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论文文献综述）
王俊[1]（2014）在《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文中指出京剧改良运动从清末开始,以社会改良与革命的内容介入戏曲戏剧改良。经过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直到1930年代至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而最终趋向大众化和革命化。中国的戏曲戏剧改良道路也走过了从启蒙排满,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到要推倒旧戏的形式,以一种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态度来对待旧戏,企图将其推倒重建,试图实现文化上革新的尝试。不过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旧戏仍然还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方向继续前进。真正使京剧改良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期是1940年代延安时期,这时的文艺大众化推动了京剧改革。由于抗战的需要,反映抗战的主题成为京剧舞台的主要内容,而舞台上的主角这时也被工农兵所取代。戏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紧密程度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延安时期戏改的许多做法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京剧改革中被继承。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前,京剧现代戏已经成为京剧演出舞台最主要的形式。江青在大会上以《谈京剧革命》的讲话登上政治舞台,《谈京剧革命》也成为指导京剧革命的方针,这次观摩大会成为文革样板戏的前奏。从1964年直到文革开始的这一段时间,主要的样板戏剧目都已经基本成型。以上这些是本论文论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样板戏剧本改编现象的探讨是本论文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中主要围绕从革命现代戏到样板戏修改和演变过程来展开讨论,对江青和样板戏命名之间的关系,样板戏各个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的探究,以及在样板戏的创作和改编中的“两结合”和“三突出”策略的运用和样板戏主题多角度考察都成为在研究样板戏改编的时候重要考察对象。此外,在文革期间,为了更广泛的传播样板戏,样板戏的改编不仅仅只限于的京剧的舞台,对于样板戏进行电影化的改编也是文革期间江青所着力推行的,样板戏电影的改编所遵循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在拍摄的过程中充分的利用了各种电影语言,按照“三突出”的要求来处理样板戏中的各种人物。这种对样板戏的银幕化,使样板戏在传播的时候更加便捷和广泛,强化了样板戏中的一些理念,这成为文革结束之后样板戏某种程度上“回潮”的原因之一。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至今,样板戏虽然不再是戏剧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但也没有消失于历史的幕后。样板戏在1980年代经过重新包装以后再次流行,以及新世纪之初,随着“红色经典”的兴起,样板戏被重新的影视化,都是“后样板戏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此时的样板戏改编“热潮”的出现,更多的是大众消费文化推动的结果。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支配样板戏改编的力量都和时代政治文化变化紧密的联结在一起的。在本论文的写作中,笔者着力探究的是自晚清直到文革以来驱动京剧以及样板戏改良和革命内在的动力,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的改编。另外本文所要关注的就是“后样板戏时代”对样板戏题材影视剧改编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分五章进行探讨。在正文前的绪论中,主要从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以及具体的论文写作概要这三个方面来说明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戏曲形式,样板戏在中国戏曲改良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它的出现之于文革文艺的意义,以及它在改编的时候所突出的理念如何支配样板戏的改编。正文分为五章,主要阐述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和样板戏的改编,其中样板戏的改编包括了样板戏剧本的改编、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以及样板戏的电视化。其中样板戏的剧本改编是重点论述和分析的部分。其中,本文的第一章,论述了晚清开始的戏曲改良运动,延伸到五四运动时期,直至延安时期的京剧现代戏的改革。晚清的戏剧改良,关注的是戏曲内容方面,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戏曲改良者们试图以社会改良的内容进入戏曲,并借此进行启蒙,以便于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而延安时期的京剧改良运动则是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京剧现代戏演出的前奏,建国后戏曲工作的基本体制和改革方向在此时都已经基本确立。第二章,论文将重点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到1964年间的京剧改革与实践。其中包括了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体制化和组织化,以及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的实践。对新中国戏剧戏曲工作的组织化的介绍为了说明新中国戏曲改革拥有组织上和体制上的保证,而京剧现代戏的演出是从实践上保证戏改的现代戏方向。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这一章集中探讨从京剧现代戏到样板戏的修改和演变。本章先对样板戏命名进行了探究,并对其与江青的关系加以梳理。在对样板戏的剧本来源进行探究的时候,对于样板戏各类剧本进行了分类,梳理各自的改编情况,并指出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对于样板戏创作和改编的总策略,本文主要是从“两结合”和“三突出”这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释,论述了这两个原则如何贯彻到样板戏的改编之中。而改编之后成型的样板戏如何体现文革的精神实质,在这一章里主要从阶级斗争、政治文学化和领袖崇拜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样板戏与文革的同质性。第四章涉及到的是对样板戏拍摄和改编成电影的探讨。样板戏电影的拍摄,依据的是江青提出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使用电影镜头语言对样板戏中的人物重新塑造。对不同类型的人物,不同的环境,在使用镜头的时候都判然有别。运用这些手法拍摄的样板戏电影,是对样板戏的再塑造,也是对文革的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电影作为一种当时较为新式的传播手段,对于影像化的样板戏的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样板戏“怀旧”时的影像依据。本论文的第五章是关于文革结束之后的样板戏现象。比较多关注到的是样板戏在“红色经典”出现背景下样板戏被改编的情况,在样板戏和大众消费文化结合之后,样板戏如何再一次演变成为样板戏影视剧改编的热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何在?大众消费文化对于普通民众消费趣味的投合与引导,其价值与意义何在?都是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黄亚清[2]（2013）在《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1942-197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最大的变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生产体制的逐步确立。宏观层面上的文学体制真正有效的实施,必须落实到具体文学形态的创作中。1942至1978年间的新编历史剧,作为与20世纪国家想象有着重要关联的文学形态,它在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场域中,逐步形成了特定的生产体制和话语规范；同时作为一种微观的制度实践,它具体反映出文学体制的形成和实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体制的调节和转向。因此,以它的生产体制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提供我们透视当代文学体制运作实践的一个具体视角；同时亦是进入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考察文学外部各种文化力量角逐,和文学内部诸种要素制约及互动的一条有效的路径。本文以1942-1978年间的新编历史剧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如何一步步地将特定的意识形态,编织进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的历史剧中,并逐步确立了与历史剧相适应的管理、创作和评价体系。历史剧参与历史重构和新历史观重塑历史,是执政党贯彻文艺领导权的表现,它是一个从制度到创作乃至知识层面被建构的过程,理清宏观的文学体制如何作用于微观的文学实践,可以从一个层面丰富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研究成果。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总体上梳理了20世纪中国戏曲改革与国家想象的嬗变,揭示了五四戏曲革命、左翼戏剧运动、延安及新中国戏改三个阶段中,国家想象的阶段性特点；同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梳理了当前历史剧研究和体制研究的成果,分析了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的意义。第一章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梳理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窥测它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群体意识转移的标识作用。新编历史剧的生产,直接或者间接的借鉴了传统史剧、五四史剧以及西方话剧的成果；所以把它放在史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有利于揭示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建构的丰富性和必要性。第二章主要是历史剧生产管理体制的建构。毛泽东新文化想象和唯物史观,通过一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具体的会演评奖的运作,规约历史剧创制意图、过程和方式,在外部建构起历史剧的制度模式和组织保障,确保历史剧一体化生产目标的实现。第三章着重探讨新编历史剧创作模式的确立。在文学管理体制建构的网络之中,按一定的规范秩序,规训史剧“生产者”在“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利用集体的智慧,生成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历史剧文本；同时对历史剧的表导演,以及读者和观众接受秩序的规范,保证历史剧创作与传播环节的控制和规约。第四章阐述在权威话语的控制下,历史剧批评范式的确立。文学论争和批评作为规范历史剧意义生产和秩序建立的一个手段,监控历史剧作家在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创作；特别是当批评论争异化为文化批判和权力争斗的工具时,就更为严苛地制约着历史剧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所以,历史剧批评范式是理解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的一个独特视角。结语主要反思体制化生产中的新编历史剧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梳理了新时期历史剧的发展,探讨了当下历史剧创作的新取向和存在的问题,为历史剧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魏欣怡[3]（2019）在《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传统戏曲因具备社会政治、宗教仪式、民族心理情感建构等诸多功能且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与清末民初启蒙革命话语的发轫、战时语境下宣传与鼓动的要求、新政权初构时大众化普及的需求等现实语境相杂糅,呈现出格外复杂的流动过程。至十七年时期,为能够在接受的维度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有效呼应,传统戏曲从生产、传播到接受层面均收到来自国家话语的全面介入与覆盖。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话语生产者、实践者与接受群体不断固定并共同推动着对于戏曲改革认知与阐释系统的“一体化”趋向。但它又并非铁板一块,伴随着特定的形势的变化,它又呈现为动态平衡下潜藏对话与张力的样态。因此,对于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不仅限于本体的研究,更应当作为典型的文本策略,对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戏曲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共同构成主体部分。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概念的界定、研究状况的综述、大众化视域的切入等方面深入爬梳了戏曲改革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讨论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交叉学科、从二元到多元视角、从“价值论”到“生成论”转变的研究趋势。这些有效的基础与思路,决定了本文的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必须在相似的学术背景下,选择与过往研究不同的“大众化”路径重新进入历史现场,进一步对戏改运动如何走向大众又如何成就自身进行辨析、考释及再解读。第一章,“梨园新声与’大众7浮现—一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从发生学的角度回溯至20世纪前期戏曲改革事件酝酿、发展及深化的进程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戏曲因对于广大中国民众生活方式、情感图式的建构品格,而被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并纳入现代性转换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改革为走向大众,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以“大众化”视角观之,戏曲经历了从“国民之众”“启蒙之众”到“民族之众”直至“阶级之众”的“大众”所指的位移,亦因此影响了各个时段学人对于其具体的价值认知、改革方向与操作路径。直至延安时期,旧戏改革在民族国家构建的革命语境中被具体确立、固定下来,并由此奠定了十七年传统戏曲的改革范式及基本走向。第二章,“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作为十七年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最佳载体,对戏曲艺术的青睐是经历了延安时期对各类文艺形式反复实验与淘炼的结果。建国前后,它于新政权初构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亟需普及推进的现实语境中,以机构单位的方式形成了全面覆盖与不断纵深的组织化网络。这一力量以“改人、改戏、改制”的姿态直接介入戏曲构思创作、传播普及、演出接受的各个环节,与依存于原有旧戏生态中的表演者、接受者们构成了一个既充满张力又动态平衡的发展轨迹。第三章,“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个批示”的骤降暗示了“戏曲改革”向“戏曲革命”加速跃进的可能性。在革命现代戏的大力创作与演出中,一批理想的农民形象开始占据戏曲舞台,并在现实语境下广大农民的接受内化、能动反馈中不断趋于纯粹化与典型化。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更加符合“样板”潜质的“革命英雄”开始代替“理想农民”成为主角,正式亮相于革命京剧现代戏的舞台之上。于这一创作实践经验之上所形成的“文艺革命理论”,最终促就了十七年话语向文革话语雏形的急遽突越。第四章,“’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新时期以来,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资源的涌入,传统戏曲的发展也开始被纳入大众文化语境下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之中。为获得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戏曲艺术的持续革新成为“消费革命”形势下的题中之义。但是坐困于文化遗产的定位与大众化工具的移位,戏曲艺术仍需从十七年戏改运动“大众化”经验的逻辑前提、阐释过程与结果中汲取养分,以实现传统文艺形态的当下转换。
首作帝[4]（2010）在《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研究（1928-1976）》文中研究表明集体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与个人创作并行的另一条文学脉线,它为推动新文学的渐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经验教训,这本身就昭示出新文学发展的丰富与复杂。从时间流程上来看,集体创作始于1928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这种崭新的创作方法从苏联译介到中国,成为新文学路径发生转变的标志之一；止于1976年,在“四五”运动波澜涤荡下,以“三突出”创作理论为准则的激进文艺路线宣告终结,集体创作随之戛然画上休止符。换句话说,集体创作与左翼政治思潮的盛衰休戚相关,这决定了其第一性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在此基础上被赋予了最大的空间和效能。从表现形态上来看,集体创作显示出由“写实”、“具体”向“象征”、“抽象”的总体趋势,最终发展到以寄寓某种意念、意蕴、意象的思想情感状态和逻辑思维方式来消解日常生活和化解矛盾冲突。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趋势研究的方法相结合的思路,前者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考察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的发生和发展,从中梳理它何以在中国水到渠成和广受瞩目的原因,并阐述诸种表现形态；后者注重一般事物内部历时变化的研究,同时对总体的某些特征进行梳理综合,通过它可以还原集体创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本质诉求,进而揭示中国新文学发展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一面。除“导言”外,全文以集体创作历经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为四章。由于所处阶段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尽相同,集体创作的表现、风格、形式、技巧等诸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归根到底,各个阶段之间并非断裂,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学的集体创作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形成、逐步推广、逐步深入和逐步固化的过程。第一章是左翼时期的集体创作（1928—1937）,为萌芽和展开阶段。集体创作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以普及大众化为己任,积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培养通讯员作家,并由“学步”发展到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使得新文学的集体创作初露端倪和特色。在苏区,以红色戏剧运动和红色歌谣运动为主的集体创作被赋予神圣历史使命,它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行动,而是与明确民族国家意识的合法性相提并论,以求适配全国抗日的核心的重要地位,从而使苏区摆脱长期以来被污蔑、被攻击、被忽略和被“围剿”的处境。集体创作在此起到为之正名的作用,受到毛泽东和杨尚昆等人的首肯和倡导。第二章是战争时期的集体创作（1937—1949）,为深化阶段。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1939）,集体创作重在催生全民抗战、驱寇肃奸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质上彰显的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为爱国精神之一种,传播快捷,影响广泛,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均被赋予了最大的相通性。1939年之后,延安解放区文学成为集体创作的领头羊,新秧歌运动、新歌剧运动、旧剧改革运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集体创作活动是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导引的服膺与回响,蕴藏着诸多“军事化”、“政治化”的内涵,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稳妥结合,从而起到团结群众、夺取胜利的作用。这表现出某种与时俱进的创造意识,艺术革命与社会革命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等量齐观和并驾齐驱。第三章是“十七年”时期的集体创作（1949—1966）,为高潮阶段。集体创作依赖于两方面的背景资源,一是延安文学传统的引鉴,二是独立国家实体的保障,由系统的理论阐述发展到具体的实践操作,从而促使具有普遍一致标准的文学共通体模式随之出现。集体创作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核心观念,“工农兵方向”的合法性论证规定了文学范式的统一创造生产,工农兵被组织起来构成创作的主体,个体作家书写的个人性逐渐丧失,只能从集体创作的表现形态中得到认同。集体创作为巩固新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服务,“两结合”的推行标志着以“象征”或“意象”的因子来解决现实矛盾付诸实施,对于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凭借浪漫主义情势特征予以激活。第四章是“文革”时期的集体创作（1966-1976）,为固化阶段。集体创作体现为集团的意志,“创作组”是其表现形式,以剥夺个人意志和夺取话语身份为运作前提。集体创作所使用的“三结合”、“三突出”等理论圭臬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根基,以表意符号诉诸意识形态,从而使得“象征”面相趋达巅峰状态。“样板戏”是集体创作“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之产品,对原有经典蓝本的修改或移植正是为了肃清“异质”元素,阐显集团意志,文本的主题、人物、内容、语言、形式等均达到齐一固化。在“样板戏”美学理念的笼罩下,其他应景之作沦为摹仿品和复制品,亦被贴上“集体创作”的标签。
王一达[5]（2002）在《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历史面目》文中提出
杨丹[6]（2013）在《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文中认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历史研究是音乐教育研究领域里一个十分重要却一直被人忽视的内容。1901至1976年的音乐教学法教材,从其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一个模仿、探索,再模仿、再探索的螺旋式上升,并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产生异变的过程。每个时段的教材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厘清其发展轨迹,掌握其基本特点,能为今天教材的编撰提供思考与启示。全文从教材概况、教材特征、教材编写的背景及特征成因三个维度考察了1901至1976年间的音乐教学法教材。从教材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依据教材体例及内容上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来划分历史阶段,即仿日探索阶段、学苏探索阶段、文革异变阶段,并在每个阶段中结合具体案例分层次展开论证,研究音乐教学法教材在历史语境中的发展线索,探析其成因与影响,得出历史的反思,提出教材编写的建议。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引论”,首先从音乐教学法教师和教材教法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的角度介绍论文研究的缘起；对音乐教师教育、音乐教学法课程、音乐教学法教材等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相关成果进行综述；再提出研究设计的思路、框架与方法。第二章为“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从萌芽与初创、建设与曲折、毁灭与停滞三个时段对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进行梳理。课程的开设历经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的萌芽与初创期；建国后迎来第一次发展契机,但在“美育”被取消后受到阻碍；文革期间,课程不复存在,仅有音乐师资短训班与五七大学两种形式。课程的开设与教材的产生息息相关,该部分的研究为教材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仿日探索阶段（1901—1949）”。这一时期的音乐教学法教材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局面,学堂乐歌唱歌集、音乐教育论文、翻译教材等多元素材孕育和催生了音乐教学法教材,二十至四十年代,教材的从模仿日本走向独立原创。由于日本学校唱歌运动为教材的诞生做了铺垫,学堂乐歌唱歌集及其他出版物对教材的产生起了催生作用,所以音乐教学法教材中的各方面突显出日本元素。而对音乐课程的理解局限性和西方音乐理论的传入使音乐教学法教材重视和强调音乐知识技能的内容。第四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学苏探索阶段（1950—1965）”。在全面学苏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翻译苏联的音乐教学法教材,虽然后来也有大量自编教材,但苏联影响难以磨灭。这时期的教材体现出整体上的苏联印记、内容上的政治色彩、教法上的实践品格三个特点。究其成因,一方面是政治取向的文艺思想强化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是苏联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促成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实践品格第五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文革异变阶段（1966—1976）”。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开展使音乐教师教育体系遭受重创,文革音乐占据了教学内容的绝对地位。中小学音乐课变为革命文艺课,革命文艺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替代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功能。教材在体例上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统帅性；内容构成以统帅文、革命歌曲、样板戏为主,极具革命性；而音乐教学法的内容极其薄弱。第六章为“音乐教学法教材建设的历史反思与编写建议”。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教材建设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意识形态对教材的影响、教材编写者的结构三方面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教材的编写提出四点建议：教材目标诉求应从知识载体的独白走向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对话；价值取向应从以知识为中心走向人文主义的方向；教法指导应从单纯的理论讲授走向实实在在的实践指导；内容构成应从传统的单一模式走向“理论+实践+技能+资源”的多元结构。
武菲菲[7]（2018）在《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文中指出延安戏曲改革在短短数年间产生了《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等一大批优秀剧作,有效地参与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创造了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京剧、秦腔等传统戏曲进行了改造,使因成熟而封闭的中国传统戏曲重新走向对现实生活的开放,焕发出与时代同行的活力。延安戏曲改革不仅是延安文艺的代表性成就,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冲突最为激烈、张力最为丰富、历史地位最为关键的文化事件。深入清理认知延安戏曲改革,可以为客观理解延安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发掘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思路,从而铸就“中国话语”,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从史料整理、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三方面深入清理了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史,指出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存在着“片面的深刻”的不足,只有引入“文艺大众化”的研究视角,才能尽可能地贴近延安戏曲改革的历史现场,完整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20世纪前期中国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极力倡扬和推进的文学主潮,其实质是知识分子以文学为载体,努力将现代思想最大程度地普及到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民众中去。戏曲作为融合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视听艺术形态,以其天然的大众性品格成为20世纪中国新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首选利器。因此,晚清以来,戏曲改革一直是戏曲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的重要方向。在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统摄下,晚清戏曲改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最终止步于传统形式和启蒙内容相互冲突的难题。“五四”文学革命则直接绕过了这一难题,选择了从西方舶来的话剧,而将戏曲排除出启蒙文学领域。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重新拾取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企图对其进行改造以促进启蒙,却陷于“旧瓶装新酒”的戏曲形式与内容冲突的漩涡无法自拔。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同时遇到了急需突破而无从突破的困境。第二章,“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中的延安戏曲改革”:延安戏曲改革以其醒目的成就同时突破了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和戏曲改革的瓶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界可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与实践探索阶段,“民族形式论争”是其主要理论背景,“大戏热”和传统古装戏曲的演出是其重要实践背景。第二阶段是实践展开阶段,在“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在普及中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延安知识分子积极汲取民间文化资源,创造出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秦腔、京剧等传统戏曲形态进行了锐意革新。第三章,“现代主题与民间趣味的互补——延安戏曲改革文本分析”:在延安戏曲改革中创作的众多戏曲剧本里,“反抗”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现代思想主题,这既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现代思想主题相匹配的是民族审美趣味,大团圆结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模式,在“五四”时期被全盘推翻,延安知识分子顺应民间审美习惯,重新拾取这一结构并予以改造,最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大团圆结构。第四章,“20世纪文艺大众化经验对当下大众文化的启示”: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出发点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启蒙是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也是一个永远无限接近的目标,因此,文艺大众化是一种永远在推进的文化思潮,而不是一段已经终结的文化实践。大众文化正是文艺大众化思潮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关注现实、坚持批判,全面理性地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上,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可以提供给中国以及全球大众文化的发展宝贵的“中国经验”。余论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在文艺大众化视角下延安戏曲改革研究的意义价值。总之,延安戏曲改革以现代思想启蒙主题的注入和民族审美趣味的征用为两翼,使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真正落到了实处。从文艺大众化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延安戏曲改革,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学术价值,更能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提供丰富的“中国经验”。
袁盛勇[8]（2004）在《宿命的召唤 ——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文中指出延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在整风后更是一种“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因此，本文认为，探究其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应该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突破口。它至少可从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探讨，即：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延安文学创作实践及其意义构成。延安文学形成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传统”也曾介入其中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故本文除绪论和余论外，亦因之由相应的四章构成。主要采取顺势研究与逆势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章主要探究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指出：其一，民族主义在四十年代是一种富有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是延安文学观念最初赖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与逻辑起点。其二，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现代性是“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所特有的现代性内涵。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其三，民族主义向阶级—民族主义的转换是把延安文学观念推向“党的文学”观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其四，“党的文学”是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部分，也是其至为关键的存在样态。在毛泽东的理论建构中，“党的文学”观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其五，延安文学观念中的诸多范畴是以“党的文学”这一核心观念作为基本的、不可逾越的价值依归的。它们在“党的文学”这一总的观念统摄下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又反过来更为牢固地确立了“党的文学”观的支配性地位。至此，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或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是“党的文学”观的内在呈现，是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观念中的独特现代性表征。 第二章主要探讨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认为延安文人经历了一个由自由心态的获取→自由心态的失落→自由创作心态的终结→权威崇拜意识产生的过程。延安文人最终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但这转化过程相当复杂。其中指出：第一，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仅只是借鉴了列宁主义塑造新人的方法，它与古代的内圣之学或内圣外王之道具有一种深刻的关联。第二，延安文人在真诚与说谎之间经历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变奏。在严厉的政治—文化场域中，说谎不仅是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外部及内心世界的压力所具有的一种进行自我防御的应对机制，而且是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许可的常态性表达机制之一，是产生意识形态认同的必要条件之一。延安文人说谎心理和说谎机制的产生更会由于当时恐怖气氛和恐惧心理的存在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三，延安整风期间的文艺批评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被政治意识形态委以重任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性批判机制，它与日趋体制化的文化管制与审查机制一起最终导致了延安文人自由创作心态的终结。第四，英雄话语并非终极话语。对于劳动英雄的歌颂和推崇在终极意义上自然转换为对于毛泽东的歌颂和崇拜。在此种状况下，延安文人自会产生一种权威崇拜意识，他们在话语实践中也就必然会向新的意识形态表示完全认同并与之发生某种全新的顺从与共谋关系，必然会把毛泽东的《讲话》奉为创作圣旨或圭臬，“党的文学”观必将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文学话语实践中。第三章认为，曾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传统”形成于延安时期。它的。在延安，一方面，鲁迅的创作传统及其精神风范正日益呈现出被不断给以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却在延安政治一文化界的强力形塑下，正步履矫健地走向人间，凸现在世人面前。在这形塑过程中，鲁迅日益被赋予了精神法则或道德律令的意识形态化功能，“鲁迅传统”正经历着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需要的转换:延安文人开始自觉把鲁迅话语纳入到整风话语的营造之中，以期让鲁迅话语最大限度地发挥印证或支撑毛话语之真理性的功能。于是，延安时期的“鲁迅”渐被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一文化符号，鲁迅被符号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遭遇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对于鲁迅的理解和诊释不仅有助于延安文人认同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有助于他们自身的思想改造，毫无疑问，在他们对鲁迅人生之路的理解中也深刻蕴含了他们对自身人生之路的反省与期望。 第四章主要探讨延安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意义制作与凸现问题。指出:其一，延安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体现了集体化想象逻辑和运作模式的革命文化运动，文艺整风开始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得以产生。当时对集体创作的提倡其实在个人与大众的关系上因应了一种新的结构性变动。在一定意义上，集体创作既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与“党的文学”观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也是处于思想改造之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应对机制。其二，集体创作方式在延安戏剧运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它们在结构、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来的
高日晖[9]（2003）在《《水浒传》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接受美学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读者史，或作品的阐释史、影响史，而这正是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一个侧面，《水浒传》接受史的研究就是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水浒传》从成书之日起，就进入了一个动态的审美生成的过程，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推崇倍至者有之，明令禁毁者亦有之。透过历代读者对《水浒传》的阐释以及它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我们既可以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其变化，还可以看到审美心理、审美倾向的变化，以及民族精神、社会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变 迁，同时，对《水浒传》读者的研究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对本文的理解。《水浒传》 的接受史既是“水浒学”的一个范畴，也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的接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评点、有随笔式的散论、有序跋、还有戏曲和曲艺改编、续书等等，这是传统的接受方式；到20世纪以后出现了批评论文、专着、电视剧改编以及网上评论等等，这是现代的接受方式。通过对这些具体的接受方式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我们发现，同时期的读者总是具有相似的期待视野，它决定了《水浒传》在这一时期的价值以及发生影响的方向，当然，同时期不同读者群和个别读者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同时，读者的期待视野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决定了《水浒传》在某一时期的阐释会迥异于其他时期，而前代读者与后代读者之间又有一种传递的关系。总之，本论文试图梳理出《水浒传》接受史的发展脉络，并寻求读者接受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规律性特征，既丰富“水浒学”的内容，也为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
张挺玺[10]（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
| 三、章节安排与写作概要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至延安时期京剧改良与改革 |
| 第一节 晚清民初及五四时期京剧改良运动 |
| 一、清末民初的戏剧改良运动 |
| 二、五四时期的戏剧改良运动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平剧(京剧)现代戏演出和改革 |
| 一、边区群众性的平剧(京剧)演出活动 |
| 二、延安时期戏剧革命理论 |
| 第二章 1949—1964年间京剧改革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戏剧工作的体制化与组织化 |
| 一、戏曲机构的体制化与组织化 |
| 二、戏曲改革方针的确立与意义 |
| 第二节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京剧革命实践 |
| 第三章 从京剧现代戏到革命样板戏的修改与演变 |
| 第一节 样板戏命名探源 |
| 一、样板戏名称的缘起 |
| 二、江青与样板戏的命名 |
| 三、样板戏名称的正式出笼与推广 |
| 第二节 样板戏剧本来源的艺术形式探究 |
| 一、首批样板戏中战争题材剧本改编概况 |
| 二、首批样板戏中工农题材剧本改编概况 |
| 三、一部同名移植剧本 |
| 四、第二批样板戏剧本改编情况 |
| 五、样板戏剧本改编的意义 |
| 第三节 样板戏创作与改编总策略 |
| “两结合” |
| 一、“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 |
| 二、样板戏与“革命浪漫主义” |
| 三、样板戏与“革命现实主义” |
| 四、“革命浪漫主义”优先性辨析 |
| “三突出” |
| 一、“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提出 |
| 二、“三突出”在样板戏剧本改编中的运用 |
| 第四节 样板戏剧本主题的多维考察 |
| 一、阶级与阶级斗争 |
| 二、高层政治斗争 |
| 三、领袖崇拜 |
| 第四章 样板戏的电影化改编 |
| 第一节 样板戏电影化的取舍与依据 |
| 第二节 电影对样板戏的再塑造 |
| 第五章 “后样板戏时代”的样板戏现象研究 |
| 第一节 1980年代样板戏的流行 |
| 第二节 作为“红色经典”的样板戏现象 |
| 第三节 围绕样板戏改编所产生的争议与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1942-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次 |
| 绪论 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 |
| 一、20世纪戏曲改革与现代历史剧“国家”想象的嬗变 |
| 二、新编历史剧的研究现状与本研究的意义及思路 |
| 第一章 新编历史剧体制化生产的背景及演进 |
| 第一节 传统及五四经验的“利用” |
| 一、历史意识与历史文学的意义生成 |
| 二、古代史剧大众娱乐心理的利用与转换 |
| 三、五四史观变革和史剧“新编”的示范 |
| 第二节 话剧：作为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建构的外来借鉴 |
| 一、新旧剧之争与历史话剧模式的形成 |
| 二、国统区抗战史剧中现实主义话剧元素的渗透和整合 |
| 三、苏区戏剧对苏联话剧模式的推崇和影响 |
| 第三节 新编历史剧体制化生产的演进 |
| 一、左翼史剧唯物史观的初步实践 |
| 二、延安史剧：新编历史剧体制化生产的初步形成 |
| 三、从建国到新时期初：新编历史剧体制化生产的复杂性呈现 |
| 第二章 新编历史剧生产管理体制的建构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新文化想象与历史剧主流指导思想的确立 |
| 一、毛泽东新文化想象的形成和内涵特征 |
| 二、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新编历史剧指导思想的选择 |
| 三、“新编”历史剧：毛泽东新文化想象的寓言叙事 |
| 第二节 文化部门、戏改机构与历史剧生产体制化管理的形成 |
| 一、新编历史剧生产组织管理的必要性 |
| 二、延安平剧革命的初步组织：新编历史剧体制化组织的雏形 |
| 三、建国后旧剧改革的组织配置：新编历史剧体制化组织的完善 |
| 第三节 会演评奖与历史剧审核奖励的组织实施 |
| 一、会演评奖：作为新编历史剧审核奖励的一种方式 |
| 二、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历史剧会演评奖的一次实践 |
| 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十五贯》之于历史剧审核奖励的标杆效应 |
| 第四节 “禁戏”与“开放”：基于艺人改造和剧目审查的政策调整 |
| 一、新意识形态的“宣传员”：艺人与剧团的身份转换 |
| 二、“禁戏”:作为规范历史剧剧目的一种方式 |
| 三、开放“禁戏”：基于剧团和艺人生存的历史剧生产政策调整 |
| 第三章 新编历史剧创作模式的确立 |
| 第一节 体制内历史剧创作主体的行政化和复杂性 |
| 一、作家身份转换与史剧创作主体的行政化和组织化 |
| 二、郭沫若：国统区历史剧作家“有机化”的榜样效应 |
| 三、杨绍董事件：规训解放区历史剧作家的反面警示 |
| 第二节 遵命文学与集体创作：新编历史剧意识形态化文本的生成及流变 |
| 一、“遵命文学”：基于政治诉求的历史剧生产动机 |
| 二、集体创作：历史剧生产组织化实施的方式 |
| 三、《三打祝家庄》：作为新编历史剧意识形态化文本生成的典范 |
| 第三节 表导演与观众的规范：历史剧再想象的政治调控 |
| 一、表导演的规范：历史剧演出过程的监控 |
| 二、观众的引导：历史剧“接受”秩序的规约与反拨 |
| 第四节 “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 |
| 一、历史的“翻转”：政治意义规范下主流史观置换的价值意义 |
| 二、“人民”与“英雄”：历史剧两套话语的对接和缝隙 |
| 三、《关汉卿》：“人民史观”实践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浮出” |
| 第四章 新编历史剧批评范式的运作 |
| 第一节 权威话语控制下历史剧批评问题的提出和导向的确立 |
| 一、新编历史剧的论争：权威话语控制下史剧批评问题的提出 |
| 二、对唯心史观的清算：以唯物史观为史剧唯一批评原则的斗争 |
| 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史剧批评话语的确立和矛盾 |
| 第二节 是“历史”还是“戏剧”:新编历史剧批评的独特性表现 |
| 一、“虚”与“实”的辩论：史剧批评中政治评价标准的形成 |
| 二、60年代初的史剧论争：“史”与“剧”的政治性解读 |
| 三、“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对历史剧另一种“真实”的拷问 |
| 第三节 新编历史剧“古为今用”功用的传达和强化 |
| 一、“古为今用”与“以古讽今”的辩难：历史剧“厚今薄古”功用的强化 |
| 二、“翻案”与“影射”：历史剧“古为今用”的过度阐释 |
| 三、“卧薪尝胆热”的讨论：“反历史主义”批评的组织和实施 |
| 第四节 《海瑞罢官》事件：作为新编历史剧文化批判的个案分析 |
| 一、《海瑞罢官》的文本生成：“古为今用”的必然性表达 |
| 二、海瑞“原型”与文本形象：唯物史观清理唯心史观的一次话语实践 |
| 三、《海瑞罢官》批判事件的文化启示 |
| 结语 走向现代的民族情怀 |
| 一、新编历史剧与新时期历史剧的衍变 |
| 二、当下历史剧的新取向和思考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3）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相关问题 |
| 1. 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
| 2.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的走向问题 |
| 3. 戏曲改革运动的当下意义问题 |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研究综述 |
| 1. 十七年时期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 2. 文革及新时期以来戏曲改革运动相关研究述评 |
| 3. 十七年戏曲改革运动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章 梨园新变与“大众”浮现——现代性语境中十七年前期的戏剧改良 |
| 第一节 现代性焦虑中发现“大众”:晚清民初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 1. 国民之众:梁启超的戏剧改良中的新民话语 |
| 2. 启蒙之众:晚清民初戏曲理论及舞台实践中的个人话语 |
| 第二节 革命化实践中制造“大众”:30—40年代的戏剧改良与大众话语 |
| 1. 民族之众:新国剧运动中戏曲改良的民众话语 |
| 2. 阶级之众:延安戏曲改革中的工农兵话语 |
| 第二章 组织意愿与实践裂隙:大众化视域下传统戏改革的机制及运行——以《人民日报》(1948—1952)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有意味的形式”:大众化文艺背景下戏改的发生 |
| 1.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大众化”实验 |
| 2. 走向全国:“人民新戏曲”的中心置换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戏改特点与大众化经验 |
| 1. 戏改机制雏形:中国戏曲改进会的发起 |
| 2. 戏改机制统筹:戏曲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功能 |
| 3. 戏改机制特点:管理范畴与科层体系的完备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大众化限度与戏改弹性 |
| 1. “大众化”限度:接受者与表演者的身份困惑 |
| 2. 戏改弹性:“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 |
| 第三章 从农民模范到革命英雄:大众化视域下现代戏改革的疾变与跃进——以《人民日报》(1964)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理想农民形象的生成与强化 |
| 1. 农民模范:革命现代戏的主体形象 |
| 2. 从被动到能动:现代戏的革命化加速 |
| 第二节 从“戏曲改革”到“京剧革命”:革命京剧现代戏及逻辑展开 |
| 1. 舞台的统一:革命规训下的大众形象塑造 |
| 2. 舞台的延伸:权力运作下的戏改符号传播 |
| 3. 舞台的覆盖:“大众化”与“样板化”的汇融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十七年戏改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 第一节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下戏曲生态 |
| 1. 改革之续:戏曲生态的当下处境 |
| 2. 定位之困:戏曲生态的当下窘境 |
| 3. 从戏曲到电影:“大众化”工具的更迭 |
| 第二节 十七年戏改“大众化”经验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启示 |
| 1. 逻辑前提:“大众化”的当下意义 |
| 2. 阐释过程:方法置换、方向并进与方式推广 |
| 3. 阐释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戏曲改革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研究（1928-197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源流导论 |
| 第一章 左翼时期的集体创作 |
| 第一节 集体创作的萌芽和展开 |
| 一、集体创作的萌芽:苏联的影响 |
| 二、集体创作的展开:现实的诉求 |
| 三、集体创作的"娘家":《光明》杂志 |
| 第二节 苏区的集体创作 |
| 一、苏区红色戏剧的集体创作 |
| 二、苏区红色歌谣的集体创作 |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集体创作 |
| 第一节 集体创作的深化 |
| 一、战争背景下集体创作地位的巩固 |
| 二、解放区诗歌的集体创作浪潮 |
| 三、解放区的集体征文运动 |
| 第二节 新歌剧—新秧歌运动与集体创作 |
| 一、早期新歌剧的民族化"新路"探索 |
| 二、新秧歌的集体创作:政治对民间的"改造" |
| 三、集体创作的"结晶":新歌剧《白毛女》 |
| 第三节 旧剧改革运动与集体创作 |
| 一、旧剧改革的现实转向 |
| 二、旧剧改革划时期的开端:以《逼上梁山》为中心 |
| 第四节 国统区的集体创作 |
| 一、国统区戏剧的集体创作 |
| 二、国统区小说的集体创作 |
| 三、国统区集体创作的多样化 |
| 第三章 "十七年"时期的集体创作 |
| 第一节 集体创作的高潮 |
| 一、集体创作的集大成:"工农兵方向" |
| 二、集体创作的征文活动:"共产主义境域" |
| 三、少数民族文学的集体创作:"去芜存菁" |
| 第二节 "三史"运动与集体创作 |
| 一、苏联集体创作传统的影响 |
| 二、"三史"创作的新中国意识 |
| 三、"三史"创作的意义与局限 |
| 第三节 新民歌运动与集体创作 |
| 一、新民歌运动:从民俗研究到政治诉求 |
| 二、集体创作的心理转向:抽象情势特征 |
| 第四节 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 |
| 一、个人创作意识的下降 |
| 二、集体创作意识的转向 |
| 第四章 "文革"时期的集体创作 |
| 第一节 集体创作的固化 |
| 一、集体创作的终极转型:信仰仪式 |
| 二、集体创作的固化方式:理论规训 |
| 三、集体创作的精神演绎:"浩然图式" |
| 第二节 "样板戏"的集体创作 |
| 一、集体创作的资源沿袭和改造 |
| 二、集体创作的集团意识和意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历史面目（论文提纲范文）
| (甲) 关于延安平剧院的前身 |
| (乙) 关于延安平剧院的上级领导、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
| (丙) 关于本院创作和排演的现代戏 |
| (丁) 关于延安平剧院创作和演出的新编历史剧 (包括历史故事剧) 和改编的传统戏 |
| (戊) 关于《逼上梁山》的创作、演出及其领导 |
| (己) 关于《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演出及其领导 |
| (庚) 关于延安平剧院的后身 |
（6）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作为音乐教学法教师：课程异变的尴尬 |
| 二、作为教材教法的研究者：历史研究的萌发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音乐教师教育 |
| 二、音乐教学法课程 |
| 三、音乐教学法教材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音乐教育学的相关研究 |
| 二、音乐教师教育研究 |
| 三、音乐教学法课程研究 |
| 四、音乐教学法教材研究 |
| 五、成果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音乐教学法课程的开设历史 |
| 第一节 萌芽与初创(1901—1949) |
| 一、清末民初：课程先于学制产生 |
| 二、五四之后：从“教授法”到“教学法” |
| 三、红色政权时期：有“音乐课”而无“教学法” |
| 第二节 建设与曲折(1950—1965) |
| 一、建国初期课程开设得到较快发展 |
| 二、“美育”的消失使课程开设受到阻碍 |
| 第三节 毁灭与停滞(1966-1976) |
| 一、音乐师资短训班的艰难开设 |
| 二、音乐专业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
| 第三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仿日探索阶段(1901-1949)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音乐教学法教材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局面 |
| 二、音乐教学法教材从借鉴探索走向独立原创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特征分析 |
| 一、多元素材中的日本元素突显 |
| 二、教材内容重视音乐知识技能教学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日本学校唱歌运动为中国音乐教学法教材的诞生做了铺垫 |
| 二、学堂乐歌唱歌集及其他出版物催生了音乐教学法教材 |
| 三、音乐课程理解的局限性使音乐教学法教材强调知识技能 |
| 四、西方音乐理论的传入使音乐教学法教材重视知识技能 |
| 第四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学苏探索阶段(1950-1965)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翻译苏联教材以解燃眉之急 |
| 二、从翻译照搬走向自编探索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特征 |
| 一、整体上的苏联印记 |
| 二、内容上的政治色彩 |
| 三、教法上的实践品格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全面学苏是建国初期教材编写的必然选择 |
| 二、政治取向的文艺思想强化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政治性 |
| 三、苏联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促成了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实践品格 |
| 第五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文革异变阶段(1966-1976) |
| 第一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概况 |
| 一、中小学革命文艺教材的出现 |
| 二、音乐教学法教材的变身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特征 |
| 一、体例上的毛泽东思想统帅性 |
| 二、内容构成上的革命性 |
| 三、音乐教学法知识的薄弱性 |
| 第三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背景及特征成因 |
| 一、教育革命的开展使音乐教师教育体系遭受重创 |
| 二、文革音乐占据了教学内容的绝对地位 |
| 第六章 音乐教学法教材建设的历史反思与编写建议 |
| 第一节 历史的反思 |
| 一、教材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二、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会遮蔽教材的人文性 |
| 三、教材编写者的结构应具有交叉性和多重性 |
| 第二节 音乐教学法教材的编写建议 |
| 一、目标诉求从“独白”走向“对话” |
| 二、价值取向从知识走向人文 |
| 三、教法指导从理论走向实践 |
| 四、内容构成从单一走向整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延安戏曲改革的史料整理 |
| 第二节 延安戏曲改革的外部研究 |
| 第三节 延安戏曲改革的内部研究 |
| 第四节 “文艺大众化”视角下的延安戏曲改革研究 |
| 第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 |
| 第一节 晚清——文艺大众化中戏曲价值的发现 |
| 第二节 “五四”——文艺大众化与戏曲的分离 |
| 第三节 30年代——文艺大众化与戏曲的靠近 |
|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中的延安戏曲改革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戏曲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戏曲改革的实践展开 |
| 第三章 现代主题与民间趣味的互补——延安戏曲改革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反抗”、“劳动”——延安戏曲改革的现代主题 |
| 第二节 大团圆结构——延安戏曲改革对民间趣味的征用 |
| 第四章 20世纪文艺大众化经验对当下大众文化的启示 |
| 第一节 大众文化应关注现实与坚持批判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应理性面对文化全球化 |
| 第三节 大众文化应正确面对文化民族化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宿命的召唤 ——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问题与方法:延安文学研究刍议 |
| 第一章 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逻辑起点 |
| 第二节 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 |
| 第三节 阶级-民族主义与“党的文学”观的出场 |
| 第四节 “党的文学”: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 |
| 第五节 “党的文学”与延安文学观念的总体性形成 |
| 第二章 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 |
| 第一节 难得自由:文艺整风之前的延安文人 |
| 第二节 自由的失落:“向死而生”的延安文人 |
| 第三节 规训与监督:自由创作的终结 |
| 第四节 崇拜与认同:延安文人“有机化”心态的最终形成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 |
| 第二节 鲁迅杂文传统的不断阉割与转换 |
| 第三节 政治性:毛泽东的鲁迅观 |
| 第四节 诠释与转换:鲁迅传统的意识形态化形成 |
| 第四章 意义的制作与凸现:延安文学创作实践及其意义构成 |
| 第一节 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方式 |
| 第二节 集体创作与戏剧创作的意识形态化 |
| 第三节 “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工农写作的话语指向 |
| 第四节 “民间”的意识形态化 |
| 余论 延安文学由“党的文学”转换为国家的文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水浒传》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明代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与《水浒传》接受 |
| 第二节 晚明社会思潮与《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三节 晚明《水浒传》的读者分类及其接受特点 |
| 第四节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五节 《水浒传》评点式接受之比较 |
| 第六节 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二章 清代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二节 清代舞台上的梁山英豪 |
| 第三节 王望如的《水浒传》接受 |
| 第四节 《水浒传》的逆向接受 |
| 第五节 清代侠义小说对《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小说理论的新变和《水浒传》的接受 |
| 第二节 新思想的接受与《水浒传》的新阐释 |
| 第三节 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 |
| 第四章 现代史上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水浒传》的新批评 |
| 第二节 接受形式与接受倾向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对《水浒传》接受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的两部新编水浒京剧 |
| 第五章 当代的《水浒传》接受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水浒传》批评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水浒传》评论 |
| 第三节 《水浒传》批评的多元化 |
| 第四节 新媒体与《水浒传》的新接受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10）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样板戏演变研究[D]. 王俊. 南京大学, 2014(05)
- [2]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1942-1978）[D]. 黄亚清. 浙江大学, 2013(04)
- [3]十七年“戏改”与文艺“大众化”理论及实践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D]. 魏欣怡.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4]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研究（1928-1976）[D]. 首作帝.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
- [5]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历史面目[J]. 王一达. 中国京剧, 2002(06)
- [6]音乐教学法教材之历史研究（1901-1976）[D]. 杨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6)
- [7]延安戏曲改革与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D]. 武菲菲.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宿命的召唤 ——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D]. 袁盛勇. 复旦大学, 2004(01)
- [9]《水浒传》接受史研究[D]. 高日晖. 复旦大学, 2003(03)
- [10]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