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江县引进工作成效显着（论文文献综述）
胡明[1]（2011）在《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蚕丝是整个蚕业生产的最终产品,蚕丝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出口货物之一,近代苏南蚕业的发展是与国际市场的需求紧密相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相对混乱的局而,国内市场对蚕丝的消费能力有限,苏南的蚕丝主要用于出口。近代国际市场对中国蚕丝的需求急剧增加,中国蚕丝大量输入到国际市场。随着蚕丝出口的增加,我国蚕业生产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锡、苏州、常州等苏南各县蚕业生产进一步扩大。清中后期上海设立通商口岸,随后成为苏南蚕丝出口的主要口岸。商品化的蚕丝生产与苏南传统的稻作生产相比,表面上获利较高,再加上蚕丝生产周期较短,获利较快,苏南各县蚕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到20世纪初蚕业已经成为苏南农家重要的家庭副业之一。无锡由于自然和地理优势成为苏南各县中蚕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逐渐取代上海成为苏南新的蚕丝生产基地。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南的蚕丝生产规模已经超过上海及传统的蚕区浙江,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蚕丝生产中心之一。苏南蚕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随之带来蚕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日本采用现代化蚕业生产方式之后,中国蚕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使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渐被日本所挤占。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减少及日本蚕业企业的竞争,苏南蚕业发展面临严重挑战。面对苏南蚕业的困境,国民政府、蚕业学校及蚕业生产企业等都希望通过改进蚕业生产以提高蚕业生产的水平,增强蚕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此各方对蚕业生产中的桑树种植、蚕种生产、育蚕、缫丝等环节展开了改进,苏南大规模的蚕业改进也由此起步。在各方努力下,苏南蚕业生产技术也取得了明显的改进,被认为是当时农业改进的典范。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桑叶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蚕体的发育和蚕丝的质量,所以提高桑叶的质量是蚕业生产改进的基础。在早期的蚕业生产改进中,苏南蚕业改进者对桑叶生产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早期的蚕业改进中并没有对植桑进行大规模改进。而苏南的桑叶生产由于桑树老化、桑园疏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苏南桑树桑叶的产量不断降低,已经影响到了苏南的蚕业生产。苏南蚕业改进者在30年代后才着手对苏南传统的桑树栽培进行改进。改进者首先是对传统的湖桑、鲁桑和荆桑等当地的主要桑树品种进行选育,培植品种更加优良的树种,还结合苏南蚕业生产的特点推广乔木桑,以降低蚕业生产成本。同时开展对蚕种制种专用桑的种植实验与推广。其次在改进桑树品种同时,改进者积极开展桑园管理技术的改进试验,推广改进的桑树修剪、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以增加桑叶的产量。蚕种育种技术改进是整个苏南蚕业改进过程中,改进者最早关注,改进成效最为明显的环节。苏南蚕种的改进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到1927年,这是苏南蚕种改进的起步期。1922年之后苏南各县出现了最早一批专业化的蚕种制造场,随后1926-1927大量的蚕种制造场建立。在这一时期日本先进的蚕种育种、人工孵化等技术传入苏南地区,1924年蚕种场开始生产推广第一代杂交蚕种。但由于并没有取得蚕户的信任,改进种在苏南的使用还很有限；第二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3年,这是蚕种改进的大规模展开期。蚕种场大量出现,蚕种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专业的生产使所选育改进蚕种的质量得到改善。由于改进蚕种的优越性及改进者极力的推广,改进蚕种在苏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蚕业发展较为迅速的无锡等地已经基本上完全取缔了土种；第三个阶段是1934年到1937年,这是蚕种统制时期。1934年江苏省规定省内的蚕种由建设厅统一管理,不得自由买卖,蚕种经过蚕丝试验场检验后,按规定价格分配。同时对蚕种场管理更为严格,取缔生产条件不合格的蚕种场。政府通过控制蚕种的生产、分配,来提高蚕种的质量,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无法处理好政府、大的有垄断能力的蚕种生产资本家、小的蚕种生产者及蚕户的利益,造成蚕种供给不足,影响到了蚕业的改进。育蚕是整个蚕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个过程中蚕体发育、成熟直到吐丝成茧,育蚕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蚕茧的质量。民国初期苏南蚕区的育蚕技术依然使用传统的技术,蚕户在育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在蚕室温度、湿度、及病毒环境等的控制方面,很难达到良好的生产要求。在生产过程中蚕户却大量的求助于鬼神的保佑,导致蚕体的成活率甚至只有30%。1924年江苏省立女蚕校成立推广部,并在无锡堰桥乡设育蚕指导所,首先开展对蚕户的育蚕指导。蚕校通过推行蚕具消毒、稚蚕共育提高蚕体的质量。1928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苏南各县蚕区建立了以育蚕指导所、蚕业合作社为体系的育蚕改进体系。此后这种育蚕改进体系在蚕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导蚕户改善育蚕技术,但苏南各县由于蚕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育蚕指导效果也不平衡。同样苏南蚕区普遍分散的、小规模的育蚕生产模式并没有改变,蚕户恶劣的生产条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育蚕技术改进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育蚕完成后,蚕业生产进入蚕丝生产环节。在传统的苏南蚕业生产模式中,蚕丝生产也是在蚕户自家完成。育蚕完成后,蚕户采用手工或简单的机械,将鲜茧缫制成蚕丝出售,缫丝的机械较为简单。而近代大规模缫丝厂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生产格局。蚕业生产更为专业化,蚕户主要承担了育蚕的过程。缫丝生产从蚕户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规模化的机械生产。机械化生产为了保证稳定的蚕茧供应,就必须对蚕茧进行干燥处理,茧行由此大量出现,承担蚕茧的干燥等工作。1934年国民政府实施茧行统制,要求茧行改进蚕茧烘干设备,鼓励采用新式蒸汽烘茧机,从而加强对茧行管理。而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南地区出现专业的机械丝厂以来,苏南特别是无锡缫丝业在民国时期进入高速发展期,缫丝厂在数量和生产规模上都远超其它地区。苏南丝厂最先采用意大利式的直缫车,此后日本的缫丝车也开始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改进蚕丝生产技术的同时,丝厂和国民政府也着手在上海和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系统,以打破洋行等对中国生丝出口的垄断,扩大苏南所产蚕丝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政府还通过发行政府公债的方式,扶植苏南丝厂。但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社会混乱的情况下,销售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之所以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得益于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改进体系,政府、蚕业企业和学校构成了民国苏南地区蚕业改进的主要动力。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在蚕业改进中扮演了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及实践者的角色。蚕业企业为了获得优质的生产原料,着力蚕种的改进和蚕丝生产技术的提高。蚕业教育在改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南地区的蚕业教育主要有蚕业学校和民众教育下的涉蚕教育两种形式。蚕业学校培养的育种、制丝等人才在民国时期苏南蚕业改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蚕业学校的毕业生在苏南各地设立育种场、育蚕指导所等蚕丝改进机构,是民国时期苏南整个蚕业改进体系中重要的动力之一。民众教育的改进不仅仅涉及到蚕业生产改进,它在更广阔的范围对蚕户进行文化教育。它突破了由于民国时期苏南农村农民文化素质不足,降低对蚕业新技术的接受能力的限制,将农业生产的改进与农村社会的改进相结合。苏南蚕业改进中形成完整的、多元化的蚕业改进体系,是苏南蚕业改进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也是苏南蚕业改进带给当代农业技术改进的主要启示。在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中,蚕户本身改进动力的缺乏及政府改进组织效能的低下等是制约苏南蚕业改进成效发挥的主要因素。如何调动农户改进的积极性,实现改进组织的高效率也是当代农业改进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苏南蚕业改进没有突破这个局限,这也从整体上制约了改进效能的发挥。尽管如此,民国苏南蚕业改进的成效还是明显的,对这个改进过程的系统分析,可以还原民国时期苏南蚕业改进的过程,认识到改进中各方所起到的作用,及各个改进系统在农村中的改进实践,这对我国现在的农业技术改进有着借鉴意义。
敬淼春[2]（2019）在《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水环境的迁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明清时期吴江地区受太湖东南泄水格局的影响,水环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蓄泄水网对陆域的密集分割,丰水环境的作用日趋凸显,水土之间的变化较唐宋时期更为剧烈。水环境深刻改变了吴江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农业生产在适应水环境的过程中进行变革发展,以“水土变化”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种渐进发展模式。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密集水网造成的普遍化坍涨触及到田土层面,田土布局与面积呈现不定性变化,赋役因之变动,以利害不均为核心的利益冲突成为农业社会的常态性矛盾。同时,适应新田土格局的小圩体系激发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农业社会逐步走向转型,封建国家的控制强化将农业生产置于更加宏观的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农业生产的艰难性与复杂性。此外,水土关系的密切化使得旱涝灾害频发,农民自身对于旱涝灾害的应对,促使传统农业的生产结构的做出调整,稻麦、蚕桑、鱼鳖、莼菱等业协同发展,构成了吴江地区丰富的水乡水环境下的独特的农业体系。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综合体现在吴江农民的生活方面,构成了独特的农民生境认知,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生存成本的高低变化、农事经验的总结与整理,皆表明吴江农民深谙向水而生的生存哲理。总之,明清时期吴江地区的农业生产业已成熟,基于变动水环境的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变革。
吕雪姣[3]（2020）在《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改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塾是推行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是儿童破蒙启智的重要场所。到明清时,私塾已遍布城乡,私塾教育发展到顶峰。当清末以至民国时期,新式小学在全国推广时,作为旧式教育的私塾并没有立刻消失,因新式小学一时难以推广而私塾又无法一时取缔,故形成了新式小学和私塾二元并存的局面。为了普及初等教育,改变私塾落后的教学模式,使私塾向新式小学靠拢转化,私塾改良活动应运而生。私塾改良最先是在清末民间发起,继而,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私塾改良活动正式开启。自1904年江苏学务处委员沈亮棨在苏州创建私塾改良会,到新中国成立结束,苏州私塾改良活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苏州私塾改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1904-1911年的起步期。此阶段私塾改良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民间的私塾改良会,作为私塾管理的官方机构劝学所,改良效果有限。第二,1912-1926年推进期。此阶段北洋政府开始要求登记私塾、检定塾师。第三,1927-1936年鼎盛期。此阶段为私塾改良活动成效最明显的时期。政府通过法令明确私塾改良的各项要求,如规范私塾办学标准,举办私塾改良宣传周等。第四,1937-1949年延续期。该阶段因战乱原因,改良私塾的政策大多为第三阶段的延续。到解放前夕,私塾部分转化为学校,部分被取缔。苏州的私塾改良活动开始早,历时久,具有示范性。虽然在改良过程中遭遇塾师的抵抗、民众的抵触等阻力问题,但改良后的私塾逐渐小学化,成效较明显。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教育的变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全国私塾改良的缩影。
孙慧[4]（2019）在《近代民间组织与乡村教化 ——以农会、教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传入,以及封建社会的逐渐瓦解,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冲击。一方面落后的教育水平、窘困的经济状况、浇薄刁悍的社会风气阻碍了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乡村人才的流失,使得乡村发展得不到保障。面对正在遭遇危机的乡村社会,一批开明知识分子认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他们利用各种方式促进乡村发展,其中通过民间组织进行乡村教化是其途径之一。民间组织发展至清季已具备相当规模,组织活动十分活跃,活动范围涉及经济、教育、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且在各领域起到一定的作用,与官方组织相互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民间组织数量仍呈上升趋势。于近代兴盛发展的民间组织,无论是农会、教育会,还是其他行业组织,其活动范围不只囿于行业活动以及慈善活动,支持农业发展、进行乡村教化、促进乡村建设也是其重要活动之一。基于此,论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论文阐述了民间组织与乡村建设之间的联系。在官方组织未完全发挥实效的情况下,各行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建立起民间组织。民间组织能较好的配合官方组织进行社会管理,为政府节省了管理资源,提高了行政效率,从而获得了政府的官方授权。在取得了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民间组织进一步发挥其功能,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其次,论文围绕农会所开展的教育活动做出具体论述。农会专为解决乡村问题,重建乡村秩序而建立,其目的在于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面对文化教育缺失、道德水平低下、思想保守的乡村社会,要发展农业,则要先发展乡村教育,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农会为发展农业,在乡村教育上付诸大量实践。再次,论文具体阐述了教育会所开展的乡村教育活动。教育会是近代新式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所建立的专为普及新式教育的民间组织。于乡村开展教育演讲、创办教育报刊以宣传新式教育,打破乡农封闭保守思想、认同新式教育是其开展乡村教育的前期工作;建立新式学堂,敦促农民接受新式教育是其主要工作;于乡村社会建立公共学习场所,组织各类讲演会、研究会是其顺利开展乡村教育活动的保障。与此同时,乡村伦理教化也是其重要的教育目标。最后,论文总结了近代民间组织于乡村教化中的具体体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传播新知,劝学办学;（二）调查记录乡村教育概况,提出教育议案;（三）弥补官方教育不足之处,丰富教育形式。民间组织为促进乡村建设所开展的各式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前进。
施亚利[5]（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研究表明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胡吉伟[6]（2014）在《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分析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文环境变化中的人为因素。通过对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中的政策导向、治水方略、水利机构的利益纷争、湖田开发与太湖水文环境的恶化、治水方式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的防洪措施等问题的分析,来考察水利机构在治水事务中的行为和目的,以及由此引起的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特别是治水机构为获取经济利益将湖滩放垦合法化,导致太湖水文环境恶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程度。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考察揭示出人类的治水活动与太湖流域水系环境变化间的关系。太湖流域由苕溪、荆溪、运河、吴淞江、黄浦江等水系组成,包括江苏省苏南、浙江嘉兴、湖州等市,历史上这一地区被称为“江南水乡”,税赋甲天下。这一地区优越的水文环境是在人为改造下形成的。筑东坝斩断来水,修塘堤防御海潮,建闸口抵御江水倒灌,这些水利设施为江南地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然而,人为改建后的水利设施使太湖流域的水利环境充满了脆弱性,一旦失去人为治理,生态环境便很难自我调适。近代以来,太湖流域水利失修,水旱频发,从而导致社会环境动荡。这是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剖析了由于政府错误的治水策略引起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恶化。政府在治理与破坏之间陷入矛盾的窘境,一方面,表现出积极治理的姿态;另一方面,治水机构以利益获取作为治水的最高准则,改变明清时期的禁垦政策。实施“浚垦兼施”的治水方略,将湖滩放垦合法化,破坏了水文生态的平衡。湖滩开发致使东太湖排洪水道缩减,防洪能力降低,水灾风险增加。1931年水患虽称天灾,但是,水利不修,人谋之不力亦是不容忽视的致灾因素。第三部分论述了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治理政策上的导向,以及由此引起各水系间水文环境的巨大差异。民国政府继承了明清政府固守东坝的治水策略,将水患遏制在东坝上游地区。高淳县作为潴水区,为维护太湖下游地区的经济稳定作出了牺牲。由于可耕地资源短缺,当地百姓为获取有限的农业资源发生械斗,社会动荡加剧。与乡村水利建设相比,政府更关心城市的排水工程。为实现南京国际都市计划,南京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下水道建设,城市防水能力显着提升。第四部分考察了水利机构在治水事务上的利益冲突,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水利治理方式的转变。北洋政府时期水利机构林立,系统纷岐,缺乏统筹规划,遇事互相推诿,水利治理乏善可陈。1931年长江水灾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水利机构,加强了水利建设,吴淞江、白茆河、城市内河等重要河段的堤坝、河床都得到了修缮,水利状况明显改善。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水灾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水利治理措施,促进了太湖流域的水利发展。强制拆圩、废田还湖、堤防协修、联合布控等举措改善了水利失修的局面,提高了防洪抢险的应对能力。与1931年南京城水患相比,1935年南京城区水患的成功预防,进一步证明,人为治理的缺失,人类活动的破坏是太湖流域灾害多发的关键因素。本文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防洪治水上的作为。另外,尽管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文生态遭到破坏,但太湖水系的改变主要是“支流淤塞与微地貌”的变化。若要考察太湖流域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还需要将时限向下延伸至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时期联圩并圩、废坝建闸、大兴水库、湖滩开发等水利运动对太湖流域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加剧烈。为此,本文的结语部分对太湖流域水利格局的转变进行了简要描述,以便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近代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变化。
游欢孙[7]（2005）在《近代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研究 ——以吴江县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近代苏州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市镇与清末民国以来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关系入手,比较详细地讨论了传统市镇志的叙事空间范围,论证了确定市镇地域范围与乡村的大致边界对于江南市镇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并讨论了清末民国以来改划自治区域过程中,国家政治的制度性安排和以市镇为中心的地方应对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对市镇数量变动的研究中,本文对传统地方志书在记载市镇情况时的写作背景、对市镇的不同界定标准、地方志本身叙事的“小传统”,并对由以上三者而造成的地方志书中不同的市镇叙述景象,作出了一个基于文献本身的解释。此外,又从行政区与贸易圈的关系角度,探讨了1929—1934年前后吴江县市镇的贸易圈问题。 循着确定市镇地域范围的思路,本文还对各个时期地方志中的市镇人口数字进行了着力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地探讨了吴江、常熟市镇人口的数量以及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对周边地区市镇经济、市镇人口的影响与局限性问题。此外,本文还以民国时期吴江境内的十个市镇为例,利用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初期该县丰富的档案与调查资料,对盛泽、震泽及其他中小市镇的市镇工商业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本文还讨论了民国时期吴江县市镇工商业税收在县级地方财政收支中的比重以及市镇税收与市镇财政收支的关系 通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探讨,本文所要力图表明的是,从重视历史研究延续性的学术理念出发,近代江南市镇的研究与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可以互为补充,相互推进。
江伟涛[8]（2013）在《近代江南的城镇化水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资料的限制,以往关于江南城镇化水平的研究无法在一个界定清晰的“城镇”概念下进行充分讨论,加之大多以县域为研究尺度,对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讨论极少,从而使得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偏差。本研究将目光延伸至资料相对丰富的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突破资料的瓶颈以后,能够在一个相对统一、界定清晰的“城镇”概念下对江南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及总体城镇化水平进行充分讨论：首先,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对民国时期一座普通治所城市进行城市形态的讨论,从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传统时期普通中小城市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以作为对本研究所探讨的“城镇化水平”实质的认识；其次,从市镇的空间范围界定出发,指出以往的江南县域城镇化水平研究的结论或可称为“政区化”的城镇化水平,进而进行一种“去政区化”的尝试,结果显示“政区化”城镇化水平总体而言是高估的；最后利用地形图资料及人口普查档案资料对1930年代及1950年代初期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93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江南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33.37%和38.58%,其中大城市人口居于绝对主导地位,1930年代上海等10个大城市的人口即占江南总人口的25.46%,1950年代初期占到33.09%。
王旭[9]（2017）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 ——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三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三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杨虎[10]（2019）在《改进还是停滞:民国苏南桑树育培技术实践探讨》文中认为蚕桑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立国之本,蚕桑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民国发展为苏南地区最重要的家庭副业。桑树和桑叶的品质影响蚕茧蚕丝的产出与质量。苏南地区很早就开始栽种桑树,其传统育培技术在明末清初达其高峰后陷入停滞,于近代被日本赶超后,一直受压制,直至民国才步入一个发展高峰期。当时在国际竞争的压迫和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苏南各县通过开展桑树选育试验,选育推广优良桑树品种;注重桑树培植过程,改进整枝技术;引入西方施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以促进桑叶生产,提高蚕业效益,振兴苏南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改进成绩。但宥于时代条件,效果有限,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苏南农村桑树生产方式。
二、吴江县引进工作成效显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吴江县引进工作成效显着（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论文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苏南蚕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近代苏南蚕业的迅速发展 |
| 一、近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激增 |
| 二、近代苏南大规模蚕业生产的发展 |
| 三、近代无锡苏南蚕业中心的确立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蚕业危机的显现 |
| 一、蚕丝出口的减少 |
| 二、苏南蚕丝生产遭受打击 |
| 三、蚕业危机对苏南农村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苏南蚕业改进的起步 |
| 第二章 植桑生产改进 |
| 第一节 苏南优质桑树种植的推广 |
| 一、苏南植桑的发展 |
| 二、桑树产叶量的变化——桑树管理技术变化的反映 |
| 三、优质桑树苗的推广 |
| 四、政府指导下的桑树苗配发 |
| 第二节 桑树种改进 |
| 一、苏南传统桑树品种 |
| 二、优质桑树品种的选育 |
| 三、专用桑的推广 |
| 第三节 桑树栽培技术改进 |
| 一、苏南桑树培植技术及改进的起步 |
| 二、民国苏南桑树整枝技术改进 |
| 三、桑树施肥的改进 |
| 四、桑树虫害防治技术改进 |
| 第三章 蚕种育种改进 |
| 第一节 早期蚕种改进(1912-1927) |
| 一、苏南土种生产 |
| 二、蚕种科学育种技术的传入 |
| 三、苏南专业蚕种场的建立 |
| 四、早期蚕种改进成效 |
| 第二节 蚕种改进的全面开展(1928-1933) |
| 一、蚕种业的大规模发展 |
| 二、蚕种育种技术的提高 |
| 三、蚕种业的管理 |
| 第三节 蚕种统制与蚕种改进(1934-1937) |
| 一、蚕种统制的实施 |
| 二、蚕种统制下的蚕种生产 |
| 三、蚕种统制对苏南蚕业改进的影响 |
| 第四章 育蚕生产改进 |
| 第一节 苏南育蚕改进的发轫 |
| 一、民国前期苏南育蚕技术概况 |
| 二、育蚕技术改进的起步 |
| 三、育蚕技术改进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苏南育蚕指导所的育蚕指导 |
| 一、育蚕指导体系的完善 |
| 二、蚕业统制下的育蚕指导 |
| 三、蚕业统制下指导所的育蚕改进效果 |
| 第三节 育蚕合作与育蚕改进 |
| 一、民国农村合作与农业改进 |
| 二、育蚕合作的广泛建立 |
| 三、育蚕合作的资金支持 |
| 四、苏南育蚕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
| 第五章 丝茧生产改进 |
| 第一节 茧行管理及蚕茧处理技术改进 |
| 一、苏南蚕茧生产 |
| 二、茧行管理 |
| 三、蚕茧处理技术改进 |
| 第二节 缫丝生产改进 |
| 一、苏南土丝生产 |
| 二、苏南厂丝生产发展 |
| 第三节 民国政府对丝业的救济 |
| 一、苏南传统蚕丝销售体系改进 |
| 二、财政、税收救济 |
| 第六章 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体系及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苏南蚕业改进体系的分析 |
| 一、政府对蚕业改进的推进 |
| 二、苏南新士绅参与蚕业改进 |
| 三、工业资本的蚕业改进 |
| 第二节 苏南蚕业教育与蚕业改进 |
| 一、蚕业学校与苏南蚕业改进 |
| 二、苏南民众教育与蚕业改进 |
| 第三节 苏南蚕业改进成效的分析 |
| 一、苏南蚕业改进的成效 |
| 二、苏南蚕业改进成效的特征 |
| 三、制约苏南蚕业改进成效的因素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2）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文章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水环境的迁变与蓄泄格局 |
| 第一节 唐宋时期水环境的变化 |
| 一、水土之变 |
| 二、从大圩到小圩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水环境的蓄泄状况 |
| 一、水环境的内外之变 |
| 二、江湖蓄泄水网 |
| 三、蓄泄水网的村镇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蓄泄水环境下的淤塞与旱涝 |
| 第一节 蓄泄、淤塞与治理 |
| 一、淤塞与官民共治 |
| 二、淤塞与农民的应变 |
| 第二节 旱涝与农业应变 |
| 一、蓄泄、淤塞与旱涝 |
| 二、旱涝与农民的生存 |
| 小结 |
| 第三章 田土变动与圩制之变 |
| 第一节 田土变动 |
| 一、留淤与田土变化 |
| 二、坍涨与田土变化 |
| 三、赋役变动与利害不均 |
| 第二节 圩制之变 |
| 一、蓄泄、坍涨与小圩 |
| 二、小圩的圩区治理 |
| 三、小圩与乡圩组织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选择与农民生境 |
| 第一节 水土之间的农事活动 |
| 一、丰水环境下的水稻种植 |
| 二、罱淤泥为农肥 |
| 三、水生物产 |
| 第二节 植桑与农民的环境适应性 |
| 一、农民的适应性选择 |
| 二、制水而用的植桑技术 |
| 第三节 租赋压力与农民的生存境况 |
| 一、租赋压力与农民分化 |
| 二、租佃之重与农民生存 |
| 三、赋役之弊与农民生存 |
| 第四节 占测经验与农事活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改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苏州私塾改良的背景 |
| 第一节 苏州旧式私塾教育概况及弊端 |
| 一、苏州传统私塾教育概况 |
| 二、苏州私塾教育的弊端 |
| 第二节 苏州新式教育对私塾教育的冲击 |
| 一、苏州教会教育对私塾教育的影响 |
| 二、苏州新式学堂的创建及发展困局 |
| 第二章 清末时期的私塾改良活动(1904-1911年) |
| 第一节 民间的私塾改良活动 |
| 一、民间私塾改良活动的酝酿 |
| 二、苏州私塾改良会的创办 |
| 第二节 官方的私塾改良活动 |
| 一、官方私塾教育政策的转变 |
| 二、官方私塾改良管理机构——劝学所 |
| 三、私塾与学堂过渡机构——简易识字学塾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活动 |
| 第一节 1912-1926年的私塾改良 |
| 第二节 1927-1936年的私塾改良 |
| 一、私塾改良进入鼎盛时期的原因 |
| 二、1927-1936年私塾改良的过程 |
| 第三节 1937-1949年的私塾改良 |
|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私塾改良 |
| 二、解放战争时期的私塾改良 |
| 第四章 苏州私塾改良的成效与不足 |
| 第一节 苏州私塾改良的特点 |
| 一、苏州改良私塾开始早、历时久,具有示范性 |
| 二、苏州改良后的私塾逐渐小学化 |
| 第二节 苏州私塾改良的历史作用 |
| 一、促进了苏州传统教育体制的转型 |
| 二、促进了苏州初等教育的近代化 |
| 第三节 苏州私塾改良的不足 |
| 一、苏州私塾改良效果有限 |
| 二、苏州私塾改良受阻的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近代民间组织与乡村教化 ——以农会、教育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近代乡村民间组织研究综述 |
| 2.近代农会研究综述 |
| 3.近代教育会研究综述 |
| 4.近代乡村教化研究综述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1.民间组织 |
| 2.农会 |
| 3.教育会 |
| 4.道德培育 |
| 5.乡村教化 |
| (五)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方法 |
| 1.历史研究法 |
| 2.文献法 |
| 3.个案研究法 |
| 一、相辅相成:民间组织与乡村建设 |
| (一)乡村社会的败落 |
| (二)乡村建设刻不容缓 |
| (三)民间组织与乡村建设 |
| 二、兴教助农:农会与乡村教化 |
| (一)农会之兴 |
| 1.农会兴起之原因 |
| 2.农会之创设与发展 |
| (二)农会与农业发展 |
| 1.农业发展之必要 |
| 2.农业发展在于农会组织 |
| (三)农会与乡村教育 |
| 1.各界对农会开办农业教育的倡导 |
| 2.致力乡村教育,改善乡村状况 |
| 3.乡村教育促进农会发展 |
| (四)农会与乡村道德建设 |
| 1.对农会会员的道德要求 |
| 2.农会改善乡村道德状况 |
| 3.农会—乡村教化的有限主体 |
| 三、传播新知:教育会与乡村教化 |
| (一)教育会之滥觞 |
| 1.推广新式教育的需要 |
| 2.传统结社与近代团体的影响 |
| 3.新式知识群体的合力推动 |
| (二)教育会发展阶段 |
| 1.萌芽初期(1902-1906) |
| 2.取得合法地位(1906-1911) |
| 3.大发展时期(1911-1919) |
| 4.由顶峰至没落(1919-1937) |
| (三)乡村之自救在于教育 |
| 1.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
| 2.乡村教育的使命 |
| 3.教育会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石 |
| (四)开展教育活动,关切乡村教育 |
| 1.调查、记录学务 |
| 2.提出学务议案 |
| 3.开展教育活动 |
| (五)重视塑造乡民新人格 |
| 1.教育会会员道德要求 |
| 2.对道德教育之重视 |
| 3.积极协助体育事业发展 |
| 四、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杭州市农人团体一览表(1929 年) |
| 附录二 杭州市农会一览表(1929 年) |
| 附录三 核准备案各农会一览表(1931 年) |
| 附录四 杭州市农民团体一览表(1932 年) |
| 附录五 核准备案各农会一览表(1932 年)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区域和时段 |
| 三、基本概念阐释 |
| 四、学术史回顾、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太湖流域水系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太湖流域水系环境考察 |
| 一、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 |
| 二、水利环境的人为改建 |
| 第二节 :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素描 |
| 一、圩田劳作的生产场景 |
| 二、文人笔下的太湖印象 |
| 第三节 太湖流域水利事业的荒废 |
| 一、水利失修与旱涝频发 |
| 二、水旱灾害与社会动荡 |
| 第二章 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恶化 |
| 第一节 围垦与湖泊环境的破坏 |
| 一、湖田的过度开发 |
| 二、湖泊环境的破坏 |
| 第二节 湖田生态与利益获取 |
| 一、人为建构的湖田生态 |
| 二、水利机构的利益获取 |
| 第三节 从过度放垦到适度调整 |
| 一、放垦与禁垦之辩 |
| 二、护圩与拆圩之争 |
| 三、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拆圩 |
| 第四节 天灾与人祸:太湖流域水灾原因考察 |
| 第三章 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事务中的政策导向 |
| 第一节 东坝上游水利治理的缺失 |
| 一、被遗弃的上游 |
| 二、生存困境中的暴力冲突 |
| 三、上游生态环境的衰落 |
| 第二节 东坝下游水利治理的积极筹划 |
| 一、水利机构的设立与重组 |
| 二、治水策略的形成与论争 |
| 三、泄水干河的治理与支河的忽视 |
| 第三节 城市水利的侧重与乡村水利的缓慢发展 |
| 一、城市饮水危机与改良 |
| 三、乡村水利的缓慢发展 |
| 第四章 太湖流域水利治理方式的转变 |
| 第一节 区域分治中的利益行为 |
| 一、畛域之见 |
| 二、迎神祈雨 |
| 第二节 水利治理困境中的多方博奕 |
| 一、吴淞江治理中的合作与对立 |
| 二、白茆河水利治理的挫折 |
| 三、赤山湖治理的争论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统一治理 |
| 一、白茆闸水利工程 |
| 二、吴淞江截弯取直 |
| 三、工赈浚河 |
| 第五章 太湖流域现代化水利治理机制的建立 |
| 第一节 水利管理制度化 |
| 一、水利机构的统一 |
| 二、水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变 |
| 第二节 防汛预警机制的建立 |
| 一、废田还湖 |
| 二、堤防协修 |
| 三、联合布控 |
| 第三节 太湖流域水利治理的顿挫 |
| 一、水利环境的再度恶化 |
| 二、战后水利修复计划 |
| 结语 |
| 一、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破坏与治理 |
| 二、太湖流域水利新格局的形成 |
| 征引文献 |
| 致谢 |
（7）近代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研究 ——以吴江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文献评论 |
| 二、本文内容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 |
| 第二章 市镇地域范围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传统市镇志叙事的空间范围 |
| 三、清末自治时的江南市镇与县以下行政区划 |
| 四、“城乡分离”:从“市乡街村制”到“区镇乡闾邻制” |
| 五、“改划自治区域”:1934年后的江南县级行政区划 |
| 六、小结 |
| 第三章 市镇与政区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划区草案的提出 |
| 三、争执与表达 |
| 四、调整与余音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市镇数量与市镇贸易圈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市镇数量的变动 |
| 三、市镇的行政区与贸易圈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吴江市镇人口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1934年的吴江市镇人口 |
| 三、1954年的吴江市镇人口 |
| 四、清中叶的吴江市镇人口 |
| 五、太平天国战争对吴江市镇人口的影响 |
| 六、小结 |
| 第六章 常熟、嘉定、宝山市镇人口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常熟市镇人口 |
| 三、宝山、嘉定市镇人口 |
| 四、小结 |
| 第七章 市镇工商业结构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明清以来吴江市镇的发展 |
| 三、市镇周边农村的经济结构 |
| 四、市镇的工商业结构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市镇税收与地方财政 |
| 一、问题与思路 |
| 二、县级地方财政收支构成 |
| 三、市镇税收与市镇财政 |
| 四、公共事业与地方财政 |
| 五、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8）近代江南的城镇化水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江南城镇化水平研究及其困境 |
| 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
| (一)、城镇概念的重新界定 |
| (二)、城镇化水平等概念的适用性问题 |
| (三)、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 |
| (四)、区域范围、方法及其他 |
| 三、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民国江南中小城市的性质：以句容县城地籍图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地籍图及其评估 |
| 一、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 |
| 二、地籍图分析：以1948年补测句容县城地籍原图为例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句容县城形态及其所见传统中小城市的实质 |
| 一、方法及相关说明 |
| 二、句容县城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分析 |
| 三、句容县城内部空间结构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江南县域尺度的城镇化水平：基于句容等5县人口调查资料的研究 |
| 第一节 民国江南县域人口调查资料及其评估 |
| 一、《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 |
| 二、《平湖之土地经济》 |
| 三、《江宁自治实验县二十二年户口调查报告》 |
| 四、《民国三十五年桐乡年鉴》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高估的“政区化”城镇化水平与“去政区化”的尝试 |
| 一、句容县 |
| 二、平湖县 |
| 三、吴江县 |
| 四、江宁县 |
| 五、桐乡县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基于乡镇区划调整的江南县域城镇化水平 |
| 一、平湖县以下行政区划复原 |
| 二、乡镇区划调整影响的校正：1928-1937年平湖县的城镇化水平 |
| 三、乡镇区划调整下吴江、桐乡两县的城镇化水平 |
| 四、1934年句容乡镇区划变动对其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江南城镇化水平的新视角：以十万分之一地形图资料为中心的研究 |
| 第一节 民国十万分之一地形图评估及其所见的江南市镇 |
| 一、民国五万及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来源及选择 |
| 二、“近史所档案馆馆藏中外地图查询系统”中江南十万分之一地形图概况 |
| 三、居住地信息提取与误差评估 |
| 四、民国十万分之一地形图所见江南市镇 |
| 第二节 民国江南地区的总人口与大城市人口 |
| 一、民国江南各县人口资料的选用 |
| 二、民国上海市的城市人口 |
| 三、民国南京市的城市人口 |
| 四、民国杭州市的城市人口 |
| 五、民国无锡市与苏州市的城市人口 |
| 六、民国其他城市的城市人口 |
| 第三节 民国江南地区普通城镇的人口 |
| 一、估算方法 |
| 二、各城镇面积误差评估及校正 |
| 三、民国江南城市、城郊及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 |
| 四、筑有城墙的城镇人口估算 |
| 五、未筑城墙的城镇人口估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50年代初期江南的城镇化水平：以1953年人口普查“乡镇”级资料为中心 |
| 第一节 195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城镇及其人口 |
| 一、资料来源 |
| 二、“建区设镇”：1952年苏南的市镇甄别 |
| 三、县属镇与区属镇：1953年苏南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镇” |
| 四、1953年苏南各专区的城镇：县属镇与区属镇 |
| 五、1953年苏南各专区的城镇：其他小镇 |
| 六、1953年苏南各县的城镇化水平 |
| 第二节 1950年代初期嘉兴专区的城镇及其人口 |
| 一、资料来源 |
| 二、嘉兴专区的城镇：县属镇与区属镇 |
| 三、嘉兴专区的城镇：其他小镇 |
| 四、嘉兴专区各县的城镇化水平 |
| 第三节 1950年代初期江南的大城市及其城市人口 |
| 一、上海市郊区的城市性区域 |
| 二、杭州市郊区的城市性区域 |
| 三、南京市郊区的城市性区域 |
| 四、其他城市的城市人口 |
| 五、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总括与要约 |
| 二、相关讨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 ——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时空限定及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三、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篇章结构 |
| 上篇：乡 |
| 第一章 宋代太湖流域乡的考证、空间分布及其区划要素 |
| 第一节 宋代太湖流域乡的考证及空间分布 |
| （一）湖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二）秀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三）苏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四）常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政区还是区划？宋乡的称谓 |
| 第三节 乡的地理区划要素 |
| （一）宋乡的边界及其划分原则 |
| （二）乡的数量、幅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第四节 乡的人文区划要素 |
| （一）乡均户口的变化及其空间差异性 |
| （二）乡的层级及其演变情况 |
| （三）乡的“官员”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的划调整及乡性质的转变 |
| 第一节 太湖流域基层区划的变动与调整考 |
| （一）州际 |
| （二）县际 |
| （三）县内 |
| 第二节 基层区划变动与调整的特点 |
| （一）调整的对象及其层级差异 |
| （二）乡的稳定性和难以分割性 |
| （三）基层区划的命名及其改名特征 |
| 第三节 基层区划变动与调整的原因及意义 |
| （一）割乡置县、县内分乡与地域开发 |
| （二）基层区划调整、并乡、废乡与基层管理 |
| （三）名称更改与地方教化 |
| 第四节 多重角色：宋乡性质的转变及职能的多样性 |
| （一）户籍记录和身份标识单位 |
| （二）作为乡村田地登记、税率核算的基本单位 |
| （三）维系其他基层区划运作的地域空间基础 |
| （四）承担部分的行政职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附郭乡初探——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 |
| 第一节 太湖流域附郭乡考 |
| 第二节 文献所见宋代附郭乡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城墙与附郭乡：“城墙外的城市”与“城墙内的乡” |
| （一）“城墙外的城市” |
| （二）“城墙内的乡” |
| 第四节 附郭乡与城市之经济关系 |
| （一）附郭乡是城市的后勤基地 |
| （二） 附郭乡是城乡经济交流的中间地带 |
| 第五节 附郭乡与城市之人群关系 |
| （一）附郭乡是城市居民的旅游区及墓葬区 |
| （二）附郭乡是城市人口的主要输送区 |
| （三）附郭乡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投资区 |
| （四）附郭乡居民需要承担部分城市居民的赋税、徭役 |
| 余论 |
| 下篇：镇 |
| 第四章 宋代太湖流域镇的建置及其时空演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太湖流域镇的建置沿革与地望考 |
| （一）湖州辖镇考 |
| （二）秀州辖镇考 |
| （三）苏州辖镇考 |
| （四）常州辖镇考 |
| 第二节“旧”镇的生命周期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一）北宋中前期附郭镇、城关镇的废除及其原因 |
| （二）“旧”镇的“生命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第三节“新”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施坚雅模式” |
| （一）“新”镇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
| （二）早期经济镇的兴起与“施坚雅模式”的适用性 |
| 第四节 镇的发展速度与新、旧镇分布特征的耦合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镇的性质转变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澉浦镇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北宋及以前的澉浦镇及其性质变化 |
| 第二节 南宋中前期澉浦镇的发展及其经济性质的强化 |
| 第三节 南宋后期澉浦镇的衰落及性质反转 |
| （一）南宋后期澉浦镇的衰落及前人相关论述 |
| （二）海运与澉浦镇的兴衰 |
| 第四节 宋镇性质转变的特征、影响及相关问题 |
| （一）县下“准政区”与小都市：镇的性质转变及“政区”形态变化 |
| （二）“皇权下县”：镇的性质转变与县下统治方式的调整 |
| （三）权利之争：宋代的县、镇关系 |
| （四）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与镇的兴衰 |
| 余论 |
| 第六章 宋代新兴经济镇的崛起与外部竞争——以南浔、乌青两镇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南浔镇崛起的原因 |
| （一）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地理区位的变化 |
| （二）水环境与耕作条件的改善及周边农业经济的繁荣 |
| （三）宋廷南渡与外来人口的迁入 |
| （四）荻塘运河、塘路的修缮与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 |
| （五）山区开垦、河流治理与经济腹地的扩大 |
| 第二节 宋代乌青镇的兴衰轨迹 |
| （一）北宋乌青镇的发展情况 |
| （二）南宋乌青镇的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从属、对立与易位：南浔与乌青镇关系之演变 |
| （一）“镇——坊”格局的从属时期 |
| （二）冲突与博弈时期 |
| （三）“主次易位”时期 |
| 余论 |
| （一）由点及面：典型性与普遍性 |
| （二）现实关怀：良性竞争与加强合作 |
| 第七章 从东林镇看早期江南市镇的若干特点——兼与明清江南市镇进行比较 |
| 第一节 辩误：东林、双林关系辩 |
| 第二节 宋代东林镇史实考辩 |
| （一）由镇转市：东林镇的废除与东林市的兴起 |
| （二）“家族事业”：东林的大姓家族 |
| 第三节 东林镇所见早期江南市镇的若干特点 |
| （一）市镇融合：特殊的“市镇转换”现象 |
| （二）专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
| （三）宋代市镇中的大姓家族 |
| 第四节 与明清江南市镇的比较 |
| 小结 |
| 结语 对于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几点认识 |
| 一、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 |
| 二、皇权与县以下基层统治 |
| 三、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 四、分权（分责）与兼职：宋代基层管理方式的特点 |
| 附录一：宋代“团”制新论 |
| 第一节 北宋“团”的来源和概况 |
| 第二节 南宋“团”的职能转变 |
| 第三节 宋代“团”的性质辨析和地域化转向 |
| 小结 |
| 附录二：宋代的乡村之“坊” |
| 第一节 引言：问题之提出 |
| 第二节 宋代乡村之“坊”的概况 |
| 第三节 问题之解答：村坊的“地域化”与“聚落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 学术活动 |
| 学术奖项 |
（10）改进还是停滞:民国苏南桑树育培技术实践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末民初苏南蚕桑生产扩大的市场契机 |
| 二、民国蚕桑经济地位的增强与传统生产技术的矛盾加剧 |
| 三、民国苏南桑树育培技术主要实践分析 |
| 1. 优质桑树品种的选育 |
| 2. 栽培修剪的专业量化 |
| 3. 西方化学肥料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引入 |
| 四、结语 |
四、吴江县引进工作成效显着（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D]. 胡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6)
- [2]明清吴江地区水土变化与农业发展[D]. 敬淼春. 苏州大学, 2019(04)
- [3]20世纪上半叶苏州私塾改良研究[D]. 吕雪姣. 苏州大学, 2020(03)
- [4]近代民间组织与乡村教化 ——以农会、教育会为中心的考察[D]. 孙慧.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5]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6]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D]. 胡吉伟. 南京大学, 2014(12)
- [7]近代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研究 ——以吴江县为中心[D]. 游欢孙. 复旦大学, 2005(07)
- [8]近代江南的城镇化水平研究[D]. 江伟涛. 复旦大学, 2013(03)
- [9]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 ——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05)
- [10]改进还是停滞:民国苏南桑树育培技术实践探讨[J]. 杨虎.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