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论文文献综述）
于展[1]（2014）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文中认为19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从非暴力直接行动转向黑人权力运动等激进运动的过程中,来自中国的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毛式的革命道路迥异于西方白人的思想,对于自认为受到白人内部殖民统治的黑人激进分子很有吸引力。本文以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黑人激进组织革命行动运动组织,以及黑豹党为讨论重点,分析他们接受的中国思想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世界革命、游击战、严明的革命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思想言论。
陆继锋[2]（2013）在《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院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形式,是中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办学水平事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民族院校办学理念是不同时期办学思路、办学过程与办学特色的高度凝练,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选择结果,是民族院校立足自身发展并彰显特色的顶层设计。研究民族院校办学不仅要追溯历史传统,探寻办学规律,更要认清现实,促进其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实现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故此,本研究从民族院校办学理念变迁切入,以“办学理念源于办学实践又指导办学实践”为逻辑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采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等多种方法,梳理民族院校历史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办学理念,进而得出了民族院校及其理念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内容：首先,历史传统是民族院校发展的根基,它孕育了民族院校办学理念；变革是民族院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提升着民族院校办学理念。民族院校需要在“变”与“不变”之间做出抉择,既不能抛弃历史与传统,也不能固步自封,亦步亦趋。其次,特殊性是民族院校的天然属性。在发展历程中,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源于特殊并促进特殊；特殊性决定了民族院校特色,特色理念是民族院校的“特殊”资本,是其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民族院校固要守住特色,却不能把特殊作为发展的资本。民族院校需要在“特”与“不特”做出权衡,不能失其“特”,亦不能舍其“不特”,而需要进一步利用“不特”来支持“特”的发展。第三,民族院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既有自身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之“利”,也有影响发展之“不利”。民族院校需要不断提升理念,化“不利”为“利”,以促进民族院校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研究意义而言,本文能为建设高水平民族院校提供借鉴和参考,最终为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服务我国民族工作和教育工作乃至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同时,本研究对于拓宽当代大学办学理念研究领域,丰富民族高等教育理论亦有一定的贡献。
金炳镐[3]（2019）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发展》文中认为新中国70年来,毛泽东同志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理论上解决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实践上解决如何促进民族发展、如何协调民族关系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主要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繁荣。
金春明[4]（2006）在《“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李新[5]（2010）在《不应遗忘的一段历史 ——“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研究》文中提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文革”十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以1971年为界限,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以“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发展为主线,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意义,同时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以期在以下的论述中对此概念达成共识。最后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并且陈述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第二部分主要对文革早期（1966-1971年）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和形式与内容特点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停课闹革命,毛泽东著作取代教材（1966-1967年）；复课闹革命,各地自编过渡性临时课本（1967-1969年）；各地自编试用语文教科书（1969-1971年）等三个主要阶段的语文教科书发展历程和语文教科书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特点。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文革”中后期语文教科书的震荡（1972-1976年）。分述了批林整风,语文教科书基础知识的短暂恢复（1972-1973年）和批林批孔,语文教科书对恢复的颠覆（1974-1976年）两个主要发展历程,对这两个历程中语文教科书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第四部分为反思与结论。在借助湖南师范大学以石鸥教授为代表的教科书研究小组收集的第一手“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文本的基础上,依据第二、三部分的研究成果,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进行了反思。宏观上看,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应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学科的属性应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文教材的编写要综合考虑社会、学科和学生发展的需要。然而“文革”时期以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和以生产斗争为名的语文教科书的极端实用性值得我们反思。从微观上看,语文教科书的结构应当完整、内容应当全面,呈现应当合理,然而“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结构的残缺和以毛主席为中心的语文教科书中的领袖崇拜以及在各地自编语文教科书的名义下呈现出的全国各地基本一致的语文教科书编写形式给我们当今语文教材编写以警示。
丁进孝[6]（2014）在《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与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冷战后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越双方之间有着两干余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国情基本相似、文化相通、理想相同、经济相关。将近一千一百年之久,越南属于中国的郡县,又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直到1885年6月9日,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同时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从此结束了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近代时期,两国人民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有着共同的目标以及愿望,因此双方应该相互帮助和支持。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因素,自古以来中国是对越南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在双方的关系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在1950年至1975年的两场越南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殖民统治者,后是在1960年至1973年期间,援助越南抗击美帝国,使越南成功把美帝国赶出自己的国土,并最终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可以说,中越两国的关系既是双方的问题,同时也与东南亚、亚洲以至世界局势有着密切联系。立足亚太是中国稳定周边的有力保障,中国对越南发展关系和越南对中国发展关系一样,是中越两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发展中越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的原由及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学术界已有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阐述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中越宗藩关系为背景的简述。自北宋时期至1885年6月法国殖民者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为止,宗藩关系是维系中国和越南的纽带,在这条纽带上,中国位于天朝的地位,越南处于藩属的地位。宗藩关系表现在越南新王登基需得到天朝的册封,并定期向中国进献贡品,表示臣服,天朝则以回赐朝贡,维护藩国的安危,以尽其对藩国的义务和责任。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后,中越宗藩关系就已经开始慢慢解体了。所以在越南抗法战争中,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越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二章阐述了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结晶。在这一时期,中越双方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两国建交,为越南夺取抗法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中国也将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有助于追歼中国大陆解放后逃往越南的国民党残部,巩固祖国的南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阐述了新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越南反抗法国和美国的侵略,双方在抗法、抗美战争中相互支持与合作,使两国关系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巩固和发展。同时,本文还指出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的有关裂痕与分歧。此外,简述了中美缓和及关系正常化等因素,使中越两国之间的裂痕一步一步加深。第六章就阐述了越南华侨华人对抗法、抗美的贡献。华侨华人自古以来与越南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在郡县时期,还是宗藩时期,他们不仅给越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还带来了祖国进步的思想文化,为越南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20世纪50年至60年代,在抗法、抗美斗争时期,广大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抗法、抗美斗争,为争取越南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结语部分进一步总结了中越关系成功的经验,并且指出双方关系的制约因素。虽然冷战结束后,两国立刻进入恢复正常化时期,同时取得了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但是近些年来,两国领海争端、越台关系和越美关系发展迅速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对中越关系造成影响。同时也提出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展望,笔者认为两国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指导下,可以肯定友谊、合作与发展,仍然是中越两国未来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
黄仁国[7]（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指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罗睿[8]（2018）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文中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外交方针陆续有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条线”、“一条线”。改革开放以来,又陆续提出并开始践行“和平共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平外交”等外交战略,中共十九大又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今天的外交方针。这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演进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变化有着巨大的关联。总结出这些演进的缘由及其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怎样从理论上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的。绪论阐述了撰写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理论意义及其实践意义。在总结中外学者对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出了本论文的撰写思路和写作方法,指出了该文在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难点,明确了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背景、内容、作用及其意义。认为中共之所以决定实行一边倒和结束实行一边倒,都是中共独立自主作出的抉择。阐述了从一边倒外交方针转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理论基础、必然性、实质和特点;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这一原则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交往准则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意义;在当时实行这一原则中的某些局限性。分析了实行“两条线”和“一条线”两种外交战略的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中共在“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以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转变。由于形成了中、美、苏三国的大三角战略,从而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第二章论述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共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恢复、继承、丰富和发展。着重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共将“和平共处”原则上升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必然性;“和平崛起”战略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论述了“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和平外交”等一系列概念的内在关联。指出了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反对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原因、内容及其重大意义。第三章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指出了实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回答了世界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质疑,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建立和谐世界中的应用价值,指出了应该怎样科学掌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着重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并以一系列事例来论证了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力践行。总结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中,中共所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以其特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共处理论宝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其必将永远镌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中,中共所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内在统一,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意义,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逯艳[9]（2013）在《论“十七年”郭沫若“非政治家”职务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建国后的郭沫若更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国后郭沫若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更加复杂，并且与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风云更为密切。然而，目前学界对建国后郭沫若的研究相对忽略郭沫若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往往将郭沫若建国后的多重身份归拢到“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上，似乎建国后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只不过是其“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在不同社会角色下的不同表现而已。故而，郭沫若建国后的各种表现，或显性或隐性，或真或假，或真心流露或假意敷衍也都难逃“政治”的魔咒，而所谓郭沫若的复杂性其实也只是一种政治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在大量原始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十七年”时期的郭沫若展开新的学术考察，侧重揭示以往过于关注“政治性”的研究所忽略了的郭沫若职务写作中的“非政治性”表现，进而揭示其中“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复杂缠绕以及建国后郭沫若成为一个文化“多面体”的历史形成。郭沫若建国后的多种身份曾被以往研究者深度挖掘和多次展示，如：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等……这就相应地使他成为当时政界主要领导、科学界首席领袖、外交界知名使者、文坛著名作家、文教界资深名流等。同时，在这些身份中除了官方形态明显的“政治家”之外，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对的“非政治家”身份，这些身份赋予郭沫若相当的知名度，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鉴于郭沫若“十七年”时期写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它们却具有文学的形式，并且与以文学家名世的郭沫若在当时所出任的各种不同职务相呼应，所以本文以“职务写作”作为切入点，将这些作品按照主题大致分为科学、外交、人文和教育四类。由此，本文选定郭沫若在科学界、外交界、人文学界和社会教育界四类“非政治家”的职务，以“公共人物”的视角对其相应的“非政治家”职务写作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对建国后郭沫若研究的一个新的阐释框架。本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组成。绪论主要包括四个层次。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何“政治性”会成为评判建国后郭沫若的核心标准，对这种标准带来的简单化判定惯性进行思考。由这一思考引出近期研究的整体走向，即对郭沫若“复杂性”特质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已经不同程度地激活了探寻郭沫若“政治性”之外“非政治性”特质的主动性，但是还尚未突破以“政治性”为轴心的研究体系。由此，本文另辟蹊径，以“公共人物”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对郭沫若建国后“政治家”身份以外的“社会活动家”角色特质进行挖掘和研究。无论从写作动机还是文学水准上来看，本文都不赞同用“创作”来定位郭沫若“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而是选用“职务写作”这一切口展开论述和研究。第一章，围绕郭沫若“作为科学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首先科学界领导人是郭沫若“十七年”最为显著的职务之一，而且科学主题的诗文写作同时还具有时代延展性，所以文章最先对郭沫若这一显著但尚未被学界全面认识的“非政治家”职务进行研究。在论证思路上，本文首先从倍受争议的、关于郭沫若建国后诗作审美性缺失的现象入手，对郭沫若1950年代的科学诗作进行分析，尤其对这些诗作与“《女神》时代”诗歌写作水平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试图借助“公共人物”来考察。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在1920、30年代形成的“为大众”理念不无关系，同时又能和1940年代形成的“人民本位”观合理对接，这就充分证实了其科学诗作具有隐性的时代延续性。借助这一发现，文章分两个层面继续探寻潜伏在此类诗作底层的其他用意，即具体到国内层面，形成了两种教化知识分子的方式：一种是警戒性的，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告诫科学工作者要时刻警惕“科学官老爷”态度的腐化和侵蚀作用，自觉抵制自满情绪；另一种是劝勉性的，即以苏联这个科学先进国为参照，借助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火箭等科技成果来鼓励本国科学工作者，主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而就在这一劝勉的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先进科技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存在被美国等居心叵测的国家恶用的可能性，表现在其作品里便是不断强调用“科学”来争取世界永久的“和平”，这种不分国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观念，其实正是郭沫若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而这也恰是郭沫若科学诗文在国际层面的用意。既然科学事业是一项世界性事业，而科学研究工作又是一项长期性的艰辛探索工作，所以必须重视对科学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不管是对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科学后进力量的关怀与鼓励，还是对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精英的提携，尤其是对钱三强和陈明远等科学青年的勉励和警示，都饱含了郭沫若作为科学界资深长辈对晚辈后生的热忱期望与赤诚寄予。第二章，围绕郭沫若“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作为一名“公共人物”，郭沫若在外交界名声显赫，不仅是因为他积极处理和开展各种外交事务，还因为他以建国后外交界领导人的身份写了大量歌颂政治领袖的作品。本文首先对郭沫若建国后曾引发学界高度关注的、以歌颂政治领袖为主旋律的外交诗进行研究，在“公共人物”这一视角下，发现这种歌颂旋律背后存在一个情绪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以谁的名义写作的探索过程。借助其外交诗作中频繁出现的“太阳”意象可以发现，郭沫若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排序、指代、人称等写作方式，将最初歌颂苏联领袖的指向最终转变到赞美本国政治领袖上来。如果把这种转向搁置在世界外交这一国际平台上，又能挖掘出郭沫若两个维度的用心：一方面，用贬斥情绪含量最多的诗文传递他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的敌视，同时为防止一己爱憎情绪的过量释放，巧妙地借助拟人化和变化人称的写作方式加以应对；另一方面，在面对和国家相对的“人民”时，不管是借助黑人事件对美国人民的感情连系，还是以温情路线对日本人民的积极动员，都展现了郭沫若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与此同时，还展露了他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除此之外，郭沫若的游记诗还有其他的用途：一方面承载了郭沫若因从事外交工作而焕发出来的青春和激越的诗情，寄托了其愿为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终身的豪迈情怀；另一方面，对国内、外风土人情进行描摹与记录，以故事入诗的形式激励和警惕人们不忘抗暴除恶的优良传统，这样不仅能使国外友人了解中国拥有除恶扬善的历史传统，而且还能实现为中国创造更广泛盟友和更宽松外交环境的潜在效果。第三章，围绕郭沫若“作为人文学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建国后，郭沫若在文化界和学术圈担任的各种不同官职可能已经被不同程度研究过，但是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化要职具有的共性却鲜为人知，而要了解这些首先必须全面认识郭沫若独特的“官员型学者”风范。文章借助“公共人物”视角，从两个维度来展现：在国际上，他认为“文学”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这种力量才能有力地抵御文化垄断和文化侵略；在国内，要实现学者干预和服务社会的目的，必须选好“教化”方式，而“鲁迅”的“榜样”力量便是一种有效的教化手段，借助这一力量可以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民众的教化。作为中国建国后文化事业发展的“监护人”之一，郭沫若有责任对诸如电影、出版编辑以及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进行引导，而就在郭沫若诸多具有引导指向的作品中，多出现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方式收尾的现象。这一现象从“公共人物”角度看，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公共人物”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有责任让渡个人利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郭沫若借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变相地满足了社会公众对社会名人隐私的占有权和分享权，发挥了“公共人物”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第四章，围绕郭沫若“作为社会教育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以往学界对建国后郭沫若教育方面的研究，曾因过度关注其出任的教育界要职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对其相关教育主题作品意义的开发与研究。文章在借助“公共人物”这一视角时，发现“公共人物”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新闻传媒”这一纽带，而借助这一纽带，建国后郭沫若作为社会教育界领导人和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可以合理地衔接起来。由此，文章一方面借助《人民日报》这一权威的机关报刊，以其刊载的大量有关“儿童文学”的文章为线索，发现郭沫若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履行“文化高官”应尽的义务，而且还承载了郭沫若较为本色的“儿童本位”的写作理念，以这一理念为镜面，又能折射出郭沫若操守的可贵的平等对话意识，彰显其广博宽厚的长者胸怀。同时，他对“儿童文学”建设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呼吁又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一线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及时反思自我素养，并由此对当时极为激进的政治体制和颇为浮躁的社会风气做出较为理性的反思和警示。另一方面，和“儿童”这一意象相对的还有“青年”这一群体。如果说“儿童文学”是郭沫若与《人民日报》之间发生化合作用的“催化剂”，那么“青年”这一意象便是郭沫若与多种报刊产生关系的“媒介”，这种关系分为三个层面：对青年的身体健康高度关注，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好”原则进行详细解释和积极宣传；极为重视青年的精神成长，不仅及时关注当时热议的“维特热”自杀倾向、“轻文学重科学”偏向和“温室花朵”效应等社会现象，而且有效地利用新闻传媒展开舆论引导；作为年长者，郭沫若在积极关注青年们的文学创作的同时，以书信和文章等方式与“青年”进行沟通和交流，鼓励青年要相应国家的号召，走文艺“与工农结合”的实践道路。余论部分，分为三个层次。之所以首先对锁定在郭沫若研究上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进行辩证分析，是鉴于建国后的郭沫若存在明显的复杂性。作为当代研究者有责任为后续研究提供获得客观、准确结论的研究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必须要以理论阐述框架的建构为基础。本文选择“公共人物”作为研究视角，不仅能为郭沫若“政治性”和“非政治性”提供同一研究界面，而且还能对后续同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最后，通过“职务写作”这一研究切入方式，强调对郭沫若作品文本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借此重申以作品研究为重心才是坚持以求真、客观和宽容态度对待“郭沫若”这一研究客体的有效方法，也是展现郭沫若建国后“社会活动家”角色特质的必要途径。
魏国红,郑万军[10]（2019）在《民族政策与国家整合: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趋向》文中研究说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间的交往和民族关系的趋向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国家政策权威的执政理念和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经过长期实践并被共同体成员高度认同的民族政策会沉淀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会持续性地影响族际交往的态度和行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政治资源,有助于共同体凝聚和国家整合。文章在分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理念与价值、历史实践及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政策的结果,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决定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院校萌芽与理念孕育 |
| 第一节 民族高等教育的最初形态 |
| 一、三种主要形式 |
| 二、元代民族高等教育 |
| 三、清代民族高等教育 |
| 四、贡献和启示 |
| 第二节 满蒙文高等学堂 |
| 一、诞生背景 |
| 二、办学特点 |
| 三、贡献和启示 |
| 第三节 蒙藏学校 |
| 一、北洋政府时期办学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办学 |
| 三、解放初期的蒙藏学校 |
| 四、贡献和启示 |
| 第四节 边疆院校 |
| 一、兴办与办学背景 |
| 二、边疆院校的兴办 |
| 三、办学特点与理念 |
| 四、贡献和启示 |
| 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首创与理念萌生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背景 |
| 二、诞生与实践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探索与理念初显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筹建诞生(1950-1951) |
| 二、初建探索(1951-1966) |
| 三、曲折动荡(1966-1976)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定位 |
| 三、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四章 调整改革与理念成型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恢复调整(1976-1985) |
| 二、前期改革(1985-1989) |
| 三、深化改革(1989-1993)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定位 |
| 三、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五章 加快发展与理念提升 |
| 第一节 办学实践 |
| 一、平稳发展(1993-2000) |
| 二、规模扩张(2000-2005) |
| 三、内涵提升(2005-) |
| 第二节 办学理念 |
| 一、民族教育理念 |
| 二、院校定位 |
| 三、院校理念 |
| 小结 |
| 第六章 理念变迁与发展审视 |
| 一、“变”与“不变”：核心理念之熔铸 |
| 二、“特”与“不特”：特色理念之彰显 |
| 三、“利”与“不利”：未来发展之思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发展 |
| (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
| (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
| (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
| (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
| (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
| 二、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及与时俱进 |
| (一) 关于民族概念理论 |
| (二) 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 |
| (三) 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
| (四) 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 |
| 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开拓创新 |
| (一) 关于民族平等的政策 |
| (二) 关于民族团结的政策 |
| (三)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
| (四) 关于民族发展繁荣的政策 |
（5）不应遗忘的一段历史 ——“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文革"前期的"红色"语文教科书(1966-1971) |
| 第一节 停课闹革命,毛泽东著作取代教材(1966-1967) |
| 一、《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
| 二、《毛主席语录》 |
| 第二节 复课闹革命,各地自编过渡性临时课本(1967-1969) |
| 一、启用过渡性临时语文教科书 |
| 二、临时语文教科书分析 |
| 第三节 各地自编试用语文教科书(1969-1971) |
| 一、试用语文教科书问世 |
| 二、试用语文教科书分析 |
| 第三章 "回潮"与"反回潮"——"文革"中后期语文教科书的博弈(1972-1976) |
| 第一节 批林整风,语文教科书基础知识的短暂恢复(1972-1973)(49) |
| 一、语文教科书基础知识的"回潮" |
| 二、"回潮"时期语文教科书分析 |
| 第二节 批林批孔,语文教科书对恢复的颠覆(1974-1976)(58) |
| 一、语文教科书的"反回潮" |
| 二、"反回潮"时期语文教科书分析 |
| 第四章 被异化的语文教科书——关于"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的反思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的反思 |
| 一、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应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68) |
| 二、语文学科的属性应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
| 三、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需要 |
| 第二节 微观层面的反思 |
| 一、语文教科书的结构应当完整 |
| 二、语文教科书的内容构成应当全面 |
| 三、语文教科书的呈现应当合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研究生学习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6）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五、论文的布局 |
| 第一章 1950年前的中越关系简要回顾 |
| 第一节 封建社会时期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 |
| 一、宗藩关系概述 |
| 二、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
| 三、中越宗藩关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殖民地时期的中越关系 |
| 一、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和越中人民的抗法斗争 |
| 二、中法战争爆发后中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 三、《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署与中越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越两国的革命友谊 |
| 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越南革命的支持和帮助 |
| 二、越南共产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
| 第二章 中越新关系的开端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基础 |
| 一、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
|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 |
| 第二节 越南对外政策基础 |
| 一、越南古代传统思想 |
| 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
| 第三节 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
| 一、中越联络处建立的过程 |
| 二、中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 第三章 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侵略(1950-1954) |
| 第一节 越南为独立自由而战争 |
| 一、中国国民党部队入越受降与法国重返侵略越南 |
| 二、越南人民坚强抵抗 |
| 三、越南努力寻求外援 |
|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法战略决策 |
| 一、援越抗法的决策 |
| 二、援越抗法的方针及内容 |
| 三、中国援越抗法的具体原则 |
| 第三节 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侵略 |
| 一、中国向越南派遣顾问与全面援越抗法 |
| 二、中国帮助越南建设正规部队和提高战斗力 |
| 三、中越联手抵抗法国的实施及成就 |
| 第四章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越关系更加紧密 |
| 第一节 1954年的国际形势 |
| 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二、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三、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的政策 |
| 第二节 中越在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 |
| 一、中越两国的准备 |
| 二、越南的八项建议 |
| 三、中国在会议上推动和平进程 |
| 第三节 日内瓦会议后中越关系的加强 |
| 一、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各国的反应 |
| 二、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越南局势 |
| 三、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
| 第五章 中越在抗美战争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1954-1975)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 |
| 一、全面发展的冷战局势 |
| 二、大国间的缓和趋势 |
| 三、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
| 四、美国对越南的干涉 |
|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美战略决策过程 |
| 一、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政策 |
| 二、中国出兵援助越南抗击美国侵略 |
| 三、中国对越南援助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中越在越南战争中的矛盾与分歧 |
|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 二、中美关系在越南战争中的转变 |
| 三、中越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的矛盾与分歧 |
| 第六章 越南华侨对抗法、抗美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人移民越南的过程及原因 |
| 一、从秦代至公元968年丁部领统一安南 |
| 二、越南独立建国至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署 |
| 三、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
| 四、从1950年至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 |
| 第二节 华侨华人对越南抗法、抗美的贡献 |
| 一、华侨华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
| 二、华侨华人与越南人民坚持九年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177 |
| 三、越南华侨在日内瓦会议协议后积极参与抗美斗争 |
| 第三节 华侨华人在越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
| 一、越南华侨华人的社团组织 |
| 二、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及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 三、华侨华人的文化状况及其贡献 |
| 结语 |
| 一、中越关系的制约因素 |
| 二、中越关系未来趋势预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件 |
| 博士攻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7）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
| 第三节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
|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
|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
|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
|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
|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
|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
|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
|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
|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
|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
| 第五章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
| 第四节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与主要方法 |
| 四、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首创及践行 |
| 第一节 一边倒外交方针: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的先声 |
| 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及其践行 |
| 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终结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践行 |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式提出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重大转变 |
|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范围的拓展及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
| 第三节 “从两条线”战略、“一条线”战略到“新三角战略”: “和平共处”原则在曲折中前行 |
| 一、“两条线”战略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
| 二、“一条线”战略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
| 三、美苏中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 |
| 第二章 建立国际新秩序: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恢复和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对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对时代主题转换的全新认识 |
| 三、“和平共处”原则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髓的坚持和发展 |
| 四、“和平共处”原则的成功践行 |
| 第二节 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新秩序 |
|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提出 |
|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和平外交”战略: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拓展 |
| 第一节 “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
| 一、“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
| 二、“和平崛起”战略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二节 从“和平崛起”战略到“和平外交”战略 |
| 一、从“和平崛起”战略向“和谐世界”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和谐世界”战略向“和平外交”战略的转变 |
| 第三节 开始了对国际秩序观认识上的重大转变 |
| 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认识 |
| 二、开始了推动国际新秩序合理化的进程 |
| 第四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最新发展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提出的基础 |
| 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
| 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提出 |
| 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内涵 |
| 一、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 |
| 二、掌握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方法 |
| 三、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必须把握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本质 |
| 第四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中的价值观和特点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对全球的适用性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特点 |
| 第五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提出的意义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世界意义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中国意义 |
| 三、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践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著作 |
| 二、中共中央文件及领袖著作 |
| 三、学术著作 |
| 四、报纸和文献 |
| 五、外文文献 |
| 六、外国政治人物讲话 |
| 致谢 |
（9）论“十七年”郭沫若“非政治家”职务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前人研究综述 |
| 二、 近期研究走向 |
| 三、 “公共人物”作为研究视角 |
| 四、 “职务写作”作为研究切口 |
| 第一章 作为科学界领导人的写作 |
| 第一节 重实用轻审美诗观背后的深层意义指向 |
| 一、 “为大众”理念探源 |
| 二、 沿“人民本位”观说下去 |
| 第二节、隐藏在科学诗文底层的多重用意 |
| 一、 是警戒亦是劝勉 |
| 二、 没有国界的“为人民服务” |
| 第三节、任重道远，为科学事业扶植新生 |
| 一、 代表国家对科学后进的关注与褒奖 |
| 二、 官方代言人背后的另一种面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写作 |
| 第一节、蛰居在歌颂政治领袖诗文里的复杂意图 |
| 一、 以谁的名义写作 |
| 二、 别有意味的“太阳”意象 |
| 第二节、潜伏在世界性外交眼光下的另类动机 |
| 一、 对帝国霸权的奋勇挑战和巧妙应对 |
| 二、 对世界人民的感情连系和温情动员 |
| 第三节、游记诗的其他用途 |
| 一、 激越诗情的抒发与寄存 |
| 二、 风土人情的描摹与记录 |
| 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人文学界领导人的写作 |
| 第一节、“官员型学者”风范的多维度展现 |
| 一、 用文学为世界和平维权 |
| 二、 借“榜样”的力量实施全民教化 |
| 第二节、对文化事业的全方位引导 |
| 一、 要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中国新形式” |
| 二、 “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
| 三、 从“旧瓶盛新酒”看“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化手段 |
| 小结 |
| 第四章 作为社会教育界领导人的写作 |
| 第一节、郭沫若与建国后的“儿童文学” |
| 一、 “儿童这样多，儿童文学却这样少！” |
| 二、 “儿童本位”观：可贵的平等对话意识 |
| 三、 “儿童文学”底层的理性反思与警觉 |
| 第二节、郭沫若与建国后的“青年” |
| 一、 对“新生力量”“三好”的特别关注 |
| 二、 “温室里培养的花木经不起风霜” |
| 三、 “听国家的号召，向最需要我们的岗位上去” |
| 小结 |
| 余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10）民族政策与国家整合: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民族政策有着调节民族关系、实现国家整合的政治及社会功能 |
| 二、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
|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 |
| 四、新中国民族政策已经成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
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J]. 于展. 全球史评论, 2014(00)
- [2]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D]. 陆继锋.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1)
- [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发展[J]. 金炳镐.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 [4]“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J]. 金春明. 党政干部学刊, 2006(11)
- [5]不应遗忘的一段历史 ——“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研究[D]. 李新. 湖南师范大学, 2010(12)
- [6]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D]. 丁进孝.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7]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8]“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D]. 罗睿. 武汉大学, 2018(01)
- [9]论“十七年”郭沫若“非政治家”职务写作[D]. 逯艳.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8)
- [10]民族政策与国家整合: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趋向[J]. 魏国红,郑万军. 贵州民族研究,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