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努力促进商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赵文霞[1]（2021）在《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形势及进一步开放创新的对策建议》文中提出近年来,天津外向型经济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进出口实现稳步增长、对外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新业态发展成效显着、双向投资合作成绩突出、多措并举开展针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以上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天津外向型经济的免疫力。但是,在进出口多样化程度、自主创新能力、招商引资绩效等方面仍有继续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在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持续、中美脱钩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建议天津加强对外向型企业支持,提高贸易伙伴多样化程度,推进数字经济模式转变,持续扩大市场开放,聚焦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提高外向型产业竞争力。
许菲[2]（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提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薛明月[4]（2021）在《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区域空间得以快速重构,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群的崛起成为空间重构的较高发展形式。而中国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促使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将迎来新一轮重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城市群作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其高质量发展成为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基于此,本课题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开展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研究,以期为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范式,为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提供科学依据。本课题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梳理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文献的基础上,以系统论、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城市群空间结构等理论为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为视角,以城镇体系中经典研究范式为切入点,总结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联系网络的演变规律,探析城市群空间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并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和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出适宜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全文围绕“高质量发展测度→空间结构识别→高质量发展与空间结构关系→优化对策”的研究思路,创新性地展开了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群空间结构关系的探索。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1）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和自然断裂点分类法测度与分析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格局。研究发现,2008—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波动上升趋势,珠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各维度时空演化格局存在异质性,城市群内部表现出不均衡不协调的格局,东部沿海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对优于内陆城市。（2）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在等级规模结构演变层面,分别采用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两个维度展开测度与分析。在人口规模方面,2008—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已形成4个超大城市、2个特大城市、33个大城市、31个中等城市、106个小城市的等级规模体系,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小城市数量众多,中等城市发育不足;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等级序列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断层,等级规模结构偏离金字塔式分布;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完备的金字塔式等级规模结构。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首位度中除珠三角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较为均衡外,其余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均存在失衡现象。东部沿海城市群中除山东半岛城市群趋于集中且呈双中心分布外,其余城市群均为分散且服从单中心分布结构。在经济规模层面,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中度等级差距较大,城市经济等级规模相对分散,经济首位城市垄断性较强;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海西城市群的经济集中度较为均衡,城市经济等级规模分布相对集中。在城市群职能结构方面,分别从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三个方面反映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职能结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制造业、建筑业、金融房地产业、机关团体服务业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基本职能,能源生产与采掘业、交通仓储邮电业、商业、社会服务业和科教文卫服务业为非基本职能,其中制造业成为东部沿海城市群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各城市群基本职能和非基本职能变化不大;城市群职能规模扩张趋势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各城市群内部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较强,城市职能规模持续扩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东部沿海各城市群的专业化部门较少,各部门的职能强度均不高,各城市群内部基本职能和非基本职能的专业化部门数量总体变化较大。从具体行业职能强度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能源生产与采掘业和交通邮电仓储业、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长三角城市群的建筑业和金融房地产业分别为东部沿海城市群中最强的行业;此外,商业和社会服务业主要布局在城市群的省会城市、直辖市等中心城市;科教文卫服务业和机关团体服务业的职能强度总体较弱。在联系网络方面,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低于各城市群内部网络密度,呈现“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海西城市群”的格局,城市群间联系网络差异逐渐缩小;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度数中心度值不断提升,高值区主要以城市群内省会城市、直辖市集中分布;东部沿海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强度呈现非均衡性空间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凝聚子群逐渐由4个二级层面子群、8个三级层面子群演变为4个二级层面子群、7个三级层面子群,各层级子群内部构成变化较大。（3）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得以相应提高。东部沿海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差距明显,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远高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而且差距不断拉大,但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研究时期内各城市经济集中度变动较为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城市群职能结构与高质量发展方面,2008和2018年制造业的灰色关联度一直居于首位,成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能源生产与采掘业的灰色关联度一直居于末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群联系网络与高质量发展方面,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对外联系强度与高质量发展在置信度为0.01水平上存在显着的高度相关关系,但二者的空间关联性却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性,总体呈现出高对外联系强度—高高质量发展、低对外联系强度—高高质量发展、低对外联系强度—低高质量发展、中等对外联系强度—中等高质量发展四种组合类型的空间关联关系。（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明晰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并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联系网络三个层面提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思路,在此基础上从六个层面提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对策。
杨昊楠[5]（2021）在《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文中提出广西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加快发展向海经济,既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也是落实中央赋予广西“三大定位”新使命和“五个扎实”新要求的具体实践,更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发展新格局、推动海洋强区建设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视角,依据开放型经济等理论,借鉴前人向海经济、开放型经济、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相关研究成果,首先界定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相关内涵,从海洋资源、海洋产业、开放程度、海洋科技、海洋生态、海洋文化等六个方面分析广西向海经济的发展现状。其次,结合广西向海经济相关文件,构建广西向海经济新动能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准则层权重,利用全局主成分法分析测度结果,并将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对广西向海经济新动能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广西向海经济新动能综合得分对向海经济综合得分的影响。最后提出广西向海经济新动能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研究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问题上更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价值。
窦海萍[6]（2021）在《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估研究 ——以成都、杭州、南京、西安、青岛、大连为例》文中认为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营商环境的建设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营商环境的评价与优化不断受到重视,与此同时,旅游经济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一种途径,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不断增强。随着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发现,地区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会对招商引资与企业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并最终对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就业结构等带来重要影响。旅游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良好营商环境作为支撑,良好营商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发展。由此看出,良好营商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促进营商环境的建设,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成都地区、杭州地区、西安地区、南京地区、青岛地区、大连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至2019年间隔时间尺度为研究时段,主要以协调发展理论、耦合协调理论和政府干预等理论作支撑,借助文献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对比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等方法,对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两大系统之间的动态发展规律开展实证研究;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构建企业生存环境舒适度、企业发展状态健康度、企业发展的潜在支持力、城市综合支撑力以及旅游经济基本情况在内的5个准则层、27个一级指标与48个二级指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估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模型、测度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的耦合协调模型开展实证分析。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各地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存在差距,通过实证分析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势和不足,便于为改善地区营商环境精准施策,可以释放市场活力、激发经济潜力以及提升企业创造力提供目标和方向。（2）各地的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是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成都与杭州的综合优势最明显,南京与西安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优势显着,青岛与大连作为北方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潜在区位优势还需不断挖掘;（3）各地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等级经历了低水平的失调向不断磨合的初级协调转变,不同时期的耦合类型也以同步型、营商环境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为主要表现形式。针对已有结论与存在的问题为促进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整合地区优势,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其次要加强地区的互助合作,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发展;最后要发挥政府引导推动协调发展,为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指导。文末结合评价及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顾典[7]（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杨茜[8]（2021）在《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境地区处于国家领土的最边缘部分,是地缘冲突的缓冲区,构筑了重要的国家安全防线。同时,边境地区紧邻他国,是国家间对外开放、联系交往最前沿的区域。西南边境地区从西至东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是我国联系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最前沿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对外合作倡议的加快推进,西南边境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边境城镇作为边境居民的重要聚居地,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繁荣稳定至关重要。西南边境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特征以及历史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缓慢。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革新,新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推动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健康发展,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本文首先对边境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边境地区等概念;其次,对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城乡协调发展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等理论的基本含义及其应用进行了解析;第三,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并采用熵值法结合专家赋值法测度2005-2018年西南边境地区11个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第四,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探究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第四,采用Arc GIS空间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软件中的因子探测探究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间演变特征:1)总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先增大后减小,然后又逐渐增大。2)分区域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广西边境地区两个区域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增大。3)从两区域内各州市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各州市之间、广西边境地区各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均逐渐缩小。4)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大于广西边境地区。（2）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1)总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高水平州市数量逐渐增加,低水平、较低水平州市数量逐渐减少,中等发展水平州市数量变化不大。2)从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来看,高水平区分布在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滇南中老边境的西双版纳州、滇东南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以及桂西南中越边境的崇左市、防城港市。低水平区分布在中缅边境段滇西北的怒江州以及中越边境段滇东南的文山州。3)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沿西北-东南方向发展。（3）从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关联类型演变来看:1)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不显着,整体上不存在空间集聚现象。2)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虽然整体空间差异性不显着,但局部集聚特征明显。研究期内,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H-H（高-高）、H-L（高-低）、L-H（低-高）集聚三种局域空间异质性集聚特征。（4）西南边境地区各个州市新型城镇化子系统时空演变特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州市如防城港市、红河州、德宏州、崇左市、西双版纳州等5个州市在主要子系统方面发展水平均较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州市如怒江州、文山州等在六个子系统方面均处于低发展水平。（5）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1)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2)市场经济发展为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基础动力;3)政府行政行为、国家政策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器;4)自然资源禀赋对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5)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提供后续动力;6)交通基础设施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6）提出了打造西南边境地区中心城镇,加强不同规模等级城镇间的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系统,加强城镇间、城乡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国家政策优势,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城镇发展战略,城镇间加强联系合作;加强沿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促进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策略。
闫晓燕[9]（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袁义才[10]（2020）在《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经验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深圳经济特区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起家,40年来形成了"深圳加工—深圳制造—深圳创造—深圳创新"的跨越式经济发展路径,经历了经济起飞、增创新优势、科学发展和全面创新4个阶段,并且各阶段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发展特征。深圳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更得益于科技创新和不断转变发展方式,可以从改革、开放、创新、产业、人才等方面总结经验和启示。
二、努力促进商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努力促进商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形势及进一步开放创新的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天津外向型经济运行总体现状 |
| （一）货物贸易平稳发展 |
| 1. 进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
| 2. 对外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
| 3. 对外贸易平台持续改善 |
| （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 1. 服务贸易增长迅速 |
| 2. 服务贸易新业态发展成效显着 |
| （三）双向投资合作成绩突出 |
| 1. 助力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发展 |
| 2. 多种形式扎实推进招商工作 |
| 3. 大力促进实体项目落地 |
| （四）增强外向型经济免疫力 |
| 1. 进出口扶持多措并举 |
| 2. 努力提高外向型经济免疫力 |
| 二、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一）对外贸易伙伴多样化程度有待提高 |
| （二）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
| （三）招商引资优势需要进一步突显 |
| 三、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及趋势研判 |
| （一）天津外向型经济现阶段背景分析 |
| 1. 中美脱钩风险上升 |
| 2.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
| （二）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趋势预测 |
| 1. 天津进出口贸易走势 |
| 2. 不同行业发展分化加剧 |
| 四、促进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建议 |
| （一）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外向型企业支持 |
| （二）加强区域协作交流，提高贸易伙伴多样化程度 |
| （三）推进数字经济模式转变，加快外向型产业转型 |
| （四）聚焦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提高外向型产业竞争力 |
| （五）持续扩大市场开放，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1.1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城市群空间重构 |
| 1.1.1.2 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新时代的现实选择 |
| 1.1.1.3 东部沿海城市群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 1.2.1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1.2.2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 |
| 1.2.3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 |
| 1.2.4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方法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市群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空间结构 |
| 2.1.4 城市群空间结构 |
| 2.1.5 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论 |
| 2.2.2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
| 2.2.3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
| 2.2.4 城市群空间结构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 |
| 3.1 研究范围及发展现状 |
| 3.1.1 研究范围界定 |
| 3.1.2 研究区域发展现状 |
| 3.2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2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3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 3.3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
| 3.3.1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序演变特征 |
| 3.3.2 东部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特征 |
| 第4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 |
| 4.1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 4.1.1 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测度方法 |
| 4.1.2 基于人口规模的东部沿海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 4.1.3 基于经济规模的东部沿海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分析 |
| 4.1.4 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分析 |
| 4.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演变分析 |
| 4.2.1 城市群职能结构测度方法 |
| 4.2.2 东部沿海城市群基本职能判定 |
| 4.2.3 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职能规模演变 |
| 4.2.4 东部沿海城市群专业化部门演变 |
| 4.2.5 东部沿海城市群城市职能强度的演变特征 |
| 4.2.6 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与高质量发展分析 |
| 4.3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演变分析 |
| 4.3.1 城市群联系网络测度方法 |
| 4.3.2 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网络特征 |
| 4.3.3 东部沿海城市群个体网络特征 |
| 4.3.4 东部沿海城市群关联线特征 |
| 4.3.5 东部沿海城市群凝聚子群演变特征 |
| 4.3.6 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与高质量发展关联分析 |
| 第5章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
| 5.1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
| 5.1.1 完善体系建设,促进创新发展 |
| 5.1.2 统筹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 |
| 5.1.3 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发展 |
| 5.1.4 坚持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
| 5.1.5 全面改善民生,助力共享发展 |
| 5.2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思路 |
| 5.2.1 东部沿海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优化思路 |
| 5.2.2 东部沿海城市群职能结构优化思路 |
| 5.2.3 东部沿海城市群联系网络优化思路 |
| 5.3 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
| 5.3.1 完善城市群等级规模体系,提升不同城市的功能效益 |
| 5.3.2 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强化城市群群内群际空间联系 |
| 5.3.3 明确城市职能定位,强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
| 5.3.4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
| 5.3.5 共建生态宜居城市群,推进绿色城市群建设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自评表 |
（5）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向海经济的研究综述 |
| 1.2.2 开放型经济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研究综述 |
| 1.2.4 相关文献述评小结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向海经济 |
| 2.1.2 经济发展新动能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开放型经济理论 |
| 2.2.2 区域经济理论 |
| 2.2.3 产业关联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 向海经济新动能的界定 |
| 3.2 广西向海经济的发展现状 |
| 3.2.1 海洋空间资源开发效率不高 |
| 3.2.2 海洋产业体系仍需完善 |
| 3.2.3 开放政策扶持亟待加强 |
| 3.2.4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不足 |
| 3.2.5 局部海域环境有待改善 |
| 3.2.6 海洋专业人才培育乏力 |
| 3.3 广西向海经济新动能评价指标构建 |
| 3.3.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3.2 测度指标的选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水平测度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变量说明 |
| 4.2 向海经济新动能指标的权重确定 |
| 4.2.1 层次分析法 |
| 4.2.2 层次分析法准则层一致性检验 |
| 4.2.3 层次分析法准则层权重的确定 |
| 4.3 广西向海经济新动能发展水平测度实证分析 |
| 4.3.1 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
| 4.3.2 全局主成分得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对策建议 |
| 5.1 发展向海经济科技创新动能 |
| 5.1.1 支持军民融合科研创新示范 |
| 5.1.2 大力培育涉海科技龙头企业 |
| 5.1.3 建设陆海联动创新合作中心 |
| 5.1.4 实施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平台 |
| 5.1.5 推动海洋高端人才资源集聚 |
| 5.2 推进向海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创新 |
| 5.2.1 着力打造绿色临海工业 |
| 5.2.2 优化提升海洋传统产业 |
| 5.2.3 重点培育海洋新兴产业 |
| 5.2.4 加快发展海洋现代服务业 |
| 5.3 加快海洋特色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
| 5.3.1 提质升级现代海洋渔业园区 |
| 5.3.2 积极建设海洋新兴产业园区 |
| 5.3.3 着力打造临港特色工业园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估研究 ——以成都、杭州、南京、西安、青岛、大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区概况 |
| 1.5.1 整体概况 |
| 1.5.2 研究区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 |
| 1.5.3 案例区旅游发展状况 |
| 2 基本概念和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营商环境 |
| 2.1.2 旅游经济 |
| 2.1.3 耦合协调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协调发展理论 |
| 2.2.2 竞争优势理论 |
| 2.2.3 政府干预理论 |
| 2.3 耦合作用机理 |
| 2.3.1 营商环境的发展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
| 2.3.2 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动营商环境发展 |
| 3 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 |
| 3.1 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
| 3.1.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 3.1.2 指标说明 |
| 3.1.3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
| 3.1.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2 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分析模型 |
| 3.2.1 两大系统发展水平评估方法 |
| 3.2.2 耦合分析模型 |
| 3.2.3 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 |
| 4 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评估 |
| 4.1 地区营商环境准则层发展水平分析 |
| 4.2 地区旅游经济准则层发展水平分析 |
| 4.3 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对比分析 |
| 5 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1 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 |
| 5.2 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的对比分析 |
| 5.3 协调发展的问题分析 |
| 6 促进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
| 6.1 整合地区优势,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
| 6.2 加强合作,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发展 |
| 6.3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协调发展 |
| 结论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8）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的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区域概况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2 边境地区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新型城镇化 |
| 3.1.3 边境地区 |
| 3.2 研究理论基础 |
| 3.2.1 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 |
| 3.2.2 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理论 |
| 3.2.4 地缘经济理论 |
| 第4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 4.3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 |
| 4.3.1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结果 |
| 4.4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计算 |
| 第5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进 |
| 5.1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时间演变 |
| 5.1.1 测度方法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格局 |
| 5.3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走向 |
| 5.4 空间关联格局演变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
| 5.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
| 5.5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发展演变分析 |
| 第6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 |
| 6.1 研究方法 |
| 6.2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 6.3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子分析 |
| 6.4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驱动机制 |
| 6.4.1 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根本动力 |
| 6.4.2 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
| 6.4.3 政府行政提供政策保障 |
| 6.4.4 自然资源禀赋是内源动力 |
| 6.4.5 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
| 6.4.6 交通基础设施是联结纽带 |
| 第7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选择 |
| 7.1 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总体策略 |
| 7.2 不同类型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
| 第8章 结语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10）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经验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深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
| (一)经济起飞阶段(1980～1992年),“深圳加工”创造“深圳速度” |
| (二)增创新优势阶段(1993～2002年),“深圳制造”推动“第二次创业” |
| (三)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深圳创造”建设“效益深圳” |
| (四)全面创新阶段(2013年至今),“深圳创新”打造“深圳质量” |
| 二 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发展的经验探讨 |
| (一)参照国际惯例，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
| 1.学习借鉴香港做法，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制度 |
| 2.扎实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 |
| (二)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经济体制 |
| (三)坚持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城市 |
| 1.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力度 |
| 2.不断增加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 |
| 3.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
| 4.大力开展“招校引智”,积极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
| (四)注重增强经济效益和竞争力，适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五)实施切实有效的人才政策，持续优化人才环境 |
| 1.大力改革人才制度，实施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 |
| 2.结合城市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人才引进目标和策略 |
| 3.大力度、高投入引进高端人才 |
四、努力促进商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形势及进一步开放创新的对策建议[J]. 赵文霞.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 2021(05)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D]. 薛明月.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D]. 杨昊楠. 北部湾大学, 2021(08)
- [6]地区营商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估研究 ——以成都、杭州、南京、西安、青岛、大连为例[D]. 窦海萍.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8]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D]. 杨茜.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9]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10]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经验探讨[J]. 袁义才.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 2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