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论文文献综述)
张海燕,许筱婷[1](2022)在《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再探》文中指出"一线二线"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制度。毛泽东提出这一制度的用意不仅仅在于培养接班人,最初还有自己退居"二线",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从事理论研究的考量。这一制度虽然没有正式的成文的规定,但实际上它已经成型并得以运行,产生了实际的效能。这一制度尽管在运行中出现一些问题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实质上被废止,但这不完全取决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意志,也应看到这一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这一制度的历史作用也不应低估,它不仅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也为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变迁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杜立芳[2](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金子求[3](2017)在《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首次全国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普选过程及其政治动员的探讨,而较少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等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共在过渡时期一系列政策对普选的影响这一角度,考察中央的普选政策在地方落实的具体情形。本文的研究主要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考察建国初期复杂政治情况下,中央关于选举权判定、选举代表的标准及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在江苏普选中的落实情况,探讨普选在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实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是中共既定的建政目标。中央的最初设想是在1953年春夏之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迟到三年以后召开。中央最终决定在1953年实行普选,一方面与第一届全国政协即将期满,中央考虑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新调整有关,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建议进一步促成了中央关于1953年实行普选的决定。普选的核心是人民民主。中央要求全国基层选举必须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吸引选民自觉地热烈地参加选举,但各阶层民众对普选的态度与中央的预期存在很大差距:农民、工人、科学界不关心普选;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怀疑普选是假民主;基层干部欲趁普选“换班”;相反,地主、反革命分子反而关心自己有无选举权,一部分人民对于选举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为此,各地通过广泛深入的普选动员,使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了选民总数很高的比例。地方的普选是对中央关于普选原则的落实。中央在公布选举法之初即宣称:新政权的普选不同于清末以来的历次选举,也要与欧美资产阶级的选举有别,普选是一场人民内部的民主运动。但建国初期政治情况复杂,民主选举的政策在地方执行时发生了偏差。就选举权而言,中央的本意是既要依法剥夺地主、反革命的选举权,又要使选举权的剥夺面不致过大,这样才与普选的民主运动性质相符,但是各地“土改”中错划漏划地主成分和“镇反”中错管漏管反革命的遗留问题使选民资格的审查复杂化,地方干部在选民资格审查时,将注意力放在查找漏划地主,追逼反革命材料,客观上形成“二次土改”、“二次镇反”的紧张和波动,江苏多地因普选引发自杀事件。为弥合中央政策和地方选举之间的张力,避免引起社会波动和混乱,江苏省委提出:确定选民资格,应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已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坚决防止在选民登记中企图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和重新进行镇反判定的倾向。普选中处理错划漏划地主成分和错管漏管反革命等遗留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判定选举权利,而非基层普选发动群众的重点。普选中,“一律不重新划分阶级成份(分)”,禁止找反革命或政治上有嫌疑者谈话和追逼材料,也不准带口信。江苏普选中新区和老区处理地主选举权利的政策有所不同。新区土改未满五年,一般不涉及地主改变成分给予选举权利的问题。新区普选中将明显错划的地主政治上摘掉其地主帽子,给予其选举权利,但地权不再变动。个别漏划地主在普选中只剥夺其选举权利,其土地和财产待普选后处理。凡一时弄不清或可划可不划者,已划者不改,未划者不动;富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老区旧富农选举权依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予以甄别;老区土改漏划地主一般没有,错划地主情形普遍,但老区土改已满五年,故不必大量地处理错划漏划地主成分问题,而应以改变成分问题来处理地主选举权。普选中,无论新区处理土改错划漏划成分,还是老区改变地主成分,都只能当做普选中有关选举权利的个别问题来处理,不能当做基层选举发动群众工作的重点。老区如有明显为劳动人民被划为地主,应坚决予以纠正。选举什么人当代表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及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一系列政策有关。分批展开的基层普选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统购、总路线宣传后,代表标准有所提高,各地提出选举“拥护总路线,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当代表。互助合作、统购中的积极分子被提为代表,抵制统购的私商和富农代表被撤换。中央提出农村普选应防止走“富农路线”,而应“坚固地巩固中农,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地主反革命的阴谋结合。”农村中当选代表以贫农和中农为主,富农代表仅属个别。选举大会呈现出一幅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历史场景,普通百姓步入基层权力机构,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底层民众的政治“翻身”,但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选举在另一些地方又为干部包办代替,或为民众的宗派势力所左右,甚至发生普选干部以选举权为诱饵,敲诈勒索地主、反革命的现象。普选并非干部的整体“换班”。中央、华东局和江苏省委均提出保证80%以上的基层干部得到改造提高,争取当选。普选中处理了一批违法乱纪干部和混入基层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解除了乡村社会的“新恶霸统治”,进一步纯洁了基层政权组织。普选后的政权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中央而言,普选和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新调整,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对政府和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一元化党政领导体制,奠定了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普选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1955年夏季以后,在不断升温的反“右倾”的政治氛围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与此同时,党的政治路线上“左”的倾向日益凸显,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随着“左”倾错误逐步蔓延,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破坏。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国选举制度得到恢复并历经改革和逐步完善。
连振隆[4](2017)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权力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工人阶级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人民独立当家作主、全面执政治国的制度安排。围绕构建科学高效的中共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这一主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它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现实内容、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建议。总体来看,中共权力结构是中共各个权力要素在空间上并存与时间上继起的动态整体,以党管军队、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媒体为强力支撑,以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党群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各级党委为同一层级其它党组织的权力圆心,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为权力核心,以定期任职制、中央集权制为权力接点,以权力授予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为权力经络,共同构成了内外相连、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塔体结构。它吸纳了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内核,植根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土壤,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的创造改进,其实质早已超出单纯的党内自组织结构,而是聚合为中共领导权力与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展示了它在中国大地所焕发出的最有权威、最有气势、最有效率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中共权力结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时代选择,拓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实践创造,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和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权力的论述两个部分。本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重要观点;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主要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领袖关于中共权力的观点。当然,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实务性阐发,故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只能从他们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中去挖掘。中共权力结构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中共权力结构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具有生命力的实践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理论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当代存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实践被历史检验而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智慧。中共权力结构的现实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权力组合关系,二是权力运行机制。关于中共权力组合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个向度的组合关系。纵向权力组合关系就是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所依次承载的中央领导权力、地方领导权力和基层领导权力;横向权力组合关系包括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两个部分。其中,党内横向权力可再分为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思想领导权力、组织领导权力、统战领导权力、军事领导权力、政法领导权力和纪律监督权力等七个方面;党领导国家的权力可再分为党对人大的领导权力、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力、党对司法的领导权力等几个方面。关于中共权力运行机制,与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相对应,包括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运行机制都可再分为权力授受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主要机制。从权力载体看,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形式上是相互平行的;但从权力位阶看,基于党委领导党组、机关党组成员对应兼任机关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组合模式,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实质上规定了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内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共权力结构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方略,同时说明中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表现为:在权力授受机制方面,存在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届中频繁调整、地方党委书记授权过于集中等问题;在权力决策机制方面,存在党管干部原则的个人化、德才兼备标准的片面化、公平竞争机制的唯亲化、领导晋升路径的线性化等问题;在权力监督机制方面,存在地方纪委聚焦重点不够、监督主体协同监督不力、关键岗位权力制约不足等问题;在权力保障机制方面,存在党委政法领导体制与现代法治体系难以完全对接的问题。针对上述具体问题,本文分别提出优化对策:一是在优化权力授受机制方面,提出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权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改进地方党委会权力配置为“一正三副N常委”模式等建议;在优化权力决策机制方面,提出健全人事决策机制、评价考核标准、公平竞争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方面的建议;在优化权力监督机制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综合监督机构、纪委领导体制、权力制衡机制、党委巡视机制等建议;在优化权力保障机制方面,提出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翟志勇[5](2015)在《国家主席、元首制与宪法危机》文中提出本文旨在探讨1949年以来国家元首制在中国宪法上的呈现方式与跌宕变迁,并借助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一般意义上的政体类型学,解释新中国的宪法更迭与宪法危机。元首制问题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席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将卡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转化为宪法体制上的国家元首,以及政体类型学上的法权安排。从1949年体制中的"委员会制下的主席身份"到"五四宪法"中的二元政体结构,制宪者试图将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和官僚制结合起来,但这一不稳定的结构使得卡里斯玛可以轻易地废除官僚体制,从而演变成"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的卡里斯玛一元体制。在后卡里斯玛时代,国家元首制在"八二宪法"中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三位一体"的不成文宪法变迁,最终以宪法惯例的方式稳定下来。国家元首问题是贯穿历次宪法危机的主线,需要历史主义的梳理和规范主义的分析。
翟志勇[6](2015)在《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文中认为最高国务会议是"五四宪法"中专属于国家主席的一种会议机制,最高国务会议表面上议而不决,但由于特殊的人员构成以及毛泽东在当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权威,最高国务会议反而成为超越常规国家机构、党的机构以及政治协商组织的超级国家权力机关,是一种统合一切的事实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枢机所在。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内在于"五四宪法"体制之中,并与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常规政体结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即卡里斯玛担当者,又超乎在宪法之外,通过最高国务会议超越常规国家权力机关,由此形成"五四宪法"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五四宪法"是韦伯意义上的法理型统治和卡里斯玛统治的结合,内在地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因素,为日后因接班人问题导致的宪法危机埋下了伏笔。
秦前红[7](2014)在《“五四宪法”草案初稿中国家主席制度的雏形》文中提出"五四宪法"草案初稿是个被学界忽视的重要宪法文本,其对于观察和研究中国宪法制度的设计和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宪法草案初稿中的国家主席制度由于是毛泽东亲自设计的,因而更加具有特殊性。该草案初稿蕴含了我国的制宪者对于国家元首制度的最初思考和设计,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丁进孝[8](2014)在《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与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冷战后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越双方之间有着两干余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国情基本相似、文化相通、理想相同、经济相关。将近一千一百年之久,越南属于中国的郡县,又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直到1885年6月9日,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同时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从此结束了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近代时期,两国人民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有着共同的目标以及愿望,因此双方应该相互帮助和支持。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因素,自古以来中国是对越南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在双方的关系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在1950年至1975年的两场越南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后是在1960年至1973年期间,援助越南抗击美帝国,使越南成功把美帝国赶出自己的国土,并最终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可以说,中越两国的关系既是双方的问题,同时也与东南亚、亚洲以至世界局势有着密切联系。立足亚太是中国稳定周边的有力保障,中国对越南发展关系和越南对中国发展关系一样,是中越两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发展中越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的原由及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学术界已有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阐述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中越宗藩关系为背景的简述。自北宋时期至1885年6月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为止,宗藩关系是维系中国和越南的纽带,在这条纽带上,中国位于天朝的地位,越南处于藩属的地位。宗藩关系表现在越南新王登基需得到天朝的册封,并定期向中国进献贡品,表示臣服,天朝则以回赐朝贡,维护藩国的安危,以尽其对藩国的义务和责任。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后,中越宗藩关系就已经开始慢慢解体了。所以在越南抗法战争中,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越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二章阐述了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结晶。在这一时期,中越双方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两国建交,为越南夺取抗法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中国也将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有助于追歼中国大陆解放后逃往越南的国民党残部,巩固祖国的南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阐述了新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越南反抗法国和美国的侵略,双方在抗法、抗美战争中相互支持与合作,使两国关系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巩固和发展。同时,本文还指出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的有关裂痕与分歧。此外,简述了中美缓和及关系正常化等因素,使中越两国之间的裂痕一步一步加深。第六章就阐述了越南华侨华人对抗法、抗美的贡献。华侨华人自古以来与越南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在郡县时期,还是宗藩时期,他们不仅给越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还带来了祖国进步的思想文化,为越南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20世纪50年至60年代,在抗法、抗美斗争时期,广大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抗法、抗美斗争,为争取越南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结语部分进一步总结了中越关系成功的经验,并且指出双方关系的制约因素。虽然冷战结束后,两国立刻进入恢复正常化时期,同时取得了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但是近些年来,两国领海争端、越台关系和越美关系发展迅速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对中越关系造成影响。同时也提出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展望,笔者认为两国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指导下,可以肯定友谊、合作与发展,仍然是中越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
翟明煜[9](2014)在《国家主席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主席制度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较为独特的制度设计,这项制度关系到我国整个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与运作。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元首模式,国家主席制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1982年宪法制定实施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主席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了具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家主席制度的探讨,为中国国家元首制度和政体模式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引和参考。整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主要是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一些介绍,并简要地辨析了与国家主席相关的概念。正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新中国建国以前中国的国家元首制度,主要是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以及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在国家元首制度方面的选择和变化。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中国在农业社会形成的一种带有宗法色彩的专制集权的君主制度,该制度在古代中国发挥了一些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的作用,但是在近代社会以来由于其始终无法解决权力滥用和皇权交接两大关键问题,因此陷入溃败。清末民初曾经对皇帝制度进行了有限的改造,尝试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亦遭遇失败。民国建立之初,中国在政体模式的选择上,经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轮换,由于各种原因亦没有成功,在民主转型过程遭遇了重大挫折。第二章主要介绍了1954年宪法所设计的国家主席制度。首先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的主席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建国以来的国家元首都是单一元首制,并以朝鲜战争的决策为例,分析了国家元首的权力运作情况。在介绍1954年宪法所设计的国家主席制度时,重点探讨了宪法草案初稿中的国家主席设计。宪法中的国家主席制度在“文革”中被废除,并因是否设立继续国家主席产生了重大的争论。1982年宪法恢复设立了国家主席制度,本文就恢复国家主席制度的原因、变化及性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国家主席的职权。在第一节中首先明确了“三位一体”制是当代中国的宪法惯例,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显着的优点。在“三位一体”制下,国家主席的权力不断扩张,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宪法权力框架。第二节着重分析了宪法文本中的国家主席职权,主要是法律公布权、任免权和外交权。第三节探讨了国家主席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本文认为国家主席应当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就与国务院的关系而言,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基本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现阶段国家主席的权力处于上升状态。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国家副主席制度及权力交接的问题。第一节中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权力交接的模式、经验及教训;第二节中探讨了中国国家副主席制度的历史变迁、制度优势及国家副主席的兼职问题。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国家主席权力处于扩张趋势的原因,外交领域的日趋活跃、大众媒体的聚焦以及各种中央工作领导小组的设立都不断扩大了国家主席的政治权威和实际权力;第二节探讨了目前情况下对于国家主席权力的限制因素,指出存在宪法法律上的正式限制及非正式限制,但是非正式的限制作用更大一些。第三节探讨了国家主席制度和民主转型的问题。
沈璧[10](2012)在《1956—1977 中央四选接班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少奇被打倒,林彪叛逃,王洪文成为"四人帮"成员,华国锋最终得到毛泽东信任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的执政经验表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领导
二、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一、毛泽东提出“一线二线”的动因 |
(一)最初考量:摆脱日常工作束缚,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从事理论研究 |
(二)意图转换:建立接班人制度,培养和考察接班人 |
二、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的成型与运行 |
(一)“一线二线”制度的成型 |
(二)“一线二线”制度在曲折中运行 |
三、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的废止 |
(一)目标定位不太明确 |
(二)运行机制不太规范 |
(三)信息传递不太对称 |
结语 |
(2)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章 |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第一节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第二章 |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第一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第四节 |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第三章 |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第一节 |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 第三节 |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第四章 |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第一节 |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第四节 |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第五节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第五章 |
巩固和深化(1999—) 第一节 |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第四节 |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第五节 |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本文的研究 |
第一章 中央关于普选决策动因及目标 |
一、中共的普选设想 |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出与普选 |
三、斯大林的建议 |
四、中央关于普选的基本精神 |
1. 选举权 |
2. 被选举权 |
3. 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 |
4. 关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
小结 |
第二章 江苏普选的宣传动员 |
一、江苏普选的概况 |
二、民众对普选的态度 |
1. 普通民众不关心普选 |
2.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恐慌 |
3. 基层干部“换班”思想严重 |
4. 资产阶级心态复杂,民主人士留恋政治协商 |
三、宣传动员 |
1. 新旧政权对比 |
2. 宣传选举政策,消除谣言 |
3. 安抚基层干部 |
4. 宣传“联合提名”的民主性 |
5. 纠正科技界“不问政治”的倾向和“纯技术观点” |
小结 |
第三章 选举权的确定 |
一、中央关于选举权的规定 |
二、普选试点中的选举权审查 |
1. “地主分子”与“地主出身” |
2. 地主改变成分后获得选举权 |
3. 地主兼其他成分与其他成分兼地主 |
4. 富农选举权 |
5. 管制分子选举权 |
三、江苏普选中选举权审查的偏向 |
1. 剥夺面过大 |
2. “二次土改” |
3. “二次镇反” |
4. 自杀事件 |
四、纠“左” |
1. 一律不重新划分阶级 |
2. 禁止追逼反革命材料 |
五、选举权审查结果 |
小结 |
第四章 选举代表 |
一、选举“社会主义的带路人” |
1.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被选为代表 |
2. 抵制统购的农民干部被撤换 |
3. 余粮户抵制统购中的积极分子当选代表 |
4. 富农当选代表仅属个别 |
5. 工商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
二、江苏普选中的若干问题与偏向 |
1. 干部包办选举 |
2. 民主选举与强制投票 |
3. 普选中的群众“倒干 |
4. 关于选举结果 |
5. 选举中的乱象 |
小结 |
第五章 普选后的政权 |
一、普选前后的基层干部状况 |
1. 普选前乡村基层组织不纯 |
2. 普选中处理“坏干部” |
3. 普选后干群关系的新变化 |
二、普选后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 |
1. 加快实现农业合作化 |
2.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调整 |
小结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4)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本研究相关概念解析 |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依据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权力论述 |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三、列 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四、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一、毛泽东对党内权力的论述 |
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论述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政党权力的论述 |
一、邓小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二、江泽民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三、胡锦涛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四、习近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过程 |
第一节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第二节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一、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现实组合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主要内容 |
一、党的权力结构的纵向组合关系 |
二、党的权力结构的横向组合关系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基本特征 |
一、综合性 |
二、客观性 |
三、系统性 |
四、制衡性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一、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标准 |
二、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的主要运行机制研究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
一、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
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 |
三、两类权力运行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评价标准 |
一、民本准则 |
二、核心准则 |
三、协同准则 |
四、效率准则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一、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二、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三、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四、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五章 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权力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的对策建议 |
一、实现党的核心权力授受机制的系统化、定型化 |
二、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受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 |
三、改进地方党委权力配置“一正三副N常”模式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
一、构建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人事决策机制 |
二、构建客观条件与主体德才相结合的评价考核标准 |
三、构建控选授职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公平竞争机制 |
四、构建螺旋递进与刚性虚化相结合的能上能下机制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
一、建立健全一体两面、全域覆盖的综合监督机构 |
二、建立健全中央统筹、地方垂直的纪委领导体制 |
三、完善审批公开、程序公正的权力制衡机制 |
四、强化队伍精干、措施精准的党委巡视机制 |
第四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
一、提升政法统筹能力,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 |
二、规范司法监督程序,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 |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党管政法的领导作用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一、宪法文本中的最高国务会议 |
二、宪法实践中的最高国务会议 |
三、“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 |
结语 |
(7)“五四宪法”草案初稿中国家主席制度的雏形(论文提纲范文)
一、“五四宪法”草案初稿的形成及其意义 |
二、对宪法草案初稿中国家主席制度的文本分析 |
( 一) 对宪法草案初稿第38-40 条的分析 |
1. 国家主席 35 岁任职年龄的确定 |
2. 任期问题 |
3. 国家副主席制度 |
( 二) 对宪法草案初稿41 条的分析 |
1. 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建议的权力 |
2. 依照法律任免省、中央直辖市、自治区、自治省的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 |
3. 任免驻外全权代表; 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
4. 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
5. 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 |
三、“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变化 |
( 一) 结构上的变化 |
( 二) 内容上的变化 |
1. 任期的改变 |
2. 删除了宪法草案初稿中的建议权 |
3. 限制了国家主席的外交权 |
4. 完善并细化了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规定 |
5. 重新定位了国家副主席 |
四、“八二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变化 |
(8)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五、论文的布局 第一章 1950年前的中越关系简要回顾 |
第一节 封建社会时期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 |
一、宗藩关系概述 |
二、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
三、中越宗藩关系的特征 |
第二节 殖民地时期的中越关系 |
一、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和越中人民的抗法斗争 |
二、中法战争爆发后中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三、《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署与中越关系的变化 |
第三节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越两国的革命友谊 |
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越南革命的支持和帮助 |
二、越南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第二章 中越新关系的开端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基础 |
一、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 |
第二节 越南对外政策基础 |
一、越南古代传统思想 |
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
第三节 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
一、中越联络处建立的过程 |
二、中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第三章 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侵略(1950-1954) |
第一节 越南为独立自由而战争 |
一、中国国民党部队入越受降与法国重返侵略越南 |
二、越南人民坚强抵抗 |
三、越南努力寻求外援 |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法战略决策 |
一、援越抗法的决策 |
二、援越抗法的方针及内容 |
三、中国援越抗法的具体原则 |
第三节 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侵略 |
一、中国向越南派遣顾问与全面援越抗法 |
二、中国帮助越南建设正规部队和提高战斗力 |
三、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实施及成就 第四章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越关系更加紧密 |
第一节 1954年的国际形势 |
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 |
二、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
三、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的政策 |
第二节 中越在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 |
一、中越两国的准备 |
二、越南的八项建议 |
三、中国在会议上推动和平进程 |
第三节 日内瓦会议后中越关系的加强 |
一、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各国的反应 |
二、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越南局势 |
三、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第五章 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1954-1975)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
一、全面发展的冷战局势 |
二、大国间的缓和趋势 |
三、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
四、美国对越南的干涉 |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美战略决策过程 |
一、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政策 |
二、中国出兵援助越南抗击美国侵略 |
三、中国对越南援助的主要内容 |
第三节 中越在越南战争中的矛盾与分歧 |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二、中美关系在越南战争中的转变 |
三、中越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的矛盾与分歧 第六章 越南华侨对抗法、抗美的贡献 |
第一节 中国人移民越南的过程及原因 |
一、从秦代至公元968年丁部领统一安南 |
二、越南独立建国至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署 |
三、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
四、从1950年至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
第二节 华侨华人对越南抗法、抗美的贡献 |
一、华侨华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
二、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坚持九年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177 |
三、越南华侨在日内瓦会议协议后积极参与抗美斗争 |
第三节 华侨华人在越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
一、越南华侨华人的社团组织 |
二、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及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三、华侨华人的文化状况及其贡献 结语 |
一、中越关系的制约因素 |
二、中越关系未来趋势预测 参考文献 附录1 附录2 附件 博士攻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目录 后记 |
(9)国家主席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二、研究国家主席制度的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国家元首与国家主席 |
一、国家元首概述 |
二、我国宪法中“国家元首”和“国家主席”的争论 |
第一章 新中国建国以前的国家元首制度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国家象征——皇帝制度 |
一、“皇帝”名称的由来 |
二、皇帝制度的功能 |
三、皇帝制度的衰败 |
第二节 清末民初时期在国家元首制度上的探索 |
一、最初的试验——《钦定宪法大纲》对皇帝制度的改造 |
二、回光返照——《十九信条》对皇帝制度的最后挽救 |
三、新的探索——民国初年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之争 |
第二章 国家主席制度的历史变迁 |
第一节 《共同纲领》下的国家元首 |
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集体元首还是个人元首? |
二、战争权与朝鲜战争的决策 |
第二节 1954年宪法与国家主席制度的建立 |
一、关于国家主席名称的考察 |
二、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中的国家主席制度 |
三、1954年宪法中的国家主席制度 |
第三节 国家主席制度的废除 |
一、从一则“批示”看国家主席制度的废除 |
二、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 |
第四节 国家主席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
一、邓小平关于1982年宪法的构想 |
二、1982年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设计 |
第三章 国家主席的职权 |
第一节 “三位一体”制下的国家主席 |
一、“三位一体”制与宪法惯例 |
二、“三位一体”制下国家主席的职权范围与特征 |
第二节 宪法文本中的国家主席职权 |
一、公布法律 |
二、任免权 |
三、外交权 |
四、其他职权 |
第三节 国家主席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 |
一、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 |
二、国家主席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关系 |
第四章 国家副主席制度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与经验 |
一、禅让制 |
二、世袭制 |
三、中国古代权力交接的经验和教训 |
第二节 我国宪法中的国家副主席制度 |
一、国家副主席制度的历史变迁 |
二、1954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在国家副主席制度上的文本差异 |
三、现时国家副主席制度的利弊分析 |
四、我国国家副主席和美国副总统的比较 |
五、有关国家副主席的兼职问题 |
第五章 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
第一节 国家主席的权力扩张趋势 |
一、外交领域日趋活跃 |
二、宣传媒体聚焦 |
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 |
第二节 国家主席的权力限制探讨 |
一、对国家主席权力的宪法限制 |
二、对国家主席权力的非正式限制 |
第三节 国家主席制度与民主转型 |
一、国家主席产生模式的变化 |
二、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消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10)1956—1977 中央四选接班人(论文提纲范文)
刘少奇做八大政治报告 |
九大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 |
十大提拔了38岁的王洪文 |
华国锋结束了政治动荡 |
四、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再探[J]. 张海燕,许筱婷.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3]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D]. 金子求.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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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J]. 翟志勇. 政法论坛, 2015(01)
- [7]“五四宪法”草案初稿中国家主席制度的雏形[J]. 秦前红. 中国法学, 2014(04)
- [8]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D]. 丁进孝.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国家主席制度研究[D]. 翟明煜. 武汉大学, 2014(06)
- [10]1956—1977 中央四选接班人[J]. 沈璧. 环球人物, 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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