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苏德华[1]（2021）在《加拿大差会华西传教史研究文献述评》文中研究指明加拿大差会在华西地区传教达60余年,派往该地区的传教士近500人,是西方基督宗教差会来华传教团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学界对该差会的研究尚不成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尚待开展。为了方便学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对研究文献有一个清晰的把握,本文拟对该差会华西传教史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内容包括档案、教会历史文献、二手文献及其它文献,文末对这些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利用提出建议。
田素美,高晓波[2]（2021）在《近代传教士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以教育、医疗、慈善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四川藏族聚居区虽然交通不便,但因其毗邻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而被视为从内地进入西藏的桥头堡,因此,也成为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频繁活动的区域之一。通过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后,传教士便大量进入内地建立教堂,发展教徒。传教士进入四川藏族聚居区后,租买土地,建立教堂,创办教会学校,建立医院诊所和慈善机构等。教会学校促进了西学在涉藏地区传播,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为涉藏地区提供了全新的学校教育模式;同时起着控制民众思想,为列强侵略提供合理性解释的作用。因此,要认清这种以慈善之名行传教剥削之实、扰乱社会秩序的侵略本质,但客观上对涉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朱文宇[3]（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邢功伟[4]（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提出
胡金环[5]（2021）在《近代中国放足运动与学校女子体育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付玉[6]（2021）在《清末女子留日教育研究（1899～1911）》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长期被束缚,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剥夺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和自由。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美、留欧幼童都是男性,女子留学也就自然被排除在外。教会女子学校为中国女性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门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兴女学为更多中国女性提供接触新式教育的机会。少数女子开始走出闺阁,负笈日本留学。清末女子留日教育是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发展起来的,留日女性身上肩负着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女子教育都经历着一系列变革,这为中国女性留日创造条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留日的中国女性是夏循兰,她于1899年前往日本,继此中国女子留日正式拉开序幕。受到中国男性留日以及日本部分人士游说的影响,少数中国女性负笈东洋。在中国女性留日的初期,江浙地区和湖广地区的生源比较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自发前往日本。随着1905年第一批官派女子留学日本得以实现,第一次留日热潮开始形成。在官费与自费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女性赴日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留日女性大多选择师范、家政等专业,这与国内女学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师资短缺问题有很大关系。日本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目的和短期速成的课程设置也吸引着更多的中国女性。留日学生群体中还出现了自主管理的组织,与官方管理机构共同发挥作用。在学习的同时,留日女性也踊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1907年开始,速成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而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却取得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逐渐形成一股革命力量,留日女生群体也加入其中。这不仅与清政府期望培养的贤妻良母相违背,甚至还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这就为限制留日女性的数量埋下伏笔。1907年之后,留日女学生的选拔标准及修读要求都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教育质量,但也限制了留日女性人数的增长。回国后的留日女性或是成为教师,或是创办女学校,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壮大增添力量。她们的组织和宣传使更多的中国女性接受教育,这也为两部女学堂章程的颁布创造条件。清末留日女性也重视女学对女权的作用,并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女性争取权利,解放中国妇女,使其地位得以提升。
谢文韬[7]（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高世伟[8]（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刘安洪[9]（2021）在《清末四川教案中的绅士研究》文中提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传教士随之进入四川。四川省原本封闭的乡村基层社会突然涌进一批穿着长袍、黄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宣扬必须要信仰基督耶稣方可得救,这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绅民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矛盾由此产生。随着教会势力的逐渐壮大,原本在基层社会中处于特权阶层的绅士,处处面临着来自教会的挑战。首先,教会冲击了绅士“华夷之辨”、“伦理纲常”、“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家园;其次,教会还冲击了绅士“包揽词讼”、“兴办团练”、举办“迎神赛会”等政治文化特权;最后,传教士在川省聚敛地产,更加激化了与当地绅士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川省大部分绅士开始积极投身于激烈的反教运动中。他们在早期的斗争中积极带领川省人民反教,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在绅权逐渐被教权压制之后,川省绅士转而成为反教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利用匿名揭帖、檄文等宣传反教,成为反教运动最有力的宣传者。与之相反,另一小部分绅士则开始倒向教会,成为教绅,这些教绅深受教会的信任,自然受到川省官绅士民的猜疑,他们的存在加深了川省的民教矛盾。应当指出,传教士与侵略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教会亦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绅士领导和支持的反教运动具有一定的反侵略性质,但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先进的反侵略性和落后的封建保守性并存的一种排外运动,而川省绅士角色的变换,折射出时代的矛盾和一个封建阶层的的挣扎与没落。
闫睿[10]（2021）在《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文中认为民国初年政府积极进行禁烟活动,颁布了禁烟法令,对禁止鸦片的种植、贩运、售卖、吸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禁烟效果显着。迨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烟禁大开。与此同时,国际上针对远东地区鸦片问题和世界范围麻醉品流毒严重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日内瓦禁烟会议。国内方面,各地鸦片流毒呈现显着的不同特点。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罂粟种植大省,过剩的烟土通过马帮和滇越铁路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甚至国外,形成了独特的烟土贩运组织和贩运路线。湖北地处中国中部,是烟土贩运大省,大量的云贵川烟土在湖北汇集,然后被分销到全国各地。宜昌和汉口更是形成了独特的运销体系。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是外来毒品输入大省。大量的日本吗啡及其制成品通过青岛等地流入山东,加剧了山东的烟毒泛滥。通过对比三省烟毒泛滥的不同特点,分析差异性原因,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后期中国在禁烟问题上面临的国内国际双重困境。此外,北洋政府后期禁烟困境中仍存在着推动力量。本文选取了云南、湖北、山东这三个各有特色的地域,发掘了部分英文史料,中英文史料互为补充,系统地阐述北洋政府后期三省的罂粟种植、烟毒贩运、烟毒售吸的具体情况,通过透析北洋政府后期中国禁烟面临着困境和存在着推动力量,希望对当代禁毒工作有所裨益。
二、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加拿大差会华西传教史研究文献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档 案 |
| (一)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藏档 |
| 1.差会及华教会的会议记录、报告 |
| 2.传教士信件 |
| 3.图片、音频视频材料 |
| (二)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
| 二、教会历史文献 |
| (一)传教士回忆录、游记 |
| (二)传记 |
| (三)英文教会史料 |
| 1.母会年度报告、会议记录、年鉴 |
| 2.母会、差会英文期刊 |
| 3.英文史料汇编 |
| (四)中文教会史料 |
| 三、二手文献 |
| 四、其它文献 |
| 五、中外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利用 |
| (一)档案和史料的整理与翻译 |
| (二)国外档案的使用方法 |
| 1.利用档案馆的网上信息 |
| 2.对档案的整体把握 |
| (三)中外文文献的交叉利用 |
（2）近代传教士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以教育、医疗、慈善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代四川藏族聚居区传教士概况及其分布 |
| 二、近代传教士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教育、医疗、慈善活动 |
| （一）传教士与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教育 |
| 1. 四川藏族聚居区教会学校概况 |
| 2. 四川藏族聚居区教会教育的特点 |
| （二）传教士与涉藏地区的医疗 |
| 1. 涉藏地区的医疗机构 |
| 2. 四川藏族聚居区医疗机构的特点 |
| （三）传教士与藏族聚居区的慈善活动 |
| 1. 涉藏地区的慈善机构 |
| 2. 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慈善特点 |
| 三、传教士在四川藏族聚居区活动的社会影响 |
| （一）积极影响 |
| 1. 打破了贵族垄断藏族聚居区教育的局面 |
| 2. 为藏族聚居区提供了全新的学校教育模式 |
| 3. 教会学校促进了西学的在藏族聚居区传播 |
| 4. 传教士的慈善医疗活动在一定程序上缓解了民众的疾苦 |
| （二）消极方面 |
| 1. 控制民众思想，为列强侵略提供合理性解释 |
| 2. 以医疗慈善之名行传教剥削之实，扰乱社会秩序 |
| 结语 |
（3）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6）清末女子留日教育研究（1899～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末女子留日教育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女子教育经历着转型与变革 |
| 一、教会女子学校开创先例 |
| 二、维新派兴女学推波助澜 |
| 第二节 日本具有接收中国留日女性的可能性 |
| 一、藩校和寺子屋为近代女校的发展奠基 |
| 二、《学制令》与女子初等教育体系 |
| 三、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中等教育 |
| 第二章 初迈国门:艰难的负笈东洋之路(1899~1905) |
| 第一节 各界推动下的初步发展 |
| 一、留学救国的现实需求 |
| 二、日本亚洲主义者的鼓动 |
| 第二节 早期留日的中国女学生 |
| 一、学生来源:江浙湖广最多 |
| 二、就读学校:实践女学校为主 |
| 三、留日形式:从伴读转向自发 |
| 第三章 小有规模:第一次留日热潮的形成(1905~1907) |
| 第一节 速成教育下的留日女性 |
| 一、官费派遣使生源扩大 |
| 二、贤妻良母的教育目的 |
| 三、短期速成的课程设置 |
| 四、官方与自主管理结合 |
| 第二节 留日期间的自我解放活动 |
| 一、组织社团及创办报刊 |
| 二、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
| 第四章 限量求质:从速成向高等专门教育过渡(1907~1911) |
| 第一节 限制留日女学生数量的原因 |
| 一、速成教育降低留日质量 |
| 二、国内女子教育迅速发展 |
| 三、违背初衷的女学生组织 |
| 第二节 留日女子教育由量向质转变 |
| 一、越来越严格的管理规定 |
| 二、留日女学生资格的变化 |
| 三、追求高等专门教育为主 |
| 第五章 清末留日女性群体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
| 一、提供师资或创办女学堂 |
| 二、为女学堂章程的颁布创造条件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
| 一、认识到女学对女权的作用 |
| 二、身体力行于妇女解放运动 |
| 附录一 清末女性留日重要事件简表 |
| 附录二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清末四川教案中的绅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目的、意义、基本思路和方法 |
| 一、洋教在四川的传播 |
| (一)洋教在四川传播的基本概况 |
| (二)清末传教士在四川传教中的波折 |
| 二、传教背景下绅士阶层面临的挑战及其因应 |
| (一)教会冲击了绅士的精神家园,激发了其卫道的使命感 |
| (二)教会冲击了绅士的特权,引发其“维权”的冲动 |
| (三)教会加剧了川省人地矛盾,激化了与绅士的关系 |
| 三、川省绅士在教案中的角色 |
| (一)反洋教运动的领导者 |
| (二)反洋教运动的支持者 |
| (三)反洋教运动的宣传者 |
| (四)倒向教会的绅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及时间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绪论 |
| (一)民国初年的禁烟 |
| 1.民国初年的禁烟背景 |
| 2.民国初年的禁烟举措和成效 |
| (二)两次日内瓦会议 |
| 一 云南烟毒的流毒状况 |
| (一)云南罂粟种植情况 |
| 1.种植原因 |
| 2.种植亩数 |
| 3.《云南禁烟处罚暂行章程》 |
| (二)云南烟土贩运情况 |
| 1.贩运原因 |
| 2.贩运路线 |
| 3.贩运方式 |
| 4.贩运组织 |
| 5.贩运数量 |
| 6.《靖国军军饷委员会禁运处罚规则》 |
| (三)云南鸦片售吸情况 |
| 1.售卖 |
| 2.吸食 |
| 二 湖北烟毒的流毒状况 |
| (一)湖北罂粟种植与吗啡制造 |
| 1.种植原因 |
| 2.鸦片窝捐 |
| 3.吗啡制造 |
| (二)湖北烟毒贩运情况 |
| 1.贩运原因 |
| 2.烟毒的来源及贩运路线 |
| 3.官商合作的运销体系 |
| 4.烟毒的走私 |
| 5.贩运种类及数量 |
| (三)湖北烟毒售吸状况 |
| 1.售卖 |
| 2.吸食 |
| 三 山东烟毒的流毒状况 |
| (一)山东罂粟种植情况 |
| (二)山东烟毒走私情况 |
| 1.走私原因 |
| 2.烟毒来源及走私路线 |
| 3.山东烟毒的走私 |
| 4.走私种类及数量 |
| (三)山东烟毒售吸情况 |
| 1.售卖 |
| 2.吸食 |
| 结论 |
| (一)滇鄂鲁三省烟毒流毒对比 |
| 1.三省烟毒情况对比 |
| 2.差异性原因分析 |
| 3.烟毒情况总体认识 |
| (二)国内国际的双重困境 |
| 1.国内禁烟阻力 |
| 2.国际禁烟阻力 |
| (三)国内国际的推动力量 |
| 1.国内推动力量 |
| 2.国际推动力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加拿大差会华西传教史研究文献述评[J]. 苏德华. 宗教学研究, 2021
- [2]近代传教士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以教育、医疗、慈善为考察中心[J]. 田素美,高晓波. 青海民族研究, 2021(03)
- [3]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4]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近代中国放足运动与学校女子体育发展的关系研究[D]. 胡金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6]清末女子留日教育研究（1899～1911）[D]. 付玉.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
- [8]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9]清末四川教案中的绅士研究[D]. 刘安洪.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10]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D]. 闫睿.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