |
| (一) 《周礼注疏校勘记》的形式特点 |
| 1. 符号标记“○” |
| 2. 文字标记“按”、“案” |
| 3. 各标记按语作者 |
| (二) 《周礼注疏校勘记》的主要内容 |
| 1. 校正错讹(误、衍、脱、倒) |
| 2. 保留异文 |
| 3. 版式与句读 |
| 4. 音韵学 |
| (三) 《周礼注疏校勘记》参校各本的情况 |
| 1. 《周礼》诸本简述 |
| 2. 《周礼注疏校勘记》使用的版本特点 |
| 3. 《周礼注疏校勘记》在版本学上的可取之处 |
| (四) 《周礼注疏校勘记》引用文献的情况 |
| 1. 《校勘记》引用的前代文献 |
| 2. 《校勘记》引用前代文献的特点 |
| 3. 清人经说的引用情况 |
| (五) 由《周礼注疏校勘记》看参与学者的校勘理念 |
| 1. 区分古今字、正俗字 |
| 2. 区别经注疏的用字 |
| 3. 还原隐藏版本 |
| 4. 反对全据他书轻改本经 |
| 5. 慎改本书 |
| 三、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的比较 |
| (一) 《周礼注疏校勘记》两大主要版本的差异 |
| 1. 删削 |
| 2. 增补 |
| 3. 改易 |
| 4. 体例变动 |
| (二) 江西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得失 |
| 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影响 |
| (一) 积极评价 |
| (二) 批评 |
| 五、结论 |
| 附录 |
| (一) 十三经版本及校勘研究著作与论文目录简编 |
| (二) 《十三经注疏》及重要校勘著作的主要版本及馆藏位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著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穀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著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著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著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著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著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著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著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著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著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著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著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著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著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著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引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论述对象和范围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思路、构架和方法 |
| 第一章 承绪与萌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丰阜丛杂的原生史料 |
| 第三节 观念的艰难演进 |
| 第四节 对奠基期之影响举隅 |
| 第二章 初创与杰构: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鲁迅与近代小说研究格局的奠立 |
| 第三节 胡适的近代小说考证 |
| 第四节 阿英的近代小说研究贡献 |
| 第三章 异变与沉潜:20世纪50至7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三节 政治思想批判背景中的谴责小说研究 |
| 第四节 阿英、魏绍昌的近代小说史料建树 |
| 第四章 回归与新创: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的近代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研究视野的大规模拓殖 |
| 第三节 近代小说本位观的渐显 |
| 主要参考和引用书目 |
| 后记 |
| 附录 |
| 一 樽本照雄《中国近代小说发表数量一览表》(1840-1911年) |
| 二 鲁迅述、论近代小说系年要录 |
| 三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论著索引(1840-2005) |
（9）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张亚初先生生平及其学术成就述略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张亚初先生文字学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甲骨文考释 |
| 第二节 金文考释和研究 |
| 第三节 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 |
| 第四节 有关专著 |
| 第三章 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 |
| 第一节 汉字理论 |
| 第二节 其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 |
| 附录说明 |
| 附录1 吴史新证 |
| 附录2 《对扬补释》质疑 |
| 附录3 周厉王所作祭器?簋考——兼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
| 附录4 从商周八卦数学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 |
| 附录5 甲骨金文零释 |
| 附录6 谈多友鼎铭文的几个问题 |
| 附录7 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 |
| 附录8 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 |
| 附录9 两周铭文所见某生考 |
| 附录10 《北京图书馆所藏青铜器铭文拓片汇编》序 |
| 附录11 张亚初先生关于淅川下寺楚墓的发言稿 |
| 附录12 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 |
| 附录13 论楚公(?)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 |
| 附录14 于省吾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
| 附录15 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 |
| 附录16 解放后出土的若干西周铜器铭文的补释 |
| 附录17 宋代所见商周金文著录表 |
| 附录18 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 |
| 附录19 对商周青铜盉的综合研究 |
| 附录20 商代职官研究 |
| 附录21 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 |
| 附录22 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 |
| 附录23 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 |
| 附录24 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 |
| 附录25 金文研究(1988) |
| 附录26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 |
| 附录27 金文研究(1990) |
| 附录28 蔡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
| 附录29 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 |
| 附录30 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 |
| 附录31 太保罍、盉铭文的再探讨 |
| 附录32 金文新释 |
| 附录33 金文研究(1992) |
| 附录34 现代已故史学家于省吾 |
| 附录35 疑难铭文拟定字一览表——摘自《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
| 附录36 金文考证例释 |
| 附录37 商周卣壶考述 |
| 附录38 甲骨文字新解(二则) |
| 附录39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订补 |
| 附录40 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
| 附录41 谈四种整体文字及其意义 |
| 附录42 古文字源流疏证释例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本刊1980年1——2期 1981年1——4期目录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2]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整理與研究[D]. 孫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3]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4]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5]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6]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D]. 唐田恬. 北京大学, 2013(S1)
- [7]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8]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D]. 韩伟表.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9]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10]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D]. 杨文昱.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