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述日机轰炸重庆等地的罪行(论文文献综述)
张旭杨[1](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温贤美[2](1993)在《略述日机轰炸重庆等地的罪行》文中提出一日机轰炸重庆等地计划的出笼日军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后,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南进政策”,与美、英等国争霸太平洋。但是, 中国坚决的全面抗战,使侵华日军遭受到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打破了它“速战速决”的迷梦,使它陷入了侵华战争的泥潭中。
费丽芳[3](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张纯[4](2013)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文中提出本文是关于抗战时期着名的儿童保教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个案研究,以现代儿童观的视角,深入探究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变迁及结束的原因以及战时儿童教养问题,阐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国家、团体以及个人对于儿童教养问题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时儿童教养机制,从而深刻认识儿童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依共存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产生、发展、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探讨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教养儿童的思想基础及教育实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迫使中华民族拉开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初期,战区中国儿童惨遭日军杀戮,死亡枕籍,惨不忍睹。侥幸生存下来的战区儿童被大批送往日本施以奴化教育,以期消亡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些随着父母、亲人逃难后方的儿童,在途中或与父母失散或被随地遗弃,成为流浪街头的难童。面对中国儿童的遭遇并清楚认识到儿童与抗战胜利、与国家前途的密切关系,聚集在武汉的一大批有识之十发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呼吁。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着各省分会及各保育院的陆续创建,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升格为总会。1938年10月23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撤离汉口,迁往重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年底,这个应时而生的战时儿童保教组织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垂直式管理模式,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即总会、分会、院。总会对各分会具有绝对的领导、管理、监督权,分会对总会负责,定期向总会汇报工作情况并服从总会的安排。总会和分会均采理事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理事会。例如总会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张蔼真、陈纪彝、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等30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为领导核心。各省分会以各省省主席夫人为主要负责人,对所辖的各保育院具有直接的管理职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1个秘书处和6个平行委员会改组为总干事下设3科2室,即总务科、保教科、研究训练科和会计室、视察室。各科室下,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立各股。在八年的保育工作中,如何筹措3万多名儿童的保教经费,一直是困扰保育会的难题。保育会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拨助和民间募捐两种,其中民间捐款所与比例为73.7%,政府补助为26.3%。总会直属保育院及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经费,由总会根据每童所需经费按月划拨。起初,保育总会以各保育院最大容纳儿童数量为基准均等拨付。1941年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经费筹措困难,于是总会开始根据各保育院所在地物价情况及各保育院实际儿童数量划拨经费。不论是已经升入中学的保育生还是离开保育院到各工厂、农场习艺的保育生,都能与在院保育生一样,得到保育总会的物资补助或经费支助。各保育院是执行保育会教养工作的基层机构,也是实施保育工作的主干。考虑到儿童的安全,保育院一般都选择在乡间,借用旧祠堂、庙宇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地。设在乡间的保育院与当地民众及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闭塞的乡间迎来了一群“下江娃儿”,使得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保育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原本较为封闭、安全的生活圈子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于是一场保育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博弈悄然展开。保育会最多时共有61所保育院,后因战局的变化、经济的拮据、国共之间的摩擦、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保育院院址不断迁移、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些保育院被迫转辗迁移躲避战火,一些保育院被迫合并以节经费,一些保育院被迫解散以防“赤化”。这些保育院的迁移、变化举措,反映出战争对儿童的伤害以及党派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新型的集体儿童教养机构,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育婴堂,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幼儿学校。在当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只能靠保育会的工作同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作指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的儿童保教观念以及着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都对保育会儿童保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保育会摸索出的“保教合一”儿童集体保教模式对当今仍有启发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产生,与当时妇女争取解放、国家职责凸显、民族意识高涨、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体现。尽管分散于12个省市的60多所保育院情形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新的儿童教养观念与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推动了儿童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费显斯[5](2020)在《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抗战文化史来说,桂林文化城始终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而在抗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里,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一个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我们一贯谈到的地理优势以及较开明的政治氛围之外,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桂林文化城这个独特历史现象诞生的内在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并确立于近代,是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起点和基础诞生的。在整个抗战时期,以抗战救国为主题的民族主义思想始终高涨,逐步实现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升华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诞生。在抗战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离不开两个核心观念:一是抗战救国的民族国家观,二是崇尚英雄的民族英雄观。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及“中华民族”观念的成熟及普及。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宣扬之下,桂林文化界对民族精神的渴求越发迫切。要振奋民众的民族精神,激发其民族革命的斗争情绪,唤醒其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就此抗战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了起来。抗战文化运动从多方面多领域回答了民族主义的社会需求,从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新闻传媒等诸多文化活动实践中多方面的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提供了内在助力,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也多方面的展现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本文主要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誉为“抗战文化城”这段历史时期各领域的文化运动成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内部文学、戏剧、音乐等多方面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梳理,选择具有鲜明民族意识代表的文化个案。深入考察在这段时间内,桂林出版的新闻期刊、小说诗歌和在桂林上演的戏剧剧目,开办的抗战画展等与民族国家观与民族英雄观相联系文化活动。揭示了不论是桂林的多种话剧、戏曲的演出,还是各种歌咏会、文化座谈会或是美术展览的开展,其主体都是围绕着“团结一致,抗战救国”这个思想基础。这些与民族国家观和民族英雄观密不可分的文化成果,揭示了众多文化人在桂林文化城内所表达的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就是以文化活动为刀刃,割开中华民族沉睡的民族精神的面纱。以充满着大众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的文化活动唤醒中华儿女抗战报国的民族意识,使抗战文化能够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将群众组织号召于民族共同体大旗之下,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得以维系,从而造就了桂林文化城这个历史传奇。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空间,以民族国家观和民族英雄观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桂林文化城文化活动繁荣发展的内在助力。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支撑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繁荣昌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在桂林文化城中发现民族精神,领略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是桂林文化城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朱蓉蓉[6](2010)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民间外交源自于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更新,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伴随着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于清末输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外交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到民初,我国民间外交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受挫,促进了民间外交的复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民间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迫使中国政府必须积极争取外国的同情与援助。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困难重重,使得民间外交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外交形式,促使了抗战时期民间外交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我国各界纷纷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举国一致、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全国各界上下齐心、奋力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民间外交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其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有利条件。中共积极调整其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外交之需,并对民间外交的开展作出具体指示。战时中共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国外新闻界以及美国政府等的交往。作为中共民间外交前沿的长江局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民间外交窗口的延安,也在中共民间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中共民间外交虽困难重重,但对中共扩大对外交往、逐步走上国际舞台起到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对战时政府外交的艰难,改变了其外交策略,采用官方斡旋与民间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利用舆论宣传的力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另一方面,派遣以宋美龄为代表的高层人物以私人身份访美,积极从事外交斡旋。此外,还利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从事民间外交活动。国民政府的民间外交活动,是对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开展,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在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名流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资源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宋庆龄、陶行知、张彭春等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主张,吁请各国政府和民众共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体现了社会精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侨界、红十字会、宗教界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在政府外交受挫的时候,根据自身特点发挥团体优势,在海外开展主题鲜明的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帮助政府争取海外援助和支持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外交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官方外交的不足,为祖国的抗战争取了大量的援助,同时还加深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作用愈益凸显。作为我国整体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必将呈现空前活跃、多彩纷呈的崭新局面。
胡槿,周新民[7](1996)在《1995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索引》文中认为1995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索引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论文一、总论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沙健孙高校理论战线8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危兆盖光明日报2月20日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苏全有中州学刊5期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李锦全哲学研究10期近年来中国近代...
杨耀健[8](1995)在《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文中指出●日军大举侵华,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自此,日本大本营就将重庆作为重点轰炸的目标,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罪恶计划,妄图摧毁和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一文记述了日军对重庆历次轰炸的惨景。
严昌洪,黎霞[9](2005)在《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侵略暴行。本文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政策及组织、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等三个方面概括论述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罪行。
彭学宝[10](2013)在《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文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为了便利于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在华创办了大量的文化事业,如宗教机构、教会学校、报刊、广播电台、通讯社、教会医院、救济机关、图书馆、博物馆、出版机构、娱乐机构(电影院、公园、赛马场等)以及教育宣传、医学研究、基金会和学术科研机构等。外国传教士掌握着这些文化机构中的行政和财务大权,排挤和遮蔽中国传统文化,全力控制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建国初期,中共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幻,对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实施相应的文化政策。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加速了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进程,到1952年底基本上收回了教育主权,维护了新中国的文化安全,也促进了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开展。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成功经验对当代中国在与外国文化霸权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争取主动权、灵活应对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绪论部分主要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评述,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对文中相关概念加以界定以利于同读者的交流,同时提出了本文的学术创新点和研究难点,大体上勾勒了本文的基本框架。第一章,建国前夕外国在华文化事业概况。本章主要对近代外国在华文化事业进行简要地综述,论述每一类文化机构的分布情况、基本特征及经营现状等,为后面几章的论述做铺垫。本章述及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具体类目有,外国在华宗教机构(基督教新教差会、天主教修会、东正教会、教堂、教区和地方教会、神社等)、外国在华教会学校(教会大学、中小学、神学院、医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等)、外国在华报刊(中文报刊、英文报刊、日文报刊、法俄德意葡朝蒙等文种报刊)、外国在华出版机构、外国在华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外国在华医疗与慈善机构(教会医院、救济机关)、外国在华图书馆、博物馆、娱乐机构如电影院公园赛马场等、教育宣传机构、医学研究机构、基金会、学术科研机构等。第二章,中共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暂维原状”政策。本章首先论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基本主张,以及教育部关于处理外国在华教育事业的文件和指示,接着提出了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采取了“暂维原状”政策(外国在华宣传机关除外),同时阐释了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建国之际百废待举,文化事业改造需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共同纲领》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一些教徒支持或参与革命;教会学校中的许多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革命精神;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国共内战尚未结束,中共尽量避免招致美英等国干涉革命。中共的“暂维原状”政策主要体现在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求各教会学校迅速复课、对各种外国在华文艺娱乐机构暂时不予禁止、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等。第三章,中共通过鼓励“革新”初步清除外国在华文化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建国初期客观形势发生变化,美英等国加大对新中国的敌视,利用教会、学校等文化机构对新政权进行破坏活动;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内部的外籍传教士也积极鼓动抵制新文化力量的介入,中共于是调整了原先的“暂维原状”政策,鼓励和推动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爱国分子脱离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中共调整文化政策的具体原因表现在:外国在华宗教团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教会学校和医院以宗教教育抵制新民主主义政治教育;外国在华慈善救济机关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唆使他们仇恨共产党等。在中共的指导下,外国在华宗教团体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教会在中共压力下放弃干涉学校的人事和行政、电影机构减少英美影片并加大国产和苏联影片的放映。第四章,中共决定加速接办外国在华文化事业。本章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各界民众强烈要求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到中国港口,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政务院针锋相对地在1950年12月29日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等系列文件,政务院的决定得到了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热烈拥护,从而加速了接管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进程。第五章,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最终完成。本章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拒受外国捐款并努力发展生产实现自养,各地政府对外国在华文教救济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教育部为了实现《改革学制的决定》在高校开展院系调整。为了配合政府接管,各地教会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广泛开展控诉会,要求人民政府逮捕或驱逐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中外反革命分子。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中共文化政策的正确指导,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宗教团体、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救济机关等完全实现由政府接办或中国私人转办,从而肃清了外国在华文化势力,实现了新中国文化教育主权的完整和独立。第六章,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历史评价。本章论述了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主要经验,同时对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这些成功经验及缺陷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警示和借鉴。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彻底收回了教育主权,维护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完全独立;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并从奴化思想中解放出来;铲除了西方国家在华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化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镇压反革命、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等各项事业的胜利进行;维护了新中国的文化安全,加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等。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主要经验有:统一领导、慎重稳进地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依据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幻,及时进行文化政策调整;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充分发挥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爱国分子的表率作用;在破除旧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创立新文化等。中共在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过程中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对待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中外工作人员,出现否定一切的偏向;在文教革新过程中不适当地打击了一批国内科技文化工作者;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偏向;将苏联文教经验教条化、庸俗化,迷失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教会学校院系调整时,一些居于优势的人文社会学科被取消等等。这些不足之处虽然并不影响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光辉,但确实为中国以后的文化走向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二、略述日机轰炸重庆等地的罪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述日机轰炸重庆等地的罪行(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一) 农业 |
(二) 工商业 |
(三) 手工业 |
(四) 交通业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一) 伪暴力机构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一) 轰炸 |
(二) 焚烧 |
(三) 屠杀 |
(四) 经济抢掠 |
(五) 性侵犯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七) 强征劳工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一) 人口损失 |
(二) 财产损失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六) 合作社损失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4)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由来 |
二、研究意义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 |
五、学术史略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发展历程 |
一、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
(一) 全面抗战前儿童教育的理论实践基础 |
(二) 战时难童涌现后国民政府的应对 |
(三)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的觉醒 |
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
(一) 缘起 |
(二) 筹备 |
(三) 成立 |
三、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展 |
(一) 保育会工作的开展 |
(二) 各省分会的成立 |
(三) 保育会内迁 |
四、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终结 |
(一) 儿童复员与家庭教育 |
(二) 保育会工作结束 |
第二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组织与经费 |
一、保育会组织架构与运作 |
(一) 总会组织机构设置 |
(二) 分会组织机构设置 |
(三) 保育院的组织结构 |
(四) 总会与分会的关系 |
二、保育会各项制度的制定及完善 |
(一) 保育会工作计划大纲的修订 |
(二) 各项调查统计制度的完善 |
(三) 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三、保育会的经费、物资来源及其管理 |
(一) 政府拨付 |
(二) 募捐 |
(三) 管理与使用 |
第三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保育院 |
一、保育院选址及与当地的关系 |
(一) 保育院院址的选择 |
(二) 保育院与当地百姓 |
二、保育院院长及教职员的选聘 |
(一) 保育院院长的选聘 |
(二) 保育院教职员的选聘及职责 |
三、各保育院变迁情况 |
(一) 总会直属保育院的变迁 |
(二) 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的变迁 |
四、影响保育院变迁的因素分析 |
(一) 战争因素 |
(二) 经费拮据 |
(三) 管理不善 |
(四) 国共摩擦 |
第四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收容 |
一、保育会收容难童数量及收容时间 |
(一) 收容难童的数量 |
(二) 收容时间段 |
二、总会及各分会保育院难童来源 |
(一) 总会各直属保育院难童来源 |
(二) 分会保育院难童来源 |
(三) 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难童来源 |
三、保育会收容难童状况分析 |
(一) 难童的基本情况 |
(二) 难童家庭状况及入院前情况 |
(三) 难童身心状况 |
四、保育院难童出路 |
(一) 升学 |
(二) 习艺 |
(三) 参军 |
第五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思想 |
一、保育会的保教理念 |
(一) 抗战建国的战时教育 |
(二) 保育会的教育主旨 |
二、宋美龄的儿童保教思想 |
(一) 战时儿童保教的责任和意义 |
(二) 战时儿童保教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健全国民 |
(三) 战时儿童保教的核心是人格教育 |
三、曹孟君的儿童保教思想 |
(一) 战时集体儿童保育的意义 |
(二) 战时儿童保育院的性质 |
(三) 注重培养儿童民族意识 |
(四) 保育院教师的素质要求 |
四、陶行知的儿童教育理论 |
(一) 陶行知儿童教育理论在保育院 |
(二) 育才学校与保育会 |
第六章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实践 |
一、保教合一的教养模式 |
(一) 合理、科学保育儿童 |
(二) 教育与保育的融合 |
二、新型的保教组织形式 |
(一) 有教无类的儿童集体保教 |
(二) 保育机构家庭化 |
(三) 儿童自治组织 |
三、保育院儿童保教实施 |
(一) 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 |
(二) 生产劳动教育 |
(三) 慈爱而严格的教育 |
(四) 保育院儿童教育问题探讨 |
(五) 保育院个案分析 |
结语 |
一、关于儿童教育的认识 |
二、对儿童公育的思考 |
三、对当前留守儿童教育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一、桂林文化城书写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成熟 |
(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
(三)桂林特有的主客观因素为抗战文化的繁衍提供条件 |
(四)民族主义思潮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兴盛提供内在助力 |
小结 |
二、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化界的民族国家观 |
(一)宣扬民族情怀,放弃风花雪月 |
1.民族精神高扬 |
2.战斗氛围浓厚 |
3.要抗战,反独裁 |
4.建设抗战宣传阵地 |
5.拉近军民关系 |
(二)揭露日寇暴行,唤醒民族意识 |
1.揭露日军罪行 |
2.唤醒民众民族意识 |
3.乡村抗日成为创作内容 |
4.民族意识觉醒下的个人思想救赎 |
(三)宣扬民族团结,共同一致抗战 |
1.团结社会各界 |
2.团结各族群众 |
3.向宗教界传递民族意识 |
小结 |
三、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化界的民族英雄观 |
(一)宣传前线战果,踊跃支援前线 |
1.宣传胜利战果 |
2.民众踊跃为前线献金 |
(二)揭露卖国行径,抵制汉奸求荣 |
1.揭露卖国行径 |
2.抨击汉奸行为 |
3.刻画国贼形象 |
(三)歌颂英雄事迹,塑造民族英雄 |
1.缅怀抗战英魂 |
2.推崇光荣事迹 |
小结 |
四、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化特征彰显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魂 |
(一)大众性 |
1.贴近群众 |
2.走向街头 |
3.融入乡村岩洞 |
(二)民族性 |
1.歌曲主题富有民族性 |
2.山歌民族意识浓厚 |
(三)时代性 |
1.抗战文学多样化 |
2.聚焦时代抗战救国任务 |
3.勇于进行抗战文化创新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6)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研究综述及相关文献资料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抗战时期民间外交兴起的背景 |
第一节 抗战前民间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
一、清末民间外交的开启 |
二、民初民间外交的发展 |
第二节 局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
一、政府外交的受挫 |
二、民间外交的复兴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
一、国内环境的变化 |
二、国际环境的演变 |
小结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共的民间外交活动 |
第一节 中共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有利条件 |
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
二、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 |
三、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
第二节 中共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重要阵地 |
一、民间外交的前沿 |
二、民间外交的窗口 |
第三节 中共开展民间外交的主要活动 |
一、与国际友人的往来 |
二、与国际民间组织的联络 |
三、对国外新闻界的争取 |
四、与美军观察组的交往 |
五、对在华日人的统战工作 |
小结 |
第三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导的民间外交活动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 |
第二节 战时的国际宣传 |
一、战时对外广播宣传 |
二、国际宣传处与战时国际宣传 |
三、驻外使馆与战时国际宣传 |
第三节 "夫人外交"的成功开展 |
一、宋美龄的对外广播宣传 |
二、宋美龄对美政府的民间外交 |
三、宋美龄对美民众的民间外交 |
第四节 半官方社团的民间外交 |
一、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
三、中缅文化协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
小结 |
第四章 抗战时期社会名流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 |
第一节 宋庆龄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一、呼吁国际联合,支持中国抗战 |
二、建立"保盟",争取国际援助 |
第二节 陶行知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一、参加国际会议,谴责日本侵略 |
二、多方奔走宣传,呼吁援华制日 |
三、号召侨界团结,支持祖国抗战 |
第三节 张彭春等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一、张彭春的民间外交活动 |
二、其他人士的民间外交活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战时期民间团体开展的外交活动 |
第一节 华侨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一、积极募捐,为抗战提供经济支援 |
二、开展爱国外交,促成国际援华运动 |
第二节 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一、争取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侨胞经济援助 |
二、联系国际援华医疗队,共同开展救助 |
第三节 宗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一、回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二、天主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三、佛教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政策及组织 |
第一, 新民会。 |
第二, 东亚联盟。 |
第三, 中日文化协会。 |
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 |
三、日本在华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 |
1.强化美化侵略宣传。 |
2.控制传播媒介。 |
3.推行奴化教育。 |
4.迫害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 |
5.进行思想腐蚀。 |
6.利用宗教辅助侵华。 |
(10)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现状述评 |
二、 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四、 学术创新、研究难点和基本框架 |
第一章 建国前夕外国在华文化事业概况 |
第一节 外国在华宗教机构和教会学校 |
一、 外国在华差会、修会、教区和教堂等宗教机构 |
二、 外国在华大学、中小学和神学院等教会学校 |
第二节 外国在华报刊、出版机构、广播电台与通讯社 |
一、 外国在华中文、英文和日文等文种报刊 |
二、 外国在华出版机构 |
三、 外国在华广播电台与通讯社 |
第三节 外国在华医疗与慈善机构 |
一、 外国在华医院 |
二、 外国在华救济机关 |
第四节 外国在华图书馆、博物馆、娱乐及科研等机构 |
一、 外国在华图书馆和博物馆 |
二、 外国在华娱乐机构(电影院、公园等) |
三、 外国在华教育宣传、基金会及学术科研等机构 |
第二章 中共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暂维原状”政策 |
第一节 中共关于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政策主张 |
一、 毛泽东关于外国在华宣传机关、宗教和学校的指示精神 |
二、 周恩来关于外国在华宗教团体和教会学校的谈话和要求 |
三、 刘少奇和李维汉关于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基本主张 |
四、 教育部关于处理外国在华教育事业的文件和指示 |
第二节 中共实行“暂维原状”政策的主要原因 |
一、 文化改造滞后可以避免列强武装干涉中国革命 |
二、 《共同纲领》规定信教自由,一些教徒支持或参与革命 |
三、 教会学校中的许多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革命精神 |
四、 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
第三节 中共“暂维原状”政策的具体实施 |
一、 对外国在华宣传机关例外地进行接管 |
二、 保护宗教自由和外侨财产、对学校和文娱等机构不予禁止 |
第三章 中共通过鼓励“革新”初步清除外国在华文化影响2 |
第一节 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抵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介入 |
一、 外国在华宗教团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 |
二、 教会学校和医院抵制新民主主义政治教育 |
三、 外国在华救济机关推行奴化教育 |
第二节 中共推动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开展“革新” |
一、 中共中央关于传教、教会学校和救济机关等问题的指示 |
二、 外国在华宗教团体贯彻指示、开展三自革新运动 |
三、 教会在中共压力下放弃干涉学校的人事和行政 |
四、 电影机构减少英美影片、加大国产和苏联影片的放映 |
第四章 中共决定加速接办外国在华文化事业 |
第一节 各界民众强烈要求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 |
一、 三自宣言签名运动因抗美援朝而急速扩大 |
二、 各地群众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
三、 电影公司拒映、观众自动远离美国影片 |
第二节 中共发布接办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政策措施 |
一、 奥斯汀在安理会上的演说和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财产 |
二、 中央政府关于接办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方针和指示 |
三、 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热烈拥护政务院的决定 |
第五章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最终完成 |
第一节 接办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和控诉、驱逐反动分子 |
一、 外国在华宗教团体拒受外国捐款、实现自养 |
二、 人民政府接管外国在华文化教育救济机关 |
三、 教会团体、学校和医院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
四、 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开展控诉大会 |
五、 各地政府逮捕或驱逐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反动分子 |
第二节 中共完成对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接收与改造 |
一、 外国在华宗教机构基本上实现由中国人自办 |
二、 外国在华教会学校基本上实现完全自办 |
三、 外国在华医疗机构改由政府接办或中国人自办 |
四、 外国在华救济机关一般由当地救济分会接办 |
五、 外国在华图书馆、博物馆和娱乐机构被政府接管 |
第六章 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历史评价 |
第一节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积极作用 |
一、 彻底收回教育主权,维护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完全独立 |
二、 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 |
三、 铲除了“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化基础和阶级基础 |
四、 促进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各项运动的胜利开展 |
五、 维护新中国文化安全,加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 |
第二节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主要经验 |
一、 统一领导、慎重稳进地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 |
二、 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文化政策调整 |
三、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影响 |
四、 充分发挥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爱国分子的表率作用 |
五、 在破除旧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创立新文化 |
第三节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中的局限与不足 |
一、 对待外国在华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出现否定一切的偏向 |
二、 在文教革新过程中不适当地打击了一批国内科技工作者 |
三、 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偏向 |
四、 将苏联文教经验教条化、庸俗化,迷失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 |
五、 教会学校院系调整时,一些居于优势的人文社会学科被取消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略述日机轰炸重庆等地的罪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2]略述日机轰炸重庆等地的罪行[A]. 温贤美.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3
- [3]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D]. 张纯.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5]桂林抗战文化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D]. 费显斯.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D]. 朱蓉蓉. 苏州大学, 2010(06)
- [7]1995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索引[J]. 胡槿,周新民. 近代史研究, 1996(05)
- [8]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J]. 杨耀健. 文史精华, 1995(12)
- [9]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J]. 严昌洪,黎霞.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04)
- [10]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D]. 彭学宝.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