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申恩定[1](2016)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自然地解体,在解体前的27年期间扎根于中国本土。因此,中国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中最重要的地区。1910年韩日合并以后,为躲避日本殖民统治,多数韩国人来到中国,形成韩人移民社会,其中多数韩国侨民为了韩国的独立积极地活动。近代历史上韩国和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国在历史上得以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尤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等中国的各政治力量根据各自的政策方向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以各自的方式参与韩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此基础上,因两国民众的抗日战争和守护国家这两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斗争经验,得以互相理解和建立更深厚的友谊。最终,在中国的境内,在中国政府的援助下,韩国独立运动家们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得以增强争取独立的实力,并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和战略。在遭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后,韩国独立志士们纷纷移住中国,在中国国内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和起点,开展各种活动。尤其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起点,在中国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中,成为改变两国的态度、作用和地位的分水岭。1937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国民党开始更积极地从政府的角度支持韩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临时政府取得紧密的联系,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因此,本论文中将中国国内临时政府的活动时间定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韩中关系中进行积极交流时期的两国关系进行研究。本论文以抗战时期(1937—1945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的比较为切入点,重点研究抗战时期各个阶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背景、它在中国主要活动、具体韩中两国抗日合作的内容以及意义等等,并试图通过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的考察,让韩中两国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历史重新被民众熟悉,推动韩中两国感情的升温和合作的提升。
张玉红[2](2010)在《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至1948年间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为研究课题,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1919-1948年间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史,并对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的特点、效果以及韩国临时政府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分为绪论、本论、结论和文献资料四个部分。绪论由研究动机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创新点等内容组成。本论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与广州护法政府关系的缘起。其中包括20世纪初的东北亚政治格局与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韩国临时政府初期的内政建设与内部矛盾;中韩两国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护法政府的援韩活动;孙中山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原因分析等。第二章论述韩国临时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新转机。主要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中韩联合抗敌御侮的新起点;韩国临时政府前期的活动及其困境;1932年4月“虹口事件”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朝鲜义烈团与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关系;韩国临时政府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关系等。第三章论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鼎力支持。包括抗战爆发后中韩两国面临的新形势;蒋介石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与动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革命者联合抗日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韩国临时政府在战火中的辗转流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中派系矛盾的调处和影响等。第四章论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对韩政策。主要包括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不同定位;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国民政府大力争取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因分析;韩国临时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等。第五章论述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后续援助。包括韩国临时政府的解体及国民政府协助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身份返国;韩国驻华代表团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后续援助;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原因;中韩携手处理韩侨问题;李承晚访问中国及其影响;韩国驻华代表团的解体等。结论部分着重分析总结了1919-1948年间中国国民政府援韩的主要成效,对其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中国国民政府援韩过程中的问题做以深层反思。本论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意:一是在理论上阐明中国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动因和思想基础;二是在中国国民政府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双方的相互影响方面有所创新,尤其是对韩国临时政府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给予公允的评价;三是在充分肯定中国国民政府支持、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对其援韩过程中既支持又控制的两面方针问题做出深刻剖析,以期借鉴历史,裨益现实。
李镐秀[3](2013)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研究(1940-1945)》文中研究指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是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韩国宪政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为争取早日实现韩国民族独立复国的目标,巩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统地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时期积极开展了修宪立宪、政府改组以及创建政党、军队等实践活动。尤为重要的是,韩国临时议政院修订和颁布的《大韩国民临时宪章》、《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等宪法性法律,奠定了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各党派团结的思想基础,指引了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勾画了韩国未来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框架,为战后韩国独立复国作好了宪法和思想上的准备。本文拟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的宪政立法从理论思想到实践活动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充分论证韩国“三一”运动以来的民族独立复国法统精神和宪法正统性,以及韩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实践体现的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双重意义。全文除序论和余论部分外,正文共五章。序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范畴、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现状和方法。第一章,介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历史演变情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时期(1919-1932年)。这一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兴起、“三一”民族独立运动作为导火索引发了朝韩全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此历史背景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第二个时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辗转迁徙时期(1932-1940年)。因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临时政府主要成员被迫离开上海,在中国南京、长沙、广州、柳州等城市辗转迁徙,途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为人员变动等客观情形不得不多次改组政府成员,同时,临时政府作为韩国独立光复运动的核心机构,始终不忘实现光复独立的目标,在中国各地积极组建独立光复组织,为韩国独立复国运动做好组织上的准备。第三个时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1940-1945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经过近8年的辗转迁徙,最后迁都中国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重庆时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阁成员相对稳定时期,实现了韩国左右翼各党派的团结与统一,为实现韩国独立光复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章,介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背景与指导思想。这一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实现韩国独立光复运动为目标,在此期间,围绕着该目标进行了宪政立法及政府改革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开展的历史背景主要涉及临时政府进行的政党、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即韩国“三党”统一、韩国光复军的建立、取消《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9条规定、争取国际社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承认。此外,这部分中涉及的宪政立法实践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朝鲜近代开化派思想、中国着名革命党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些指导思想的影响下,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赵素昂形成了“三均主义”思想,并以此奠定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宪政立法正统性的理论基础,指引着大韩民国宪法的改革及发展。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实践活动。包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早期进行的三次修宪活动,以此为基础,重庆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宪政立法实践。如第四次、第五次“修宪”,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大韩民国建国纲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法》以及政党、军事等法规政策文件,与此同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根据这些宪法性法律文件进行了党、政、军三方面的改革与实践。第四章,阐述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特点。通过重庆时期临时议政院进行的两次修宪活动,反映出修宪的核心问题是临时政府指导体制的变更,即从总理内阁制到集体指导制以至到主席指导制的完成贯穿了修宪活动的始终。此外,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宪法实践中,最具代表的宪法性法律《大韩民国建国纲领》将“三均主义”作为其核心理念并加以在法律实践中运用,这是最为突出的特征。再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成立开始的修宪制宪等宪政立法活动中坚持了其正统性特点,重庆时期的修宪立宪实践也遵循了临时政府的法统精神并体现出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宪法正统性的继承。第五章,论述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价值及意义。首先,民族主义意义方面,阐述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两次“修宪”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宪法保障;制定的《大韩民国建国纲领》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法理依据;临时政府党政及军事立法实践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政治理论保障。其次,民主主义意义方面,论述了临时政府宪政立法实践对民主主义精神的体现以及临时政府的“政党政治”民主主义实践。最后,论述了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对当今大韩民国宪法的价值。以《大韩民国建国纲领》和《大韩民国临时宪章》为典型,论述了其民主立宪经验对大韩民国宪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大韩民国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对民主主义宪政精神的发展。余论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论证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金九主席提出的“临时政府、独立党、光复军三位一体”执政理念与宪政立法实践的统一关系。
王建宏[4](2019)在《韩人社会党与中共成立关系考辨》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在苏俄境内活动的韩人社会党朴镇淳等人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上海尝试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倾向共产主义的成员来物色中国共产主义者。结果,黄介民的大同党得到了韩人社会党的关注和支持,尽管以吕运亨为代表的韩国临时政府部分左翼人士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汉俊交往密切,但未能左右局势的发展。韩人社会党和吕运亨等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两者均未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曹艺[5](2016)在《支持朝鲜半岛独立与统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和道义上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给予声援,支持其进行的抗日活动,努力维护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间有着根本的思想意识差异,但在处理两者关系时,采取"求同存异"原则,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认可其地位,完全是从维护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力量各派的团结统一出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各派力量的尊重,对朝鲜半岛独立与统一的支持。
刘霞[6](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杨昭全[7](2011)在《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韩国反日独立运动(1921—1945)——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中认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亦称韩国)后,朝鲜大批革命志士移居中国,从事反日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朝鲜革命志士的反日独立运动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志士积极参加、支援中国革命,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朝人民取得胜利。
彭怀彬[8](2006)在《中国各政治势力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自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半岛后,大批韩朝鲜志士仁人远渡中国,以中国作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中心和主要活动基地,在中国东北和关内积极开展反日复国斗争。在朝鲜志士开展反日斗争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予以了全力的支援,同时,也与中国朝野上下各政治势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北洋军阀政府从自身稳定出发,舍弃朝鲜人而谋求自保,走上了与日勾结共同镇压旅华朝民的反日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弱点,但他们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开创了当代中朝友谊的先河;中国国民党面临对日外交局势更加险恶的形式,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但它基本上执行联系、笼络、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上层人物的做法,不敢从动员群众入手,唯恐那样会使该运动失控而影响自身的统治秩序。直至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朝鲜反日独立运动在国民党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国民党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政策才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态度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地支持朝鲜的独立复国,更不希望封建的朝鲜李氏王朝重现,而是支持朝鲜人民实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使朝鲜在完成民族独立的同时,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据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了从动员下层群众入手的原则,制定出一套广泛动员朝侨群众参加抗日复国斗争的政策,并使其融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洪流之中,共同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的侵略,并培植出一支强大的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革命队伍,有力地推动了朝鲜独立运动的广泛开展。
周琳[9](2016)在《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文中认为韩乐然,民国时期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画家、考古艺术家。一生经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的活动,在两个领域中皆具历史价值。活动范围涉及政治活动、文化社团、报刊传媒、艺术教育、艺术考古等多个门类的经历,在艺术家之中极具特殊性。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韩乐然辗转中国十几个省份和欧洲十个国家从事无产阶级革命,限定与促成了韩乐然身兼多职且热衷于艺术创作与文化活动的经历。革命视域中的艺术活动,不仅与革命活动相辅相成,也凝结了浓重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倾向。从“青年画会”的建立到“奉天美术专科学校”再到“克孜尔艺术考古”,其艺术活动逐步加深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联,艺术活动起到了多重社会性的功能。宏观社会革命的理想与目标主导下,韩乐然的艺术创作致力于反叛动荡的社会现实,超越社会与时代乃至学术的限制;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反映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需求与审美,在意识上传递积极向上的战斗精神。以此形成独立于他所在的“表现主义”、欧洲“现代主义”与抗战美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艺术风格,艺术追求超越学术局限表现社会理想,探索“大众美术”与现代绘画结合的实践方式,表现出融合性的民俗美术风格特征。本文结合历史背景,运用社会学、文献学、分类学与图形学结合的方法,经研究得出观点:1.韩乐然是最早确立无产阶级文艺观并进行“大众美术实践”的艺术家;2.艺术活动同时作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途径,使他成为最早的“左翼美术家”,建立了第一个“左翼美术社团”,建立东北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同时也是沈阳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的根据地。3.韩乐然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受到革命活动与艺术观念的限制,其研究价值并非在艺术创新与学术层面的代表性,而是作为艺术家兼有革命贡献与历史价值以及特殊艺术家的典型意义。本研究认为探究个案的特殊经历涉及多个门类艺术活动及其具有多领域的开创性意义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石源华[10](1997)在《论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文中认为
二、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境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框架、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抗日战争爆发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概述 |
2.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在中国关内地区的主要活动 |
2.1.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背景 |
2.1.2 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影响 |
2.1.3 20世纪30年代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军事组织的形成 |
2.2 抗日战争爆发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分析 |
2.2.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
2.2.2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 |
第三章 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左右派的独立运动 |
3.1 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 |
3.1.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韩国光复军 |
3.1.2 朝鲜民族革命党与朝鲜义勇队 |
3.2 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的对中关系比较研究 |
3.2.1 韩国光复军与中国国民党关系 |
3.2.2 朝鲜义勇队与中国共产党关系 |
第四章 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分析 |
4.1 中国国共两党对韩国独立运动发展的援助 |
4.1.1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认识的变化 |
4.1.2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引起的韩中关系的变化 |
4.2 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的影响分析 |
4.2.1 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影响 |
4.2.2 “开罗宣言”与韩半岛独立问题(以金九、蒋介石为中心) |
第五章 对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的思考 |
5.1 国共两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看法的比较研究 |
5.1.1 国共两党对韩人武装队伍看法的比较 |
5.1.2 金九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
5.2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支持的原因 |
5.2.1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中两国的新形势 |
5.2.2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韩人独立运动新政治路线的确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研究的动机和意义 |
2. 研究的现状 |
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第一章 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与广州护法政府关系的缘起 |
1.1 20世纪初的东亚政治格局与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
1.1.1 20世纪初期中韩两国面临的形势 |
1.1.2 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内政建设 |
1.1.3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内部矛盾和处境 |
1.2 韩国临时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关系的发端 |
1.2.1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交往和联系 |
1.2.2 广州护法政府的援韩活动 |
1.2.3 孙中山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原因分析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的新转机 |
2.1 中韩联合抗敌御侮的新起点 |
2.1.1 韩国临时政府前期内外交困的处境 |
2.1.2 "九一八"事变与"虹口事件"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 |
2.2 朝鲜义烈团与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关系 |
2.2.1 金若山与黄埔军校的渊源 |
2.2.2 力行社援助朝鲜义烈团的举措和原因 |
2.3 韩国临时政府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
2.3.1 金九与国民党中组部的渊源 |
2.3.2 国民党组织部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援助 |
第三章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鼎力支持 |
3.1 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公开援韩的开始 |
3.1.1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韩两国面临的新形势 |
3.1.2 蒋介石的援韩的思想理论基础与动机 |
3.2 中国共产党与韩国革命者联合抗日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 |
3.2.1 中国共产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协助 |
3.2.2 中共与韩国革命者联合抗日对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影响 |
3.3 韩国临时政府在战火中的辗转流离 |
3.3.1 避走杭州 |
3.3.2 小憩镇江 |
3.3.3 徘徊南京 |
3.3.4 暂避长沙 |
3.3.5 漂泊广州 |
3.3.6 栖息柳州 |
3.3.7 屯驻綦江 |
3.3.8 落户重庆 |
3.4 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派系矛盾的调处和影响 |
3.4.1 国民政府对韩政策的主基调 |
3.4.2 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检讨与反思 |
第四章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对韩政策 |
4.1 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军事援助 |
4.1.1 国民政府援助韩国独立运动方针的确立 |
4.1.2 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不同定位 |
4.1.3 国民政府对韩武装力量既支持又控制的两面方针 |
4.2 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 |
4.3 国民政府大力争取国际社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
4.3.1 韩国临时政府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努力及其对建国前途的构想 |
4.3.2 国民政府对承认临时政府的态度及在开罗会议上的仗义执言 |
4.3.3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关于战后韩国实行国际共管的主张 |
4.3.4 国民政府为谋求抗战后韩国独立而进行的对外交涉 |
4.4 韩国临时政府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原因分析 |
4.4.1 韩国临时政府执政力的薄弱与内部纷争 |
4.4.2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上受制于人 |
4.4.3 韩国临时政府迷惘在与大国的盟友关系中 |
4.5 韩国临时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
4.5.1 极大地唤起了中韩民众的抗日情绪 |
4.5.2 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
4.5.3 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后续援助 |
5.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解体 |
5.1.1 战后韩国临时政府面临的挑战 |
5.1.2 国民政府协助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身份悲壮返韩 |
5.2 韩国驻华代表团的成立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后续合作 |
5.2.1 韩国驻华代表团的成立 |
5.2.2 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原因 |
5.2.3 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的后续合作 |
5.3 中韩携手处理韩侨问题 |
5.3.1 关内地区韩侨的集中与遣返 |
5.3.2 东北地区韩侨问题的交涉 |
5.3.3 国民政府遣返韩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
5.4 韩国驻华代表团解体 |
5.4.1 李承晚访问中国及其影响 |
5.4.2 韩国驻华代表团的解体 |
结语 |
主要文献及参考资料 |
致谢 |
附录A |
(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研究(1940-1945)(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序论 |
一、 研究的范畴 |
二、 研究的意义 |
三、 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历史演变 |
第一节 上海时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
一、 韩国独立运动的发起 |
二、 “三一”民族独立运动的爆发 |
三、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
第二节 辗转时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
一、 “虹口公园爆炸案” |
二、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多次改组 |
三、 韩国光复组织的筹建 |
第三节 重庆时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
一、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都重庆 |
二、 重庆期间临时政府的内阁组成 |
第二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背景与指导思想 |
第一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背景 |
一、 韩国“三党”的统一 |
二、 韩国光复军的建立 |
三、 取消《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9 条规定 |
第二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
一、 朝鲜近代开化派思想的影响 |
二、 中国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 |
三、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
四、 苏联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
第三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实践 |
第一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早期修宪状况 |
一、 第一次“修宪” |
二、 第二次修宪 |
三、 第三次修宪 |
第二节 重庆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宪政立法活动 |
一、 第四次“修宪”及《大韩民国临时约宪》的颁布 |
二、 《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的制定 |
三、 《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法》的修订 |
四、 第五次“修宪”及《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的颁布 |
五、 党政及军事立法实践 |
第四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特点 |
第一节 修宪的核心——政府指导体制的变更 |
一、 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集体指导制的形成 |
二、 重庆时期临时政府主席指导制的完成 |
第二节 制定建国纲领的核心理念——“三均主义” |
一、 “三均主义”政治理念的产生 |
二、 “三均主义”在《大韩民国建国纲领》中的体现 |
第三节 法统精神下宪法的正统性 |
一、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精神——“三一”运动精神的发展 |
二、 重庆时期临时政府宪政立法对宪法正统性的继承 |
第五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价值与意义 |
第一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的民族主义意义 |
一、 两次“修宪”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宪法保障 |
二、 《大韩民国建国纲领》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法理依据 |
三、 党政及军事立法实践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政治理论保障 |
第二节 韩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的主要宪政立法实践的意义 |
一、 宪政立法实践对民主主义精神的体现 |
二、 临时政府“政党政治”的民主主义实践 |
第三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对当今大韩民国宪法的价值 |
一、 《大韩民国建国纲领》和《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的民主立宪经验 |
二、 大韩民国宪法对临时政府民主立宪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
余论 |
参考文献 |
附图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韩人社会党与中共成立关系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一 前言 |
二 竞争 |
三 抉择 |
四 落幕 |
五 结语 |
(5)支持朝鲜半岛独立与统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一、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抗日活动 |
二、在舆论上和道义上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
三、维护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团结 |
四、结语 |
(6)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韩国反日独立运动(1921—1945)——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关系 |
二、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关内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之关系 |
三、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之关系 |
四、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同盟之关系 |
1. 朝鲜独立同盟之成立经过 |
2.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之关系 |
五、中国共产党与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之关系 |
结语 |
(8)中国各政治势力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动向与本论题的新意 |
1.3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2.1 北洋军阀集团北京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2.2 北洋军阀集团关外派系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2.3 对北洋军阀集团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评价 |
第三章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3.1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3.2 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评价 |
第四章 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4.1 抗日战争前南京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4.2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4.3 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评价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5.1 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5.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 |
5.3 对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评价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9)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三、研究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五、文章结构与相关概念 |
第一章 韩乐然的革命活动 |
第一节 早期成长经历 |
第二节 民族主义革命活动(1919—1923) |
一、参与民族独立运动 |
二、在境外的革命活动 |
三、与共产国际代表访华相关的活动 |
四、参加高丽共产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活动 |
第三节 共产主义革命活动(1924-1937) |
一、建立沈阳第一个党支部 |
二、推进哈尔滨北满党建工作 |
三、组织进步社团、创办报刊杂志 |
四、领导政治运动 |
五、组织国共合作活动 |
六、共产国际情报工作 |
第四节 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1947) |
一、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抗战活动 |
二、去抗战前线视察联络 |
三、协调国共两军战事关系 |
四、和平解放新疆西藏的筹备工作 |
小结 |
一、繁重与多变动的革命活动 |
二、广泛的个人才能 |
第二章 韩乐然的艺术生涯 |
第一节 萌芽时期的绘画自修 |
第二节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习 |
一、上海美专的“新学”教育 |
二、“表现主义”的学习环境 |
三、艺术师从 |
第三节 去法国巴黎的艺术深造 |
一、流离转徙的欧洲经历 |
二、进入卢浮宫美术学院学习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宣传与创作 |
一、组织“东总”抗战宣传活动 |
二、从事抗战美术宣传 |
第五节 西北时期的创作活动 |
一、深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
二、创作民众题材作品 |
小结 |
一、认同后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
二、对巴黎区域性绘画思潮的思考 |
三、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推介 |
四、提倡抗战美术与民族化美术 |
第三章 韩乐然艺术作品研究 |
第一节 自然题材作品 |
一、20年代作品 |
二、30年代作品 |
三、40年代作品 |
第二节“大众美术”题材作品 |
一、劳动者为题材的写生创作 |
二、民俗题材创作 |
三、人物肖像创作 |
第三节 抗战题材作品 |
一、抗战宣传画 |
二、参与绘制《全民抗战》 |
三、木版封面画 |
第四节 民族与民俗题材作品 |
一、民族题材创作 |
二、洞窟壁画临摹 |
第五节 实用美术作品 |
一、革命宣传的新春贺卡 |
二、建筑类设计 |
小结 |
一、创作方式——“写生即是创作” |
二、表现形式——速写入画 |
三、造型特征——符号性的造型元素 |
四、构图特征——形式感与程式化 |
五、关注点——强调光线的作用与效果 |
六、绘画风格——象征性与表现性融合 |
第四章 韩乐然的艺术活动 |
第一节 美术教育活动 |
一、东北早期美术教育环境 |
二、沈阳美术专科学校的开创 |
三、美术执教 |
四、对黄胄的艺术启蒙 |
第二节 艺术展览 |
一、东北时期的美展 |
二、欧洲时期的画展 |
三、抗战时期的展览 |
四、西北时期的展览 |
第三节 艺术社团组织 |
一、组织“青年画会” |
二、开办“奉天美术研究院” |
三、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
第四节 艺术考古 |
一、新疆考古的动因 |
二、克孜尔艺术考古发现 |
小结 |
一、多元活动中的内在关联 |
二、艺术活动的社会性特征 |
第五章 韩乐然的艺术观念 |
第一节 艺术本质论的表述 |
一、艺术来源:积极的生命观 |
二、艺术表现宗旨:源于自然超越自然 |
三、艺术功能:“潜势力”的社会作用 |
第二节 艺术表现形式的认知 |
一、提倡求“真”的表现性 |
二、提倡艺术“超越时空限制” |
三、倡导非功利性的艺术创作 |
四、倡导面向大众的艺术方向 |
第三节 艺术观念的阶级视角 |
一、强调艺术的阶级性 |
二、倡导艺术家承担社会责任 |
第四节 从“进化”视角看待艺术流派 |
一、主张艺术反抗传统的束缚 |
二、批判古典主义绘画 |
三、对西方现代绘画流派的辨析 |
四、提倡艺术家形成自己的风格 |
小结 |
一、以情感与观念为衡量艺术的基础 |
二、以社会作用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 |
第六章 革命限定中的艺术特质 |
一、限定中的艺术经历 |
二、艺术观念中的革命视角 |
三、艺术创作的政治意图与功用 |
四、艺术活动服务于政治 |
五、艺术家身份的政治作用 |
结论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附录五 |
附录六 |
附录七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研究(1937-1945)[D]. 申恩定. 山东大学, 2016(12)
- [2]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D]. 张玉红. 延边大学, 2010(09)
- [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重庆时期宪政立法研究(1940-1945)[D]. 李镐秀. 西南政法大学, 2013(07)
- [4]韩人社会党与中共成立关系考辨[J]. 王建宏. 当代韩国, 2019(02)
- [5]支持朝鲜半岛独立与统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J]. 曹艺. 抗战史料研究, 2016(02)
- [6]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7]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韩国反日独立运动(1921—1945)——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J]. 杨昭全. 社会科学战线, 2011(06)
- [8]中国各政治势力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研究 ——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D]. 彭怀彬. 延边大学, 2006(12)
- [9]革命与艺术之间—民国艺术家韩乐然研究[D]. 周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
- [10]论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J]. 石源华. 档案与史学, 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