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者·作者·编者（论文文献综述）
吴礼敬[1]（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张佳颖[2]（2020）在《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对1735-1949年间的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活动进行编年,且在编年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期,对作品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描述。研究思路与内容如下:（1）详尽搜集1735-1949年间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的原始文献,以真实可靠的一手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2）秉持着“考订事实”、“追溯源流”的学术态度,详细厘清西译作品的翻译情况、出版史实、译者身份等信息;（3）以“编年”为纵向主线、“纪传”为横向辅线进行编年与作品信息的完善。首先,以时间为序,按具体出版年份归纳是年的西译作品,将作品按已考证的出版年先后排列;其次,编录作品可考的详实信息,条目内容涵盖作品名称、译者及其身份、所载媒介、转译情况、发行地与出版社、相关书评、插图情况、再版情况、赞助人或赞助机构、小说类型、所依中文底本等,并对于部分较为重要作品的译者序言及书评均加以翻译,以求呈现更多有效且准确之信息;（4）以宏观的视角,将西译作品集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作为编年史的历史分期的依据;（5）对该历史分期所蕴含的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特点加以论述,以力求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与其相联系的文化谱系,以及古典小说研究视阈中体现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观,凸显古今之变。本文以期全面呈现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各国被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轨迹,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西传的专家学者有所裨益,或可促进该研究领域更多学术生长点的滋生。
孙吉娟[3]（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指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肖超[4]（2014）在《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文中认为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翻译出版业成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西方学术着作的译介,使中国人摒弃了过去狭隘的观点,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商务印书馆是传播新文化的先行者。译介西学经典、出版学术着作等工作,使商务印书馆成为20世纪中最着名的出版社,并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先行学科的作用。通过世界地理知识的学习,中国人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进而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自1897年建馆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学着作。其中,地理学译着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出版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史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研究能够从侧面窥视商务印书馆西学翻译出版的历程,发现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引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和《商务印书馆地理学图书目录（1949-1990）》等书日,对商务印书馆建馆以来出版的地理学译着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理念,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共同体”理论,以及“副文本”研究的思路。在运用传统书目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也运用了计量学的方法,对着作出版年、作者国别、书籍印刷数量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从书籍史的角度对地理学译着出版做微观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无论是在学科内容的选择,还是在着作山版国别的倾向上,这些地理学译着都强烈地打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因而,在整理1897-2012年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书目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对地理学译着的统计分析,本文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划分成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这样,本文将地理学译着置于于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分析晚清以来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理学译着的接受史和西方地理学思潮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进行研究。首先,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丛书收录、版本变迁、市场销售三个层面,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流通情况。本文借助版本学的知识,系统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版本源流,分析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原因,认为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是由商务印书馆、译者、译着学术影响三方面所引起的。接下来,笔者以49种地理学译着为研究样本,利用重印再版次数和销售比率两个指标评价了地理学译着的销售情况。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在市场上销售状况很好,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此外,本文也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影响力作了评估。在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丛书收录、引用及书评情况,认为影响力高的地理学译着通常具备重印再版率高,多种丛书收录,被引频次多、书评数量多等特点。最后,对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的特征。其次,在对地理学译着的着者、译者、读者群体身份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译着着者、译者、编者、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的分析,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和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地理学译着出版中,商务印书馆是地理学者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中心。地理学者通过合作翻译西方地理学着作,或者合作编纂教材,在学术上得到交流。通过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者联系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交流网络,从而促进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再次,从着作出版年、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着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产生结果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分析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地理学译着反映了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地理学译着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西方地理学思想经由地理学翻译出版传入中国。西方地理学着作的译介,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苏亮[5]（2015）在《近代书局与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围绕对近代书局小说出版活动的论述,揭橥19世纪70年代到清末40年间,书局的产生、发展和小说变迁之间的相互联系,重在突出书局这一不同于传统书坊的出版实体在近代小说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论文主体板块以时间为纵线,共划分四个阶段。通过把握每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分别从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对以上海为中心,分布全国各地的300余家近代书局出版千余种单行本小说的情况作宏观描述,并以数家有代表性的书局为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力图做到点、面、线三位一体的结合。以下是构成本论文的几大部分：绪论部分从对本论文命题立意出发,引出“书局”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对近代书局的概念界定。在了解本论题研究现状的前提下,明确基本研究思路,初步呈现写作构想。进而对书局产生之前的坊刻小说时代尤其是近代前30年间,书坊刊行小说的情况予以总体回顾,为论文主体部分展开论述作好铺垫。第一章讲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间,处在起步阶段的书局率先应用以活版铅印和照相石印为主的机器印刷技术,进入仍囿于传统观念的小说市场。特别突出英商美查开办的上海申报馆和点石斋石印书局的首开风气之功。同时,就新兴而起的书局如何扩大侠义公案小说的传播予以阐释。第二章从甲午战后讲起,讫止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这是晚清小说走向繁荣的转折阶段,也是书局在出版理念和经营模式上突破传统的关键期。本章在客观陈述当时通俗小说出版量持续增长的状况后,着重论述改良派主导下的书局是怎样完成转型,又是如何对翻译小说进行成功推介的。第三章首先把多家以小说出版为特色的书局作为研究点,以点带面论述晚清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最繁荣的6年里小说市场的格局。接着从书局在小说出版活动中同各方的合作与竞争两个层面,分别对本阶段小说的编译、发行情况进行阐述,其中涉及小说版权的保护、稿酬制度的建立、小说营销手段的多样化等问题。第四章讲述宣统朝小说市场全面回落,本土小说出版尚有复苏迹象。尤以改良小说社和小说进步社的小说出版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易代之际的几家书局与本阶段时事小说陡增的关系。最后,通过分析打小说社旗号的“皮包编辑部”现象和考论“古盐补留生”的小说出版个案,阐明小说市场的出版乱象是清末书局遗留至民初尚待解决的痼疾。结语部分打破阶段划分的界限,重新归纳近代书局在小说编辑、印刷、发行三个出版环节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变化,进一步提出本文论题对当下出版实体的文学生产、传播活动的研究意义。附录部分是本论文研究的根基,涵盖近代70年间,全国400余家出版机构的1266种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包括出版机构个体与整体在不同阶段的各种小说出版信息的罗列和统计。
周丽威[6]（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沈思芹[7]（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提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蒋宏宇[8]（2014）在《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教科书集中体现了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工具，教科书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系统回顾我国近现代以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的轨迹，审视了小同时期体育教科书的发展特点，总结了体育敦科书变迁演避中的相关规律与经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近代体育敦科书，是在西学东渐与变法图强的冲击下，伴随着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与兴起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近代体育教科书既是体育课程的产物，也是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的表现和载体。（2）我国近代体育教科书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内容上经历了从“体操”到“体育”的飞跃。1922新学制颁布前，体育教科书内容上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主：新学制后，田径、球炎、体操、游戏和武术等成为了体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3）新中国体育教科书的发展呈现出丫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49年至1985年为第一代体育课程时期的全国统编体育教科书时代：1986年至1999年体育教科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由“一纲一本”的“国定制”时代转变为“一纲多本”的“审定制”时代：1990年后，体育教科书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进入了第三代体育课程时期的深化改革阶段。（4）我国近现代体育教科书的发展演变，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体育等多种冈豢交互影响和制约的结果，足国家意志的体现。同时，体育教科书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会受到教科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总结和积累的经验和规律等“内在逻辑性”的影响。（5）我国近现代体育教科书在名称上经历了从“体操”到“体育”，再到“体育与健康”的演变；在发展模式上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化探索”，再到“国际化发展”的三阶段模式：在内容选择上经历了努力追求统一性，到高度统一后逐步加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在审查制度上经历了由“审定制”到“国定制”．再同归“审定制”的过程：在学习对象上经历了“以日为师”到“以欧美为师”，再到“以俄为师”，最后进入到以口本、美国等多个囡家先进经验为学习对象的过程。（6）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总体水平随着时代发展取得了不断进步，表现出了由关注体育教材的社会价值到关心个人发展、由“教材”到“学材”、由“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转变。
邹丽丹[9]（2019）在《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文中认为海外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是清代诗词研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目前国内对其了解严重不足,系统化的学术史梳理也刚起步。北美汉学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他们对清代诗词的考察呈现给我们的是异质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研究果实。虽然深受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北美汉学独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使它产生了与欧洲学术传统不同程度的断裂和新变,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本文以美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背景,梳理北美汉学家对清代诗词研究的学术史,追溯北美汉学视阈下清代诗词研究范式的演变轨迹,挖掘成果背后的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兴起,汉学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一部分,以推行西方政治-经济范本为主要特征,以了解敌情进而改变中国为终极目标。朝鲜战争的失利,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推波助澜迫使美国精英知识阶层调整东亚研究的重心,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加大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投入。在思想文化层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弥漫着浓烈的反叛西方文化传统和打破既有文学经典构成的气息,汉学界大规模地译介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并以此作为一种批判武器,这给中国古典诗词移入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词选》自1965年与西方读者见面后,在1969年和197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1972年,由着名汉学家白之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被当作教材进入美国高校。同年,“垮掉派教父”雷克斯罗斯编译的《中国女诗人》直指西方经典作家阵营中的女性失语症。1975年,英语世界第一部大型中国文学选集《葵晔集:中国历代诗词曲选集》向读者完整地呈现中国诗歌传统。20世纪80-90年代以耶鲁大学对区域研究人员和院系按照学科进行重新整合为标志,北美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各派文艺理论风起云涌,北美汉学界阐释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论工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第一部清代断代诗词选集《待麟集:清代诗词》（1986）问世。诺顿世界文学选集丛书之《中国文学选集》（1996）和《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1994）让我们看到清代诗词在更加广阔视野中的呈现面貌。叶嘉莹先生清词研究的语义学与阐释学互补的模式,《哥伦比亚元、明、清诗选》（1986）诗画互印的审美趣尚以及对明清青楼诗词、朱彝尊情词、陈子龙诗词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形成这一阶段北美清代诗词解读的复合式话语。新世纪之交,在不断涌现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北美清代诗词的研究模式呈现出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态势。李惠仪将明清易代定义为“文化和传统的危机”。方秀洁、曼素恩、舒衡哲、孙康宜对于清代缙绅阶层诗歌创作的考察融合了文化策略和身份政治学的研究理路。函可流放生活中的诗歌研究和齐皎翰对基督教诗歌的研究背后潜藏的权力和社会斗争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政治指向性。管佩达以比丘尼诗歌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伊维德和管佩达编选的《彤管:帝制中国时期的女作家》试图打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写作的边缘化态度,客观呈现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史。近十年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确立对于推动双方学术交流和对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问世是中美跨文化交流实践中的重要成果。对明清诗词研究的跨文化交流和学术对话也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女性诗词研究体系的建构,从历史视角考察清代女性诗词是对传统闺阁视阈的一种拓展,女性对诗词编辑工作的主动性介入以及女性游历诗词的系统化研究更进一步丰富了清代女性诗词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清代诗词文本为本位,研究视域限定于北美地区,研究对象是北美汉学界“以文本为中心”的广义学术研究历史状貌,祛除了通过汉学家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模式对北美古典诗词研究所具有的发展性和动态性的遮蔽,从而更有利于考察北美汉学发展与清代诗词研究模式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便于做出跟进式的后续研究。
许天虎[10]（2019）在《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理念的转变,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民众的关注。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而同时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中的信号（或讯息）会受到外界各种干扰的影响,要想提高传播效率,就要努力去消除这些干扰,即“降噪”。本文以传播学中的“降噪”为研究视角,以传播学中施拉姆的“经验场”观点和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研究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医药文化英译中如何降低读者阅读难度和消除误解即翻译“降噪”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了译本的翻译年代、读者对象、翻译风格与策略等各方面的因素,确保了研究对象比较的有效性。在文本分析中,笔者从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性、学科专业性和翻译准确性等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中医药文化的外宣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在中医药文本的英译研究中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字处理问题或仅从宏观战略视角对中医药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全面探讨“降噪”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思路,为中医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二是以“经验场”和“视域融合”度为衡量标准,不再拘囿于笼统的“归化”和“异化”探讨,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案例向读者呈现各译者的“降噪”策略与不足,为中医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在我国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让译文以更加“亲近”读者的方式准确阐释中医药文化已成为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愿笔者的拙作能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二、译者·作者·编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译者·作者·编者（论文提纲范文）
（1）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论文特色与创新点 |
| 上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1735-1949) |
| 下编: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研究 |
| 第一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数量统计与分析 |
| 第一节 西译作品数量与涉猎内容 |
| 第二节 小说作品与西译形式 |
| 一、同一译本多次转译 |
| 二、小说中诗歌的翻译 |
| 三、其他 |
| 第二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高峰期与低潮期 |
| 第一节 高峰期与低潮期的特征概述 |
| 一 低潮期(1735-1827 年) |
| 二 高峰期(1885-1949 年)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的促进 |
| 一 低潮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二 高峰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主体 |
|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推动 |
| 一 低潮期 |
| 二 高峰期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载体的多样性 |
| 第一节 从单行本到期刊杂志 |
| 一 单行本 |
| 二 期刊杂志 |
| 三 单行本与期刊杂志的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从依附于介绍性书籍到古典小说译文选集 |
| 一 两种载体形式的流变过程及原因 |
| 二 专门的古典小说译文选集特点及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古典小说译者研究 |
| 第一节 译者及其西译作品数量统计 |
| 一 译者身份 |
| 二 通晓多国语言的汉学家 |
| 三 各国汉学活动的推进 |
| 第二节 译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定位 |
| 一 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画 |
| 二 学习中文的有效教材 |
| 三 利用中国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 |
| 四 窥探中国人内心状态的渠道途径 |
| 五 宣扬宗教的辅助资料 |
| 六 负面化中国形象 |
| 七 研究中国小说的文学性 |
| 第三节 译者的翻译观念与实践 |
| 一 改编 |
| 二 删减 |
| 三 遵循原文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735-1949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作品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4）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传统 |
| 1.1.2 地理学译着出版的长远历史 |
| 1.1.3 研究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原因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地理学译着的概念界定及检索途径 |
| 1.3.1 地理学译着的概念界定 |
| 1.3.2 地理学译着的检索途径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创新点 |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 1.6.1 副文本理论 |
| 1.6.2 共同体理论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1.1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数量分析 |
| 2.1.2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2.1.3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2.1.4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兴起的原因 |
| 2.1.5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意义 |
| 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2.2.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编辑部门 |
| 2.2.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2.2.3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机构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2.2.4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副文本的特征和用意 |
| 2.2.5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兴盛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 |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编辑部门 |
| 3.1.1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沿革 |
| 3.1.2 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人员构成 |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2.1 改革开放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概况 |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出版社地理学译着之比较 |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特点 |
| 3.4.1 地理学译着多为内部发行 |
| 3.4.2 地理学译着以集体翻译为主 |
| 3.4.3 地理学译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流通与影响 |
| 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丛书收录情况 |
| 4.1.1 商务印书馆丛书出版概况 |
| 4.1.2 《万有文库》中的地理学译着 |
| 4.1.3 《汉译世界名着》及《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1.4 地理学专业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1.5 其他综合性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着 |
| 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版本变迁 |
| 4.2.1 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四种情形 |
| 4.2.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版本变迁的原因 |
| 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市场销售状况 |
| 4.3.1 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次数 |
| 4.3.2 地理学译着的销售比率 |
| 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影响力 |
| 4.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重印再版和丛书收录情况 |
| 4.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被引用情况 |
| 4.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书评情况 |
| 4.4.4 对商务印书馆高影响力地理学译着的分析 |
|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着者、译者、读者群体 |
| 5.1 地理学译着的着者群体 |
| 5.1.1 晚清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译着作者 |
|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理学译着作者 |
| 5.2 地理学译着的译者群体 |
| 5.2.1 商务印书馆编者担任译者 |
| 5.2.2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学缘的译者 |
| 5.2.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学缘的译者 |
| 5.2.4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学缘之外的译者 |
| 5.3 地理学译着的读者群体 |
| 5.4 着者与译者、编者、学者之间的交流 |
| 5.4.1 着者与译者的交流 |
| 5.4.2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
| 5.4.3 译者与学者的交流 |
| 5.5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1 地理学共同体 |
| 5.5.2 商务印书馆促成了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
| 5.5.3 商务印书馆和地理学共同体的认同和交流 |
| 第六章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学科特征 |
| 6.1.1 地理学分支学科译着数量概观 |
| 6.1.2 区域地理译着 |
| 6.1.3 人文地理译着 |
| 6.1.4 自然地理译着 |
| 6.1.5 经济地理译着 |
| 6.1.6 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译着 |
| 6.1.7 游记类译着 |
| 6.1.8 地理学史译着 |
| 6.1.9 技术地理译着 |
| 6.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国别特征 |
| 6.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时间特征 |
| 6.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与地理学学术发展 |
| 6.4.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选题立足于学科发展需要 |
| 6.4.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呈现了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成果 |
| 6.4.3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推进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 |
| 6.4.4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的出版时间间隔体现了中外地理学的交融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贡献 |
| 7.1.2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启示 |
| 7.2 研究贡献与展望 |
| 7.2.1 研究贡献 |
| 7.2.2 研究局限 |
| 7.2.3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统计表(1897-2012) |
| 附录二: 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5）近代书局与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论文的命题立意与概念界定 |
| 一、命题立意：从晚清小说的繁荣说起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
| 第二节 本论题的研究现状与写作构想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写作构想 |
| 第三节 传统的形成与延续：书局诞生前的小说出版 |
| 一、古代坊刻小说概况 |
| 二、近代前三十二年间坊刻小说概况 |
| 第一章 起点：新与旧的碰撞 (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72—1894) |
| 第一节 申报馆的率先尝试与典范意义 |
| 一、缘起：时势赋予的先决条件 |
| 二、探路：从报载到单行本的尝试 |
| 三、推进：以报为媒搜访传统小说 |
| 第二节 石印书局兴起与小说翻印风行 |
| 一、石印技术与石印业初兴 |
| 二、石印小说：从文人走向大众 |
| 第三节 书局与侠义公案小说的出版 |
| 一、侠义公案小说及其早期传播 |
| 二、沪局、京坊在侠义公案小说出版中的关系 |
| 三、书局对侠义公案小说旧作的改造 |
| 第二章 转折：从传统中突围(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895—1902) |
| 第一节 通俗小说出版量的持续增长 |
| 一、侠义公案小说续书泛滥及其它 |
| 二、小报馆与海派狭邪小说的风行 |
| 三、官书局进入通俗小说出版市场 |
| 第二节 改良派主导下的书局转型 |
| 一、集股经营的管理模式 |
| 二、职业编辑的集中涌现 |
| 三、版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
| 第三节 书局对翻译小说的成功推介 |
| 一、翻译小说打入市场的条件成熟 |
| 二、林译《茶花女》的出版及意义 |
| 三、政治与小说联姻的积极促成 |
| 第三章 高潮：书局与小说市场的白热化 (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3—1908) |
| 第一节 本阶段之小说市场格局 |
| 一、政治呼声趋于消淡：从广智书局的转向说起 |
| 二、小说出版巨头崛起：商务印书馆的一枝独秀 |
| 三、同人办社昙花一现：小说林社的起起落落 |
| 四、书报兼营抢占市场：有正书局、乐群书局等 |
| 五、老牌书局自我调适：鸿文书局、新世界小说社等 |
| 第二节 书局与小说作者及同业的合作 |
| 一、书局与小说作者的合作 |
| 二、书局之间的合作 |
| 第三节 书局在小说市场的竞争 |
| 一、征集着译小说新作 |
| 二、丰富小说营销手段 |
| 三、加强小说版权保护 |
| 第四章 回落：书局在小说市场的退与进 (宣统朝1909——1911) |
| 第一节 退出：翻译小说出版锐减 |
| 一、翻译小说市场降温 |
| 二、商务印书馆的改变 |
| 第二节 进入：本土小说市场复苏 |
| 一、改良小说社的异军突起 |
| 二、小说进步社与标“新”小说 |
| 三、革命到来与时事小说陡增 |
| 第三节 延续：小说出版乱象难遏 |
| 一、打小说社旗号的“皮包编辑部” |
| 二、“古盐补留生”与小说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近代各出版机构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汇总 |
| 附录二：近代各阶段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汇总表(一) |
| 附录三：近代各阶段单行本小说出版情况汇总表(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 (二)价值取向 |
| (三)中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时间范围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分析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 (一)基本原理 |
| (二)事实与价值 |
| (三)模式理论 |
| (四)情感理论 |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结构主义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实用主义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教科书历史研究是深化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需要 |
| 1.1.2 体育基础课程改革面临亟需解决课程内容选择的问题 |
| 1.1.3 探寻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规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体育课程的必经之途 |
| 1.1.4 体育教科书历史研究是丰富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体育史的有益工作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教科书的起源、发展和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教科书的起源和发展 |
| 2.1.2 教科书概念界定 |
| 2.2 体育教科书的相关研究 |
| 2.2.1 体育教科书的发展变迁 |
| 2.2.2 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2.3 体育教科书编写 |
| 2.2.4 体育教科书研究的总体评析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清朝末期体育教科书的萌芽与兴起 |
| 4.1.1 社会背景 |
| 4.1.2 近代学制建立前体育教科书的起源 |
| 4.1.3 癸卯学制建立后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 4.1.4 清末体育教科书内容分析 |
| 4.1.5 教科书使用情况 |
| 4.1.6 清末体育教科书总体评价 |
| 4.2 民国时期体育教科书的演进 |
| 4.2.1 民国初年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2.1.1 社会背景 |
| 4.2.1.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 4.2.1.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 4.2.1.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 4.2.1.5 总体评价 |
| 4.2.2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2.2.1 社会背景 |
| 4.2.2.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 4.2.2.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 4.2.2.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 4.2.2.5 总体评价 |
| 4.3 新中国体育教科书的发展与变迁 |
| 4.3.1 新中国第一代体育课程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1.1 建国初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1.2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1.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1.4 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2 新中国第二代体育课程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2.1 社会背景 |
| 4.3.2.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 4.3.2.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 4.3.2.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 4.3.2.5 总体评价 |
| 4.3.3 新中国第三代体育课程时期的体育教科书 |
| 4.3.3.1 社会背景 |
| 4.3.3.2 体育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
| 4.3.3.3 教科书内容分析 |
| 4.3.3.4 教科书使用情况 |
| 4.3.3.5 总体评价 |
| 4.4 体育教科书发展变迁的历史规律与经验 |
| 4.4.1 体育教科书发展变迁的外部因素 |
| 4.4.2 体育教科书发展变迁的内部动因 |
| 4.4.3 体育教科书内容的历史变迁 |
| 4.4.4 体育教科书审查制度的历史变迁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后续研究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9）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北美汉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 二、北美古典诗词研究的“文论本位”倾向 |
| 三、北美清代诗词“文本本位”研究的缺位 |
| 四、研究范围和分期理由 |
| 第一章 20 世纪50—70 年代北美清代诗词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兴起与东亚研究重心的转移 |
| 一、美国汉学研究的政治-经济模式:李又安《人间词话》译介 |
| 二、美国汉学研究的人文-社会模式:《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 |
| 第二节 美国反西方文学经典与中国古典诗词选集的涌现 |
| 一、词选作为一种批评方式:《中国词选》(1965) |
| 二、引入中国诗歌传统:《葵晔集:中国历代诗词曲选集》中的清代诗词 |
| 三、对清词经典化地位的认同:白之《中国文学选集》中的清初与晚清词 |
| 第三节 西方女性经典作家的失语与清代女性诗歌选集的滥觞 |
| 一、“垮掉派教父”雷克斯罗斯对清代女性诗作的译介 |
| 二、北美中国女性古典诗歌选集意义的再思考 |
| 第二章 20 世纪80-90 年代后期北美清代诗词研究的发展期 |
| 第一节 美国汉学的新趋势与清代诗词阐释理论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清代断代诗词选集的出现及其意义: |
| 一、清代诗词的异域经典重构:《待麟集:清代诗词》(1986) |
| 二、诗画互印的审美趣尚:《哥伦比亚元、明、清诗选》(1986)中的清代题画诗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选集丛书中的清代诗词 |
| 一、文本家族: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1996) |
| 二、对“纯文学”的“拓”与“破”: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1994) |
| 第四节 多维度诗词研究的人本主义批评向度 |
| 一、重审边缘化创作主体:保罗·若普的明清青楼诗歌研究 |
| 二、“男性主体视角”与“越界说”:方秀洁的朱彝尊情词研究 |
| 三、“情”与“忠”合一的诗学主张:孙康宜的陈子龙诗词研究 |
| 第五节 叶嘉莹的清词研究:语义学与阐释学互补的研究模式 |
| 第三章 新世纪之交北美清代诗词研究的深入期 |
| 第一节 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态势 |
| 第二节 李惠仪对清诗研究的文化视角 |
| 一、历史记忆与审美超越 |
| 二、易代创伤与清诗中的女性形象 |
| 第三节 诗歌研究透现缙绅阶层的文化心理 |
| 一、方秀洁:洪亮吉怀旧诗研究 |
| 二、孙康宜:钱谦益的诗歌创作与历史地位 |
| 三、曼素恩:完颜恽珠与《正始集》 |
| 四、舒衡哲:奕寰诗歌研究 |
| 第四节 “物”文化作为研究的切口:施吉瑞《随园:袁枚的人生、文学批评与诗歌创作》(2003) |
| 第五节 宗教文化作为清代诗歌研究的进路 |
| 一、严志雄:流放诗僧函可 |
| 二、齐皎翰:基督教诗歌研究 |
| 三、管佩达:比丘尼诗歌研究 |
| 第六节 女性诗歌研究的里程碑:伊维德、管佩达《彤管:帝制中国时期的女作家》(2004) |
| 第四章 近十年北美清代诗词研究 |
| 第一节 跨文化交流视野中的诗词研究学术对话 |
|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史中英文版本的跨文化反响 |
| 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的清代诗词 |
| 二、《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清代诗词 |
| 第三节 施吉瑞的郑珍自然诗研究——跨文化生态主义视角 |
| 第四节 清代女性诗词研究体系的建构 |
| 一、易代女性诗学:国族创伤性别越界 |
| 二、拓展闺阁视阈:文化视角历史视角 |
| 三、主题研究细化:女性游历女性编者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医药文化英译的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2.1 研究理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中医药” |
| 2.1.2 “中医药文化” |
| 2.1.3 “降噪” |
| 2.2 中医药文化英译史简述 |
| 2.2.1 17—18世纪：中医英文译介的起步阶段 |
| 2.2.2 19世纪：传教士中医英文译介的发展阶段 |
| 2.2.3 20世纪初—文革前：中国译者开始参与译介的阶段 |
| 2.2.4 文革—80年代末：中医译者广泛参与及中医翻译理论初探阶段 |
| 2.2.5 90年代初—今：理论争鸣阶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医药文化英译“噪音”源及“降噪”策略研究 |
| 3.1 传播学中的“降噪”理论 |
| 3.1.1 传播学发展概述 |
| 3.1.2 “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 |
| 3.2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与“降噪” |
| 3.2.1 宏观“噪音”源 |
| 3.2.2 宏观“降噪”策略 |
| 3.2.3 微观“噪音”源 |
| 3.2.4 微观“降噪”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素问》9译本的英译“降噪”策略对比 |
| 4.1 《素问》英译现状简述 |
| 4.1.1 20世纪70年代以前 |
| 4.1.2 20世纪70年代以后 |
| 4.2 各译者翻译“降噪”策略分析 |
| 4.2.1 伊尔扎·威斯的“以介为主,贴近读者” |
| 4.2.2 文树德的“保留文化元素,遍列各家观点” |
| 4.2.3 李照国的“译古如古,求同存异” |
| 4.2.4 罗希文的“简化医理,面向大众” |
| 4.2.5 吴氏父子的“注重医理阐释” |
| 4.2.6 倪懋兴的“大胆增删,为我所用” |
| 4.2.7 吕聪明的“尊重传统,适度阐释” |
| 4.2.8 朱明的“通俗阐释,精简内容” |
| 4.2.9 杨明山的“保留古体风格,注重结构对应” |
| 4.3 各译本“降噪”策略的综合对比分析 |
| 4.3.1 增译—充分运用文本的阐释功能 |
| 4.3.2 省译和改译—避免译文产生理解“噪音” |
| 4.3.3 考证—中医文本准确翻译的重要手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本研究的内容总结 |
| 5.1.1 翻译的本质 |
| 5.1.2 可译性问题 |
| 5.1.3 如何译的问题—“降噪”与“视域融合” |
| 5.1.4 文本分析所得结论 |
| 5.2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5.2.1 创新 |
| 5.2.2 局限 |
| 5.2.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译者·作者·编者（论文参考文献）
- [1]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2]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编年及其研究[D]. 张佳颖.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4]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着出版研究（1897-2012）[D]. 肖超. 南京大学, 2014(07)
- [5]近代书局与小说[D]. 苏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6]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7]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8]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历史变迁研究[D]. 蒋宏宇. 北京体育大学, 2014(04)
- [9]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D]. 邹丽丹.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D]. 许天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