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子学会1997年会士评定（论文文献综述）
严明[1]（1998）在《中国电子学会1997年会士评定》文中指出中国电子学会１９９７年会士评定中国电子学会会士评定工作委员会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学会总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评委会副主任委员柯有安，委员邱绪环、陈敬熊、吴咏诗、吴全德、冯世章、陈太一、钟允若、张克潜、童铠、张家谋、毛士艺等十二人，孙俊人理事长...
岳婷婷[2]（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提出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郑言[3]（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提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吴礼敬[5]（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认为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董赤[6]（2010）在《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发展历程、主要思潮与对人们审美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性探究的史论性命题。对于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室内设计艺术的发展演变,室内设计文化的形成规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文化特征、艺术规律和文化特征,并对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在我国设计艺术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设计艺术的价值追求经历了由功能至上到功能与审美大体均衡,再到审美逐渐压倒功能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和行业,在步入21世纪时,设计艺术在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中的支撑发展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我国设计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应当说成就卓着,尤其在室内设计方面。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整体上仍停留在总体的历史性框架内,重复性研究较多,亟需立足于发展的视角,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历史性反思。本课题正是在这一视角和背景下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它是一种对过去30年来室内设计艺术发展的把脉,既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探讨。本文在开篇对所选题题目的有关概念、现实记忆、史学思考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介绍。并从八个方面深入研究室内设计艺术的本质规律。第一章,重点阐述了室内设计自觉意识于新时期初始,其室内设计参与我国对外开放需要和设计师们的思考,也包括作为工艺美术概念下的设计艺术在经济建设中得到的确认。第二章,从中国室内设计教育内容入手,以改革开放的设计理念,分析室内设计教育较早适应社会所需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并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以“走出去、请进来”为理念,研究确立专业概念,调整艺术教育结构,加强与国际设计教育交流,向社会输送设计人才,传播设计文化,完善室内设计教育模式。第三章,分析了西方艺术思潮的传入,传播的主要途径和对对我国室内设计的影响与冲击,以及国内设计界精英们的思考与行动。第四章,主要阐述新时期以来,设计艺术的室内设计在学术上的种种努力,介绍其研究成果,“人的主题”作为设计的本质提出,营建“室内设计”并发展到“室内环境设计”,及竞赛和评价机制的导入对专业发展的影响。使我国新时期以来,室内设计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呈现出清晰的思路。第五章,介绍了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室内设计艺术在市场运作中,行业组织、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分析了多年来这一行业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第六章,就室内设计中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的联系、影响以及室内设计本身技术层面的支持所带来的产业化进行把脉,以便于我们从中了解室内设计作为“艺术设计”传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呈现的引领力量和自身的现代性特征。第七章,重点阐释室内设计由为少数人来享用的艺术走向民间生活,成为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专业的室内设计推动了设计文化,从而影响了大众审美取向。政府与行业组织也积极地指导室内设计,充分体现出的人文关怀,也使得设计与消费、健康与审美,规范与标准等方面健康有序地发展。第八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成熟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第九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发展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论文的最后结论部分,对我国室内设计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温故而知新”,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可以获得不少的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为推动中国的室内实际进一步发展而追求和探索新的方向。
赵长江[7]（2014）在《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着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着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国电子学会[8]（1998）在《坚持学会宗旨 努力开拓进取》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电子学会成立１８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中国科协和电子工业部的领导支持下，学会的工作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电子学会现有个人会员６７０００人、团体会员５１０个、省市区地方学会２９个、专职...
姚昆仑[9]（2007）在《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系统的发掘、搜集和考证中国25史与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对中国文明诞生以来科技奖励活动和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梳理清楚我国从古至今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反映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各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奖励状况和特点。同时通过与国外科技奖励的简要比较，评述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科技奖励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借鉴。论文研究的重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作用，并通过科技奖励的发展史实来深化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和理解。论文的每章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科技奖励史实、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发掘和分析。每章的研究要点如下：第一章：阐述了从上古以来到明代末期中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演进过程。人类最早的科技奖励活动，是从对政治、军事方面有功的赏赐发展而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对“格致学”和技艺方面的奖励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主要对天文学、医学的奖励扩展到对农业、军事科技、建筑等领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对奖励的作用多有论述，并将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这些论述和认识，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和积极的借鉴作用。第二章：阐述和分析了清代科技奖励的发展路线、转折及特点。清代是我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走向制度化科技奖励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既来自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传播的推动，也反映了在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思想下中国民众的自我觉醒。虽然这时的制度化科技奖励是建立在专利制度上的，但对推动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技术产品从模仿到自我革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民国时期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本章首先论述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之前，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科学建制化出现，民国政府、研究院所和社团设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技奖励的特点；其次论述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民国政府科技奖励的侧重点，如注重实用技术和替代品的奖励，对基础研究激励重视不够等。第三是论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和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章：论述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奖励进入了新的阶段。本章论述了五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特点以及省市科学技术奖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现状和特点，并简要概括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奖励的作用。第五章：对当代中国和国外科技奖励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开头简要回顾了西方科技奖励发展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其后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对中外科技奖励在推荐形式、评审程序、奖金额度的变迁、影响奖励知名度的各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并着重对我国与当代最发达国家美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个案比较分析，最后指出了当代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此外，附录中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外有关科技奖励的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包括对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各种起源理论、专利制度与奖励制度的关系、奖励制度与科学资助（基金）的关系以及国外激励心理学的论述和分析。总之，本文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对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考证和系统的研究，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我国古今科技奖励的丰富史料，整理归纳古代贤哲有关奖励的论述和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科技奖励的特点。同时，对当代中国与国外科技奖励在评审、奖金强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国外科技奖励制度中可资借鉴的内容。
张培富[10]（2006）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 ——近代留学生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文中提出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的奋斗史。本文通过追溯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化学家共同体内部来讨论化学的体制化问题。贯穿全文的有两条线索: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 从论文结构看,本文由导言、正文六个部分、结束语,及两个重要的附录组成。尽管把关于中国近代留学活动背景的描述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资料的整理放在“附录”部分,但它们却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首先介绍两个附录的内容。 附录Ⅰ,“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 这部分概况性地阐述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是在怎样一个社会和留学大背景下出现与发展起来的。从留学时间上看,制度化的留学活动在民国时期形成,化学留学生正是在制度化的留学活动中诞生的。从留学主题来看,正是在多元化主题留学的大潮中,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才成为时代的强音,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正是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的产物。从留学地域上看,欧洲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稳定的留学地域,日本曾经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是中国近代科学强国杰出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基地,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中坚力量正是留学美国的归国化学家。 附录Ⅱ,“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 《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共收录377名近代化学留学生,这是一份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名录》共分为姓名、生卒年、性别、籍贯及出生地、出国前受教育学校、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国外受教育学校及其他机构、所获最后学位及学校、回国时间、回国后的工作专业及职业、国外学习和国内外工作简况等12个指标与栏目,具有指标分类合理,表格直观有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等特点,相当于一个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小传。
二、中国电子学会1997年会士评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电子学会1997年会士评定（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回声——改革开放之前的留美教育概述 |
| 一、近代留美教育发展概况（1847-1949） |
| 二、近代留美教育和留美生的特点 |
| 三、建国初期的归国留美生与留美教育的中断 |
| 第三章 复兴——改革开放以后留美教育的重启 |
| 第一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动因 |
| 一、大时代背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建交 |
| 二、中国决定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内驱力 |
| 三、美国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内驱力 |
| 第二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过程 |
| 一、邓小平关于留学问题的若干重要指示 |
| 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的出台 |
| 三、中美会谈与两国教育交流文件的签署 |
| 第三节 首批公派留美人员的派遣及意义 |
| 一、选派过程 |
| 二、留学实践 |
| 三、历史影响 |
| 第四章 轨迹——留学政策与留美教育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政策沿革 |
| 一、1978-1985 年：恢复与起步阶段 |
| 二、1986-1991 年：调整与完善阶段 |
| 三、1992 年至今：规范与加速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赴美留学相关政策的变革与发展 |
| 一、在华举办“赴美留学考试”政策及其实施 |
| 二、美国留学政策演变及其对留美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期留美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
| 一、1978-1988 年：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
| 二、1989-1997 年：遭遇顿挫与回暖时期 |
| 三、1998-2006 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 |
| 四、2007 年至今：深入发展与繁荣时期 |
| 第五章 拓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项目留学 |
| 第一节 政府留学项目——富布赖特项目的恢复 |
| 第二节 学科留学项目 |
| 一、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
| 二、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
| 三、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GP） |
| 四、数学与经济学留学项目 |
| 五、学科留学项目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金留学项目 |
| 一、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留美项目 |
| 二、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
| 第六章 数据——留美学人的规模与结构之分析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的规模 |
| 一、中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二、美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的内部构成 |
| 一、留学性质 |
| 二、经费财源 |
| 三、个人情况——性别、年龄、来源城市、婚姻状况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的文化结构 |
| 一、研习科系 |
| 二、留学层次与学术水平 |
| 三、地域分布 |
| 第四节 精英群体—留美博士 |
| 一、规模 |
| 二、内部构成 |
| 三、毕业去向 |
| 第七章 调适——跨文化留学实践的酸甜苦辣咸 |
| 第一节 最初的美国印象 |
| 第二节 文化碰撞下的留学实践 |
| 一、语言关 |
| 二、生活关 |
| 三、学业关 |
| 四、社交关 |
| 五、情感关 |
| 第八章 抉择——新时期留美学人的滞留与回归 |
| 第一节 田园将芜胡不归？ |
| 一、留美人员的滞留概况 |
| 二、滞留原因及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异邦之龙——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
| 一、以留美学人为主的专业团体 |
| 二、风云人物——海外留美学子杰出代表 |
| 第三节 留学回国政策与归国留美生 |
| 一、1978 年后留学归国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概况 |
| 三、留美回国人员对国内环境的认知与适应情况调查分析 |
| 第九章 互动——留美归国学人与当代中国发展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高等教育 |
| 一、高等院校的归国留美学人概况 |
| 二、留美学人与高校发展 |
| 三、留美学人与大学管理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科技 |
| 一、留美学人的科技创业 |
| 二、留美学人的科技角色 |
| 三、留美精英与两院院士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与创业中国 |
| 一、漫漫归国创业路 |
| 二、创业园中的留美学人 |
| 三、留美学人归国创业的评价 |
| 第四节 留美学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
| 一、部分优秀留美学人分析 |
| 二、留美学人的角色定位——部分学科统计 |
| 三、留美学人与当代艺术 |
|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概念话语 |
| （二） 现实记忆 |
| （三） 史学思考 |
| 一、室内设计的自觉意识 |
| （一） “十大建筑”与室内装饰艺术的初生 |
| （二） “国际机场壁画”与绘画装饰艺术的发展 |
| （三） “广告”对“工艺美术”设计意识的催生 |
| 二、室内设计业的市场化崛起 |
| （一） 思想解放与理性回归 |
| （二） 建筑设计的发展与室内设计理念的生成 |
| （三） 室内设计行业的生成与市场化 |
| 三、探索中前进的室内设计教育 |
| （一） 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教育 |
| （二） 设计教育的实践与创新 |
| （三） 设计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
| 四、设计艺术的“西学东渐” |
| （一） 渐行渐近的国外设计思潮 |
| （二） 室内设计的现实走向 |
| （三） 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反思 |
| 五、设计艺术的学术拓展与反思 |
| （一） 概念的确立与演变 |
| （二） 在交流中日渐成熟的艺术设计 |
| （三） 实践与理论的互促——室内设计的创作与竞赛 |
| （四） 室内设计与人的主题 |
| 六、走向规范化的室内设计业 |
| （一） 发展中的行业组织 |
| （二） 室内设计业的市场化 |
| （三） 走向规范的必然选择 |
| 七、室内设计的硬件与软件 |
| （一） 各类相关行业间的互动与实践 |
| （二） 设计表现与设计艺术的重构 |
| 八、室内设计与大众消费 |
| （一） 室内设计走向民众生活 |
| （二） 室内设计与大众消费 |
| （三） “发烧”、反思与务实 |
| 九、发展期的设计艺术 |
| （一） 外来经验的本土转换 |
| （二） 生存的欲求与应对 |
| （三） 消费时代的室内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典籍概念及所含内容 |
| 1.1.1 中国文化典籍概念界定 |
| 1.1.2 中国文化典籍所含内容 |
| 第二节 选题范围和研究问题 |
| 1.2.1 选题范围 |
| 1.2.2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1.3.1 选题的缘由 |
| 1.3.2 选题的意义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1.4.1 翻译学着作 |
| 1.4.2 中西文明史、文化交流史和史学着作 |
| 1.4.3 传教士和汉学着作 |
| 1.4.4 博士论文 |
| 1.4.5 资料性和启发性着作 |
| 1.4.6 国外和海外华人的着作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创新点 |
| 第六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各章内容 |
| 1.6.1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6.2 各章内容 |
| 第二章 序幕：19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西译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背景 |
| 2.1.1 新航路的发现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 |
| 2.1.2 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扩张引发了海外传教浪潮 |
| 2.1.3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从拉丁语、法语到英语转译 |
| 2.2.1 中国文化典籍西译起因与目的 |
| 2.2.2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翻译与影响 |
| 2.2.3 英语转译文本的缘起及其作用 |
| 第三节 《赵氏孤儿》的翻译及影响 |
| 2.3.1 《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流传 |
| 2.3.2 伏尔泰与《中国孤儿》 |
| 2.3.3 中国形象的走向：从赞美到贬低 |
| 第三章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之发轫 |
| 第一节 马士曼英译《论语》和《大学》 |
| 3.1.1 《论语》英译动机：汉语学习及传播中国礼仪 |
| 3.1.2 逐字对译：扭转耶稣会士的美化翻译 |
| 第二节 小斯当东的英译原则：实用第一 |
| 3.2.1 小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开启中国法律英译的先河 |
| 3.2.2 小斯当东英译《异域录》：关注边疆题材和民族典籍 |
| 3.2.3 小斯当东对翻译的贡献与影响 |
| 第三节 马礼逊：传播中国文化的奠基人 |
| 3.3.1 马礼逊的英译作品：开启英译中国文化的大幕 |
| 3.3.2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传播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
| 3.3.3 马礼逊：传教士和文化使者 |
| 第四章 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经典 |
| 第一节 柯大卫“四书”英译：尊耶贬儒的典型代表 |
| 4.1.1 “四书”的第一个英语译本 |
| 4.1.2 柯大卫的翻译思想：译儒攻儒,传播福音 |
| 第二节 承前启后的翻译家麦都思 |
| 4.2.1 编译对话：通过翻译学习汉语并传播中国文化 |
| 4.2.2 《书经》英译：从历史经典中寻求资源 |
| 第三节 理雅各：打开中国思想的大门 |
| 4.3.1 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将中国的学问与知识传到西方 |
| 4.3.2 理雅各英译《东方圣书》：耶儒道比较、融合与补充 |
| 4.3.3 儒道经典术语英译：永远的难题 |
| 4.3.4 “以意逆志”的翻译思想 |
| 第四节 《道德经》最初的三个英语译本 |
| 4.4.1 湛约翰译本：哲学、政治诠释 |
| 4.4.2 巴尔富译本：道是自然 |
| 4.4.3 保尔·卡鲁斯译本：报怨以德 |
| 第五章 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 |
| 第一节 德庇时英译中国文学典籍：通过翻译认识中国 |
| 5.1.1 小说英译：信息——美学原则 |
| 5.1.2 戏剧英译：用西方戏剧理论解读中国戏剧 |
| 5.1.3 《汉文诗解》：西方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诗歌的专着 |
| 第二节 翟理斯的英译轨迹：从文学翻译到汉学研究 |
| 5.2.1 《聊斋志异》英译：让中国人自己说话 |
| 5.2.2 《古文选珍》：传递中国思想 |
| 5.2.3 《古今诗选》：韵译中国古诗 |
| 5.2.4 《庄子英译》：以庄解庄 |
| 5.2.5 《中国文学史》：让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融入世界 |
| 5.2.6 汉英词典编纂：从马礼逊到翟理斯 |
| 第六章 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 |
| 第一节 《中国丛报》和《中国评论》 |
| 6.1.1 中国英文期刊的历史轨迹：从《中国丛报》到《中国评论》 |
| 6.1.2 蒙学典籍英译：否定中国的基础教育 |
| 6.1.3 文学典籍英译：追寻中国的现实 |
| 6.1.4 《南京条约》中英文版：传教士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
| 第二节 其他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 |
| 6.2.1 期刊典籍英译的广泛性：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
| 6.2.2 期刊英译长篇小说的轨迹：以《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为例 |
| 第七章 殖民视阈中的“侨居地翻译” |
| 第一节 殖民主义和“侨居地翻译” |
| 7.1.1 殖民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 |
| 7.1.2 “侨居地翻译” |
| 第二节 “侨居地翻译”中的合作翻译与译作出版 |
| 7.2.1 “侨居地翻译”的优势：合作翻译 |
| 7.2.2 “侨居地翻译”中的出版商、赞助人和读者 |
| 第三节 “侨居地翻译”中的译者思想和中国文化 |
| 7.3.1 译者思想演变轨迹：从对立到宽容 |
| 7.3.2 主客文化或强弱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
| 7.3.3 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接受 |
| 第八章 结语：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走势 |
| 第一节 译者身份变迁：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翻译家 |
| 8.1.1 海外译者：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 |
| 8.1.2 中国译者：关注中国文化传递 |
| 第二节 汉英词典编纂与刊登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期刊 |
| 8.2.1 从普通汉英词典到专业词典 |
| 8.2.2 中国人的翻译期刊：从《天下》到《中国文学》 |
| 第三节 典籍翻译研究逐渐繁荣 |
| 8.3.1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8.3.2 西方现代译论和方法论给典籍翻译理论构建带来的启示 |
| 附录 |
| 附录1 17、18世纪主要中国文化典籍西译本 |
| 附录2 与第三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附录3 与第四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附录4 与第五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附录5 与第六章有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译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读博期间主要成果 |
（9）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研究资料 |
| 三、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上古至明代末期的科技奖励 |
| 第一节 古代奖励思想和理论 |
| 一、赏罚是治国的权柄之一 |
| 二、崇尚和奖励贤良之才 |
| 三、赏罚要准确分明 |
| 四、赏贵在精和及时 |
| 第二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形式 |
| 一、授官赐爵 |
| 二、赏赐金钱和物质 |
| 三、树碑立传以留名青史 |
| 四、赐姓、赐名或赐诗文等 |
| 五、赏赐惠及家庭和后代 |
| 六、其它奖励方式 |
| 第三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领域 |
| 一、天文气象方面的奖励 |
| 二、医学领域的奖励 |
| 三、农田水利方面的奖励 |
| 四、军事科技方面的奖励 |
| 五、营造方面的奖励 |
| 六、冶铸和工艺等领域的奖励 |
| 第四节 古代科技奖励的特点 |
| 一、授奖基本是帝王的个人行为 |
| 二、科技奖励缺乏评审机制 |
| 三、科技奖励与古代人才观紧密联系 |
| 四、沿袭和丰富了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形式 |
| 第二章 清代的科技奖励 |
| 第一节 清代早期的科技奖励 |
| 一、顺治与康熙期间的科技奖励情况 |
| 二、乾隆至道光时期的科技奖励 |
| 第二节 清代晚期的科技奖励及科技奖励制度萌芽 |
| 一、洪仁玕等人的科技奖励思想 |
| 二、洋务运动对科技奖励的推动 |
| 三、中国的第一个科技奖励法规 |
| 四、对留学归国科技人才的奖励 |
| 第三节 清代科技奖励的特点和作用 |
| 一、授奖的"奖品"注重官职 |
| 二、随机性科技奖励与专利性质的奖励制度并存 |
| 三、把西方专利制度纳入制定科技奖励制度的重要依据 |
| 四、科技奖励的对象以人为主 |
| 五、科技奖励与科普并重促进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科技奖励制度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的科技奖励政策 |
| 一、对工艺品和技术发明的奖励 |
| 二、对基础研究的奖励 |
| 第二节 民国研究机构和社团的科技奖励 |
| 一、中央研究院等研究院所的奖励 |
| 二、学术团体所设的科技奖励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科技奖励 |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科技奖励政策和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三、激励科技人员的优惠政策和条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科技奖励的评价 |
| 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相结合的科技奖励体系 |
| 二、以科技创新成就突出的人员为授奖对象 |
| 三、注重奖励应用技术和实用产品 |
| 四、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科技奖励的先进经验 |
| 五、解放区的科技奖励铺垫了新中国科技奖励发展的基石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 |
| 第一节 新中国科技奖励的发展 |
| 一、初创阶段(1949年—1966年) |
| 二、停滞阶段(1966年—1976年) |
| 三、恢复阶段(1977年—1984年) |
| 四、快速发展阶段(1985年—1999年) |
| 五、改革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 |
| 第二节 改革后国家科技奖励状况分析 |
|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 二、国家自然科学奖 |
| 三、国家技术发明奖 |
| 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
| 第三节 省部级科技奖励分析 |
| 一、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的现状分析 |
| 二、省、部级科技奖励的特点分析 |
| 第四节 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分析 |
| 一、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登记和监督管理 |
| 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特点和作用分析 |
| 三、关于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几点思考 |
| 第五节 当代中国科技奖励的作用 |
| 一、承认和肯定科技人员在推动科技与社会文明进步中的贡献 |
| 二、发挥了政策和科研的导向作用 |
| 三、高度体现了政府和全社会对科技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
| 四、加速了获奖项目的转化应用和知识的传播 |
| 五、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和加强学风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与外国科技奖励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20世纪国外科技奖励制度分析 |
| 一、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重大奖项推动了世界科技奖励的发展 |
| 二、国际性组织设立的科技奖励 |
| 三、发达国家的科技奖励 |
| 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奖励 |
| 五、二十世纪全球科技奖励的几点探讨 |
| 第二节 中外科技奖励运行方式的比较分析 |
| 一、获奖候选人的遴选机制比较 |
| 二、评委构成情况的比较 |
| 三、评审方式的分析比较 |
| 第三节 影响科技奖励声望的因素及其比较分析 |
| 一、设奖的时间(历史)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二、获奖人的科技贡献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三、设奖机构的权威性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四、奖项名称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五、奖金强度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六、奖励频度和规模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七、颁奖规格和层次对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八、宣传力度对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科技奖励强度演变的比较分析 |
| 一、英国等国家奖金强度的演变 |
| 二、我国科技奖励强度的演变 |
| 第五节 中国与美国、印度科技奖励比较 |
| 一、美国的科技奖励系统 |
| 二、印度的科技奖励系统 |
| 三、中国与美国、印度科技奖励制度的分析比较 |
| 第六节 国外科技奖励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奖励立法和评审工作 |
| 二、重视和扶持学术团体等社会力量设奖 |
| 三、奖励对象以人为主以项目为辅 |
| 四、奖项的设立与时俱进 |
| 五、重视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的奖励方式 |
| 六、政府科技奖励遵循"少而精"的原则 |
| 第七节 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前景展望 |
| 一、推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将逐渐成为设奖的主体 |
| 二、逐步从奖励科技项目为主转向以奖励科技人才为主 |
| 三、注重从科技战略的需求来设置科技奖项 |
| 四、科技奖励管理工作步入专业化和职业化轨道 |
| 结语 |
| 一、论文的主要贡献 |
| 二、关于对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发展的几个阶段的认识 |
| 三、几点结论 |
| 附录一 有关科技奖励理论的评述 |
| 第一节 有关科技奖励制度起源说的评述 |
| 一、关于优先权之争与科技奖励制度产生的评述 |
| 二、关于专利制度与对科技奖励制度产生的影响的评述 |
| 三、科技奖励制度对科学研究资助的影响 |
| 四、科技奖励制度起源的交换理论 |
| 五、关于对科技奖励信用循环理论的评述 |
| 第二节 有关科技奖励的心理学评述 |
| 一、西方激励理论的类型 |
|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
| 三、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 |
| 第三节 科技奖励其他问题的评述 |
| 一、科技奖励导致的社会分层问题 |
| 二、科技奖励中的"优势积累"——马太效应 |
| 附录二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历史沿革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 ——近代留学生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1. 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史研究 |
| 2. 中国近代留学生与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研究 |
| 3. 研究思路与方案 |
| 4. 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形成的留学生群体指标分析 |
| 1.1 留学生出国前的群体指标分析 |
| 1.1.1 出生年代情况分析 |
| 1.1.2 籍贯情况分析 |
| 1.1.3 受教育情况分析 |
| 1.1.4 出国年代情况分析 |
| 1.1.5 出国年龄情况分析 |
| 1.2 留学生出国后的群体指标分析 |
| 1.2.1 留学国家情况分析 |
| 1.2.2 留学大学情况分析 |
| 1.2.3 获得学位情况分析 |
| 1.2.4 留学时间情况分析 |
| 1.3 留学生回国后的群体指标分析 |
| 1.3.1 回国年代情况分析 |
| 1.3.2 回国年龄情况分析 |
| 1.3.3 回国后专业分布情况分析 |
| 1.4 结论 |
| 二、创建社团及期刊—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开端 |
| 2.1 留学生组建海外化学社团 |
| 2.1.1 创建中国最早的化学社团 |
| 2.1.2 创建中国最大的海外化学社团 |
| 2.1.3 创建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
| 2.2 留学生创建国内化学社团 |
| 2.2.1 创建中国最早的化工社团 |
| 2.2.2 创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化学社团 |
| 2.3 留学生创办化学化工期刊 |
| 2.3.1 创办中国最早的化学化工期刊 |
| 2.3.2 创办中国近代化学外文核心期刊 |
| 2.3.3 创办中国近代化学中文核心期刊 |
| 2.4 结论 |
| 三、发展高等教育——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重要依托 |
| 3.1 留学生带领中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兴起 |
| 3.1.1 化学教育的初建 |
| 3.1.2 化学教材的奠基 |
| 3.2 留学生创建中国近代高等化学教育体系 |
| 3.2.1 化学教育体制的建立 |
| 3.2.2 化学课程体系的形成 |
| 3.2.3 化学教育物质条件的建设 |
| 3.2.4 化学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
| 3.2.5 开创化工教育事业 |
| 3.3 留学生力鼎中国近代化学教育的曲折发展 |
| 3.3.1 留学生群体的整合和壮大 |
| 3.3.2 强化教育体制的管理职能 |
| 3.3.3 扩张国立高校化学教育 |
| 3.3.4 发展西部高等化学教育 |
| 3.4 结论 |
| 四、建立研究机构——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核心建制 |
| 4.1 留学生创设独立的化学研究建制 |
| 4.1.1 创建国家化学研究中心 |
| 4.1.2 创建国内北方化学研究中心 |
| 4.1.3 创建国内中草药化学研究中心 |
| 4.1.4 创建国内放射化学研究中心 |
| 4.1.5 创建国家工业化学研究中心 |
| 4.1.6 创建国家化学武器研究中心 |
| 4.2 留学生创设高校化学研究建制 |
| 4.2.1 开创高校化学研究建制化的先河 |
| 4.2.2 战火中创建高校应用化学研究机构 |
| 4.3 留学生创设企业化学研究建制 |
| 4.3.1 创建中国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 |
| 4.3.2 推进中国近代民办化学研究的建制化 |
| 4.4 结论 |
| 五、取得标志性成就——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成果 |
| 5.1 留学生出版的近代化学经典着作 |
| 5.2 留学生发表的近代化学代表性论文 |
| 5.3 留学生取得的近代化工开创性成就 |
| 5.4 结论 |
| 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化学家角色形成的最高体现 |
| 6.1 中国首批国家科学院院士——100%的近代留学生院士 |
| 6.2 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近代留学生为主体的院士 |
| 6.3 近代留学生最多的院士增选 |
| 6.4 最后增选的近代留学生院士 |
| 6.5 结论 |
| 结束语 |
| 1. 困难的结束与总结 |
| 2. 有益的借鉴与展望 |
| 附录Ⅰ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 |
| 附 1.1 负岌西方的先驱——宗教留学生 |
| 附 1.2 走出研习神学的圈子——从留美开始 |
| 附 1.3 洋务运动的深化——官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
| 附 1.4 创办海军 加强海防——官费留学欧洲 |
| 附 1.5 留学救国——东渡扶桑 |
| 附 1.6 庚款留学——再启留美航船 |
| 附 1.7 勤工俭学——奔向法兰西 |
| 附 1.8 民国欧美留学生——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之中坚 |
| 附录Ⅱ 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 |
| 附2.1 入选《名录》人员标准 |
| 附2.2 附表2-2-1 《名录》 |
| 附2.3 制作《名录》主要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 |
| 承诺书 |
四、中国电子学会1997年会士评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电子学会1997年会士评定[J]. 严明. 电子科技导报, 1998(01)
- [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3]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6]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D]. 董赤.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 [7]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 赵长江. 南开大学, 2014(04)
- [8]坚持学会宗旨 努力开拓进取[J]. 中国电子学会. 学会, 1998(04)
- [9]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D]. 姚昆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03)
- [10]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 ——近代留学生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D]. 张培富. 山西大学, 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