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论文文献综述）
谢国兴[1]（1993）在《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文中研究表明 九一八事变后,迄七七事变前,“剿共”与“抗日”是国民政府面对的两大难题,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内积极布置,进攻苏区,欲期一举消灭红军;对外面临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行动时,则一再退让妥协。“华北外交”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即
谢国兴[2]（1993）在《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迄七七事变前,“剿共”与“抗日”是国民政府面对的两大难题,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内积极布置,进攻苏区,欲期一举消灭红军;对外面临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行动时,则一再退让妥协。“华北外交”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即便在今日,两岸学术界对“安内攘外”政策历史功过的看法仍诸多纷歧,《何梅协定》即是着例。
肖如平[3]（2018）在《蒋介石、汪精卫与“何梅协定”》文中认为1935年日军制造河北事件,逼迫华北当局将原东北军于学忠部、中央军、河北省党部等撤离河北,并予以书面承诺,形成"何梅协定"。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形象与声誉,刻意避免与日方直接交涉,之后又因相关资料的拆分整理,以致长期将"何梅协定"的责任归咎于何应钦,而何应钦则不敢自辩,只能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梳理蒋、汪、何当时的来往电文,不难看出何应钦是河北事件和"何梅协定"交涉的执行者,而蒋介石、汪精卫则是幕后的决策者,将"何梅协定"的责任归咎于何应钦背离了历史事实。
高会彬[4]（2004）在《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对其多有着述，分别从不同侧面、多个视角给予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评价，在诸如该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形成的原因、后果及其评价等问题上有共识、亦有分歧，存在伯仲之间的看法、亦具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分别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安内”的具体内容、“攘外”与“安内”的关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抗日前提、“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改变和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的后果、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价等八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 对“攘外”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共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张保玉[5]（2008）在《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中的民众舆论》文中认为日本于1935年5月和6月,在我国分别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想以此为借口将国民党的势力逐出平津及河北省。国民政府对此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剿共"、严密控制民众舆论。虽然如此,民众还是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下提出了各种解决事端的方法,有些对政府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薛钰[6]（1995）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由于这一政策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海峡两岸的学者始终对其予以不同的评价。近些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及两岸学术交流的扩大,在良好的学术气氛中,两岸史学界对这一政策分别进行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些文章中,也并非像过去那样持一味赞美的观点,而建议对这一“谋国”手段是否合宜有效进行评估检讨;大陆学术界也不再将
龚志伟[7]（2019）在《伪证与真相:东京审判被告南次郎的“华北事变”证词与侵略罪责辨析》文中研究指明东京审判迄今最深入地发掘了南次郎对"华北事变"的个人责任,法庭裁决南犯反和平罪,主要依据是事涉"华北事变"的两次军事讹诈,但法庭的事实认定并不准确。检方被辩方证人桑岛主计的证词所误导,聚焦于土肥原贤二给华北实力人物宣布"自治"的所谓最后通牒,仅认为南1935年11月中旬出兵是起配合作用。但据南和若杉要致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出兵是为执行南本人的"自治"时间表,法庭不察其首谋之罪。此外,"关作命"显示同年6月关东军出兵的初衷专为声援"何梅协定"谈判,不涉及"剿匪"及"秦土协定",但南在庭上故意将其与5月出击孙永勤部相混淆。检方因不熟悉中日战争,极易被辩方带离侵略的关键事实,是审判出现重罪轻判的一大原因。
陈先初[8]（1992）在《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文中研究表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由对中国的地区性侵略向全国性侵略急剧升级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性抗战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在重点“安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攘外”的措施,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并
段智峰[9]（2012）在《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文中认为以1931年“汤山事件”为契机,汪精卫与胡汉民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蒋介石,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局势陡变,随着汪胡合作逐步走向绝境,蒋汪开始接近并酝酿形成合作关系。在携手击垮代表粤方基本利益的孙科内阁后,蒋汪合作正式成局,并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权力分配格局。嗣后,在因应“一二八”抗战的过程中,蒋汪合作关系得到初步巩固。1932年8月,汪精卫与张学良发生龌龊,并逐步升级,导致政局持续动荡。蒋介石实施旨在维持现状的初步善后举措,但却铩羽而归。面对政治僵局,蒋被迫实施“弃汪保张”的举措,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在实质上得到维护,汪精卫则愤而出国养病,蒋汪合作遭遇顿挫。至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局势的演进迫使蒋不得不转变立场,实施“去张联汪”的举措,蒋汪合作藉此恢复。以汪精卫1933年复职为标志,蒋汪间不仅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政策理念共识趋于扩大,且在此基础上对合作格局实施一系列调整。经历此次调整,不仅“庐山模式”浮出水面,且蒋汪间的权力地位关系趋于相对平衡状态。1934年发生之“顾案”及其善后过程,即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权力地位的相对平衡状态。国民党内部连绵不断的反汪运动,既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对蒋汪合作关系构成持续负面影响。1935年所发生的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这两个面向的因素存在直接逻辑关联。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蒋汪合作关系虽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害,但却并未在实质上动摇二人的合作基础。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蒋汪关系最终决裂的种子,在蒋汪关系演进历程上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蒋汪关系持续恶化,不可逆转地走向完全破裂。
王维礼,程舒伟[10]（1993）在《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难,激起了中华大地上的巨大波澜。对此,究竟是团结一致,以抗日救亡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还是“先安内后攘外”才是切合中国实情的救国良方?一直是我国海峡两岸史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安内攘外”政策进行探讨,以期求得公允的评论,还是有益的。无力抵抗与申诉国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国内外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以广州为中心的反蒋派的分裂与对抗;石友三的反蒋及蒋介三次“围剿”红军战争的失败,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危机。日本则加紧侵略步伐,制造了万宝山、中村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武装入侵,迫在眉睫。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提出了“安内攘外”的基本政策。他认为“不先消灭赤匪,
二、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论文提纲范文）
（1）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河北事件 |
| 二从口头交涉到书面通知 |
| 三何梅协定的争议 |
| 四何梅协定的根源:安内攘外政策 |
（3）蒋介石、汪精卫与“何梅协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撤换 |
| 二、中央军被逼撤离河北 |
| 三、“何梅协定”的书面承诺 |
| 四、反汪风潮与蒋介石解围 |
| 五、结语 |
（4）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引言 |
| 一、 研究现状和存在争论的主要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存在争论的主要问题 |
| 1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 |
| 2 、“安内”的具体内容 |
| 3 、“攘外”与“安内”的关系 |
| 4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抗日前提 |
| 5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原因 |
| 6 、南京国民政府改变、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原因 |
| 7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的后果 |
| 8 、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价 |
| 二、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再研究 |
| (一) “攘外”的表现形式 |
| 1 、“不抵抗主义” |
| 2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
| 3 、对日妥协外交 |
| (二)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国共关系 |
| 1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共关系的影响 |
| 2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期的国共关系对当前两岸关系的借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中的民众舆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众对政府封锁消息的不满 |
| 二、国民政府压制下的民众舆论 |
| 1. 希望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 全国上下团结起来, 建设并壮大国力共同抗敌, 成为当时舆论的主流之一。 |
| 2. 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 是舆论的另一主流。 |
| 3. 也有部分舆论主张以武力对抗日本。 |
| 4. 亦有部分人对日本仍抱有幻想, 希望两国和平共处。 |
| 三、结论 |
（7）伪证与真相:东京审判被告南次郎的“华北事变”证词与侵略罪责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最后通牒”史源辨伪 |
| 二 “最后通牒”的本质 |
| 三 辩方否认武力威胁促成“何梅协定”的伪证 |
| 结 论 |
（8）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9）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2 学术史的回顾 |
| 1.3 拟解决问题及基本框架 |
| 1.3.1 拟解决问题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中的不足 |
| 2 现实面与理想面的平衡：蒋汪合作形成的历史考察 |
| 2.1 汪胡合作的顿挫与蒋汪接近 |
| 2.1.1 蒋、胡、汪三人的历史纠葛 |
| 2.1.2 基础孱弱与顿挫频现：“非常会议”时期的汪胡合作 |
| 2.1.3 理念共识下的坚冰初融：蒋汪关系的和缓与接近 |
| 2.2 “一国三公”下的政治困境 |
| 2.2.1 政制改革与孙科内阁的困境 |
| 2.2.2 蒋、汪、胡三方的困境与博弈 |
| 2.2.3 困厄中孙科的挣扎及其失败 |
| 2.3 蒋汪合作格局的鼎定与初步巩固 |
| 2.3.1 困境中的突围：蒋汪合作的鼎定 |
| 2.3.2 蒋汪合作的初步巩固：孙科反侧的酝酿及失败 |
| 2.3.3 蒋汪合作的隐忧 |
| 3 蒋汪合作的顿挫：1932年汪张交恶与蒋介石善后 |
| 3.1 汪张交恶与热河问题 |
| 3.2 从维持现状到弃汪保张：蒋介石善后政策嬗变 |
| 3.3 热河沦陷与蒋介石弃张联汪政策的实施 |
| 4 蒋汪合作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形成 |
| 4.1 蒋汪合作调整分析 |
| 4.1.1 蒋汪关系的新变化 |
| 4.1.2 政策、机构与人事的调整 |
| 4.2 “庐山模式”的形成及成因 |
| 4.2.1 宏观视野内的“庐山模式” |
| 4.2.2 微观视域内的“庐山模式” |
| 以国民政府在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中的决策过程为中心 |
| 4.3 蒋汪合作的另一个侧面：以1934年顾孟余案为中心 |
| 4.3.1 “顾案”的发生：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 |
| 4.3.2 汪精卫的反击：中政会三项弹劾办法的出炉 |
| 4.3.3 蒋介石对于“顾案”的初步干预：袒汪抑于 |
| 4.3.4 存废之争：各方围绕中政会三办法的角力 |
| 4.3.5 小结 |
| 5 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1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反汪运动 |
| 5.1.1 四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反汪行动 |
| 5.1.2 汪精卫复职后的反汪运动 |
| 5.2 政治体制的掣肘 |
| 5.3 从1935年汪精卫辞职事件看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3.1 汪精卫辞职事件爆发前的政治形势 |
| 5.3.2 反汪风潮肇始与汪精卫辞职 |
| 5.3.3 蒋介石善后与汪精卫复职 |
| 5.3.4 小结 |
| 6 走向破裂 |
| 6.1 五全大会前后的蒋汪关系 |
| 6.1.1 关于汪精卫遇刺案 |
| 6.1.2 五全大会的权力重组与蒋汪关系 |
| 6.2 走向最终破裂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论文参考文献）
- [1]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J]. 谢国兴. 抗日战争研究, 1993(03)
- [2]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A]. 谢国兴.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3
- [3]蒋介石、汪精卫与“何梅协定”[J]. 肖如平. 晋阳学刊, 2018(06)
- [4]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述评[D]. 高会彬. 东北师范大学, 2004(01)
- [5]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中的民众舆论[J]. 张保玉.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8(01)
- [6]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综述[J]. 薛钰. 民国档案, 1995(02)
- [7]伪证与真相:东京审判被告南次郎的“华北事变”证词与侵略罪责辨析[J]. 龚志伟. 史林, 2019(01)
- [8]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J]. 陈先初. 抗日战争研究, 1992(02)
- [9]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D]. 段智峰. 浙江大学, 2012(06)
- [10]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J]. 王维礼,程舒伟. 中共党史研究, 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