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人口·就业率·生活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管斌彬[1]（2016）在《我国延迟退休改革中社会利益的分化与整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并进,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中等偏上水平的国家。此后三年持续稳步增长,分别达到5436美元、6076美元和6629美元。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逐步改善,人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发展与稳定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的进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十分强烈。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效应带来了我国人口结构的急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延迟退休年龄成为政府破解这一难题的必然选择,而当官方信息披露之后,社会各利益集团都从自己的得失出发,表达诉求,赞成的、反对的、质疑的、忧虑的都有,利益分化与观点分歧立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后,虽然反对声渐弱,更多的由延迟退休是否必要转向了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制订,如何整合各利益集团诉求?学者们依然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成为社会各界纷争的焦点。本文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并进行基于我国国情的检验或修正的基础上,以多学科视野分析延迟退休改革中社会相关利益集团的分化,具体分析延迟退休政策的利弊得失及其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继而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整合各利益集团诉求的我国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改革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并对实施本方案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宏观预测,最后得出六点结论。全文共分十二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介绍选题的缘由、背景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首先将国外研究文献按社会保障政策、劳动者个体异质性、雇主的态度和环境等四个要素,综述对劳动者退休行为的影响。接着介绍国内学界围绕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青年劳动人口就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源成本、老年人口抚养比、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和劳动者利益保护等六个问题展开的争鸣。继而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简要评述。第三章概述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现实背景。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人口红利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收入再分配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博弈论等理论,为我国延迟退休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加快,人口问题（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延长、工作年限与退休生涯的比率持续降低、人口红利逼尽、企业缴费负担偏重和养老金制度的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等）、社保缴费和养老金制度所产生的利益分化,以及养老金制度的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等现实状况,构成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充分理由。第四章回顾我国退休制度及其社会利益关系的演进历程。首先阐述了我国古代“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的养老文化和“官本位”的退休与社会养老制度,接着简要回顾了我国近代商业保险的萌芽与发展和中共建党初期社会养老保障的思想准备与实践,继而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梳理了我国退休年龄与社会养老制度的历史演进,并分析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与养老制度的实施现状与缺失。第五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点及其归因,参考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开展民意调查与结果研究,从整体上分析延迟退休改革中的利益分化,以及因利益分化导致的关于延迟退休的观念分歧和决策困难。第六至八章分别基于个人、企业和国家三个视角,分析我国延迟退休中的利益分化。延迟退休对个人利益分化的影响分析,分退休人群、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和新成长就业人口三类进行;以所有制视角分析延迟退休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利益分化的影响;从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整体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影响等维度,分析延迟退休的利弊得失。第九章基于博弈理论,对我国在延迟退休改革中整合社会利益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评析,并对利益整合进行理论思辨。首先对我国深化改革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评估,接着从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和具体的三个维度,阐述笔者对我国延迟退休“公平”的看法。第十章是我国延迟退休与利益整合的国际经验借鉴。在介绍OECD主要国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背景、做法和正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其对我国延迟退休和养老制度改革的五点启示。第十一章提出了我国延迟退休中的利益整合方案与对策建议。提出了延迟退休方案设计的指导思想、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实施步骤,还提出了延迟退休提高和不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两套方案,分别通过计算,进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并提出了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第十二章为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杨柠泽[2]（2020）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及其收入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发展,正在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形态,深入地改变了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构建“互联网+三农”的体系中,农户作为农村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小生计单位,也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在整个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嵌入到农户生产与生活中,其特性具有的创新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将直接对农户的生计活动产生影响。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生计问题一直也被我国政府持续关注。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农户生计资本、生计抉择与生计产出（收入）是研究农户生计问题的重点。农户生计抉择的多样化以及收入渠道的增加是提高农户生活质量、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以及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以及数字乡村战略的背景下,揭示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收入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探究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引导农户科学地利用互联网进行就业创业、实现农户增收、为中国农村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提供相关政策参考。本研究在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信息沟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职业最优搜寻理论等相关理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6887份农户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以及分析不同生计抉择下的农户收入效应,并探讨了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具体如下: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基于全信息理论探究互联网嵌入的信息效应,进一步运用信息沟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其次,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通过生计资本对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再次,基于职业最优搜寻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农户收入效应;最后,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结果表明: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促进作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具有直接影响,通过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第二,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采用极值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度,其结果表明:农户整体的生计资本水平偏低;其中,人力资本指数>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指数;其次,运用OLS回归和似不相关回归（SUR）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再次,通过选取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前因后果”的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最后,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互联网嵌入时长以及互联网嵌入目的均能够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其中,互联网嵌入时长与农户生计资本具有“倒U型”关系,当嵌入时长小于4.785（h/每天）,互联网嵌入时长会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提升;针对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互联网嵌入时长和互联网嵌入目的均对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自然资本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第三,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首先,通过多指标划分法和两步聚类分析法将生计抉择划分为三类,务农主导型为1985户,务工主导型为4306户,创业主导型为596户。进一步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其次,通过选取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的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再次,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和标准化系数乘积法检验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和互联网嵌入目的促进农户选择务工及创业主导型。相对于务工主导型,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和互联网嵌入目的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社交娱乐频率和互联网社交娱乐目的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的影响分别大于互联网工作学习频率和互联网工作学习目的;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互联网嵌入时长对务工和创业主导型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表明互联网嵌入时长小于3.5（h/每天）,农户选择务工或创业的概率越大。相对于务工主导型,互联网嵌入时长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起到促进作用;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选择务工及创业主导型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均在其影响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第四,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效应。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及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的影响,进一步运用OLS回归分析了互联网嵌入频率、嵌入时长以及嵌入目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其次,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再次,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分析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修正了样本自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着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效应）;互联网嵌入频率越高越能够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其中,互联网工作学习频率对农户创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社交娱乐频率对农户务农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嵌入时长与农户家庭收入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根据测算出的特定值与其平均值相对比可知,互联网嵌入时长会显着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互联网嵌入目的能够显着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其中,互联网工作学习目的对农户务工收入与创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社交娱乐目的对农户务农与创业的影响相对较大。综上所述,互联网嵌入对农户收入的收入效应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务农收入和创业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自然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充分利用互联网嵌入的连通性,加强农户的互联网嵌入程度,使其高效地连接信息、连接亲情以及连接财富,为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提供保障。第二,引导农户合理地运用互联网,充分发挥互联网嵌入对优化农户生计抉择和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作用。第三,重视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通过互联网技术人员、村干部和村中能人等的指导和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农户对互联网的了解和使用,从而提高农户进行生计抉择时的生计资本存量,有助于农户收入的提升。第四,政府应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农村地区网络建设质量。第五,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体系,出台互联网技术的财政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户互联网嵌入程度。总而言之,只有农户将互联网有效的嵌入到生产生活中,政府才能高效地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以及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研究视角方面。从互联网嵌入角度研究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效应的相关研究较少,且深度不够;更少有文献关注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在数字乡村战略的背景下,互联网嵌入到农户生活与生产中,对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并揭示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拓展了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效应研究的视角,是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有效补充,以期弥补互联网与农户生计研究的不足,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第二,研究内容及方法方面。本文重点关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将信息沟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职业最优搜寻理论运用到本研究框架中。本文选取的互联网嵌入不仅包括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还考虑到互联网嵌入频率、嵌入时长以及嵌入目的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五个方面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度。采用多指标划分法和两步聚类分析法将农户生计抉择划分为务农、务工和创业主导型。进一步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和标准化系数乘积法进行实证分析。第三,内生性处理方面。已有文献在分析互联网对农户就业创业以及其收入影响的过程中,仅选取工具变量对其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实际上,由于弱工具变量和局部平均处理效应问题,会造成估计参数过大。因此,本文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后,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运用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的方法再一次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陈欢[3]（2019）在《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文中研究说明早期保教是保障儿童身心安全与健康、奠定儿童终身学习基础的社会公益事业,让所有儿童接受高质量早期保教是促进社会公平、培养未来人才的重大民生工程。但是,囿于公共财政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如何实现早期保教优质普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推进了学前教育市场化,依靠社会力量实现了供给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普及水平的稳步提升。但同时也要承认,我国学前教育底子薄、欠账多,在市场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入园难”、“入园贵”和部分私立幼儿园价格虚高、过度营利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党和国家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全力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背景下,探索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耦合路径,是实现公办民办并举、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的必然诉求。英格兰0-5岁早期保教虽然也主要由社会力量供给,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已经基本普及了优质的服务。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学前教育市场失灵的困境,基于市场参与者有机联动的微观经济学视角,采用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的史料收集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的史料分析方法,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进程进行了历史研究。研究发现,英格兰政府从参与市场和塑造市场两个维度,构建了以直接供给、委托代理、规制管理、市场支持和市场信息五大干预杠杆为主轴的市场失灵干预框架。本研究根据该框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与保教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对三大历史阶段的比较分析和对干预成效的评鉴,为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治理提出了启示与借鉴。全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对英格兰政府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进行了学理分析。本章阐述了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表现以及政府干预的一般策略,并基于对早期保教服务私人与社会价值的分析,说明了早期保教市场失灵的特殊性、必然性和可采取的应对举措。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的目的是通过建设“有为政府”实现“有效市场”,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规避市场失灵。第二章描绘了1948年至1997年,英格兰政府有限干预致使早期保教市场粗犷扩张的历史阶段。本章分别追溯了英格兰公立、私立早期保教服务的产生缘起,说明了公立供给兜底功能的由来,以及私立供给多样性的原因。英格兰政府为了保护儿童的安全,对私立早期保教强制注册和督导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由于规制管理十分有限而且不成系统,原生早期保教市场呈现学位供给地域均衡性差、保教质量稳定性低的特征。第三章呈现了1997年至2007年,英格兰政府全面干预促进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儿童中心和早期卓越中心赋予了公立保教全新的时代意义,免费学位政策则通过购买私立部门的服务刺激了私立供给的增长。在市场塑造方面,初步建成了以法定质量标准、师资从业标准和注册督导制度为内容的规制体系,并确立了市场支持结构的基本形态。地方治理是这一阶段在中央统筹下产生的新事物,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历经了从伙伴关系成员到民主战略领导的转变。全面干预取得了卓越成效,推动了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实现了质量的基本稳定和供需的基本平衡。第四章追溯了2008年至2018年,英格兰政府深化改革但引发早期保教市场发展困境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强化了公立部门的兜底功能,扩大了学位购买的范围并提高了拨款透明性,但整体参与程度因财政紧缩而降低。在市场塑造方面,不断修订以儿童为中心的法定质量标准及其配套的监管制度和师资要求,不断扩大家庭保教支出补偿范围。在地方治理方面,进一步规范了协同委托市场管理流程,加强了保教信息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但解除了地方政府质量支持的法律责任。继承既有干预框架、深化市场作用的改革思路引发了早期保教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第五章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进行了评鉴,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本章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对1948年以来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政策工具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虽然英格兰政府基本有效应对了市场失灵,但只有超越市场话语体系、深化政府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基于英格兰经验,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在宏观治理层面应协调三大政策目标间的冲突、把握五大干预杠杆间的平衡;在中观治理层面,应注意坚守公办学前教育的价值归属、研发儿童中心的过程质量实践标准、健全注册督导制度、建设质量信息公共平台;在微观治理层面,地方政府应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切实推动供需平衡和有效支持质量提升。
马春华[4]（2019）在《亲职假政策现状及其影响跨国比较研究和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亲职假是为了给父母提供不辞职、不中断就业而能在家照顾孩子的时间,是和工作父母及儿童福祉相关的假期政策,主要包括产假（母职假）、陪产假（父职假）和育儿假（父母假）等。世界各国大多数都出台了有关亲职假政策,但是假期长度、假期津贴额度、假期覆盖面以及假期津贴的筹资方式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受到国际公约等的影响,更受到各国福利体制的影响。不同福利体制国家的亲职假政策存在着明显差异,它们和性别平等、总和生育率、妇女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产假长度和津贴额度都有改善,但是无论是亲职假的种类、长度还是覆盖面,中国都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需要中国在进一步设计亲职假政策时仔细考虑。
俞路[5]（2006）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空间极化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方针和思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之前的数十年中，国家一直试图实现经济发展的空间平衡。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试图利用区域发展政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空间重构，平衡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并且国家动员和组织了东部人口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来满足中西部地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但是这明显违背了人口迁移的自然法则，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人们往往趋向于迁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国家的政策却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意识到以前所犯的错误，开始改正其人口迁移政策，取消了很多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的规章制度。人口迁移受市场经济影响日益强烈，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人口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迁移，区域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发生了大逆转。人口迁移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强烈影响着人口迁移的流向和流量，从而影响到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 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源分配（尤其是投资）的最终权利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国家对各地区的发展策略将会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人口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样受到国家的支配与控制，国家根据地方需要，将相应的人力资源布置到当地，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国家在区域政策上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人口迁移的流向与分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改变了强制性的人口迁移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型的人口迁移政策，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需要强烈影响到人口迁移的流向与分布。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劳动力需求很旺盛，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中西部很多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需求不足，劳动力过剩，因此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人口分布是人口发展过程的空间表现形式，它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区域结构特征。同理，迁移人口的分布也同样受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强烈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区域经济的格局变化来体现出人口迁移的流向与分布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前，迁移人口的分布明显存在着均衡化的趋势，迁移人口的分布如同洒胡椒面一样，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而改革开放之后，迁移人口的分布明显存在着集聚的趋势，迁入人口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迁出人口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的一些人口大省。根据笔者的研究，无论是从大区域的
杨芳[6]（2019）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但要素供需不平衡、生产条件不完善、制度配给不充分,使得小农经济基础依然薄弱。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费孝通,1948;梁漱溟,1949）,与市场机制共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何清涟,1998;Allen et al.,2005）,从而有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人情-面子”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特殊媒介。无论是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共恰互助,还是地理上的不可分割,亦或是基于文化传统上的传承共融,在既定社会环境下,农户家庭均形成了以血缘、旧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然而,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职业转换,催生出的以业缘、新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网络,并包含了丰富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分化过程中,农户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改善。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农地“三权分置”大大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动性,为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要素支持,进而改变其他生产要素匹配状况,促使农户生产决策发生变动。在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探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厘清“农户”“社会网络”“农户生产决策”等概念的基础上,以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转型时期农户社会网络的动态分化特征,重点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农地流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物质资本投入（流动性要素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受要素配置约束较为明显的种植决策问题。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反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要素投入决策和反映“粮食安全”的农户种植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是怎样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包括:（1）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作为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外延、边界的准确把握,是本文的逻辑起点;（2）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和农户生产决策事实特征描述。对农户社会网络和生产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展现研究问题宏观现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农户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初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挖掘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为统计推断和实证研究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3）社会网络对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其一,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是各生产要素联合匹配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决策具有特殊性。因此,首先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予以验证。其二,在土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两个投入决策的影响;（4）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较为明显等特征,最后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此外,在微观数据的验证过程中,还尝试了从农户异质性、区域差异性等维度进行了分析;（5）优化农户生产决策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以改善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为目标,从加强城乡要素流动性、改进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等方面,构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并呈现出传统封闭和现代开放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社会。“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传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要素的流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整体上表现出了分化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沿海工业化村庄和华南宗族型村庄仍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而北方分裂型村庄和长江流域原子型村庄内聚力逐渐减弱,内部结构更加稀疏松散。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为农户社会网络分化提供了外部条件。（2）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看,随着转型时期市场深化改革,新型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而传统社会网络的影响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户提供异质性资源（包括通过业缘和新地缘等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信息、技术,通过人际交往培养的生产经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从而促进了农户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这与Granovetter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相似,前者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同质性,后者则相反。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新型社会网络在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中发挥着更加显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3）传统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显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化的渗透作用下农户社会网络开始分化,并表现出两极化特点,即传统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化。经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网络并未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提供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并表现出了农户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弱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强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而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4）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有所提升。农户社会网络既有利于农户农业流动性要素投资,也有利于农户机械投资。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仍然对农户流动性要素投资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符合农业机械使用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机械作业主要来源于机械服务,而非机械购买（Y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工经济和农业服务外包的出现。另外,在不同的流动性投资阶段,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也有所不同,即在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社会网络与农户流动性投资呈U型关系。但对农户的机械投资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相对成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有关。（5）传统社会网络对农业劳动力投入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选择和生产要素联合决策等原因,新型社会网络并未通过扩大劳动力约束边界而使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从区域层面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生变化;而从作用程度看,东部地区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中西部相对较小。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调整幅度较小,并未发现土地转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但土地转出在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发生了中介效应。（6）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在总体上表现出了“离农”趋势。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农户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即农户社会网络的扩张及分化均导致了农户趋于摆脱传统种植业的发展趋势。从农户异质性看,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纯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兼业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兼业户的粮食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种植决策。从区域差异性看,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且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非粮化”的种植结构。根据分析结果,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也符合转型时期小农的发展需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小农户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出发,考察了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对其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生产决策中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社会网络在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中并未发生显着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献中采用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相较于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分化角度去研究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及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创新性;（2）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赋值方法构建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社会网络分化、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的界定,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网络度量指标的选择,在CFPS中分别选择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网络异质性的变量对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进行量化。不仅弥补了社会网络度量单一性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国情农情情境下农户社会网络特征,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网络研究边界和研究范畴;（3）从社会网络资本属性的角度考察了小农户的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匹配和组合,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某一种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农村“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交织的社会格局下社会网络在动态分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助于农户跨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鸿沟”或“资源鸿沟”,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路径,进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框架构建上表现出了创新性。
张伊丽[7]（201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养老金制度不仅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和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现代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本文在阐述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演变和改革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效应,特别是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企业发展、劳动力市场、社会储蓄、国民消费和国家财政等方面的影响,深入分析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对公共养老金的财政收支、公共养老基金以及不同年代人们的养老负担和养老金受益水平的影响等,指出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制度缺陷与发展方向,为日本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养老金制度提供政策建议。目前来说,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问题”和“财政问题”两个方面。“制度体系问题”是指,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基本养老金和报酬比例养老金的功能定位等存在较大问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有待提高。“财政问题”是指由于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日本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务危机,国家财政压力加大。首先,本文结合公共养老金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经济理论基础,论述日本国民的晚年生活对公共养老金的高度依赖性,指出公共养老制度在日本现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演变的梳理,着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对“国民皆年金”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构建、两层次公共养老金制度构架的形成、“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的引入等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进行深入剖析,指出不同时期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重点及其特征。其次,论述日本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模型,详细分析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三大公共养老金的财政模式、缴费状况和受益水平等,深入论证2004年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引入的“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作为日本独特的养老金核算方式的实际效应及其意义所在,并着重剖析日本公共养老金的财政状况、公共养老基金的运营效益和日本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社会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企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国民储蓄和家庭消费等方面的影响,重点考察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而总结得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制度缺陷。再次,在比较分析各种改革方案和制度争议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路径,特别是对各方热议的将公共养老金的财源由“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消费税”、改现行的“现收现付制”财政方式为“基金积累制”的财政方式、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以及如何缩小公共养老金的代际差别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今后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文章将在总结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今后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政策选择。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符合年龄条件的所有国民为参保对象的国民养老金（也称为基本养老金）制度,第二层次是以一般企业职工为参保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制度和以公务员等公职人员为参保对象的共济养老金制度所构成的雇员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的参保对象按其职业的不同可以分为第1号被保险人（农林渔业等自营业者）、第2号被保险人（加入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人员）和第3号被保险人（第2号被保险人的配偶）。以第1号被保险人为参保对象的国民养老金于2002年开始出现财务收支赤字,之后,国民养老金的财务赤字不断扩大。1998年,厚生养老金的收支盈余开始逐渐减少,至2003年日本厚生养老金也出现了财务赤字,2005年以后,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的不景气更是大大影响了厚生养老金保险费的收缴,日本厚生养老金的财务赤字迅速扩大,而且,日本的各类共济养老金制度因为参保人数的减少和领取共济养老金人数的增加也陆续出现财务赤字。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财政赤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提高公共养老金的保险费（率）、下调公共养老金的支付乘数,并逐步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起始年龄等,从而引发了公共养老金受益水平的代际不公和养老负担不断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2004年日本又进行了一次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旨在能够构建一个“一百年安心”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此次养老金制度改革规定：2017年后不再上调公共养老金的保险费（率）,引入“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以合理调整公共养老金的支付标准,维持公共养老金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信任感。但是,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以来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加之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空洞化问题和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的不公平现象等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国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抱有怀疑态度,日本政府必须在尽快摆脱经济困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提高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与稳定性,充分发挥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效应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日本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采取的“修正式的基金积累制”（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财政方式,日本目前仍保有约120万亿日元的公共养老基金,对已有的养老基金如何进行投资运作以提高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弥补公共养老金收支失衡的问题,这也成为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今后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恶化了国内投资环境；②劳动力需求市场受到抑制,社会产能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到一定影响；③个人和家庭的消费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市场的低迷；④个人和家庭的储蓄下降,国家的财政压力加大,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与稳定性较差。关于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措施,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有必要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相应改革,提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有效解决公共养老金的财务收支赤字,以保障养老金制度的健康发展。首先,对于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改革：①改固定保险费为国民养老金保险费率,切实解决国民养老金空洞化问题；②将非正式职工纳入厚生养老金制度、扩大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参保范围,提高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③规定第3号被保险人的养老保险费由第3号被保险人家庭承担,消除公共养老金制度内的不公平现象；④设立报酬比例养老金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制）,基本养老金采取现收现付制财政方式,确保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⑤统一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保险费率和参保条件,逐步将共济养老金并入厚生养老金制度,促进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其次,有效解决公共养老金财务赤字：①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适度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起始年龄,缓解劳动人口不足和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压力；②上调浮动调整率、延长“宏观经济浮动率调整机制”的实施年限,适度抑制公共养老金受益水平的上涨幅度；③降低高收入家庭的养老金支付标准、依据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确定保险费率,确保公共养老金收益率的相对平衡；④设立专门的以提高福利为目的消费税或者提高现有的消费税税率,提高公共养老基金的运营收益,尽可能在保障公共养老金财务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与稳定,促进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应从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吸取一定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我国应适度提高退休年龄,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有效解决养老金的资金缺问题口；其次,拓展筹资渠道,加大政府对养老金的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占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再次,提高基本养老金的统筹水平,统一基本养老金的缴费与支付,消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养老金负担与受益水平的差异,并逐步推进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消除制度内的不公平现象；最后,将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账管理,积极拓展养老基金的投资渠道,规范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模式,构建安全、高效的养老基金运营机制,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投资能力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提高公共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季彩君[8]（2016）在《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研究 ——以苏中地区为例》文中指出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出现的—个特殊弱势群体,其核心问题是教育问题,但其涵盖的范围远超过教育问题,是多种矛盾与冲突综合性的客观体现,属于综合性社会问题。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抚育作用不能由一女或一男单独负担,有了母亲还得有父亲。”当大范围的“父亲”、“母亲”缺位后,留守儿童在学业、情感、心理、性格、行为等诸多方面,必然出现严重的偏差。妥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为其提供必要的教育支持,是避免留守儿童教育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掉队者,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围绕留守儿童教育这一主题,本文遵循“提出问题——揭示问题——确认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研究。在文献述评基础上,分析了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根源,阐述了伦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从留守儿童教育的现状调查出发,将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对留守儿童的构成、生活状况、学习品质、心理健康、教育支持等方面进行全景式的梳理与分析。在调研基础上,深入剖析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制约因素,厘清留守儿童教育支持面临的主要挑战。遵循从治标到治本、失调到协调、外在到内在的基本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着手构建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并阐述其运行模式与实施策略。首先,从分析我国特有的留守儿童现象出发提出问题,阐明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价值意义；对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教育支持及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论述了研究的目的、内容、思路与方法,为后续科学规范地开展研究打下基础。对国内外留守儿童教育相关研究进行较为客观的述评,并阐述已有研究对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研究的启示。透过留守儿童现象的起源和历史,描述不同时期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揭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通过阐释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以多学科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为运用跨学科视角分析留守儿童教育支持奠定了理论基础。运用自主编制的《留守儿童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研究以苏中T市G地区为例,对留守儿童的基本构成、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学习品质、心理健康、教育支持等状况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学习状况、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将教师问卷与学生问卷进行印证分析。进入研究现场进行案例研究,进而勾勒出留守儿童教育的现状特征,得出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判断。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产生,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的建构需要全方位立体建构。本文从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体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努力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影响留守儿童教育的真正原因。试着提出“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留守儿童”多中心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运行模式、实施策略以及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建立留守儿童教育支持长效机制、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提供了路径选择。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改变留守儿童在整个社会结构和教育系统中的弱势地位,治标更需治本。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社会和个体通力协作、共同努力,才能改变过去补救式、被动式、短效式的解决方式为预防式、干预式和长效式的解决方式,真正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张琳[9]（2019）在《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自2013年开始,“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相继实施,这是我国调整人口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人口调控举措。然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实际人口出生状况并未达到预期且相距较远,而且女性在劳动市场表现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显现,女性低生育意愿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弱势地位并存,一方面阻碍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女性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因此生育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矛盾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有效性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育龄期女性为研究对象,以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为研究范畴。在准确界定女性生育含义及其测量指标、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概念及其主要分析内容、“惩罚”效应含义及其使用范围的基础上,侧重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三个环节的具体影响,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参与状况、劳动力市场过程的就业稳定性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工资收入三个方面。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客观分析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和“惩罚”效应。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聚焦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的主要原因,并为缓解女性生育和就业矛盾、促进职业女性理想生育意愿的实现和完善女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提供有效的政策干预视角。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从劳动参与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产生显着的“惩罚”效应,但对男性劳动参与影响不显着,且生育数量越多女性劳动参与概率越低。女性生育行为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概率平均下降11.74%;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下降6.67%。学龄前孩子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有负向影响,尤其是0-3岁孩子对女性劳动参与存在显着的“惩罚”效应。0-3岁孩子的存在使女性劳动参与概率显着下降16.38%,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受0-3岁孩子的负面影响更高,达到了 19.96%。从就业稳定性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生育会提高女性就业中断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对男性影响不显着。女性生育行为可能导致其就业中断发生的概率显着提高10.15%。已生育女性中,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女性就业中断的概率将提高3.96个百分点。具体地,与生育1个孩子的女性相比,女性生育2个孩子则就业中断概率将提高4.75%,反映了生育数量越多女性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越差。有0-3岁孩子会使女性就业中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提高7.5%,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惩罚”效应逐渐消失。此外,在不同经济所有制部门中,私营经济部门的女性就业稳定性最差,私营经济部门已生育女性发生就业中断的概率会显着增加10.86%。0-3岁幼儿照料安排使私营部门女性发生就业中断的概率显着增加7.37%。所以私营经济部门的女性就业稳定性更容易受到生育的影响。从工资收入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研究结论如下:在不同收入分布水平上,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女性工资收入将显着下降8.11%-9.28%,具体的,生育两个孩子对所有收入水平的女性均存在“惩罚”效应,且无论生育数量多少,低收入的女性都会面临稳定的生育收入“惩罚”。0-3岁孩子照料对中等及以下收入水平的女性会产生“惩罚”效应,将使其工资显着降低11.9%-26.1%,且收入水平越低,0-3岁孩子照料的收入“惩罚”效应越大。地区差异进一步显示,东部地区中高收入水平女性面临较大的生育工资“惩罚”效应,而西部地区低收入女性受0-3岁孩子的收入“惩罚”效应比较突出。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还进一步总结和分析了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的具体表现,结果发现,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主要是由于女性劳动力市场保护的规范性不足和儿童托育服务不完善。同时,在梳理和总结国外劳动力市场保护和儿童托育服务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第一,要转变政策引领思路,构建生育成本社会化分担机制;第二,推进性别反歧视立法,发挥法律先行的基础作用;第三,关注0-3岁儿童照料,支持和引导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发展;第四,提供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帮助缓解女职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此外,女性自身也应梳理正确的工作家庭观念,理性对待职场和生育行为。
李思然[10]（2019）在《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平等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基石。社会平等不仅是社会物品的平等分配,更重要的是人与人地位与身份的平等,这深刻地体现为性别平等。瑞典是世界公认的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的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政策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即追求社会权利的平等,具有政策内容的相融性,政策发展的开放性,政策作用的强制性的共同特点。瑞典社会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政策法案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国家干预,实施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具有国家进行统筹的普遍主义特征。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于70年代逐渐形成独立的性别平等政策制度体系。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并不是一个由不平等到平等的线性的、简单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着不同的利益冲突,不断解决凸显的社会问题,不断转换政策目标,不断拓展政策领域,不断走出政策悖论的复杂的政策变迁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瑞典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性别平等意识的变化紧密相连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灵魂,通过总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形成了四个具体价值目标领域,确立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结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总体目标为:“确保女性与男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在总体目标下,建构了以维护政治平等参与权利、经济教育领域的机会均等权利、家庭角色平等权利、女性自身安全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体系。瑞典政府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开启了社会各项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新视角与新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一种优先策略,将性别平等作为目标纳入社会各项政策,将原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问题及两性平等问题带到了政府政策舞台的中心,实现了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拓广;瑞典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施过程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也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性别平等政策理念由追求家庭中女性的平等地位发展到追求两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性别中立,再到追求两性的社会平等权利的变迁;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由关注女性角色转向关注男女中性的平等关系再到关注男性责任的变迁;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家庭领域拓展到劳动力市场领域再拓广到社会各个政策领域的变迁。本文对瑞典社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即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研究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宏观背景的方面,在第二章对本文涉及的社会政策、瑞典的社会政策、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等基本概念演进及概念的涵义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阐述;分析阐释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与理论基础,以探究与解决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条件与理论资源问题。其次,从历时态方面,在第三章与第五章,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与梳理,系统分析阐释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出台、改革与演进的过程;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体系的建构过程;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悖论的形成与克服的过程;研究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体系的变迁与改革的过程;对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提出、实施、效果、启示与局限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再次,从共时态方面,在第四章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价值体系与内容结构及其政策实施的效果。以瑞典性别平等法案确定的性别平等政策的总目标与分目标为依据,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四部分政策内容及其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第四,从量化分析的方面,在第六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大量客观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建模方法以求证前述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并利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法对欧洲各国与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第五,从总结借鉴的方面,在第七章依据前述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分析与阐释,总结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从就业政策、家庭政策、妇女参政及社会性别主流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
二、家庭人口·就业率·生活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家庭人口·就业率·生活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延迟退休改革中社会利益的分化与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视角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三、观点创新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社会保障政策层面的社会利益整合研究 |
| 二、劳动者个体异质性对是否延迟退休的选择与整合社会利益研究 |
| 三、雇主对推迟退休的态度与整合社会利益研究 |
| 四、环境对退休年龄人口的影响与整合社会利益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与延迟退休的社会利益分化 |
| 二、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年青劳动人口就业与延迟退休的社会利益分化 |
| 三、关于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源成本与延迟退休的社会利益分化 |
| 四、关于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延迟退休的社会利益分化 |
| 五、关于养老基金可持续发展与延迟退休的社会利益分化 |
| 六、关于保护劳动者利益与延迟退休的社会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简评 |
| 一、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社会利益整合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国情 |
| 二、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理论研究争议的缘由 |
| 三、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争论的实质是其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的差异 |
| 四、“文化堕距”是我国退休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不可忽视的元素 |
| 第三章 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思想 |
| 三、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政策科学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借鉴与发展 |
| 第二节 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三节 人口红利理论 |
|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理论 |
| 一、不同学科对公平和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 |
| 二、公平与效率平衡是现代社会保障的核心建制理念 |
| 第五节 收入再分配理论 |
| 第六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第七节 博弈论 |
| 第四章 我国退休制度及其社会利益关系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的我国古代养老文化与制度 |
| 一、丰富的养老思想和多元的养老形式 |
| 二、社会保障组织的设置 |
| 三、“官本位”下的我国古代退休年龄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近现代社会养老制度的发展 |
| 一、商业保险业的萌芽与发展 |
| 二、中共建立初期社会养老保障的思想准备与实践 |
| 第三节 新中国退休年龄制度确立的背景及其演进 |
| 一、经济恢复时期退休与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 |
|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基本不变的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 |
| 三、改革开放以来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 第四节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与养老制度的实施现状与缺失 |
| 一、提前退休导致人力资源浪费 |
| 二、保护妇女权益的退休年龄制度演变为性别歧视 |
| 三、“一刀切”的退休年龄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
| 第五节 养老金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和政治风险 |
| 第五章 延迟退休中利益分化的整体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点及其归因 |
| 一、社会利益均衡阶段（1979-1984） |
| 二、社会利益初步分化阶段（1985-1992） |
| 三、社会利益分化加剧阶段（1993-2003） |
| 四、社会利益加速向特殊利益集团集聚阶段（2004-2012） |
| 五、整合社会利益加速时期（2013-现在） |
| 第二节 延迟退休与社会利益分化 |
| 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显着提高 |
| 二、工作年限与退休生涯的比率持续降低 |
| 三、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延长 |
| 四、人口红利消失逼近 |
| 五、社保缴费和养老制度与社会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对延迟退休的民意调查 |
| 一、民意调查概况 |
| 二、民意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
| 三、调查样本对延迟退休的态度分析 |
| 四、各利益群体对政府延迟退休政策的不同理解 |
| 五、本调查与人民网上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专项调查相关数据比较 |
| 第四节 利益分化对延迟退休的观念与决策影响 |
| 一、利益分化导致在延迟退休问题上的观念分歧 |
| 二、观念分歧使延迟退休具体方案决策困难 |
| 第六章 我国延迟退休中的利益分化：基于个人视角 |
| 第一节 延迟退休年龄对将退休群体的影响 |
| 一、对企业将退休人群的影响 |
| 二、对机关事业单位将退休人员的影响 |
| 第二节 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 |
| 一、迟退休年龄对企业年轻职工的影响 |
| 二、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公务员的影响 |
| 三、延迟退休年龄对事业单位年轻人员的影响 |
| 第三节 延迟退休年龄对新成长的就业人口的影响 |
| 第七章 我国延迟退休中的利益分化：基于企业视角 |
| 第一节 不同所有制企业最大养老保险缴费能力的差异 |
| 一、不同所有制企业最大养老保险缴费能力差异 |
|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能力差异的成因 |
| 第二节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缴费能力差异 |
| 一、国有和集体企业 |
| 二、外资企业 |
| 三、私营企业 |
| 第三节 延迟退休年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 |
| 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
| 二、对私营企业的影响 |
| 第八章 我国延迟退休中的利益分化：基于国家视角 |
| 第一节 延迟退休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延迟退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延迟退休对投资的影响 |
| 二、延迟退休对消费的影响 |
| 三、延迟退休对出口的影响 |
| 第三节 延迟退休对中央财政的影响 |
| 一、养老基金与财政补贴 |
| 二、养老基金总量与替代率变化 |
| 第四节 延迟退休年龄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
| 一、分税制导致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总量严重不足 |
| 二、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的收入与支出的区域差异过大 |
| 三、延迟退休年龄将缓解养老金缺口地区的财政压力 |
| 第九章 延迟退休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效率评析 |
| 第一节 博弈进化均衡论是我国整合社会利益的理论支点 |
| 第二节 深化改革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估 |
|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是相对低公平的 |
|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是相对低效率的 |
| 第三节 如何看待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公平 |
| 一、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
| 二、公平是一个相对的范畴 |
| 三、公平是一个具体的范畴 |
| 第十章 国际经验借鉴：基于OECD主要国家 |
| 第一节 OECD主要国家退休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影响养老基金积累和财政转移支付 |
| 二、提前退休和老年劳动人口就业率低，使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萎缩 |
| 三、老龄化导致劳动人口短缺并不断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 |
| 第二节 OECD主要国家退休年龄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重视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
| 二、提高养老金缴费率 |
| 三、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
| 四、建立公共养老金供给的调整机制 |
| 五、建立强制性养老金制度 |
| 第三节 OECD主要国家退休及公共养老制度改革的启示 |
| 一、促进最大程度的社会合意的达成 |
| 二、循序渐进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和男女同龄退休 |
| 三、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制度 |
| 四、提高公共养老金的投资受益率 |
| 五、由财政分批解决养老金的隐性债务 |
| 第十一章 我国延迟退休中的利益整合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延迟退休利益整合方案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 一、指导思想 |
| 二、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及其实施步骤 |
| 一、采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
| 二、辅之有条件弹性退休制度 |
| 三、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 |
| 四、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延迟退休改革的配套政策与措施 |
| 一、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 |
| 二、加紧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具体的实施意见和办法 |
| 三、立足国情，明确目标，在“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下分轻重缓急厘定退休年龄制度改革的顺序 |
| 四、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激励性、弹性化灵活设计退休年龄体系 |
| 五、构建高龄劳动者和老年人教育和就业体系 |
| 六、做好延迟退休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 |
| 第十二章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延迟退休年龄是政府整合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 |
| 二、延迟退休年龄的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 |
| 三、延迟退休对个人、企业和国家利益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
| 四、延迟退休实施方案应以整合优化利益格局为目标 |
| 五、延迟退休与养老金政策的调整“定律”与“灵活”不可或缺 |
| 六、延迟退休应与其他改革协同推进 |
| 第二节 本文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本文对未来工资增长率标准的假设是不变的 |
| 二、本文在测算养老保险基本收入时没有考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因素 |
| 三、本文没有考虑退休者将养老金用于分期消费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及其收入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互联网嵌入 |
| 2.1.2 生计资本 |
| 2.1.3 生计抉择 |
| 2.1.4 农户收入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互联网对生计资本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2 生计资本对生计抉择及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互联网对生计抉择及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 |
| 3.1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1 互联网嵌入的信息效应分析——基于全信息理论 |
| 3.1.2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机理——基于信息沟理论 |
| 3.2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1 互联网嵌入对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
| 3.2.2 互联网嵌入对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
| 3.3 基于职业最优搜寻理论的农户收入效应分析 |
| 3.4 理论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数据处理过程 |
| 4.2 样本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
| 4.2.1 个体特征 |
| 4.2.2 家庭特征 |
| 4.2.3 地区特征 |
| 4.3 互联网嵌入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
| 4.3.1 互联网使用与嵌入时长 |
| 4.3.2 互联网嵌入频率 |
| 4.3.3 互联网嵌入目的 |
| 4.4 农户生计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
| 4.4.1 农户生计资本 |
| 4.4.2 农户生计抉择 |
| 4.4.3 农户收入 |
| 4.5 样本特征的交互分析 |
| 4.5.1 互联网嵌入与农户生计资本的交互分析 |
| 4.5.2 互联网嵌入与农户生计抉择的交互分析 |
| 4.5.3 互联网嵌入与农户收入的交互分析 |
| 4.5.4 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抉择的交互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5.2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 |
| 5.2.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2 基于熵值法的生计资本指标权重测算 |
| 5.3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内生性处理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6.2 农户生计抉择的聚类分析 |
| 6.3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模型设定 |
| 6.4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 |
| 6.4.1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处理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以生计资本为中介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7.2.1 变量选取 |
| 7.2.2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 内生性处理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3）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政府有效干预早期保育教育市场是多国难题 |
| (二)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具有典型意义 |
| (三)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早期保教 |
| (二)早期保教市场 |
| (三)政府干预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早期保教市场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研究 |
| (三)关于英格兰早期保育教育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意义 |
| 五、研究过程与方法 |
| (一)研究过程 |
| (二)研究方法 |
| 六、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政府干预框架的学理分析 |
| 一、市场失灵的一般表现与早期保教市场失灵 |
| (一)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与常见表现 |
| (二)早期保教市场失灵的原因与表现 |
| 二、政府干预的一般策略与早期保教市场政府干预 |
| (一)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般性策略与工具 |
| (二)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策略解析 |
| 三、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路径选择与框架建构 |
| (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耦合视角下的路径选择 |
| (二)提供购买与监管引导:互动关系中的框架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有限干预致使早期保教市场粗犷扩张(1948-1996) |
| 一、战后英格兰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女性的觉醒 |
| (一)福利国家的全面建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
| (二)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与保教需求的增长 |
| 二、界定福利的边界:原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直接提供 |
| (一)公立小学幼儿班教育取向及其历史溯源 |
| (二)公立幼儿学校的保育取向及其历史溯源 |
| 三、守护安全的底线:原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规制监管 |
| (一)原生早期保教市场萌芽发展的历史溯源 |
| (二)私立保教供给强制注册制度的艰难探索 |
| (三)保教督导制度从无到有从分权走向集权 |
| 四、有限干预的结果:保教市场供给不均衡质量不稳定 |
| (一)多元供给应需而生,地域分布均衡性差 |
| (二)保教实践多样,质量缺乏标准稳定性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全面干预促进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1997-2007) |
| 一、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布莱尔的“新英国” |
| (一)第三条道路推行的政治经济背景 |
| (二)第三条道路指引新工党治国方略 |
| (三)第三条道路关照下的保教新战略 |
| 二、革新公平的定义:保教市场成熟过程中的政府提供与购买 |
| (一)成立早期卓越中心,树立保教质量典范 |
| (二)推广综合儿童中心,打破贫困代际循环 |
| (三)购买私立部门服务,强制增加保教供给 |
| 三、塑造有效的市场:保教市场成熟过程中的政府监管与引导 |
| (一)明确注册督导责任主体与最低质量标准 |
| (二)出台法定质量框架,监管保教过程质量 |
| (三)改革专业发展路径,引导师资水平提升 |
| (四)实行供需双侧投入,支持市场参与主体 |
| 四、创新地方的治理:保教市场成熟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
| (一)作为伙伴关系关键成员,探索地方自治 |
| (二)成为民主战略领导,管理当地保教市场 |
| 五、全面干预的成效:保教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且质量趋于稳定 |
| (一)供需基本实现平衡,资本盈利能力触顶 |
| (二)保教实践开始融合,保教质量趋于稳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深化改革引发早期保教市场发展困境(2008-2018) |
| 一、政党更迭与财政紧缩的危机时代 |
| (一)金融危机以后英国“消失的十年” |
| (二)保育教育成为社会流动重要工具 |
| 二、强化市场的作用:后成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提供与购买 |
| (一)重申儿童中心干预功能,转向结果公平 |
| (二)规范公立学位分配,精准扶持弱势儿童 |
| (三)扩大服务购买范围,刺激供需二次增长 |
| (四)免费学位拨款改革,不同部门公平竞争 |
| 三、维护市场的运转:后成熟保教市场中的政府监管与引导 |
| (一)忠实儿童中心取向,持续修订质量框架 |
| (二)健全注册督导制度,有效落实质量框架 |
| (三)应对师资数量挑战,博弈质量提升路径 |
| (四)补偿保教支出,鼓励家长延长就业时间 |
| 四、规范地方的治理:后成熟保教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
| (一)升级协同委托系统,完善市场管理流程 |
| (二)构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服务型政府 |
| (三)支持质量提升的经验与解除责任的争议 |
| 五、深化改革的影响:保教市场供需平衡质量稳定但成本高昂 |
| (一)供给波动平稳,灵活满足市场多元需求 |
| (二)供给成本高昂,威胁质量提升可持续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评析与启示 |
| 一、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工具的演变分析 |
| (二)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工具的成因分析 |
| 二、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成就、困境与展望 |
| (一)成就:有为政府有效应对保教市场失灵 |
| (二)困境:质量提升以及供给可持续性受阻 |
| (三)展望:深化政府主导超越市场话语体系 |
| 三、英格兰政府干预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深化改革的启示 |
| (一)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宏观治理的启示 |
| (二)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中观治理的启示 |
| (三)英格兰经验对我国学前教育微观治理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亲职假政策现状及其影响跨国比较研究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有关亲职假政策的定义 |
| 1．产假 |
| 2．陪产假 |
| 3．育儿假 |
| 二、分析亲职假政策的理论框架：福利体制理论 |
| 三、世界各国亲职假政策现状比较分析 |
| 1．亲职假长度 |
| 2．等价全薪亲职假（Full-rate Equivalent Lea-ve) |
| 3．亲职假筹资方式 |
| 4．亲职假的覆盖面 |
| 四、各国福利体制对于亲职假政策的影响 |
| 1．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亲职假的公共支出 |
| 2．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亲职假政策的性别平等状况 |
| 3．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亲职假政策和母亲就业 |
| 4．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亲职假政策和总和生育率 |
| 五、中国的亲职假政策 |
| 1．中国有关产假的规定 |
| 2．中国有关其他亲职假的规定 |
| 3．生育保险制度 |
| 六、总结和讨论 |
（5）20世纪90年代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空间极化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我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格局变化 |
| 1.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和国家防卫 |
| 2.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效率优先与国门开放 |
| 第二节 研究人口迁移的一般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与评价 |
| 1.国内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
| 2.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主要研究目标和内容 |
| 2.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3.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人口迁移的概念、划分原则与理论研究意义 |
| 1.人口迁移的概念 |
| 2.人口迁移的划分原则：区域原则和时间原则 |
| 3.人口迁移的区域分级体系 |
| 4.人口迁移研究的学科特点 |
| 5.研究区域人口迁移的地理学意义 |
| 第二节 区域人口迁移的常用指标及其理论体系 |
| 1.区域人口迁出率和迁入率及其相关关系 |
| 2.区域人口迁移常见的其他分析指标 |
| 3.区域迁移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特征 |
| 第三节 区域人口迁移的空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 |
| 第四节 区域发展与增长极理论 |
| 1.区域的涵义 |
| 2.区域发展理论 |
| 3.增长极理论 |
| 第三章 区域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机制——区域差异 |
| 1.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 |
| 2.区域人文条件的差异 |
| 3.区域政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
| 第二节 内在机制——个体差异 |
| 第三节 人口迁移过程的概念性总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我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省际迁移与区域发展：基于四普和五普数据的比较 |
| 1.区域发展与人口迁移理论 |
| 2.社会主义期间和社会转轨期间的中国人口迁移 |
| 3.中国的人口迁移数据 |
| 4.省际人口迁移与人口再分布 |
| 5.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 |
| 6.省际人口迁移影响因素之定量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区域迁移人口分布特点及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 |
| 1.迁移量、迁移率的变动及其空间分布特点 |
| 2.人口迁移与迁移距离 |
| 3.流向选择与人口迁移圈 |
| 4.迁入迁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 |
| 5.区际人口迁移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 |
| 第三节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基于五普县际及县内迁移的分析 |
| 1.2000年人口普查迁移数据的优点与不足之处 |
| 2.持续增长的流动人口：模式和趋势 |
| 3.流动人口的迁入地和迁出地分析 |
| 4.流动人口总量的区域分布与集中趋势 |
| 5.迁移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区域人口迁移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人口迁移与分布的空间分析过程 |
| 1.空间分析在人口学中的总体框架 |
| 2.人口研究中进行空间分析的数据要求以及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人口空间分析常用指标 |
| 第三节 我国人口分布及迁移状况的宏观空间特征分析 |
| 1.我国人口分布概况的基本特征 |
| 2.我国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因素影响关系的定量分析 |
| 3.我国人口分布重心及其移动轨迹 |
| 第六章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热点区域的空间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态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1.线性要素空间分析方法概述 |
| 2.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态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郊区化趋势的空间分析 |
| 1.点要素空间分析方法概述 |
| 2.北京市人口分布的空间模式及其原因分析 |
| 3.北京市人口分布集中趋势与离散趋势分析 |
| 第三节 世纪初上海市人口郊区化动态变化研究 |
| 1.面要素空间分析方法综述(空间自相关统计) |
| 2.上海市近年来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化趋势 |
| 第七章 论文重要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选题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社会网络及相关研究 |
| 2.1.2 农地流转及相关研究 |
| 2.1.3 农户生产决策及相关研究 |
| 2.1.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1.5 现有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网络理论 |
| 2.2.2 嵌入性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农地相关理论 |
| 2.3 现有研究和理论的启示 |
| 2.3.1 现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2.3.2 现有理论对本文的启示 |
| 第3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概念范畴 |
| 3.1.1 农户 |
| 3.1.2 社会网络 |
| 3.1.3 农地流转 |
| 3.1.4 农户生产决策 |
| 3.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
| 3.2.1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获取 |
| 3.2.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整合 |
| 3.2.3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 3.3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1 农户生产决策目标 |
| 3.3.2 土地转入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3.3 土地转出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1 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4.3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 |
| 3.4.4 新型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与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1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的事实特征 |
| 4.1.1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
| 4.1.2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形成 |
| 4.1.3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分化 |
| 4.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2.1 农户农地流转的事实特征 |
| 4.2.2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3 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事实特征 |
| 4.3 农户种植决策的事实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5.2 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3.3 模型选择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5.4.4 基于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机理分析 |
| 6.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 |
| 6.3 数据来源、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6.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 基准回归分析 |
| 6.5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5.1 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5.2 农地流转的偏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7.2 机理分析 |
| 7.2.1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直接影响 |
| 7.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间接影响 |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 7.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区域差异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5.2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
| 7.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 |
| 8.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8.2 机理分析 |
| 8.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直接影响 |
| 8.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间接影响 |
| 8.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构建 |
| 8.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 8.4.3 基于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析 |
| 8.5 稳健性检验 |
| 8.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2.1 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小农户社会网络发展水平 |
| 9.2.2 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配给体系，提升小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
| 9.2.3 加快创新发展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小农户传统生产方式转型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五、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综述 |
| 六、本文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养老金与养老金制度 |
| 第一节 公共养老金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
| 一、工业化的发展 |
|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
| 三、生产力的变化 |
| 第二节 构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必要性 |
| 一、避免个人的短视行为 |
| 二、家庭养老模式的局限性 |
| 三、个人收入保障的局限性 |
| 四、私人养老保险模式下的市场失灵 |
| 第三节 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养老金制度的经济理论嬗变 |
| 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特征及其类型 |
| 一、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公共养老金制度 |
| 二、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制度和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 |
| 三、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评估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早期的日本养老金制度 |
| 第二节 “国民皆年金”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诞生 |
| 第三节 日本福利元年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 |
| 第四节 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实现 |
| 一、1985年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其核心思想 |
| 二、1985年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一百年安心”的2004年养老金制度改革 |
| 一、2004年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二、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改革后的公共养老金负担与受益水平 |
| 四、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浮动调整机制的转变 |
| 五、2004年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效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社会经济效应 |
| 第一节 日本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 |
| 一、日本现行公共养老金的制度框架及其特征 |
| 二、日本现行公共养老金的制度模型 |
| 三、国民养老金制度 |
| 四、厚生养老金制度 |
| 五、共济养老金制度 |
| 第二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效应分析 |
| 一、简单的人口动态模型 |
| 二、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机制 |
| 三、日本公共养老金的财务收支平衡问题 |
| 四、养老金“财政检证”和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稳定性与公平性 |
| 第三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基金效应分析 |
| 一、日本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 |
| 二、日本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向及其收益情况 |
| 三、公共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对日本养老金财政的影响 |
| 四、养老基金的国际比较与日本养老基金的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一、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
| 二、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 三、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储蓄的影响 |
| 四、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消费的影响 |
| 第五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制度缺陷 |
| 一、日本公共养老金的财务收支难以达到均衡 |
| 二、国民养老金的空洞化问题突出 |
| 三、日本公共养老金的不公平现象仍未消除 |
| 四、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方向与改革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OECD成员国之间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比较 |
| 一、主要OECD国家的各项重要指标比较 |
| 二、OECD各主要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及其财政状况 |
| 第二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背景与目标选择 |
| 一、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 |
| 二、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中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三、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
| 四、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 |
| 第三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争议 |
| 一、公共养老金财政方式的选择问题 |
| 二、公共养老金财源方式的选择问题 |
| 三、基本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改革方案 |
| 四、第3号被保险人“养老金特权”问题的争议 |
| 五、厚生养老金的“民营化”改革问题 |
| 第四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路径 |
| 一、公共养老金财政方式的改革 |
| 二、公共养老金财源方式的改革 |
| 三、维持公共养老金收支均衡的政策选择 |
| 四、国民养老金空洞化问题的解决 |
| 五、第3号被保险人“养老金特权”问题的解决 |
| 六、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体化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 |
| 二、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教训 |
| 第二节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对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 |
| 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现状 |
| 二、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 |
| 四、中国公共养老基金的改革方向与政策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8）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研究 ——以苏中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限定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范围限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综述 |
| 二、国外弱势儿童教育研究综述 |
| 三、对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创新追求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追求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政治学基础 |
| 一、社会主义理论 |
| 二、正义理论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伦理学基础 |
| 一、人道主义伦理学 |
| 二、关怀伦理学 |
| 三、责任伦理学 |
| 第三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教育学基础 |
| 一、教育的机会均等理论 |
| 二、教育的系统管理理论 |
| 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理论 |
| 第四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社会学基础 |
| 一、社会秩序理论 |
| 二、社会角色理论 |
| 三、福利国家理论 |
| 第五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心理学基础 |
| 一、需要层次理论 |
| 二、成就动机理论 |
| 三、行为主义理论 |
| 第三章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背景与社会根源 |
| 第一节 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儿童留守现象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儿童留守现象 |
|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儿童留守现象 |
| 四、市场经济时期的儿童留守现象 |
| 第二节 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现实背景 |
| 一、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伴生物 |
| 二、城市化进程中举家难迁的结果 |
| 第三节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 |
| 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二、现行教育体制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体制障碍 |
| 三、传统家庭解构使留守儿童教育链条断裂 |
| 第四章 苏中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的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留守儿童教育的调查设计与实施 |
| 一、问卷调查的设计与施测 |
| 二、访谈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
| 三、案例分析的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现状分析 |
| 一、留守儿童的基本构成 |
| 二、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 |
| 三、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 |
| 四、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 |
| 五、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
| 六、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状况 |
| 第三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分析 |
| 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监护状况比较 |
| 二、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习状况比较 |
| 三、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比较 |
| 第四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案例分析 |
| 一、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活动案例分析 |
| 二、留守儿童教育课题研究案例分析 |
| 三、留守儿童教育志愿者服务案例分析 |
| 第五节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基本判断 |
| 一、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教育以负面影响为主 |
| 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等于教育中“问题儿童” |
| 三、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属于外生性教育问题 |
| 四、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任重道远 |
| 第五章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影响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政府因素 |
| 一、政策设计的城市偏向忽视留守儿童教育重要性 |
| 二、政策执行的责任模糊忽视政府教育支持主要责任 |
| 三、政策评估未从“一个不能少”转向“不让一个掉队” |
| 第二节 影响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家庭因素 |
| 一、父母责任缺位使亲子互动受阻 |
| 二、代理监护失效使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不足 |
| 第三节 影响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学校因素 |
| 一、学校干预能力有限 |
| 二、学校管教措施乏力 |
| 三、寄宿制学校不能满足教育需求 |
| 四、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发展需要 |
| 第四节 影响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社会因素 |
| 一、社区(村)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普遍缺失 |
| 二、大众传媒给留守儿童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
| 三、企业和用人单位没有发挥应有的关怀作用 |
| 第五节 影响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个体心理因素 |
| 一、亲情缺失使留守儿童性格上更倾向于孤独自闭 |
| 二、父母关爱缺失使留守儿童心理上更加焦虑 |
| 三、缺少家庭指导使留守儿童认知上更易出现偏差 |
| 第六章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系统建构 |
| 第一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的运行模式 |
| 一、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运行的价值基础 |
| 二、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运行的基本思路 |
| 三、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运行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的实施策略 |
| 一、以政府为主导,推进制度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
| 二、以学校为重点,优化资源配置创设关爱机制 |
| 三、以家庭为核心,强化教育责任营造良好氛围 |
| 四、以社区为依托,整合资源构建健康成长环境 |
| 五、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社会支持网络 |
| 六、以心育为重心,变压力为动力实现自我支持 |
| 第三节 苏中地区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对策建议 |
| 一、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
| 二、树立正确家庭教育观,发挥家庭核心功能 |
| 三、强化学校教育功能,发挥主阵地作用 |
| 四、加强社区(村)建设,优化儿童成长环境 |
| 五、广泛发展社会力量,完善社会支持体系 |
| 六、引导自我管理,促进儿童自我支持 |
| 结语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四、研究的后续思考 |
| 附录 |
| 附录一：留守儿童教育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留守儿童教育支持访谈提纲 |
| 附录三：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量表高低分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
| 附录四：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生量表调研均值的差异检验 |
| 附录五：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量表ANOVA方差分析报告 |
| 附录六：教师量表调研ANOVA方差分析报告 |
| 附录七：留守儿童教育支持访谈录音文字摘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1.1 为什么研究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
| 1.1.2 为什么选择生育这一影响因素？ |
| 1.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对女性生育及测量指标的界定 |
| 1.3.2 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界定 |
| 1.3.3 对“惩罚”效应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与逻辑结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 |
| 1.5.2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相关文献梳理 |
| 2.2 关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主要议题 |
| 2.2.1 关于女性劳动参与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2.3 关于女性工资收入的相关研究 |
| 2.3 生育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相关文献梳理 |
| 2.3.1 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2 生育对女性职业稳定性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3 生育对女性劳动劳动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我国女性生育状况及劳动力市场表现特点 |
| 3.1 我国生育政策调控及女性生育状况的宏观描述 |
| 3.1.1 生育政策的调控历程:从控制生育到适度放开 |
| 3.1.2 我国人口数量增长趋缓,二孩出生数量渐超一孩 |
| 3.1.3 我国女性初育年龄逐渐延后,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 |
| 3.2 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宏观描述 |
| 3.2.1 女性劳动参与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性别差异较大 |
| 3.2.2 女性行业聚集特征明显且职业发展稳定性较差 |
| 3.2.3 女性工资率呈增长态势但性别差异仍然较大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理论及机制 |
| 4.1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相关理论 |
| 4.1.1 家庭分工比较优势理论 |
| 4.1.2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 |
| 4.1.3 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理论 |
| 4.1.4 人力资本理论 |
| 4.2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形成机制 |
| 4.2.1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机制构建 |
| 4.2.2 宏观成因:传统性别观念和政策保护的影响 |
| 4.2.3 中观成因:生育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影响 |
| 4.2.4 微观成因:家庭分工与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惩罚”效应研究 |
| 5.1 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理论假设与实证基础 |
| 5.1.1 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理论假设 |
| 5.1.2 实证基础 |
| 5.2 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惩罚”效应的总体探析 |
| 5.2.1 是否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惩罚”效应 |
| 5.2.2 生育数量对已育女性劳动参与的“惩罚”效应 |
| 5.2.3 子女年龄对已育女性劳动参与的“惩罚”效应 |
| 5.3 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惩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生育对不同户籍女性劳动参与的“惩罚”效应 |
| 5.3.2 生育对劳动参与“惩罚”效应的性别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生育对女性就业稳定性的“惩罚”效应研究 |
| 6.1 生育对女性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理论假设与实证基础 |
| 6.1.1 生育对女性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理论假设 |
| 6.1.2 实证基础 |
| 6.2 生育对女性就业稳定性“惩罚”效应的总体探析 |
| 6.2.1 是否生育对女性就业稳定性的“惩罚”效应 |
| 6.2.2 生育数量对已育女性就业稳定性的“惩罚”效应 |
| 6.2.3 子女年龄对已育女性就业稳定性的“惩罚”效应 |
| 6.3 生育对女性就业稳定性“惩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6.3.1 生育对不同所有制部门女性就业稳定性的“惩罚”效应 |
| 6.3.2 生育对就业稳定性“惩罚”效应的性别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的“惩罚”效应研究 |
| 7.1 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影响的理论假设与实证基础 |
| 7.1.1 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影响的理论假设 |
| 7.1.2 实证基础 |
| 7.2 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惩罚”效应的总体探析 |
| 7.2.1 生育数量对女性工资收入的“惩罚”效应 |
| 7.2.2 子女年龄对已育女性工资收入的“惩罚”效应 |
| 7.3 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惩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7.3.1 生育对不同地区女性工资收入“惩罚”效应的比较 |
| 7.3.2 生育对工资收入“惩罚”效应的性别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再审视及应对举措 |
| 8.1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的判定 |
| 8.1.1 生育降低女性劳动参与,0-3岁孩子“惩罚”效应突出 |
| 8.1.2 生育增加女性就业中断风险,私营部门就业稳定性最差 |
| 8.1.3 生育降低女性工资收入,收入“惩罚”性别差异明显 |
| 8.2 国外女性劳动力市场保护和生育保障相关政策梳理及评价 |
| 8.2.1 部分国家女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的经验介绍 |
| 8.2.2 部分国家生育保障政策的经验介绍 |
| 8.2.3 启示与思考 |
| 8.3 完善我国女性生育支持和劳动力市场保护的行动策略 |
| 8.3.1 宏观层面:重视政策法律的战略引导 |
| 8.3.2 中观层面:构建友好的工作家庭支持 |
| 8.3.3 微观层面:树立正确的工作和家庭观念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与主要解决的问题 |
| 1.3.2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 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观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特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研究特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1.6 逻辑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6.1 逻辑框架 |
| 1.6.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瑞典社会政策及其形成的基础 |
| 2.1 概念与回溯:社会政策与瑞典社会政策限域 |
| 2.1.1 社会政策的一般涵义及其历史回溯 |
| 2.1.2 瑞典社会政策的演进 |
| 2.1.3 瑞典社会政策的涵义及其特点 |
| 2.2 历史与文化: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 |
| 2.2.1 历史基础:平等的社会结构 |
| 2.2.2 政治基础: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政治合作 |
| 2.2.3 经济基础:稳定的经济增长 |
| 2.2.4 文化传统:平等的社会文化 |
| 2.3 民主与平等: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3.1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
| 2.3.2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
| 2.3.3 瑞典学派的社会政策思想 |
| 2.3.4 T.H.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 |
| 2.3.5 女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
| 2.4 性别平等:瑞典社会政策的价值诉求 |
| 2.4.1 性别平等:社会政策优先目标 |
| 2.4.2 瑞典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平等政策的涵义 |
| 2.4.3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走出政策悖论: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演进 |
| 3.1 现代家庭模式与家庭政策初建(1930—1940) |
| 3.1.1 瑞典现代核心家庭模式的建立 |
| 3.1.2 瑞典家庭政策的初建 |
| 3.2 家庭模式争论与家庭政策悖论(1940—1950) |
| 3.2.1 男性养家模式与夫妻共同养家模式的争论 |
| 3.2.2 女性角色的政策塑造与家庭政策悖论的凸显 |
| 3.3 “性别中立”理念与性别平等政策的建立(1960—1970 末) |
| 3.3.1 解构家庭政策悖论:“性别中立”理念的确立 |
| 3.3.2 “中性—平等家庭模式”与“中性”性别平等政策 |
| 3.3.3 “中性”性别平等政策的社会价值 |
| 3.4 社会改革与性别平等政策的调整(1980—2000) |
| 3.4.1 挑战与回应:性别平等政策调整原因分析 |
| 3.4.2 目标转换与社会性别主流化:性别平等政策调整过程与内容 |
| 3.5 性别平等新目标与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2000—2017) |
| 3.5.1 性别平等政策新目标的确立 |
| 3.5.2 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 |
| 3.5.3 性别平等政策的拓广:《反歧视法》出台 |
| 3.5.4 从行动计划到国家战略:打击与预防性暴力政策的实施 |
| 3.6 走出悖论:瑞典性别平等政策发展演进路径评析 |
| 3.6.1 走出“女性双重角色矛盾”政策悖论,构建中性性别平等政策 |
| 3.6.2 走出“中性性别平等政策”悖论,实施性别平等政策调整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及其内容与实践 |
| 4.1 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及其内在结构 |
| 4.1.1 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的形成与确立 |
| 4.1.2 基于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的内容结构 |
| 4.2 平等参与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2.1 政治与经济参与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2.2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 女性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1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2 女性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效分析 |
| 4.4 家庭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4.1 塑造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4.2 促进家庭性别平等的儿童保育政策 |
| 4.4.3 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效分析 |
| 4.5 维护女性身心安全与健康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5.1 维护女性基本人权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历程 |
| 4.5.2 打击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 |
| 4.5.3 预防与打击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战略 |
| 4.5.4 《行动计划》与《国家战略》的特点比较分析 |
| 4.5.5 维护女性身心健康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实践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其价值评析 |
| 5.1 社会政策的新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出 |
| 5.1.1 社会性别主流化概念的提出 |
| 5.1.2 社会性别主流化提出的意义 |
| 5.2 平等地位与平等权利: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策变迁 |
| 5.2.1 政策理念的转变:女性平等地位—性别中立—两性平等权利 |
| 5.2.2 政策目标的转换:女性角色—中性关系—男性责任 |
| 5.2.3 政策范围的拓广:家庭领域—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各领域 |
| 5.3 政府主导与政策连续性: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价值评析 |
| 5.3.1 政府主导社会性别主流化 |
| 5.3.2 性别平等的制度化与政策的连续性 |
| 5.4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存在的问题 |
| 5.4.1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悖论 |
| 5.4.2 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存在的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6.1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 |
| 6.1.1 基本假设 |
| 6.1.2 指标选择与数据源 |
| 6.1.3 数据的统计描述与整理 |
| 6.1.4 回归分析结果 |
| 6.2 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2.1 聚类分析与多元方差分析 |
| 6.2.2 欧盟成员国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2.3 洲际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启示 |
| 7.1 完善制度体系:对就业政策的启示 |
| 7.1.1 我国就业领域性别平等政策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
| 7.1.2 完善就业领域中相关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
| 7.1.3 建立配套的性别平等的社会就业政策体系 |
| 7.1.4 建立政府各部门间相互协调的责任体系 |
| 7.2 政策配套与衔接:对家庭政策的启示 |
| 7.2.1 我国实现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2.2 家庭责任共担:建立家庭中性—平等的政策理念 |
| 7.2.3 解放女性:建立由政府、市场和家庭共担的托育体系与政策 |
| 7.2.4 维护女性人身基本权利:完善预防与打击性别暴力的政策 |
| 7.3 平权与增效:对女性参政议政的启示 |
| 7.3.1 我国女性参政议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3.2 建议实行性别比例配额政策 |
| 7.3.3 逐步提升女性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比率 |
| 7.4 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对我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启示 |
| 7.4.1 性别平等纳入各项社会政策考量 |
| 7.4.2 确立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主导地位 |
| 7.4.3 循序渐进的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
| 7.4.4 性别平等政策的系统化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家庭人口·就业率·生活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延迟退休改革中社会利益的分化与整合研究[D]. 管斌彬. 苏州大学, 2016(08)
- [2]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及其收入效应研究[D]. 杨柠泽.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3]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D]. 陈欢.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亲职假政策现状及其影响跨国比较研究和分析[J]. 马春华.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9(05)
- [5]20世纪90年代中国迁移人口分布格局及其空间极化效应[D]. 俞路.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6]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杨芳. 西南大学, 2019(01)
- [7]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学分析[D]. 张伊丽.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8]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研究 ——以苏中地区为例[D]. 季彩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9]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研究[D]. 张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10]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D]. 李思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