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大革命时期党史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吴志军[1]（2020）在《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文中研究说明1983年至1985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从多个关键层面巩固和强化了拨乱反正时期业已初步形成的实证史学理念。"实事求是"精神与历史评价理论的进一步科学重塑、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学术转向和史实考证的价值强化、"整体性"研究思维和治学思想的型塑与发展、以"历史规律"为核心元素的宏观叙事取向的加强等共同构成实证史学理念的文化意涵。若欲真正坚持、实践和发展党史研究的实证属性,党史学界仍然需要重新认识实证史学理念及其历史与理论来源。
王蕾[2]（2019）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研究》文中指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共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成立的一个负责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专门机构。从1980年5月至1988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协助部署、指导并开展了新时期的党史资料征编工作,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主要力量,使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各方面工作逐渐恢复,各领域拨乱反正与澄清历史事实的需要加深了中共中央对研究中共党史、编写党史正本重要性的认识。面对保存在老同志头脑中的“活资料”与“文化大革命”中被肆意破坏的档案资料,“抢救”工作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担负起指导新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历史重任。其八年多的工作历程,经历了“普遍发动、广泛征集”;“重点征集、专题研究”;“全面征集、认真整理、组织编纂”三个阶段。存续期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不仅从理论与实践上将新时期的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发挥了“留史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更为各级地方党史机构的建立、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等做出重要贡献。本文梳理1976年至1988年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至撤销这一时期的历史,以其三个阶段的工作开展为主线,全面考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新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贡献,力图认识并客观评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设立的背景及特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考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的优良传统;二是考察新时期征集中共党史资料的现实需要;三是考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设立的过程及特征。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三个阶段工作开展的内容与情况:一是“普遍发动、广泛征集”阶段（1980.5—1983.1）,主要从统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指导建立全国党史资料征集网络、广泛征集党史资料三个方面展开;二是“重点征集、专题研究”阶段（1983.1—1984.12）,主要涉及专题资料征集思路的提出、专题资料征集工作的部署以及专题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1980年1月29日,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等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1982年2月21日,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撤销原来的两个机构,并由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负责领导党史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转为由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领导。本文所说的党史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史正本原指由各级党史工作部门和党校、高等院校等党史教学研究单位及相关科研院所组织编着的较为系统、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某一阶段历史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图书着作。本文的“党史正本”特指改革开放后由中央部署、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编纂的全面性党史着作。成效三个方面;三是“全面征集、认真整理、组织编纂”阶段（1984.12—1988.8）,主要包括新征编思路的提出、新阶段征编工作的部署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编任务的开展三个方面。第三章主要探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其工作开展的意义与贡献,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推动新时期党史资料史库建设;二是促进新时期地方党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三是服务新时期的建设需要;四是深化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王伟[3]（2014）在《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政治精英培训的制度史。中共通过有计划的培养政治精英，提升了政党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政党的能力建设。在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也逐步探索、构建并完善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制度的物质载体是进行政治精英培训的场域基地，主要是党校和干部院校；理论载体是培训的课程和内容体系；功能是塑造与政党要求相一致的新型政治精英，从而提升政党素质，推动政党发展。在中共发展的九十多年里，制度根据政党的目标和战略，主要培养了两类政治精英：革命精英和执政精英。这些精英也都成为了中共革命和执政的中坚力量，由此也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变迁与中共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的特征，是中共发展的缩影。在建国之前，制度开始初步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适应战争环境的优秀革命精英，制度的物质载体不断完善，理论载体在经历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后实现了本土化的创新，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建国至“文革”结束，制度实现了演进发展，但最终走向分化和断裂，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革命后执政精英，但是由于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制度的理论载体演变为新的教条主义，最终制度走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制度得以恢复，并实现了变迁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制度致力于培养符合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并在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上实现了创新。在物质载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精英培训基地体系，并将制度的边界延伸到了国外，派遣政治精英到海外受训或调研考察；在理论载体上，构建了意识形态导向和实用主义导向两个维度的培训内容体系，其中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意识形态思想，现实主义导向的课程内容则更加丰富。制度的功能在于再生产出符合政党要求的新型政治精英。一方面，提升政党的学习能力，使政党能够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主要在意识形态教育和党性锻炼两个方面，强化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当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个人利益的张力、政治逻辑与市场侵袭的张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让政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本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界定论文使用的关键概念、提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讨论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从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谈起，论述政治精英培养对现代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本章比较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培养选举导向型的政治精英，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本章重点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特征和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强调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严密和处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之中的特点，因此政治精英的培养模式也显着区别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第三章，讨论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将建党至建国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分别讨论这几个时期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所处的环境、制度的具体安排、制度的绩效和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第四章，讨论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民恢复生产秩序，开展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实现了制度演进，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体系。但是在1957年之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制度缺乏继续演进和变迁的土壤，相继出现了分化和断裂。第五章，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在这一时期，中共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也需要培养大量适应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在这一阶段，中共实现了政治精英培训物质载体的完善和理论载体的持续更新，促进了制度的变迁。第六章，讨论制度的特征、功能和问题。制度呈现出与中共同步性变迁的特征，主要是由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增强政党的学习能力和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制度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世俗利益的张力、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张力。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在提升中共政党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是中共实现政治精英培养、加强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基本的政党内部制度安排。本文还认为，制度与中共具有同步性变迁的特征，其变迁受到内部冲突、外部压力、新观念输入、政治精英推动这些基本变量的影响。要解决制度存在的内在张力，就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持续更新。
刘丽,胡槿,杜华[4]（2008）在《2007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指出
吴志军[5]（2012）在《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80年代头三年开创历史新貌与重塑中国文化的进程中,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党史研究最终重返历史科学,拨乱反正史学的学术性得以增强,培育了党史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促进了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确立。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显着加强,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治学传统得以形成。
吴志军[6]（2013）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述论》文中提出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以四五运动史的研究为其逻辑起点,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积极参与重大党史问题的拨乱反正,并对中共党史科学的学科重建进行了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思考和阐述。民间党史研究有力地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衡朝阳[7]（2008）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党史研究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其中经历了萌生、发展、曲折和复兴等阶段,但无疑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要在建国后乃至1978年后开始,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和学术价值此消彼长,多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惟政治、时势马首是瞻和以论代史的方法越来越受到质疑,以唯实求是为准则、重视文献特别是原始文献的搜罗和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的自觉。这种根本变化是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起源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共党史的共同反省,在两者日渐疏离中发展,中共党史逐渐谨慎地形成和时势政治的距离,保持对政治时势的独立性。事实证明:简单地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统一看作是两者的完全一致是不科学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掩盖的,处理不当,结果只能是中共党史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中共党史研究只有很好地体现自身的内在属性和价值,才能恰当地完成其外在功能和附属价值,舍本逐末必将导致其一无是处。从长远的角度看,只有以求真务实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才更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有益于执政党的发展,也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中共党史研究注定成为历史的笑谈。当然,保持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需要研究者的自觉和努力。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变化外现于三十年来大量文献的公开以及研究者对文献发掘的重视,内隐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中研究者的思想解放和自身定位是关键,没有解放思想的前提,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道路还会延缓,但思想解放后,研究者的定位尤其重要,是政治家的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其结论大相径庭。三十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表明,历史学的研究正大行其道,这是与历史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们通过艰苦的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正本清源、匡谬纠误,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此,历史学家的贡献,基本的说,在于其自觉文献的不可或缺和巨大力量并且在研究实践中贯彻之。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证明,史料文献是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石,否定这一点,以论代史自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以论带史也难免削足适履或者挂一漏万,以史为主、论从史出才是出路,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史研究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也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刊布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直接作用所反映。对比1978年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可以清楚,思想禁锢之于文献刊布和研究的消极影响,以及思想解放后文献资料大量公布和研究进展对于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刊布,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步,也有力地把政治家的中共党史研究卷入其中,促使其日益注重借鉴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为政治服务。随意篡改历史为现实服务,甚至如“文革”中党史被任意涂抹为虎作伥的现象,随着中共党史主要文献的面世和主要史实的厘清,将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文献的作用。本文正是针对上述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的巨大变化,通过三十年来中共党史文献的全面归纳介绍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概括总结,意在强调文献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也为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工具和铺垫中共党史的特殊性无疑是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研究当代史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更加特别而已。但在研究中详尽地占有资料,根据史实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也是必须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也许可以选择回避某些问题,但在面对特定问题时,选择回避某些文献则是不被允许的。
陶文杰[8]（2015）在《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及经验总结》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史。善于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之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中的重要一段。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作为延安时期学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当今在学习党史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本文具体共分为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前言简要概述了本课题选题缘由、学界的研究概况、研究方法等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内容。正文从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原因入手,由三章组成,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历史脉络。即延安时期开展党史学习的历史必然性,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历史进程考察以及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特点。本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第二章,着重述论了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即有助于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偏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利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本部分是文章的主体。第三章,重点阐释了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即要善于从党史学习中总结经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滋养;要从党史学习中把握国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现实基础;要在党史学习中放眼未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准方向。本部分是文章的落脚点。结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思想作了总结,并对当今党史学习实践的开展以及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方向作了一定的展望。
林小波[9]（2004）在《“四清”运动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根据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紧紧围绕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以时间为线索，对“四清”运动的起源、发动、试点、铺开、高潮、转折、尾声等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做了一番宏观的全方位的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四清”运动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组成，下面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和历史文献资料，介绍了研究手段、方法以及该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起源。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每年都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成为“四清”运动的预演。在国内，因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解决矛盾，党内高层产生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中苏两国因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使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中国周边形势的紧张，使毛泽东加紧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即“四清”运动。 第二章：发动和试点。主要考察了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十条》以及《后十条》的基本情况，认为《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整个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前十条》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看，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左”的错误，但有些观点和具体规定是正确的。从《后十条》的最初准备、起草和修改过程看，这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同时，以大量史料介绍了“五反”、“四清”试点的总体概况、主要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铺开。主要阐述了“双十条”宣讲的总体情况、基本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介绍了“五反”、“四清”铺开的基本内容，以及毛泽东视察“四清”时提出的基本观点。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情况仍然看得十分严重，这促使毛泽东更加坚定搞“四清”运动的决心，并决定由刘少奇挂帅“四清”，从而使运动走向了高潮。 第四章:高潮—政策制定。主要论述了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情况，认为这次会议同1963年2月和5月工作会议有着明显的不同，即提出了一些过火的不恰当的意见和措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显向“左”转。梳理了刘少奇视察“四清”时提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大兵团作战”部署运动的思想，对“四清”运动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详细论述了《后十条》修正案的制定过程、基本内容，并与第一个《后十条》做了比较，认为《后十条》修正案最重要的修改就是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这是导致“四清”运动发生严重扩大化错误的重要措施和步骤，可以说，《后十条》修正案是一个有严重“左”倾错误的文件。 第五章:高潮—夺权样板。主要介绍了“四清”运动时期有名的三大夺权样板，即“白银厂经验”、“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的基本内容，认为三大夺权样板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是根本错误的。中央对三大夺权样板的肯定和推广，一方面影响了中央决策层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从而助长了运动“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三大夺权样板也成为各地开展运动的示范，从而使夺权斗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同时，本章还介绍了高校“四清”的样板即“北大社教”的基本内容，认为“北大社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第六章:高潮—大兵团作战。主要考察了大兵团作战的基本特征，即集中优势兵力，大军压境，打歼灭战;检查和反对右倾思想;领导干部蹲点，指导“四清”;练兵练将，整训工作队:夺权斗争。 第七章:转折。主要理清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冲突的基本内容，重点分析了两人冲突的原因;详细介绍了《二十三条》制定的基本过程，并分析了其影响和各阶层的反映，认为《二十三条》的颁布，标志着“四清”运动发生重大转折，即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考察了“大四清”阶段的基本特征，即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精神重新部署运动、清政治、学习毛泽东着作以及出现的严重问题。 第八章:尾声。主要论述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过程，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同时，各地都对“四清”运动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各地又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把“四清”又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不了了之。 结语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四清”运动进行了初步的历史评价，认为“四清”运动在许多方面还有值得肯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l）运动对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运动过程中始终强调抓生产，?
陈建坡[10]（2009）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大革命”因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过程复杂多变、影响宽泛深远而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间,不少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艰辛地爬梳,取得了若干成果。在当前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较为系统、全面地从史学史角度对现有成果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不仅是进一步研究、争鸣的重要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统一思想,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刻地理解新时期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篇综述性文章,本文首先是对30年来,“文革”史研究的相关文献、着作、文章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分类整理,编制“文革”史研究书目索引;然后,对这些主要成果按史学史基本架构的要求进行较为系统的分类述评,以便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脉络,了解其现状和发展趋势。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文章采取纵向分阶段梳理和横向分专题分析相结合的框架结构。第一章将30年的“文革”研究分为酝酿与艰难起步、第一个研究高峰、在“平静”中持续发展三个时期,分别对各个时期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归类介绍和简要评述,并结合不同时期的史学背景和时代特征,总结归纳了各个时期的特点。籍此,既可以基本了解“文革”研究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不足和趋势。本章还对每个时期中比较重要的专题、个案研究,如“文革”时期大字报、教育革命、革命委员会、“三支两军”、新的史学方法等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分类述评,从中可以较深入地把握某些专题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第二章主要是对“文革”起源问题分初步开展、学术正常化、深入探讨三个阶段进行述评。从中,我们既可以及时总结30年来,史学界在“文革”起源宏观分析、微观探索等方面取得的若干成果,还可以较清楚地发现存在的若干不足,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探讨。第三章则涉及到学界对“文革”的概念、性质、分期及经验教训总结等问题的研究情况。这些问题都是“文革”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深化对“文革”内涵、外延等问题更加客观、准确的理解,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提升整个“文革”史研究的学术层次。第四章考察了学术界对“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一个更微观但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从下层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角度对“文革”诸要素的深入探究,是当前整个史学发展中社会史、区域史研究取向的一种反映。系统总结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成果、经验、不足与发展趋向,推动“文革”朝着微观史、区域史、社会史方向发展,是当前提高“文革”史整体研究水平,解决核心档案史料严重不足等局限的主要手段,因而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意义。由于各章节后都有虽简短但相对独立、有针对性的小结,结语部分没有过多的展开,仅仅强调了“文革”史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特点及文章存在的主要不足和需要补充、完善之处。我们应当坚信:虽然当前“文革”史研究受到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存在着史料来源,研究理念、方法,学术交流与对话等多方面的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长期而艰难的努力,“文革”史研究必定会不断取得进步。
二、研究大革命时期党史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研究大革命时期党史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 |
| 第一章 “中征委”设立的背景及特征 |
| 一、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轨迹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8) |
| 二、新时期征编中共党史资料的现实需要 |
| (一)新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开展的有利因素 |
| (二)新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面临的现实压力 |
| 三、“中征委”的设立及其机构特征 |
| (一)“中征委”的设立 |
| (二)“中征委”的机构特征 |
| 第二章 “中征委”与中共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展开 |
| 一、“普遍发动、广泛征集”阶段(1980.5—1983.1) |
| (一)实现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统一 |
| (二)指导建立全国党史资料征集网络 |
| (三)广泛征集党史资料 |
| 二、“重点征集、专题研究”阶段(1983.1—1984.12) |
| (一)“重点征集、专题研究”思路的提出 |
| (二)专题资料征集工作的内容与部署 |
| (三)专题资料征集工作开展的成效及挑战 |
| 三、“全面征集、认真整理、组织编纂”阶段(1984.12—1988.8) |
| (一)“全面征集、认真整理、组织编纂”思路的提出 |
| (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深入发展 |
| (三)征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
| 第三章 “中征委”及其工作开展的历史贡献 |
| 一、推动新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库建设 |
| 二、促进新时期地方党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三、服务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
| 四、深化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三、 进一步开展对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学术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 |
| 三、 比较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 政治精英与中共政治精英 |
| 二、 政党能力建设 |
| 第五节 本文的分析思路 |
| 第六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 |
| 第一节 现代政党建设与政治精英培养 |
| 一、 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 |
| 二、 现代政党发展与政治精英队伍建设 |
| 三、 现代政党政治录用与政治精英培养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政党政治精英培养机制 |
| 一、 资产阶级政党与选举导向型政治精英培养 |
| 二、 社会民主党与多向度政治精英培养 |
| 第三节 干部培训与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精英培养 |
| 一、 强意识形态政党与纲领型政治精英培养 |
| 二、 组织严密的政党结构与政治精英培养的主客观需求 |
| 三、 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与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培养目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的探索与创立：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 |
| 第一节 制度的探索：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培训（1919—1927.7） |
| 一、 革命需要与意识形态引入：干部培训制度产生的早期环境 |
| 二、 制度载体的产生与革命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的初步探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建的制度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的创立：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27.8—1937.7） |
| 一、 对抗中生存与意识形态中国化：冲突环境下制度的独立发展 |
| 二、 核心制度的创立与实干型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的形成：关键节点与制度生成动因 |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37.7—1945.8） |
| 一、 政党自主发展与意识形态整合：战争环境下制度的全面发展 |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政治精英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三、 制度的完善：路径依赖与制度内在价值的重构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45.8—1949.10） |
| 一、 国家机器扩张与干部紧缺的矛盾：全面战争环境下对干部的需求 |
| 二、 阶级基础扩大与制度边界延伸：制度载体的拓展与全方位干部培训 |
| 三、 制度边际延伸与政党整合：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现实需要 |
| 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演进与制度断裂：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制度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49—1956） |
| 一、 主体角色转变与客体多样化：过渡时期制度演进的环境 |
| 二、 政治精英培训正规化：制度体系与内涵的建构 |
| 三、 制度的演进：倾向与影响变量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的分化：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56.9—1966.6） |
| 一、 制度环境变迁与制度分化 |
| 二、 制度的分化与调整 |
| 三、 制度规定与现实运行的分化 |
| 第三节 制度断裂：“文革”时期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扭曲（1966—1976） |
| 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76.10—1982.9） |
| 一、 政治路线回归与意识形态重构 |
| 二、 制度的变迁：载体恢复与内涵重建 |
| 三、 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与影响变量 |
| 第二节 制度化与科学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82.10—2000） |
| 一、 意识形态发展与二元结构环境下对执政精英的要求 |
| 二、 制度化与科学化：任务与目标的转变 |
| 三、 推动制度化与科学化的综合动因 |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新时期围绕培养高素质执政精英的干部培训（2000—） |
| 一、 国情变化与政党能力提升 |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完善的特征与影响变量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制度的特征、功能与问题的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同步性变迁及根源 |
| 一、 制度的同步性变迁 |
| 二、 制度同步性变迁的根源 |
| 第二节 制度的主要功能 |
| 一、 强化政党学习能力 |
| 二、 加大政党整合力度 |
| 第三节 制度发展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
| 一、 意识形态标准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 |
| 二、 党性修养与世俗利益的冲突 |
| 三、 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矛盾 |
| 四、 应对问题的策略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八十年代的开启与党史研究春天的来临 |
| 二、走向历史学:新党史研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
| 三、拨乱反正史学的高峰与学术“问题意识”品质的培育 |
| 四、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构建与确立 |
| 五、余论:学术化传统的生成及其启蒙主义理想 |
（6）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四五运动史:民间党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二、深刻地揭露与批判“文化大革命” |
| 三、积极参与重大党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
| 四、对新的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性思考 |
| 五、余论:历史人文主义思潮在党史研究中的崛起 |
（7）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本文的研究内容、目的和意义 |
| 一、本课题的选题背景 |
|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架构和撰述目标 |
| 上编 近三十年新出中共党史文献举要 |
| 第一章 中共党史回忆录 |
| 第一节 以人物为中心的回忆 |
| 第二节 以事件为中心的回忆 |
| 第三节 港台、海外出版的党史回忆录 |
| 第二章 书信与日记 |
| 第一节 书信 |
| 第二节 日记 |
| 第三章 文集与年谱 |
| 第一节 文集 |
| 第二节 年谱 |
| 第四章 档案 |
| 第一节 中央档案文献 |
| 第二节 地方档案文献 |
| 第三节 苏联、共产国际档案文献 |
| 第五章 综合文献 |
| 第一节 人物、团体专题综合文献 |
| 第二节 事件专题综合文献 |
| 第三节 地方专题综合文献 |
| 下编 近三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域 |
| 第六章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建党关系考辨 |
| 第七章 李大钊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第八章 AB团和富田事变 |
| 第九章 逼蒋抗日问题研究述评 |
| 第十章 红军西路军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
| 第十一章 百团大战问题研究综述 |
| 余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分野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及经验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课题来源及意义 |
| （一）课题来源 |
| （二）课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实践的历史考察 |
| 一、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开展的原因 |
| （一）统一全党思想的需要 |
| （二）指导革命实践的需要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需要 |
| 二、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开展的历程 |
| （一）动员发起阶段（1938.09—1939.12） |
| （二）全面开展阶段（1940.01—1942.06） |
| （三）总结深化阶段（1943.09—1945.04） |
| 三、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特点 |
| （一）学习制度完备 |
| （二）学习原则正确 |
| （三）学习方法科学 |
| （四）学习形式多样 |
| （五）学习教材丰富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
| 一、有助于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偏差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几次偏差 |
| （二）延安时期党史学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纠偏 |
| 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
| （一）延安时期党史学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二）延安时期党史学习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
| 三、有利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一）从“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
| 四、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 |
| （一）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得到提高 |
| （二）党员干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
| 一、必须善于从党史学习中总结经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滋养 |
| （一）以科学的历史观对待党史学习 |
| （二）在党史学习中总结经验 |
| （三）在历史经验总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必须从党史学习中把握国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现实基础 |
| （一）把握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
| （二）学习党史要与认识国情相结合 |
| （三）在把握国情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三、必须在党史学习中放眼未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准方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 |
| （二）党史学习要放眼未来 |
| （三）在党史学习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本人在读研期间发表科研论文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9）“四清”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文献资料 |
| 三 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
| 四 基本框架和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起源 |
| 一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
| 二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
| 三 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
| 第二章 发动和试点 |
| 一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与《前十条》 |
| 二 “五反”试点 |
| 三 农村“四清”试点 |
| 四 《后十条》 |
| 第三章 铺开 |
| 一 “双十条”宣讲 |
| 二 继续“五反” |
| 三 “四清”铺开 |
| 四 毛泽东视察“四清” |
| 第四章 高潮--政策制定 |
| 一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 |
| 二 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 |
| 三 《后十条》修正案 |
| 第五章 高潮--夺权样板 |
| 一 “白银厂经验” |
| 二 “桃园经验” |
| 三 “小站经验” |
| 四 “北大社教” |
| 第六章 高潮--大兵团作战 |
| 一 集中优势兵力，大军压境，打歼灭战 |
| 二 检查和反对右倾思想 |
| 三 领导干部蹲点，指导“四清” |
| 四 练兵练将，整训工作队 |
| 五 夺权斗争 |
| 第七章 转折 |
| 一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公开冲突 |
| 二 《二十三条》 |
| 三 “大四清” |
| 第八章 尾声 |
| 结语: 对“四清”运动的历史评价与思考 |
| 一 历史评价 |
| 二 几点思考 |
| 附录: “四清”运动大事记(1957年-1967年)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较重要的综述性文章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四、基本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文革”史研究30 年基本情况概述 |
| 第一节 “文革”史研究的酝酿与艰难起步 |
| 一、“文革”史学研究的酝酿和起步 |
| 二、“文革”史研究的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文革”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
| 一、“文革”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
| 二、学术性专着 |
| 三、学术论文 |
| 第三节 “文革”史研究在“平静”中持续发展 |
| 一、“文革”史研究趋于“平静” |
| 二、“文革”史研究的第二个高峰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革”起源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文革”起源问题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二节 “文革”起源问题研究的学术正常化 |
| 一、对《历史决议》的阐释、说明、补充和发展 |
| 二、从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多角度探寻 |
| 三、新的、多样化视角解析“文革”起源问题 |
| 四、关于“文革”起源问题研究的综述性文章 |
| 第三节 “文革”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探讨 |
| 一、对《决议》有关结论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的深入分析、阐释和发展 |
| 二、广泛借鉴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 |
| 三、“文革”起源问题研究成果的综述及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译介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革”的概念、性质、分期研究及经验教训总结 |
| 第一节 “文革”的概念 |
| 一、近代中国革命与文化革命 |
| 二、“文革”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中文化革命内涵的演变 |
| 第二节 “文革”的定性分析 |
| 一、围绕《历史决议》进行的阐释、补充和争鸣 |
| 二、“文革”性质的深入探讨 |
| 三、国外学者对“文革”性质的认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分期问题 |
| 一、“文化大革命”上限问题 |
| 二、“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 |
| 三、围绕“文化大革命”下限的争鸣 |
| 第四节 “文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
| 一、“文革”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
| 二、《决议》发表以来，“文革”经验教训的多方面探讨 |
| 第四章 “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研究 |
| 第一节 红卫兵组织及运动研究 |
| 一、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 |
| 二、史学分析与评论 |
| 小结 |
| 第二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 一、整理、公布了若干有价值的资料 |
| 二、学术性专着 |
| 三、学术论文 |
| 四、专题研讨会、座谈会或专题笔会 |
| 五、海外研究成果进译介 |
| 六、学术成果的承载与传播 |
| 小结 |
| 第三节 其它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研究 |
| 一、相关资料准备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研究大革命时期党史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J]. 吴志军. 中共党史研究, 2020(01)
-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党史资料征编工作研究[D]. 王蕾.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D]. 王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4]2007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8(05)
- [5]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J]. 吴志军. 中共党史研究, 2012(04)
- [6]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述论[J]. 吴志军.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05)
- [7]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域（1978-2008）[D]. 衡朝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08(11)
- [8]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及经验总结[D]. 陶文杰. 安徽师范大学, 2015(06)
- [9]“四清”运动研究[D]. 林小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04(04)
- [10]“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D]. 陈建坡. 中共中央党校, 2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