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西部冰期之划分与依据（论文文献综述）
李智佩[1]（2006）在《中国北方荒漠化形成发展的地质环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北方地区不仅荒漠化土地面积大、发展变化大，与之有关的各种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今年4月底前北方地区已经发生了9次强沙尘暴，首都北京在4月16日一夜之间降尘量达30万吨!据估计，我国荒漠化危害的直接经济损失约642亿元/年。2004年北方地区风蚀荒漠化占全国风蚀荒漠化土地总面积183.94万km2的97％以上，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荒漠化的地质环境背景研究重视不够，片面强调人为因素，造成许多地方治理成本高而收效甚微。开展土地荒漠化的地质环境研究，对于丰富我国荒漠化调查研究的理论、提出科学合理的荒漠化防治对策措施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北方地区地质环境和各种地质营力对荒漠化形成发展的控制特征的研究，参照当前主要的荒漠化分类体系，首次提出了荒漠化土地类型的地质成因分类，包括风力作用下的荒漠化土地（风蚀荒漠化）、流水作用下的荒漠化土地（水蚀荒漠化）和物理化学作用下的荒漠化土地（土地盐渍化）。据风蚀荒漠化的形成特点将其划分为沙漠化（风力堆积型）和戈壁化（风力侵蚀型）等两个基本类型。风力堆积型沙漠化根据风沙的移动特征可分为就地起沙型和风沙侵入型和侵蚀残积型。根据水蚀荒漠化地区岩性特征，将其分为石灰岩地区以内的石漠化和以外的岩漠化以及黄土区的土漠化。根据化学成分的不同，将土地盐渍化划分为盐渍化、碱化等两种类型；根据成因还可分为灌溉型（次生盐渍化）、非灌溉型和残余积盐型等。荒漠化土地所处的地质构造和地貌部位，也是荒漠化土地分类的重要依据，例如冲积平原型、高原洼地型、平原洼地型、河流滩地型、山地残坡积型、高原残坡积型、梁峁型、塬面型、河流谷地型等。荒漠化土地的地质成因分类丰富了土地荒漠化的理论研究，为从地质学角度探讨土地荒漠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地质构造、地貌、气候、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特征，将北方地区划分为7个一级荒漠化地质环境区和23个二级荒漠化地质环境区。7个一级荒漠化地质环境区是：①内陆干旱盆地荒漠化地质环境区、②中西部高原荒漠化地质环境区、③中东部高原荒漠化环境地质区、④黄土高原荒漠化地质环境区，⑤东部平原荒漠化地质环境区，⑥青藏高原（东北部）荒漠化地质环境区和⑦山地荒漠化地质环境区等。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是环境地质调查与研究和荒漠化土地治理分区的基础。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是北方地区土地荒漠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西部内陆盆地以干旱气候为主要特征，中部高原是受季风系统中夏季风和冬季风的消长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东部地区则以暖湿气候为主，受夏季风控制。气候格局的形成造就了荒漠化土地的分布，气候的波动则是沙漠化发展或逆转的控制因素。末次间冰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大约以1500a为周期的气候振荡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有重要的影响或控制作用。北方地区约在10000aBP、8000aBP、5500aBP、4000aBP、3000aBP、1500aBP的沙漠化过程分别与北大西洋第7、5、4、3、2和1次的浮冰事件相应，沙漠化扩大过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事件相一致。同时，北方不同地区10世纪或百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对荒漠化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新生代的构造隆升对全球气候变化有重大的影响。在我国，青藏高原隆升是造成北方地区气候环境变化的根本。青藏高原使西风环流发生变化，一方面使水汽多以固态形式降在高原及山体西侧，到达北方高原及东部平原地区的降水明显减少；另一方面使西风急流发生分支绕流，造成高原北侧的西风环流终年呈反气旋性质，加强西北的干旱气候。青藏高原隆升加强了西伯利亚一蒙古高压，造成北方冬季风强盛，导致西北地区冬半年气候异常干燥、大风频繁。水环境是控制荒漠化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内陆干旱盆地荒漠化的发展，一是取决于周围山地降雨和融雪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水径流的多少；在较短时间尺度上，人类活动导致水资源的重新分配是造成内陆河中上游人工绿洲区荒漠化程度减轻、下游天然绿洲区荒漠化迅速加剧的主要因素。河流的改道是促使冲积平原生态环境变迁、荒漠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内陆干旱盆地的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主要依靠地下水供给，地下水对荒漠化发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当潜水埋深＞6.0m时，植被开始衰败，沙漠化程度增加。中部高原处于季风边缘的半干旱地带，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土地荒漠化程度与降雨量存在明显的关系，地下水对荒漠化的影响减弱。在人类活动强烈影响下，植被破坏严重，冬春季节短暂的干旱就会造成土壤的极其干燥，为沙漠化扩大造成有利因素。黄土高原的水蚀荒漠化主要与气候和地表水环境有关，夏季的集中降雨和黄土区水的入渗速度低形成较强的地表径流是水蚀荒漠化主要土壤侵蚀形式。地下水的埋藏深度是决定土地盐渍化的重要因素，在内陆干旱区则更加明显。当地下水埋深小于2m时，地表蒸发强烈，土壤积盐迅速。一般当潜水埋深＞3.5m时就不会产生盐渍化。目前，严重缺水地区利用较高矿化度的地下水灌溉也是造成北方地区土地盐渍化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不同类型沉积物是决定荒漠化类型的主要因素。残积物、坡积物和洪积物分布区的低洼地带常形成沙漠化，地势较高的剥蚀地区形成砾漠化。现代和古河流阶地上的沙质堆积物是冲积物分布区沙漠化的物质基础。北方（古）湖盆地区是沙漠、沙漠化土地及沙尘暴的主要分布区或发源地，也是盐渍化土地的集中分布区。现代或古湖泊的化学沉积物也是构成盐尘暴的重要来源。第四纪风沙堆积的广泛发育是土地沙漠化的根源之一。以流动沙丘为主的塔克拉玛干、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布齐等沙漠的边缘地带是沙漠化发生的主要地区；以固定沙丘或半固定沙丘为主的地区，如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科尔沁、浑善达克、呼伦贝尔等沙地土地沙漠化以沙丘的活化或固定、沙地或沙漠边缘的扩张或缩小为特征。黄土堆积的则是水蚀荒漠化最主要的物质基础。此外，中新生代砂岩分布区不仅是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如陕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砂岩分布区，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总之，本研究以资料综合为主，结合重点地区剖面、沙漠化变化的深入剖析，系统研究了中国北方土地荒漠化形成的地质成因类型与特征、气候变化及其周期性、第四纪地表沉积物、不同环境地质分区水文和水文地质系统等地质环境要素对荒漠化的控制作用，提出了内陆干旱盆地、中部高原和东部平原三种不同类型的土地荒漠化地质成因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荒漠化防治的五项原则和若干对策建议。五项原则即地质环境背景决定荒漠化治理方案、生态环境自然恢复优先、资源有限高效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系统工程原则，这是使我国向经济节约型、知本型、环境和谐型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赵井东,王杰,杨晓辉[2]（2019）在《中国东部（105°E以东）第四纪冰川研究回顾、进展及展望》文中指出中国东部（105°E以东）第四纪冰川及其演化可为中国东部乃至东亚地区古气候环境重建提供基础信息及关键证据,正确认知冰川发育条件及正确运用冰川遗迹判别标准又是重建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及其演化的关键。中国东部中低山地第四纪期间冰川发育与否,即泛冰川论与有限冰川论的争议由来已久。近年来,山东与周边地区中低山及沿海丘陵带的"第四纪冰川"研究波澜再起。在较系统地回顾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研究历史及新近出现争议的基础上,结合冰川发育条件、山地冰川地貌组合、判别原则与识别依据、中国东部数座中高山地存在无争议且形态清晰的冰川地形及其测年资料以及东亚古气候环境演化记录等再次指出:中国东部仅有台湾山地、长白山、贺兰山与太白山等数座主峰海拔超过2 500 m的中高山地保存有晚更新世以来的冰川作用地形。其余山地及海拔更低的丘陵带在第四纪期间任何一次冰川作用中均未达到与当时冰期气候相耦合的高度,不存在泛冰川作用。已报道的"冰川遗迹"皆为各种形似地质地貌现象的系统误判,其确切成因及环境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崔之久,陈艺鑫,张威,周尚哲,周力平,张梅,李川川[3]（2011）在《中国第四纪冰期历史、特征及成因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经历了初创阶段、以研究东部为主的争论阶段和以研究西部为主的创新阶段3个发展时期,建立了中国第四纪冰期系列,深入地认识了冰川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否定了长久以来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古冰川"和"青藏高原统一大冰盖"两大争论问题。中国第四纪冰期最早可能起源于早更新世的希夏邦马冰期,有确切年代学证据的最早冰期为望昆冰期（0.7～0.5Ma）,随后还有中梁赣冰期、倒数第二次冰期、末次冰期和全新世冰进,共6次主要冰川作用期。中国第四纪冰期启动时间远晚于极地和高纬地区;冰期系列也与极地和高纬地区不同步,尤其是存在大量MIS 3阶段冰川前进的证据。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育强烈地依赖于山地的海拔高度,是构造抬升-冰期气候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影响最大的为"昆仑-黄河运动"和"共和运动",前者使青藏高原整体抬升到3000m的临界高度以上,导致青藏高原全面开始发育冰川;后者则直接导致了MIS 3b阶段冰进以及青藏高原东缘山地冰期的启动。
张威,刘锐,刘亮[4]（2015）在《东亚季风影响区末次冰期冰川作用的控制性因素》文中研究表明东亚季风气候控制下的山地与岛屿冰期历史、冰川规模及其分布规律对深入探讨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生机制以及全球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最新的绝对年代结果显示,中国东部及东亚沿海岛屿山地（包括中国台湾岛,日本本州岛、北海道,朝鲜盖马高原,俄罗斯远东山地等）的冰期启动与消亡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均严格控制在末次冰期范围之内,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4至2,冰川的发育规模在末次冰期早中期（MIS3/4）大于末次冰盛期（MIS2）。对研究区各山地和岛屿末次冰期冰川发育的基本特点进行比较后,明确了影响东亚季风影响区冰川作用的主要控制性因素有:气候因素、构造因素、纬度因素和海陆位置等,它们控制着末次冰期冰川的发生、分布与期次。在此控制性因素影响下,东亚低海拔山地不会出现比末次冰期更早的冰川作用。
张威,刘蓓蓓,崔之久,李永化,董应巍,于治龙,李洋洋[5]（2013）在《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的对比和厘定》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冰期（阶）与间冰期（阶）旋回的不断细化,第四纪冰期系列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对比之间所反映的问题开始逐步显现。通过中国第四纪冰期与MIS阶段对比,结合分析气候旋回与构造运动对地貌演化的控制作用,研究表明:①冰期（阶）或者间冰期（阶）发生的时段应尽可能对应于MIS的偶数或奇数阶段,有助于MIS框架下新的冰期（阶）的发现;②中更新世以来,中国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旋回可能受控于100 ka轨道偏心率变化的气候大背景,昆仑冰期—倒数第二次冰期的冰川规模总体上与全球冰量变化一致。然而,末次冰期早、中期的冰川规模却与MIS所记录的全球冰量变化不尽一致,强烈显示气候与构造环境对冰川作用的影响;③目前在中国第四纪冰期划分方案中,存在着冰期系列由时间和地点双重命名的现象,建议用大理冰期、古乡冰期分别代替末次冰期和倒数第二次冰期。
崔之久[6]（1979）在《中国西部冰期之划分与依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中国西部（基本上指105°E以西高山高原地区）许多山地海拔皆在四、五千米以上,有现代冰川发育。第四纪冰川作用范围比现代冰川更广,冰川遗迹屡见不鲜。由于中国西部地域广大,各部分自然条件不同,所以无论现代冰川或古代冰川的类型、规模与分布高度等均因地而异。但是,在比较西部各山地古冰川遗迹之后可以看出,它们亦有共同的特征,它们所反映的冰川扩展与收缩（即冰期与间冰期）的总的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赵井东,施雅风,王杰[7]（2011）在《中国第四纪冰川演化序列与MIS对比研究的新进展》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多种可对冰川地形进行直接定年的测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较为突出的是获得了大量与地貌地层关系相符的年代学资料、建立了冰川演化若干典型范例以及进一步确立了青藏高原构造隆升与冰川发育的耦合关系。中国第四纪冰川演化序列与海洋氧同位素阶段（Marine Oxygen Isotope Stage,MIS）比较经历了2000年、2002年两次立案与改进。笔者基于近年来新测得的年代学数据、已建立的冰川演化序列以及青藏高原隆升与冰川发育的耦合关系等新的研究资料,提出了中国冰期与海洋氧同位素阶段比较的2011年改进方案,包括近百万年冰川变化的15个特征时段及其对应的时间与中国冰期名称等信息。
刘蓓蓓[8]（2014）在《玛雅雪山第四纪冰川发育及其与气候和构造之间的耦合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玛雅雪山（4447m）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纬度上连接天山、祁连山、太白山和长白山、日本山脉,经度上连接横断山脉以及阿尔泰山和西伯利亚,是探讨冰川发育的气候和耦合机制的理想地点。因此,玛雅雪山冰期系列的准确定位堪称是核心中的核心。对玛雅雪山南北坡进行冰川地貌考察,在海拔3000m以上发育典型冰川侵蚀和堆积地貌,并对北坡见木加沟和马营沟的冰碛物、冰碛垄上层沉积物、泥石流沉积物进行光释光测年（OSL）,年代结果分别为：高侧碛垄冰碛物年龄42.6±1.9ka,45.7±3.0ka,冰碛物上层沉积物年龄3.6±0.2ka,判断该冰碛垄属于末次冰期中期,对应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MIS3b）;低侧碛冰碛物年龄23.2±1.0ka,上覆沉积物年龄2.9±0.3ka,2.3±0.1ka,判断该冰碛垄属于末次冰盛期,对应深海氧同位素2阶段（LGM）。地貌和年代学相结合,确认玛雅雪山末次冰期发育两次冰川作用：末次冰期中期和末次冰盛期。MIS3b的冰川规模较LGM时期冰川规模大,MIS3b时段冰川末端延伸到3000m左右;LGM时期冰川末端延伸到约3300m。根据本文提出的计算雪线公式计算得玛雅雪山现代平衡线4900m,末次冰期雪线4100m。对玛雅雪山土样进行沉积学分析：磁化率值较低,主要与玛雅雪山的母岩岩性为灰岩有关,也间接反映玛雅雪山风化作用较弱,水汽条件差,或者是形成时代较新;地球化学元素分析数据结果指示MIS3b时期,气候环境较为湿润,这与古里雅冰芯记录的古气候环境相吻合;粒度分析显示,玛雅雪山MIS3b时期形成的冰碛物粉砂和粘土的含量均高于LGM时期,而砂的含量较LGM时期低,很可能是由MIS3b时期的气候湿润,化学风化作用强,导致细粒级的颗粒含量相对较高,而LGM时期气温相对较低,且降水少,因此物理风化作用较强,沉积物粒度相对较粗;另一个原因是,MIS3b时期的冰川规模大于LGM时期,冰川的搬运力强,冰碛物的搬运距离远,导致细颗粒含量增加。通过庄浪河阶地确定玛雅雪山的隆升速率,得末次冰期以来玛雅雪山抬升100-140m,利用10Be数据计算玛雅雪山剥蚀速率25mm/ka,末次冰期以来剥蚀2-4m,恢复末次冰期流域高度4150-4100m,达到了末次冰期气候雪线（4100m）,在流域平均高度到主峰之间冰川开始积累,发育冰川。因而,玛雅雪山冰川发育是在气候和构造相耦合的背景下发生的。
林爱青[9]（2014）在《大蹄蝠声信号的地理进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揭示生物表型种群分歧的影响因素与进化驱动力是进化生物学与生态学研究一基本目的。声信号是动物个体交流、感知外界环境的基本手段。动物声信号普遍存在地理变化现象，是研究种群分歧、生态位分化、物种形成等进化与生态过程的良好模型。作为第二大哺乳动物类群、占据夜空生态位的翼手类动物（俗称蝙蝠），声信号是个体交流最主要的方式。蝙蝠不仅具有丰富的交流叫声（或称声波）用于个体识别、交配吸引、天敌躲避、领地争斗等，还可发出用于导航、定位、探测猎物的回声定位声波。然而，对蝙蝠交流声波地理变化的研究极为缺乏，尤其是尚无对交流声波与回声定位声波地理变化的比较研究。蝙蝠交流声波种群分歧程度如何？哪些影响因素和进化驱动力导致种群间回声定位声波、交流声波的分歧？这两类在声学、行为和功能均明显不同的叫声，它们的地理变化模式、影响因素及进化驱动力是否也不同？本论文以大蹄蝠（Hipposideros armiger）为对象，录制了我国代表性种群的群体交流声波以及回声定位声波，结合遗传（种群进化历史、遗传结构、遗传分化程度）、形态（体型）、环境（年均温度、年均相对湿度、年均可降水量、声音传播效率）、地理（地理距离、经度、纬度、海拔）因素，分析了这两类声波的地理变化模式、影响因素及进化驱动力，并检验了声信号地理变化的相关假说。为提供大蹄蝠声信号地理变化研究的遗传背景，首先在该物种现知分布范围内采集了216只个体的组织样本，应用线粒体细胞色素b和控制区序列以及7个细胞核微卫星标记，研究其种群进化历史与遗传结构。结果表明大蹄蝠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存在中国东部-台湾-海南、中国西部、中国西南部-越南北部、云南南部、越南-老挝长山地区、泰国西南部、喜马拉雅南部7个遗传支系。最近共同祖先可追溯至1.35百万年前，发生过多次谱系分歧与种群扩张事件。主要进化支系的分歧在0.24百万年前已形成。存在明显的种群遗传分化与遗传结构，相邻地理区域种群间普遍存在显著的基因流。录制了我国东部、海南、西部、云南南部17个种群个体静止状态下的回声定位声波。回声定位声波峰频存在显著的地理变化，种群均值差异约6kHz（66.80-72.51kHz）。声波的变化成分主要来自于地理区域间的变化。回声定位声波具有明显的地理区域相似性，形成了东部-西部、海南、云南南部3组。回声定位声波峰频的种群分歧与前臂长差异及地理距离显著相关。种群前臂长差异与年均温度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回声定位声波的地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生态选择作用于形态的副产物以及文化漂变的结果。录制了上述17个种群中9个种群自然山洞内群体的交流声波。该物种具有丰富的交流声波音节类型，划分了36种音节。对13种主要音节的声学参数进行分析，发现均存在显著的地理变化。多数音节类型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种群内部。多数交流声波音节种群分化水平较低，彼此的地理变化模式不一致。有2种音节（QCFs-lDFM与pPFM-sHFM）的种群间差异与形态差异显著相关；1种音节（uPFM-uMFM-bUFM）的变化与地理距离、纬度相关；1种音节（uMFM-bUFM）的变化与基于双亲遗传标记的遗传距离显著相关；1种音节（bUFM-TCF）与声音传播效率差异以及双亲遗传标记的遗传距离相关；2种音节（QCFs-cUFM和uPFM train）的种群差异分别与经度、纬度相关。其他6种音节的地理变化与所分析因素无显著关系。这些结果表明间接生态选择、直接生态选择、遗传漂变以及文化漂变对部分音节类型的地理变化起着重要作用。有2种交流声波音节（QCFs-lDFM与pPFM-sHFM）的种群差异均与回声定位声波的种群差异显著相关。它们的频率参数与回声定位声波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有1种交流声波音节（bUFM-TCF）的最大频率与回声定位声波呈显著正相关，另1种交流声波音节（uMFM-bUFM）的最小频率与回声定位声波呈显著正相关。综上，大蹄蝠回声定位声波与交流声波均存在显著的地理变化。体型变化与地理距离隔离是回声定位声波种群分歧的主要原因，间接生态选择与文化漂变是该进化过程的驱动力，符合附带假说和文化漂变假说。体型差异、经度、纬度、洞外声音传播效率差异、地理距离隔离、遗传分化是部分交流声波音节种群分歧的原因，间接生态选择、直接生态选择、文化漂变或遗传漂变促使着这些交流声波音节的种群分歧，符合附带假说、声学适应假说、文化漂变假说及遗传漂变假说。回声定位声波与少数交流声波相似的地理变化规律说明功能不同的表型，其地理变化模式并不一定不同，它们可受相同的进化驱动力作用，呈现相似的种群分歧规律。本论文率先比较研究了动物回声定位声波与交流声波的地理变化模式与进化原因，亦是首次对翼手类交流声波音节地理变化进行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丰富了动物声信号地理变化研究的内容，促进了对动物声信号种群分歧进化过程、不同表型地理变化与其功能关系的认知。
郝兆东[10]（2020）在《鹅掌楸属基因组演化及其花色变异遗传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鹅掌楸属（Liriodnedron）是木兰类（magnoliids）木兰科（Magnoliaceae）植物。木兰类植物是被子植物中较早分化出来的一支,也是核心被子植物（Mesangiospermae）中除单、真双子叶植物之外的第三大类群,但先前还未见到木兰类代表性植物的全基因组测序完成的报道。另外,被子植物的起源与演化一直是植物学、古生物学以及演化生物学研究中的焦点,但目前在学术界对核心被子植物内部的系统发育关系观点仍然持有商榷。鹅掌楸属植物现存仅两个种。一个是天然分布于东亚地区——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鹅掌楸（L.chinense（Hemsl.）Sargent.）,另一个是天然分布于北美东部地区的北美鹅掌楸（L.tulipifera Linn.）。横跨广袤太平洋的两个种,组成了植物进化研究中一对典型的呈东亚-北美东部洲际间隔分布姊妹种。开展鹅掌楸属两个种在群体遗传与演化方面研究,对于理解东亚与北美东部地区第三纪孑遗植物区系的间断分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还尚未见到对这一对姊妹种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的群体遗传结构和群体演化等方面的研究报道。生物演化和经典植物分类上,生殖隔离是判断一个生物种分类单位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鹅掌楸和北美鹅掌楸虽经历了 1,000万年到1,600万年左右的洲际分化,但二者之间的形态学特征与物侯特征仍有较多近似,且可通过人工授粉获得具有明显杂种优势的种间杂交种。但是,鹅掌楸和北美鹅掌楸在某些性状上产生了明显的表型分化,尤其是叶片的凹缺深度、叶裂方式和花瓣的着色模式等表型特征。然而,这些表型趋同和分化特征背后的遗传基础和分子调控机制尚不明了。因此,从鹅掌楸和北美鹅掌楸的全基因组测序和信息解码入手,将有利于挖掘这对姊妹种表型性状分化的关键影响因子和潜在基因,为未来基于基因组的选择育种以及鹅掌楸的杂交育种提供遗传基础。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对鹅掌楸属植物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并深入研究了鹅掌楸属这一支系在被子植物演化中的系统发育地位、鹅掌楸属植物群体演化以及花瓣着色模式这一生殖生物学性状演化的分子遗传基础等问题。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鹅掌楸基因组从头测序与组装高质量的测序和组装,是全基因组遗传信息解码的关键。本研究通过整合Illumina和Pacbio测序及BioNano图谱技术,获得了鹅掌楸约1.74Gb的基因组组装,Contig和Scaffold N50长度分别为1.43 Mb和3.53 Mb。基于一个高密度遗传图谱,获得了鹅掌楸拟染色体水平的组装结果。鹅掌楸基因组共编码35,269个蛋白编码基因。共线性分析显示,鹅掌楸这一支系在11,600万年前发生过一次二倍化的全基因组加倍事件。重复序列占了鹅掌楸基因组的61.64%,其中以LTR逆转座子最为丰富。根据LTR侧翼序列的Ks值估算,转座元件的爆发时间约在1,600万年前。上述结果表明,鹅掌楸基因组的演化是一次古老的全基因组加倍事件和一次近期的重复序列爆发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2.木兰类植物系统发育与演化地位的定位基于18个陆地植物的基因组及转录组数据,利用系统基因组学方法鉴定到502个适用于系统发育分析的低拷贝直系同源群（orthogroups,OGs）。首先,单基因树的拓扑结构分类结果显示,这502个OGs无偏支持三种拓扑结构,即（Ⅰ）（基础被子植物,（单子叶,（真双子叶,木兰类）））;（Ⅱ）（基础被子植物,（真双子叶,（单子叶,木兰类）））;（Ⅲ）（基础被子植物,（木兰类,（单子叶,真双子叶）））。其次,基于预定义的三种拓扑结构,检测这些OG的系统发育信号,结果显示支持三种拓扑结构的OG数量相当。第三,基于502个OG单基因树的溯祖分析,支持拓扑结构Ⅲ。最后,单、真双子叶植物支系特有的基因家族鉴定显示,鹅掌楸基因组中的单、真双子叶植物特有基因家族的比例关系与基础被子植物无油樟的类似,二者之间无差异显著。据此推测,核心被子植物祖先在分化形成木兰类、单子叶和真双子叶三大植物支系时经历了十分快速的分化过程,因而导致了这三大支系之间系统发育关系模糊。本文结合单基因建树、多基因溯祖分析以及支系特有基因家族鉴定等分析,趋向于支持木兰类植物这一支系的形成,要稍早于单、真双子叶植物的分化这一假说。3.鹅掌楸属植物群体结构特征与演化轨迹根据鹅掌楸属不同种源的个体SNP数据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显示,鹅掌楸属可以明显划分为三个类群,即鹅掌楸的中国东部和西部种源,以及北美鹅掌楸种源。其中,鹅掌楸的中国东、西部种源之间可以明显区分开,而与鹅掌楸中国西部种源相比,北美鹅掌楸的种源更靠近鹅掌楸中国东部种源。结合两个已灭绝鹅掌楸物种的化石记录的叶型,推测鹅掌楸在中国大陆的东、西部种源间的分化,可能要早于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的洲际分化。群体遗传多样性检测显示,鹅掌楸中国西部种源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鹅掌楸中国东部种源次之,而北美鹅掌楸种源的遗传多样性较低。PSMC分析显示,鹅掌楸在第四纪冰川中古乡冰期与聂聂雄拉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发生过一次群体恢复事件,可能有利于鹅掌楸群体遗传多态性的恢复与保留。而相对而言,整个北美大陆一直处于第四纪冰川大面积冰川覆盖中,北美鹅掌楸在这期间一直保持着群体持续衰减趋势,直到倒数第二冰期到达瓶颈,这可能导致北美鹅掌楸种源群体丢失了大量的遗传多样性。4.北美鹅掌楸基因组为开展鹅掌楸属比较基因组研究,基于高深度的Pacbio测序,获得了北美鹅掌楸约1.74 Gb的基因组组装草图,ContigN50长2.26Mb。基于Hi-C数据,有2,064条Congtigs被锚定到了 19条北美鹅掌楸的拟染色体上,大小约为1.73 Gb。北美鹅掌楸基因组共编码40,057个蛋白编码基因。BUSCO评估显示,北美鹅掌楸基因组组装结果覆盖了 94.24%的保守植物的基因集。此外,基于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统一标准的重复序列注释,发现这两个姊妹种共享了近期的LTR爆发事件。最后,基于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基因组组装结果,鉴定了鹅掌楸中包括SNPs、插入和删除在内的变异位点集合,发现变异位点的分布模式均是以基因间区为主,内含子区次之,外显子区最少。5.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花色差异的遗传基础植物花器官结构和功能的演化,尤其是花色和花瓣的着色模式在种子植物的繁衍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学意义。鹅掌楸属两个种在花瓣着色模式上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分化。北美鹅掌楸花瓣近基部位置有一条橙黄色条带,而鹅掌楸花瓣呈通体浅墨绿色,没有这条橙黄色带。基于花瓣发育时间序列转录组以及两组比较转录组,在北美鹅掌楸花发育过程中,鉴定到了一个最终导向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的通路级联在花瓣色带处被特异转录激活。北美鹅掌楸和杂交鹅掌楸花瓣的类胡萝卜素靶向代谢组分析显示,γ-胡萝卜素是其最有可能的花瓣呈色色素。花瓣分区表型鉴定与转录组分析发现,北美鹅掌楸花瓣近基部色带区域的转录组信号通路在色素沉着之前就已建成,在后续的着色过程中,色带处的叶绿素生物合成则被特异性抑制,而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被特异性激活,使花瓣基部呈现橙色色带。胡萝卜素生物合成的两个限速酶（CRTISO和ε-LCY）在北美鹅掌楸花瓣基部色带着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鹅掌楸、北美鹅掌楸及杂交鹅掌楸LCY基因的鉴定和表达定量分析发现,北美鹅掌楸具有额外的ε-LCY拷贝,推测其可能发生了新功能化,具有将蕃茄红素或其它胡萝卜素催化形成γ-胡萝卜素的新功能。综上所述,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植物的全基因组序列的破译,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在基因组层面的遗传分化,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鹅掌楸属植物重要材性和园艺性状相关基因。同时,这两个鹅掌楸属植物基因组为该属植物的分子育种和遗传改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遗传资源,也为杂交鹅掌楸杂种优势的研究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西部冰期之划分与依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西部冰期之划分与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北方荒漠化形成发展的地质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绪言 |
| 1.1 开展北方荒漠化地质环境研究的意义 |
| 1.1.1 土地荒漠化是当前全球最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
| 1.1.2 我国是世界上受土地荒漠化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 |
| 1.1.3 北方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土地荒漠化分布区域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2.1 土地荒漠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 |
| 1.2.2 最近的研究进展与发展方向 |
| 1.2.3 存在问题 |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2、北方地区荒漠化地质成因分类 |
| 2.1 提出地质成因分类的依据 |
| 2.1.1 现代土地荒漠化是地质历史时期地质环境演化的继续 |
| 2.1.2 荒漠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主要地质营力 |
| 2.2 荒漠化地质成因类型 |
| 2.2.1 荒漠化成因类型分类概述 |
| 2.2.2 荒漠化地质成因分类的原则 |
| 2.2.3 荒漠化地质成因分类 |
| 2.3 主要荒漠化地质成因类型特征概述 |
| 2.3.1 风蚀荒漠化 |
| 2.3.2 水蚀荒漠化 |
| 2.3.3 土地盐渍化 |
| 2.4 荒漠化地质成因分类的地学意义 |
| 2.4.1 关于土地荒漠化的一些认识 |
| 2.4.2 荒漠化地质成因分类的地学意义 3、北方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现状和发展趋势概述 |
| 3.1 北方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 |
| 3.1.1 影响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主要因素 |
| 3.1.2 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 |
| 3.2 主要地质环境分区荒漠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
| 3.2.1 北方荒漠化现状概述 |
| 3.2.2 主要地质环境分区荒漠化现状概述 |
| 3.3 北方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的意义 4、北方第四纪晚期气候变化与土地沙漠化 |
| 4.1 概述 |
| 4.1.1 北方地区风成沙是沙漠与气候环境演化的重要记录 |
| 4.1.2 气候环境变化的代用指标选择 |
| 4.1.3 主要剖面特征 |
| 4.2 北方地区晚更新世以来气候环境变化特征 |
| 4.2.1 西部内陆干旱盆地地区 |
| 4.2.2 中部高原地区 |
| 4.2.3 东部地区 |
| 4.2.4 近150年来全球变化与近现代北方气候 |
| 4.3 气候变化特征对土地荒漠化的控制作用 |
| 4.3.1 西部地区 |
| 4.3.2 中部地区 |
| 4.3.3 北方东部地区 5、气候变化的周期性与土地沙漠化 |
| 4.1 全球气候变化的周期性研究现状 |
| 4.2 北方主要沙漠化过程与千年尺度气候变化的周期性 |
| 4.3 气候变化的小尺度周期性与土地沙漠化防治 6、构造地貌对中国北方荒漠化的控制 |
| 6.1 北方地区晚新生代以来构造运动与地貌格局 |
| 6.1.1 中国北方构造—地貌单元划分 |
| 6.2 构造地貌变化对气候环境的影响 |
| 6.2.1 新生代构造抬升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
| 6.2.2 青藏高原隆升对北方地区气候环境的影响 |
| 6.3 北方地区现代地貌对荒漠化的控制作用 |
| 6.3.1 风蚀荒漠化(沙漠化) |
| 6.3.2 水蚀荒漠化与土地盐渍化 |
| 6.4 基于构造地貌的典型区沙漠化土地地质成因分类研究 |
| 6.4.1 沙地内部就地起沙型沙漠化 |
| 6.4.2 河流谷地就地起沙型沙漠化 |
| 6.4.3 风化残积就地起沙型沙漠化 |
| 6.4.4 风沙侵入型土地沙漠化 |
| 6.4.5 不同地质成因类型土地沙漠化沙物质C—M图特征 7、地表沉积物对土地荒漠化的控制 |
| 7.1 北方地区沉积物成因类型 |
| 7.1.1 沉积物分类 |
| 7.1.2 沉积物成因类型的区域分布规律 |
| 7.2 沉积物成因类型对荒漠化的控制作用 |
| 7.2.1 残积物、坡积物和洪积物 |
| 7.2.2 冲积物和湖积物 |
| 7.2.3 风沙堆积和黄土堆积 |
| 7.2.4 其它类型沉积物 8、北方地区水环境对荒漠化的控制作用 |
| 8.1 西部内陆盆地 |
| 8.1.1 水环境系统划分与特征 |
| 8.1.2 主要内陆盆地水环境系统特征 |
| 8.1.3 主要内陆盆地水环境系统对土地荒漠化的控制作用 |
| 8.2 中部高原地区 |
| 8.2.1 水环境系统划分 |
| 8.2.2 主要高原水环境系统特征 |
| 8.2.3 主要高原水环境系统对土地荒漠化的控制作用 |
| 8.3 东部冲积平原 |
| 8.3.1 西辽河平原 |
| 8.3.2 松嫩平原 |
| 8.3.3 华北平原北部 9、湖泊变化对土地荒漠化的影响 |
| 9.1 新疆的湖泊变化与土地荒漠化 |
| 9.1.1 博斯腾湖 |
| 9.1.2 艾比湖 |
| 9.1.3 艾丁湖 |
| 9.1.4 玛纳斯湖 |
| 9.2 其他地区主要湖泊变化与土地荒漠化 |
| 9.2.1 青海湖 |
| 9.2.2 呼伦湖 |
| 9.2.3 乌梁素海 |
| 9.2.4 岱海 10、北方荒漠化地质成因模式 |
| 10.1 内陆干旱盆地型土地荒漠化地质成因模式 |
| 10.1.1 土地荒漠化的主要控制因素 |
| 10.1.2 荒漠化土地分布规律 |
| 10.1.3 内陆干旱盆地型土地荒漠化成因模式 |
| 10.2 中部高原型土地荒漠化地质成因模式 |
| 10.2.1、中部高原型土地荒漠化主要控制因素 |
| 10.2.2 荒漠化土地分布规律 |
| 10.2.3 中部高原型土地荒漠化成因模式 |
| 10.3 东部平原区土地荒漠化地质成因模式 |
| 10.3.1 东部平原型土地荒漠化主要控制因素 |
| 10.3.2 土地荒漠化区域分布规律 |
| 10.3.3 土地荒漠化成因模式 11、荒漠化防治对策建议 |
| 11.1 荒漠化防治历史回顾 |
| 11.1.1 国际上荒漠化防治的主要对策措施 |
| 11.1.2 我国荒漠化防治成就 |
| 11.1.3 荒漠化防治的主要教训 |
| 11.2 土地荒漠化防治原则 |
| 11.2.1 地质环境决定治理方案原则 |
| 11.2.2 生态自然恢复优先原则 |
| 11.2.3 资源有限与高效利用原则 |
| 11.2.4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
| 11.2.5 系统工程的原则 |
| 11.3 21世纪50年代前的地质条件变化预测 |
| 11.3.1 气候变化预测 |
| 11.3.2 地质条件变化预测 |
| 11.4 荒漠化防治对策建议 |
| 11.4.1 内陆干旱盆地山前绿洲带 |
| 11.4.2 中东部地区 |
| 11.4.3 黄土高原地区 |
| 11.4.4 青藏高原东北部 12、结语 |
| 12.1 主要结论 |
| 12.1.1 北方荒漠化地质环境研究意义重大 |
| 12.1.2 北方地区荒漠化发展不平衡 |
| 12.1.3 荒漠化地质成因分类研究意义重大 |
| 12.1.4 北方荒漠化地质环境分区 |
| 12.1.5 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对北方沙漠化影响重大 |
| 12.1.6 千年尺度的周期性气候变化对沙漠化具有控制作用 |
| 12.1.7 青藏高原隆升是北方地区荒漠化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 |
| 12.1.8 地貌是影响和控制荒漠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
| 12.1.9 水环境是控制荒漠化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 12.1.10 不同类型沉积物是决定荒漠化类型的主要因素 |
| 12.1.11 土地荒漠化的成因模式概要 |
| 12.2 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 照片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致谢 |
（2）中国东部（105°E以东）第四纪冰川研究回顾、进展及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研究回顾 |
| 1.1 李四光第四纪冰川学派的兴起与早期争议(1949年之前) |
| 1.2 中国东部中低山地泛冰川论争议的延续及拨乱反正(1949-1989年) |
| 1.3 中国东部中低山地泛冰川论波澜再起(1990年至今) |
| 2 冰川发育条件 |
| 3 山地冰川的地貌组合、 判别原则以及识别依据 |
| 3.1 山地冰川的地貌组合与判别原则高寒地区冰川塑造了复杂且多样的地表形态, |
| 3.2 山地冰川冰蚀地貌的识别依据 |
| 3.3 冰川沉积中冰碛石特征及识别依据 |
| 4 台湾山地、 长白山、 贺兰山与太白山第四纪冰川遗迹及其年代 |
| 4.1 台湾山地(雪山和南湖大山) |
| 4.2 长白山 |
| 4.3 贺兰山 |
| 4.4 太白山 |
| 5 讨论 |
| 5.1 中国东部及毗邻地区末次冰期的环境特征 |
| 5.2 中国东部末次冰期冰川演化及ELA下降值 |
| 5.3 庐山、 崂山与蒙山等山地的第四纪冰川问题 |
| 6 结论与展望 |
（4）东亚季风影响区末次冰期冰川作用的控制性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1引言 |
| 2研究区地理概况 |
| 3东亚季风控制下典型山地的冰进时序 |
| 3.1中国东部山地冰期 |
| 3.1.1贺兰山 |
| 3.1.2太白山 |
| 3.1.3长白山 |
| 3.1.4中国台湾山地 |
| 3.2朝鲜冰期 |
| 3.3俄罗斯远东冰期 |
| 3.4日本山地的冰期 |
| 3.4.1北海道 |
| 3.4.2本州阿尔卑斯山 |
| 4各个山地的冰川作用启动时间与冰川发育规模 |
| 5影响东亚季风区冰川发育的主要因素 |
| 5.1季风气候的控制 |
| 5.2构造运动的影响 |
| 5.3纬度位置的制约 |
| 5.4海陆位置的制约 |
| 6结论与讨论 |
（5）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的对比和厘定（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中国第四纪冰期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MIS) 对比 |
| 2.1 中国第四纪冰期与深海氧同位素曲线对比的背景 |
| 2.2 中国第四纪冰期与MIS阶段对比的深入 |
| 3 中国第四纪冰期与MIS曲线对比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传统冰期划分对中国第四纪冰期与MIS阶段对比的影响 |
| 3.2 冰期与深海氧同位素偶数阶段并没有合理的对应 |
| 3.3 冰期-间冰期旋回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的对应存在逻辑矛盾 |
| 4 冰川发育规模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反映的全球冰量之间的关系 |
| 5 结论与讨论 |
（7）中国第四纪冰川演化序列与MIS对比研究的新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2002年以来我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新进展 |
| 2.1 数值年代的增加与冰期划分的细化 |
| 2.1.1 末次冰期前各次冰川作用数值年代的增加 |
| 2.1.2 激增的MIS3中期冰进的地质学与年代学证据 |
| 2.2 第四纪冰川演化序列若干典型范例的建立 |
| 2.3 青藏高原构造隆升与冰川发育耦合关系的进一步确立 |
| 3 中国第四纪冰期与MIS比较的改进方案 |
| 3.1 近百年来的冰川变化 |
| 3.2 小冰期冰进 |
| 3.3 新冰期冰进 |
| 3.4 中早全新世冰川波动 |
| 3.5 YD冰进 |
| 3.6 近冰阶 |
| 3.7 末次冰期最盛期 |
| 3.8 MIS 3特殊时段 |
| 3.9 末次冰期早冰阶 (58~75 ka) |
| 3.1 0 末次间冰期 (MIS 5, 75~125 ka BP) |
| 3.1 1 以古乡冰期 (MIS 6) 为代表的倒数第二次冰期 |
| 3.1 2 中梁赣冰期 (MIS 12, 约420~480 ka) |
| 3.1 3 MIS 13~15大间冰期 (约480~620 ka) |
| 3.1 4 昆仑冰期 (MIS 16~18, 约620~780 ka) |
| 3.1 5 待定年的疑似最老冰期——希夏邦马冰期 |
| 4 讨论 |
| 4.1 MIS 3冰进探讨 |
| 4.2 末次间冰期冰川活动对中国末次冰期划分的潜在影响 |
| 4.3 青藏高原构造隆升对各个山系冰川发育差异的影响 |
| 5 结论与展望 |
（8）玛雅雪山第四纪冰川发育及其与气候和构造之间的耦合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第四纪冰川发育与构造抬升之间的关系 |
| 1.3 冰期系列的绝对年代学研究如火如荼 |
| 1.4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4.1 中国第四纪冰期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对比 |
| 1.4.2 目前中国第四纪冰期与 MIS 曲线对比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4.3 冰川发育规模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反映的全球冰量之间的关系 |
| 1.5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1.5.1 选题依据 |
| 1.5.2 选题意义 |
| 1.6 前人工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7 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8 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 |
| 1.9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案 |
| 2 研究区自然条件特征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区域水系 |
| 2.3 区域气候 |
| 2.4 区域植被与土壤 |
| 2.5 区域构造与岩性 |
| 3 玛雅雪山冰川地貌的分布特征 |
| 3.1 冰川侵蚀地貌 |
| 3.1.1 冰斗和冰坎 |
| 3.1.2 冰川谷（槽谷) |
| 3.2 冰川堆积地貌 |
| 3.3 相对地貌年代的初步确定 |
| 4 冰川沉积物分析 |
| 4.1 冰碛物化学元素分析 |
| 4.1.1 实验原理与方法 |
| 4.1.2 实验结果与常量元素分析 |
| 4.1.3 化学元素综合指标分析 |
| 4.1.4 化学元素的活动与迁移 |
| 4.2 冰碛物磁化率分析 |
| 4.2.1 概述 |
| 4.2.2 定义 |
| 4.2.3 过程和方法 |
| 4.2.4 实验结果 |
| 4.3 冰碛物粒度分析 |
| 4.3.1 粒度测试原理及方法 |
| 4.3.2 粒度组成 |
| 4.3.3 粒度参数和频率曲线 |
| 5 玛雅雪山冰期系列的初步确定 |
| 5.1 样品选择与采集 |
| 5.2 样品的制备 |
| 5.3 测量仪器和测试条件 |
| 5.4 实验结果 |
| 5.4.1 等效剂量的测定 |
| 5.4.2 样品环境剂量率的测定 |
| 5.4.3 测年结果 |
| 5.4.4 玛雅雪山的冰期系列 |
| 5.4.5 玛雅雪山冰期系列与邻近山地的对比 |
| 6 现代与古冰川平衡线的确定 |
| 6.1 现代平衡线的确定 |
| 6.2 计算方法的选择对计算现代平衡线的影响 |
| 6.2.1 降水量的选取对现代平衡线的影响 |
| 6.2.2 气温对现代平衡线的影响 |
| 6.3 气象站位置对现代平衡线的影响 |
| 6.4 气温垂直递减梯度 |
| 6.5 玛雅雪山现代平衡线 |
| 6.6 古平衡线高度的确定 |
| 7 玛雅雪山隆升与剥蚀速率的确定 |
| 7.1 隆升速率 |
| 7.1.1 径迹年龄-地形高差法 |
| 7.1.2 径迹年龄-海拔高程法 |
| 7.2 剥蚀速率 |
| 7.2.1 宇宙成因核素定义及形成机制 |
| 7.2.2 侵蚀速率为零时剥蚀速率的计算 |
| 7.2.3 侵蚀速率不为零情况下的暴露年代及侵蚀速率计算 |
| 7.2.4 玛雅雪山剥蚀速率 |
| 8 玛雅雪山第四纪冰川发育与气候和构造之间的耦合 |
| 8.1 逻辑假设 |
| 8.2 玛雅雪山冰川发育的气候与构造耦合 |
| 8.2.1 冰期时段的山体高度 |
| 8.2.2 冰期时的雪线高度 |
| 8.2.3 山体高度与雪线之间的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照片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9）大蹄蝠声信号的地理进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微进化与地理变化 |
| 1.2 动物声信号地理变化的普遍性及形成的原因与影响 |
| 1.3 回声定位信号与交流信号的地理变化——不同的进化过程？ |
| 1.4 回声定位蝙蝠是回声定位与交流信号进化比较研究的良好选择 |
| 1.5 蝙蝠声信号地理变化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及难点 |
| 1.6 论文研究目的与内容 |
| 第二章 大蹄蝠种群进化历史与遗传现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采样地点 |
| 2.1.2 DNA 扩增与测序 |
| 2.1.3 微卫星分型 |
| 2.1.4 遗传多样性分析 |
| 2.1.5 系统发育与种群遗传结构分析 |
| 2.1.6 种群统计学历史 |
| 2.1.7 基因流估算 |
| 2.2 结果 |
| 2.2.1 大蹄蝠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 |
| 2.2.2 存在 7 个分歧明显的进化支系 |
| 2.2.3 显著的种群遗传结构 |
| 2.2.4 较长的进化历史及多次种群扩张事件 |
| 2.2.5 区域间显著的基因流 |
| 2.3 讨论 |
| 2.3.1 更新世气候变化可能对大蹄蝠的种群进化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
| 2.3.2 种群遗传结构是外界环境与物种生态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
| 2.3.3 台风引起中国岛屿与大陆种群间的基因流？ |
| 2.3.4 中国大蹄蝠与多数同域蝙蝠具有类似的种群进化历史与遗传结构 |
| 第三章 大蹄蝠回声定位声波种群分歧的影响因素与进化驱动力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回声定位声波的录制 |
| 3.1.2 形态测量与分子采样 |
| 3.1.3 声音传播效率实验 |
| 3.1.4 气象数据收集 |
| 3.1.5 种群遗传结构及遗传分化分析 |
| 3.1.6 声波声学参数测量 |
| 3.1.7 声波地理变化分析 |
| 3.1.8 声波与影响因素地理变化的相关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回声定位声波峰频存在显著的种群分歧 |
| 3.2.2 体型及环境因子存在显著的地理变化 |
| 3.2.3 显著的种群遗传结构与遗传分化 |
| 3.2.4 回声定位声波的种群分歧与体型差异及地理距离相关 |
| 3.3 讨论 |
| 3.3.1 回声定位声波种群分歧是间接生态选择的产物 |
| 3.3.2 回声定位声波种群分歧也是文化漂变的结果 |
| 3.3.3 遗传漂变应该不是回声定位声波种群分歧的进化驱动力 |
| 3.3.4 回声定位声波种群分歧对物种生态适应及基因流的影响 |
| 第四章 大蹄蝠交流声波种群分歧的影响因素与进化驱动力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交流声波的录制 |
| 4.1.2 交流声波音节类型划分 |
| 4.1.3 主要交流声波音节地理变化分析 |
| 4.1.4 声波与影响因素地理变化的相关分析 |
| 4.2 结果 |
| 4.2.1 交流声波音节类型的多样性 |
| 4.2.2 交流声波音节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种群内部 |
| 4.2.3 少数声波类型间存在相似的地理变化模式 |
| 4.2.4 部分音节的地理变化与检测影响因素相关 |
| 4.3 讨论 |
| 4.3.1 交流声波音节的多样性及特征 |
| 4.3.2 生态选择对交流声波音节种群分歧的影响 |
| 4.3.3 遗传漂变和文化漂变在交流声波音节种群分歧中的作用 |
| 4.3.4 交流声波种群分歧程度小——基因流还是稳定选择的结果？ |
| 第五章 回声定位声波与交流声波的地理进化 |
| 5.1 方法 |
| 5.2 结果 |
| 5.2.1 回声定位声波与少数交流声波音节存在相似的地理变化 |
| 5.2.2 蝙蝠回声定位声波与交流声波地理变化的影响因素与进化驱动力 |
| 5.3 讨论 |
| 5.3.1 回声定位声波与少数交流声波相同的地理进化过程 |
| 5.3.2 大蹄蝠回声定位声波与交流声波种群分歧影响因素及进化驱动力的异同 |
| 5.3.3 大蹄蝠与其他蝙蝠声信号种群分歧的影响因素与进化驱动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 后记 |
（10）鹅掌楸属基因组演化及其花色变异遗传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木兰类植物及鹅掌楸属研究概况 |
| 1.1.1 木兰类植物内部系统发育关系 |
| 1.1.2 木兰类植物在被子植物中的系统发育位置 |
| 1.1.3 鹅掌楸属植物 |
| 1.1.3.1 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 |
| 1.1.3.2 鹅掌楸杂交育种 |
| 1.1.3.3 鹅掌楸属植物遗传学及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
| 1.2 基因组学及比较基因组学研究概况 |
| 1.2.1 测序技术发展 |
| 1.2.1.1 一代测序技术 |
| 1.2.1.2 二代测序技术 |
| 1.2.1.3 三代测序技术 |
| 1.2.1.4 其它新测序技术 |
| 1.2.2 基因组学 |
| 1.2.3 比较基因组学研究 |
| 1.2.4 植物比较基因组学研究 |
| 1.3 实验目的意义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实验目的与意义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鹅掌楸基因组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样品采集 |
| 2.1.2 建库测序 |
| 2.1.3 二代测序数据质控 |
| 2.1.4 基因组大小估计(K-mer法) |
| 2.1.5 基因组大小估计(流式细胞仪法) |
| 2.1.6 基因组组装 |
| 2.1.7 连锁群构建 |
| 2.1.8 基因组组装评估 |
| 2.1.9 重复序列注释 |
| 2.1.10 基因注释 |
| 2.1.11 全基因组复制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鹅掌楸基因组草图 |
| 2.2.2 鹅掌楸基因组演化 |
| 2.2.2.1 全基因组复制事件 |
| 2.2.2.2 重复序列 |
| 2.3 结论与讨论 |
| 第三章 以鹅掌楸为代表的木兰类植物系统发育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同源基因鉴定 |
| 3.1.2 系统发育信号检测 |
| 3.1.3 物种树重建 |
| 3.1.5 单、真双子叶特有基因家族鉴定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单基因树构建 |
| 3.2.2 基于溯祖分析的物种树构建 |
| 3.2.3 单、真双子叶特有基因家族 |
| 3.3 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鹅掌楸属植物重测序与群体演化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样品采集与测序 |
| 4.1.2 单核苷酸多态性检测 |
| 4.1.3 群体结构分析 |
| 4.1.4 核苷酸多样性与群体分化指数 |
| 4.1.5 群体历史动态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鹅掌楸属群体结构 |
| 4.2.2 鹅掌楸属群体多态性 |
| 4.2.3 鹅掌楸属群体历史动态 |
| 4.3 结论与讨论 |
| 第五章 北美鹅掌楸基因组及比较基因组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采样与测序 |
| 5.1.2 基因组组装 |
| 5.1.3 基因组注释 |
| 5.1.4 花色取样 |
| 5.1.5 非靶向代谢组分析 |
| 5.1.6 转录组分析 |
| 5.1.7 类胡萝卜素靶向代谢组分析 |
| 5.1.8 系统发育分析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北美鹅掌楸基因组草图 |
| 5.2.3 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比较基因组 |
| 5.2.4 北美鹅掌楸花瓣萜类代谢物的积累 |
| 5.2.5 北美鹅掌楸花瓣下部类胡萝卜素合成通路的转录激活 |
| 5.2.6 北美鹅掌楸花瓣色带形成的关键色素 |
| 5.2.7 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花瓣着色差异的遗传基础 |
| 5.3 结论与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四、中国西部冰期之划分与依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北方荒漠化形成发展的地质环境研究[D]. 李智佩. 西北大学, 2006(05)
- [2]中国东部（105°E以东）第四纪冰川研究回顾、进展及展望[J]. 赵井东,王杰,杨晓辉. 冰川冻土, 2019(01)
- [3]中国第四纪冰期历史、特征及成因探讨[J]. 崔之久,陈艺鑫,张威,周尚哲,周力平,张梅,李川川. 第四纪研究, 2011(05)
- [4]东亚季风影响区末次冰期冰川作用的控制性因素[J]. 张威,刘锐,刘亮. 地理科学进展, 2015(07)
- [5]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的对比和厘定[J]. 张威,刘蓓蓓,崔之久,李永化,董应巍,于治龙,李洋洋. 地理研究, 2013(04)
- [6]中国西部冰期之划分与依据[J]. 崔之久. 冰川冻土, 1979(02)
- [7]中国第四纪冰川演化序列与MIS对比研究的新进展[J]. 赵井东,施雅风,王杰. 地理学报, 2011(07)
- [8]玛雅雪山第四纪冰川发育及其与气候和构造之间的耦合关系[D]. 刘蓓蓓. 辽宁师范大学, 2014(02)
- [9]大蹄蝠声信号的地理进化[D]. 林爱青.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10]鹅掌楸属基因组演化及其花色变异遗传基础研究[D]. 郝兆东.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