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初的青藏贸易及其历史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邱铁鑫[1]（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袁亚丽[2]（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赵琼[3]（2019）在《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研究》文中指出雍正时期方志编纂传统正式传入西藏。清末民初,国家局势岌岌可危,西藏方志的编纂与国运相连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此时,西藏地区方志的编纂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以统治者为主导,以组织设立方志编纂机构来修志的方式已无法在这一地区推行。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西藏方志的官方编纂成果有幸乘四川省组建修志机构之东风才得以问世,如:陈观浔《西藏志》。同样,具备官方编纂属性的《蒙藏新志》是在蒙藏委员会部门的支撑下得以成书。私人编纂方面,跟随赵尔丰进藏务边的刘赞廷“历边十四载”,编纂了昌都、波密、察雅等17地西藏地区县志。这是西藏方志史上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编纂方志,其数量大,体例类目、书写方式等多有创新。可见,西藏方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名副其实地成为西藏方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西藏方志兴起的时间较晚,其编纂成果作为人们认识西藏地区历史文化的媒介,学界也大多将其作为研究西藏相关问题的文献参考,鲜有研究者着眼于西藏方志编纂活动进行探讨。所以通过分析其编纂形式、体例内容、史料来源等问题,旨在力求客观认识这一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谢玮[4]（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高原[5]（2018）在《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研究》文中认为风景园林学科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乡土景观、地域景观、国土景观都已经成为风景园林学科主要的研究方向。城市景观隶属于国土景观的一部分。历史城市景观体系的营建过程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地域文化特征与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进程。在当今中国,部分城市出现“千城一面”、景观同质化的现象,城市历史文化和风貌受到威胁。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对镇江历史城市的发展变迁进行研究和总结,梳理历史城市营建经验,不仅是镇江城市风貌保护的基础研究工作,更能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城市发展建设带来有效的建议与指导。镇江地处长江南岸、宁镇丘陵与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具有过渡性特征。同时,镇江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城市,在古代“以船为马”的江南地区是思想文化较为先进的区域。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镇江城市营建与发展的过程具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本文以镇江历史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的营建过程、景观体系与城市空间营建特征进行研究,并总结历史城市景观体系的营建经验。研究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的核心内容分为历史城市发展的地域环境、城市景观体系构成要素以及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城市景观和空间特征三个部分。首先,历史城市发展地域环境的研究放眼宁镇地区,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研究城市的发展过程,以及农田、水利系统在区域尺度下对镇江城市发展的影响。其次,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叙山、叙水、营城、治野、塑景、成境几个方面。通过分层分区的发展过程和特征研究,解读复杂的城市景观体系的营建过程。第三部分为历史城市景观体系与空间营建过程,历史城市在营建过程中受到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传统哲学等观念的影响,通过“望”的方式体察城市环境,通过视廊、轴线等方式组织城市空间。城市轴线和视线廊道直接影响城市空间,是城市景观特征的最直观表达。城市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建筑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包含自然环境的演变过程。在历史进程中,镇江城市逐渐形成了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山—水—城—景一体的城市景观体系。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的过程就是人类改造和适应自然,不断协调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过程。研究总结了不同时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和空间营建特征:“六朝时期-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楼宇成景”、“隋唐到南宋-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因山构寺”、“元代到明清-城中有城,山环水绕,三山成境”、“民国时期-中西合璧,以寺代园,临水为垣”。总结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的总体特征为“山丘纵横、长江天堑,农耕立本、漕运兴城,山城相嵌、运河血脉,山峦为骨、人文成景”。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的营建经验为“山城一体:山-水-城-景一体的景观营建经验”、“体国经野:城市内外自然系统的整体营建视野”、“运河为脉:运河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脉络”、“雄秀并见:多尺度下的城市与景观营建”、“人文成境:山水风景与人文意蕴共生”五方面经验。对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进行研究,填补了风景园林学科对镇江城市及镇江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不仅对当今城市发展和建设有指导作用,更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
黎帅[6]（2018）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文中研究表明黔东北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我国内地平原地区通往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受地理环境和民族关系影响,明清以前中央王朝往往委任土司代理以达到维持区域稳定的政治诉求。宋元时期,田氏土司逐渐成为中央王朝在黔东北地区的行政代理,主导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故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史谚。由元转明,田氏土司因争夺“砂坑”而遭改土归流。随后,明廷一方面按照内地行政体制,推行府州县制度,一方面通过移民屯垦,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清代是黔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并在农业、手工业、矿业等经济层面都有显着提高。在农业方面,随着黔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大抵改变了明代“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平坦之地渐为良田,山间瘠田亦随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得以开辟,田土利用已颇具规模。随着与内地联系的紧密,农耕技术有了显着提高,粮食产量逐渐增加,水利、农具等方面显着提升。清代黔东北地区经济作物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一方面提高了土地利用的效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农业生产与区域市场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手工业、矿业亦较明代颇有改善。在地方官府的推广下,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纺织业逐渐兴起。其他手工业也随着内地移民的涌入得到开发,带动了区域山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矿业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得到提高,尤其是黔东北的汞矿成为稀缺物资,价值颇巨。铜仁府、思南府汞矿资源丰富,场局颇多,受到国家重视,对区域经济开发具有带动作用。随着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展开,黔东北地区周边之苗疆相继得以开辟,改变了明代土司环列、动乱频仍之窘境,促进了黔东北商贸网络的形成和发展。黔东北商贸以思南府城、铜仁府城为区域中心,以城镇乡场为节点,辐射范围不断拓展。物资贸易以“川之盐”、“楚之布”为大宗进境商品,本地土特产品如棉花、蜡、漆、桐油、药材等经商贾转销内地。众商贾之中,外省客商主导着境内大宗商品贸易,本地商贩虽有所发展,然其经济实力、商业规模仍处于初级阶段。外省客商于重要城镇市场设立会馆,建立祠庙,带动了黔东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清代黔东北商品贸易具有鲜明的外控性。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中央王朝的推动始终是众多因素中的关键所在。明初改土归流后,黔东北地区转为流官统辖,表征国家权威在该区域的延伸。明末清初,黔东北地区久经战乱困扰,社会经济凋敝。步入清代,国家一方面通过轻徭薄赋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在黔东北区域的延伸。通过调整建置、完善地方官府职能,国家成为区域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地方官府着力修缮城池、疏通驿路,加强了黔东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联系。自明代改土归流,贵州地区财赋收入长期不足,面临巨大财政压力。清代赋役大抵仍延明制,并针对前明财政弊端进行革新,故清代黔东北地区虽曰财赋不足,然尚可维持,加之国家财政“协济”之策,财政大抵满足地方事务所需。财赋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清代国家设立了较为有效的灾荒应对措施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缓冲了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的经济不平等,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稳定不仅是国家在场的重要宗旨,亦是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保障。清王朝对黔东北的经济开发是武陵山区开发的历史缩影,不仅体现出区域性,更带有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普遍性。总结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完善南方山区经济开发措施、调整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等方面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孙宏年[7]（2017）在《民国时期西藏治理研究综述（2001～2016）》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19121949）西藏治理的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20012016年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着进展。与此同时,该领域的研究又有一些方面亟待深化。本综述拟从边疆研究的视角,以我国学者公开发表的汉文论着为主,介绍21世纪之初有关民国时期西藏治理的进展、成果,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高兴玺[8]（2016）在《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由导论、四个专题研究和余论六部分组成。第一章为导论。阐释了与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说明从科学技术史角度研究山西商帮聚落的意义；与聚落考古学、聚落地理学、聚落建筑学等学科研究的异同；不同学科的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分析；论文拟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制定了论文的研究目标、重点和途径。第二章探讨了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所处的历史环境。明清时期的山西,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资源丰沛的自然环境,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人文环境,较为成熟的工程技术条件,为山西商帮聚落的经营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使得明清时期山西的传统聚落取得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古代山西科学技术成就的杰出代表。第三章分析了明清时期山西的乡村制度与聚落分布问题。研究结果证明,山西商帮及其聚落的地域分布,空间范围很广,遍及省境各地。本节利用大段篇幅叙述了山西商帮的分布情况,根据上述不同地区山西商帮的统计,经过对山西现存商帮聚落的调查分析,以及对山西商帮中一些大商户的聚居情况资料的研究,确定现存的113座山西商帮聚落为本论文研究重点。由于在这些商帮聚落中,历史建筑的规模与保存完好程度都不尽相同,论文的研究对象有所取舍。第四章研究了山西商帮聚落的空间要素与类型问题。阐释了空间的概念,即空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空间的均质性和非均质性。聚落的中心、路径和边缘等坐标系的建立,为人们认知聚落的空间,提供了可能。由民居、祠堂、店铺、村庙等建筑和场所,经过路径的结构化组织,构成了聚落空间。中心、路径和边缘,同时存在于一个被完成的的聚落中。商帮聚落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分布于乡村、集市、城镇中。尽管这个分类过程比较复杂,但只有进行类型研究,才能揭示山西商帮聚落的各种复杂的空间形态。将商帮聚落的空间形态分为散点、条带、团堡、层叠四种类型,虽然看起来有些机械,但仍然不失为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第五章讨论了山西商帮聚落营建技术的地域分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山西古代的建筑技术,有较强的地域性,既便是在本省,也呈地域分化,不能以营造法式、营造则例简单论之。一般而言,构成山西商帮聚落单体建筑的基本单位是“间架”结构。山西南部地区的“间架”组合形态比较有规律,相对定型化。而晋北和晋中等地的“间架”组合形态,则比较繁杂。囿于地域因素影响,晋北的民居建筑,院落方正,高度较低,墙面大面积开窗,建筑造型简洁,装饰适度。晋西及晋中的民居建筑,造型丰富,等级较高。晋南和晋东南的民居建筑,多以二层楼房见长,房屋较高,房屋类型变化不明显。从院落尺度来看,晋中、晋南的民居院落比较窄长。晋北、晋西和晋东南的院落比较宽敞。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恐怕是与当地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分不开的。正房、厢房、倒座、宅门、耳房、过厅等建筑物,是构成院落的主要单元,其中宅门、厅堂和正房最为重要。其营建方式,随着山西地域的不同而差异较大,使得相应地域的聚落形态,呈现风格迥异的特征,山西商帮聚落的营建,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尽管山西各地区的聚落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受到中国传统营造思想之影响,也具有较多的同质性,表明山西商帮聚落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第六章为余论。通过分析山西商帮聚落环境的实用理性、山西商帮聚落选址的实用理性和山西商帮聚落建筑的实用理性,阐明了山西商帮聚落的技术与人文内涵。
赵小花[9]（2016）在《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青海河湟地区是指青海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四区三县、海东地区以及青海海南、黄南等地。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即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先秦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经历了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地化是变迁的主流,也是促进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各项事业进步的主要动力。先秦至清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经历了从一个生态的、文化的独立地区到华夏边缘的漫长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赋予这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面貌。两汉以来,这一地区进入内地化的历史阶段,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及文化因素对青海河湟地区持续地产生影响,而在内生的地方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地方性文化因素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此后,中央王朝对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进程的影响逐步深化,而中央王朝在青海河湟地区行政力量的扩张与收缩过程即是王朝国家与地方秩序的角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华夏与民族边缘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也经历着冲突与融会,而持续进行的内地化过程,使当地社会文化诸方面受到中原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作为内生地方秩序的承载体,历史上,西羌、鲜卑、吐谷浑、吐蕃（藏族）、蒙古、回族、土族等民族皆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历史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海河湟地区形成具有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在社会文化内在结构及其外在形式上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质,且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具有鲜明的边缘性特征。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既为这一地区的内地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同时又以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着内地化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从而使内地化进程成为一个可逆的、不确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加速,其社会文化诸项事业的进步突出表现在内地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西方化的因素也伴随着近代化进程影响着青海河湟社会文化的近代建构,同时,一些地方性社会文化因素仍然存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海河湟地区形成了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从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因素的形成动因看,晚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青海河湟统治的深化,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得以确立,特别是青海建省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县制改革,既促使了这一地区在政治上与内地的均质化,同时也进一步突显出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特殊性;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抗战以来民族国家理念的传播,加速了青海河湟地区意识形态的均质化进程,同时一些地方性文化观念在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社会大背景下更加突现出来;近代以来,人口迁徙和商贸活动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青海河湟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共同成为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属性得以确立的重要动因,而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独具特色的商贸活动,也使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得以深化。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属性的确立还体现在近代国民的塑造、近代教育的兴起及社会生活的近代化等方面,这些因素既是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动因,也是这一社会文化属性导致的结果。在上述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的内地化已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也是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的主要动力源泉。当然,也应当看到,青海河湟地区的近代化在促进边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受到诸如保甲制度复兴等逆近代化因素的一些影响,加之一些与近代化过程背道而驰的内生地方秩序的干扰、影响,河湟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步伐显得艰难、迟缓。此外,我国的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因此,近代化过程伴随着西方化的历程,这一点也有青海河湟社会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有所体现。从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政治结构、商贸经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娱、体育、饮食等内地化、近代化的进程看,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也可用"变"与"不变"的二元对立关系加之总结,其中,"变"特指的是由内地化引发的该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不变"则既指受地方秩序影响或某些利益团体的阻碍而使地方社会文化处于滞后的状态,也包括客观存在的一些地方性文化因素。"变"代表了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不变"则指事物的特殊性。在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变"的因素还突出地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传统惯性因素。在青海河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变"代表了这一地区前进的动力与方向。总之,从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看,内地化是青海河湟地区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刘晶晶[10]（2015）在《重庆吊脚楼建筑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庆特殊的自然及人文环境造就了吊脚楼这种独特的山地建筑的产生、运用与发展,它作为一种典型的重庆民居,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地方习俗。重庆山多地少,吊脚楼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利用木条竹方局部架空建造,显示出极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当前,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重庆吊脚楼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然而,人们对这种分布广泛、形式多样、规模小巧的建筑形式的研究还关注不够、剖析不深。因此,对重庆吊脚楼所彰显的地域特征及其建筑文化进行深入解读,揭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存在的合理性及潜在发展的可能性,思考其未来的走向,并使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地方建筑文化基因延续下来,在目前山地生态环境日趋被破坏、地域建筑文化逐渐消失的大潮中显得极为紧迫。论文主要对近代以来重庆城区和部分场镇吊脚楼及其建筑文化进行研究,以其历史发展为脉络,将其生成环境和形成原因作为切入点,对重庆吊脚楼地域分布及类型特点、空间形态及群组特征展开深入剖析,并进一步扩展到环境景观探讨。另外,针对其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从其建筑理念、核心价值以及发展潜能入手,对其建筑文化的现代重构进行研究,试图找到重庆吊脚楼及其建筑理念有效的保护和发展途径,为其现代传承和建筑创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上有益的参考。本研究在对重庆吊脚楼历史文化、空间形态、理念价值及面临现状深入发掘的基础上,力求使其与当代建设相结合而进行时代传承和延续,内容主要包括:1、对重庆吊脚楼生成环境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重点讨论了它的气候、地理、民族、社会、经济等背景。结合重庆城区及部分场镇发展的历史,对重庆吊脚楼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详尽梳理,将传统重庆吊脚楼的演变过程概括提炼为“起源—发展—高潮—式微”几个阶段,并对重大历史事件对其影响进行耙梳与阐明,提出它的出现、发展,以及式微都是经过长期的环境适应和历史选择的结果。2、按地域分布及类型特点对重庆吊脚楼进行剖析,通过对干栏与吊脚楼的梳理,对重庆吊脚楼这一重要类型的分布范围进行探讨。将我国吊脚楼地区与民族分布通过文化分区的方式展现,并提出不同吊脚楼之间是否有文化渊源,是否有共同的文化中心等议题。继而诠释吊脚楼类型特点,引入建筑类型学对重庆吊脚楼进行类型诠释,并通过不同的分类方式来呈现其建筑类型特征。3、对重庆吊脚楼空间形态及群组环境景观进行研究,通过其不拘一格、自由多变、价格低廉、结构简单、技术易于掌握等方面的阐释,对其单体平面形制、空间利用、建筑营构及形态特征逐步讨论。紧承上文在群体空间方面,重点对城区吊脚楼群组形成的“多维簇群”空间形态及场镇吊脚楼形成的沿河线型群组空间形态进行分析,并阐明其群组空间构成;最后进一步对其与所处场地环境的关系,以及连绵延续、重屋累居、俯仰和谐的景观形象展开讨论。4、依次总结吊脚这一山地建筑策略的生态性、经济性及山地适应性等特征,这些特征的详细阐述正说明了其核心价值、空间本质及发展潜能。从当下重庆吊脚楼及其建筑文化趋于消逝的现状出发,思考其建筑文化重构,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的深入解读与细致剖析,延伸至类型、地型和建造三方面的探讨。理论层面提出其类型学传承的新吊脚楼构筑模式及现存吊脚楼保护模式,实践层面则总结传承延续的不同层次及多种可能性,特别是针对吊脚楼以小尺度的方式将建筑与地形加以结合、适应力极强的特点,思考如何将吊脚理念落实于现代建筑创作,并提出技术材料、社会管理等方面革新。
二、清末民初的青藏贸易及其历史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末民初的青藏贸易及其历史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2）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 四、资料的运用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 |
| 三、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背景 |
| 第一节 清代西藏方志的编纂成就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之发展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的动力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研究之一:官方 |
| 第一节 陈观浔《西藏志》的编纂 |
| 第二节 陈观浔《西藏志》与今人张羽新主编《西藏补志》的关系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研究之二:刘赞廷及其编纂西藏方志述略 |
| 第一节 刘赞廷及其涉藏方志内容与门类 |
| 第二节 刘赞廷涉藏方志的史料来源与价值 |
| 第三节 刘赞廷涉藏方志的地位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研究之三:省区志、县志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刘赞廷《昌都县志》版本源流及史料价值述论 |
| 第二节 黄奋生《蒙藏新志》编纂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与其他方志编纂之比较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与内地方志编纂条件之异同 |
| 第二节 刘赞廷西藏县志与段绶滋《民国中甸县志稿》编纂特点之比较 |
| 第三节 陈观浔《西藏志》与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编纂价值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大事年表 |
| 致谢 |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 |
（4）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研究背景 |
| 1.1.2.研究意义 |
| 1.2.研究范围 |
| 1.2.1.时间维度 |
| 1.2.2.空间维度 |
| 1.3.相关理论与概念辨析 |
| 1.3.1.相关理论研究 |
| 1.3.2.概念辨析 |
| 1.4.相关研究综述 |
| 1.4.1.从元素入手,分层解析复合的城市系统 |
| 1.4.2.从空间角度,研究城市变迁与规划特征 |
| 1.4.3.基于文化景观,研究地理与人文环境下的城市演变 |
| 1.4.4.从风景园林的视角,研究多种尺度下的人地关系变迁 |
| 1.4.5.镇江城市与景观建设发展的相关资料与研究 |
| 1.5.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研究方法 |
| 1.5.2.研究思路 |
| 1.5.3.研究框架 |
| 2.镇江城市自然地理环境及自然山水特征 |
| 2.1.地理区位 |
| 2.1.1.国土视野下的区位概况 |
| 2.1.2.宁镇地区视野下的地理区位 |
| 2.1.3.镇江城市行政沿革 |
| 2.2.自然地理环境 |
| 2.2.1.气候条件 |
| 2.2.2.地形地貌 |
| 2.2.3.水文条件 |
| 2.2.4.土壤条件 |
| 2.3.自然山水分布特征 |
| 2.3.1.自然山体分布特征 |
| 2.3.2.自然水系分布特征 |
| 2.4.小结 |
| 3.镇江城市发展的地域环境 |
| 3.1.地域文化基础 |
| 3.1.1.镇江地域文化的过渡性 |
| 3.1.2.原始氏族的文化基础 |
| 3.1.3.吴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
| 3.2.城乡建设历程 |
| 3.2.1.秦汉时期的城市萌芽 |
| 3.2.2.六朝时期的城市崛起 |
| 3.2.3.隋唐到南宋的城市转型 |
| 3.2.4.元代到明清的城市变革 |
| 3.2.5.民国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
| 3.3.区域农业生产 |
| 3.3.1.农业区划 |
| 3.3.2.营田特征 |
| 3.3.3.农田水利 |
| 3.4.区域运河系统 |
| 3.4.1.镇江地区运河系统 |
| 3.4.2.江南运河的变迁与区域影响 |
| 3.5.小结 |
| 4.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构成要素解析 |
| 4.1.叙山:城因山圣 |
| 4.1.1.势 |
| 4.1.2.气 |
| 4.1.3.形 |
| 4.1.4.韵 |
| 4.2.营城:山城相嵌 |
| 4.2.1.城市选址 |
| 4.2.2.城市营建过程 |
| 4.2.3.城市营建特征 |
| 4.3.叙水:控拥江河 |
| 4.3.1.长江 |
| 4.3.2.城市河道 |
| 4.3.3.城市港口 |
| 4.4.治野:林泽之利 |
| 4.4.1.镇江城市郊野构成 |
| 4.4.2.镇江城市郊野特征 |
| 4.5.塑景:因地制宜 |
| 4.5.1.城市人文环境 |
| 4.5.2.园林与建筑营造 |
| 4.6.成境:景境互成 |
| 4.6.1.城市“八景”文化 |
| 4.6.2.京江画派与“八景”文化 |
| 4.6.3.镇江“八景”的意蕴特征 |
| 4.7.小结 |
| 5.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与空间营建过程 |
| 5.1.历史城市空间组织方式 |
| 5.1.1.“望”与视廊 |
| 5.1.2.城市轴线 |
| 5.2.镇江城市空间组织特征 |
| 5.2.1.山体控制城市空间 |
| 5.2.2.水系组织城市空间 |
| 5.3.镇江城市景观体系与空间发展阶段特征 |
| 5.3.1.六朝时期: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楼宇成景 |
| 5.3.2.隋唐到南宋: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因山构寺 |
| 5.3.3.元代到明清:城中有城,山水环绕,三山成境 |
| 5.3.4.民国时期:中西合璧,以寺代园,临水为垣 |
| 5.4.小结 |
| 6.镇江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特征与经验 |
| 6.1.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特征 |
| 6.1.1.山丘纵横、长江天堑 |
| 6.1.2.农耕立本、漕运兴城 |
| 6.1.3.山城相嵌、运河血脉 |
| 6.1.4.山峦为骨、人文成景 |
| 6.2.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经验 |
| 6.2.1.山城一体:山-水-城-景一体的景观营建特征 |
| 6.2.2.体国经野:城市内外自然系统的“整体”视野 |
| 6.2.3.运河为脉:运河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脉络 |
| 6.2.4.雄秀并见:多尺度下的城市与景观营建 |
| 6.2.5.人文成境:山水风景与人文意蕴共生 |
| 6.3.小结 |
| 7.总结与展望 |
| 7.1.结论 |
| 7.2.主要研究成果 |
| 7.3.创新点 |
| 7.3.1.成果创新 |
| 7.3.2.方法创新 |
| 7.4.展望 |
| 7.5.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民国十九年镇江主城区测绘图 |
| 附录二 《台湾“内政部”典藏地图数位化影像制作专案计划》镇江地区测绘图 |
| 附录三 “京口三山”相关诗词 |
| 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6）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家与地方关系研究 |
| (二)区域经济开发史研究 |
| (三)黔东北相关研究 |
| 三、时空界定、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时空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区域背景 |
| 第一节 黔东北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一、气候与地理环境 |
| 二、资源分布与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改土归流”与明代黔东北区域变革 |
| 一、思州田氏及其“改土归流” |
| 二、“改土归流”后黔东北的行政建制 |
| 三、“改土归流”后黔东北的人口发展与民族分布 |
| 第三节 明代黔东北的经济发展 |
| 一、明代黔东北的农业发展 |
| 二、明代黔东北的矿业开采 |
| 三、明代黔东北的商品贸易 |
| 第二章 清代黔东北的物资生产 |
| 第一节 农业 |
| 一、土地开垦 |
| 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发展 |
| 三、农耕技术的发展 |
| 第二节 手工业 |
| 一、纺织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药材加工 |
| 五、其他手工业 |
| 第三节 矿业 |
| 一、汞矿开采 |
| 二、其他矿产开采 |
| 第三章 清代黔东北的商品贸易与市场网络 |
| 第一节 清代黔东北的商品流通 |
| 一、清代黔东北地区的土特产外运 |
| 二、清代黔东北地区的食盐运销 |
| 第二节 清代黔东北的商人与商业资本 |
| 一、外省客商及其商业活动 |
| 二、本地商贩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清代黔东北的市场网络 |
| 一、市场区域特征 |
| 二、区域市场层级 |
| 第四章 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中的国家在场 |
| 第一节 清代黔东北地区国家权力之延伸 |
| 一、建置调整与职能完善 |
| 二、城池修缮与道路疏通 |
| 第二节 清代黔东北地区的财政压力与财政运转 |
| 一、财政压力 |
| 二、财政运转 |
| 第三节 清代黔东北地区的社会救济与社会管控 |
| 一、灾荒应对与社会救济 |
| 二、户籍制度与社会管控 |
| 三、黔东北苗疆的军事管控 |
| 第五章 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积极影响 |
| 一、推动了黔东北地区山林资源的开发 |
| 二、促进了黔东北地区与内地的商贸联系 |
| 三、带动了黔东北地区的社会整合 |
| 四、强化了儒家文化在黔东北地区的传播 |
| 第二节 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消极影响 |
| 一、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
| 二、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经验 |
| (一)国家是区域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 |
| (二)区域经济开发应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
| (三)区域经济开发应充分调动市场作用 |
| 二、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警示 |
| (一)应因地制宜,选取适当资源利用模式,避免破坏生态环境 |
| (二)应注重民族平等,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维持社会稳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研究山西商帮聚落的途径 |
| 1.1 相关概念释义 |
| 1.1.1 山西商帮 |
| 1.1.2 传统聚落 |
| 1.1.3 聚落研究 |
| 1.2 为什么要研究山西商帮聚落 |
| 1.2.1 研究对象内容丰富 |
| 1.2.2 聚落研究迫在眉睫 |
| 1.2.3 研究范围时空界定 |
| 1.3 山西商帮聚落的研究途径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问题分析 |
| 1.3.3 研究途径和方法 |
| 1.3.4 研究内容 |
| 1.3.5 研究目标和重点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所处的历史环境 |
| 2.1 山西商帮聚落所处的社会环境 |
| 2.1.1 明清时期山西政区区位的变迁 |
| 2.1.2 明清时期山西民族关系的变迁 |
| 2.1.3 明清时期山西人口产业的变迁 |
| 2.2 山西商帮聚落所处的自然环境 |
| 2.2.1 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 |
| 2.2.2 地质条件与资源分布 |
| 2.2.3 明清时期的气候特征 |
| 2.3 山西商帮聚落的技术人文环境 |
| 2.3.1 明清时期山西人文科技的背景 |
| 2.3.2 明清时期山西工程技术的发展 |
| 2.3.3 明清时期山西乡村聚落的营建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西的乡村制度与聚落分布 |
| 3.1 明清时期山西的乡村制度 |
| 3.1.1 元代山西的村社制度 |
| 3.1.2 明代山西的里甲制度 |
| 3.1.3 清代山西的保甲制度 |
| 3.2 山西商帮聚落的地域分布 |
| 3.2.1 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的地域化 |
| 3.2.2 影响山西商帮聚落地域化的因素 |
| 3.2.3 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地域分布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的形态特征 |
| 4.1 聚落的空间概念 |
| 4.1.1 聚落空间的节点：中心 |
| 4.1.2 聚落空间的领域：边缘 |
| 4.1.3 聚落空间的路径：街巷 |
| 4.2 聚落的空间要素 |
| 4.2.1 商帮聚落：村落、集镇、城市 |
| 4.2.2 民居：聚落空间的主体 |
| 4.2.3 祠堂：聚落空间的中心 |
| 4.2.4 村庙：聚落异族的纽带 |
| 4.2.5 店铺：业缘关系的体现 |
| 4.3 聚落的空间形态 |
| 4.3.1 山西商帮聚落的空间形态分类 |
| 4.3.2 山西商帮聚落的选址 |
| 4.3.3 山西商帮聚落的空间形态特征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营建技术的分化 |
| 5.1 “间”与“架”的形态比较分析 |
| 5.1.1 “间”的组合形态 |
| 5.1.2 “架”的组合形态 |
| 5.2 院落尺度的比较分析 |
| 5.2.1 晋中、晋南商帮院落的尺度 |
| 5.2.2 晋北商帮院落的尺度 |
| 5.2.3 晋西商帮院落的尺度 |
| 5.2.4 晋东南商帮院落的尺度 |
| 5.3 聚落典型单座建筑的比较分析 |
| 5.3.1 宅门 |
| 5.3.2 厅堂 |
| 5.3.3 正房 |
| 第六章 余论：山西商帮聚落的技术人文启迪—实用理性 |
| 6.1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着表征 |
| 6.2 山西商帮聚落环境的实用理性 |
| 6.3 山西商帮聚落选址的实用理性 |
| 6.4 山西商帮聚落建筑的实用理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9）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 |
| 三、本论题的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华夏边缘:传统时代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从羌人地带到多元民族地带 |
| 一、羌人地带到藏人地带:先秦至明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的民族分布 |
| 二、多元民族地带:明代中期及清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的民族分布 |
| 第二节 传统时代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 |
| 一、中原华夏与民族边缘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会 |
| 二、王朝国家与地方秩序的角力与融通 |
| 三、华夏边缘社会生活及其内地化的缓慢进程 |
| 第二章 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变迁因素 |
| 第一节 近代河湟地区的政治文化变革 |
| 一、清末新政在河湟的实施 |
| 二、民国时期的行政改革与社会变迁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的青海河湟地区 |
| 一、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河湟时局 |
| 二、抗战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影响 |
| 第三节 移民、商贸活动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影响 |
| 一、移民与社会变迁 |
| 二、商贸活动对河湟地区的影响 |
| 第三章 民族边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从土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 |
| 一、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 |
| 二、从户口统计看居民身份的近代转型 |
| 三、从医疗史角度看国民身份的型塑 |
| 第二节 近代教育的兴起 |
| 一、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型 |
| 二、近代教育的发展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生活的近代化 |
| 一、衣食住行的近代化 |
| 二、文体娱乐及宗教生活的近代化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内地化与地方性 |
| 二、内地化与近代化、西方化 |
| 三、"变"与"不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重庆吊脚楼建筑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化、城市化语境下的建筑地域性危机 |
| 1.1.2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山地利用及山地生态环境 |
| 1.1.3 吊脚楼及其建筑文化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
| 1.3.1 民居建筑研究 |
| 1.3.2 山地建筑研究 |
| 1.3.3 吊脚楼建筑研究 |
| 1.4 研究的内容方法 |
| 1.4.1 研究范围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研究特色 |
| 2 重庆吊脚楼的生成背景及历史流变 |
| 2.1 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 |
| 2.1.1 山地及河流众多的地理环境 |
| 2.1.2 冬暖夏热、潮湿风缓的气候条件 |
| 2.1.3 竹木、粘土等本土建材来源 |
| 2.2 兼容并蓄的移民社会 |
| 2.2.1 历史上的移民活动 |
| 2.2.2 明末清初大移民 |
| 2.2.3 清末及民国时期移民 |
| 2.3 繁荣兴盛的商贸经济 |
| 2.3.1 川江航运及码头发展 |
| 2.3.2 商贸发达 |
| 2.3.3 开埠及陪都经济 |
| 2.4 劲劲勇朴直的乡风民俗 |
| 2.4.1 劲勇开拓 |
| 2.4.2 世俗包容 |
| 2.4.3 朴实协作 |
| 2.5 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 |
| 2.5.1 起源（史前时期） |
| 2.5.2 发展（秦汉—鸦片战争前） |
| 2.5.3 高潮（近代） |
| 2.5.4 式微（现代） |
| 2.6 本章小结 |
| 3 重庆吊脚楼的地域分布与类型特点 |
| 3.1 干栏与吊脚楼 |
| 3.1.1 由穴居、巢居到干栏 |
| 3.1.2 干栏的传播与发展 |
| 3.1.3 吊脚楼与山地环境 |
| 3.1.4 关联环境的差异表现 |
| 3.2 重庆吊脚楼分布 |
| 3.2.1 重庆吊脚楼文化区 |
| 3.2.2 重庆吊脚楼分布特点 |
| 3.3 重庆吊脚楼类型 |
| 3.3.1 吊脚楼类型学考量 |
| 3.3.2 从使用功能分：住居、店居、其它 |
| 3.3.3 从竖向处理及与地形关系分：上爬式、下落式、跨越式、分台式 |
| 3.3.4 从地理位置及所处环境分：城区、场镇、坡地、滨水、其它 |
| 3.3.5 从建筑材料及构筑方式分：竹木、砖石、捆绑、穿斗、其它 |
| 3.4 本章小结 |
| 4 重庆吊脚楼的建筑空间与形态特征 |
| 4.1 因地制宜的平面形式 |
| 4.1.1 自由式 |
| 4.1.2 一字式 |
| 4.2 不拘成法的空间利用 |
| 4.2.1 室内空间高度适应性 |
| 4.2.2 室外空间灵活多样性 |
| 4.3 轻轻巧简便的建筑营构 |
| 4.3.1 构架：捆绑、穿斗及其他 |
| 4.3.2 墙体、屋面、楼地板等 |
| 4.3.3 建造过程 |
| 4.4 因势修造的建筑形态 |
| 4.4.1 悬虚构屋—吊脚（灵活结合悬挑、分台和附崖等手法） |
| 4.4.2 进退有致—水平（适应山形变化） |
| 4.4.3 依势跌落—竖向（险、奇、巧） |
| 4.4.4 乡土朴素—材料、装饰（形态质朴的竹木构层楼） |
| 4.5 本章小结 |
| 5 重庆吊脚楼的群组空间与环境景观 |
| 5.1 群组空间形态 |
| 5.1.1 城区多维簇群 |
| 5.1.2 场镇沿河线型 |
| 5.1.3 群组空间构成 |
| 5.2 环境组织体系 |
| 5.2.1 与山水的关系 |
| 5.2.2 与街道的关系 |
| 5.2.3 与其他建筑的关系 |
| 5.2.4 与环境绿化及设施的关系 |
| 5.3 景观艺术形象 |
| 5.3.1 绵延连续 |
| 5.3.2 重屋累居 |
| 5.3.3 俯仰和谐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重庆吊脚楼的核心价值及面临问题 |
| 6.1 吊脚是一种优秀的山地建筑策略 |
| 6.1.1 生态环保性 |
| 6.1.2 经济实用性 |
| 6.1.3 山地适应性 |
| 6.2 吊脚楼是重庆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2.1 重庆历史的组成部分 |
| 6.2.2 浓缩的重庆山地文化 |
| 6.2.3 重要的地域文化景观 |
| 6.3 吊吊脚楼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面临的问题 |
| 6.3.1 城区吊脚楼及其建筑文化消逝 |
| 6.3.2 场镇吊脚楼及其建筑文化困境 |
| 6.3.3 现代吊脚楼及其建筑文化传承乏力 |
| 6.4 本章小结 |
| 7 重庆吊脚楼建筑的现代重构 |
| 7.1 建构经验借鉴 |
| 7.1.1 相关案例分析 |
| 7.1.2 优秀案例解读 |
| 7.2 建构思想及对策 |
| 7.2.1 建构意义 |
| 7.2.2 建构原则 |
| 7.2.3 建构措施 |
| 7.3 建构实践与启示 |
| 7.3.1 重庆建构实践 |
| 7.3.2 建构启示与展望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正文中所涉及重庆吊脚楼案例列表 |
| B. 重庆吊脚楼与其他地区及民族吊脚楼对比 |
| C.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四、清末民初的青藏贸易及其历史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2]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研究[D]. 赵琼.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4]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5]镇江历史城市景观体系营建研究[D]. 高原.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研究（1644—1840年）[D]. 黎帅.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7]民国时期西藏治理研究综述（2001～2016）[J]. 孙宏年. 中国边疆学, 2017(02)
- [8]明清时期山西商帮聚落形态研究[D]. 高兴玺. 山西大学, 2016(05)
- [9]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赵小花.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10]重庆吊脚楼建筑与文化研究[D]. 刘晶晶. 重庆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