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论文文献综述）
成向东[1]（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游启明[2]（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黄一聪[3]（2020）在《基于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培养高中生家国情怀素养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分析课程标准与高考评价体系明确了家国情怀定义与内涵,通过分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与《中外历史纲要》两版教科书中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在“我者”与“他者”的叙述中,考查其对学生国家认同方面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最后定量分析学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近现代中外关系史认知之间的关联,总结高中历史课程家国情怀教育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问题。概括而言,本研究发现:在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中,教科书“我者”形象有着从“屈辱外交”过渡到“完美无暇外交”的转变,而“他者”形象则多以负面出现,显现出现代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下国际环境的险象环生,中国的对外政策秉持道义,表达了“勿忘国耻、拥抱明天”的大国风范。第二,本研究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广西某示范性普通高中学生进行调查分析比较得出,高中生的民族因素对其家国情怀认知没有显着差异,在性别、年级上有显着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示范性普通高中学生家国情怀情感较高、祖国文化身份归属感高,尤其是对中国人身份与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上,并且以理性爱国为主;民族自豪感较强,但不提倡霸权主义;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和国际视野,认为中国应该担负起一定的国际责任,为全球共赢做出自己的贡献。充分掌握教科书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第三,高中生家国情怀教育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教学中,我们应更多去呈现去“世界眼光”,重视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在拓展国际视野、树立世界意识等方面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价值。
李天齐[4]（2020）在《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政和外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调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下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彻底摒弃了上世纪60年代起实行的以革命斗争求安全的战略,调整为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型安全战略。而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的内生动力,国家领导人对外部环境、时代主题等安全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外战略一系列调整构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由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开始着手调整了工作重心的问题,走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领导人也不再认为国家处于革命与战争盛行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因此,中国着手同美国建交,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改善同东南亚各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关系,惩戒越南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最终与苏联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这三者分别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安全战略转型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措施。在实行这些调整过后,中国完成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这一调整过程从1978年开始至1985年完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1979的准备阶段,1979-1982的调整阶段以及在1982-1985年的确立阶段。并最终在1987年,随着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国家安全战略共同形成了发展型安全的大战略。由于这次安全战略转型,为了我们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并成为指导中国崛起的发展型安全大战略的缘起。本文尝试对这次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过程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比较安全战略转变前与转变过程中的安全观念以及对外战略行为。
唐诗[5]（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毕海东[6]（2019）在《全球治理地域性、主权认知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既有的全球治理的地域性研究较少关注各个国家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文化土壤和制度属性所形成的不同的治理实践和治理观念。因此,文章重点研究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及其形成过程。全球治理观是一个抽象和宏大的概念,文章在对全球治理进行要素解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治理观的概念内涵,建构起国家行为体全球治理观的可操作性分析路径。进而,文章借鉴并整合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研究,并结合中国关于主权的既有认知,梳理和考察了中国全球治理观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对象和治理效果等五个方面的不同立场偏好。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主要是国家中心治理观,而非超国家中心治理观。规范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立足于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意识,强调跨国家、多主体治理,中国特色的国家中心治理则从实证意义上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实现形式,向世界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在未来,随着中国继续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在形成自身全球治理观方面将更加从容,在主动塑造全球治理规范方面也将更有作为。
吴改[7]（2019）在《决策者利益认知视角下的中国与国际组织》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开始更加注重与国际组织的联系。由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组织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能够更加清晰的把握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分析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类型以及地域范围,能够明确今后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重点方向。在对中国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组织互动实践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以及全球治理视角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中国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文结合现实主义与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提出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新路径——决策者利益认知的分析视角,即在不同时期,中国决策者对于国际组织的利益认知是不同的,这一不同会使其对国际组织产生不同的利益考虑,以此选择是否与国际组织进行有效互动。通过对外交部公布的114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进行分类和整理,本文最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国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组织之上,并得出中国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实践是以决策者利益认知为前提的双向互动过程。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结合中国外交的现实与国际组织发展的现状,未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模式是:继续发展与亚太地区国际组织的关系;保持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联系;拓展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国际组织的交往范围。
张青磊[8]（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冯继承[9]（2016）在《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 ——国际惯习、战略互动与秩序重塑》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转型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突出代表,自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21世纪的中美关系是否必然走向冲突?中国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将会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新兴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把它们上升到一般意义上的研究问题,即什么因素影响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的互动方式及其体系后果?关于这一问题,现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流派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范式对立和结构决定论,要么强调物质因素、要么强调观念因素;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就意味着挑战与冲突,施动者的能动性和互动进程的意义往往被忽略,从而导致其理论解释的现状偏见、民主制度偏见和西方经验偏见。折衷主义试图弥合现有主流理论的范式间对立,但由于没有解决这些范式本身在本体论假定上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也不过是对这些对立范式所各自强调的因素进行简单的综合。施动者视角和进程建构理论分别论证了施动者的施动性和互动进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强结构决定论的缺陷,而实践视角更是直指本体论,强调社会实践本体的优先性,但均未直接涉及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本文受社会理论和国际关系领域新近出现的“实践转向”的启发,在批判性继承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法国杰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采用大历史视角,从实践本体出发,运用关系主义方法论,提出一个解释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跨范式分析框架,即特定时空域下以国际场域、国际惯习和实力位置为支柱的三维实践分析框架,认为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实践问题,遵行特定的实践逻辑。从实践视角来看,国际体系是一个国际实践场域,包括国家施动者、国际权力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实践四大要素;国家施动者是兼具国际惯习和位置性特征的实践者。国际体系是国家施动者国际实践的产物。国际秩序总是与国际权力格局密切关联并相互影响。新兴大国的崛起不仅在客观上会带来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而且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演变,而后者属于国际体系的深层次变革,理应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研究的重点内容。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受其秉持的国际惯习和在国际场域中占据的实力位置的共同影响。这种塑造力通过新兴大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得以实现。国际惯习主要体现为国家施动者秉持的国际秩序观,它是国家施动者进行国际实践的前实践模式。国家施动者拥有的综合实力资本是其进行国际实践的工具,这些资本包括物质性资本、社会性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新兴大国的国际实践总是在特定的国际场域中进行的。国际场域是一个具有等级位置结构的权力关系空间和国际秩序原则的社会实践空间。现有主导大国不仅在国际场域的权力关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且也是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维护者。主导大国为了维护现有的优势地位和主导权往往倾向于采取维护现有秩序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新兴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外在化的国际实践则倾向于再造或者重塑国际场域的秩序。因此,本文认为,在特定的国际秩序条件下,新兴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外在化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是影响国际秩序变革途径和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因素。新兴大国的崛起虽然在客观上会引发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但并不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暴力变革。在特定的国际秩序条件下,若新兴大国秉持的秩序观与主导大国奉行的秩序观之间的竞争性越强、互补性越弱,大国冲突甚至体系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国际场域中,爆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会更大。相反,若二者秩序观的竞争性越弱、互补性越强,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有利于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演进。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英国主导的均势霸权秩序下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及其产生的不同秩序后果的历史追踪和比较分析,为本文提出的关于国际体系转型的跨范式实践分析框架提供了有力佐证。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深谙欧洲权力均势之道,奉行具有自我约束性的大陆均势战略与结盟政策,再生产了欧陆均势秩序,既维护了新获得的优势地位,也避免了与英国的战略冲突。德皇威廉二世执政时期,德国转向扩张性的世界政策,不仅要称霸欧陆,还大力发展海军,积极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直接挑战英国致力于维系的欧陆均势和制海权,最终导致英德争霸的体系战争。威廉二世德国追求以德国占支配地位的权力霸权秩序取代英国主导的权力霸权秩序,这必将遭到英国的积极应对,导致英国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只好放弃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而走向大国结盟,这是由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维持欧陆均势的国际惯习决定的。同时崛起的美国曾深受欧洲均势政治之苦,自独立后对外奉行孤立主义扩张战略与政策实践,远离欧洲权力政治游戏,维持小海军,利用欧洲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实现了在北美的领土扩张,并在后来随着英国在美洲的战略收缩而实现在美洲称霸。相对于同时期的德国,美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对英国以欧陆均势为核心的世界霸权秩序构成的挑战明显较小。一战爆发后,美国参战并成为战胜国,提出用美国的原则改造世界,建立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美国在一战后迅速增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使其具备将其国际秩序理念付诸实践的工具。20世纪美国重塑国际秩序的理念与实践对国际秩序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同时巩固并加强了其霸权。在上述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美国主导的混合性霸权秩序下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初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将会对国际秩序的重塑带来重要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后核时代,武力与战争已经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相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中国倡导并积极实践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来取代以“冲突对抗、零和竞争”为主导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这将开启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范式,重构国际秩序的新规范,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
黄里云[10]（2016）在《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调适与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周边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南方的东南亚地区的邻国也不例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向来重视相互的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地区国际组织一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纵观这一发展历程,既可以看到双方关系不但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其发展脉络也可以清晰地通过外交话语的演变呈现出来。语言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语言不仅描述和反映了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而且对其进行有目的的社会及政治建构。除了物质实力以外,话语的主导权也是国家进行争夺的领域。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依赖语言活动的社会及文化建构的,因此话语权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世界政治的现实及后果赋予社会含义。以语言为主的符号系统既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一种形式,也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关注中国与东盟关系,就不能忽略这一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话语因素。本论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语言的人际功能和建构主义的身份政治概念,采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中国与东盟关系与话语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过程,并且探究在这一个过程中外交话语发挥的功能。根据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特点,可以相应地将外交话语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传统的对主权、领土问题的敏感、中国对于周边小国应施以“保护”的心态,以及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而经历的“百年耻辱”的心理而带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话语以及对东盟的话语体现出明显“革命”的特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充满焦虑。但中国随着形势调整了政策及相应的外交话语,使得双方关系趋向缓和。第二阶段是1979-199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于内部的经济发展,中国努力消除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在柬埔寨问题与东盟立场一致的,外交话语体现出“反对霸权”的特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三阶段是1991-1999年,为了对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继续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参与了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机制安排并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这一阶段的话语特点体现在中国强调“建立信任”,向东盟表达自己的善意。加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体现出的负责任姿态,赢得了东盟国家极大的信任。第四阶段是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进入关系最好的阶段。出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定位发生改变及道德因素的影响加大,中国在外交话语上主要体现倡导“和平”和“和谐”。中国通过与东盟建造共同的规范,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条约和协议,东盟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第五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及中国自身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外交话语提出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更深层、更全面发展。南海问题的发展需要中国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来应对挑战。这一时期,东盟对中国的疑虑有所增加,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在包括政治和安全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合作。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外交话语,可以把握双方关系的发展历程。语言作为一种载体,真实的记录了国际关系的事实。通过对外交话语的研究,能够重新表征出国际关系；其次,语言具有的人际功能延伸到国家间关系层面,能够建立和保持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表达国家的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的功能。在中国与东盟互动的过程中,话语发挥了表达诚意、促进理解、达成共识、增信释疑、建构规则和规范、设置议程、框定主题、政策宣示、赋予行动合法性等功能。最后,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也参与塑造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两者相伴相生,互为建构。中国应当从以下三方面来努力提高外交话语的效果：一、摈弃外交话语当中的不合理成分以提高话语接受度；二、提高外交话语与行为匹配度来促进话语可信度；三、加强对受众观念的研究以增加外交话语的理解度。
二、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基于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培养高中生家国情怀素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有关家国情怀素养的研究 |
| (二)有关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
| (三)有关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教学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家国情怀素养内涵研究 |
| 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与高考评价体系下的家国情怀 |
| (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下的家国情怀 |
| (二)高考评价体系下的家国情怀 |
| (三)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目标的分解 |
| 二、爱国主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 (一)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 |
| (二)国家认同与国家民族 |
| (三)家国情怀维度下国家认同的内涵 |
| 第二章 中学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教学的实证分析 |
| 一、教科书的比较分析 |
| (一)分析方法 |
| (二)内容探究 |
| (三)主要发现与总结 |
| 二、学生的认知分析 |
| (一)研究量表制定 |
| (二)研究对象和工具 |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
| 第三章 在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教学中涵养家国情怀 |
| 一、实证为基,辨析历史 |
| 二、阐释有道,理解历史 |
| 三、情怀展望,拥抱历史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近年来有关家国情怀素养培养策略的文献 |
| 附录2 高中教科书近代中外关系史分布统计 |
| 附录3 高中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素养现状调查表 |
| 附录4 “年级”因子的多重比较 |
| 附录5 “中外近现代关系史”各因子的多重比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与文献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及创新性 |
| 第一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前夕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前的革命外交 |
| 第二节 转型前的对外关系 |
| 第二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一阶段:1978-1979年 |
| 第一节 对外战略调整准备阶段的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中日关系的调整 |
| 第三节 调整周边外交关系 |
| 第三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二阶段:1979-1982年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建交后的新波折与《八一七公报》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关系正常化的起点 |
| 第三节 应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威胁 |
| 第四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三阶段:1982-1985年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正常化再启程 |
| 第五章 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各阶段转型动力及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1978-1979年,准备阶段转型动力以及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1979-1980年,调整阶段转型动力及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1982-1985年,确立阶段转型动力和互动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决策者利益认知视角下的中国与国际组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文献梳理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框架设计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互动实践的决策者利益认知视角 |
| 第一节 互动实践的决策者利益认知 |
| 一、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践转向” |
| 二、利益认知转变的条件：基于信号的互动 |
| 第二节 互动实践的作用机制和成效 |
| 一、互动实践的作用机制：决策者之间的互信 |
| 二、互动实践的成效：共同利益的认知转变 |
| 第二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类型 |
| 一、政治及安全类型的国际组织 |
| 二、经济类型的国际组织 |
| 三、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地域范围 |
| 一、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 |
| 二、非洲地区的国际组织 |
| 三、拉丁美洲地区的国际组织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时间 |
| 一、中国对非联合国下属和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的参与时间 |
| 二、中国参与不同类型国际组织的时间 |
| 三、中国参与不同区域国际组织的时间 |
| 第三章 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实践的利益认知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利益认知 |
| 一、以政治稳定为基础 |
| 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
| 三、以提升国际形象为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与中国互动的利益认知 |
| 一、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
| 二、增添自身的发展活力 |
| 三、提升国际组织的话语权 |
| 第四章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动实践 |
| 一、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互动实践的前提：利益认知的一致性 |
| 二、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互动的动力：主要决策者的推动 |
| 三、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互动实践的结果：共同利益的增多 |
| 第二节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互动实践 |
| 一、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互动实践的前提：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认知 |
| 二、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互动实践的动力：领导人的推动 |
| 三、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互动实践的结果：合作领域的扩展 |
|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互动实践 |
| 一、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互动实践的前提：对卫生方面的共同利益认知 |
| 二、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互动实践的动力：主要决策者的推动 |
| 三、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互动实践的结果：共同利益的增多 |
| 第五章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发展方向 |
| 一、以经济类国际组织为主导 |
| 二、继续加强同亚太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 |
| 三、拓展同非洲及拉丁美洲国际组织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 ——国际惯习、战略互动与秩序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文献的综述 |
| 三、基本概念和变量关系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案例选择 |
| （三）研究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国际体系转型理论述评 |
| 一、新现实主义：物质实力分布、国家类型与意图 |
| 二、新自由主义：制度性约束、安全共同体与稳定和平 |
| 三、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生成、维系与扩展 |
| 四、建构主义：身份认同、规范社会化及实践共同体 |
| 五、折中主义：理论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实践解释框架 |
| 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 |
| 二、布迪厄结构的建构主义 |
| （一）惯习 |
| （二）场域 |
| （三）资本 |
| 三、关于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实践分析框架 |
| （一）作为国际场域和实践产物的国际体系 |
| （二）兼具国际惯习与实力资本的国家行为体 |
| （三）国际惯习、战略互动与国际体系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主导的均势霸权秩序及其国际战略实践 |
| 一、英国实力资本的兴盛与衰退 |
| （一）英国实力资本的兴盛 |
| （二）英国实力资本的相对衰落 |
| 二、海洋战略实践与英帝国殖民秩序 |
| （一）英国的海洋战略实践 |
| （二）英帝国殖民秩序 |
| （三）英国的海洋战略与殖民帝国秩序面临挑战 |
| 三、大陆均势战略实践与欧洲均势秩序 |
| （一）海洋战略与大陆战略相辅相成 |
| （二）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与欧洲均势秩序 |
| （三）从“光辉孤立”走向“大国结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对外战略实践与国际权力秩序再造 |
| 一、英德两国在欧洲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变迁 |
| 二、俾斯麦时期的大陆结盟战略与均势秩序的再造 |
| （一）俾斯麦大陆结盟战略的形成 |
| （二）俾斯麦大陆结盟战略与欧陆新均势 |
| （三）俾斯麦大陆结盟战略与均势秩序的再造 |
| 三、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战略与德英争霸 |
| （一）威廉二世世界战略的形成 |
| （二）威廉二世的世界战略实践 |
| （三）威廉二世的世界战略与德英争霸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孤立主义扩张战略实践与国际秩序变革 |
| 一、英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变迁 |
| 二、美国孤立主义扩张战略与美英美洲霸权和平易手 |
| （一）美国孤立主义扩张思想的形成 |
| （二）美国孤立主义扩张战略实践：西半球防御 |
| （三）美国约束性战略实践与美洲霸权和平易手 |
| 三、美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秩序重塑 |
| 一、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
| （一）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创立与演变 |
| （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 |
| 二、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天下”观与西方秩序观的融合与创新 |
| （一）近代之前的中国“天下”观 |
| （二）“天下”观与西方国际秩序观的碰撞与融合 |
| 三、中国和平发展与共塑和谐共生国际新秩序 |
| （一）中国奉行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对外战略 |
|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 （三）共塑和谐共生的国际新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从实践视角考察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 |
| 二、历史案例比较与分析 |
| 三、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秩序重塑 |
| 四、研究意义及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10）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调适与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中国政治/外交话语研究文献综述 |
| (二) 中国—东盟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国际关系的话语(语言)研究 |
| 一、概念辨析 |
| 二、建构主义 |
| (一) 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思想 |
| (二) 国际关系的语言视角 |
| 三、话语分析 |
| 四、语言元功能 |
| 五、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革命”为导向的外交话语(1949—1978) |
| 一、中国与东盟关系外交话语的阶段划分 |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一) 国际形势的影响 |
| (二) 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 |
| 三、充满“革命”的外交话语 |
| (一) “一边倒”政策 |
| (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 |
| (三) “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及“三个世界” |
| 四、“斗争性”在中国对东盟的外交话语中的体现 |
| (一)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对东盟的外交话语 |
| (二) 中国反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话语 |
| 五、外交话语效果：从引起东盟焦虑到趋向缓和 |
| (一) “斗争”话语导致东盟国家疑虑 |
| (二) 华人问题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
| (三) 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话语(1979—1990) |
| 一、本阶段外交话语发展脉络 |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一) 地区形势的发展 |
| (二) 中国对战争的认知发生改变 |
| (三) 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需要 |
| 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话语 |
| 四、中国对东盟释放善意、消除疑虑的外交话语 |
| (一) “睦邻友好”的外交话语 |
| (二) 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话语 |
| (三) 中国消除东盟疑虑的话语和行动 |
| 五、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和观念的差距 |
| (一) 中国与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不同出发点 |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的加强 |
| (三) 中国与东盟观念上的差距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立信任”的外交话语(1991—1999年) |
| 一、外交话语的发展脉络 |
| 二、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一) 国际形势因素：冷战的结束 |
| (二) 地区层面：东盟对中国的“综合性接触” |
| 三、外交话语的体现 |
| (一) 世界多极化的话语 |
| (二)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
| (三) “睦邻友好政策”的话语及“搁置”政策 |
| 四、中国与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 |
| (一) 合作伊始 |
| (二) 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
| (三) 中国倡导与东盟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
| (四)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 五、东盟对“中国威胁论”的态度 |
| (一) “中国威胁论” |
| (二)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政策考量 |
| 六、中国与东盟之间信任的建立 |
| (一) 信任的概念 |
| (二) 信任与合作 |
| (三) 中国与东盟信任建立的机制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和平”的外交话语(2000—2011年) |
| 一、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发展脉络 |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因素 |
| (一)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以及自身定位的改变 |
| (二) 中国进一步增强软实力的要求 |
| 三、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发展 |
| (一) 挑战国际秩序话语的消失 |
| (二) “和平发展”话语的产生 |
| 四、地区规范的建立 |
| (一) 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 (二) 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三) 意义 |
| 五、中国对东盟外交话语的效果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同命运”的外交话语(2012年-) |
| 一、本阶段外交话语的发展脉络 |
| 二、本阶段外交话语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一)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
| (二) 道德观念的影响 |
| (三) 美国卷入南海争端 |
| 三、强调“积极有为”的外交话语 |
| (一) 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的外交话语 |
| (二)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话语及新理念 |
| 四、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外交话语 |
| (一) 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话语 |
| (二) 围绕南海问题的斗争话语 |
| 五、东盟对中国的矛盾心理 |
| (一) 东盟对中国依赖和担心并存 |
| (二) 东盟对中国的观念 |
| 六、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3]基于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培养高中生家国情怀素养的研究[D]. 黄一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D]. 李天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5]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全球治理地域性、主权认知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J]. 毕海东. 当代亚太, 2019(04)
- [7]决策者利益认知视角下的中国与国际组织[D]. 吴改. 外交学院, 2019(01)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9]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 ——国际惯习、战略互动与秩序重塑[D]. 冯继承. 外交学院, 2016(07)
- [10]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调适与建构研究[D]. 黄里云. 云南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