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西宁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徐杰舜[1]（2019）在《中国人类学40年的路和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类学从1978年开始酝酿重建,经过40年的历程,乘20世纪末期欣欣向荣的东风,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开拓发展的时期,展现出三幅文化图像,即跨越图像: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举办;接轨图像: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大家庭;园地图像: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自然界有云聚云散,学术界也有"云聚云散"。在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必将占有重要地位。当下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把中国人类学做强做大?如何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而发挥作用?如何为促进中国梦的实现而发出光和热?历史赋予中国人类学的使命不会因为你是"二级学科"而免去,反而会在弥漫着惑与不惑的感知交替中,走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
色音[2]（2019）在《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1980年10月25日,在贵阳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宣告成立。1984年10月,改为中国民族学学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民族学界拨乱反正、学科重建、人才培养、学术体系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来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学术活动日益增多,学术年会的主题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时代主题和民族学如何进步等学科建设的前沿议题。2018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代表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和学界同仁为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族学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要继往开来,把民族学学科的繁荣发展推进到新时代,发表和出版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以助力中国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
崔明[3]（2016）在《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1我国的西北民族走廊汇聚了藏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处于走廊腹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体。从元代开始唐姓、汪姓、张姓、马姓、赵姓等移民逐渐进入当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与建构。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国时期,一部分唐汪人从汉族移民转变为穆斯林群体,唐汪人中开始出现族群文化差异。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政策使唐汪人内部各群体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为一个由汉族、回族、东乡族组成的多民族群体。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唐汪人开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体建构和地方事务的多民族共建。伴随着族群身份的变异,唐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群体形态。从汉族家族结构角度看,唐汪人处于“分而未离”的状态。唐汪的穆斯林“宗亲”是在历史变故、政策落实、宗教传播、族际通婚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家伍”。从回族、东乡族族属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体,处于从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过渡阶段”。在唐汪以外的东乡族眼中,唐汪东乡族是本民族内部具有自身特点的那种“人”。他们不会东乡语,有着“与众不同”的祖源记忆,资源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与自己大相近庭。这些状态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方面的两难选择。唐汪人内部各族群间不得不频繁地“越界交融”,出现“重家族,轻民族”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复合型”族群认同及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使唐汪人在生活实践与身份定性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双重困境。其实,唐汪人处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边界地带,其族群分化现象体现了多元文化空间中群体归属的多样化选择。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认同构建与外部边界划定,较少关注类似唐汪人这样的族群身份“越界”现象,这就形成了传统理论研究的中间地带。面对唐汪人内部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频繁的越界行为,我们如何清晰界定各个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学人类学应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族群?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释其群体状况的正当性及解释话语的创制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构的的“历史”原点。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历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时间的“历史现场”观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间、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内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具有情感联系、身份识别、认同建构、关系调节等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为了族群重构作用下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有时成为促进族群融合的“黏合剂”,有时又成为阻碍族群融合的“分离剂”。唐汪人通过操作祖源记忆与交往记忆等多种集体记忆来应对各种身份问题。祖源记忆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成为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交往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时的公共文化资源,创伤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也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唐汪人通过家谱、仪式、建筑、传说等记忆表征体现着族群分化与文化冲突的社会本相。他们通过模仿、改造、神圣化、结构化忘记等书写技术探索着对族群变迁的合理解释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结构隐喻各个族群间竞争与共享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自身历史出发的“移民心性”也成为历史再造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饱含了解释复杂认同和骑墙身份的民间智慧。这种民族历史地方写本启示我们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模式,反思文化与地理的时空边界视角对中心史观的转换意义。通过分析唐汪人元明两代的移民记忆,清季民国的变迁记忆,建国后家族、宗教、教育的发展事件和记忆资本化的实践,我们看到,唐汪人的身份变迁反映着以东乡族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转变的宏大叙事。从发展史角度看,东乡族就是由唐汪人这样的不同群体不断融入和重构后产生的民族。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样经历了更具政治意义的重构过程。他们都面对着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此时,历史记忆成为了民族认同建构的解释性工具,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参考。记忆的历史心性也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元认同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
金昱彤[4]（2014）在《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土族盘绣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多样性与单一性冲突,使各民族文化得以存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个民族理所当然的象征符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突出地体现了文化变迁的逻辑,各民族世世代代所操演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生活的深层积淀,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和历史记忆,同时也是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境况就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特别是晚近以来,各个民族的代表性文化通过媒体传播、竞赛演出、旅游产业等,发生了最为激烈的变迁,文化变迁已经远远超出民族、民俗研究的视线,被裹挟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之中,本研究采取国家、市场、社会的等多维角度对民族文化变迁现象进行研究,力图超越就文化论文化的单一视角,引入时空、制度、权力、社会性别等议题,集中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国家的视角关注于在政府主导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是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文化拥有者本身并不熟悉的知识体系,尽管土族盘绣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有助于其保护传承,但本地乡村社区并不熟悉这种陌生的话语体系。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将地方文化提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地方文化向国民文化的凝聚力,地方则在国家文化的锦标赛体制中凸显地方性文化特色,将其扩展到更大的公共领域。地方民族文化转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基层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盘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中,国家并非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性概念,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政府各业务部门和自治组织的多种逻辑,共同参与到对国家制度的落实、分解和灵活执行,使得文化在国家内部也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谱系。最初发现土族盘绣的价值,实际上是市场的力量。本研究以时间为基本线索,调查由早期日本游客参观后引发的村庄农家乐,以及后期不断升温的旅游风情园和土族园等大型旅游产业力量的介入,使得盘绣逐渐成为一种土族象征的展演标示,成为一种文化和旅游商品。市场中的风情园、盘绣公司、零售商贩、传承人、刺绣艺人,日常生活中的男性与女性、穷人与富人、居民与村民都在文化变迁中表现为不同的行动者,这些形形色色的行动者展现出的不再是一副静态的民俗地图,而是被市场驱使的现代景观。地方社会对市场并非单向度的被动反应,而是积极的调适和介入,借助市场中的网络日益走出传统封闭的社会体系,日益融入到更广的社会体系中。社会的视角侧重从土族地方社会自身的角度出发,分析传统语境中作为土族女性成人礼的盘绣嫁妆在土族社区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以及后期市场、旅游、政府非遗政策等介入以后盘绣的变迁。分析了盘绣在社会变迁中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城乡、阶层与族群认同问题。变化的并非盘绣实体本身,而是因为影响盘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变化,使得人们对盘绣地认识和价值判断发生巨大变化。由盘绣折射出的地方民族文化变迁,展现的是西北乡村民族地区社会体系开放性不断扩展,与现代社会不断互动调适的过程。通过土族盘绣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我们发现从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维出发,民俗文化受到国家非遗政策、旅游与市场、民间社会变迁的多重影响,社会转型期民族文化变迁的深层逻辑是其日益转变为一种公共文化。基于民族文化公共转向面临的冲突与挑战,研究进一步讨论了文化自觉理论在分析民族文化变迁的可能延伸空间,并对当代中国国家主导的文化保护政策进行了初步地思考与探讨。尽管本研究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中对国家、市场、社会进行了进一步地分解,但是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本研究中如何体现三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变迁的影响,在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提升,是本研究面临的挑战。
车守同[5]（2013）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文中研究指明1944年1月成立的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中国抗战时期所成立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博物馆。成立的背景，与抗故时期「西北开发政策」、「（1942年）国军派驻河西走廊」、「（1942年）中央政府收复对新疆省行政权」，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为了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封锁，地处偏远的敦煌，交通运输获得大幅改善。加上菁英人才的参与、兰州市政的建设，以及于全国最重要的国营事业玉门油矿凿井出油，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都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当时在河西走廊与莫高窟从事公务访查及学术工作的人员虽然不多，但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晌，并且在1949年以后，分居海峡两岸，相关的史料也分布在两岸。本论文系以分布海峡两岸的史料，包括公文、信函、日记，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代背景，作一时间的比对与全面性的讨论。
周光大[6]（2012）在《发展现代民族学 促进民族学学科的改革与建设》文中指出教育部要求全国申报新建立一级民族学学科博士点,即大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学科博士点;西南民族大学于2011年建立了一级民族学博士点;我校自1961年以来,民族学学科建设注重朝这个方向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现代民族学》一书出版是重要的标志。发展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是中国和世界民族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应抓住这一特点,发挥这一优势,争取顺利通过民族学博士点验收,进一步把我校民族学学科建设成一流的学科。
张明[7]（2012）在《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景观理论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理景观象征意义的探索和发掘。地理景观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和综合景象，反映了社会信仰体系和当地文化的运转过程。影像景观是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映照和呈现，其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屏幕塑造的一种景观。和地理景观一样，影像景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纪录片是通过参与观察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地“深描”和理性记录，在真实美学原则的导引下，多面向地展示和呈现影像表现主体及其内在涵义的一种记录文本。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可分为文化类、社会类、自然类和宗教类四种。本文依据笔者对藏区跨地域人文地理景观的田野调查，结合对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将之放置在社会变迁和景观空间演变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并通过对游牧生活、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勾勒出雪域藏族独特而富有丰富内涵的景观轮廓，以及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等。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文化复兴后的藏传寺院依然随着季节的轮转进行着恒久的仪式，“吃糌粑的人”面对流转的岁月又是如何保持着他们珍视的传统和信仰。藏地人类学影像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纪录片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论文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影像技术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和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重要性。数码影像技术的当代发展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平台，民族志影像化传播对记录和延续史诗“格萨尔”口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展示也为我们留存了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忆。弗拉哈迪、让·鲁什等纪录片大师为“纪录田野”树立了“分享人类学”的典范，除了时间要素之外，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缮自我”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模式，才能真正了解、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针对“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这一实际情形，与国内人类学界提出的“用中文重新写文化”相呼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影像重新写文化”的观点。最后，本文在人类学视野和文化景观理论的支撑下，对藏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影像景观的形塑既有大传统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锻造的作用，也是民间社会小传统力量互动营造的结果。
梁俊海[8]（2011）在《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人力资源建设问题探索》文中认为文化的繁荣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进步,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当今世界,文化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做出了全面部署,使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起了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重任。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人力资源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核心就是文化人才问题。本文从以上认识出发,运用民族学、管理学、人才学的相关理论,借助在文化部机关及下属单位多年的工作与考查,通过历史研究、实地调查等方法,比照目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对人力资源所提出的新要求,结合民族学在文化建设领域中的应用,就对文化人力资源建设（主要围绕文化人才的建设）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提出自己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人力资源建设的部分构想。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包括选题的理由与意义、国内相关研究动态综述、论文涉及的理论与方法三个部分。第二章中央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本章简要介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时代背景及其实现的意义。第三章人力资源建设对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人力资源对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是顺利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保证。第四章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人力资源的新要求。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源有着不同的要求,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文化从业者掌握一定的文化理论,了解各民族的文化资源,成为有创意、懂文化、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第五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分四阶段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化队伍人才建设历程,梳理新中国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成就,并简要总结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与不足。第六章我国文化人力资源状况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差距。本文认为,当前文化人力资源状况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差距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文化人才储备不足,存在创意人才、研究人才缺乏,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流失,人才培养与人才管理机制欠缺等问题;二是文化人才素质不高,普遍存在文化视野狭窄,对文化资源观念淡薄；三是就文化人才资源开发对民族文化的忽视与民族地区文化人才两方面谈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特殊性。第七章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根据文化人力资源开发对创新的新要求,从文化人才培养主体、文化人才培养内容、文化人才开发的保障机制,谈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同时强调,实现文化这一伟大目标,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第八章结论。从民族学的应用角度,阐明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民族学,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资源价值观,必须着眼于大文化、全民族的文化人力资源建设,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创新文化人才培养主体、培养内容、人才开发的保障机制。
刘江荣[9]（2011）在《东乡族经济史研究》文中认为东乡族既古又新。东乡族土着先民河湟东乡羌人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开始用劳动书写经济史,所以古；东乡族主体经济生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识别的历史情境之中,所以新。与生活在牧业生计资源充足的草原腹地的游牧民族不同,也与生活在农业生计资源充裕的中原及江南腹地的农耕民族相异,东乡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河湟地区农牧生计资源边界。在自然生态环境持续干漠化和人口集聚密度日趋超出自然生态环境承载阈限的前提下,如何驾驭不断变化的农牧生计资源边界,在变动中寻求自身的存续发展之道,是东乡族及其先民每天都要面对的经济问题。河湟东乡地区在历史长河中曾是政治边疆、军事边地、经济边区和文化边缘,军事屯田制长期主导其农业发展。东乡族土着先民后裔与非土着先民在蒙元以降完成从血缘、地缘、业缘、社缘到教缘的全面融合,从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其主要标志是撒尔塔民族自识与认同的确立,即典范文本中东乡族的诞生。由明而清,小农经济成为东乡族经济的主要特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独特创造——门宦制度开始作用于东乡族经济,进而以更加自洽于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门宦意识不断强化着撒尔塔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记忆。典范文本中的东乡族自元末明初时起成为土流合治下和其他弟兄民族共同开发河湟地区的劳动主体、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东乡回”是继“撒尔塔”民族自称之后,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统治阶级对现今东乡族的惯用指称。东乡回主体经济因官僚资本垄断而集千年经济矛盾于一点,引触了既有经济主要矛盾的总爆发,从而推动了东乡地区经济社会和东乡回主体经济的历史性巨变。由古达今,山地畜牧业、工商业和手工业均以辅助生业身份扮演着反哺农业这一主要生业的经济角色,这些辅助生业经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不断改造,集结于家庭这一生产基本单位之中,共同维系着传统农牧业生产。时至今日,自给性经济结构导致货币性收入低这一矛盾生成东乡族贫困生态,严重制约着东乡族主体经济的现代化和东乡族劳动者脱贫致富的进程。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而且是民族经济学与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必要一环。就现实言,摆脱贫困是东乡族及其先民的千年梦想。因此,研究东乡族经济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东乡族族源问题,从而将东乡族先民区分为土着与非土着两大类别,.并借以族源二分法展开东乡族经济史研究,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
张嵘[10]（2011）在《传统 创新与发展 ——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该论文研究的主题是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主要的观点是,解读这一时期的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不能“画地为牢”,对于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而言,忽略了“国家”的因素而理解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无疑是隔靴搔痒,因为少数族群的历史脉络完全内嵌在“国家”制度与“话语”之中。因此,理解近代回族社会文化变迁,仅仅局限于回族社会内部的分析则无法窥见其历史本真,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宏观语境下来解读。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前期,整个中国社会处在“周期性大循环”与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陈代谢”的历史流程中,从师夷长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政改良到革命建国,救亡图强成为中国人跨世纪的主题和理想,也成为推动历史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在强势的西方民族主义语境下,在从“天朝大国”到“万国边缘”的沦陷中,在王朝的废墟上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近代回族社会的转型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又与清代回族遭遇的血腥历史境遇这一微观背景息息相关。所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为回族社会文化变迁准备了历史的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动力。同时,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有了亲密的接触。特别是中国的回族与早先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有了更多更广的交流,而此时的中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正澎湃着强劲的救亡图强的伊斯兰维新思潮和改革运动,这种“同是天下沦落人”的历史境遇和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理解,使这一来自伊斯兰“文化中心区”的宗教维新思想资源直接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思想武库和启蒙。因此,近代回族社会的转型既是中国大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又是我们透视大社会变迁的一扇橱窗。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回族社会文化变迁。
二、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西宁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西宁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学40年的路和云（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类学的欣欣向荣 |
| 二、世纪之交中国人类学的开拓发展 |
| (一) 跨越图像: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举办 |
| (二) 接轨图像: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大家庭 |
| 1. 中国学者参加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 |
| 2. 中国学者参加第14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 |
| 3. 中国主持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 |
| 4. 中国主持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 |
| (三) 园地图像: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 |
| 三、中国人类学天空上的一片云 |
（2）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学学术团体的建立 |
| 1. 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 |
| 2.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 |
| 3. 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 |
| 4. 中国民族学学会回族学会 |
| 5. 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 |
| 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主要工作和学术活动 |
| 三、21世纪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创新发展 |
（3）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新史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史研究趋势 |
| 1.1.2“中心-边缘”史观下的西北民族走廊研究反思 |
| 1.1.3 唐汪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价值 |
| 1.2 选题研究综述 |
| 1.2.1 民族关系史研究 |
| 1.2.2 族群理论研究 |
| 1.2.3 历史人类学研究 |
| 1.2.4 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研究 |
| 1.2.5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研究 |
| 1.2.6 东乡族及唐汪研究 |
| 1.3 选题思路、方法及意义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选题意义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村落、人口与生存空间—“唐汪人”的界定 |
| 2.1 唐汪人生存的自然空间 |
| 2.1.1 唐汪镇的地理局域 |
| 2.1.2 河川与地景 |
| 2.1.3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 |
| 2.1.4 比较视野下的环境条件与发展困境 |
| 2.2 唐汪人的村落空间与人口分布 |
| 2.2.1 唐汪人的村落版图 |
| 2.2.2 唐汪人口的民族结构及分布 |
| 2.3 唐汪人生存的文化空间 |
| 2.3.1 传统与现代的区间 |
| 2.3.2 西北多元宗教生态系统 |
| 2.3.3 多元族群互动的历史场景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元明两朝的移民记忆—唐汪人的来历 |
| 3.1 祖先的移入记忆 |
| 3.1.1 唐家人的英雄祖先 |
| 3.1.2 汪家人的磨难祖先 |
| 3.1.3 张家人的漂泊祖先 |
| 3.1.4 赵家人的拜官祖先 |
| 3.1.5 马家人的“叛变”祖先 |
| 3.2 收油蜡祭祀中的历史制作实践 |
| 3.2.1 作为民间历史写本的收油蜡仪式 |
| 3.2.2 仪式记忆线索下的地方史 |
| 3.3 祖源记忆对族群建构的意义 |
| 3.3.1 祖源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 |
| 3.3.2 祖源记忆是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清季民国的冰火记忆—唐汪人的经历 |
| 4.1 辉煌的唐汪商路 |
| 4.1.1 兵沟古道的人流景观 |
| 4.1.2 唐汪的贸易与老街的废弃 |
| 4.2 兵燹后的群体改造 |
| 4.2.1 苏四十三起义中的唐汪人自保 |
| 4.2.2 晚清民初的战火 |
| 4.2.3 从唐家川到唐汪川 |
| 4.3 交往记忆对族群建构的意义 |
| 4.3.1 交往记忆是族群建构时的公共资源 |
| 4.3.2 创伤记忆成为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建国后的发展记忆—唐汪人的阅历 |
| 5.1 民族身份确立与宗族分化 |
| 5.1.1 唐汪人的宗族情怀 |
| 5.1.2 宗族认同的标志 |
| 5.1.3 加速隐讳的亲缘记忆 |
| 5.2 多元宗教分立与动态平衡 |
| 5.2.1 伊斯兰教派的发展记忆 |
| 5.2.2 民间信仰的发展记忆 |
| 5.2.3 藏传佛教的发展记忆 |
| 5.3“唐汪精神”下的多民族教育共建 |
| 5.3.1 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传统 |
| 5.3.2 捐资助学的合作 |
| 5.3.3 唐汪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记忆的资本化实践—唐汪人的努力 |
| 6.1 群体关系的社会资本化 |
| 6.1.1 唐氏宗亲大会的首创 |
| 6.1.2 新媒介建立的信息互动 |
| 6.1.3 宗教信众的网络 |
| 6.2 集体欢腾中的文化资本 |
| 6.2.1 唐汪汉族的仪式展演 |
| 6.2.2 穆斯林的宗教仪式链 |
| 6.2.3 宗教仪式中的资本化 |
| 6.3 唐汪发展与资本转化 |
| 6.3.1 大接杏的新经济 |
| 6.3.2 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 |
| 6.3.3 重建宏济桥的诉求 |
| 6.3.4 阿语女校与新文化资本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历历在目的记忆—唐汪人的启示 |
| 7.1 不断建构的唐汪人 |
| 7.1.1 族群建构论 |
| 7.1.2 唐汪人的复合型族群认同建构 |
| 7.1.3 唐汪人群体重构与历史记忆的选择逻辑 |
| 7.2 从唐汪人看东乡族形成的去身份化实践 |
| 7.2.1 东乡族的识别过程 |
| 7.2.2 东乡人眼中的唐汪人 |
| 7.2.3 从唐汪人看东乡族群的再生产 |
| 7.2.4 西北民族走廊穆斯林民族形成的去记忆化实践 |
| 7.3 历史人类学视阈下的记忆与族群 |
| 7.3.1 历史记忆与族群史 |
| 7.3.2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 7.3.3 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 |
| 7.4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土族盘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旨趣 |
| 一、在何处研究文化变迁? |
| 二、传承哪种文化：文化传承中的非文化逻辑 |
| 三、多样性的追寻：动力来自文化还是社会? |
| 四、文化为谁而传承：文化保护的人类学忧思 |
| 第二节 相关学术理论梳理 |
| 一、民俗学研究 |
| 二、艺术人类学的关注 |
| 三、旅游人类学 |
| 四、政府行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 五、土族与盘绣研究 |
| 六、现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作为研究对象 |
| 一、身体上的历史与文化 |
| 二、代表性与典型性 |
| 第四节 田野点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
| 一、文化互动的时空坐落 |
| 二、研究涉及的村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文化圈层视野中的土族盘绣 |
| 第一节 土族盘绣的特点 |
| 第二节 文化地理视野中的土族盘绣 |
| 第三节 民族交融视野中的土族盘绣 |
| 第四节 文化结构视野中的土族盘绣 |
| 第三章 再造传统：地方社会的变迁 |
| 第一节 昔日摆嫁妆：土族女性的成人礼与夸富宴 |
| 一、十年绣嫁妆 |
| 二、摆嫁妆中的成人礼与夸富宴 |
| 第二节 服饰展演与符号化过程 |
| 一、展演服饰：由个性到统一 |
| 二、上班服与流行服装 |
| 三、纪念性的服装与族群认同 |
| 第三节 盘绣中的社会性别 |
| 一、社会性别与身体权力 |
| 二、盘绣是女性的服饰? |
| 三、女性内部的认同差异 |
| 第四节 服装上的历史与现实 |
| 一、民族服装的历史与神话 |
| 二、跨越族际的服饰符号 |
| 三、土乡何处觅? |
| 第四章 “发现”盘绣：市场的力量 |
| 第一节 日本客人的到来 |
| 一、异国情调与国际友人 |
| 二、区位生态与民俗风情定位 |
| 三、先行一步的旅游开发 |
| 第二节 农家乐与风情园：空间视角下的文化呈现 |
| 一、以空间看文化 |
| 二、民俗中的象征、符号与信号 |
| 三、文化展演的圈层结构 |
| 四、展演场与文化真实性 |
| 第三节 盘绣市场中的行动者 |
| 一、刺绣艺人 |
| 二、文化营销的中间人 |
| 三、文化人、艺术家、背包客 |
| 第四节 文化的市场运作 |
| 一、地方法团主义 |
| 二、混合经济 |
| 三、民俗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民族关系 |
| 四、游客的文化消费 |
| 第五章 成为非遗：国家的保护政策 |
| 第一节 地方文化网络与非遗的选择 |
| 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
| 二、政府说了算 |
| 三、申报成功是第一考虑 |
| 第二节 选择非遗传承人 |
| 一、谁能成为非遗传承人 |
| 二、传承人的角色发挥 |
| 第三节 民族与地方的文化符号与象征 |
| 一、选择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 |
| 二、服饰、神话与宣传 |
| 三、礼物经济 |
| 第四节 非遗保护管理的日常运作 |
| 一、清水衙门的新业务 |
| 二、多龙治水与乡镇关系 |
| 三、培训与传承 |
| 第五节 文化创造与国家的谱系 |
| 一、通过文化体现国家的软实力 |
| 二、出售民俗与民族身份的市场化 |
| 三、地方、部门与村落的非遗“小算盘” |
| 第六章 迈向公共文化：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非遗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搭台与零售非遗 |
| 一、文化经济与双轨文化的产生 |
| 二、文化传承的非文化逻辑 |
| 三、博物馆和商品之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 第二节 走向开放的地方社会 |
| 一、市场促动的民间组织发育 |
| 二、族群身份与符号的再创造 |
| 三、民族地方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 |
| 第三节 国家、市场、社会互动下的文化变迁与文化自觉 |
| 一、从民俗到公共文化的变迁历程 |
| 二、文化变迁中的“自”与“觉” |
| 三、公共文化变迁的结构逻辑 |
| 四、重构文化研究的公共性论题 |
| 第四节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缘起 |
| 第一章 论文结构说明 |
| 第一节 所使用的原始档案介绍 |
| 第二节 各种文献的运用 |
| 第二章 回忆、研究与新史料的介绍 |
| 第一节 重新回忆与以往研究的成果 |
| 第二节 史料运用方法举例 |
| 第三节 介绍本论文的新史料 |
| 附件 |
| 第三章 从建设西北到建设甘肃 |
| 第一节 建设西北政策的形成 |
| 第二节 抗战前甘肃政局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时甘肃的建设 |
| 第四节 兰州是敦煌的中途岛 |
| 第四章 西北建设与各种考察团 |
| 第一节 建设甘肃的模式-「建设新西康」 |
| 第二节 各种考察团络绎於甘肃之途 |
| 第三节 朱家骅、于右任两次重大影响的考察 |
| 第四节 收复新疆 |
| 第五节 莫高窟第一次成功的官方专业考察系由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达成 |
| 第五章 交通建设 |
| 第一节 以往的交通困难 |
| 第二节 交通战略与甘肃省的交通建设 |
| 第三节 国防的大动脉甘新公路 |
| 第四节 安敦、南疆与莫高窟公路 |
| 第六章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经过与人事的安排 |
| 第七章 民国卅四年「改隶」的经过 |
| 第一节 由「裁撤」到「改隶」 |
| 第二节 同案遭到「裁撤」的单位 |
| 第八章 傅斯年支持敦煌学缘於他的理想 |
| 第九章 玉门油矿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
| 第一节 油矿对敦煌研究工作的支持 |
| 第二节 油人的雪泥鸿爪 |
| 第十章 莫高窟的摄影 兼谈有未竟之志的罗吉眉 |
| 第十一章 剡司长就是英千里 |
| 第十二章 重建史料 张治中的敦煌行 |
| 第十三章 痛苦的物价波动与米代金 |
| 第十四章 读书杂记 |
| 第一节 学者所看到散落在甘肃省内的敦煌卷子 |
| 第二节 对「敦煌」地名注解的新思维 |
| 第三节 莫高窟与宗教学的关连性 |
| 第四节 莫高窟的三寺 |
| 第十五章 结语 |
| 参考书目 |
（7）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人类学”与“纪录片”在中国语境的阐释 |
| 第四节 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与分类 |
| 一、 民族志电影与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 |
| 二、 人类学纪录片的分类 |
| 第五节 在纪录美学与科学性之间 |
| 一、 早期民族志电影的科学性取向 |
| 二、 纪实美学与“科学性”理念的嬗变 |
| 第二章 影像中的藏族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影像中的近代藏族社会 |
| 一、 费尔希纳等人拍摄的西藏纪录片 |
| 二、 《神秘的西藏》与《西藏巡礼》 |
| 三、 郑君里与《民族万岁》的创作 |
| 第二节 孙明经的早期民族志电影创作 |
| 一、 民族志电影《西康》系列片的拍摄 |
| 二、 《雅安边茶》与《西康跳神》 |
| 三、 中国的“格里尔逊” |
| 第三节 藏地民族志电影的拍摄 |
| 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特征与类型 |
| 二、 民族志电影《西藏的农奴制度》和《僜人》 |
| 第三章 文化景观视野下的雪域影像 |
| 第一节 雪域影像作为历史重写本 |
| 一、 拉萨的电影物语 |
| 二、 十八军进藏和康藏公路的修筑 |
| 三、 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 |
| 四、 《西藏谍影》与“冷战的孤儿” |
| 五、 中印边界之战 |
| 第二节 雪域自然生态纪录片的景观 |
| 一、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 |
| 二、 埃德蒙·希拉里：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
| 三、 自然生态纪录片的景观 |
| 第三节 寻找香巴拉 |
| 一、 文化寻根：纪录片聚焦“江河古道” |
| 二、 朝圣：一段心灵的旅程 |
| 三、 在神山圣湖的怀抱里 |
| 第四节 影像媒介的藏地纪录片创作 |
| 一、 西藏电视台的成立 |
| 二、 新影厂西藏站的纪录片创作 |
| 三、 青海电视台纪录片巡礼 |
| 第四章 雪域人类学纪录片的景观空间 |
| 第一节 书写现代藏区农牧民生活 |
| 一、 《藏北人家》对游牧文化的解析 |
| 二、 其他牧民生活的纪录片 |
| 第二节 永远的茶马古道 |
| 一、 《茶马古道》的文化地理景观 |
| 二、 田壮壮的《德拉姆》 |
| 三、 有关茶马古道的其他纪录片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纪录片 |
| 一、 纪录片《达赖喇嘛》 |
| 二、 有关十世班禅的纪录电影 |
| 三、 曲静拍摄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
| 第四节 圣城拉萨的神圣空间 |
| 一、 《布达拉宫》 |
| 二、 《大昭寺》 |
| 第五节 藏地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 |
| 一、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等机构拍摄的民族志影像 |
| 二、 《三江源》与雪域环境生态变迁 |
| 第五章 藏地人类学影像的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八廓南街 16 号》的叙事解析 |
| 一、 纪录理念的流变 |
| 二、 怀斯曼“直接电影”理念的影响 |
| 三、 作为叙事的“隐喻” |
| 第二节 哭泣的可可西里 |
| 一、 藏文化的环保观 |
| 二、 康巴环保英雄：扎巴多杰 |
| 三、 从《平衡》到《可可西里》 |
| 第三节 《西藏一年》：影像民族志的新面向 |
| 一、 信仰与仪式的影像解读 |
| 二、 文化复兴和文化多样性 |
| 三、 作为文化展演的民族志影像 |
| 第四节 独立制作人的藏地影像创作 |
| 一、 独立影像的兴起 |
| 二、 民间草根影像的兴起 |
| 第五节 域外经典藏地纪录片速描 |
| 一、 《更敦群培》 |
| 二、 《盐程万里》与其他海外藏地纪录片 |
| 第六章 藏地人类学影像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一节 深描：用影像重新写文化 |
| 一、 人类学影像记录范式的现代变迁 |
| 二、 影像对“他者文化”的重构 |
| 第二节 藏地人类学影像的纪录田野 |
| 一、 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 |
| 二、 “分享”的记录过程 |
| 三、 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察视角 |
| 第三节 影像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 |
| 一、 博物馆展示与民族志影像化传播 |
| 二、 “格萨尔”口传文化与非遗文化的保护 |
| 三、 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保护 |
| 第四节 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的未来走向 |
| 一、 数字影像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 |
| 二、 人类学纪录片的镜头语言 |
| 三、 人类学纪录片的受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参与课题 |
| 科研活动 |
| 后记 |
（8）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人力资源建设问题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民族学—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修课 |
| 一、民族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
| 二、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民族学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综述 |
| 一、学术着作 |
| 二、学术论文 |
| 三、对文化人力资源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本论文涉及的理论和方法 |
| 一、相关理论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 |
| 第一节 中央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提出 |
| 一、中央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阐述 |
| 第二节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意义 |
| 一、文化与国力 |
| 二、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中国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力资源建设对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化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关系 |
| 一、文化发展需要文化人才 |
| 二、人力资源建设状况决定文化发展的状况 |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建设对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保证作用 |
| 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性 |
| 二、搞好人力资源建设是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保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人力资源的新要求 |
| 第一节 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源的不同要求 |
| 一、以文化事业建设为主时期的人力资源要求 |
| 二、复合型文化建设时期的人力资源要求 |
| 第二节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才需求的基本类型 |
| 一、文化创意人才类型 |
| 二、文化研究人才类型 |
| 三、文化管理人才类型 |
| 四、文化经营人才类型 |
| 第三节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求人才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资源知识结构 |
| 一、对文化的理性认识 |
| 二、对文化资源的基本掌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历程回顾 |
| 一 恢复和起步阶段(1978年至1986年) |
| 二 初建与探索阶段(1986年至1996年) |
| 三 改革与开展阶段(1996年至2002年) |
| 四 发展和推动阶段(2002年至2010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成果与不足 |
| 一、文化人才工作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但地方重视不够 |
| 二、文化人才队伍不断发展,但结构性矛盾依然明显 |
| 三、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改进,但效能作用发挥欠佳 |
| 四、文化人才培训不断制度化,但培训内容不够合理 |
| 五、文化人才政策法制体系逐步建立,但执行力较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文化人力资源状况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差距 |
| 第一节 文化人才储备不足 |
| 一、创意人才、研究人才缺乏 |
| 二、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流失 |
| 三、人才培养、管理机制欠缺 |
| 第二节 相当数量的文化人才素养不高 |
| 一、文化视野狭窄 |
| 二、资源观念单薄 |
| 三、有机知识分子少 |
| 第三节 民族地区文化人力资源的差距更大 |
| 一、文化人才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
| 二、文化人才结构问题更不合理 |
| 三、文化人才培养机制更不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
| 第一节 综述 |
| 一、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二、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是"人才兴文"的核心措施 |
| 第二节 文化人才培养主体的创新 |
| 一、党和政府 |
| 二、院校 |
| 三、社会团体 |
| 四、用人单位 |
| 第三节 文化人才培养内容的创新 |
| 一、理论与业务方面 |
| 二、管理与营销方而 |
| 第四节 文化人才开发的保障机制创新 |
| 一、体制机制创新 |
| 二、资金投入创新 |
| 三、选拔任用创新 |
| 四、考核评价创新 |
| 五、激励保障创新 |
| 六、人才培养阶梯体系创新 |
| 第五节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人力资源的开发 |
| 一、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
| 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人力资源开发保障机制 |
| 三、健全民族地区文化人才综合发展的知识体系 |
| 四、建立民族地区合理通畅的文化人力资源阶梯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9）东乡族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分类与综述 |
| 一、史学研究理论文献综述 |
| 二、经济史学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理念与路线 |
| 一、劳动历史观 |
| 二、主要研究法 |
| 三、历史分期法 |
| 四、研究路线图 |
| 第二章 河湟东乡羌人经济变迁 |
| 第一节 导言 |
| 第二节 从原始农耕到山地牧业 |
| 一、河湟羌人是东乡族土着先民 |
| 二、河湟地区生态环境的干冷化 |
| 三、河湟羌人生产方式重大变革 |
| 第三节 从山地牧业到精耕农业 |
| 一、无弋爰剑与河湟精耕农业 |
| 二、河湟羌人初入集权官僚制 |
| 三、农牧剩余产品催生了商业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东乡道的开辟 |
| 第三章 东乡撒尔塔坤经济探考 |
| 第一节 导言 |
| 第二节 回回教伦理与商业精神 |
| 一、回回教信仰化成撒尔塔认同 |
| 二、东乡撒尔塔坤参创门宦制度 |
| 三、回回教伦理支撑工商业发展 |
| 第三节 依附官营贸易的工商业 |
| 一、茶马互市的服务商 |
| 二、民营贸易的中间商 |
| 三、手工业品的制贩商 |
| 第四节 从以军营田到小农经济 |
| 一、屯田强制东乡农业发展 |
| 二、东乡土地占有主体更替 |
| 三、东乡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
| 第四章 军绅合流操控东乡回经济 |
| 第一节 导言 |
| 第二节 良田集中加速贫富两极化 |
| 第三节 统制于官僚资本的工商业 |
| 第四节 官僚资本垄断东乡回经济 |
| 第五章 共产党人变革东乡族经济 |
| 第一节 导言 |
| 第二节 东乡族经济起步的初始条件 |
| 一、政治初始条件 |
| 二、文化初始条件 |
| 三、经济初始条件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 |
| 第四节 东乡族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东乡族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二、东乡族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五节 东乡族经济现代化起飞之路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传统 创新与发展 ——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是"回族"还是"汉族之回教徒":近代历史语境下"正名"之争 |
| 三、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
| 四、本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章 风云突变的世纪: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和动因 |
| 第一节 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宏观语境:内忧外患的中国与社会转型 |
| 第二节 "他山之石"的激励:中东南亚现代伊斯兰思想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三节 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内部动力:精英群体的合力互动 |
| 第三章 回族社会的经济变迁:重建、发展与近代工商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西北西南地区回族传统经济的重建与发展 |
| 第二节 东中部地区回族传统经济行业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近代大城市回族经济的发展:以上海为个案 |
| 第四章 回族社会的政治变迁:从边缘到中心的与时俱进 |
| 第一节 西北回族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兴衰 |
|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回族人的政治参与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的政治参与:爱国爱教 与国休戚 |
| 第五章 回族社会的思想文化变迁:维新与实践 |
| 第一节 传统知识分子阿訇的宗教维新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型回族知识分子的改良思想与文化运动 |
| 第三节 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经典的翻译与传播 |
| 第六章 回族社会的组织结构与传媒变迁:整合与凝聚 |
| 第一节 回族社会传统寺坊组织与现代社团组织 |
| 第二节 个案研究:上海清真董事会和中国回教俱进会 |
| 第三节 回族的现代传媒:近代报刊的创办与发展 |
| 第七章 回族社会的教育变迁:从经堂教育到近代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传统经堂教育与近代回族新式教育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成达师范学校的兴衰沉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西宁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学40年的路和云[J]. 徐杰舜. 百色学院学报, 2019(02)
- [2]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以中国民族学学会为例[J]. 色音. 西北民族研究, 2019(01)
- [3]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D]. 崔明. 兰州大学, 2016(06)
- [4]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土族盘绣为例[D]. 金昱彤. 兰州大学, 2014(08)
- [5]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D]. 车守同.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6]发展现代民族学 促进民族学学科的改革与建设[A]. 周光大. 2012年广西老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续）, 2012
- [7]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D]. 张明. 西南民族大学, 2012(06)
- [8]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人力资源建设问题探索[D]. 梁俊海.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9]东乡族经济史研究[D]. 刘江荣.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 [10]传统 创新与发展 ——20世纪前期（1949年以前）回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张嵘. 兰州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