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冀晶娟[2]（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许林[3]（2020）在《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文中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与新冠疫情冲击欧美政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变局影响着中国变局,中国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成为国内市场承载不下自身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大国,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开放开明,以求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二是世界秩序从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性竞争疑虑,中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并躬行自明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密切与深入,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更新换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呈现出网络社交媒体化倾向,以往主要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当下的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等各类传播混合一体无缝接轨的信息扩散交流实践不相适应,亟待创新开拓。如何在大变局中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从理念内核、组织传播、公民外交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树立仁和善念为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世界观,学习佛教基督教等组织的成功经验,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创新。论文首先以史为鉴,利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了中国仁和理念的进阶之程:炎黄先祖已学会了建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非战争关系,顺利实现了三个部落的融合,部落融合后又以禅让制体现出了对权力公正的正确政治追求;而夏、商、周,从部落禅让到宗法分封再到周以后秦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呈现出了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中国政治视野里的“天下”体系的动态生成,也体现了以“中和”为目标的中国整体哲学观的初步形成;今天的中国将血脉传承里、集体无意识里自远古起就一直充盈着的仁爱万物、和待天下的善念发展成为能维系全球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信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理解并拥有这份善念,并将这份善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论文接着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传播环境适应、传播主体设定、传播内容把关等三方面总结佛教与基督教等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得失,发现外来宗教在他国的传播要获得成功:一是要弱化组织色彩,规避与当权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嫌疑,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二是必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要先树精英形象、寻求社会身份认同,选用与当地精神同质、生活贴近的传播内容,以生动传播形式,进行“适应”传教;三是从文化抵触、文化顺应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必须经过长期自觉的“本土化”过程,不断调整、变化,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这对我国孔子学院类的文化对外传播组织有启发意义。论文还从现实层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呈现了国际舆论利用中国民间舆论消解甚至黑化中国国家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的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信息科技的发展让普通网民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这些网民却媒介素质堪忧并缺乏相关国际公共关系常识。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方式,认为要利用好社交类平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应将重心放在引起他者对我方文化的兴趣上,即争夺关注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认同度,要采用以下策略:注重关注度、彰显独特性、扩大接触面、铺陈情感律。具体操作方法是:一要善于契合他者文化心理痛点,借势名人晕轮效应,培养超级文化传播者,搭乘热点话题公关;二要政治人物形象个性化、重要人物形象生活化;三要尽一切可能扩大本文化与他者的接触面,因为这是“滚动摩擦”时代的媒介接触,要善于全平台协作传播;四要以情动人,在中国故事里附加上浓烈的感情。
徐艳兰[4]（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王洋[5]（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沈思芹[6]（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余明辉[8]（2020）在《西周都邑考疑》文中提出西周都邑在中国古代都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且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其中的郑地史地问题、（?）京地望问题、周地地望问题、丰邑相关问题、镐京称谓问题等五大关联性极强的疑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全面吸收先哲时贤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史源学理论、同铭排斥法、出土地考察法、三重证据法、多学科交叉结合研究法等理论和方法,对以上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理顺相关纠葛的同时,对各大疑谜作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观点如下:公亶父迁岐并非“仁政”之举,而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王季宅程”为历史事实,程之地望或在渭北安陵。文王亦曾久居程地,后徙都丰邑。丰、（?）、（?）是三个不同的字。“丰”为周人后创之字,作地名时专指文王丰邑。“（?）”是在“丰”的基础上造的新字,专用于“（?）”一词。丰京遗址是文王丰邑的核心区。鄠县灵台就是文王灵台。灵台及其附近的西周遗存具有苑囿性质,虽地处丰邑之郊,但仍是丰邑的重要组成部分。武王都镐后,丰邑逐渐由丰侯封地转变为不同族姓贵族的共同居邑。“丰京”一词源于清代,“丰京”的滥用极易引发我们对西周丰邑性质的误读。镐京本作蒿京,本义为郊区高地,即丰邑之郊区高地。成王亲政第五年,蒿京始称宗周。“京”为周人方言,是故武王之都虽获“宗周”新称,但并未废弃“蒿京”旧名。宗周为镐京专名,他邑不得称宗周。“丰镐相去二十五里”实际上指的是镐池与灵台间相距二十五里。西周金文中的“周”地位于岐周,“周”地拥有西周王室最为重要的宗庙建筑群,即“康宫建筑群”。以吴虎鼎铭为据,可以推断“（?）”地亦位于岐周。西周之郑（奠）位于凤翔雍城一带,拥有与丰邑、“周”地相似的城市结构;桓公始封之郑就位于此。京兆之郑县、汉中之南郑皆因两周之际郑人迁徙而得名,《穆天子传》中的“南郑”则属于虚构的地名。《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是魏国史官对穆王在郑地活动的客观总结,与穆王以下西周诸王无关。
袁梦[9]（2020）在《《老生》与《永生之书》美学意蕴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是贾平凹史传视角下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加比·格莱希曼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永生之书》中文版于同年在中国出版。本文选取《老生》与《永生之书》进行比较分析,以美学角度在跨文化语境中对两位作家的历史书写进行对照与剖析,深入地揭示两者的契合之处与差异性,探寻各异的美学意蕴。第一部分,辨析两部作品的叙事模式,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风格把握二者叙事的异同。同为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老生》采用多声部时空交错的结构及灵活的叙事视角,以民间角度塑造乡土神秘,以众多死亡图景呈现死亡审美。《永生之书》运用独白型时空交错,以单一视角深入关照,融入宗教元素凸显宗教神秘,在战争厮杀中呈现暴力美学。第二部分,论文剖析两部作品的主题内涵,在审视历史,考量人性,超越生命的相同主题内涵上剖析书写的相异点,《老生》在百年书写中以老唱师超度历史与生命,形成沉郁平实的审美风格。《永生之书》则在记录欧洲千年剧变中以无畏的精神达成与死神的和解,显现悲凉凄美的美学形态。第三部分,针对贾平凹与格莱希曼所处环境特质,探源两部作品创作资源的异同,从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道家文化与犹太文化的文化传统、中和美与冲突美的不同创作资源进行梳理,从而探究两部作品的不同美学意蕴。论文通过以上三部分将《老生》与《永生之书》进行比较解读,剖析中西文学创作的共通性与相异性,在求同存异中促进跨文化交流,并推动贾平凹小说的对外传播,增强其作品的影响力,以期贾平凹作品乃至陕西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
张烨[10]（2020）在《两晋文章文学论》文中提出两晋文章“出语必隽,恒在自然”,代表了两晋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与周代歌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地位一致,是两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文学”。两晋文章兼具形式上的精美与思辨上的精纯,既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又与两晋文人玄学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文学和文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文以两晋文章为研究对象,以两晋私家文语和语体文章为研究重点,以文学、思想和审美作为主要考察维度,力图通过观照两晋文章来理解两晋文人的思想与审美,明确两晋文章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说两晋文学的思想开篇。这一部分从魏晋易代中文士分道扬镳这个背景入手,以竹林七贤特别是阮籍、嵇康、向秀的文章为研究重点,通过分析他们的文章来揭示这一时期文人任诞背后的苦闷与反抗,并总结这一时期文人思想的转向。第二章考察西晋士风与西晋文章的形式新变。这一部分从西晋党争与士风的转变这个背景入手,重点关注二十四友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以裴頠、郭象、潘岳、陆机的文章为典型范例分析本时期的思想新变与文学新风。第三章比照南渡前后的文章与文人心态变化。这一部分从仕与隐的选择,南与北的地域,上与下的地位三个角度论述了两晋文人过江前后的四种心理变化,从而明确衣冠南渡对晋人思想的重大影响。第四章分析东晋玄佛合流的新风与东晋文风的清雅化。这一部分从东晋的荆扬之争、南北之争的内耗与偏安的时代风气入手,论述东晋玄佛合流思想背景下的文章理论与创作及本时期的文学活动。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审美倾向和精神格局进行专门论述,从而明确其作为两晋文学、思想与精神集大成者的重大意义。第五章总结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这一部分将总体论说与例证分析相结合,论述两晋文章作为有晋“一代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辅之以目录分析和地理分析法。此外,论文在考察部分问题时运用了音乐学和中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分析方法。文中包含如下创新点:首先,将语体文章纳入两晋文章中进行研究。这不仅丰富了研究对象,也是思路上的创新。其次,从六朝之中将两晋独立出来,将之看作一个整体。通过文章观照两晋文人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发展史。此外,研究者多谓魏晋风流“越名教而任自然”,事实上,魏晋文人生活非但不“自然”,反而颇多矫伪之气。与其说两晋文人生活自然化,不如说两晋文人生活艺术化。从两晋文章中将两晋文人风采尽力还原,而非人云亦云,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提到两晋文人时,人们最先想起的除陶渊明外,往往便是两晋文人群体性格上的种种亏缺。说到两晋文学,人们大多关注的是两晋的诗歌,而对两晋文章的关注远远不够。因之,论文在两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诉求 |
| 1.1.2 多民族交汇下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挖掘与保护需求 |
| 1.1.3 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理论与方法有待完善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地域分布差异未能真实反映传统村落的留存情况 |
| 1.2.2 既有定性研究未能细致呈现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特质 |
| 1.2.3 静态个案描述未能系统诠释传统村落与民居形成机制 |
| 1.2.4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对象 |
| 1.3.3 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拓宽研究样本对填补村落分布空白区具有现实意义 |
| 1.5.2 构建理论体系将提升传统村落与民居研究的科学性 |
| 1.5.3 形成文化区划对村落多样性保护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
| 1.5.4 展示民族文化为世界提供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智慧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乡土建筑与乡土聚落研究 |
| 2.1.2 我国传统民居相关研究简述 |
| 2.1.3 我国传统村落相关研究简述 |
| 2.2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相关研究 |
| 2.2.1 早期以干栏形式的民居建筑研究为主 |
| 2.2.2 上世纪末突出民族性与地域性民居建筑探索 |
| 2.2.3 新世纪以来多学科交叉运用拓宽了研究广度 |
| 2.2.4 近期突出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特征与机制探讨 |
| 2.3 既有研究反映的特点与问题 |
| 2.3.1 区域上差异大,亟需挖掘非典型村落与民居 |
| 2.3.2 理论上缺支撑,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框架 |
| 2.3.3 对象上较孤立,未将村落与民居有机结合 |
| 2.3.4 方法上定性多,难以落实全样本的具体属性 |
| 2.4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新探索 |
| 2.4.1 持续关注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问题 |
| 2.4.2 大数据背景下谱系类研究的新进展 |
| 2.4.3 本文的研究基础与拓展之处 |
| 第三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的生成背景 |
| 3.1 广西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 |
| 3.1.1 气候特征:热量丰裕,雨水充沛 |
| 3.1.2 地形地貌:土山石山多,丘陵平原少 |
| 3.1.3 河流水系:河网密度大,地下河发达 |
| 3.2 先秦时期广西古代文明产生及原始聚落形成 |
| 3.2.1 经济生产方式 |
| 3.2.2 社会组织形态 |
| 3.2.3 原始崇拜意识 |
| 3.2.4 聚落与住屋的形成与演变 |
| 3.3 秦统一至民国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村落形成与分布 |
| 3.3.1 秦与南越国:原有方国基础上开启封建统治 |
| 3.3.2 两汉至隋:以其故俗治,汉于治所土着广泛分布 |
| 3.3.3 唐宋时期:完善羁縻制度,族群分化与迁徙 |
| 3.3.4 元明时期:推行土司制度,多民族形态形成 |
| 3.3.5 清至民国:实行改土归流,汉文化影响显着 |
| 3.4 广西传统村落的多元文化特质 |
| 3.4.1 基于地理与区位环境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3.4.2 基于族群分化与迁徙形成的文化多元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构建 |
| 4.1 传统村落样本选取与因子体系构建 |
| 4.1.1 样本选定 |
| 4.1.2 因子体系构建 |
| 4.1.3 因子属性来源 |
| 4.2 传统村落自然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坡度坡向 |
| 4.2.3 河流水系 |
| 4.3 传统村落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3.1 传统民居 |
| 4.3.2 村落布局 |
| 4.3.3 历史环境 |
| 4.3.4 村落规模 |
| 4.4 传统村落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解析 |
| 4.4.1 建村年代 |
| 4.4.2 世居民族 |
| 4.4.3 语言与民系 |
| 4.5 传统村落与民居数据库建立 |
| 4.5.1 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
| 4.5.2 数据库内容及表达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分布规律 |
| 5.1 传统村落整体分布特征 |
| 5.1.1 传统村落分布形式的判断 |
| 5.1.2 传统村落分布密度与集聚特征 |
| 5.2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属性分布特征 |
| 5.2.1 自然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2 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2.3 非物质环境要素因子属性分布 |
| 5.3 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1 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相关性分析 |
| 5.3.2 村落布局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3 民居类型与其它因子相关性分析 |
| 5.3.4 其它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1 文化区概念、原则与方法 |
| 6.1.1 文化区概念与划分原则 |
| 6.1.2 文化区划分方法与步骤 |
| 6.2 宏观文化区划与文化景观 |
| 6.2.1 宏观文化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2.2 开放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3 围合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2.4 兼容型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6.3 开放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3.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3.2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3 侗苗族+沿等高线布局+前廊火塘型文化亚区 |
| 6.3.4 瑶壮族+内凹圈层布局+前寝后堂型文化亚区 |
| 6.3.5 多民族+沿等高线布局+中堂后房型文化亚区 |
| 6.3.6 壮族+横排布局+前堂后寝型文化亚区 |
| 6.3.7 壮族+集中与横排布局+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型文化亚区 |
| 6.4 围合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4.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4.2 湘赣系+集中与密集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3 多族系+集中与组团布局+单幢、堂厢及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4 勾漏系+纵列与组团布局+堂厢与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4.5 钦廉与客家系+块状拼合与密集布局+从厝型文化亚区 |
| 6.5 兼容型文化区亚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 |
| 6.5.1 文化亚区的划分与结论 |
| 6.5.2 多民族+集中与沿等高线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6.5.3 壮族+集中布局+单幢与堂厢型文化亚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划影响机制 |
| 7.1 宏观文化区划的影响机制 |
| 7.1.1 自然环境差异奠定宏观文化区划的基本构架 |
| 7.1.2 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制度分化与文化景观差异 |
| 7.1.3 经济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区边界产生历时性变化 |
| 7.2 开放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2.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2.2 居住本能需求致使多个亚区呈“前后”序列特点 |
| 7.2.3 汉文化影响促使中堂后房亚区呈“发散”序列特点 |
| 7.2.4 人口增长导致中堂后厨与中堂侧房亚区呈“左中右”序列特点 |
| 7.3 围合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3.1 文化亚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
| 7.3.2 行政区划导致湘赣、钦廉与客家系亚区大家族聚居特征显着 |
| 7.3.3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促使勾漏系亚区以小家庭居住方式为主 |
| 7.3.4 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致使多族系亚区居住方式趋于多元 |
| 7.4 兼容型文化区各亚区之间的关联与影响机制 |
| 7.4.1 文化亚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
| 7.4.2 大瑶山环境促使汉壮瑶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亚区形成 |
| 7.4.3 山地向平原过渡促进汉壮民族相互影响与亚区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 |
（3）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内容分析法 |
| 第2章 先人理念:中国仁和的进阶之程 |
| 2.1 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融合选择 |
| 2.1.1 炎、黄、蚩尤的“三国”融合 |
| 2.1.2 禅让故事里的权力公正 |
| 2.1.3 夏、商、周的整体世界观 |
| 2.2 汉朝的均势“和”策略 |
| 2.2.1 汉匈一家的“和”理念 |
| 2.2.2 汉匈共处的“和”策略 |
| 2.2.3 汉匈相争的“有利均势”战 |
| 2.3 唐代:夷狄一体的开放格局 |
| 2.3.1 开放包容的社会意识格局 |
| 2.3.2 广迎宾朋的社会实体格局 |
| 2.3.3 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成果 |
| 2.4 全球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4.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 |
| 2.4.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他山之石: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 |
| 3.1 “理解他者的理解”:传播之环境适应 |
| 3.1.1 方法:分寸感与“理解他者的理解” |
| 3.1.2 把握两国关系,规避可能风险 |
| 3.1.3 理解传播体制,处好公共关系 |
| 3.2 个人传经与组织布道:传播之主体设定 |
| 3.2.1 弱化组织色彩,淡化文化领导权之争 |
| 3.2.2 树立精英形象,寻求身份认同 |
| 3.3 求同存异,文明互鉴:传播之内容把关 |
| 3.3.1 精神求同,“适应”传教 |
| 3.3.2 内容求轻,形式生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现实压力:国际舆论与中国民间舆论的双重误读 |
| 4.1 民间意识与国家理念的错位 |
| 4.1.1 从2020新冠肺炎疫情看国际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利用 |
| 4.1.2 官方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舆论引导 |
| 4.1.3 民间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意义消解 |
| 4.1.4 常识缺乏下的错位与误读 |
| 4.2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
| 4.2.1 远方的乌托邦 |
| 4.2.2 愚昧的中国 |
| 4.2.3 黄祸论 |
| 4.2.4 中国崩溃论 |
| 4.2.5 中国威胁论 |
| 4.3 被掩敝的国际公共关系 |
| 4.3.1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传受双方母国关系的缺席 |
| 4.3.2 传播模式对传受双方母国关系模式的忽略 |
| 4.3.3 传受双方母国关系被掩蔽的原因探究 |
| 4.3.4 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公民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对外“轻传播”策略 |
| 5.1 “轻传播”的概念探析 |
| 5.2 路径选择:万物自生听的网络社交媒体 |
| 5.2.1 技术基础:“沉浸”泛在的网络信号覆盖 |
| 5.2.2 渠道平台:内容、服务、账号的多维信息超市 |
| 5.2.3 范围特征:人内、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的组合传播 |
| 5.3 实践创新:“轻传播”的效果四律 |
| 5.3.1 注重关注度 |
| 5.3.2 彰显独特性 |
| 5.3.3 扩大接触面 |
| 5.3.4 铺陈情感律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西周都邑考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西周都邑研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
| 二、西周都邑疑难问题研究述评 |
| (一) 关于郑地史地问题的研究 |
| (二) 关于(?)京地望问题的研究 |
| (三) 关于周地地望问题的研究 |
| (四) 关于丰邑相关问题的研究 |
| (五) 关于镐京称谓问题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的意义 |
| 四、本文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 史源学理论 |
| (二) 同铭排斥法与出土地考察法 |
| (三) 三重证据法 |
| (四) 多学科交叉结合研究法 |
| 第一章 周人早期都邑岐周、程地探析 |
| 一、公亶父迁岐 |
| (一) 《诗经》篇章对迁岐原因避而不谈 |
| (二) 迁岐是被迫之举并非“仁政” |
| (三) 迁岐是审时度势下的战略转移 |
| 二、王季宅程 |
| (一) “王季宅程”确为历史事实 |
| (二) 王季宅程前后的征伐活动 |
| (三) 毕、程地望分析 |
| 三、文王居程徙都丰 |
| (一) 文王居程期间大事分析 |
| (二) 文王“徙都丰”的历史背景 |
| 第二章 丰邑考论 |
| 一、丰、(?)、(?)辨 |
| (一) “丰”的含义 |
| (二) 西周金文中的“丰” |
| (三) 西周金文中的“(?)” |
| (四) 西周金文中的“(?)” |
| 二、丰邑的位置与范围 |
| (一) 丰邑与灵台的关系——关于“丰镐相去二十五里”之思辨 |
| (二) 文王灵台的位置 |
| (三) 先秦时期灵台的功用 |
| (四) 丰京遗址与灵台及其附近西周遗存的关系 |
| 三、丰邑性质再探讨 |
| 附录: 《姬宗世谱序》托名程颢考 |
| 第三章 镐京称名考辨 |
| 一、“镐京”本义探析 |
| (一) 传世典籍中的镐、鄗、滈 |
| (二) 战国楚竹书中的(?)、乔、蒿 |
| (三) 西周甲金文中的“蒿” |
| (四) 从“蒿”到“镐”的转变历程及“蒿京”的本义 |
| 二、镐京等西周都邑称名的演变——以《尚书·周书》为中心的讨论 |
| (一) 《尚书·周书》今文经中的西周都邑称名 |
| (二) 《尚书·周书》伪经中的西周都邑称名 |
| 三、汉唐以来“宗周”词义的泛化 |
| (一) “宗周”词义的泛化历程 |
| (二) 卫孔悝鼎铭与宗周词义的泛化 |
| (三) 《尚书·周官》与宗周词义的泛化 |
| (四) 《穆天子传》与宗周词义的泛化 |
| 附录: 镐京的始建时间 |
| 第四章 (?)京、“周”地皆位于岐周说 |
| 一、“(?)”字的形、音、义 |
| 二、(?)京地望问题研究思路辨析 |
| (一) 关于“(?)”的早期探讨 |
| (二) “镐京说”之思路 |
| (三) “丰京说”之思路 |
| (四) “独立存在说”之思路 |
| (五) 利用吴虎鼎铭解决(?)京地望问题之新思路 |
| 三、“周康宫夷宫”位置分析 |
| (一) “周”地的位置 |
| (二) “康宫”之内涵 |
| (三) 裘卫家族窖藏铜器与“周康宫夷宫”位置的确定 |
| 四、“周康宫夷宫”、“(?)姜眔疆”与(?)京之地望 |
| (一) “(?)姜眔疆”与“周康宫夷宫”不足一日之距 |
| (二) “(?)姜”、“(?)人”与“(?)”地 |
| 附录: 裘卫家族窖藏铜器拓展研究 |
| (一) 从九年卫鼎、□匜等器计时用语看周、(?)之地望 |
| (二) 从荣有司爯鬲等器出土位置看荣、(?)之地望 |
| 第五章 西郑新考 |
| 一、西郑的性质 |
| (一) “穆王以下都于西郑”的多元阐释 |
| (二) 《穆传》南郑与西郑的关系 |
| (三) 从金文奠地看西郑的性质 |
| 二、西郑的地望 |
| (一) 文献资料中西郑与桓公封邑、京兆郑县、(?)林间的纠葛 |
| (二) 金文奠地与西郑地望的早期探索 |
| (三) 西郑地望的确定 |
| 三、西郑与郑国史地问题 |
| (一) 桓公在西郑的经营 |
| (二) 郑人迁徙与京兆郑县、汉中南郑的得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老生》与《永生之书》美学意蕴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贾平凹与域外作家比较研究现状 |
| 1.2.2 关于《老生》与《永生之书》的国外研究 |
| 1.2.3 关于《老生》与《永生之书》的国内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2 叙事模式辨析 |
| 2.1 历史书写的不同结构 |
| 2.1.1 《老生》:多声部时空交错 |
| 2.1.2 《永生之书》:独白型时空交错 |
| 2.2 审视历史的各异视角 |
| 2.2.1 《老生》:多重视角的灵活转换 |
| 2.2.2 《永生之书》:单一视角的深入观照 |
| 2.3 史诗叙事的异样风格 |
| 2.3.1 《老生》:乡土神秘与死亡美学 |
| 2.3.2 《永生之书》:宗教神秘与暴力美学 |
| 3 主题内涵剖析 |
| 3.1 针砭时弊的历史审视 |
| 3.1.1 《老生》:批判社会激进发展 |
| 3.1.2 《永生之书》:记录民族历史 |
| 3.2 历史变迁中的人性拷问 |
| 3.2.1 《老生》:多样化的人性书写 |
| 3.2.2 《永生之书》:灾难中的人性探究 |
| 3.3 超度历史的不同意蕴 |
| 3.3.1 《老生》:人道归于天道的死亡哲学 |
| 3.3.2 《永生之书》:跨越生死的永生哲学 |
| 4 创作资源探寻 |
| 4.1 哲学思维之别 |
| 4.1.1 《老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 |
| 4.1.2 《永生之书》: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 |
| 4.2 文化传统之异 |
| 4.2.1 《老生》:道家文化的融入 |
| 4.2.2 《永生之书》:犹太文化的书写 |
| 4.3 美学范畴之差 |
| 4.3.1 《老生》:中和美的传承 |
| 4.3.2 《永生之书》:冲突美的显现 |
| 5 结语:《老生》与《永生之书》比较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两晋文章文学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明确 |
| 一、两晋起止时间 |
| 二、两晋文章的范围 |
| 三、本文对“文学”一词的理解与讨论范围 |
| 小结 |
| 第二节 两晋文章文学研究综述 |
| 一、两晋文章宏观性文学研究 |
| 二、两晋文人心态与文艺综合研究 |
| 三、两晋文章相关专门文学研究 |
| 四、两晋文章文献资料整理 |
| 小结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目标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目标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广陵绝响与两晋文学的思想开篇 |
| 第一节 魏晋易代与文士的分道扬镳 |
| 一、司马氏夺权引发的思想裂变 |
| 二、嵇书绝交:文人与士人的分化 |
| 三、向秀失途:文人向士人的回归 |
| 第二节 任诞背后的苦闷与反抗 |
| 一、竹林文人:当时任诞的群像 |
| 二、阮籍佯狂:行不对心的悲怆 |
| 三、嵇康疏放:心口不一的狷狂 |
| 本章小结 混乱之中的文人思想转向 |
| 第二章 西晋士风与西晋文章的形式新变 |
| 第一节 西晋党争与士风的转向 |
| 一、西晋立国以来的朝局分庭 |
| 二、二十四友:貌同神异的短暂浮华 |
| 三、金谷之集:自我觉醒的别样风雅 |
| 第二节 西晋文章思想与艺术的新变 |
| 一、东施效颦:从行事任诞到放纵欲望 |
| 二、破而后立:从裴頠崇有到向郭注庄 |
| 三、妙笔逞才:从华章繁缛到理论之光 |
| 本章小结 短暂安宁中的纤巧玄思 |
| 第三章 南渡前后的文章与文人心态变化 |
| 第一节 从和平时的不问国事到战乱时的匡世救亡 |
| 一、临危受命匡扶国邦的国士心态 |
| 二、戎马倥偬乱世救亡的英雄心态 |
| 第二节 从和平时的积极入世到战乱时的隐遁山林 |
| 一、战乱之前的入世心态 |
| 二、战乱之时的避世心态 |
| 第三节 从北上文人的不得遂志到南渡文人的委屈慷慨 |
| 一、南渡之前:北上南人的备极辛酸 |
| 二、南渡以后:北方文人的委曲求全 |
| 第四节 君权与父权在文人心中的淡化 |
| 本章小结 衣冠南渡对晋人思想的影响 |
| 第四章 东晋玄风与东晋文风的由绮至清 |
| 第一节 东晋偏安与再度奏响的玄远之音 |
| 一、东晋的官场对峙与偏安之风 |
| 二、玄佛合流:超逸绝尘的文章审美 |
| 三、兰亭之会:辉映千古的风雅情怀 |
| 第二节 陶渊明与两晋文学的精神格局 |
| 一、陶渊明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背景 |
| 二、集大成者:轻绮至极的返璞归真 |
| 三、有晋高风:仁民爱物的思想精神 |
| 本章小结 山水田园滋养的思想之光 |
| 第五章 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 |
| 第一节 一斑见全豹:两晋文章的历史地位 |
| 一、两晋文章的特色 |
| 二、《芙蓉女儿诔》与曹雪芹对两晋文章气象的继承 |
| 第二节 一沙一世界: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 |
| 一、《世说新语》中的两晋文人风骨 |
| 二、《王粲登楼》与郑光祖对两晋风神的追慕 |
| 本章小结 两晋文章与文人的重要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3]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D]. 许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
- [5]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西周都邑考疑[D]. 余明辉. 河南大学, 2020(02)
- [9]《老生》与《永生之书》美学意蕴的比较研究[D]. 袁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12)
- [10]两晋文章文学论[D]. 张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