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对日本教育和法律体制的引进(1901—1910)（论文文献综述）
谈笑[1]（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认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王金霞[3]（2006）在《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文中提出所谓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指的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机器大工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河北（直隶）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着的区域之一。本论文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地方史志等资料,多角度展示了河北早期现代教育体系的萌生、构建与推进的曲折进程,总结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与模式,概括了河北相对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地位与作用。论文以专题研究成篇,主要由以下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部分陈述了题目来源及研究意义,界定了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概念,构建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起步前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指明了论文研究构想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概述了中国传统教育构成,通过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比较,揭示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并对推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动力及动力集团进行了简要地分析。第三章对河北省教育教育早期现代化分期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进行分期研究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标准,并以先声、萌芽、起步、推进四个阶段对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简介。第四章、第五章对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事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各级普通教育的发展概况逐一分析介绍,挖掘了不同类型教育产生的动因,理清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历史成绩与局限。第六章对在河北省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评述历史人物的教育实践,挖掘教育思想,客观评价了他们对河北乃至整个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所起的作用。第七章总结概括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模式与特征,通过与其它区域的对比得出本区域所独具的比较优势与劣势。第八章结语部分客观评价了河北之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并着眼于整个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得出规律,阐发启示。河北省教育早期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必然产物。本论文分析、总结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不仅仅只是为了通晓过去,其中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可直接为当前河北省教育发展所吸取、借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现代教育制度接轨、同封建落后的传统教育决裂的过程。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面对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大潮的纷至踏来,研究一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对当今仍在继续推进的河北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无益处。
宋波[4]（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提出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真[5]（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提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杨本娟[6]（2017）在《冈田朝太郎与清末法制变革》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法制变革中应聘来华的日本刑法专家冈田朝太郎来华主要参与了清末刑律变革,起草了《大清新刑律》草案等。本文利用日文史料及资料,结合现有中文资源,试图厘清冈田朝太郎和清末法制变革的关系,并由此思考我国法制近代化问题。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又分为五部分。引言中介绍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梳理一下关于冈田朝太郎与清末法制变革的资料,整合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新发现的资料,努力还原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正文第一部分介绍冈田朝太郎其人。从其来华前的经历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冈田朝太郎曾在日本法典调查会担任委员、参与过刑法改革。在参与日本刑法改革的过程中,冈田朝太郎的部分刑法思想并未被日本刑法学界所接受,未能写入日本1907年新刑法中,这一结果极有可能促使冈田朝太郎积极应聘来华以实现其在日本无法实现的刑法梦想。从其性格特征来看,冈田朝太郎爱好探索求新的个性促使其愿意应聘来华参与清末法制变革,其崇尚言论自由的个性使得其在参与“礼法之争”的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观点鲜明的文章来抨击中国的传统礼教。再看其刑法思想,虽然具有“新、快”的优点,但也有着缺乏实证性、具有不彻底性的弱点。正文第二部分介绍冈田朝太郎应聘来华的过程,重点分析冈田朝太郎的应聘目的、双方在商谈过程中的争议以及冈田朝太郎启程来华的时间。从其应聘目的来看,冈田朝太郎来华除了实现自身的刑法梦想外,还兼有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鉴于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现状,冈田朝太郎爱好探索求新的个性使得他勇于担任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开拓者的角色。其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比较研究法,中国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极有可能成为冈田朝太郎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被纳入到他的研究体系中。恰逢清政府招聘外国法律专家,于是冈田朝太郎就积极应聘来华,并且成为被清国聘请来华参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四位日本法律专家中在华时间最长的。从商谈来华聘约的过程来看,双方围绕职名和薪金产生了争议。职名中并未出现“顾问”字样,其中“调查员”和“教习”的先后排序问题,暗示着清政府和冈田朝太郎对法典编纂工作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同,清政府对职名的处理结果为“教习兼调查员”。此后双方就薪金的高低也产生了争议。冈田朝太郎对薪金提出要求,也许正显示了冈田朝太郎对职名处理结果的不满。正因为冈田朝太郎有着自己的刑法梦想和应聘目的,所以在职名和薪金上给予退步,最终和清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来华。从其具体的来华时间来看,目前多数学者认可的冈田朝太郎的来华时间并不正确。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冈田朝太郎在完成了来华的必要程序之后就立刻启程前来清国赴任,可见其迫切希望能尽快参与到清末法制变革中。正文第三部分介绍冈田朝太郎参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具体情况,主要介绍冈田朝太郎起草《大清新刑律》草案的过程,分析修律过程中的冲突及限制。从冈田朝太郎在华初期的工作状况来看,正因为冈田朝太郎积极主动应聘来华,所以其工作十分努力,即使身体状态出现问题也无暇顾及,仍坚持专心起草《大清新刑律》草案等工作,仅用十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大清新刑律》草案和《法院编制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之后,又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其中,《大清新刑律》草案是其在华工作期间的主要成果,该草案中体现了许多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制度。正文第四部分介绍在积极参与修律工作之外,冈田朝太郎还在京师法律学堂等担任多门法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有时还指导修订法律馆馆员业务。可见在华工作初期,冈田朝太郎为清末法制变革作出了很大贡献。正文第五部分对冈田朝太郎在华的后期不良工作状态给予披露,并对冈田朝太郎涉嫌的金融诈骗案给予介绍。从冈田朝太郎在华后期的工作状况来看,随着其对清政府认识的逐步深化,冈田朝太郎意识到清政府并非真心实意实施法制变革,因此其工作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热衷于与社会名流交往,忙于收集古董,甚至于1914年接受了倒行逆施的北洋政府的聘请,参与刑法草案的草拟工作。此外,冈田朝太郎还担任日资北京信托公司的事务管理人,并卷入一场影响较大的金融诈骗案,最终因该金融诈骗案而被迫于1915年9月返回日本,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在华生活。结语中对冈田朝太郎和清末法制变革的关系进行综合评价,并突出如下结论:冈田朝太郎能积极应聘来华,为清政府起草诸多体现西方先进法制的草案,在多所学堂传播西方先进法律文化,在修订法律馆为馆员指点迷津,对清末法制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虽经若干次修改,但其整体框架结构和立法主导思想并未被改变,清政府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将其颁布。之后,民国十七年三月三十日（1928年3月3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以正式刑法典的形式认可了《大清新刑律》的立法成果。然而冈田朝太郎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及法制现状缺乏深刻认知,致使其在起草草案过程中虽然尽力追随西方先进法制文明,却忽略了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所起草的法律草案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而使草案的实用性受到影响。这也警示我们在当前法制建设中,必须在立足我国实际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先进的法律文化,方能取得有效成果。
汤振[7]（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郭海洋[8]（2020）在《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教育史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研究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近代石家庄地区教育的历史面貌,探索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石家庄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共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内容为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主要概述石家庄古代教育史的发展过程和总结石家庄古代教育的特点。第二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介绍了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石家庄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第四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主要阐述了中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第六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第七章内容为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第八章内容为石家庄新教育的特点与启示分析。石家庄传统教育自先秦时期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与跌宕起伏,为近代石家庄新教育的萌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近代教育渐成体系。20世纪初,新学制的相继出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石家庄地区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让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创办新式教育的必要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石家庄地区的书院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比如,栾城龙冈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获鹿县和正定县都成立劝学所,倡办新学。近代石家庄中学堂的发展比较缓慢,清末时期主要有两所,即赵州官立中学堂和正定府官立中学堂。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和新式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创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历史需求凸显而出,它是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为本地区培养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石家庄随即沦陷,这一时期石家庄存在着日伪殖民区和中共根据地两种政权形式,在日伪统治地区,为配合其军事和经济侵略,日伪当局采取多种奴化教育手段,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企图建立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恢复创建学校教育。石家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各区县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办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学校,学校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抗日游击学校以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和班制,但是这一系列教育举措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清末及民国初期石家庄未出现高等教育,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办学,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始创办正规化的高等教育,其中着名的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育从此走向正规化。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石家庄地区的教育发展,可以发现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高峰时期,其中石家庄教育事业在古代时期发展较好时期是在元朝,一度成为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的一个教育中心,书院教育较为突出,出现了着名的封龙书院;近代以来,20世纪初石家庄教育达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新式教育兴起,随着石家庄近代化的历程,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回顾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石家庄地区教育兴与衰主要是受到了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纵观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和其自身特点,这也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就此,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马晨莲[9]（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杜易[10]（2019）在《清末法律变革中检察制度的引入与运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朝末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持续扩大,中西法律文化、司法制度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不断加剧,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司法体制改革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中国传统法律并无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分,律典的编纂普遍采取诸法合体的体例,沈家本、伍廷芳等改革派官员通过出洋到各国考察学习,认为诉讼法与实体法分设是变革法律制度体系的必要先决条件。1906年4月25日沈家本等人上奏《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折》,请求先行试行《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份奏折当中,沈家本等人对西方陪审制度进行了大篇幅的说明,希望通过引入陪审制对传统的司法审判模式进行改革。然而清政府并没有立刻批准颁行此法规草案,而是先行征求意见,让各督抚大员对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征求意见的结果是督抚大员们对草案中以引入陪审制为司法审判改革方案的提议大多持否定意见。作为陪审制的替代方案,移植引入日本的检察制度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同,随后,奉旨颁行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中,就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检察制度及检察官的相关条款。检察制度作为陪审制的替选方案,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同,迅速与改革融合,进入制度建立的加速期,彻底改变清末之前中国司法制度中君权至上、诸法合体、行政司法合一的基本特征,清末检察制度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下集权式的司法模式,直接导致了三法司会审制度退出了中国法律的历史舞台,在法律制度设计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探索。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章节内容为: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指出中国的检察制度始于清末司法制度改革,清政府决定全面修订法律重新构建中国的法律体系,借此收回领事裁判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移植引入了日本的检察制度,因此,研究清末法律变革中的检察制度有溯本追源的重要意义。其次,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分析,指出了学术界目前大多数对清末检察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检察制度的基本规定、机构职能、权力运行、检察权演变等方面,对清末检察制度引入的深层次原因、具体过程、与传统皇权政治制度的融合情况,以及清末检察制度运行的实践情况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上述地方。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研究内容。第二章为清末法律变革的背景与动因,首先对清末传统法律制度发展面临的困境、西方近代法律思想输入情况、日俄战争对清政府的刺激这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勾勒出清末变法在法律、思想、社会三个层面的宏观背景。然后对领事裁判权与教案问题、三法司制度的不适性、近代司法理念缺失、司法审判缺乏独立性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清末法律变革的动因。第三章为清末检察制度的引入与融合,首先对清末司法改革中审判组织形式选择过程、背后深层次原因及改革最终方案进行阐述,然后对移植引入日本的检察制度与传统皇权政治制度融合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分析清末检察制度引入与融合面临的难题。本章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点。第四章为清末检察厅职能运行情况,首先通过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史料档案,系统地阐述了清末检察厅在履行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参与民事审判活动、调度与指挥司法警察权等职权的立法情况,然后对清末检察厅履行上述职权的大量司法实践活动进行阐述与分析,梳理出清末检察厅发挥职能的实践情况,最后对相关职能的履行情况和影响进行客观评价。第五章为清末检察厅的机构运行宏观情况,首先,从清末检察厅的机构运行独立性着手,对清末官僚阶层关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认识与划分情况进行剖析,从法律变革中官僚阶层对司法独立的认识以及清末法部、提法司对清末检察厅的控制等角度研究清末检察厅在机构运行过程中司法独立性情况。然后,通过清末司法官考试的组织机构、应试资格、相关流程、内容与实践等角度对清末司法官考试与选任制度总体情况进行考述,最后,对清末检察厅的批词与公犊进行研究,考察清末检察厅的司法理念。第六章为清末检察制度的评析,首先比较分析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与清末检察制度的重要区别及继承关系,然后,通过对司法变革中法部与大理院因权限纠纷发生的“部院之争”中针对检察机关权限的争夺进行分析,阐述权力争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对清末引入检察制度的历史意义进行评述。文章的结语部分,综合分析了全文的研究结果,对清末检察制度的启示进行阐述,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
二、清末对日本教育和法律体制的引进(1901—1910)（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末对日本教育和法律体制的引进(1901—1910)（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3）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2 研究本论文的现实意义 |
| 1.3 相关课题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研究构想 |
| 1.4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综述 |
| 2.1 中国传统教育的构成 |
| 2.2 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差异之比较 |
| 2.3 清末传统教育的式微与现代教育的勃兴 |
| 2.4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动因分析 |
| 第3章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分期研究 |
| 3.1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分期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与指标体系 |
| 3.2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分阶段综述 |
| 第4章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分类研究(上) |
| 4.1 近现代河北的小学教育 |
| 4.2 近现代河北的中学教育 |
| 4.3 近现代河北的高等教育 |
| 第5章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分类研究(下) |
| 5.1 近现代河北的军事教育 |
| 5.2 近现代河北的师范教育 |
| 5.3 近现代河北的实(职)业教育 |
| 第6章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历史人物研究 |
| 6.1 吴汝纶与莲池书院——举中外学术会于一冶,以陶铸而裁成之 |
| 6.2 严修教育实践与思想述评——泰西之学为当急,孔孟之道不可畔(叛) |
| 6.3 袁世凯与直隶教育早期现代化——政治家视野中的教育变革 |
| 6.4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中华文化和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一个产儿 |
| 第7章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模式比较研究 |
| 7.1 教育早期现代化模式类型分析 |
| 7.2 各种模式形成根源浅析 |
| 7.3 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模式特征分析 |
| 第8章 结语 |
| 8.1 河北之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 |
| 8.2 从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得到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清末民初发表的有关学制研究的文着述评 |
| (二) 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的资料整理与论着述评 |
| (三) 关于中国近代学制研究的论着述评 |
| (四) 关于教育批评有关理论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 |
| 第一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 一、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 二、壬寅和癸卯学制制定者与批评者的代表人物之比较 |
| 第二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 一、关于教育宗旨的批评 |
| 二、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的批评 |
| 三、关于学制年限的批评 |
| 第三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改革和毕业奖励的废止 |
| 二、促进初等教育学习年限和科目的调整 |
| 三、促进中等学堂文实分科和师范教育的修订 |
| 四、促进女子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制度体系 |
| 五、促进高等教育法政学堂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 |
| 第一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 二、壬子癸丑学制制定与批评的代表人物之比较 |
| 第二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 一、关于壬子癸丑学制的总体性批评 |
| 二、关于教育宗旨的批评 |
| 三、关于学制阶段划分的批评 |
| 四、关于复古教育的批评 |
| 第三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再易 |
| 二、加速初等教育制度的改订 |
| 三、促进中等教育制度的完善 |
| 四、促进大学制度的修正 |
| 五、促进师范教育的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壬戌学制批评 |
| 第一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 一、壬戌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 二、参与壬戌学制制定与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之比较 |
| 第二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 一、关于各学段划分的批评 |
| 二、关于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批评 |
| 三、关于课程设置的批评 |
| 第三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完善 |
| 二、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三、加速乡村教育与文化的衰落 |
| 四、削弱师范教育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理路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动因 |
| 一、政治生态变化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制度环境 |
| 二、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外在动力 |
| 三、传播媒介快速发展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平台支撑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路径 |
| 一、专业性教育期刊成为清末民初学制思想传播的主渠道 |
| 二、教育社团成为探讨和传播学制思想的新制度媒介 |
| 三、教育会议成为集中讨论和统一学制思想的重要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逻辑 |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社会基础 |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教育基础 |
| 三、清末民初学制批评传播的技术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理论审思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主要特点 |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过程,反映西方学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过程,反映人才观和教育观的转变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理论实质 |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危机在教育领域的表征 |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中国教育转型在价值路向上的困惑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当代启示 |
| 一、教育实践者应以更开放心态和思维面对和利用教育批评 |
| 二、教育批评者应以更加理性和富有建设性的论见开展批评活动 |
| 三、构建教育批评者参与教育政策制定活动的途径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汉学传统与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西学的传入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
| 第三节 汉学的复兴与近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
| 第二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 |
| 第一节 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文学科 |
| 第二节 森槐南: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鼻祖 |
| 第三节 森槐南的追步者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 |
| 第一节 赤门文士:东京学派之先声 |
| 第二节 盐谷温:东京学派之主帅 |
| 第三节 节门弟子:东京学派之干将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 |
| 第一节 京都大学与京都学派 |
| 第二节 狩野直喜: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先驱 |
| 第三节 京都学派的“三尊” |
| 第五章 东西两鼎以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久保天随及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讲座 |
| 第二节 宫原民平:拓殖大学“支那学”开山之祖 |
| 第三节 奥野信太郎与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俗文学重要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小说中的中国故事研究:以《太平记》为例 |
| 第二节 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水浒传》研究 |
| 第四节 敦煌俗文学 |
| 第七章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日本汉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汉学界之互动 |
| 第三节 从“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的《红楼梦》研究之关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大事编年 |
| 附录二：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着述目录 |
| 附录三：《太平记》所引诸葛孔明故事来源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冈田朝太郎与清末法制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冈田朝太郎的性格特征及刑法思想 |
| (一)来华前的经历 |
| (二)性格特征 |
| (三)刑法思想 |
| 1、有关犯罪论方面的特色 |
| 2、有关刑罚论方面的特色 |
| (四)小结 |
| 二、受聘来华的过程 |
| (一)邀请的动机与应聘的目的 |
| (二)清政府与冈田朝太郎的接洽过程 |
| 1、聘请来华的日本专家的选定 |
| 2、应聘过程中的争议 |
| (三)达成聘用协议及启程来华时间 |
| 三、在华参与的修律工作 |
| (一)起草《大清新刑律》草案 |
| 1、冈田朝太郎来华时的修律基础 |
| 2、起草《大清新刑律》草案的过程 |
| 3、冈田朝太郎的立法思想及实践 |
| 4、修律过程中的冲突与限制 |
| 5、《大清新刑律》草案的修改结果 |
| 6、冈田朝太郎对修改结果的反应 |
| (二)起草《法院编制法》草案和《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 |
| 1、起草《法院编制法》草案 |
| 2、起草《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 |
| (三)小结 |
| 四、在华从事的其他工作 |
| (一)承担多门法学课程教学任务 |
| (二)指导修订法律馆馆员业务 |
| (三)小结 |
| 五、在华后期工作参与状况 |
| (一)民国初期的法律修订工作 |
| (二)辞职回国的主要原因 |
| 结语 |
| 附录 |
| 1、冈田朝太郎学术生平与清末法制变革立法关系略年表 |
| 2、冈田朝太郎聘用合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朴殷植的文坛活动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的文坛活动 |
| 一、报刊言论、着述出版及翻译活动 |
|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的报刊言论及着述出版活动 |
| 一、报刊言论 |
| 二、着述出版 |
| 第三节 中韩联合视角下的朴殷植与中国人士的交流 |
| 一、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的交流 |
| 二、与革命派人士的交流 |
| 第三章 朴殷植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的翻译 |
| 一、席勒戏剧《威廉·退尔》在东亚三国的文本传播 |
| 二、中韩版本的比较考察 |
|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 排满革命与国族想象 |
| 第二节 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 |
| 一、梁启超散文作品译述 |
| 二、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散文作品译述 |
| 第四章 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与时代认识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韩国自强认识 |
| 三、东亚认识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中韩联合意识 |
| 三、世界认识 |
| 第五章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概观及版本界定 |
| 一、历史传记小说概观 |
| 二、版本界定 |
| 第二节 建国、辅国与抗日英雄 |
| 一、朴殷植的英雄观 |
| 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民话语与抗日话语 |
| 一、国民性批判与培养新国民 |
| 二、抗日意识与中韩联合意识 |
| 第四节 创作特征 |
| 第六章 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流 |
| 第一节 朴殷植《兴学说》与林乐知《文学兴国策》 |
| 一、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 二、《文学兴国策》在韩国的传播 |
| 三、参考与改写:《兴学说》 |
| 第二节 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 |
| 一、朴殷植《安重根传》的创作特征 |
| 二、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作品 |
| 三、影响与接受的背后动因 |
| 第三节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与中国近现代抗日戏剧 |
| 一、《山河泪》对《血史》的接受与改编 |
| 二、对《山河泪》的参考与改作:《亡国恨》 |
| 三、影响与接受的动因、意义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史料整理 |
| 一、研究现状 |
| 二、近代石家庄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
| 三、教育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 |
| 一、近代化 |
| 二、中国教育近代化 |
| 三、近代中国教育史 |
| 四、石家庄 |
| 五、近代石家庄教育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设计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史概述 |
| 一、商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 第二节 石家庄的书院教育 |
| 一、石家庄书院的历史嬗变 |
| 二、封龙书院及其历史影响 |
| 第三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的历史功绩 |
| 一、石家庄地区一度成为北方教育的中心 |
| 二、义学的发展积累了办学经验 |
| 三、传统书院为近代学堂发展奠定了基础 |
| 四、社学和义学对推动教育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 |
| 五、传统教育使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
| 第二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文化背景 |
| 三、教育环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教育 |
|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
|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 |
| 三、建立近代学校体系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
| 一、初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
| 二、学校的管理和课程适应社会发展 |
| 三、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学教育的发展 |
| 一、清末小学教育的萌芽 |
| 二、民国小学校的兴起 |
| 三、铁路通车与职工子弟小学的建立 |
| 四、主要小学介绍 |
| 第二节 教育管理 |
| 一、学制与课程设置 |
| 二、德育教育 |
| 三、教研机构及其活动 |
| 四、教师联合会及其活动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的设立及其成效 |
| 一、推行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背景 |
| 二、石家庄义务教育实验区的设立 |
| 三、义务教育实验区的成效 |
| 第四节 教会小学、女子小学与少数民族小学 |
| 一、天主教教区的设立 |
| 二、天主教与教会小学 |
| 三、伊斯兰教与回民小学 |
| 四、女子小学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初等教育的积极影响 |
| 一、新式小学的广泛建立扩大了受教育人群的范围 |
| 二、为中等教育发展输送了优秀人才 |
| 三、培养了大量近代化社会公民,推动了社会发展 |
| 四、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革 |
| 第四章 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新式中学堂的建立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中学教育的启动 |
| 二、赵州官立中学堂 |
| 三、正定府官立中学堂 |
| 第二节 民国“新学制”与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 |
| 一、新学制的颁行与中学“三三分段制”的确立 |
| 二、河北省省立第十五中学校 |
| 三、私立石门初级中等学校 |
| 第三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教学与管理 |
| 一、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
| 二、招生与管理 |
| 三、行政管理 |
| 第四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特点 |
| 一、学生课业负担重,课程难度较大 |
| 二、省立中学师资雄厚 |
| 三、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设施齐备 |
| 四、学生思想进步,投身革命事业 |
| 第五章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 |
| 一、清末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 |
| 二、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 |
| 三、石家庄师范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的典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
| 五、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的积极影响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 |
| 一、职业教育兴起的原因 |
| 二、石家庄地区职业教育的类型 |
| 三、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的评价 |
| 第六章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抗大二分校 |
| 一、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建立 |
| 二、教育宗旨 |
| 三、抗大二分校的教学与管理 |
| 四、抗大二分校的历史作用 |
| 第二节 马列学院、中央外事学校与华北军政大学 |
| 一、马列学院 |
| 二、中央外事学校 |
| 三、华北军政大学 |
| 第三节 华北大学 |
| 一、华北大学的成立 |
| 二、教学与管理 |
| 三、华北大学工学院 |
| 四、华北大学农学院 |
| 五、着名教育家在华北大学的教育实践 |
| 六、华北大学的历史功绩 |
| 七、华北大学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创办的现实启示 |
| 第四节 华北高教会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 一、思政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 |
| 二、文法学院的课程改革 |
| 三、对院系进行初步调整 |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综合评价 |
| 一、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 |
| 二、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启示 |
| 第七章 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 |
| 第一节 石家庄的沦陷与教育浩劫 |
| 一、石门伪政权的建立 |
| 二、日伪对教育的破坏 |
| 第二节 日伪奴化教育的实施 |
| 一、推行学校奴化教育 |
| 二、奴化社会教育 |
| 三、统制报刊强化奴化宣传 |
| 四、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宣传 |
| 第三节 日伪在石家庄推行奴化教育的消极影响 |
| 一、泯灭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
| 二、盲目推崇日本,轻蔑自己的祖国 |
| 三、维护封建礼教,做封建主义的殉葬品 |
| 四、培养了一批顺从殖民统治的御用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
| 一、晋察冀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教育实施办法 |
| 二、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 |
| 三、社会教育与冬学运动 |
| 四、抗日文化教育的宣传及其作用 |
| 第八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变迁特点 |
| 一、新式教育不断正规化 |
| 二、企业办学是近代石家庄教育的重要支撑 |
| 三、私立学校发展迅速 |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滞后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滞后制约教育发展 |
| 二、政府的管理不善 |
| 三、教育观念落后与人口素质低下 |
| 四、教育经费不足 |
| 第三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对当今教育发展启示 |
| 一、经济发展与地方教育经费充足促进教育发展 |
| 二、政治变迁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三、文化因素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清末法律变革中检察制度的引入与运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第2章 清末法律变革的背景与动因 |
| 2.1 清末法律变革的背景 |
| 2.1.1 传统法律制度面临困境 |
| 2.1.2 西方近代法律思想输入 |
| 2.1.3 日俄战争对清政府的影响 |
| 2.2 清末法律变革的动因 |
| 2.2.1 领事裁判权与教案问题 |
| 2.2.2 三法司制度的不适性 |
| 2.2.3 司法审判缺乏独立性 |
| 第3章 清末检察制度的引入与融合 |
| 3.1 改革中审判组织形式的选择 |
| 3.1.1 审判组织形式的初选方案 |
| 3.1.2 审判组织形式选择的博弈 |
| 3.1.3 对日本政治制度考察与认同 |
| 3.1.4 选择移植引入日本检察制度 |
| 3.2 清末检察制度的融合情况 |
| 3.2.1 清末检察制度的立法过程 |
| 3.2.2 清末检察制度的嵌入与融合 |
| 3.2.3 清末检察厅的重要外部关系 |
| 3.3 清末检察制度创建面临的难题 |
| 3.3.1 缺少先进法律意识人才 |
| 3.3.2 财力匮乏制约改革进程 |
| 3.3.3 对司法权限的模糊认识 |
| 第4章 清末检察厅的职能运行 |
| 4.1 清末检察厅行使公诉权与实践 |
| 4.1.1 行使公诉权的立法情况 |
| 4.1.2 行使公诉权的实践情况 |
| 4.1.3 行使公诉权情况的评价 |
| 4.2 清末检察厅参与民事诉讼情况 |
| 4.2.1 参与民事诉讼的立法情况 |
| 4.2.2 参与民事审判的实践情况 |
| 4.2.3 参与民事诉讼情况的评价 |
| 4.3 清末检察厅行使审判监督权与实践 |
| 4.3.1 行使审判监督权的立法情况 |
| 4.3.2 行使审判监督权的实践情况 |
| 4.3.3 行使审判监督权情况的评价 |
| 4.4 清末检察厅对司法警察的调度与指挥 |
| 4.4.1 调度、指挥司法警察的立法情况 |
| 4.4.2 调度与指挥司法警察的实践情况 |
| 4.4.3 调度与指挥权情况的评价 |
| 第5章 清末检察厅的机构运行 |
| 5.1 清末检察厅的司法独立性 |
| 5.1.1 清末检察厅的定位与性质 |
| 5.1.2 官僚阶层对司法独立的认识 |
| 5.1.3 法部对检察厅人事权的控制 |
| 5.1.4 提法司对地方检察厅的管理 |
| 5.2 清末司法官考试与检察官选任制度 |
| 5.2.1 清末司法官考试的组织机构 |
| 5.2.2 清末司法官考试资格与内容 |
| 5.2.3 清末检察官的任用 |
| 5.3 清末检察厅使用批词与公牍情况 |
| 5.3.1 批词文书风格与司法理念 |
| 5.3.2 公牍行文类型与说理方式 |
| 5.3.3 使用批词与公牍的总体评价 |
| 第6章 清末检察制度的评析 |
| 6.1 清末检察制度与古代御史监察制度比较 |
| 6.1.1 清末检察制度的特点 |
| 6.1.2 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
| 6.1.3 比较分析 |
| 6.2 法律思维的博弈——以“部院之争”为例 |
| 6.2.1 司法权限的争夺 |
| 6.2.2 人事权限的争夺 |
| 6.2.3 部院之争的影响 |
| 6.3 清末检察制度的历史意义 |
| 6.3.1 法律制度史上的重要探索 |
| 6.3.2 实现司法理念的深刻转变 |
| 6.3.3 继承传统法律的优秀基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清末对日本教育和法律体制的引进(1901—1910)（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D]. 王金霞. 河北大学, 2006(09)
- [4]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6]冈田朝太郎与清末法制变革[D]. 杨本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7]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8]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D]. 郭海洋. 河北大学, 2020(08)
- [9]《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10]清末法律变革中检察制度的引入与运行[D]. 杜易.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