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论文文献综述）
高天鼎[1]（2011）在《悼词研究 ——以《人民日报》发表的悼词为研究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悼词作为在追悼会上宣读的对去世者表示敬意与哀思的一种应用文体,它不仅对死者生平及其社会贡献做出总结和评述,并号召时人学习死者生前所彰显的时代精神。《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上面发表的悼词是对逝者一生权威的总体概括,是中央对逝者的盖棺论定,是对逝者功过是非的最高评价。研究《人民日报》发表的悼词,有助于了解党史人物,有助于了解一个时期的政治走势,还有助于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本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本文主体部分首先介绍了悼词的定义、分类、悼词与古代哀悼性文辞的异同点,并指出中共高层写悼词的源头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发表的3000余篇悼词的认真梳理,对悼词内容做了深入研究,并归纳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悼词的功能,包括悼念、记载及评价和表彰中共党史人物;记述中共党史、总结中共历史经验;资政育人三个功能,其中分为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人等六类来记载中共党史人物,通过对中共90年历史的总体概括和一些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在悼词中的记载来记述中共党史,从四个层面来揭示悼词资政育人功能。文章还从标题的演变和内容的演变两个方面分析了《人民日报》所发表悼词的演变过程,对悼词题目的演变从时间上进行了划分,对内容演变的分析分为称号、逝世的影响、结尾号召的演变三个部分。文章系统地对称号、逝世影响不同用语的适用对象进行了认真归纳分类,并对不同时期悼词结尾进行了梳理,得到了悼词结尾内容必须紧紧围绕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担负的任务等几点启示。文章最后一部分是对研究《人民日报》所发表悼词的一点思考。
周兵[2]（2008）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文中指出一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在十年"文革"期间被广泛宣传,曾写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还写入了四届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影响十分巨大。它在提出时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而历经十余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对它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它是"左倾"错误论点,应该"坚决纠正"。本文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共"九大"、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坐标,对其历史命运进行追踪和考察。
王鹏[3]（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认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高天鼎[4]（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认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杨正泉[5]（2009）在《特殊岁月里的幕后新闻》文中研究表明悲痛交集的治丧活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张泽强[6]（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2005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启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设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门显学。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否能够实现的重要方面，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至今热度依然不减。总的说来，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内部层级和作用、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多数都是从中共党史学科的视角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而完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自身出发、特别是从基本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进行阐释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故而笔者选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以领袖主体为研究视角，以政治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为主，以哲学、管理学、领导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学科中有关主体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为辅，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接续演进历史过程的宏观分析，和对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素质提升、结构优化和作用发挥等问题的微观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人物评价的一般标准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总体评价的标准，旨在达到从基本理论的层面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目的。除去引言和结语，本论文的正文分为3个部分，共6章。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二部分为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三部分为第六章。各章内容摘要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是从历史背景、现实条件、主要标志三个方面，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意在通过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基本条件的梳理和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陷入危局后的重塑问题，为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发展奠定逻辑上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现实条件的。它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危局、“四人帮”对中央最高权力觊觎已久并蠢蠢欲动、华国锋临危受命却仍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是在“四人帮”覆灭及其影响的消除、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及大批老干部的解放、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发生的；而以正式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真正实现了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塑。第二章主要是通过梳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续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这一历史过程所反映出的主要特点，意在从历史的角度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演进发展的宏观脉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要求老干部普遍树立“培养接班人”思想、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的组织机构、建立以“中央顾问委员会”为主要过渡形式的老干部退休制度为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演进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制度上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演进主要经历了从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从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么三段接续发展的过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历史演进反映出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伴随、与集体领导的制度设计相一致、与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相契合的主要特点。第三章主要是通过借用组织行为学、领导学中有关领导素质的相关理论，意在从领袖主体素质提升的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素质，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或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成员、核心人物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主体，为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挥自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的影响和作用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具有综合性、时代性、动态性等基本特点，它的高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理解马克思主义、判断中国具体国情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的二者结合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主要由思想政治素质、理论思维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身体和心理素质这四个方面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的提升主要通过读书学习、总结经验以及参加社会实践这三个途径来完成。第四章主要是通过借用组织行为学、领导学中有关领导结构的相关理论，意在从领袖主体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结构，就是指作为具体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各领导成员的排列组合方式，具有适应性、互补性和动态稳定性等基本特点，这种结构是否保持最佳状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会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在表现形式上主要分为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两种：显性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等，隐性结构主要包括核心结构、整体结构、整分合结构以及弹性结构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的优化可以从提拔年轻干部、搞好班子团结、合理安排分工这三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第五章主要是通过借用历史唯物主义中阶级、政党、领袖、群众四者关系理论，意在从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领航者、时代背景的判断者、思想路线的确立者；他们作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具有内在规定性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主要包括“认识”、“结合”、“创新”和“实践”四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发挥其自身作用时，还要注意正确处理好与人民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关系，他们对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大小有重要影响。第六章主要是通过对前五章的分析和阐述，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般标准，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整体性评价的基本标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有能动性标准、历史性标准、全面性标准这三个方面的标准；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整体性评价，可以从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领袖主体自身的要求这三个方面的标准进行基本的衡量。
邢恩源[7]（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李慧勇[8]（2010）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指出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陈敏[9]（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乔克[10]（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说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二、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论文提纲范文）
（1）悼词研究 ——以《人民日报》发表的悼词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 |
| （二） 有助于厘清一些历史事实 |
| （三） 有助于了解一个时期的政治走势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悼词的概念和分类 |
| 一、悼词的定义 |
| 二、悼词的分类 |
| （一） 记叙类悼词、议论类悼词和抒情类悼词 |
| （二） 官方悼词和民间悼词 |
| 三、悼词与传统哀悼文辞的比较 |
| （一） 共同点：慎终追远、寄托哀思 |
| （二） 不同点：现代悼词的三个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悼词的功能 |
| 一、悼念、记载及评价和表彰中共党史人物 |
| （一） 国家级领导人 |
| （二） 一些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亲属 |
| （三） 省部级官员 |
| （四） 社会知名人士 |
| （五） 劳动模范 |
| （六） 其他 |
| 二、记述中共党史，总结中共历史经验 |
| （一） 草岚子监狱里的斗争 |
| （二） 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核心的问题 |
| （三） 西路军问题 |
| （四） 李维汉是我国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者 |
| （五） 抓捕“四人帮”的决策者 |
| （六） “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历程 |
| （七）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
| （八）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
| 三、资政育人 |
| 第四章 悼词的演变 |
| 一、悼词题目的演变 |
| （一） 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 |
|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至20 世纪80 年代末 |
| （三）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
| 二、悼词用语的演变 |
| （一） 称号 |
| （二） 逝世影响用语 |
| （三） 悼词结尾用语 |
| 第五章 小结 |
| 一、悼词记述了一些重要史实，反映了中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重要评价 |
| 二、悼词对中共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加注重本质和主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与“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
| 二、中共“九大”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 三、华国锋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内涵的变化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
| 五、《决议》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终结 |
（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 本研究相关概念解析 |
| 三、 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 四、 研究框架及研究的重难点 |
| 五、 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历史背景 |
|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危局 |
| （二） “四人帮”对中央最高权力觊觎已久并蠢蠢欲动 |
| （三） 华国锋临危受命却仍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现实条件 |
| （一） “四人帮”的覆灭及其影响的消除 |
| （二）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及大批老干部的解放 |
| （三） 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主要标志 |
| （一） 正式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
| （二）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
| （三） 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历史演进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历史演进的序幕 |
| （一） “培养接班人”思想的形成 |
| （二） “中央书记处”机构的恢复 |
| （三） “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出台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
| （一） 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
| （二）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
| （三） 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历史演进的主要特点 |
| （一） 与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伴随 |
| （二） 与完善集体领导的制度设计相一致 |
| （三） 与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相契合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素质提升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的内涵特点及意义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的内涵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的特点 |
| （三） 领袖主体素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的基本构成 |
| （一） 政治素质 |
| （二） 理论素质 |
| （三） 文化素质 |
| （四） 身心素质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素质提升的路径 |
| （一） 通过读书学习促进领袖主体素质提升 |
| （二） 通过总结经验促进领袖主体素质提升 |
| （三） 通过参加实践促进领袖主体素质提升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结构优化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的内涵及特点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的内涵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的特点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的表现形式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显性结构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隐性结构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结构优化的途径 |
| （一） 通过提拔年轻干部促进领袖主体结构优化 |
| （二） 通过搞好班子团结促进领袖主体结构优化 |
| （三） 通过合理安排分工促进领袖主体结构优化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作用发挥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独特作用 |
| （一） 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 （二） 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 |
| （三） 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主要环节 |
| （一） “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前提 |
| （二）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关键 |
| （三）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标志 |
| （四）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归宿 |
|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作用发挥的基本要求 |
| （一） 正确处理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
| （二） 正确处理领袖人物与理论工作者的关系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评价标准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般标准 |
| （一） 能动性标准 |
| （二） 历史性标准 |
| （三） 全面性标准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基本评价标准 |
| （一） 对人民群众的态度 |
|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
| （三） 对领袖主体自身的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基本研究概况 |
| 二、相关研究内容综述 |
| 三、研究状况评析 |
| 第三节 选题的初步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和难点 |
| 一、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与限度 |
| 第二章 "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政治与行政体制运行及社会环境状况 |
| 一、国家政治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二、中央行政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三、"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中共十大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一、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与党政领导体制的恢复性调整 |
| 二、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与新政治格局的形成 |
| 三、新政治格局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 |
| 一、周恩来面临政治处境的变化 |
| 二、周恩来协调与各政治主体的关系 |
| 三、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的维护 |
| 第三章 重整过程中的政治较量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第一节 四届人大筹备过程中的力量角逐 |
| 一、四届人大的筹备 |
| 二、围绕"组阁"的较量 |
| 三、周恩来受命"组阁" |
| 第二节 四届人大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一、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设计与决策 |
| 二、四届人大与政治格局的变动 |
| 三、重整后中央行政体制的组织结构 |
| 第三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理论分析 |
| 一、宪法修改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行政学分析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面临的政治环境 |
| 第四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与再调整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及成效 |
| 一、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对各项工作的整顿 |
| 二、整顿的社会成效及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整顿中的良性政治效应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与政治格局的再变动 |
| 一、新政治格局中的较量 |
| 二、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 |
| 三、毛泽东与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 |
| 第五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终结"文革"的影响 |
| 一、对粉粹"四人帮"的影响 |
| 二、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启动改革的影响 |
| 一、周恩来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改革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评价毛泽东与重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影响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
| 第六章 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利弊得失分析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作用 |
| 一、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 |
| 二、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限制 |
| 第三节 启迪与反思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 |
| 二、周恩来行政管理思想和实践与对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
| 三、反思"文革"教训与对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资料要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转折的概述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初步成效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
| （一）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
| （二） 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讨 |
| （三） 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起点 |
| （一） 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二）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效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实践成果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成果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轨的偏离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历史考察 |
| （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偏离 |
| （二） “文化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偏离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具体表现 |
| （一） 理论探索的失误与偏离 |
| （二） 经济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 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四） 文化建设的失误与偏离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危害 |
|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 （二） 阻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的原因 |
| （一） 思想根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二） 体制根源：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
| （三） 组织根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 |
| （四） 社会历史根源：封建余毒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转折的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与障碍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障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起步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转折点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 |
| （一） 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思社会主义 |
| （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三）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 在文化建设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 |
| （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 |
| （二） 全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中的创新 |
| 一、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体现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依据 |
| 二、在转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 突破发展阶段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 突破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确立生产力标准 |
| （三） 突破发展动力的局限，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论 |
| （四） 突破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局限，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 |
| （五） 突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局限，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思想条件 |
| （一）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为转折实现提供思想动力 |
| （二）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转折实现提供认识基础 |
| （三） 澄清理论误区，为转折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政治条件 |
| （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转折实现指明方向 |
| （二） 推进民主政治，为转折实现提供政治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组织条件 |
| （一） 解放大批老干部，为转折实现准备坚实基础 |
| （二） 大胆提拔年富力强的干部，为转折实现注入新生力量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为转折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 人民群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力量 |
| （二）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重要力量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转折的特点 |
| （一） 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 |
| （二） 理论纠偏、继承和创新的融合发展 |
| （三） 健康力量与“左”的力量的激烈斗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基本经验 |
| （一） 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五） 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论文参考文献）
- [1]悼词研究 ——以《人民日报》发表的悼词为研究对象[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2]“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J]. 周兵. 现代哲学, 2008(02)
- [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4]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5]特殊岁月里的幕后新闻[J]. 杨正泉. 时代文学, 2009(04)
- [6]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研究[D]. 张泽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7]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8]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08)
-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10]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