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答读者问(论文文献综述)
李静怡[1](2019)在《无障碍阅读权利研究 ——以《马拉喀什条约》为研究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障碍阅读权利是患有印刷品阅读障碍的残疾人平等、无障碍地进行阅读活动的一项权利。印刷品阅读障碍是指因为盲、低视力或其他身体残疾,无法目视、手持印刷品阅读资料,或无法理解印刷品内容,从而无法有效阅读印刷品读物的一种身体机能障碍。在信息社会,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的身体缺陷,不仅影响其有效阅读纸质印刷品,也令他们无法从电脑、手机等数字终端的显示器上直接获取阅读资源。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在接收信息和资讯,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享受文化娱乐产品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并进一步影响其平等实现基本的文化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政治权利。有效解决印刷品阅读障碍人士阅读资源匮乏的问题,实现其平等无障碍阅读的权利,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本项研究以无障碍阅读权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着作权与无障碍阅读权的冲突与协调为立足点,提出“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这一权利冲突的解决方式,用以促进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的受教育权、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在研究过程中,论文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下文简称《马拉喀什条约》)为视角,审视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评价各国法律为促进无障碍阅读权所设定的着作权保护的限制和例外情况,反思我国促进无障碍阅读权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提出对我国着作权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建议,以期实现既促进残疾人的无障碍阅读权利,又兼顾平衡着作权人的利益。本项研究主要分为导论和五个章节。导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提出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即如何有效促进无障碍阅读权,从而保障印刷品阅读障碍人士平等阅读、平等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进而平等而充分地享有各项基本人权。导论分析评述国内外学者对无障碍阅读权的研究现状,探讨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综述解决无障碍权与着作权保护之间冲突的相关文献。导论部分指出,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这一理论模型,用以解决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从而有效促进无障碍阅读权的实现。第一章论证了无障碍阅读权是印刷品阅读障碍人士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首先,无障碍权是被广泛认可的、确保残疾人实现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无障碍阅读权是无障碍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内容。第二,阅读是实现受教育权和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基础。特别是对于身体机能有障碍的残疾人而言,阅读是其掌握资讯、接受教育、获得职业技能、参与劳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三,许多国际学者和国际组织将无障碍阅读权定性为人权和基本权利,并主张切实保障印刷品阅读障碍人士获得无障碍格式的阅读资料的权利,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主张无障碍阅读权的人权和基本权利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讨论无障碍阅读权利与着作权保护的冲突和协调。着作权及其上位的知识产权对其人权地位的主张,是优先实现无障碍阅读权的理论难点。本章通过讨论相关法学家以及国际组织的评论,追根溯源驳斥了有关着作权是一项人权的观点,为优先保障无障碍阅读权利,平衡其与着作权保护的冲突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剖析权利冲突的解决路径,通过比较分析平衡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的价值位阶,总结出“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这一解决权利冲突的理论,并提出这一理论可以用于解决着作权与无障碍阅读权之间的冲突。第三章介绍促进无障碍阅读权的《马拉喀什条约》,剖析条约的签订背景、基本内容和理论依据。回顾《马拉喀什条约》的签订过程,标准不一的各国着作权法,以及谈判中艰难的协商和妥协,都体现了保障无障碍阅读权利的现实困难。本章通过进一步考察《马拉喀什条约》的签订和批准情况,以及各缔约国根据条约要求修改本国着作权法的意愿和行动,检验《马拉喀什条约》是否能够被各国落实,并有效地解决无障碍阅读权利与着作权保护的冲突。研究表明,《马拉喀什条约》得到各国广泛认可,条约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平衡精髓,也被各国着作权法所接纳吸收。第四章具体分析了《马拉喀什条约》是如何将“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从而有效解决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马拉喀什条约》规定了着作权保护的限制和例外情况,允许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及帮助其的组织和个人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将已经出版的作品改编成盲文、大字版或者有声读物等可供印刷品阅读障碍者使用的版本,促进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平等地使用作品、获取知识和接收信息。《马拉喀什条约》对无障碍阅读权进行优先保护,并通过“三步检验法”等具体制度设计,平衡对着作权的保护。本章同时指出《马拉喀什条约》的某些设计,有待进一步商榷和完善。各国在修改着作权法时,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增加灵活性。第五章具体讨论我国保障和促进无障碍阅读权的法律框架,对比《马拉喀什条约》和其他国际做法,提出关于我国法律的修改建议。本章通过梳理宪法、《残疾人保障法》和《着作权法》等相关法律对无障碍阅读权利的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通过具体论述我国的着作权法,并与《马拉喀什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对比,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不足之处。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相关立法的不足,如何加剧了着作权和无障碍阅读权的冲突。论文结合《着作权法》修改草案,以及专家学者关于完善着作权豁免制度的建议,对如何修改我国相关法律,以协调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并促进无障碍阅读权的实现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孙葳[2](2017)在《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传媒的迅猛发展,在传媒资本的驱动下,主要依托网络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类型文学迅速崛起,言情类型小说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类型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论文对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通过对其生产方式、文本模式等方面的深度把握,力图揭示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所表征的时代症候与性别诉求,发现蕴藏在这种新形态大众文学中的新的文学可能。论文的绪论简要梳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网络文学如何完成了向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西方类型学理论、类型电影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以盛大集团为代表的大型资本介入文学市场客观上促使了网络文学类型化趋势,近五年来移动终端的参与又一次改变了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生态,类型文学完成了从免费到付费,从多种体式并重到以长篇小说为主要形式的变化。第一章主要把言情类型小说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考察,简要追溯我国言情小说发展的历史: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晚清狭邪小说,到上世纪初“革命+恋爱”与海派言情,再到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与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网络文学创作潮流,都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第二章深度把握在资本、媒介、已有的文学传统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所呈现出的特定的文本结构特征。显然,言情类型小说在新世纪的海量作品呈现出高度类型化的文本特征,这体现在小说的时空体式、情节和人物设置以及话语风格等多个层面。无疑,文本结构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下青年读者情感结构契合,又表征了当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权力乃至性别权力等权力形态之间关系配置的变动。本文的第三章则是通过对一些典型文本的细读及特殊类型的剖析,力求揭示出言情类型小说话语中暴露出的个体如何在当下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想像自我、认知现实。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主要是女性,本文第四章集中探究这一类型小说所彰显出的围绕性/别权力的抵抗问题。应该说,大多基于爱情神话的性/别抵抗是暧昧不清的,在爱情神话的虚饰下无法隐藏的又往往是对父权制的仰视与屈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言情类型小说中却潜藏着大量的男权中心主义视角,这与言情类型小说的固有的写作传统不无关联,也是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曲意迎合。作为一种主要由媒介资本操控的文学生产,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在更大意义上显然是症候式阅读的范例,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话语空间可能出现的对既有权力结构尤其是性/别权力机制的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显得如此微弱,但还是在话语戏仿、经典解构以及新媒体语境下读者的生产式参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本文第五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鲍群雄[3](2017)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构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以晋江市公共图书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组织结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新兴的图书馆数字环境,以及持续更新和被丰富的图书馆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本文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手段,以认识阅读环境及其重要性为出发点,综合了前人在阅读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重新建构了阅读环境的组织体系,系统地归纳出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四级构成理论,并在阅读环境的组织架构中,探究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评估体系和优化理念。在理论研究方面,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四级构成理论、评估体系和优化理念是本文的三个理论创新成果。另外,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调研,科学地形成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调研报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在优化图书馆阅读环境中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因此,本文即在理论上对图书馆阅读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又通过现实中的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调研活动,实践探究了中小型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从而理论联系实践,对图书馆阅读环境的建构、评估和优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科学地论述,以期对未来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吴瑶[4](2016)在《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数字阅读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阅读的历史开始书写新的篇章。阅读,不再与书本、纸张相提并论。在电子屏幕前,阅读演化为人与数字符号之间的互动交流。阅读载体的种种变革,不仅仅改变了书本的样式、形态,改变了人们黄灯古卷前清冷独思的阅读习惯,更改变了由传统纸质阅读衍生而来的阅读者社会行为。本文以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框架为论述根基与脉络,通过对480名数字阅读者进行纸质问卷与电子问卷调查、对26位数字阅读者进行深度访谈,从数字阅读主体分布、数字阅读内容与需求偏好、数字阅读媒介选择、数字阅读行为特点、数字阅读环境等五个方面描绘数字阅读的现实图景。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数字阅读媒介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将其分述为两大线索:线索一从人对媒介技术的引导性发展层面分析数字阅读媒介人性化进化的趋向,以此论证数字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异质互补、相容相生的竞争关系;线索二从媒介技术偏向性对人的影响层面分析数字阅读媒介的静态特征及其对读者的认知、身份认同、权威构建三个方面产生影响,以此对数字阅读是否是浅阅读、碎片化、娱乐化阅读以及数字阅读中是否存在身份认同消解、权威式微进行根源性反思。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在大量相关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明确本研究的主旨、创新点与难点以及适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二章通过对480名数字阅读者的问卷调查,对数字阅读的现实图景作出基本描绘:数字阅读主体以年青人为主,中老年人群也在逐步增多;数字阅读并非是对简单资讯信息的填塞、对娱乐需求的一味满足,而是以实用信息阅读为主,长篇幅、深度性的内容为辅的多层次阅读,其资讯信息需求、专业知识需求、思想需求是促使数字阅读的三大主要驱动力。此外,手机媒介已超越报纸、图书等传统阅读媒介,成为数字时代的首选阅读媒介。在数字阅读中,读者较为普遍地存在主动搜索、主动书写、主动分享等主动性阅读行为,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隔也在数字阅读中产生融合与相互嵌入。本文在全面描绘现实图景的基础上,对现今关于数字阅读争论的矛盾焦点予以总结提出,为后文的分章论述树立目标。第三章奠定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本文将技术哲学与媒介环境学相结合,对媒介环境的三个层面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给予解读,进一步填补与缝合了媒介环境学中的“技术决定论”、“技术中性论”的缺陷,坚守“文化/技术共生论”、媒介与人的双向构建的立场,为后文中数字阅读媒介与阅读主体之间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奠定基础。第四章从媒介环境的三个层面——感知环境、符号环境、社会环境论述数字阅读媒介的多感官交织式感知、双重符号的使用与超文本语言的引入、分享下的社交型阅读三大媒介特征,并以此论述数字阅读媒介的感知偏向、时空偏向、政治偏向以及社会偏向。第五章以人与媒介相互建构关系的第一条线索——人对媒介的引导性建构为脉络,从媒介进化论的视角论述数字阅读媒介在信息仿真层面、信息保存层面、即时对话层面的人性化进化,并以媒介进化论中“媒介生态位”的视角论述数字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之间相容相生的关系。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则分别从数字阅读对人的认知、身份认同、权威建构三个层面共同论述人与媒介相互建构关系的第二条线索——媒介对人的影响,聚焦于数字阅读对读者的影响研究层面。第六章分析数字阅读对阅读主体认知的五层面——注意、感知、记忆、思维与问题解决、语言与想象产生的变革,同时从数字阅读媒介偏向性的视角分析阅读中认知碎片化、娱乐化产生的根源并对其进行反思。第七章将传统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数字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加以对比分析,论述数字阅读中自我身份认同与群体身份认同建构所发生的变革。第八章从权威建构中的媒介因素为着眼点,论述传统阅读中文本权威、作者权威、文化权威的建构以及在数字阅读中文本权威、作者权威、文化权威发生的流变,并对数字阅读中传统权威的式微进行反思。第九章总结全文,归纳得出数字阅读媒介与阅读主体之间互为张力、双向建构的观点,并为建立良性阅读生态提供现实建议。同时,本章进一步从媒介生态位的视角为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异质互补的竞争与发展之路提供建议。
李朔[5](2016)在《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工业设计根植于工业化的土壤,其发展的趋势总是与工业化进程同步。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跨越式发展,逐步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使我国工业化中后期与其信息化阶段达到历史交汇。在这样的境遇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重叠,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同时进行与融合发展。但不容乐观的是工业设计赖以生存的工业化土壤并未完全成熟,前一阶段的急促生长导致中国基础产业发展存在断层,工业设计缺乏一个充分展开的时间而仓促进入下一阶段,基础相当薄弱,仍然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型产业链,存在着填补空缺、引进、模仿、制造、低价格、同质化的加工型现象。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时,无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仍然是发展的屏障,工业文化意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积淀和成熟。然而,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重心明显开始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传统型到创新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转移,以技术、设计创新、文化软实力等为特征的智慧与创新资源逐步取代物质资源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此时,中国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给我国制造业和工业设计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制造到“智造”该如何发展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今,工业设计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利器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智力资源已成为普遍共识。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现代设计产业尤其是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并将此课题提升至国家发展策略和战略目标的高度。而今天的中国已不能简单地复制历史,工业设计需要探索出契合我国当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设计产业的成功经验,吸取其教训,分析我们之间的差异,找到我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尤其重要。并且,要对其发展历程中存的诸多问题和各种弊端,以及更深层次的根源进行探讨和分析,更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其优势和劣势,就需要一个可资比较的参照系。中英两国的现代工业设计均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同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阶段,英国对中国工业化的萌发有着无法替代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相似的近代社会结构,对手工艺的重视,对传统的尊重与延续、对古老历史的认同,以及中英文化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构成了两国比较的基础和研究思路的起点。目前,国内外关于工业设计发展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工业设计史、工业设计实践、产品战略及其理论上。相比国外的研究文献而言,国内关于工业设计的文献比较缺乏,研究多以欧美等国家工业设计史的全面论述为主,或是很少一部分关于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的学术文献散见于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断代类”的近现代设计史中。从国内检索出该领域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专题研究的深入程度等状况可以看出,学界关于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研究存在不足,没有形成体系。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尚未提出明确的论述和全面的解析。并且,在过去的很多设计研究中,偏重于对中国或西方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考察,较少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仅有以中西比较为主的比较美术史、设计史并不主要涉及某个具体的对象,对中西的研究也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深入具体的探讨。这样不仅无助于研究视角的拓展,还可能减少立论和论证的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工业设计发展具有典型性的英国和中国作为两个具体明确的对象,并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采用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英国和中国两个不同社会的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进行客观地互照、互对、互比、互识,察同辨异和分析论证,从而使比较研究的结果更为准确。具体来说,本文以“启”(启始阶段的萌发)、“承”(文化的承继)、“转”(经济的转型)、“合”(适合性的发展)为出发点,并对本文研究的时间进行界定,参照工业革命发展轨迹与工业4.0的概念划分,将工业社会按照技术演进概括为肇始、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四个递进发展的阶段。通过对中英两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的通览,比较工业设计处在四个历史阶段下,不同的社会背景、经济形态、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中,其发展所呈现的共性与异质特征,分析各自设计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特殊性和缘由,进而总结出所存差异和问题。重点就起始阶段的自觉性差异问题,机械化进程中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问题,电气化阶段“质”变与“量”变的差异问题,信息化阶段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首先,中英工业设计初始阶段存在着自发和触发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自觉性的缺失,使中国工业设计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进而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次,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存在着不同的视角,英国“修正性”的人文思想与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种反思精神暂时阻碍和延缓了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进程,但却使其设计始终受到以道德关怀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而由于反思和反省精神的缺乏,中国对外来工业文明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麻木却从根本上阻碍了工业设计的进程;再次,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出现“质”变与“量”变的差异问题。此阶段中国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相比之前工业设计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瞬间由机械化设计过渡到电气化设计的阶段,高技术风格一下风靡开来。而英国工业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是机械化到电气化的延伸和扩展,更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最后,从前文的差异比较可以看出,发展到信息化阶段的英国设计观念已经相当成熟,而中国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观念,设计产业还比较年轻。前一阶段的急促生长导致中国基础产业发展存在断层,同时工业设计缺乏充分展开的时间,基础相当薄弱,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对比研究各阶段两国差异背后所体现出的优势和劣势,找到英国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以及有价值的参考,尽量避免在今后的探索中走弯路,并以此启发当代中国工业设计创新发展的思路。另一方面重新梳理中英两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历程,对中国工业设计“断代史”理论研究作补充和完善。同时以论带史,关于两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的比较分析研究,是在新的视角下对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重新阐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卓[6](2014)在《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科技竞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这种活动吸引了众多大学生的参与,受到政府、高校和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关注,是一种为高教界和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人才培养手段。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其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和机制。依据相关资料,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开办和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引入、发展和迅速扩增三个阶段,总结了竞赛活动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讨论了外部因素——社会背景和政府政策,以及内部因素——竞赛活动的创新性和自主扩散性对竞赛发展的影响。结合对历程的梳理和对各项赛事内容的分析,本文将155项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分为了四种类型:知识考试类、科技探索类、产品设计类和职业技能类,并对它们的人才培养作用进行了分析。知识考试类竞赛的题目与本科相应课程的内容高度对应,可以考查和强化参赛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科技探索类竞赛题目所涉及的知识内容较为深广,并且包含多项不确定因素,为参赛学生提供了探索的空间,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产品设计类竞赛的题目与主办企业某项业务或某款产品直接相关,反映了行业最新的技术、产品和发展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锻炼参赛学生在产品开发或解决技术问题方面的实践能力,使他们更加符合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职业技能类竞赛的题目内容不仅与制造和服务行业中技术应用性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高度对应,还多与相关职业标准或行业标准相符,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相应的职业情境,可以锻炼参赛学生的操作技能水平和规范性。这四类竞赛虽然题目形式和人才培养作用各异,但是具有相似的人才培养机制。本文根据对各项赛事组织规程文件的解读,发现大学生科技竞赛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组织参与的学生评价活动。这种活动中有两个关键的信息传递过程。一是外部机构可以通过竞赛活动向高校和学生传递学习目标信息;二是参赛学生的能力水平信息经过评价流向外部机构和高校。学习目标信息的传递可以起到对学生的直接培养作用。而能力水平信息则能够为高校教学提供了反馈,引导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改善,间接影响当期甚至以后各届学生的学习过程,起到对人才的间接培养作用。此外,产品设计类竞赛和职业技能类竞赛还具有特殊的组织机制。本文通过分析产品设计类竞赛的题目内容、组织规程和支撑技术,认识到这类竞赛的活动形式中都包含企业主办方“三取一予”的获利机制。这种获利机制可以促使企业积极地与大学生互动,拉近校园和业界的距离,可以为校企合作项目提供组织形式方面的参考。本文还对职业技能类竞赛的活动程序进行了分析,从中归纳出了政府、企业和高校在利益引导下的合作框架,为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多方协作的教育项目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红梅[7](2013)在《艾思奇与马克思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艾思奇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实践家。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与革命生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历史紧密相联,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党和人民的理论事业。由于他长期在理论战线上辛勤劳作,以致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上的思想及贡献逐步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既追溯历史又总结经验,即以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为线索,总结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及发展规律,以期对当前我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共七章内容。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研究的缘起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及可能的创新点等,为论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主要考察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他个人的不懈努力。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武器的指导,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积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外部推力。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对中国国情民情的把握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与求实好学的进取精神则为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第三章主要考察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形成。上海时期是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形成时期。1934年底,年仅25岁的艾思奇发表了脍炙人口,名闻遐迩《大众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大众哲学》不但使艾思奇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上的第一人,也使他成为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先驱,其思想史意义不可低估。此后,艾思奇还陆续撰写和出版了《思想方法论》与《哲学与生活》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论着,这些着作和《大众哲学》一起对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艾思奇为扞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纯正性与叶青等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多次的论战与斗争,初步展示了其在理论战线上的尖兵作用,在理论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四章主要考察延安期间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深化和发展。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后,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启发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深化发展,并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套系统构想,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整风运动期间,艾思奇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写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文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充分的发挥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同时,在延安期间,艾思奇依然不忘高举批判的武器,写了系列文章对叶青、陈立夫、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批判。第五章主要考察了艾思奇在北京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与发展。北京时期,艾思奇主动承担起大规模宣讲社会发展史的任务,先后出版了“讲授提纲”、“讲义”及《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的指示下,艾思奇负责主编了建国后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建国后的第一本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的使用和推广为建国后普及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担负繁重的教学工作期间,艾思奇笔耕不缀,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参与了建国后哲学领域的“三大争论”以及对胡适和梁漱溟哲学的批判,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重点总结提炼了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主要特点及不同时期的哲学演进形态。作为战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的学者、战士,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坚持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形成了贴合实际,紧扣时代;关注大众,以民为本;勇于批判,富于创新;实事求是,讲究运用的鲜明特征,堪称我党理论战线上的表率。同时,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侧重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形态,以上三种哲学形态的演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的辩证统一。第七章主要考察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局势也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当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要以艾思奇为榜样,努力解读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在处理好理论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合理有效的发挥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巨大作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方式大力普及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宣传。今天,我们研究艾思奇,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评价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总结他成功的经验,力求准确、全面、系统地探讨和研究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为今后进一步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更好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易图强[8](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指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龚举善[9](2011)在《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中研究指明报告文学是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近代报刊业的兴起而诞生的一种新兴非虚构文学样式,是一种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交叉性边缘文体。本文选取新时期到新世纪头十年(1978-2010年)即所谓“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作为研究的整体对象,旨在通过对转进路线的宏观梳理,初步确认此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揭示其文本蕴涵,考辨其文体格调,探究其转进指向,以便补足报告文学研究的转型视域,强化报告文学理论建构的学理色彩,改善当下不均衡的文学研究格局,进而为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经验参照和必要的理论支撑。作为非虚构文学谱系中的报告文学,既具有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和文本彰显的透明性等文体趋同性,又具有反映对象的丰富性、作家主体的差异性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等书写中的异质性。二者合构,生成该文体的一般特征。进入转型期后,受改革时代语境的影响和现代传播方式的推动,报告文学特别强化了拥有鲜明现代特质的问题性、显要性、广角性和网媒性。这说明,作为新兴文体,报告文学的某些特性是可以而且应该与时俱进的。正因为如此,研究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才显示出现实必要性和理论紧迫性。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大体沿着三条依次贯通的线段转进:一是1970年代末期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开禁路线;二是1980-1990年代的突进与调适路线;三是新世纪头十年的掘进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哥德巴赫猜想》的面世,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和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艺春天的来临。承此,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狂飙突进,充分显示了高扬的理想、充沛的激情和批判的光芒,以至于很多人习惯于把“80年代”视为转型期报告文学蓬勃展开的象征或代名词。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受意识形态情境的规定,报告文学作家的整体锐气遇挫,除部分作家依旧坚守报告文学的既定文体职能外,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理想、激情和批判冲动有所收敛,广告文学、表扬文学、明星文学、史志文学开始膨胀。当然,19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看似蜕变的背后实际上仍然隐含着一种调适的企图,有人称之为“走向沉静”。这再次表明,报告文学确实是时代的文学,它较其他文体更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动。进入新世纪,人们以更为理性的眼光来打量报告文学,既不否认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能,也不再把过多过重的额外负担强加给报告文学,因为报告文学毕竟只是一种具有显着社会功能的“文学”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开始了“转身”与“正本”的努力,试图通过对文化转向和文学性的检讨来重建文体规范,力求使报告文学回到自身应有的位置。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转型期报告文学虽然一度低迷,但总体上处于转进态势。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至为显要。这实际上包含了文化生成和身份位移两个方面。以社会生活为参照,报告文学无疑发轫于真实的现实场景;以意识形态为参照,报告文学生成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第三种真实”,是一种具有突出社会性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文学背景为参照,报告文学是一种开放式复合型边缘文体。转型期报告文学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作家中心”和1990年代的“读者崇拜”之后,继而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相对而言,在文学被总体边缘化的今天,报告文学反而呈现出从文学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可能性。究其原因,既有经济杠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作家意志和现代传媒的挤兑与推动。现在要做的,一是正确看待“边缘”思维的价值,二是认真培育走向“中心”的意愿,三是努力谋求报告文学应有的文学性。深入到此期报告文学内部,不难发现,改革始终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核心表达意愿,救赎一直是报告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目标。在这一总体基调的规定之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头十年的报告文学形成了历史反思、新闻快递、科技引领、道法审视、生态忧患等多种主题模式。适应上述主题表现的需要,逐渐汇聚了三农话语、生态诉求、教育关怀、反腐意志等具有代表性的题材范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和文本蕴涵决定了它的文体格调,这可以从现代品格和艺术维度两个方面得到印证。先锋性生活警示、平民化写作心态、史诗性文本时空、超越性价值取向和崇高式文体风格是此期报告文学现代文学品格的宏观体征。就微观艺术表现来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优秀文本在以下六个层面保障了该文体的文学性:形神兼备的报告形象、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鲜活明快的语言特色、灵动自便的叙述手法、创新自洽的结构方式、情与景会的多彩意境。由此可见,虽然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屡遭诟病,但就其总体而言,报告文学的审美品质正由粗放型向精细化方向演进。那么,转型期报告文学实现现代转进的指向性理路何在呢?与报告文学的现代文体特质相适应,转型期报告文学在长时间的发展调适过程中逐步养成了四种现代意识:人文审视意识、主体在场意识、广角叙事意识和信息交换意识。由此而来,转型期报告文学创造性地达成了四种必要而显着的发展理路:由“审父”到自审的批判理路,由“边缘”到中心的参与理路,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理路,由一元到多维的传播理路。正是这四种理路的铺设,转型期报告文学完成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现代转进。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型期报告文学没有问题。事实上,任何文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摇摆和波动,有时甚至可能越出轨道之外。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也不例外,也发生过并且可能继续出现诸如文体界限模糊、轻视调查采访、批判精神弱化、形式创新不足等弊端。但我们同样相信,新世纪将来时态的报告文学有理由发展得更好。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为报告文学的持续推进提供社会基础,接受主体为报告文学的阅读需求提供期待动力,信息通畅为报告文学的快速传播提供运行通道,市场机制为报告文学的开放式写作提供激励程序,文体自觉为报告文学的良性生长提供自律能量。
魏连[10](2011)在《胡绳与马克思主义》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是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今天,在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断涌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实施的背景下,研究和探讨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解之缘,既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别人提供不了的经验教训和人生智慧,又能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艰辛历程以及了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搭建一个良好平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着力从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创新。在研究的视角上,突破个案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做到章章有新意。本文拟采用原着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着眼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适当兼顾影响学术生长的社会、政治语境。具体做法是按照胡绳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怎样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索和回答的脉络,系统研究胡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而且在走进马克思主义时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早年胡绳生活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革命实践问题的错综复杂,社会史论战的激烈论争等理论问题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滔滔洪流,各种马克思主义论着报刊铺天盖地,这为早年胡绳学习继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求知好学的学术品格和深沉炽烈的爱国情怀是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他于博览群书中,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他所寻求的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指南;他于革命实践中,逐渐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战争中。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使早年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之巅峰。中年胡绳由于国际上的“去斯大林化”,国内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本人的困惑与迷惘,曾一度偏离马克思主义。晚年胡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低、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深刻反思,走出思想藩篱,最终完成了回归自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胡绳不仅宣传经典马克思主义,还及时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抗战时期,为了唤醒民众肩负起“救亡图存”之重任,胡绳及时撰写了五本哲学通俗读物。这些读物针对当时形势和民众思想状况,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刻的理论寓于中国的具体实例中。不仅如此,他还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与读者谈心,谈他们所关心的种种社会问题,甚至谈私人生活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八年抗战结束,人们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胡绳为了打破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及时有效地宣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是党的生命线。胡绳详细阐发了这条路线的深刻内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根据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具体情况,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论辩证法原理提出来的。胡绳从“双百”方针是探求客观真理的需要,是求得完全知识的需要,是不同学派自身发展的需要与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四个方面宣传了其现实意义,使大家确实感觉到该方针是我国科学事业中的一个积极可行的重要方针。胡绳还主要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在该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胡绳以设计图纸、造桥等为例浅显易懂地阐明了这一思想路线,同时宣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这两条路线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胡绳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些科学理论不仅走进中国更多民众的心中,而且加深了民众对这些理论的认识。胡绳运用马克思主义撰写思想文化评论文章、中国近代史论着、编着中共党史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爱国主义热潮的掀起,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出一股反理性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思潮。针对此,胡绳写出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文章,着重批判了当时学界有名的冯友兰、贺麟和钱穆的几本着作。他在《评冯友兰着<新世训>》一文中指出,冯先生标榜尊理性,又主张理智要服从道德;标榜“以理化情”,又主张“天人合一”;标榜“为无为”,又主张“无所为而为”,这些都开了反理性主义的大门。在《评冯友兰着<新事论>》一文中,剖析了冯先生把一种生产方法生产制度的转变看作只是生产技术改进的片面的、机械的错误观点。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着<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中,批评了贺麟作为一个公开的唯心论者将辩证法神秘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在《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一文中,批评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研究的复古倾向。胡绳的这种批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也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运动的深发展。胡绳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了大量近代史论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在这些论着中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等常常相互交织贯通内里。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作需要胡绳主要转向党史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两部权威性中共党史读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始终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运用矛盾分析法和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80年代以来的胡绳又倾注热情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了多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曾以视角的独特、论述的深刻和见解的新颖而震动学界,特别是1998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时的回顾和前瞻》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在前一篇短文中,胡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即说毛泽东有段时间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后一篇长文中,胡绳从毛泽东是否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犯一系列“左”的错误作了最为深刻的理论剖析。他以直面责难的勇气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存在着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依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反之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胡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科学地总结实践经验;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思想理论积累;要有繁多的复杂形势;以及要树立好学风。还一定程度地具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关于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的快速跃进使人类对自然界达到亘古未见的新认识,而这新认识恰好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供有力证据,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先进哲学,吸引一批自然科学家用它作为观察与认识自然界的工具,而且这些科学家以此为工具进行的科学研究,又可以促进科学的大发展。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自20世纪,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所要研究的已不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而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即它的内容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而要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第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西方国家状况所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经过160多年的发展,西欧各国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这些大变化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而要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对此问题进行新的研究,给出新的论断。第四,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胡绳针对以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之说法,指出今天的时代已非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求和平、求发展是西方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现在如果我们还认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和平过渡”的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有悖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胡绳一生在走进、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来探索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是科学;是发展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高层次学派;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其根本方法。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胡绳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际生活的密切结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胡绳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具体实践的深刻总结。在梳理、评析了胡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总体评价了胡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并指出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有的一些可商榷之处。胡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胡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倡导者;是具体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当然,胡绳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在研究领域也存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胡绳在评价中间势力时,说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评价现代化时,胡绳仍未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框框。同时,在胡绳的性情中,也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他性格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等。
二、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答读者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答读者问(论文提纲范文)
(1)无障碍阅读权利研究 ——以《马拉喀什条约》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一) 国内研究情况 |
(二) 国外研究情况 |
(三)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无障碍阅读权的价值 |
第一节 残疾人的无障碍权 |
一、残疾人与无障碍环境 |
二、残疾人的无障碍权 |
三、无障碍权是残疾人的一项人权 |
第二节 阅读与残疾人文化教育权利的实现 |
一、残疾人的文化权利和受教育权利 |
二、阅读与残疾人文化权利和受教育权的实现 |
三、阅读与残疾人其他人权的实现 |
第三节 无障碍阅读权 |
一、印刷品阅读障碍 |
二、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 |
三、无障碍阅读权 |
第二章 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 |
第一节 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 |
一、着作权的人权地位之争 |
二、着作权与人权的冲突 |
三、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与协调 |
第二节 权利冲突的解决路径 |
一、平衡原则 |
二、比例原则 |
三、权利的价值位阶 |
四、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 |
第三节 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用于解决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冲突 |
一、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在解决人权和知识产权冲突上的应用 |
二、平衡基础上的优先保护在解决无障碍阅读权和着作权冲突上的应用 |
三、优先保护无障碍阅读权的现实困境 |
第三章 协调无障碍阅读权与着作权的《马拉喀什条约》 |
第一节 关于签订《马拉喀什条约》的讨论 |
一、标准不一的各国着作权豁免 |
二、《马拉喀什条约》的起草和谈判 |
第二节 《马拉喀什条约》的签订 |
一、条约的签订和通过 |
二、条约的基本内容 |
(一) 基本概念 |
(二) 制作和传播无障碍格式版 |
(三) 国际合作 |
第三节 各国批准通过《马拉喀什条约》的情况 |
一、条约的批准和生效 |
二、批准通过条约的缔约国 |
三、尚未批准通过《马拉喀什条约》国家的立法修改进程 |
第四章 《马拉喀什条约》的实施与无障碍阅读权的实现 |
第一节 《马拉喀什条约》对平衡基础上优先保护原则的应用 |
一、对无障碍阅读权的优先保护 |
二、对着作权人权益的平衡 |
三、《马拉喀什条约》对协调权利冲突理论的印证 |
第二节 《马拉喀什条约》中的“三步检验法”与平衡原则 |
一、某些特殊情形 |
二、不致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 |
三、不致无故危害作者的合法利益 |
第三节 《马拉喀什条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 |
一、取消商业可获得性的限制 |
二、明确规定是否应当给予着作权人合理补偿 |
三、顺应数字时代的新要求 |
第五章 我国无障碍阅读权的实现 |
第一节 我国对无障碍阅读权利的宪法和法律保障 |
一、无障碍权利的宪法保护 |
二、无障碍阅读与教育权利的法律保障 |
三、关于制作和出版无障碍阅读资料的法律规定 |
四、关于传播无障碍阅读资料的法律规定 |
第二节 我国着作权法相关规定与《马拉喀什条约》的比较 |
一、客体范围大致相同 |
二、盲文是唯一被认可的无障碍格式版 |
三、着作权豁免的受益人是能够阅读盲文的人 |
四、制作和传播无障碍格式版的主体资格不明 |
五、合法规避技术措施范围狭窄 |
六、国际交换的空白 |
第三节 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及相关法律与无障碍阅读权的冲突 |
一、合法制作无障碍阅读资料的局限 |
二、受益人标准不明 |
三、无障碍格式版读物流通不畅 |
四、信息时代加剧着作权与无障碍阅读权的冲突 |
第四节 《着作权法》修改草案对着作权和无障碍阅读权的平衡 |
一、强调利益平衡原则 |
二、引入合理使用的“其他情形”,增加“三步检验法”作为限制 |
三、增加规避技术措施的例外 |
四、学界关于协调着作权和无障碍阅读权冲突的立法建议 |
第五节 进一步协调着作权法与无障碍阅读权的立法建议 |
一、扩大无障碍格式版的范围 |
二、明确界定受益人的概念 |
三、明确被授权机构的主体资格 |
四、修改合法规避技术措施的条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与言情小说 |
(一)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
(二) 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一)“类型文学”: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 |
(二) 国内研究状况:网络文学到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 |
(三) 国外研究状况简介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一) 研究意义 |
(二) 写作路线与方法 |
注释 |
第一章 生产与传播:言情类型小说的前世今生 |
一、言情类型小说的前史 |
(一) 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 |
(二) 现代传媒与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 |
(三) 革命年代言情的“潜在书写” |
(四)“后革命”与港台言情的流行 |
二、网络时代言情小说的勃兴 |
(一) BBS、同人站点与言情的可能 |
(二) 商业网站与言情类型的产生 |
(二) 频道细分与言情小说的繁荣 |
(四) IP时代、影视衍生与经典化 |
注释 |
第二章 文本与结构:言情类型小说的文体特征 |
一、故事场景与时空想象 |
(一) 虚拟历史:穿越、架空与重生 |
(二) 封闭空间:宫宅、职场与校园 |
(三) 另类现实:玄幻、仙侠与“吸血鬼” |
二、人物设置与情节模式 |
(一) 暴君与霸道总裁:王子遇见灰姑娘 |
(二)“高干男”与“凤凰男”:爱情的阶级差异 |
(三) 玛丽苏与白莲花:多男恋一女,圣母独钟情 |
三、话语与风格 |
(一) 文体风格的两极:“甜宠”与“虐” |
(二) 以现实逻辑为标准:“小白文”与“中二病” |
(三) 以艺术真实为尺度:“正剧”与“谐剧” |
注释 |
第三章 多重力量的交锋:个体想象与现实隐喻 |
一、匿名的他者与“主体”质询 |
(一) 职场空间与个体想象 |
(二) 古典生活与自我装扮 |
二、内向生长的“身体美学” |
(一) 情爱书写与身体消费 |
(二) 欲望空间与脆弱的“异托邦” |
三、无处可逃:苍白的乌托邦 |
(一)“种田文”与现代隐逸 |
(二)“异次元”与末世情结 |
注释 |
第四章 暧昧的抵抗:爱情神话与性/性别权力 |
一、爱情神话掩饰下的权力意识 |
(一) 父权制的魔力 |
(二) 症状表达:直男癌、厌女症与偏执狂人格 |
二、女性主义的诉求与反叛 |
(一) 网络女性主义叙事伦理 |
(二)“女性向”言情的性别革命 |
三、性别的置换与位移 |
(一) 耽美同好社群的话语实践 |
(二) 百合文隐匿的身份确认 |
注释 |
第五章 微弱的可能:戏仿、自反与读者生产 |
一、戏仿与解构:在典雅与流俗之间 |
(一) 对“红楼世界”的解构 |
(二) 对琼瑶式言情的戏仿 |
二、反穿越、反言情与文体突破 |
(一) 言情类型小说内部的自反性 |
(二) 文体的突破性尝试:快穿文 |
三、作者的权力与作为生产者的读者 |
(一) 互动生产中的作者 |
(二) 作为生产者的读者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构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以晋江市公共图书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 小结 |
三 研究内容及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四 论文的创新之处 |
五 论文的研究思路 |
1 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概述 |
1.1 公共图书馆 |
1.1.1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 |
1.1.2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 |
1.2 阅读环境 |
1.2.1 阅读环境的起源 |
1.2.2 阅读环境的理论研究 |
1.2.3 阅读环境的相关规范 |
2 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要素研究 |
2.1 研究图书馆阅读环境组成要素的方法 |
2.2 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组织体系 |
2.2.1 第一级: 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 |
2.2.2 第二级: 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 |
2.2.3 第三级: 数字、人文和物理环境,以及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环境 |
2.2.4 第四级: 构成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具体元素 |
2.2.5 小结 |
3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调查 |
3.1 调研思路 |
3.1.1 确定调研对象 |
3.1.2 建立阅读环境评估体系 |
3.2 设计调查内容 |
3.3 调研过程介绍 |
3.4 调研结果的汇总 |
4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调研分析 |
4.1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概述 |
4.1.1 宏观环境的概述 |
4.1.1.1 晋江市图书馆 |
4.1.1.2 晋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
4.1.2 微观环境的概述 |
4.1.2.1 物理环境 |
4.1.2.2 人文环境 |
4.1.2.3 数字环境 |
4.1.3 重要现状的概述 |
4.1.3.1 图书馆服务 |
4.1.3.2 设施设备 |
4.1.3.3 室内环境 |
4.1.3.4 空间秩序 |
4.1.3.5 空气质量 |
4.1.3.6 书籍借取 |
4.1.3.7 图书馆数字传媒技术的应用 |
4.2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问题分析 |
4.2.1 读者素质参差不齐 |
4.2.2 图书馆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
4.2.3 图书馆员素质有待提升 |
4.2.4 空间布局有待改善 |
4.2.5 数字环境存在缺陷 |
5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优化研究 |
5.1 优化图书馆阅读环境的基本理念 |
5.1.1 人本化 |
5.1.2 生态化 |
5.1.3 个性化 |
5.1.4 制度化 |
5.1.5 动态化 |
5.1.6 整体化 |
5.2 晋江市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优化策略 |
5.2.1 降噪治乱 |
5.2.2 实施图书馆公约 |
5.2.3 深化图书馆员培养和激励机制 |
5.2.4 调整空间布局 |
5.2.5 建立健全标识系统 |
5.2.6 加强数字环境的建设 |
5.2.7 小结 |
结语 |
附录1: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调查表[] |
附录2: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考察表 |
附录3: 晋江市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考察表 |
附录4: 晋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环境的现状考察表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 |
(4)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数字阅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3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3.1 理论基础 |
1.3.2 文献综述 |
1.3.3 概念界定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1.5.1 创新点 |
1.5.2 难点 |
2 数字阅读的现实图景及其引发的争论 |
2.1 数字阅读的时代背景 |
2.1.1 媒介基础:新媒介的迅速崛起 |
2.1.2 社会需求:信息爆炸与注意力经济 |
2.2 数字阅读的现实图景 |
2.2.1 数字阅读主体分布:青年、高文化水平的读者偏多 |
2.2.2 数字阅读内容与需求:资讯信息需求为主,娱乐消遣需求居末 |
2.2.3 媒介的选择与使用:手机媒介为主,多种数字媒介混合使用 |
2.2.4 主动性阅读行为:主动搜索、主动书写、主动分享 |
2.2.5 数字阅读环境的多义性: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相互嵌入 |
2.3 数字阅读引发的争论 |
2.3.1 数字阅读中的认知:碎片化还是多样化? |
2.3.2 数字阅读中的身份认同:迷失还是确认? |
2.3.3 数字阅读中的权威:颠覆还是重塑? |
3 媒介环境学——数字阅读的媒介研究路径 |
3.1 媒介环境学的基本理念 |
3.1.1 媒介环境学的立论原点:具体媒介本身 |
3.1.2 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媒介的特性及进化规律 |
3.1.3 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重点:具体媒介所产生的长远影响 |
3.1.4 媒介环境学难以回避的漩涡:人与媒介间的决定关系 |
3.2 媒介环境学的技术哲学解读 |
3.2.1 三种类型的技术:技术哲学中人与技术关系 |
3.2.2 三种类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中人与媒介的关系 |
3.2.3 缝补与创新:从技术哲学到媒介环境学 |
3.3 数字阅读的媒介环境学研究路径 |
3.3.1 逻辑起点:人与媒介的双向建构 |
3.3.2 研究路径:从媒介的静态分析、动态演变到媒介的影响研究 |
4 数字阅读媒介的静态特征与偏向性 |
4.1 数字阅读媒介的静态特征 |
4.1.1 作为感知环境的数字阅读:多感官交织式感知 |
4.1.2 作为符号环境的数字阅读:双重符号的使用与超文本语言的引入 |
4.1.3 作为社会环境的数字阅读:分享下的社交型阅读 |
4.2 数字阅读媒介的偏向性 |
4.2.1 数字阅读的感知偏向:媒介的符号形态与阅读的具象性偏向 |
4.2.2 数字阅读的时空偏向:媒介的物质形态与阅读的权威感偏向 |
4.2.3 数字阅读的政治偏向:媒介的获得性与阅读的平等性偏向 |
4.2.4 数字阅读的社会偏向:媒介的参与性与阅读的聚合式偏向 |
5 数字阅读媒介的动态演化与人性化趋势 |
5.1 阅读媒介的动态演化 |
5.1.1 手抄时代的阅读:少数读者与表演式诵读 |
5.1.2 印刷时代的阅读:扩增的读者与默读的兴起 |
5.1.3 数字时代的阅读:最广泛的读者与个性化阅读 |
5.2 数字阅读媒介的人性化进化 |
5.2.1 媒介进化论:人与媒介双向建构中的“人性化”因素 |
5.2.2 数字阅读媒介的人性化进化:仿真、保存与即时对话 |
5.3 进化而非取代: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的相容相生 |
6 数字阅读中认知的变革 |
6.1 阅读中的认知:不同符号形态下的思维方式 |
6.1.1 传统阅读中的认知:抽象文字符号与阐释性思维 |
6.1.2 数字阅读中的认知:具象视听符号与“认识流”式思维 |
6.2 数字阅读中认知的结构性变革 |
6.2.1 数字阅读中的注意能力 |
6.2.2 数字阅读中的感知能力 |
6.2.3 数字阅读中的记忆能力 |
6.2.4 数字阅读中的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 |
6.2.5 数字阅读中的言语与想象能力 |
6.3 数字阅读中认知的碎片化与娱乐化 |
6.3.1 认知的碎片化:认知时空稳定感与文本连续性的破坏 |
6.3.2 阅读的娱乐化:数字阅读媒介的娱乐化倾向 |
7 数字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 |
7.1 身份认同的建构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 |
7.1.1 身份认同的建构性理念溯源 |
7.1.2 大众传播媒介对身份认同的建构 |
7.2 传统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 |
7.2.1 稳定感:身份建构中有限且可控的信息范畴 |
7.2.2 统一性:身份建构中精英权威主导的视角标准 |
7.2.3 隔离性:身份建构中无反馈的信息流动 |
7.3 数字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建构 |
7.3.1 数字阅读对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的双向建构 |
7.3.2 立体化:虚拟空间中自我认同的多面映照 |
7.3.3 流动性:网络阅读社区中群体认同的“非卷入”性 |
7.4 确认而非迷失:数字阅读中身份认同的双重裂变 |
8 数字阅读中权威的解构与重塑 |
8.1 传播媒介与权威的产生 |
8.1.1 理论基础:媒介情境论中的媒介因素 |
8.1.2 权威产生的基点:信息资源的垄断与“神秘感”的营造 |
8.2 传统阅读对权威的建构 |
8.2.1 文本权威的建构:文本解读的封闭性 |
8.2.2 作者权威的建构:“神秘感”的营造 |
8.2.3 文化权威的建构:对齐一化的推崇与主流化的设定 |
8.3 数字阅读对权威的解构与重塑 |
8.3.1 权威解构与重塑基础:数字媒介技术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契合 |
8.3.2 数字阅读对文本权威的解构与重塑:文本的开放性与协商性解读 |
8.3.3 数字阅读对作者权威的解构与重塑:书写权的交替与协作性书写 |
8.3.4 数字阅读对文化权威的解构与重塑:多元主义文化的逆袭 |
8.4 重塑而非消亡:数字阅读中传统权威的式微 |
9 结语:“异质互补”构建数字阅读良性生态 |
9.1 阅读媒介与阅读主体:数字阅读生态的双向建构 |
9.2 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媒介生态位的异质互补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5)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缘起 |
1.1.1 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的“相似”之处 |
1.1.2 英国工业设计对中国的影响 |
1.1.3 中国和英国在文化思想方面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 |
1.1.4 中国和英国均注重手工艺传统 |
1.1.5 近代英国和中国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 |
1.2“平行比较”研究方法选择的依据 |
1.3 研究的背景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相关研究范畴的界定 |
1.5.1 工业设计概念的发展演变 |
1.5.2 中英两国工业设计相关时间段界定 |
1.6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6.1 相关工业设计研究的文献 |
1.6.2 相关工业化研究的文献 |
1.6.3 相关社会文化研究的文献 |
1.7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7.1 研究内容 |
1.7.2 研究方法 |
1.8 研究的创新点 |
1.9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第2章 肇始阶段中英工业设计的自觉性差异 |
2.1 英国工业设计的“内生化”过程 |
2.1.1 英国工业设计诞生的社会背景 |
2.1.2 肇始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特点 |
2.2 中国工业设计的“外源化”发展 |
2.2.1 中国工业设计萌芽与初生的社会背景 |
2.2.2 肇始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特点 |
2.3 起始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肇始方式的差距问题 |
2.3.1 英国工业设计的“自发型”发生 |
2.3.2 中国工业设计的“触发型”发生 |
2.4 本章小结:自觉性差异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
第3章 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 |
3.1 英国机械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对工业文化的态度 |
3.1.1 英国工业设计进一步展开的社会背景 |
3.1.2 英国反对工业文化的人文思想视角 |
3.2 中国机械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对工业文化的态度 |
3.2.1 中国工业设计进一步展开的社会背景 |
3.2.2 中国反对工业文化的民族主义视角 |
3.3 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问题 |
3.3.1 英国“修正性”的人文思想 |
3.3.2 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
3.4 本章小结: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
第4章 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质”变与“量”变的差异 |
4.1 电气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扩展和延伸 |
4.1.1 电气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社会背景 |
4.1.2 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量”变过程 |
4.2 电气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突破和飞跃 |
4.2.1 电气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社会背景 |
4.2.2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质”变过程 |
4.3 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发展“量”变与“质”变的差异问题 |
4.3.1 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量”变 |
4.3.2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质”变 |
4.4 本章小结:“质”与“量”的发展差异反映出的中国工业设计问题 |
第5章 信息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 |
5.1 信息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产业“转移” |
5.1.1 信息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社会背景 |
5.1.2 英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模式 |
5.2 信息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产业“转型” |
5.2.1 信息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社会背景 |
5.2.2 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模式 |
5.3 信息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问题 |
5.3.1 英国自觉的设计创意产业发展 |
5.3.2 中国工业设计价值链的慢速生存 |
5.4 本章小结: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反映出的中国工业设计问题 |
第6章 结论 |
6.1 基本结论 |
6.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6.2.1 研究的不足 |
6.2.2 研究的展望 |
致谢 |
附录A 参考文献 |
附录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附录C 相关图表 |
(6)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选题背景 |
2 前人研究状况 |
3 本文拟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思路 |
4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参考文献 |
第一章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
1.1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先导者——外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开创 |
1.1.1 近代的科技竞赛 |
1.1.2 罗兰厄特沃什数学竞赛和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考试类科技竞赛的源头 |
1.1.3 西屋科学奖和国家科学大奖赛——探索类科技竞赛的源头 |
1.1.4 数学建模竞赛和ACM大赛——大学阶段科技竞赛的开创 |
1.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引入 |
1.2.1 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引入 |
1.2.2 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赛事的发展和首个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开办 |
1.2.3 科技作品展览活动的开展 |
1.2.4 数学建模竞赛的引入和程序设计竞赛的开展 |
1.3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 |
1.3.1 原有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延续和扩散 |
1.3.2 电子和计算机领域探索类竞赛的创办 |
1.3.3 机器人领域探索类赛事的引入 |
1.3.4 建筑领域探索类赛事的开展 |
1.4 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迅速扩增 |
1.4.1 对赛事的重新分类 |
1.4.2 知识考试类赛事的缓慢扩增 |
1.4.3 科技探索类赛事在多个领域的开办 |
1.4.4 产品设计类赛事在计算机领域的暴增 |
1.4.5 职业技能类赛事的创办 |
1.5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
1.5.1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数量在各阶段和各类型之间的非均匀增长 |
1.5.2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发展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二章 知识考试类竞赛对人才的培养作用及机制分析 |
2.1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题目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2.1.1 题目范围与学科基础课内容的对应 |
2.1.2 题目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考察 |
2.2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活动过程分析 |
2.2.1 初始环节 |
2.2.2 准备环节 |
2.2.3 实施环节 |
2.2.4 赛后反馈环节 |
2.3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人才培养机制 |
2.3.1 竞赛是一种教学评价 |
2.3.2 竞赛是社会范围的人才评价 |
2.3.3 竞赛的人才培养机制——双阶段信息传递模型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三章 科技探索类赛事的题目特点及其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用分析 |
3.1 科技探索类竞赛题目的内容特征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3.1.1 题目的应用性 |
3.1.2 题目的综合性 |
3.1.3 题目的开放性 |
3.2 竞赛题目的开放性及其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
3.2.1 竞赛题目的不确定性分类 |
3.2.2 情节型问题分析 |
3.2.3 规则应用型问题分析 |
3.2.4 设计型问题分析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四章 产品设计类竞赛与学生的互动机制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4.1 产品设计类竞赛题目的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4.1.1 题目针对主办方业务的应用性 |
4.1.2 题目在单一领域内的综合性 |
4.1.3 题目在应用实践方面的开放性 |
4.2 竞赛中主办企业与学生的直接互动形式 |
4.2.1 合作教育与竞赛的同与异 |
4.2.2 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动力——“三取一予” |
4.2.3 竞赛中的技术因素及其作用——网络参赛机制 |
4.2.4 竞赛中的规程因素及其作用——奖励设置与学生管理机制 |
4.2.5 竞赛中的题目因素和整体培养模式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五章 职业技能类竞赛的人才培养作用和政企深度协作机制分析 |
5.1 职业技能类竞赛的题目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5.1.1 竞赛题目内容的职业性 |
5.1.2 竞赛题目内容的标准性 |
5.2 职业技能类竞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协作机制——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例 |
5.2.1 大赛中政府主导的赛事管理 |
5.2.2 大赛中企业参与的赛事执行 |
5.2.3 大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结构及其作用 |
小结 |
参考文献 |
结语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7)艾思奇与马克思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问题的缘起及选题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当前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可拓展的领域 |
三、研究内容 |
(一)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思想嬗变及理论贡献 |
(三)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特点及演进规律 |
(四) 艾思奇马克思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分析法 |
(二) 比较法 |
(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四)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
五、论文创新点 |
(一) 全面、系统梳理了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历史及理论贡献 |
(二) 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
(三) 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 |
六、论文研究存在的不足 |
(一) 理论观点的提炼有待于进一步凝练 |
(二) 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纵深研究有待加强 |
七、相关概念界定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辩证关系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系 |
第二章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 |
第一节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
一、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 |
二、时代对新的理论武器的召唤 |
(一)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
(三) 新的革命力量的迅速成长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武器 |
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 |
(一) 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二) 中国共产党三大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及其传播活动 |
第二节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个体条件 |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
二、对中国国情民情的把握 |
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
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
五、求实好学的进取精神 |
第三章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时期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的开辟 |
一、《大众哲学》的基本结构与主要思想 |
二、《大众哲学》的理论贡献及社会影响 |
第二节 两本重要的哲学着作及理论贡献 |
一、《思想方法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贡献 |
二、《哲学与生活》的基本思想与理论贡献 |
第三节 上海时期的哲学批判活动及意义 |
一、批叶青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扞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正性与科学性 |
二、批柏格森、胡适等人的西方唯心主义思潮 |
三、扞卫进化论 |
第四章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深化时期 |
第一节 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贡献 |
一、艾思奇奔赴延安的社会历史原因及文化背景 |
二、艾思奇、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异同 |
三、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
四、毛泽东对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影响 |
第二节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构想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界定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
第三节 延安时期的哲学批判活动及影响 |
一、与叶青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战 |
二、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 |
第五章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期 |
第一节 建国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及教学活动 |
一、大力宣讲社会发展史 |
二、建国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贡献 |
三、编撰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
第二节 建国后的三大争论及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
一、三大哲学争论及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 |
二、建国后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
第六章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特点及演进形态 |
第一节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
一、在意识形态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
二、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
四、在学习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社会实践 |
五、在工作作风上,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 |
第二节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特点 |
一、贴合实际,紧扣时代 |
二、关注大众,以民为本 |
三、勇于批判,富于创新 |
四、实事求是,讲究应用 |
第三节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形态演变 |
一、上海时期:大众哲学形态 |
二、延安时期:政治哲学形态 |
三、北京时期:学术哲学形态 |
四、三种哲学形态的演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的辩证统一 |
第七章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
第一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挑战 |
一、复杂的国际局势对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冲击与挑战 |
二、快速发展的国内局势对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 |
第二节 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几点启示 |
一、在处理好理论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二、在用好网络传媒、拓展传播渠道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三、在贴近群众生活、关注大众心理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畅销书"概说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一、传播者比较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四、受众比较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本文的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报告文学:文体必要与现代资质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报告文学的趋同性和异质性 |
三、转型期报告文学的现代特质 |
第一章 转进路线: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
第一节 《哥德巴赫猜想》的开启意义 |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
二、《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 |
第二节 1980-1990年代的突进与调适 |
第三节 新世纪十年的开掘姿态 |
第二章 文化身份:文化生成与身份位移 |
第一节 文化生成:三重参照 |
一、报告文学发轫于现实生活场景 |
二、报告文学是介于"两种真实"之间的第三形式 |
三、报告文学日益成为开放式复合型文学样式 |
第二节 身份位移:原因与启示 |
一、位移的几个层面 |
二、位移的基本原因 |
三、位移的主要启示 |
第三章 文本蕴涵:主题样态与题材范型 |
第一节 以改革为基调的主题样态 |
一、改革是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总体基调 |
二、救赎是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主体愿景 |
三、几种代表性主题模式 |
第二节 以民本为元素的题材范型 |
一、不倦的话题——三农题材 |
二、沉重的应对——生态诉求 |
三、渴望的目光——教育关怀 |
四、艰辛的抵抗——反腐意志 |
第四章 文体格调:现代品格与艺术维度 |
第一节 现代文学品格 |
一、生活预警的先锋性 |
二、书写心态的平民性 |
三、文本时空的史诗性 |
四、价值取向的超越性 |
五、文体风格的崇高性 |
第二节 多元艺术维度 |
一、报告形象:形神兼备 |
二、思想感情:本真深切 |
三、语言运用:鲜活明快 |
四、叙述手法:灵活自便 |
五、结构方式:创新自洽 |
六、意境营造:情景交融 |
第五章 转进指向:日趋深化的发展理路 |
第一节 批判理路:由审父到自审 |
第二节 参与理路:由边缘到中心 |
第三节 叙事理路:由聚焦到散点 |
第四节 传播理路:由一元到多维 |
余论回顾与前瞻:挑战中的希望 |
一、挑战:不应忽视的问题 |
二、希望:新世纪可能的机遇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10)胡绳与马克思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胡绳其人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一) 关于胡绳在哲学通俗化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
(二) 关于胡绳在史学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
(三) 关于胡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
三、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一) 创新之处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 |
一、走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条件 |
(一) 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条件 |
(二) 走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 |
二、走进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历程 |
(一) 早年走进马克思主义(1932年—1957年) |
(二) 中年偏离马克思主义(1957年—1987年) |
(三) 晚年回归马克思主义(1987年—2000年) |
三、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
第二章 胡绳宣传马克思主义 |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 |
(一) 以通俗读物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
(二) 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
二、宣传毛泽东思想 |
(一)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 |
(二) 对群众路线理论的宣传 |
(三) 对"双百"方针的宣传 |
(四) 对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宣传 |
三、宣传邓小平理论 |
(一) 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宣传 |
(二) 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宣传 |
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
第三章 胡绳运用马克思主义 |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文化观 |
(一) 评冯友兰的《新世训》 |
(二) 评冯友兰的《新事论》 |
(三) 评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 |
(四) 评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 |
(一) 研究中国近代史 |
(二) 研究中共党史 |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
(一)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色彩 |
(二)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
第四章 胡绳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发展 |
(一) 关于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
(三) 关于阶级、阶级斗争 |
(四) 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 |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
第五章 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
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
(一) 马列主义是"一种思想" |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
(四) "马克思主义是个学派" |
(五)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
二、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
(一) 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
(二) 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
(三) 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 |
(四) 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
(五)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三、探索和回答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当代启示 |
结语 |
一、胡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
二、胡绳学术思想中值得商榷之处 |
三、本研究存在的缺憾 |
附录 |
参考文献一:胡绳着述 |
参考文献二:其他着述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答读者问(论文参考文献)
- [1]无障碍阅读权利研究 ——以《马拉喀什条约》为研究视角[D]. 李静怡. 山东大学, 2019(02)
- [2]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D]. 孙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11)
- [3]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构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以晋江市公共图书馆为例[D]. 鲍群雄.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4]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数字阅读研究[D]. 吴瑶.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
- [5]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D]. 李朔. 武汉理工大学, 2016(05)
- [6]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D]. 陈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06)
- [7]艾思奇与马克思大众化研究[D]. 王红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4)
- [8]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9]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D]. 龚举善. 武汉大学, 2011(04)
- [10]胡绳与马克思主义[D]. 魏连. 山东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