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路其首[2](2019)在《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人民水资源利用方式,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可深化对该时期人民在水资源利用中体现的智慧与经验的理解,以更好地为现实提供借鉴。自然降水状态下的西北地区,除少数山地之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及农业发展。明代西北地区比现在干冷,降水量比现在小。对水的利用除雨养农业区外则是灌溉区的形成。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将西北地区分为陕北高原、陇中盆地、渭河平原、宁夏平原、秦巴山地、河湟谷地等,各区内自然环境及地表径流不同。农业水资源利用主要为地表水,其中以地表径流为主;地下水次之,地下水或地表积水可作为地表径流的补充。灌溉是利用地表水最主要的方式,明代西北地区的灌溉工程建设在不同地区表现的不同,通过整理不同地区的灌溉工程及其建设方法,其工程特点是:以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兴废较为频繁、军事性因素强、水利技术有一定发展。灌溉工程有不同分类:以投资者分类,分为军事因素的灌溉工程、官民合修和民间自修三种;以引水方式分类,可分有坝引水和无坝引水两种。灌溉工程修建较高的花费、政治环境的不利、引水方式的不同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灌溉工程建设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很深。一是灌溉面积的扩大。边地军镇卫所的屯田活动对耕地面积扩大起到很大作用,但并非水利建设的直接结果。其发展速率主要依靠地理环境及农业发展基础,还包括人口的增减。腹里地区耕地面积在明中后期出现增长,这与农业发展基础、灌溉工程中小型化、政策推行、种植结构改变等有密切关系。不同地区灌溉面积扩大与灌溉工程建设的相关程度也不同,并存在空间与时间差异。二是农业技术的选择。作物引进方面,旱地作物对种植结构改变作用有限,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小且零星分布,大部分地区仍然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水资源利用对作物周期以及包括不同作物的轮作、间作在内的种植结构变化起了一定作用。农业生产工具多样,尤其以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水车、水磨、船磨的出现为代表,但只是在陇中部分地区出现。农业增产措施中,肥料使用普遍;而以陇中砂田为代表的保水措施是一种创举,但二者更新费用较高。总之,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方面未取得重要突破。不同水资源利用途径会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状态,并存在区域性差异。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营方式多种并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肥力保持模式、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而肥力保持模式与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有一定交叉,水资源则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农业经济区域性差异与水资源的区域性差异有紧密相关性,水资源的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农业经济发展格局。总之,通过对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的探讨上,可供借鉴处是在工程技术创新、农业增产措施、水资源分配、利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上,而不足之处则是水资源利用来源过于单一,水资源利用工具未广泛普及且技术相对滞后,部分地区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等。当今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仍有一些问题与历史相似,在今后用水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相关措施努力达到水资源的合理使用。
李江[3](2012)在《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及其保护研究”的子课题,目的在于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明清时期甘肃河西走廊建筑文化景观,梳理河西传统建筑的发展历程、营造方式和城镇建设情况。河西走廊自古就处在丝绸之路即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上,多元文化共生,明清以来,在适应河西走廊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河西走廊建筑在布局、形制、构造和装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特征,并于晚晴时期发展出了相对独立的河西建筑工艺体系。河西走廊城镇根据军事斗争形式和屯田需要而设,尤其以明代北边防线和甘肃镇的建立成为河西城镇建设的背景和依托,奠定了河西地区城镇的基本规模和形式。而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的增加,河西城镇建设在明初形成的基本格局下获得了新的进展,大量的建造活动围绕着河西城镇的发展而展开,建筑类型丰富多样。本论文作为河西走廊地区传统建筑的基础研究,着力于传统的考古学科、建筑学科、历史学科之间的交叉,分析河西走廊建筑发展沿革以及明清时期地域建筑文化的变迁,试图建立起整个河西走廊建筑的宏观整体认识,建构完整的资料体系和研究框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李艳[4](2009)在《近代河西地区的水利、水权、水案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甘肃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区域,近代以来至现在,是甘肃乃至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由于地理、气候的因素,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水利灌溉密切相关,早在唐代就有“水是农业之命脉”的说法。因水利灌溉而产生的纠纷在河西地区屡见不鲜,水利纠纷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在生态和社会双重压力下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是分析社会变迁的主要论据。近代以来,随着人口、生态变迁和国家政策的变化,透过河西以水资源利用为主的水利事务,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官府与绅民、地方各种势力与一般用水民众,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看到纠纷对管理秩序、村际关系、社会风气、习俗、民众用水心理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是研究近代河西乡村乃至中国乡村社会运行很好的切入点。长期以来对于河西地区近代水案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获得认识:首先,可以深层次探讨近代河西地区水利纠纷产生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加强对近代河西历史的认识。其次,近代河西地区水利纠纷牵涉面广、关乎各阶层的利益,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方式复杂而且多样,对近代河西地区水利纠纷类型、解决方式、影响的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认识河西历史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中,国家力量的统治、地方势力的控制、普通民众的斗争与接受三者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在今天解决好河西地区行政执法与人民利益、水利灌溉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第三、对水案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探讨可以使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以新的视角认识河西近代历史,对近代河西以水利事务为特色的社会的嬗变,即近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纠纷反映出的社会的丰富内涵,包括水、水案、水利开发、水利组织、水利管理、解决机制,绅民的社会风貌及与时代转折的关系等,有更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积极处理各类问题、各种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汪桂生[5](2014)在《黑河流域历史时期垦殖绿洲时空变化与驱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绿洲是干旱区特有的景观,也是干旱区最为精华的组分。垦殖绿洲的形成和演变受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宏观表现,是干旱区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直观反映。复原绿洲垦殖过程与格局演化过程、探讨人口、垦殖规模等要素的变化,分析绿洲演变的驱动机制对认识人类活动影响下干旱区环境演变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优化当前绿洲化调控与管理模式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黑河流域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垦殖过程中发生了复杂格局演化,是绿洲水土资源开发典型区域之一。一些绿洲经过人类长期改造形成了稳定的人工绿洲系统,而另一些地区却沦为荒漠。目前,生态退化等问题给区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然而,这些生态问题并非是短时期内出现的,而与历史时期长时期的水土资源利用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以黑河流域为研究区,以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3S技术及多学科研究手段,在进行深入细致的野外考察和考古调查基础上,将历史文献、历史遗迹、文物考古等自然和人类活动证据相结合,调查黑河流域的各种存留遗迹,以朝代为单元,按1:10万的比例尺,重建黑河流域历史时期高时空分辨率的绿洲演化序列,并探讨其时空过程,辨析驱动绿洲演变的主要因子并探讨其内在作用机制,探讨绿洲开发的经验教训,为当今黑河流域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借鉴。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看,黑河流域的古城址形态以单体方形或长方形为主,鲜有复合城址;全部城址的面积呈现两极集中分布格局,规模在2×104m2以下的以及超过10×104m2分别占到总量的50%和30%。从时代发展看,汉代到明清时期城址面积呈波动式增大趋势,分布格局由区域集聚逐渐演变为中游内放射状分布。(2)黑河流域垦殖绿洲在可重建的汉、晋、唐、元、明、清和民国七个主要实施时期的面积分别为1703、1115、629、614、964、1205和1917km2,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演变过程。(3)黑河流域绿洲自汉代以来沿河逐步向中上游转移,最终主要分布在中游稳定的平原地区。在汉、晋等较早时期,绿洲在中下游地区均有分布且以下游居多。但之后河流尾闾地区规模逐渐减少,重心转移到中游地区。明清及民国时期,绿洲主要分布在中游地区,呈现出以河道为中心的的外扩和多方向散射,绿洲范围从中部平原延伸到南部的祁连山冲积扇一带且向河流尾阊方向亦有拓展。自然条件较好的沿河地区绿洲长期稳定存在,而河流终端地区的绿洲变化频繁且多在开发后遭到废弃,显示出绿洲的依水性。(4)不同地域的绿洲的时空变化过程差异显着。山丹-民乐、甘-临-高、酒泉、金塔-鼎新等主体沿大河绿洲自汉代到元代逐渐减少,明代以来逐渐增加,其规模显着大于诸如汉、晋等早期的绿洲,呈扩展趋势变化。马营河等小支流的绿洲规模在汉到元代逐渐缩小直到废弃,明代以来在河流中段逐渐恢复,但其规模小于汉、晋等较早时期,呈衰退趋势。(5)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绿洲演变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驱动。其中,气候特征及其变化以温度和降水及其变化作用于水资源、河道、沙漠等并使其数量和分布产生变化,进而驱动绿洲格局变化,是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由于黑河流域的政治军事地位重要性,政治因素可看作是绿洲分布格局演变的前提,也是核心的人文驱动因素。(6)从时间看,汉代至元代,自然因素驱动效应更显着。汉代的绿洲开发尽管非常繁荣,但由于为首次人类大规模利用而对环境的扰动并未显着出现。魏晋至元代,流域人口较少,垦殖活动处于萧条时期。明清以来,人口大量增加,绿洲开发显着增强,则人文因素地位更甚。(7)绿洲的开发与演变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确保稳定的政局是绿洲开发和经济延续的最根本条件:为了确保绿洲的生态良好和永续利用,提出了以水资源的生态保障为约束,开发与保护并存的策略;研究认为在满足人口需求的情况下,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是绿洲发展的必由之路。
刘文远[6](2009)在《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研究综述》文中提出
张景平,王忠静[7](2016)在《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文中提出1949年之前,数量庞大的龙王庙在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明清以来河西走廊龙王庙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山川祭祀与祈雨的场所逐渐成为区域水利秩序的唯一代表,进而在近代趋于衰微并畸变为水利危机中暴力型水权博弈的重要场所,最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退出历史舞台。河西走廊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民众对于龙王的敬畏实际有限,但特殊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对国家认同度则较高;明、清两代,国家通过引入、扶持龙王信仰与修建龙王庙,保持了对于灌溉活动的适度介入,龙王庙作为灌溉活动中国家权威的代表符号受到重视。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的衰微,地方社会对龙王与龙王庙的崇敬减弱。当新政权以简明有力的方式全面控制灌溉活动时,龙王庙迅速被地方政府基层水利机构取代,龙王信仰在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中终告湮灭。
张梦娇[8](2015)在《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祠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祠庙是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和神圣空间,是民众的信仰世界物质化的产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祈神禳灾的信仰习俗,为使神灵有栖身之所以方便人们拜祭和酬神,祠庙的修建成为必然。本文所论述的民间信仰祠庙,是指除佛寺、道观外,在民间拥有广泛影响和信众的庙宇,如龙王庙、关帝庙、城隍庙等。这些祠庙广泛存在于河西城乡,其信仰活跃于民间,它们对于研究明清时期河西地区的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社会风气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这是一笔特殊的史料。然而对于这些祠庙以往研究者关注的较少,许多方面若明若暗,不甚了了。笔者不揣谫陋,通过检索今留存的明清时期河西各府、州、县志及相关资料,对于明清时期河西地区的民间信仰祠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索和爬梳,并对其地域分布特征、各类祠庙的功能及其影响等,作了全方位的考察。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类祠庙按祠庙的空间分布等级划分,可分为全区域级祠庙、次区域级祠庙、跨县级祠庙和县域级祠庙。全区域级祠庙和次区域级祠庙的分布特点体现在分布数量多、分布地域广。跨县级祠庙和县域级祠庙由于其分布地域有限,多为乡土级祠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如具有求子功能的百子宫、圣母庙等。跨县级祠庙和县域级祠庙中,有的为河西走廊所特有,它们的分布与河西走廊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祠庙的功能类别组合在不同的地域环境有一定差异。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分布的民间信仰类祠庙的功能类别组合可分为生活保护类、农业保护类、护城护民类。生活保护类祠庙的功能有求平安、求子、求功名、防病防灾等,农业保护类祠庙的功能有求雨、防虫防灾等,护城护民类祠庙的功能有守护城池、保城护民、显灵助战等。这些祠庙的功能类别构成了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类祠庙的主要功能组合。祠庙的创修与祠庙功能的呈现与发挥离不开区域环境的制约。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祠庙类别与祠庙功能组合与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如缺水的自然环境促使祈雨类祠庙的大量涌现,日常生活中诸如对金钱的追求、对子嗣的渴望、对生命不息的渴求、对功名的向往等都促成了生活保护类祠庙的修建。农业保护类祠庙中具有祈雨功能的祠庙占多数,与河西走廊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类型有关。助战类祠庙的修建是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多战事的社会环境促成的结果。
张景平,王忠静[9](2020)在《中国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演进——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长时段考察》文中认为河西走廊作为我国干旱区重要的灌溉农业区,水资源管理自古即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汉唐、明清、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河西走廊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进行长时段研究发现,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程度呈现出"全面介入—选择性介入—再度全面介入"的历史演化规律。在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始终将水资源管理视为干旱区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而在1949年之后水利管理作为社会改造与控制的重要手段的地位尤其得到强化,新中国政府亦不再遵循历代政府不断寻求水资源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基本逻辑。干旱区水资源博弈的主体始终是政府而非其他社会组织,政府行为方式对于干旱区水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皆有深远影响。
张景平,王忠静[10](2016)在《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分析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近代水利危机自萌芽、激化到解决的全过程,指出在前现代技术条件下中国干旱区水利开发具有不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尤其难以形成合理的区域水权制度并保障其执行。不同于一般的水利纷争,流域性水利危机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国家的介入;国家介入欲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强大政治力量并引入现代水利技术。国家不断寻求着解决危机的最优方式与最佳步骤,其间种种反复曲折体现出水利技术与水权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亦反映出"国家"一词在干旱内流区水利事务中的独特内涵。
二、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卫所在河西地区的设立与变迁 |
第一节 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行政沿革 |
一、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 |
二、明以前河西地区的行政沿革 |
第二节 洪武年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与卫所的设立 |
一、洪武初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军事活动 |
二、洪武时期河西地区卫所的设立 |
三、洪武以降河西地区卫所建置的变化及镇戍体系的完善 |
第三节 河西卫所的职官体系 |
一、卫所职官的基本情况 |
二、河西诸卫的武职系统 |
三、河西诸卫的文职系统 |
第四节 明代中后期河西卫所管理的有司化 |
一、卫所军事职能的削弱 |
二、卫所独立司法权的丧失 |
三、文官对卫所管理的介入 |
四、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 |
第二章 移民与河西地区的人口变迁 |
第一节 明代移民与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变迁 |
一、明代河西移民的类型 |
二、明代移民对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 |
第二节 明代河西地区军户群体的形成、来源与转变 |
一、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 |
二、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来源 |
三、由“军”到“民”—卫所军户的转变 |
第三节 卫所土官群体的形成及其身份的变化 |
一、河西地区土官群体的形成 |
二、树立勋绩——土官家族的崛起 |
三、土官家族的发展与转化 |
第三章 军需供给与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第一节 河西卫所的军粮供给体系 |
一、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出现 |
二、明初河西地区的军粮供给体系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卫所军粮供给制度的变化 |
一、屯田的衰败与军屯田土的民田化 |
二、由“本色”到“折色”—民运、开中、京运的转变 |
三、边地米粮市场的形成与粮价的腾涌 |
第三节 河西地区的军马供应体系 |
一、官牧军马 |
二、茶马互市 |
三、官方购买 |
四、其他方式 |
第四节 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一、促进了河西农业的发展 |
二、促进了河西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 |
三、促进了河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
第四章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文化整合 |
第一节 卫学、科举与儒家文化的直接传播 |
一、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 |
二、科举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崇文重教风尚的形成 |
第二节 明朝在河西地区的旌奖实践与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构建 |
一、立祠祭祀 |
二、题建坊匾 |
三、刻碑写传 |
四、其他方式 |
第三节 明代河西地区正统祭祀体系的构建 |
一、明代河西地区的地方祀典建设的概况 |
二、国家通祀体系在河西地区的推广 |
三、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改造 |
第四节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宗教管理与控制 |
一、佛教 |
二、道教 |
三、伊斯兰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 西北地区 |
(二) 水资源 |
(三) 农业经济 |
第一章、西北地区农业水环境 |
第一节、自然降水状态下的西北农业及其用水方式 |
一、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分布 |
二、明代西北地区的水分状况 |
三、西北地区水资源分布 |
四、西北地区农业发展中的水资源利用方式 |
第二节、明代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的主要来源 |
一、明代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的主要来源 |
(一) 地表水 |
(二) 地下水 |
二、明代西北地区农业利用的地表水 |
三、明代西北地区农业利用的地下水 |
第二章、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灌溉工程的发展 |
第一节、地表水利用与农业灌溉工程发展 |
一、渭河平原 |
二、陕北高原、陇中盆地 |
三、宁夏平原 |
四、河西走廊 |
五、河湟谷地 |
六、秦巴山地 |
第二节、地下水利用与农业灌溉工程建设 |
第三节、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类型及分布 |
一、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类型 |
(一) 以投资者分类 |
(二) 以引水方式分类 |
二、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特点 |
(一) 以中小型水利为主 |
(二) 兴废较为频繁 |
(三) 军事性因素强 |
(四) 水利技术有一定发展 |
三、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分布 |
第四节、余论 |
第三章、水利灌溉与农业发展 |
第一节、灌溉工程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一、建设花费 |
二、引水方式 |
三、社会经济与灌溉工程建设的相互作用 |
第二节、灌溉面积的扩大 |
一、军镇卫所屯田面积的扩大 |
(一) 陕北高原: 延安府与延绥镇的比较研究 |
(二) 宁夏平原与河西走廊 |
(三) 河湟谷地 |
(四) 其他卫所 |
二、腹里耕地面积的扩大 |
(一) 渭河平原耕地面积的变化 |
(二) 秦巴山地耕地面积的扩大 |
三、灌溉面积扩大与水资源利用 |
(一) 屯田面积扩大与水资源利用 |
(二) 腹里耕地面积扩大与水资源利用 |
四、灌溉面积扩大与农业发展 |
(一) 灌溉面积扩大与农业发展的时间性 |
(二) 灌溉面积扩大与农业发展的空间性 |
第三节、农业技术发展 |
一、作物引进与种植结构变化 |
(一) 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 |
(二) 粮食作物的种植 |
(三) 种植结构 |
(四) 小结 |
二、农业工具与增产措施 |
(一) 农业工具 |
(二) 保水措施 |
(三) 小结 |
第四章、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 |
第一节、不同水资源利用途径下的农业发展 |
一、灌溉区农业的发展 |
二、雨养区农业的发展 |
三、农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
第二节、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 |
一、农业经营 |
二、农业经济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以往研究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史料 |
五、研究方法和结构 |
六、创新点及未尽事宜 |
第一章 自然风土环境中的河西建筑 |
第一节 河西走廊地理气候特征 |
第二节 绿洲农业中围绕水利的相关建设 |
第三节 工程地质条件下的建筑措施 |
第四节 河西走廊聚落居住形式 |
小结 |
第二章 河西文化进程与建筑景观 |
第一节 河西走廊历史文化进程 |
第二节 宗教建筑空间的演进 |
第三节 多元建筑文化相互共生 |
小结 |
第三章 河西走廊特色建筑工艺做法 |
第一节 花板代栱 |
第二节 角梁组合 |
第三节 屋顶做法 |
第四节 设计与施工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河西城镇演进 |
第一节 北部防线的构建及河西城镇的设置 |
第二节 河西城镇形态特征 |
第三节 城镇功能不断完善 |
第五章 河西走廊主要城镇建设 |
第一节 文笔三峰、二十四城楼——武威(凉州) |
第二节 连片苇溪,遍地古刹——张掖(甘州) |
第三节 东迎华岳,西达伊吾——酒泉(肃州) |
第四节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
第五节 南依祁连,襟带西域——敦煌(沙州) |
第六章 总结 |
附录 |
一、论文调研行程与采访人员列表 |
二、天津大学在甘青地区的测绘、修缮、保护规划 |
三、清末民初时期对河西走廊的考察 |
四、有关河西走廊建筑的文献资料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与科研情况 |
致谢 |
(4)近代河西地区的水利、水权、水案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水与社会:透视近代河西的一个视角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三、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水利灌溉在近代河西绿洲农业中的重要性及水案的频发 |
第一节 近代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 |
一、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行政建制 |
(一) 河西地区概况 |
(二) 河西走廊的自然资源 |
1 水文资源 |
2 土地资源 |
3 气候资源 |
(三) 近代河西地区行政建制沿革 |
二、近代河西地区的社会风貌和水利习俗 |
第二节 河西地区水利纠纷的类型和特点 |
一、水利纠纷的类型和主要案例 |
二、水利纠纷的特点——与山陕等地区的对比认识 |
第三节 河西地区水利纠纷的原因 |
一、人口和环境问题及水资源特性 |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 |
(一) 行政区划的变化 |
(二) 对水源地的不同理解和水权习惯法的弊病 |
(三) 各种势力的介入 |
(四) 历史原因 |
第二章 近代河西地区水资源管理和调控 |
第一节 近代的水利开发建设与管护 |
一、晚清时期 |
二、民国时期 |
第二节 解决水利纠纷的机制、方式及各种力量的参与和作用 |
一、水利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的形成 |
(一) 历史上的法规文献 |
(二) 近代水权习惯法和国民政府《水利法》 |
1 水权习惯法 |
2 国民政府《水利法》 |
二、国家机构对水利事务的管理 |
(一) 水利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原则 |
(二) 水资源分配的特例——均水制 |
(三) 国家对水利纠纷的行政解决手段 |
(四) 诉讼的方式 |
三、地方势力对水利秩序的整合 |
(一) 分水制度 |
(二) 调解和械斗 |
1 民间调解 |
2 械斗 |
3 宗教的作用 |
四、民众力量在水利事务中的作用 |
1 民众的斗争推动部分秩序的重建 |
2 民众的劳作推动水利设施的完善 |
第三节 对河西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再认识 |
一、水资源共享理念和流域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 |
二、官法与乡法的适度运用和有效结合 |
三、加强综合治理和技术创新 |
四、建立新型的水权制度 |
第三章 近代河西地区水利、水权、水案的影响 |
第一节 水利与河西社会权利关系 |
一、国家机构、地方势力、普通民众间的斗争与互动 |
(一) 国民政府向基层社会权力的延伸 |
(二) 地方势力的活动 |
1 基层水利管理人员 |
2 基层水利组织 |
3 宗族 |
(三) 国家机构、地方势力、普通民众间的互动与影响 |
1 管理与控制 |
2 合作与扩展 |
3 博弈与制衡 |
二、近代河西的乡绅力量 |
(一) 关于"乡村精英" |
(二) 河西乡绅及其与水利的关系 |
1 对近代河西乡绅的考察 |
2 乡绅与水利事务的关系 |
3 乡绅在近代河西水利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
第二节 水利纠纷与社会民众 |
一、水利纠纷影响下的管理秩序与人际关系 |
二、水权意识与社会风俗的变化 |
第三节 近代河西水利的演变和乡村社会变迁 |
一、传承和演变 |
(一) 水利体系的继承与发展 |
(二) 水利事务的控制和管理 |
(三) 用水制度的继承和调整 |
二、近代河西乡村社会的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图一 近代石羊河流域水系图 |
附图二 近代黑河流域水系图 |
附图三 近代疏勒河流域水系图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后记 |
(5)黑河流域历史时期垦殖绿洲时空变化与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图目录 |
表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干旱区人类活动与地表景观变化 |
1.1.2 绿洲的概念 |
1.1.3 绿洲的形成、演变与垦殖绿洲 |
1.1.4 绿洲历史演变的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历史遗迹遥感考古研究综述 |
1.2.2 历史时期绿洲演变研究综述 |
1.2.3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绿洲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的、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3.3 论文框架 |
第二章 黑河流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概况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2.1.1 地理位置 |
2.1.2 气候特征 |
2.1.3 水系与水资源 |
2.1.4 地貌与景观 |
2.1.5 土壤类型 |
2.2 社会经济概况 |
2.2.1 经济与产业 |
2.2.2 人口与民族 |
2.3 生态问题现状 |
2.3.1 中上游地区生态问题 |
2.3.2 下游地区生态问题 |
第三章 研究资料与方法 |
3.1 研究资料 |
3.1.1 历史文献 |
3.1.2 前人文献 |
3.1.3 地图资料 |
3.1.4 遥感影像 |
3.1.5 考古资料 |
3.2 研究方法 |
3.2.1 总体思路与流程 |
3.2.2 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
3.2.3 历史遗迹空间定位 |
3.2.4 行政建制与水系的定位 |
3.2.5 农业垦殖考辨 |
3.2.6 历史地理数据库建立 |
3.2.7 垦殖绿洲范围的重建 |
3.2.8 实地综合考察 |
3.2.9 驱动机制分析与启示探讨 |
第四章 典型城址遥感考古 |
4.1 古城址遥感考古的内容 |
4.2 黑河流域古城址分布及所在环境 |
4.2.1 古城址的分布特点 |
4.2.2 城址的位置选择 |
4.2.3 古城址的环境调查 |
4.3 典型古城址调查分析 |
4.3.1 中游典型古城址的遥感考古 |
4.3.2 下游典型古城址的遥感考古 |
4.4 古城址的形态结构与规模 |
4.4.1 古城址的轮廓与组合特征 |
4.4.2 古城址的规模分布 |
第五章 垦殖绿洲空间分布的重建 |
5.1 绿洲最大与总体分布范围 |
5.2 汉代以前的黑河流域 |
5.2.1 远古时期的人类活动 |
5.2.2 游牧民族的活动 |
5.3 汉代对黑河的首次开发 |
5.3.1 政治军事形势 |
5.3.2 行政建制的初设 |
5.3.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3.4 人口与耕地估算 |
5.3.5 历史遗迹分布 |
5.3.6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4 魏晋时期的黑河开发 |
5.4.1 政治军事形势 |
5.4.2 行政建制 |
5.4.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4.4 人口与耕地估算 |
5.4.5 历史遗迹分布 |
5.4.6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5 南北朝时期 |
5.5.1 政治军事形势 |
5.5.2 行政建制 |
5.5.3 绿洲开发 |
5.6 隋唐五代时期 |
5.6.1 政治军事形势 |
5.6.2 行政建制 |
5.6.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6.4 人口与耕地估计 |
5.6.5 历史遗迹分布 |
5.6.6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7 宋辽金时期 |
5.7.1 政治军事形势 |
5.7.2 行政建制 |
5.7.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7.4 宋辽金时期遗迹分布 |
5.7.5 绿洲开发 |
5.8 元代 |
5.8.1 政治军事形势 |
5.8.2 行政建制 |
5.8.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8.4 人口与耕地估计 |
5.8.5 历史遗迹分布 |
5.8.6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9 明代 |
5.9.1 政治军事形势 |
5.9.2 行政建制 |
5.9.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9.4 人口估计与耕地 |
5.9.5 居民点分布 |
5.9.6 水利开发重建 |
5.9.7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10 清代 |
5.10.1 政治军事形势 |
5.10.2 行政建制 |
5.10.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10.4 人口估计与耕地 |
5.10.5 居民点分布 |
5.10.6 水利开发 |
5.10.7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11 中华民国 |
5.11.1 政治军事形势 |
5.11.2 行政建制 |
5.11.3 绿洲开发政策与措施 |
5.11.4 人口与耕地统计 |
5.11.5 居民点与灌渠分布 |
5.11.6 垦殖绿洲分布重建与探讨 |
5.12 绿洲演变分析 |
5.12.1 绿洲规模变化 |
5.12.2 绿洲总体空间变化 |
5.12.3 分区绿洲变化分析 |
5.12.4 绿洲的时序变化 |
5.13 结果对比与不确定性探讨 |
5.13.1 结果对比 |
5.13.2 不确定性分析 |
第六章 绿洲演变的驱动机制与启示 |
6.1 驱动因素的诊断分析 |
6.1.1 绿洲与自然、社会的关系 |
6.1.2 主要驱动因子辨析 |
6.2 自然因素 |
6.2.1 气候变化 |
6.2.2 水资源变化 |
6.2.3 自然灾害 |
6.2.4 河道变迁 |
6.2.5 风沙活动 |
6.3 人文因素 |
6.3.1 政治局势与社会稳定性 |
6.3.2 经济政策 |
6.3.3 人口与民族 |
6.3.4 土地与赋税制度 |
6.3.5 区位与经济发展 |
6.3.6 技术进步 |
6.4 驱动机制的综合分析 |
6.5 绿洲演变的生态效应 |
6.5.1 天然植被变化 |
6.5.2 水文特征变化 |
6.5.3 土地荒漠化与盐渍化 |
6.6 绿洲演变的启示 |
6.6.1 政局稳定是绿洲稳定开发的前提 |
6.6.2 适度人口规模是绿洲开发的基础 |
6.6.3 保障生态用水是绿洲延续的根本 |
6.6.4 调整经济结构是绿洲发展的有效途径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7)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论文提纲范文)
一、拆庙建所:一个国家与信仰关系的隐喻 |
二、从祈雨圣地到配套工程:明初至清中叶河西走廊龙王庙的修建 |
三、“庙”的凸显与“龙王”的淡出:清中叶河西走廊龙王庙系统的变化 |
四、从“龙神其寝”到“毛主席就是活龙王”:龙王庙的近代命运 |
五、结论 |
(8)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祠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五、主要的创新点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祠庙的分布概况 |
第一节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祠庙分布的初步整理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祠庙的分布 |
第三节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祠庙分布空间的分类 |
第二章 全区域级祠庙和次区域级祠庙的分布特点和功能 |
第一节 全区域级祠庙的分布特点和功能 |
一、龙王庙 |
二、关帝庙 |
三、城隍庙 |
第二节 次区域级祠庙的分布特点和功能 |
一、文昌庙 |
二、魁星阁 |
三、马神庙 |
四、火神庙 |
五、八蜡庙 |
六、真武庙 |
七、三官庙 |
八、药王庙 |
九、东岳庙 |
十、玉皇庙 |
十一、雷神庙 |
第三章 跨县级和县域级祠庙的分布区域和功能 |
第一节 跨县级祠庙的分布区域和功能 |
一、地域性祠庙和环境指示型祠庙 |
二、民间常见祠庙 |
三、观音殿与灵官庙 |
四、五圣宫、二郎庙与萧曹庙 |
第二节 县域级祠庙简论 |
一、镇番县苏公祠 |
二、张掖县县域级祠庙 |
三、山丹县宁济公祠 |
四、高台县晏公庙 |
五、抚彝厅阎良庙 |
六、肃州刘师祠、三公祠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祠庙分类研究 |
第一节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祠庙的分类 |
一、农业保护类祠庙 |
二、护城护民类祠庙 |
三、生活保护类祠庙 |
四、行业保护类祠庙 |
五、纪念性祠庙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祠庙类型的塑造缘由 |
一、生活保护类祠庙的塑造缘由 |
二、农业保护类祠庙的塑造缘由 |
三、护城护民类祠庙的塑造缘由 |
四、纪念性祠庙的塑造缘由 |
五、行业保护类祠庙的塑造缘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中国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演进——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长时段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一、 事靡巨细: 绵延千年的“全能型”政府角色 |
二、 隐形权威: 持续数百年的政府选择性介入 |
三、 水权国有: 水利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全能政府 |
四、 结 论 |
四、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D]. 路其首.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D]. 李江. 天津大学, 2012(06)
- [4]近代河西地区的水利、水权、水案与乡村社会[D]. 李艳. 兰州大学, 2009(01)
- [5]黑河流域历史时期垦殖绿洲时空变化与驱动机制研究[D]. 汪桂生. 兰州大学, 2014(03)
- [6]清代北方农田水利史研究综述[J]. 刘文远. 清史研究, 2009(02)
- [7]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J]. 张景平,王忠静. 近代史研究, 2016(03)
- [8]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祠庙研究[D]. 张梦娇. 西北师范大学, 2015(06)
- [9]中国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演进——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长时段考察[J]. 张景平,王忠静.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2)
- [10]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J]. 张景平,王忠静.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