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户:一个概念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刘倩,蒋金秀,杨星,张军以,杨新军[1](2022)在《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机制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分析贫困脆弱性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均值为0.046,贫困脆弱性等级呈现"纺锤形"分布。(2)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及不同维度间差异明显。补贴依赖型、务农主导型农户受健康冲击或教育压力大且适应力薄弱,贫困脆弱性较高。多元型和纯务工型农户具有低风险与低敏感性,适应力较高,贫困脆弱性较低。(3)农户的暴露风险、适应力具有地域分异性,中山区农户自然风险较高且高贫困脆弱性的农户比例大;河谷川塬区农户的适应力较高。(4)建档立卡贫困识别与贫困脆弱性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差异。(5)农户贫困脆弱性受家庭层面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职业类型、社会连接度、政策依赖性、非农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以及村域层面的地形起伏度、道路可达性、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教育可及性等因素的影响。
翟洪江[2](2021)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 ——基于黑龙江五县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经过脱贫攻坚,中国在2020年底实现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所有贫困人口退出贫困,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彻底解决,而是以相对贫困形式表现出来。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2025年和2035年贫困治理的新目标。可以预见,五年后中国农村全面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那么,对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如何瞄准与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特征如何?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有哪些?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扶贫战略重点在哪里?因此,有必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期间,对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遵循“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研究思路,分析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使用黑龙江省五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贫困线方法和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对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识别,分析了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特征与致贫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和治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有:(1)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既有农户生计资本匮乏,也有社会制度对农户社会排斥的原因。在分析经典理论对相对贫困本质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分析的框架,从农村制度安排和农民生计的视角分析中国农村家庭产生贫困的根源。分析发现,农户生计资本匮乏,尤其是人力资本匮乏,致使其只能选择小农农业经营生计模式或者资产型生计模式,难以获得较高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排斥,致使农民缺少与城市居民相一致的发展机会,农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对农民的保障能力相对不足。这些是中国农村发生贫困的根本原因。(2)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形成了很多有益经验值得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借鉴,但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在贫困治理阶段解决。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分析了脱贫攻坚后面临的问题。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坚持党领导和政府主导、坚持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贫困治理战略、坚持以经济增长带动脱贫、坚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普惠性制度与政策、坚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脱贫人口具有一定的返贫风险、贫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长期存在、贫困治理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有机衔接、多元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尚需强化、贫困格局仍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等。(3)贫困线方法和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中各有优缺点,需要结合两种方法优点,提出更具实践性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识别方法。使用黑龙江省五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贫困线法和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识别,从精准性、可行性、认同度等几个方面对识别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分析两种识别方法的优劣。研究表明,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贫困线识别方法简单可行,但可能遗漏那些在脱贫攻坚阶段收入获得大幅增长而无劳动能力的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识方法比较复杂,认同程度和可行程度较低,但能够反映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在实践中,可以吸收两种方法的优点,既考虑收入,又考虑其他贫困指标,创造更具实践性的相对贫困识别方法。(4)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较弱,但比建档立卡贫困户稍有所改善。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识别后的相对贫困家庭特的区域分布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生计与收入、健康状况等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相对贫困家庭人力资源状况、务农经营、外出务工、健康状况都要弱于非相对贫困户,但强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说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与能力较弱,但比建档立卡贫困户稍有改善。(5)人力资本因素、生计与收入因素、健康因素是相对贫困家庭致贫的主要因素。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贫困线方法识别的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患有慢性病、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打工比重、务农比重、劳动力比重、家庭成员患有大病等变量对农户致贫有显着影响,说明人力资本因素、生计因素和健康因素是主要致贫因素。使用A-F多维贫困分解方法对多维识别方法识别的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纯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慢性病、大病、住房等指标的贡献率较高。进一步比较了这两种方法的结果,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因素、生计与收入因素、健康因素是相对贫困家庭致贫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系统的提出了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治理的对策。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方面,提出基于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建立两类不同的相对贫困识别方法。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主要瞄准三类人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家庭,有一定劳动能力但收入特别低的农村家庭,有一定劳动能力、收入较低且收入以外存在较强的社会剥夺的农村家庭。在贫困治理方面,根据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类型和政策的指向性,系统的提出了相对贫困治理的具体对策,包括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小农户发展支撑政策、继续实施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等。
胡馨蕊[3](2021)在《品牌稻米价值网络理论逻辑与主体关系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康丕菊,张航,彭志远[4](2021)在《欠发达地区农户分化是否促进了农地转出——基于云南农户的调查》文中认为农户分化是否促进农户农地转出在理论和实证上均存在较大争议,基于云南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户分化能够促进农地流转,农户分化后的Ⅱ兼业户和非农户转移的概率显着高于纯农户,但其效果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以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农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着社会保障作用。为此需进一步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地流转,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农户农地转出。
范亚莉,覃朝晖[5](2021)在《中国农业经营主体的路径选择与演进逻辑》文中认为基于对小农特性的理论探讨,梳理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演进的历史进程,发现: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小农经营可以降低劳动的监督成本,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情况下,能够调动有效劳动力投入,是其保持长期优势的主要原因;在劳动力相对稀缺的背景下,部分农民存在流转土地的需求,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即要素市场变化为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创造了条件。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仍存在潜力,土地流转也有现实需要,未来规模经营仍然有发展空间;然而,劳动力转移不彻底会加重经营环境不稳定,要素成本上涨加大经营压力,二者在短期限制了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因此,应该深化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有序变革,同时推动科技进步,进而实现农业的高效持续发展。
林煜[6](2021)在《二轮延包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认定——以“整户消亡”为视角》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整户消亡"、全家进城落户等情况日益普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明确提出:"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地。"(以下简称:"整户消亡")由于历史和政策等原因,二轮承包中有些农民因税费、"农转非"、招干等原因导致该"户"没有承包地,有些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但其"户"仍有承包地。在整体顺延的基础上,二轮延包重点在于"个别调整"的地和人,即在二轮延包中只有被认定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才有资格承包土地,其关键点和矛盾点在于"收回谁的地""发包给谁"。现从法律、政策以及实践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户"不应当仅指"户籍",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等因素进行界定。
方福前,田鸽[7](2021)在《数字经济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显着促进了个体的收入增长,尤其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显现了数字经济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数字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工作参与率,即可以通过优化生产环境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其次,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其更加满足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的新要求,从而提高了收入。最后,数字经济改善了社会环境,进而强化了生产环境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这两条机制:社会网络环境的改善降低了微观个体的经济活动成本,社会技术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微观个体的经济活动效率,均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个体收入增长。因此,通过优化生产环境、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改善社会环境,数字经济促进了包容性增长,体现了数字经济在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陈明[8](2021)在《何谓“公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再认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存在一个公有制的宪制安排(共同所有权)下发展公有制生产关系(社会所有制)的历史命题。传统认识中,公有制只包含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制又只有总有制一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已经发生了构造之变,集体所有制也发生了从总有向合有、共有的拓展,这些民法上的共同所有形式其实都属于现代公有制的范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开放性的土地产权秩序,需要根据土地专属社会价值和技术边界的移动来安排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一指向有着充分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要依据不同的村庄类型和土地类型,选取不同的理论支援和政策框架。
陈明[9](2021)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引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问题,后发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终极问题"。关于乡村现代化问题,学术史上形成了要素结构变迁论、人地关系中心论和制度结构互动论等三种主要认识范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制存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问题。认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逻辑,需要在廓清相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明确乡村现代化的一般逻辑、门阶条件与政经约束。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形态、土地制度与乡村治理等三个问题具有基础性意义。
莫经梅,张社梅[10](2021)在《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行为逻辑——基于成都蒲江箭塔村的经验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城市各类群体的参与作为破解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重视。本文通过成都市蒲江箭塔村的典型案例解剖,重点探讨城市群体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条件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体的绿色发展愿景、社会网络支持以及对农民自组织的赋能是其参与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初始条件,只有这三个因素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城市群体参与才会有效;(2)在遵循农户认知—意愿—行动的行为框架下,城市群体首先强化先进小农户的绿色认知,再叠加城市社会资本并打通绿色农产品"出口",最后通过乡村组织促进更多小农户实现成功转型。本文开启了外部力量参与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研究的新视角,拓展了小农户行为及农业绿色发展的微观机制研究。
二、农户:一个概念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户:一个概念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2.1 研究区概况 |
2.2 数据来源 |
3 研究方法 |
3.1 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 |
3.1.1 暴露风险(压力) |
3.1.2 敏感性 |
3.1.3 适应力 |
3.2 贫困脆弱性指数构建 |
3.2.1 数据标准化和权重计算 |
3.2.2 贫困脆弱性指数借鉴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38]、社会脆弱性[39,40]等脆弱性测度方法,将脆弱性视为暴露风险、敏感性和适应力的函数[38-40],贫困脆弱性指数的计算公式: |
3.3 分位数回归模型及变量选择 |
3.4 农户类型划分 |
4 结果分析 |
4.1 农户样本特征 |
4.2 贫困脆弱性结果评价 |
4.2.1 贫困脆弱性的等级分类 |
4.2.2 贫困脆弱性结果评价 |
4.3 农户贫困脆弱性维度差异分析 |
4.3.1 农户暴露风险水平在不同生计方式、贫困程度间差异显着且呈现一定地域分异性 |
4.3.2 不同生计方式、贫困程度间农户敏感性水平差异显着且敏感要素类型分异突出 |
4.3.3 不同类型的农户因生计资本优劣势或政策帮扶差异适应力异质性突出 |
4.4 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 |
4.4.1 人口要素 |
4.4.2 生计资本与策略因素 |
4.4.3 自然环境特征与资源禀赋因素 |
4.4.4 区位条件因素 |
4.4.5 基本公共服务因素 |
5 结论与启示 |
5.1 结论 |
5.2 启示与对策 |
(2)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 ——基于黑龙江五县农户调查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2 农村相对贫困的基本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相对贫困 |
2.1.2 贫困识别 |
2.1.3 贫困治理 |
2.2 相对贫困的本质 |
2.2.1 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 |
2.2.2 相对剥夺与社会排斥视角的相对贫困 |
2.2.3 能力视角下的相对贫困 |
2.3 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分析 |
2.3.1 分析框架 |
2.3.2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相对贫困 |
2.3.3 生计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相对贫困 |
2.3.4 小结 |
3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基本经验与面临的问题 |
3.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演进 |
3.1.1 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1985) |
3.1.2 区域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0) |
3.1.3 整村推进扶贫推进阶段(2001-2012) |
3.1.4 脱贫攻坚扶贫阶段(2013-2020) |
3.2 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3.2.1 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 |
3.2.2 坚持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贫困治理战略 |
3.2.3 坚持以经济增长带动脱贫 |
3.2.4 坚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普惠性制度与政策 |
3.2.5 坚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
3.3 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
3.3.1 脱贫人口具有一定的返贫风险 |
3.3.2 贫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长期存在 |
3.3.3 贫困治理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有机衔接 |
3.3.4 贫困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尚需强化 |
3.3.5 贫困格局仍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4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的实证研究 |
4.1 数据来源 |
4.2 基于贫困线法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与分析 |
4.2.1 识别方法 |
4.2.2 识别结果 |
4.3 基于多维贫困识别方法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与分析 |
4.3.1 识别方法 |
4.3.2 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的构建 |
4.3.3 识别权重 |
4.3.4 识别结果与分析 |
4.4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结果的比较分析 |
4.4.1 判定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方法优劣的原则 |
4.4.2 不同识别结果的比较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基本特征分析 |
5.1 区域分布特征 |
5.2 家庭人力资本特征 |
5.2.1 户主特征 |
5.2.2 家庭人口构成 |
5.3 家庭生计特征与收入结构 |
5.3.1 家庭生计特征 |
5.3.2 收入结构特征 |
5.4 健康状况 |
5.5 本章小结 |
6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6.1 贫困线方法识别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影响因素分析 |
6.1.1 变量选取 |
6.1.2 模型设定 |
6.1.3 变量描述 |
6.1.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6.2 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识别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因素分析 |
6.2.1 分解方法 |
6.2.2 分解结果与分析 |
6.3 结果比较与讨论 |
6.3.1 不同识别方法识别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因素比较 |
6.3.2 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因素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治理对策 |
7.1 科学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家庭 |
7.1.1 建立科学的农村相对贫困识别方法与标准 |
7.1.2 改进农村家庭收入核算方法 |
7.1.3 优化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程序 |
7.1.4 健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的监督机制 |
7.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7.2.1 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力 |
7.2.2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减少农村居民医疗支出 |
7.2.3 瞄准无劳动能力家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
7.3 完善小农户发展支撑政策 |
7.3.1 增加小农户生计资本 |
7.3.2 拓展小农户收入来源 |
7.4 继续实施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 |
7.4.1 大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 |
7.4.2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文化扶贫 |
7.4.3 继续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扶贫 |
7.5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 |
7.5.1 坚持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
7.5.2 积极发挥市场的减贫效应 |
7.5.3 壮大社会扶贫力量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创新之处与不足 |
8.1 研究结论 |
8.2 创新之处 |
8.3 研究不足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欠发达地区农户分化是否促进了农地转出——基于云南农户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
二、理论分析 |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
(一) 数据来源 |
(二)变量说明 |
(三) 统计性描述 |
1.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
2.控制变量 |
(1)户主个人及家庭特征 |
(2)对农地承包产权归属的认知 |
(3)外出务工情况 |
(四) 模型选择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一)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二)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
(一)结论 |
(二)对策建议 |
(5)中国农业经营主体的路径选择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一、“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理论分歧 |
二、农业经营主体的演变路径:小农经营与规模经营的较量 |
(一)1949年以前:传统家户制和雇工经营式农场 |
(二)1949—1983年:土地改革与人民公社制 |
(三)1983—201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与农户角色转变 |
(四)2012年以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强化小农户支持体系 |
三、农业经营主体的演进逻辑:循环与突破的驱动力 |
四、农业经营主体的理性选择 |
五、结论及建议 |
(6)二轮延包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认定——以“整户消亡”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学术研究述评 |
(一)土地承包期是否应设定期限 |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农户、农民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和消灭情形 |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身份权还是财产权抑或兼有之 |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益需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维度综合考量 |
(六)“农户”“农村承包经营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相关概念混用 |
(七)简要述评 |
三、实践中“户”的类型及现存问题 |
(一)“户”的类型 |
(二)法律、政策未明确“整户消亡”的内涵 |
(三)概念不明晰导致矛盾纠纷多 |
(四)实践中,土地收回难 |
四、从户籍管理角度看“全家进城落户” |
五、政策建议 |
(一)“整户消亡”应是一个动态、立体的概念 |
(二)“衍生人口”不适宜出现在政策文件中 |
(三)“外嫁女”或“入赘男”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 |
(四)承包地原则上不能继承,但在特殊情况下直系亲属可以继承 |
(7)数字经济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 言 |
二、文献综述和本文创新 |
(一)数字经济对收入影响的相关文献 |
(二)数字经济与收入包容性增长关系的文献 |
(三)数字经济对弱势群体收入影响机制的文献 |
三、实证策略和数据来源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二)数据来源 |
四、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基准分析 |
(一)基准回归 |
(二)稳健性检验 |
(三)内生性分析 |
1.遗漏变量分析 |
2.平行趋势检验 |
3.安慰剂检验 |
五、数字经济与收入的包容性增长 |
六、数字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机制 |
(一) 数字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
(二) 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工作参与率 |
(三)数字经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 |
(四)数字经济改善了社会环境 |
七、总 结 |
(8)何谓“公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概念廓清 |
(一)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轮廓 |
(二)现代公有制的再认识 |
(三)社会所有制的实现路径 |
三、法理上的“共同所有”:总有、合有与共有 |
四、从总有走向共有:构建开放性的土地产权秩序 |
(一)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形态演化 |
(二)构建开放性产权秩序的法理基础 |
1. 所有制与产权之间的范式区分逐步确立。 |
2. 公有制对应的若干法律形态是一个连续的制度谱系。 |
3. 现代社会中总有制的式微具有历史必然性。 |
4. 法律渊源融合与产权流变催生新的变革。 |
(三)构建开放性产权秩序的现实依据 |
1. 以农村居民的居住地划定集体范围的做法已经走到了政策执行的尽头。 |
2.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体制障碍。 |
3. 各地的改革探索为全面构建开放性产权秩序蹚出了路子。 |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
(一)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 |
(二)典型农区村庄 |
(三)生态功能区村庄 |
(10)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行为逻辑——基于成都蒲江箭塔村的经验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二)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分析框架 |
1.小农户向绿色生产转型的逻辑。 |
2.城市参与对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影响。 |
3.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分析框架。 |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过程 |
(一)样本选择 |
(二)调研实施 |
四、案例呈现: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过程 |
(一)城市参与强化农户生产绿色转型意愿 |
1.初期参与困境:城市群体的乡土热情碰壁乡村农户的不信任。 |
2.寻找示范户突破:城市群体有效对接小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 |
3.解决技术获取难题:引进技术专家激发生产绿色转型意愿。 |
(二)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到行为的形成 |
1.转型中的关键矛盾:绿色农产品销售不畅。 |
2.引入公证制度:新的城市群体参与。 |
3.社交平台:城乡有效互动激励生产绿色转型。 |
(三)城市参与推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全面铺开 |
1.社团组织成立:助力推动全村生产绿色转型。 |
2.乡村社区营造:赋能农民组织活力。 |
五、结论与讨论 |
(一)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
1.城市参与成功的必要条件。 |
(1)城市群体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愿景和目标,是其参与的动力和初衷。 |
(2)城市社会网络资源是城市群体有效参与的基石。 |
(3)城市参与对农户自组织的赋能是生产绿色转型扩面的重要环节。 |
2.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行为逻辑。 |
(二)政策启示 |
1.支持构筑“城市参与+小农户”的农业绿色发展共同体。 |
2.支持构筑城乡之间绿色农产品有效对接的渠道与机制。 |
3.支持构筑农业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和公共服务体系。 |
(三)局限性及展望 |
四、农户:一个概念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J]. 刘倩,蒋金秀,杨星,张军以,杨新军. 地理研究, 2022
- [2]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 ——基于黑龙江五县农户调查数据分析[D]. 翟洪江. 东北农业大学, 2021
- [3]品牌稻米价值网络理论逻辑与主体关系研究 ——以黑龙江省为例[D]. 胡馨蕊. 东北农业大学, 2021
- [4]欠发达地区农户分化是否促进了农地转出——基于云南农户的调查[J]. 康丕菊,张航,彭志远.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1(11)
- [5]中国农业经营主体的路径选择与演进逻辑[J]. 范亚莉,覃朝晖. 上海商学院学报, 2021(06)
- [6]二轮延包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资格的认定——以“整户消亡”为视角[J]. 林煜.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7]数字经济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J]. 方福前,田鸽. 学术界, 2021(10)
- [8]何谓“公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再认识[J]. 陈明. 理论月刊, 2021(10)
- [9]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引论[J]. 陈明. 学术月刊, 2021(09)
- [10]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行为逻辑——基于成都蒲江箭塔村的经验考察[J]. 莫经梅,张社梅.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