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取消蓝印户口放宽进城落户条件（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蒙[1]（2020）在《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以H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现行户籍制度已经取消了城乡户籍性质的区分,但城乡二元户籍结构依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成果并不显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地方政府推进管理创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地方政府深化管理创新,加之新型城镇化建设刻不容缓,要求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向纵深发展。首先,本文详细梳理了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过程,从我国传统二元城乡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阶段到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步入改革阶段,进而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三个方面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然后,阐述了合肥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与主要政策,合肥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进展包括实现一元制户口登记、优化户口迁移政策、推广居住证制度、保障农村土地权益。接着,通过借鉴国内其他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选取上海、成都、郑州三个城市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改革,缺乏统一规范性的引导和立法、财政手段的支持。最后,进一步深化合肥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树立新理念、明确新目标,坚持调整城乡利益格局和放宽户口迁移限制的“双轨路径”,剥离户籍背后的利益捆绑、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户籍领域的法治程度,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坚持以人为本,追求迁徙自由和公平待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本文紧密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任务要求与最新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综合国内外现有文献,回顾了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了改革的必要性。并通过列举国内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若干实践案例,从这些实践探索中论述改革面临的困境,以及研究合肥市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情况,尝试寻找出进一步深化合肥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出建议举措,或许可以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微小的思路,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可能的参考。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本文所搜集的的资料十分有限,并且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因此在对户籍制度改革历程的表述方面可能不够全面和准确;另外,本文大篇幅的进行定性分析,较少运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论尚不具备较强的说服力。
刘哲[2]（2020）在《人口治理-中国户籍制度的“话语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口治理,人口既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目标。而中国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在国家的人口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户籍制度不仅涉及人口信息的收集、登记以及对人口迁徙和流动的限制,还涉及与人口的生命过程有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内容。国家正是运用户籍制度来对人的居住、迁移、工作、生活进行干预,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目标。户籍制度作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用以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守法程序,它首先是一种话语实践,即在国家治理场域中产生的一类话语陈述。本文从话语实践的视角入手,梳理1949-2019年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出现的户籍话语。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两个层面对户籍制度的话语实践进行分析:一是从认知实践的层面,分析每一个时期的户籍话语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建构话语和认知话语。即在每个时期户籍话语建构了怎样的“人口类型”或“户口类型”,又发展了什么样的认知话语来对人口现象进行认知的。二是从治理实践的层面,探讨户籍话语发展了哪些治理策略,这些治理策略又蕴含着怎么样的治理权力。通过这些分析,笔者试图勾勒出一幅国家通过户籍话语实践来建构人口概念,认知人口现象,干预人口生命历程的治理图景。本文将我国户籍话语实践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秩序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的户籍话语发展出“重点人口”这一人口类型,并发展出一系列人口认知策略。第二个时期是重工业资本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户籍话语发展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样一种人口区分,并通过一系列治理策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三个时期是发展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流动人口”成为户籍话语实践新的主体,并且在户籍话语中,围绕着“流动人口”产生了一系列的人口治理策略。第四个时期是新型城镇化时期,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户籍话语中,它不再被视作会为城市带来负担的“外来人口”,而是被视为一种“人口资源”。这一时期的户籍治理策略的目标也是推动人口的城镇化和市民化。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每一个时期的户籍话语,都是基于人口治理的需要而被陈述出来的。而当前的户籍制度是作用在人口之上的一种更审慎、更复杂、更精密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不再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来制约个体的行为,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而是通过更加科学的认知手段对人口现象进行认知,认知作为人口组成部分的行动者的行为、偏好、意愿,进而发展出一套更加科学的治理手段对人口的生命过程进行影响和干预,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目标。
吕奕[3]（2020）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研究 ——以潍坊市为例》文中提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土地潜在价值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等利益迅速攀升,由于农村户籍与这些权益挂钩,使得农村户籍的含金量与日俱增,大量早期进城落户的原农村人口希望通过回迁农村谋求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同时,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也推动了城乡人口流动出现逆转趋势,加之为回乡照顾父母、投资创业就业、向往农村居住环境等方面原因,早期进城落户的原农村人口要求回迁农村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以潍坊为例,城市户口回迁农村的条件有二:一是按照“实际居住、人户一致”的原则,回迁人员需要在农村实际居住,以民警走访入户调查结果为准;二是在农村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即提供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或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登记信息材料。实际工作中来看,城市户口回迁农村存在诸多政策障碍,如宅基地使用权证办理问题,无房证明、村委同意接收证明的出具,实际居住、合法稳定住所的认定问题。城乡户口封闭性逆转,令现有的村民不敢迁出农村,迁出的村民千方百计想迁回农村,不利于推动城镇化纵深发展。当前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及户籍与地权等制度的僵化。固化的农地关系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的需求不相适应。解决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的价值导向应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心,以促进城镇化进程为目标,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原则,着重保护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利益。在政策设计方面:一是逐步剥离与户籍制度关联的利益;二是推动土地制度联动改革,明晰各种土地产权关系,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改革宅基地的初始获得,推行村集体集中建房解决未分到宅基地人员住房问题;三是推行“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努力实现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人口居住在哪里户口就登记在哪里。对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的整体解决对策:加强户籍制度顶层设计及立法,使改革整体推进、统筹兼顾,各部门各项制度综合配套、有机协调;全面开展土地确权工作,为农民颁发具有更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做到产权明晰;开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在政府的指导下,村民委员会通过民主决策确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由于当前户籍仍附加各种利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难以反映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应适当弱化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考核,信息化时代利用大数据测算城镇化率更科学更高效。
陈娇阳[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策研究 ——基于户籍制度变迁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城乡关系问题的解决,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但总的来说,都是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和谐健康的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户籍制度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关系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制度,也可以说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本身关系着城乡之间人员的流动,而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更是涉及到城乡居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必须着力于这些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城乡居民身份等级差异问题的解决。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分析和众多相关的文献书籍的研究,以户籍制度变迁视角为例,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轨迹,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城乡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促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经验启示。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绪论,分析了以户籍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概述了国内外的城乡关系理论以及户籍制度变迁研究成果,以此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参考借鉴。第二部分包括第2、3、4章,从农村视角重点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户籍制度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其对城乡关系调整的影响,分析了不同政策的特点,论述了户籍制度改革如何推动城乡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户籍制度改革起步（1978—1991）逐步打破城乡分隔壁垒,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农转非”政策、“自理口粮户口”制度、公民身份证制度等制度改革和政策实施对城乡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初步松动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1992—2012）加速城乡社会一体化,蓝印户口的实施、小城镇户口全面放开等制度改革和政策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差距;户籍制度改革深化（2013至今）促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户籍制度进入改革攻坚期,取消非农业户口、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等双向改革推动城乡基本社会福利一体化,使得城乡居民身份界线淡化,城乡社会融合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部分包括第5章和结语,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经验启示,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策调整应坚持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事实求是、坚持不断创新;要重点推进户籍一元化改革促进城乡之间人员流动,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认同,来逐渐消除三大差别,实现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本文从户籍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农村的改革发展为重点,探索城乡社会如何由二元结构走向融合发展的过程;通过系统的政策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进行分析,并总结其经验及启示。笔者认为,新时代要推动城乡社会真正融合发展,我们应该继续推进户籍一元化改革,彻底剥除户籍的粘连性利益;推动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双向流动,使人才、土地、资本可以在城乡之间进行良性的互动,促进城乡融合;建立普惠共享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必须保障农村的居民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才能真正的实现城乡社会融合发展。
赵玉菡[5]（2018）在《户籍制度的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研究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镇、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非农就业不仅减缓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现有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中,鲜有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考察户籍制度政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的。基于此背景,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讨我国户籍制度的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为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提供政策建议。为达到此研究目的,本文开展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1）归纳和总结中国的户籍制度政策经历的发展历程,梳理各区域间的差异。（2）实证分析户籍制度的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的影响。（3）实证分析户籍制度政策变迁对非农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为完成上述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本文基于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六个省于2000、2009和2013年开展的三轮追踪调研数据,结合户籍制度政策变化情况,使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户籍制度政策经历了“控制流动”、“规范流动”、“推进改革”和“完全放开”四个阶段;从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较早,省内放松速度较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户籍制度政策更倾向于鼓励劳动力跨省务工。2、在选取以暂住证、居住证和中小城市落户政策为代表的户籍制度政策后,本文按照户籍制度的放松程度把其分为三个类型,结果表明:调研六省皆于1989年实施了户籍制度政策Ⅰ,但户籍制度政策Ⅱ在各个省份的实施状况和实施时间有很大的差异,而户籍制度政策Ⅲ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实施情况较好,西部较差。3、从1989年至2013年,调研六省的非农就业人数比例持续增加,在2013年达到61%,其中全职非农占比达41%。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户籍制度政策放松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起到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从省内政策看,相对于户籍制定政策Ⅰ,户籍制度政策Ⅱ和户籍制度政策Ⅲ的实施能够分别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提高9.3%和9.7%;从省外政策看,相对于户籍制定政策Ⅰ,户籍制度政策Ⅱ和户籍制度政策Ⅲ的实施能够分别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提高22%和14%。（2）分不同就业类型来看,户籍制度政策从第一类放宽到第二类和第三类后,农村劳动力兼职非农和全职非农的占比分别提高了5.3%和4.7%;其中,第二类户籍制度政策对兼职非农就业的影响较大,第三类户籍制度政策对全职非农就业的影响较大。（3）户籍制度政策的改革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区域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总体来看,随着户籍制度政策的不断放松,农村劳动力从省内兼业非农转移到全职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大,但相比省内全职务工,跨省全职务工的概率未见明显增大。分区域来看,省内户籍制度政策的放松对省内全职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最大,可使至少6.7%的农村劳动力参与省内全职非农就业。省外政策Ⅲ对于跨省全职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最大,可使农村劳动力参与跨省全职非农的比例提高17.9%。（4）其他个体特征也会显着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角度,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国家应该继续放开户籍制度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和落户上的限制,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其次,各个省份的户籍制度政策改革要在符合国家改革总体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本省具体情况进行改革。东部地区可进一步放宽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应激活省内就业市场,提高农村劳动力在省内的非农就业比例。最后,应该继续加大政府在农村劳动力义务教育阶段的扶持力度,也可针对性的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非农就业。特别要注意对农村地区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保障其公平参与非农就业的权利,促进女性参与非农就业。
康红军[6]（2018）在《户籍政策执行模式及其失效研究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与跨区域流动日益提速。作为影响流动人口“城”、“镇”流向、流量与流速的重要政策要素,户籍成为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通过高位推动户籍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地方层面,各项户籍政策相继出台,但其落户政策类型、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差异显着,呈现出以城市城区人口规模为标准划分的多样性、差异化的政策特征。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为何落户指标渐趋“紧张”、门槛愈加苛刻的大城市,外来人口“来势汹汹”的势头不止?而户籍限制日益“松弛”、政策日益宽松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地方落户政策为何出现普遍的人才政策导向?当前的地方落户政策呈现出整体偏离中央政策预期,造成政策预期与政策效果的差距。政策因何失效?本项研究运用马特兰德“模糊-冲突”模型中“资源、权力、联盟力量、情境”要素整体性解释差异性的地方落户政策文本的产生及其执行失效的根源,并对该模型进行适用性修正。其中,将行政性执行的支配要素修正为产业与公共服务资源,政治性执行的支配要素修正为地方权力自主性,试验性执行的支配性要素修正为地方资源与地方政府积极性,象征性执行支配性要素修正为农民工等社会力量。本项研究总体上分析了改革进程中地方户籍政策创新举措及其执行绩效、支配要素后,分别对低模糊-低冲突型的中小城镇户籍政策、低模糊-高冲突型的东部超大城市户籍政策、高模糊-低冲突型的大城市落户政策、高模糊-高冲突型的城乡统一户籍政策的演变、特征、执行绩效进行描述、分析,并对其执行差距进行了解释。最后,我们对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户籍政策失效的根源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中国特色的户籍改革与户籍政策执行的“双轨制”特征进行了概括,得出资源与人口匹配、财税体制与地方权力、社会力量与权益保障对我国户籍政策执行有着重要影响的结论。同时,从多元化户籍政策各主体行为选择逻辑、城市人口控制与人口集聚的秩序维度、户籍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因城制宜如何兼顾共融进行了讨论,并在户籍政策终结、中央政府角色转型、多学科视角探讨、政策多重价值分析层面对推进该研究进行了展望。
王阳[7]（2017）在《户籍制度改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当前,户籍制度建立了条件准入制和积分入户制两条落户通道。户籍迁移政策的调整是产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和结果,并非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但是,有条件迁移户籍政策影响了人口集聚的格局和经济效益,户籍的底层筛选机制不利于社会公平,使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城市福利体制之外。建议明确户籍制度改革总体路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并尽快落实;发挥产业战略引导劳动力迁移的作用,鼓励收入导向的流动;健全就业友好型公共服务体制,以居住证为依托,梯次增加享有流入地的权益;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责任体制及城市行政层级体制。
向小丹[8]（2017）在《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婚姻迁移一直是中国女性迁移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前,女性的婚姻迁移距离较短,基本在同县乡方圆20公里范围内。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人口迁移和流动规模越来越大,女性婚姻迁移规模和迁移距离也随之大幅增加,全国范围的婚姻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跨省婚姻迁移”现象。相对于传统的同地婚,跨省婚姻迁移是一种新的婚姻和家庭模式。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现象和新趋势。随着跨省女性婚姻移民群体的大规模出现,她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也逐渐显现。以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群体为例,她们不仅有婚姻基础薄弱、婚姻家庭阶层偏低等国内外婚姻迁移中较普遍的问题,而且存在较严重的福利身份缺失、就业率低、家庭矛盾突出等问题。这些都是在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生活困境产生的制度机制是什么?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权利资格视角出发,探讨转型中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的变化以及生活困境形成的社会制度原因,同时丰富和升华权利资格理论,进一步完善“权利资格理论”这条研究脉络。国内关于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研究,揭示了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趋势,对全国或某一地区发生婚姻迁移的人口数量、人口特征、地理分布及变化进行深入描述和分析,但对具体场景中的个人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的形成解释力不够。微观研究,重视描述女性婚姻移民迁移后的生命经历和生活状况,却又忽视了这一群体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研究尝试从中观层面出发,着重探讨与剖析女性婚姻移民群体所处的社会制度对她们个人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国内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国内主流的城市移民文献,以及政策的讨论仍然认为移民主要是男性,仍趋向于采用建立在男性经验之上的移民模式,城市移民女性作为迁移者、劳动者和依赖者,她们的特殊需要与脆弱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二城市移民的研究对象以单一的劳动力移民为主,对于其他类型的移民如婚姻移民等,研究不多;三虽然也关注了城市移民的权利身份问题,但主要停留在“市民权”、“社会权”单一层面上,还不能全面立体多层次的揭示城市移民生活困境错综复杂的成因。生活困境可看做基本能力的一种严重丧失,而基本能力的普遍丧失与一系列不同权利的不充分有关。把生活困境置于权利体系中来阐释,有利于将生活困境同政治、法律和制度等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权利结构,运用权利资格理论视角对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困境进行分析。着名的马尔萨斯理论用粮食供应下降来解释饥荒产生的原因,认为饥荒是由于人口增长和食物供应失败导致的。森用经验证据挑战了这一理论构建的因果关系。森的权利资格理论突出了权利分配对饥荒的影响,成功解释了虽然粮食供应没有显着下降,饥荒仍然会发生的原因。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资格理论着重强调的是合法权利,即法律、法规等明确赋予的正式权利。那么,正式制度赋予了权利资格,权利贫困就不会发生吗?将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资格理论代入经验事实中,我们发现仍有许多解释不了的现象。例如,《继承法》明确规定男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为什么继承财产的大多数是儿子。又如,“夫妻投靠”等政策,给予了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户口,为什么她们的生活仍然面临困境?追根溯源,森的权利资格理论根源于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主导的权利假设只在位于国家公民关系内的正式权利领域起作用,因此错过了非正式权利和非国家的影响。结果就是这个简洁的分析框架,重视了正式制度因素,排除了非正式制度因素;重视了国家因素,排除了市场和家庭因素。因此,森的权利资格理论只能照亮一个复杂现象的一小部分。面对既有研究的局限,根据田野调查发现,受既有理论的启发,本研究提出“权利资格体系”这个新的分析框架,从国家、家庭和市场三方面的赋权来探讨城市移民的生活困境问题。如果把由国家正式制度赋予的权利资格看作是正式权利,那么由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赋予的权利资格就可以定义为非正式权利。研究发现:首先,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生活困境根源于转型中国家、家庭、市场赋权不足所导致的社会保障权贫困、劳动权贫困和财产权贫困;其次,人们不仅从正式制度中获取权利束,还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取权利束。当非正式权利与正式权利发生冲突时,由习俗、风俗、道德观念等具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赋予的非正式权利降低了正式权利的有效性。
吴琦[9]（2017）在《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文中研究指明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供给侧改革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民工市民化是在强调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背景下被提出的,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转移,强调从农民到市民的全方位转变,从破除户籍身份藩篱到逐步剥离捆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的权利分配制度,构建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福利共享体系。然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内部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门槛,这都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仅仅要破除“农民工身份”的“显性户籍墙”,还要打破“市民化表现”的“隐性户籍福利墙”。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已经在户籍层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定量化政策模拟分析的需要。因此,论文试图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对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定量政策研究。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理论建模—政策模拟—政策评估”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相关研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量化研究等文献。并在梳理我国当前农民工转移的年龄、区域、就业和转移偏好四大方面特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型广度水平和质量型深度水平进行测算,刻画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沿着从市民化广度到市民化深度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依据国务院户籍改革意见的分层次框架,结合渐进式市民化分阶段分步骤的核心思想,遵循“分类型、分地区、定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四个层面搭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框架,并初步设计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路线图。结合预测数据和权威报告,总结概括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割变化引致的职业依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矩阵变化这四个方面。这些为后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新模型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和设置政策模拟场景提供了核心思路和量化评估依据。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以CHINAGEM模型为原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有效劳动力方程、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方程,设置了反映“职业依赖”特征的劳动力供给模块、反映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的劳动力空缺—填补动态链接机制、反映农村有效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程、反映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不仅可以使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更加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还可以为定量评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应提供更为可行的模拟分析工具。在动态模拟基线方面,本文重新设置了 2006-2015的历史模拟值,同时详细刻画了产业、劳动力供需的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并根据研究需要,从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就业六个方面对产业进行了划分,重新设置了模型的产业划分和产业映射关系。其中,预测模拟的基线设计综合考虑了权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数据,2006-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惯性路径和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特征。运用该模型,本文系统评估了户籍侧改革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在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模拟中,考虑了按照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和假设劳动力市场完成一体化这两种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总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幅高于农村劳动力降幅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的略微下降,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产业化规模化的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生产,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基于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较大,虽然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仍高于农村,但农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幅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绝对值,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工资变化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尤其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等。（3）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樊分解结果,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向国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口规模,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会增强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实际GDP和和实际GNP均明显上升:有效提高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且城镇失业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与CMW-HSH的结果相比,在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并没有显着增加;产业产出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保险业产业产出的增速快,反映出市民化进程中对住房、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较为旺盛。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更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并有利于拉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相关产业的产出,尤其是第三产业受益最大。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符合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也能吸纳很大一部分市民化后的“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助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我国实际GDP的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且长期拉动效应更加显着。但是由于内需相对较快的增长,进口产品价格相对国内成品价格较低,净出口水平会逐渐下降,贸易平衡可能转变为逆差,这可能会让人民币在将来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吴越菲[10]（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二、云南取消蓝印户口放宽进城落户条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取消蓝印户口放宽进城落户条件（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以H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的户籍制度演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
| 一、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二、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 |
| (一)人口登记功能 |
| (二)行政管理功能 |
| (三)福利分配功能 |
| 三、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一)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户籍制度的改革历程 |
| 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 (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
| (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
| (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
| 第二章 H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与进展 |
| 一、H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二、H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 |
| (一)实现一元制户口登记 |
| (二)优化户口迁移政策 |
| (三)推广居住证制度 |
| (四)保障农村土地权益 |
| 第三章 当前H市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
| 一、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不同步 |
| 二、户籍制度改革缺乏主导性和规范性 |
| 三、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无法得到保障 |
| 四、农村土地制度无法与户籍剥离 |
| 五、地方财政难以负担改革成本 |
| 第四章 其他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经验 |
| 一、其他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分析 |
| (一)上海市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分析 |
| (二)成都市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分析 |
| (三)郑州市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分析 |
| 二、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经验 |
| (一)全面放开人口流入 |
| (二)积极保证财政投入 |
| (三)保障居民合法权益 |
| 第五章 进一步深化H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举措 |
| 一、树立新理念,明确新目标 |
| (一)城乡户籍利益均等化 |
| (二)自由迁徙、公平待遇 |
| 二、H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双轨路径” |
| (一)调整城乡利益格局 |
| (二)放宽户口迁移限制 |
| 三、H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建议 |
| (一)剥离户籍背后的利益捆绑 |
| (二)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强化户籍领域的法治程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人口治理-中国户籍制度的“话语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福柯话语理论及相关研究 |
| 二、福柯治理理论及相关研究 |
| 三、户籍制度相关研究 |
| 四、对文献综述的总结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视角 |
| 三、资料收集方法 |
| 四、资料分析方法 |
| 第二章 秩序重建时期的户籍话语实践 |
| 第一节 话语档案:1949-1957年户籍政策文本梳理 |
| 第二节 认知实践:1949-1957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认知意志 |
| 一、话语主体:户口与人口 |
| 二、区分实践:户口类型与重点人口 |
| 三、人口知识:户口资料与统计资料 |
| 四、认知策略:户口登记制度与人口普查制度 |
| 第三章 重工业资本积累时期的户籍话语实践 |
| 第一节 话语档案:1958-1983年户籍政策文本梳理 |
| 第二节 认知实践:1958-1983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认知意志 |
| 一、区分实践: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形成与异化 |
| 二、人口知识: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统计 |
| 第三节 治理实践:1958-1983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治理策略 |
| 一、户口迁移治理:人口治理的常规模式 |
| 二、人口动员:人口治理的非常规模式 |
| 第四章 发展主义时期的户籍话语实践 |
| 第一节 话语档案:1984-2013年户籍政策文本梳理 |
| 第二节 认知实践:1984-2013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认知意志 |
| 一、话语主体:流动人口 |
| 二、人口知识:以流动人口为中心的认知与统计 |
| 第三节 治理实践:1984-2013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治理策略 |
| 一、流动人口治理:暂住证与居民身份证 |
| 二、户口迁移治理:地方发展主义的实践 |
| 第五章 新型城镇化时期的户籍话语实践 |
| 第一节 话语档案:2014-2019年户籍政策文本梳理 |
| 第二节 认知实践:2014-2019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认知意志 |
| 一、话语主体:“农业转移人口”与“人才” |
| 二、人口知识:以城镇化为中心的人口统计 |
| 第三节 治理实践:2014-2019年户籍话语中的人口治理策略 |
| 一、流动人口治理:居住证制度 |
| 二、户口迁移治理:市民化与人才争夺战 |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研究总结 |
| 二、进一步的讨论 |
| 三、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户籍制度改革中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研究 ——以潍坊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形成的背景 |
| 1.1.2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始破冰 |
| 1.1.3 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的出现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户籍制度 |
| 1.2.2 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 |
| 1.2.3 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
| 1.2.4 回迁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城市回迁农村方面 |
| 1.3.2 户籍制度改革方面 |
| 1.3.2.1 社会公平视域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
| 1.3.2.2 政府管制视域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
| 1.3.2.3 地方发展主义视域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
| 1.3.3 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方面 |
| 1.3.4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个案分析法 |
| 1.5.2 深度访谈法 |
| 1.5.3 问卷调查法 |
| 2 潍坊市户口回迁农村现状与相关改革实践 |
| 2.1 潍坊市概况及户籍制度改革情况 |
| 2.1.1 潍坊市概况 |
| 2.1.2 潍坊市户籍制度改革情况 |
| 2.2 潍坊市城市户口回迁农村概况、形成途径与人员构成 |
| 2.2.1 潍坊市城市户口回迁农村概况 |
| 2.2.2 潍坊市城市户口回迁农村的形成途径与人员构成 |
| 2.2.2.1 早期“购买”城市户口的“农转非”人员 |
| 2.2.2.2 农村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
| 2.2.2.3 进城务工经商人员 |
| 2.2.2.4 退休人员 |
| 2.2.2.5 “三投靠”落户人员 |
| 2.3 潍坊市城市户口回迁农村现行政策、特点及影响 |
| 2.3.1 现行政策及制度变迁 |
| 2.3.2 城市户口回迁农村现行政策特点 |
| 2.3.2.1 各地区差异明显 |
| 2.3.2.2 政策变动频繁 |
| 2.3.2.3 政策位阶较低 |
| 2.3.3 当前城市户口回迁农村政策产生的影响 |
| 2.3.3.1 引发社会矛盾 |
| 2.3.3.2 导致警民关系紧张 |
| 2.3.3.3 不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 |
| 2.3.3.4 易导致自由裁量和权力寻租的腐败空间 |
| 2.3.3.5 影响“全国通办”等便民服务工作 |
| 3 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启示 |
| 3.1 系统论及其启示 |
| 3.2 正义理论及其启示 |
| 3.3 产权理论及其启示 |
| 4 城市户口回迁农村的基本动因与政策障碍 |
| 4.1 回迁的基本动因 |
| 4.1.1 谋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
| 4.1.2 家庭团聚、落叶归根乡土情结等文化动因 |
| 4.1.3 农村就业机会增多等经济方面原因 |
| 4.1.4 农村居住生活环境方面原因 |
| 4.2 政策障碍 |
| 4.2.1 户口迁移相关政策条件 |
| 4.2.1.1 宅基地使用权证的悖论 |
| 4.2.1.2 无房证明的合理性 |
| 4.2.1.3 村委出具接收证明的合法性 |
| 4.2.1.4 实际居住如何认定 |
| 4.2.1.5 合法稳定住所如何认定 |
| 4.2.2 农村土地政策 |
| 4.2.3 集体经济组织政策 |
| 4.2.4 农村籍转业干部安置政策 |
| 5 解决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的价值导向与政策选择 |
| 5.1 价值导向 |
| 5.1.1 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 |
| 5.1.2 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心 |
| 5.1.3 以促进城镇化进程为目标 |
| 5.1.4 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原则 |
| 5.1.5 保护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利益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逐步剥离与户籍制度关联的利益 |
| 5.2.2 推动土地制度联动改革 |
| 5.2.3 “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 |
| 6 对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系统性思考 |
| 6.1 加强户籍制度顶层设计及立法 |
| 6.1.1 加强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
| 6.1.2 加强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
| 6.1.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
| 6.2 全面开展土地确权颁证工作 |
| 6.2.1 确权的必要性 |
| 6.2.2 确权的内容 |
| 6.3 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 |
| 6.4 适当弱化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考核 |
| 6.4.1 当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考核存在问题 |
| 6.4.2 大数据测算城镇化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潍坊市居民落户意愿调查问卷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策研究 ——基于户籍制度变迁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城乡社会融合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户籍制度改革起步(1978—1991):逐步打破城乡分隔壁垒 |
| 2.1 户籍制度调整打破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壁垒 |
| 2.1.1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国家放松人口流动的控制 |
| 2.1.2 “农转非”政策调整放松部分城市居民家属迁入城市的条件 |
| 2.1.3 “自理口粮户口”制度带动小城镇发展 |
| 2.2 户籍制度初步松动对城乡的社会影响 |
| 2.2.1 户籍改革带动农村公共服务的探索 |
| 2.2.2 户籍制度松动加强了城乡居民的身份意识 |
| 第3章 户籍制度改革推进(1992—2012):加速城乡社会一体化 |
| 3.1 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推动城乡社会一体化 |
| 3.1.1 蓝印户口的实施加速城镇化进程 |
| 3.1.2 小城镇户口全面开放解除农民落户小城镇的限制 |
| 3.2 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差距 |
| 3.2.1 户籍深化改革缩小城乡基本社会福利差距 |
| 3.2.2 户籍制度开放使得农民迫切渴望获得市民身份 |
| 第4章 户籍制度改革深化(2013 至今):促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 |
| 4.1 户籍制度进入改革攻坚期,城乡居民双向流动 |
| 4.1.1 取消非农业户口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 |
| 4.1.2 居住证的实施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 |
| 4.2 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动城乡社会进一步融合 |
| 4.2.1 户籍制度双向改革推动城乡基本社会福利一体化 |
| 4.2.2 统一的户口制度使得城乡居民身份界线淡化 |
| 第5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经验启示 |
| 5.1 以户籍变迁视角为例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5.1.1 中国共产党坚持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
| 5.1.2 中国共产党坚持事实就是依照国情制定政策 |
| 5.1.3 中国共产党坚持政策制度的不断创新 |
| 5.2 以户籍变迁视角为例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启示 |
| 5.2.1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推动农民市民化 |
| 5.2.2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均衡城乡居民社会生活水平 |
| 5.2.3 消除城乡身份差异以促进城乡居民双向流动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5）户籍制度的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4 论文结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家户籍制度政策的总体变迁 |
| 2.1.1 1979 -1988：控制流动阶段 |
| 2.1.2 1989 -2001：规范流动阶段 |
| 2.1.3 2002 -2015：推进改革阶段 |
| 2.1.5 2016 年至今：完全放开阶段 |
| 2.2 国家户籍制度政策的区域差异 |
| 2.2.1 东部地区 |
| 2.2.2 中部地区 |
| 2.2.3 西部地区 |
| 2.3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动因分析 |
| 2.3.1 国外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 |
| 2.3.2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 |
| 2.4 户籍制度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
| 2.4.1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
| 2.4.2 农村劳动力务工地点的变化 |
| 2.5 文献评述 |
| 2.6 理论依据 |
| 2.6.1 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 |
| 2.6.2 行为决策理论 |
| 3 研究方案和数据来源 |
| 3.1 研究框架 |
| 3.2 数据来源 |
| 3.2.1 调研数据 |
| 3.2.2 政策变量数据 |
| 3.3 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 |
| 3.3.1 计量模型设定 |
| 3.3.2 控制变量 |
| 4 户籍制度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数据来源 |
| 4.2.1 调研数据 |
| 4.2.2 政策变量 |
| 4.3 变量描述和模型设定 |
| 4.3.1 描述统计 |
| 4.3.2 估计方法 |
| 4.4 模型结果 |
| 4.4.1 户籍制度政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
| 4.4.2 户籍制度政策对农村劳动力不同非农就业类型的影响 |
| 5 户籍制度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数据来源 |
| 5.3 变量描述和模型设定 |
| 5.3.1 描述统计 |
| 5.3.2 估计方法 |
| 5.4 计量估计结果 |
|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户籍政策执行模式及其失效研究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公共政策执行绩效研究 |
| 二、户籍政策执行及其绩效研究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 |
| 一、模糊-冲突模型 |
| 二、模型-冲突模型的解释力及其限度 |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一个修正的模型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中的地方户籍政策创新及其执行绩效 |
| 第一节 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户籍政策创新 |
| 一、中央户籍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基本目标 |
| 二、地方户籍政策的创新举措与政策目标 |
| 二、居住证政策:地方户改的标配性政策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执行绩效差异与支配要素 |
| 一、地方户籍政策执行绩效差异 |
| 二、地方落户政策类型及其支配要素 |
| 第二章 行政性执行:低模糊-低冲突型的中小城镇户籍政策 |
| 第一节 中小城镇户籍政策宽松化与“无门槛化” |
| 一、松动:从自理口粮户口到蓝印户口政策 |
| 二、宽松:全面改革中的小城镇户籍政策 |
| 三、放开:中小城镇落户逐步“无门槛化” |
| 第二节 中小城市户籍政策执行绩效 |
| 一、农民转户意愿不高,农民落户规模不足 |
| 二、农民被市民化,落户质量偏低 |
| 三、东部落户政策实现预期,中西部政策效果不佳 |
| 第三节 中小城镇户籍政策执行差距的解释:行政性执行的视角 |
| 一、政策的清晰性与低冲突性 |
| 二、资源分布的空间失衡与行政性政策的执行偏离 |
| 第三章 政治性执行:低模糊-高冲突型的东部超大城市户籍政策 |
| 第一节 管控主导型东部超大城市户籍政策 |
| 一、“指标”管控下的蓝印户口政策 |
| 二、“居住证”管控下的“居转户”政策 |
| 三、精英导向型的“积分落户”政策 |
| 第二节 管控型东部超大城市户籍政策执行绩效 |
| 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人口规模控制失效 |
|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城市融入度不高 |
| 第三节 东部超大城市户籍政策执行差距的解释:政治性执行的视角 |
| 一、政策的清晰性与高冲突性 |
| 二、地方政府权力主导与政治性政策的利益偏向 |
| 第四章 试验性执行:高模糊-低冲突型的大城市落户政策 |
| 第一节 灵活自主的大城市户籍政策 |
| 一、国家层面:大城市户籍政策放开与控制并行 |
| 二、地方层面:大城市户籍政策抢人才与抢人兼具 |
| 第二节 区域差异性的大城市户籍政策执行绩效 |
| 一、中西部大城市:外来人口集聚难,落户政策偏离预期 |
| 二、东部大城市:人才落户政策达到预期,但与中央预期有差距 |
| 第三节 大城市户籍政策执行差距的解释:试验性执行的视角 |
| 一、政策的高模糊性与低冲突性 |
| 二、地方情境不确定性与试验性政策的效度不足 |
| 第五章 象征性执行:高模糊-高冲突型的城乡统一户籍政策 |
| 第一节 名实分离的城乡统一户籍政策 |
| 一、大势所趋的城乡统一户籍政策 |
| 二、城乡统一户口后的地方户籍政策 |
| 第二节 城乡统一户籍政策执行绩效 |
| 一、公共服务名义城乡无差别 |
| 二、实际公共服务“城乡有别” |
| 第三节 城乡统一户籍政策执行差距的解释:象征执行的视角 |
| 一、政策的高模糊性与高冲突性 |
| 二、社会力量舆论压力与象征性政策名实偏差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资源与人口匹配:地方落户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 |
| 二、财税体制与地方权力:地方落户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 |
| 三、社会力量与权益保障:地方落户政策制定与执行绩效推动力 |
| 第二节 讨论 |
| 一、多样化户籍政策中各主体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二、城市人口控制与人口集聚的秩序维度与逻辑 |
| 三、户籍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因城制宜如何兼顾共融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国女性婚姻移民迁移态势 |
| 1.1.2 上海市女性婚姻移民迁移态势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 |
| 1.4.2 资料收集方法 |
| 1.4.3 资料分析方法 |
| 1.5 主要概念界定 |
| 1.5.1 城市移民 |
| 1.5.2 跨省婚姻迁移 |
| 1.5.3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 |
| 1.5.4 生活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移民研究 |
| 2.1.1 女性婚姻移民研究述评 |
| 2.1.2 城市移民研究述评 |
| 2.2 权利资格理论的起源 |
| 2.2.1 权利资格理论萌芽 |
| 2.2.2 近代权利资格理论 |
| 2.2.3 现代权利资格理论 |
| 2.3 森的权利资格理论 |
| 2.3.1 既有饥荒理论阐述 |
| 2.3.2 森的权利资格理论阐述 |
| 2.3.3 森的权利资格理论评价 |
| 2.4 新的分析框架:权利资格体系(entitlement system) |
| 2.4.1 国家、家庭、市场与权利资格 |
| 2.4.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
| 2.4.3 非正式权利 |
| 2.4.4 权利资格体系的构成 |
| 第三章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形成与现状 |
| 3.1 夫妻投靠政策的演变 |
| 3.1.1 全国夫妻投靠政策的演变 |
| 3.1.2 上海夫妻投靠政策的演变 |
| 3.2 上海市女性婚姻移民人口构成特点 |
| 3.2.1 女性占绝大多数 |
| 3.2.2 来自距离上海较近的东部地区 |
| 3.2.3 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 |
| 3.2.4 职业层次较低 |
| 3.2.5 居住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及近郊 |
| 3.2.6 户籍来源以农业户口为主 |
| 3.3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困境 |
| 3.3.1 婚姻基础薄弱 |
| 3.3.2 福利身份缺失 |
| 3.3.3 家庭矛盾突出 |
| 3.3.4 婚姻家庭阶层偏低 |
| 3.3.5 就业率低 |
| 第四章 社会权利资格 |
| 4.1 社会权资格缺失 |
| 4.1.1 养老和医疗保障缺失 |
| 4.1.2 无法享受城市低保 |
| 4.1.3 社会保险参与率很低 |
| 4.1.4 动迁安置没有补偿资格 |
| 4.1.5 社会保险待遇差别大 |
| 4.2 转型中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
| 4.2.1 城市福利资格的获取——“夫妻投靠”政策 |
| 4.2.2 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福利 |
| 4.3 转型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
| 4.3.1 转型前城市社会福利由国家/单位提供 |
| 4.3.2 转型前农村社会福利由集体提供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家户制度的回归与个体权利资格的失落 |
| 4.4.2 福利待遇属地化与移民权利资格的失落 |
| 第五章 财产权利资格 |
| 5.1 建立家庭生活的困境 |
| 5.1.1 家庭矛盾突出 |
| 5.1.2 家庭地位低 |
| 5.1.3 婚入家庭阶层偏低 |
| 5.2 家庭财产继承制:继承资格缺失 |
| 5.3 夫妻财产制: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 |
| 5.3.1 家庭财产制 |
| 5.3.2 夫妻共同财产制 |
| 5.3.3 婚后财产转化制 |
| 5.3.4 废除个人财产转化制 |
| 5.3.5 保护婚后个人财产 |
| 5.4 居住权: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
| 5.4.1 从夫居——失去原生家庭居住权 |
| 5.4.2 具有依附性的居住权 |
| 5.4.3 引发矛盾的居住权 |
| 5.5 本章小结:无处赋予的财产权 |
| 5.5.1 一般共同所有制和个人财产转化制 |
| 5.5.2 财产继承资格缺失 |
| 5.5.3 脆弱的居住权 |
| 5.5.4 转型中财产权的失落 |
| 第六章 劳动权利资格 |
| 6.1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就业困境 |
| 6.1.1 就业率低 |
| 6.1.2 工作不稳定 |
| 6.1.3 职业层次低 |
| 6.2 就业制度转型:从“统包统配”到“劳动合同制” |
| 6.3 家庭照顾: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 |
| 6.3.1 转型前的公共托幼系统 |
| 6.3.2 转型中公共幼托服务的全面瓦解 |
| 6.3.3 薄弱的亲属网络 |
| 6.4 本章小结:从“完全劳动权”到“限定劳动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1.1 国家、家庭、市场与权利贫困 |
| 7.1.2 非正式权利与正式权利 |
| 7.2 相关讨论 |
| 7.2.1 制度转型中的断裂——集体性福利机制的失落 |
| 7.2.2 家户制度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
| 7.2.3 权利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 7.2.4 政策设计的性别视角 |
| 7.3 政策启示 |
| 7.3.1 以个人为单位保障女性婚姻移民的生存与发展 |
| 7.3.2 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
| 7.3.3 加强儿童保育和老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 |
| 7.4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名单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 |
| 1.3.1 论文技术路线图 |
| 1.3.2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 2.2 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局部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4.1 劳动力CGE模型的研究进展 |
| 2.4.2 一般均衡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1 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1.1 农民工转移的阶段性划分 |
| 3.1.2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转移的新特征 |
| 3.1.3 供给侧改革下农民工转移的趋势分析 |
| 3.2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
| 3.2.1 户籍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 |
| 3.2.2 农民工市民化静态水平 |
| 3.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水平 |
| 3.3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思路与路径设计 |
| 3.3.1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思路 |
| 3.3.2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设计 |
| 3.4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4.1 劳动力总供给增速下降,青壮年农民工转移增速小幅上升 |
| 3.4.2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逐步破解,非制度性分割趋于强化 |
| 3.4.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将日益增大 |
| 3.4.4 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将改变劳动力转移矩阵 |
| 3.5 小结 |
| 第4章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
| 4.1 CHINAGEM模型简介 |
| 4.1.1 CHINAGEM模型基础数据结构 |
| 4.1.2 CHINAGEM模型中的行业部门划分 |
| 4.1.3 闭合规则 |
| 4.1.4 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的更新 |
| 4.2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模拟基线设计 |
| 4.2.1 模拟基线与闭合条件的设置 |
| 4.2.2 行为方程主要弹性的设置 |
| 4.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历史模拟基线 |
| 4.2.4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预测模拟基线 |
| 4.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构建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居民收入模块 |
| 4.3.3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职业依赖”特征的多元劳动力供给模块 |
| 4.3.4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有效劳动力的影响方程 |
| 4.3.5 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缺—匹配动态机制 |
| 4.3.6 考虑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 |
| 4.3.7 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滞后调整机制 |
| 4.3.8 资本积累的动态跨期链接机制 |
| 4.3.9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户籍侧改革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
| 5.1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政策模拟场景 |
| 5.1.1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政策的模拟场景设计 |
| 5.1.2 闭合设置 |
| 5.2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2.1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模拟 |
| 5.2.2 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机制影响路径图 |
| 5.2.3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政策效应 |
| 5.2.4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5.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3.1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路径转变 |
| 5.3.2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场景设计 |
| 5.3.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效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 6.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
| 6.2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设置 |
| 6.2.1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 |
| 6.2.2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 |
| 6.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果分析 |
| 6.3.1 劳动力市场结构效应分析 |
| 6.3.2 资本要素效应分析 |
| 6.3.3 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
| 6.3.4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4 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完成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B 1949-2016年中国人口和户籍城镇化率 |
| 附录C 全国各省户籍制度改革细则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四、云南取消蓝印户口放宽进城落户条件（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以H市为例[D]. 刘晓蒙. 吉林大学, 2020(08)
- [2]人口治理-中国户籍制度的“话语实践”[D]. 刘哲.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3]户籍制度改革中城市户口回迁农村问题研究 ——以潍坊市为例[D]. 吕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8)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策研究 ——基于户籍制度变迁的考察[D]. 陈娇阳.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户籍制度的政策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D]. 赵玉菡.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6]户籍政策执行模式及其失效研究 ——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案例分析[D]. 康红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7]户籍制度改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J]. 王阳. 劳动经济评论, 2017(02)
- [8]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体系研究[D]. 向小丹.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9]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D]. 吴琦. 湖南大学, 2017(06)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