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基本框架（论文文献综述）
张世定[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阳斌[2]（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欧阳德君[3]（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认为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胡兵[4]（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邓俊丽[5]（2016）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着力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机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替代率、收益率、养老金发放等方面;研究焦点集中在缴费率是否高、替代率是否低、国家责任如何承担、个人责任如何体现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研究则比较少,整体系统性研究就更少。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基础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即价值取向优势和制度立场全覆盖优势,实践性优势即多主体责任共担、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优势,系统分析了优势的形成、现实形态、影响优势发挥的因素及优势充分实现的路径等基本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共22万字。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创新与不足进行了基本说明。正文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本文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分别对养老保障制度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制度优势分析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维度作了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及每一个进程中的实质性进步作出了概括和总结,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的基础知识框架。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和实践性优势进行了深入论证,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其本身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方向以及未来制度建设和改革任务都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探讨部分,论证了制度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充分的实现路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整体性总结,并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研究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形态方面的创新和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观等都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表现提供了逻辑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都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逻辑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理性认识过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型下不断探索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具体制度的科学实践过程,就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从其历史渊源看则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程中,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宪法、劳动保险条例、养老保障制度及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框架,两者一脉相承、前后相继,逻辑而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新世纪以来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制度缺失的弥补任务,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一体化的升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势逐渐清晰化并不断得到强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建构过程秉持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吸取借鉴了西方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理论、代际正义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关于制度优势分析的合理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养老的科学思想,弘扬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敬老养老的思想精华,借鉴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运行的基本经验,改革了建国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被影响的表现,才能合理分析影响优势发挥的原因,才能科学规划制度优势充分实现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王锐[6]（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王文雅[7]（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主题作为中心问题,它是理论的总纲,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或称为“根本矛盾”,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关键,一般根本矛盾只有一个。理论主题的建构,是以理论为对象,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一种主题建构。理论主题由于是带根本性特征的中心问题,一般而言,只有一个。理论主题的解释功能、引导功能、支撑功能,均需要在明确理论范围的前提下得以释放。理论范围的大小,框定了主题作用的幅度。理论主题的确立,意味着理论域的中心概念得以确立,过去的理论能够由这个主题串联起来,起到揭示思维活动规律的作用;将来的分支理论、补充理论将能够借助这个主题的指引进行创新。研究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是为解决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更改原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来建构新体系、再探索新体系主题的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自有其概念、范畴、成立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第一层含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动态性。就当前来说,它暂时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对应四个维度的解释功能。与此相适应的,是其理论主题的归纳和概括,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构建,也应当体现出鲜明的动态性,以符合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第二层含义,基于主题本身蕴含的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辐射范围,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就目前已知的范围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初级阶段上的主要形态。它承载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以及中国梦的民族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第三层含义,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线索。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的矛盾,横跨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关照。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从2017年起,成为牵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短板和动能。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略有区别。后者更加强调坚持、发展,前者更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二者并无根本冲突,仅只是前后相继的关系,确立和推进的关系。至于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主要矛盾转化的缘故,也略有不同。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初衷,是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主题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于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前者于后者,是包含关系。两者都有发展任务,兼具发展追求,差异在于发展的层次、程度、发展各比例跃迁的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在理论主题内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更强调“推进”,改革开放40余年的理论主题更注重“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不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也有别于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是一个新范畴,带有总体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建立而言的。坚持和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的。因此,这个理论主题的内涵,就是要持续破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功能、实现条件的陈旧理解,在批判中丰富和发展相关认识;以动态方式把握动态逻辑,更新观念;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性,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理论主题不是主观臆造的,是由中国客观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接力探索而逐渐明晰的,这是一个认识和深化理论主题的历史过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成立条件包括: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实践主题是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国情没有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连续稳定,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以贯之,理论品格——与时俱进永不褪色。论文综合了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学科的知识,运用文本研究法、过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考察这个主题。全文结构方面,通过界定概念、探讨“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章来考察理论主题。深入阐述核心观点,得出以下结论:1.明确在新时代及以后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所依据的理论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明确坚持和发展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辩证统一的,思维领域和生产实践领域均需辩证发展。4.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不断解放思想。5.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方向。6.明确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7.强调继邓小平理论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后,继续探索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论文通过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疑问,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核心观点。这对于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及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揭示建设现代化强国理论诉求、判断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实践走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任务、促进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有积极意义。
徐田[8]（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顾超[9]（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刘瑜[10]（201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探索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付诸中国实践并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重大成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艰辛探索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我们党不断深化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国人在反思中国积贫积弱原因后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但结果屡屡碰壁失败。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我们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过程中,我们吸收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建设和改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与此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然性和持续性,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并且指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观（简称习近平制度观）。综上所述,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不断实践中形成的,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有鉴于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学理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梳理、阐释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习近平制度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篇博士论文的主题和主线。论文由五个章和引言、结语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整个研究的任务和方法进行说明,对现阶段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析。正文由五个章构成,第一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概括,其中包含马克思研究制度的方法论。第二章主要是阐述毛泽东时期制度建立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理论的渊源和基础。第三、四、五章主要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第三章以历史梳理为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时期的建设和发展作总体性的叙述,第四章重点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创新经验及理论成果,第五章对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制度观作梳理、总结和提炼。结语部分在对全文作提纲挈领的概括外,还论述了习近平制度观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论文的主要观点有:马克思制度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讲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包括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以及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分析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在制度分析中的运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新社会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1956年代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立足本国实际,善于吸收借鉴苏联经验,进行有益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思想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改革入手,着手进行制度建设,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泽民承前启后,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初步形成。胡锦涛时期继续推进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丰富,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首先,它是一种社会形态。其次,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由四个层面的制度构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法律体系、体制机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既属于同一层次,又有所区别,基本制度要正常运行,则需要体制机制等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和经济两大部分,具体制度则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制度系统,其内涵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断丰富。理论创新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创新的重要条件。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制度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新发展、新成果。它的理论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要理论基石是我国社会主矛盾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制度观内涵丰富,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方位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制度定型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制度自信等内容。习近平制度观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基本框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基本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5）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ca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六、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养老保障基本概念 |
| 一、老龄化及其发展速度 |
| 二、养老及社会养老 |
| 三、社会保障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
| 四、社会养老保障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社会养老保障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养老保障的历史渊源 |
| 二、社会养老保障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分析:理论、框架与维度 |
| 一、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分析理论 |
|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分析框架 |
| 三、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分析维度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试步时期(1949—1986) |
| 一、养老保障制度的创立(1949—1966) |
| 二、养老保障制度的失调(1966—1976) |
| 三、养老保障制度的修复(1976—1986) |
| 四、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试步时期的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社会化改革探索时期(1986—1992) |
| 一、确定了养老保障制度的中国特色和社会化方向 |
| 二、提出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三、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试点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系统建设时期(1992—2008) |
| 一、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建设时期(1992——2000) |
|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调整完善时期(2000—2008)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升级时期(2008年至今) |
| 一、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升级的背景 |
| 二、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升级的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内生性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价值取向优势 |
| 一、制度变迁中的价值取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价值取向变迁 |
| 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优势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立场优势 |
| 一、所有制与养老保障 |
| 二、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求主体全覆盖历程 |
| 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立场优势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践性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多主体责任共担优势 |
| 一、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中的责任 |
| 二、个人在社会养老保障中的责任 |
| 三、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障中的责任 |
| 四、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多主体责任共担机制的变迁发展 |
| 五、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多主体责任共担优势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适应性优势 |
| 一、制度有效性与制度适应性 |
| 二、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适应性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适应性表现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优势 |
| 一、可持续与经济社会发展 |
| 二、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提出过程与合理建构 |
| 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优势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的制约因素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的制约因素 |
| 一、养老保险的地区和行业差距制约公平价值取向优势的发挥 |
| 二、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低参保率制约全覆盖优势的发挥 |
| 三、养老保险的高缴费率和不合理结构制约多主体责任共担优势的发挥 |
| 四、养老金的转移接续困难制约可适应优势的发挥 |
| 五、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制约可持续优势的发挥 |
| 第二节 影响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的原因分析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落后是制约制度优势发挥的根本原因 |
| 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定位不准确是制约制度优势发挥的重要原因 |
| 三、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不明显是制约制度优势发挥的直接原因 |
| 四、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水平落后是制约制度优势发挥的管理原因 |
| 五、个人参保的消极被动是制约制度优势发挥的主观原因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充分实现的具体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多维价值取向体系 |
| 一、以群体公平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分配价值取向 |
| 二、以代际公正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价值取向 |
| 三、以发展正义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终极价值理念 |
| 第二节 构建中国特色一体化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
| 一、一体化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建构必要性 |
| 二、一体化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构建 |
| 三、一体化多层次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构建 |
| 四、一体化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构建的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探索农村一体化多层次养老保险渐进路径 |
| 一、农民收入是制约农村和全国养老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二、土地在农民增收和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
| 三、土地换保障嵌入一体化多层次养老保险路径 |
| 第四节 合理引导家庭养老嵌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
| 一、家庭养老嵌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 |
| 二、家庭养老嵌入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
| 三、家庭养老嵌入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 |
| 四、家庭养老嵌入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具体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主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 |
| 第一节 主题与时代主题、实践主题、理论主题 |
| 一 主题与时代主题 |
| 二 主题与实践主题 |
| 三 主题与理论主题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 |
| 一 社会主义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 |
| 第二章 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李大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初设想 |
| 一 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特性论” |
| 二 主张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
|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 |
| 一 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任务 |
| 二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的认识成果 |
| 三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之前的探索 |
| 第三节 邓小平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思想 |
| 一 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三个基本问题 |
| 第四节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最新认识 |
| 一 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 |
| 二 习近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时代课题的认识 |
| 第三章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在中国的体现 |
| 一 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 |
| 二 坚持和发展生产力原则 |
| 三 坚持和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本质原则 |
| 四 坚持和发展实践第一原则 |
| 五 坚持和发展公有制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辨析 |
| 一 相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中国特色 |
| 二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有中国特色 |
| 三 不仅坚持社会主义而且发展中国特色 |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
| 一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化认识 |
| 二 坚持推进实现中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
| 三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四 坚持党的领导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第四章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 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一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社会主义 |
| 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
| 三 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
| 第三节 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
| 一 在思维领域破除教条主义 |
| 二 在生产实践中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三 深化社会主义认识是一个思想解放过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情况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结论与思考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农业 |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制度理论研究的任务 |
| 二、制度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的重要观点和论述 |
| 一、唯物史观的维度 |
| 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维度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 |
| 二、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
| 三、制度变迁的主体、路径、方式和目的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历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整体观 |
| 三、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人本观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和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是基本方向 |
| 二、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 |
|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 四、“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的确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 |
|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
| 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偏差 |
| 第三节 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验 |
| 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探索制度模式时既要大胆吸收外来经验,也要立足本国实际 |
| 三、正确处理好制度与人之间关系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 |
| 一、揭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辩证关系 |
| 二、恢复和发展各项政治制度 |
| 三、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改革 |
| 五、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
| 一、党和国家各项政治制度的发展 |
| 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 |
| 四、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政治制度方面的新探索 |
| 二、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 |
| 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四、制度建设方面的新论述新成果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理论成果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结构 |
| 一、社会形态层面的基本制度 |
| 二、社会结构层面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比较中发展和完善 |
| 二、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先导和保障 |
|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根本保证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理论成果 |
| 一、关于社会形态层面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
| 二、关于制度本质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本质论 |
| 三、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
| 第五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观 |
| 第一节 习近平制度观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石 |
| 一、准确判断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习近平制度观的理论前提 |
| 二、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习近平制度观的理论基石 |
| 第二节 习近平制度观的丰富内涵 |
| 一、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全方位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的制度改革 |
| 三、制定实现制度建设定型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
| 四、制度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制度建设 |
| 六、深刻揭示制度自信与“四个自信”的内在关系 |
| 第三节 习近平制度观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 一、习近平制度观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新发展 |
| 二、习近平制度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创新成果 |
| 结语:深化认识和深入研究习近平制度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基本框架（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4]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D]. 邓俊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研究[D]. 王文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9]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理论研究[D]. 刘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