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访苏见闻——苏联统计信息机构的设置（论文文献综述）
蔡露[1]（2020）在《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的翻译家 ——朱立人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翻译家的存在是隐而不显的,他们常常隐没在文本背后,转述、传达着原作的意旨,构架起中外舞蹈交流的桥梁。朱立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翻译家,他的舞蹈译文,译笔忠实、语言通达,在延长原作生命之余,一并丰富了中国本土的舞论学说。本文拟在中外舞蹈交流背景下,运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历史学、舞蹈学、翻译文化史、传播学等角度分析、考察朱立人的翻译实践和舞论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梳理他与中外舞蹈交流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结合近代文艺翻译的现代转型,回顾文艺翻译与舞蹈交流之间的历史渊源,继而引出中国专业舞蹈翻译的缘起。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之初,肩负着社会主义先进文艺建设的使命,而与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在舞蹈教学、编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成为北京舞蹈学校于当时学习和取鉴的主要对象。随着苏联专家陆续来华、中苏舞蹈交流日益频繁,舞蹈翻译人才为该校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第二章,根据朱立人不同时期的舞蹈翻译实践,探究中苏舞蹈交流是如何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冷暖而发生变化。朱立人的译舞生涯,共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选材侧重——他前期的舞蹈译文主要集中在舞蹈应用理论之上,后期则对舞蹈基础理论有所偏重,而他在不同时期的译本选择,既与微观的舞校发展需求相适应,也与宏观的时代、文化、社会背景相关联。第三章,通过分析朱立人的舞蹈译文,揭示其每个独立译文文本生成的显性和隐性机制。朱立人的舞蹈译文,从译本的选择、到原文意义的阐释,直至最后的输出,都是基于主客观多重因素的考量,其背后更有译者的应用指向。朱立人每篇舞蹈译文的生成,都是独一无二的,既体现着他个人的匠心独运,同时也深刻贴合着特定时代与舞蹈学科发展的需要。第四章,回顾朱立人一生的舞蹈治学成果,对他的舞蹈译文与着述,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在舞蹈翻译成果方面,他的舞蹈译文虽对中国舞蹈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因时代和历史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在选材范围和完整性方面略有不足。在舞蹈史论研究方面,由他编撰完成的《西方芭蕾史纲》一书,为中国学者积极探索西方舞蹈史论研究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朱立人一生译笔不辍,勤奋着书,无论是他前期对舞蹈应用理论的译介,还是后期对舞蹈基础理论的偏重,其最终目的,都是想要推动中苏-俄两国舞蹈文化间的交流。而他在不同时期的选材侧重,则既展现了他身为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中国舞蹈学科建设的孜孜以求,也反映出他作为舞蹈翻译家,毕生为中外舞蹈交流做出的不懈努力。
王静静[2]（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王贝贝[3]（2013）在《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及军事包围的敌对政策；国内，由于长期革命战争的影响导致了民生凋敝、经济衰败、人才匮乏等问题。面对西方国家的敌视，鉴于与苏联意识形态的相同，新中国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于是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地调整，实行了对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动了“向苏联学习”的宣传和号召，认为新中国惟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是，此时，新中国在面对百废待兴、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下，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苏联恰在此时给予新中国最及时热情地援助。其中为我国培养人才以缓解人才匮乏成为苏联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大规模地派遣知识分子奔赴苏联学习先进的科技及建设的经验。从1951年到1959年，新中国的留苏知识分子根据派遣的规模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由初步探索到迅速发展，再到调整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了国家选派留苏知识分子是依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做出适当调整的重要决策。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每年都向苏联派遣了多达几千名少则几百名的留苏知识分子，他们奔赴苏联的各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工厂等不同的地方。留苏知识分子没有辜负国家及人民的众望，在苏联期间，他们努力勤奋地学习，并快速地掌握了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归国之后，他们成为国家各条建设战线上的主力军，在政治、科学技术、教育和艺术等不同的领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知识分子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留苏知识分子具有构成的多样性、选拔的严格性、专业的狭隘性等鲜明的时代特点。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吸收了苏联优秀的科技文化成果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为中国以后留学制度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工作也存在着由于派遣国的单一，从而减少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交流、发展的机会；由于管理体制的缺陷，从而影响了我国对外教育交流事业的发展；由于专业的狭隘，从而影响了我国后来各学科的平衡发展。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能苛求其尽善尽美。尽管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存在着一些缺陷，但瑕不掩瑜，新中国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知识分子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中国乃至世界留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杨丽娟[4]（2013）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文中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发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声,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赴俄取经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他们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刊载于国内的相关报刊或出书,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期,中国也翻译了罗素、纪德、爱金生、秋田雨雀、斯诺等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上包括绪论、上编、下编三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通讯”、“游记”、“驻外记者”、“苏俄通讯”及发表通讯的媒介等；厘清了研究的对象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的国内外“苏俄通讯”。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苏俄通讯”“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研究状况；阐明了选题的原创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提出在系统地收集“苏俄通讯”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先从个案研究开始,再上升到对“苏俄通讯”的宏观研究,并采用整体研究、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研究等方法。上编共分十章,属于总论部分。第一章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着重梳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4个历史阶段中外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传播情况,并对重要的通讯文献、重点作者及重要的刊发媒体作了介绍。第二章“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阐述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轨迹,并对中国“苏俄通讯”的作者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的统计,可以看出作者对苏俄的关注度。同时分析了国内发表“苏俄通讯”的媒介的运作情况及出版环境的嬗变。第三章“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论述了“苏俄通讯”时代性、政治性、整体性与倾向性的内容特色,分析了“苏俄通讯”的写作特色：在语言上新闻叙事语言、资料介绍语言与形象语言互补；在选材上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在论述方式上讲故事、善评论、互文式写作并举。第四章“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阐述了“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生成,强调一个完整的“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由“主干”文本及附属文本构成。介绍了“苏俄通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的三类传播路径,论述了“苏俄通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作者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及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苏俄通讯”所遵循的相关传播规律。第五章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分析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条件,归纳了作者们“行走苏俄”的原因。分别选取了“边境”、莫斯科、“离俄”等节点,剖析了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在分析友俄与仇俄的态度基础上,介绍了陈启修、戈公振、斯诺等观察苏俄的方法。第六章“解读苏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大”、“富”、“新”、“文”等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苏俄新国家形象；说明了苏俄通过新宣传、新教育打造新人类；通过对莫斯科及红场等新空间的介绍,突出了苏俄政治空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时,带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的嵌入,强调苏俄力图塑造新话语的努力。第七章“解读苏俄”：日常社会生活探究。通过“街头”、“公园”、“剧院”、“单位”等框架,解读苏俄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社会生活,选取面包意象、红头巾意象作为苏俄民众生活的典型分析。论述了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突出集体生活,淡化私人家庭生活；突出革命生活,淡化宗教神圣生活；突出新式生活,淡化传统生活。第八章“解读苏俄”：另类镜像。分析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基本表现,剖析了媒介的阶级立场是负面宣传造成的主因,并介绍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一些手法。第九章“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及“苏俄通讯”与苏俄传统文化等3对重要议题的关系。第十章“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在分析中国学习吸纳苏俄经验的前提与基础上,从“苏俄通讯”角度解读苏俄经验“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等等,并阐述了苏俄经验“中国化”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分析苏俄经验“世界化”的历史前提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解读苏俄经验的“世界化”的理论内涵与普遍意义。下编共分十章,属于分论部分。第十一章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苏采访的新闻记者——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前的思想状况与成因,概述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大体轮廓与基本议题,评价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价值,对两人通讯也作详细的比较。第十二章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中国早期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张民权20世纪20年代赴苏俄访问背景及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并对二者通讯作了细致的比较。第十三章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的苏俄之行及“苏俄通讯”的基本内容,并对两人通讯作详细的比较。第十四章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1923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苏俄考察,论述了两位代表人物——蒋介石、沈玄庐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及苏俄之行后两人提出的“中国策略”,并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五章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着名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的苏俄之行,并在解读两人“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第十六章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在解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及林克多“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强调了两篇通讯观察视野及语言方式的差别。第十七章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两位新闻工作者——曹谷冰、戈公振的苏俄之行及两人的“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八章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丁文江、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九章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两位文豪郭沫若与茅盾赴苏俄访问的经过,论述了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特别强调,两者皆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第二十章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罗素《游俄之感想》、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介绍20世纪“10”至“40”年代的国外“苏俄通讯”基本内容与在中国传播情况。
黄广友[5]（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曼[6]（2006）在《徐铸成报纸编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铸成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记者、编辑、评论家、爱国报人,他先后在两家着名的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工作,并且受到张季鸾和胡政之的指点,经过30年的磨练,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优秀的报纸编辑和革命宣传家。徐铸成一生办报,特立独行,是一位奇异的政治独行者,他始终把以言论政,言论救国作为办报初衷,主张独立自主之精神,认为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而作为一家民营报纸,更要坚持独立之立场,以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为他们谋求福祉。徐铸成在版面设计方面,打破千篇一律的办报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并且别出心裁地提出“新闻烹调术”,从美学角度提出编辑报纸也应该讲究编辑艺术,使版面和谐统一。徐铸成在他20年的编辑生涯中,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理性之编辑原则,从不接受任何政治投资,也从不屈从人意、歪曲事实,而是全心全意地忠实于报纸编辑事业。徐铸成认为一个编辑对报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首先都要具备扎实的采访功底,而能否采访到独家新闻就成了评价一个记者或者编辑水平高低的标尺。在这个方面,徐铸成曾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敏锐采访到了大量的独家新闻,轰动报坛,成为记者学习的典范。徐铸成还指出编辑报纸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编辑报纸要创造文化品牌,使报纸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来影响读者。同时,他还要求报纸编辑人员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不仅要成为新闻专家,还要成为管理专家,尤其是对人才的管理,要做到知人善用。徐铸成的一生,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报纸编辑实践活动及其思想,是新闻工作者的宝贵财富,在我国新闻事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对现在的新闻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江道琪[7]（1990）在《访苏见闻——苏联统计信息机构的设置》文中研究表明在苏联,统计和计划是同等重要的工作。1987年,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原中央统计局升格为国家统计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统计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决策地位。1987年10月9日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工作和组织机构改革》的决议,委托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集中力量在统一的科
二、访苏见闻——苏联统计信息机构的设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访苏见闻——苏联统计信息机构的设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的翻译家 ——朱立人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关于朱立人“舞蹈翻译家”身份的界定 |
| 二、关于选择朱立人为研究对象的考量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朱立人研究现状 |
| (二)舞蹈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求取新声于异邦 |
| 第一节 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之初的筹备工作 |
| 第二节 中苏舞蹈交流与舞蹈翻译人才的引进 |
| 第二章 与舞相伴缔良缘 |
| 第一节 朱立人的生平与舞蹈翻译生涯 |
| 一、朱立人生平概览 |
| 二、朱立人舞蹈翻译的四个阶段 |
| (一)“准同声”时期(1955-1960) |
| (二)以“译”带“介”时期(1961-1965) |
| (三)“译”与“介”同步期(1966-1977) |
| (四)以“译”佐“着”时期(1978-2016) |
| 第二节 朱立人的舞蹈翻译着作 |
| 一、朱立人的舞蹈译着类型 |
| (一)应用理论 |
| (二)基础理论 |
| 二、舞蹈翻译的特殊性 |
| (一)异语文化之间的对接 |
| (二)身体语言向文本语言的转换 |
| 第三章 译舞助力促交流 |
| 第一节 朱立人的译文文本生成 |
| 一、译文文本生成的显性机制 |
| (一)译笔忠实,准确传神 |
| (二)语言通达,明白晓畅 |
| (三)观点凝练,一语中的 |
| 二、译文文本生成的隐性机制 |
| (一)翻译主体的选择 |
| (二)社会思潮的影响 |
| (三)学科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翻译主体与舞蹈文化交流 |
| 一、架中外舞蹈交流之桥梁 |
| 二、补西方舞史研究之短板 |
| 三、融中外舞学精义于一炉 |
| 第四章 着舞立说传佳话 |
| 第一节 朱立人舞蹈翻译成果评价 |
| 第二节 朱立人舞蹈史论研究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朱立人舞论着述整理 |
| 附录2:口述史资料整理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鲁迅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
| 二、“十七年”时期的鲁迅研究 |
| 三、历史的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方向的最初选择 |
| 第一节 鲁迅之死 |
|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 第三节 赵树理的方向与质疑 |
| 第二章 鲁迅作品规范的建立 |
| 第一节 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鲁迅作品 |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再版 |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阿Q形象的转变 |
| 第三章 左翼分裂与鲁迅的工具化 |
|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小品文的新危机” |
| 第三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 |
| 第四节 批判周扬 |
| 第四章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方向的确立 |
| 第一节 后期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要求与表态: 《纪要》的修改及影响 |
|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及新文化先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20 世纪 50 年代留苏知识分子产生的背景 |
| 1.1 建国初期外交政策的调整 |
| 1.1.1 国际形势的复杂 |
| 1.1.2 国家利益的需要 |
| 1.1.3 意识形态的相同 |
| 1.2 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的推动 |
| 1.2.1 党的领导人的号召 |
| 1.2.2 对苏联经验的借鉴 |
| 1.3 建国初期人才资源的稀缺 |
| 1.3.1 建国初期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
| 1.3.2 建国初期人才资源稀缺的原因及表现 |
| 第二章 20 世纪 50 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工作开展的概况 |
| 2.1 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初步探索期（1951 年—1953 年） |
| 2.2 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发展期（1954 年—1956 年） |
| 2.3 留苏知识分子工作的调整期（1956 年—1959 年） |
| 附表 |
| 第三章 20 世纪 50 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的贡献 |
| 3.1 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在政治上的贡献 |
| 3.2 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在军事上的贡献 |
| 3.3 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在科技上的贡献 |
| 3.4 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在农业上的贡献 |
| 3.5 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在教育上的贡献 |
| 3.6 留苏知识分子归国后在艺术上的贡献 |
| 第四章 20 世纪 50 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开展的特点及评价 |
| 4.1 20 世纪 50 年代留苏知识分子开展的特点 |
| 4.1.1 留苏知识分子选拔的严格性 |
| 4.1.2 留苏知识分子构成的多样性 |
| 4.1.3 留苏知识分子的专业狭隘性 |
| 4.1.4 对留苏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关爱 |
| 4.2 历史评价 |
| 4.2.1 积极作用 |
| 4.2.2 历史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二、“苏俄通讯”研究的对象 |
| 三、“苏俄通讯”的研究状况 |
| 四、“苏俄通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五、“苏俄通讯”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一、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二、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第二章 “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 |
| 一、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 |
| 二、“苏俄通讯”作者的“类型”分析 |
| 三、“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分析 |
| 四、国内“苏俄通讯”发表媒介分析 |
| 第三章 “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 |
| 一、内容特色 时代性、政治性、关联性与倾向性 |
| 二、写作特色 语言、视角与选材 |
| 第四章 “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 |
| 一、“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的生成 |
| 二、“苏俄通讯”传播路径分析 |
| 三、“苏俄通讯”传播效果分析 |
| 四、“苏俄通讯”传播规律分析 |
| 第五章 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 |
| 一、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 |
| 二、“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原因 |
| 三、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节点分析 |
| 四、“行走苏俄”的方法论 |
| 第六章 “解读苏俄” 别求新声于异邦 |
| 一、新国家 |
| 二、新人类 |
| 三、新空间 |
| 四、新话语 |
| 第七章 “解读苏俄” 日常社会生活探究 |
| 一、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分析 |
| 二、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典型分析 |
| 三、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 |
| 第八章 “解读苏俄” 另类镜像 |
| 一、“苏俄通讯”另类镜像之一：负面宣传 |
| 二、“苏俄通讯”另类镜像之二：中性介绍 |
| 第九章 “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 |
| 一、“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
| 二、“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 |
| 三、“苏俄通讯”与苏俄的传统文化 |
| 第十章 “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 |
| 一、“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 |
| 二、“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世界化” |
| 第十一章 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 |
| 一、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成因 |
| 二、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概述 |
| 三、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议题 |
| 四、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评价 |
| 五、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二章 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 |
| 一、抱朴、张民权的苏俄之行 |
| 二、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三、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三章 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 |
| 一、陈独秀苏俄之行与《苏俄六周》 |
| 二、李大钊苏俄之行与《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
| 三、陈独秀、李大钊的“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四章 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 |
| 一、蒋介石、沈玄庐的游俄报告 |
| 二、蒋介石、沈玄庐的“中国策略” |
| 三、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五章 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 |
| 一、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分析 |
| 二、胡适《一个态度》和《新自由主义》分析 |
| 三、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六章 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 |
| 一、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分析 |
| 二、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分析 |
| 三、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七章 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 |
| 一、曹谷冰《苏俄视察记》分析 |
| 二、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分析 |
| 三、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八章 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 |
| 一、丁文江的苏俄之行与《苏俄旅行记》 |
| 二、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欧游随笔》 |
| 三、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九章 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 |
| 一、郭沫若的苏俄之行与《苏联纪行》 |
| 二、茅盾的苏俄之行与《苏联见闻录》 |
| 三、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 |
| 第二十章 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 |
| 一、“1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为例 |
| 二、“2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罗素《游俄之感想》为例 |
| 三、“3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为例 |
| 四、“4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片目录及出处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徐铸成报纸编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1章 徐铸成的生平及其报纸编辑活动 |
| 1.1 初为记者 |
| 1.2 主持笔政 |
| 1.3 民主报人 |
| 第2章 编辑报纸之社会职责——以言论政,言论救国 |
| 2.1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罪行 |
| 2.2 怒斥汉奸走狗之可耻行径 |
| 2.3 激扬上海青年之爱国热情 |
| 2.4 抨击国民党政府之倒行逆施 |
| 2.5 分析国内外之战争局势 |
| 第3章 编辑报纸之基本原则——客观公正,睿智理性 |
| 3.1 掌握主动权,不受外界支配 |
| 3.2 尊重新闻事实,不屈从于人意 |
| 3.3 保持态度中正,力求不偏不倚 |
| 3.4 严遵报业天职,忠于新闻事业 |
| 第4章 编辑报纸之永恒精神——独立自主,不卑不亢 |
| 4.1 经济自存是独立自主之前提 |
| 4.2 敢说敢言是独立自主之关键 |
| 4.3 不畏强暴是独立自主之保证 |
| 第5章 编辑报纸之成功诀窍——抓住独家新闻,扩大报纸影响 |
| 5.1 未雨绸缪,抢夺时间差 |
| 5.2 灵活采访,密切合作 |
| 5.3 广交朋友,消息灵通 |
| 第6章 编辑报纸之编排技巧——讲究编辑艺术,力争和谐统一 |
| 6.1 掂分量,挤水分,把好审稿关 |
| 6.2 明、短、藏、奇,写好新闻标题 |
| 6.3 理解版面内容,做好版面设计 |
| 第7章 徐铸成报纸编辑思想之现实意义 |
| 7.1 坚持与时俱进,为大众服务 |
| 7.2 进行新闻监督,为大众代言 |
| 7.3 创造品牌文化,为大众导航 |
| 7.4 增强职业观念,重视素质修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访苏见闻——苏联统计信息机构的设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外舞蹈交流史上的翻译家 ——朱立人的个案研究[D]. 蔡露.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0)
- [2]“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3]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问题研究[D]. 王贝贝. 河南师范大学, 2013(S2)
- [4]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D]. 杨丽娟. 扬州大学, 2013(04)
- [5]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6]徐铸成报纸编辑思想研究[D]. 和曼. 河北大学, 2006(09)
- [7]访苏见闻——苏联统计信息机构的设置[J]. 江道琪. 中国统计, 19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