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农业情报报道体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苏超[1]（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郭瑞[2]（2020）在《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高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有助于检视高校智库建设中的问题,为高校智库的发展诊断号脉,明确标准及树立标杆,推动我国高校智库的良性互动及整体实力提升。我国对高校智库的评价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评价主体单一及多元评价主体合作的缺失、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性及共识度较低、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校智库评价功能的发挥。因此,亟待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及其体系精准把脉我国高校智库发展问题。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对高校智库评价提出“改进科研评价”的指示。2015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推动高校智库的发展完善、学科优势发挥、管理体制改革及整体水平提升。以上文件为完善高校智库评价提供了顶层设计。本文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公共管理学、教育评估学,结合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构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挖掘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理论工具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高校智库评价中其他要素,共同促进高校智库评价问题的解决。最后基于建构的指标体系,抽样选取18所典型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评估结果来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提升高校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由绪论、四章、结束语六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立意和主旨。详细梳理学界对智库评价及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现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高校智库、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进行解释和界定。阐述本文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治理理论及第四代评估理论。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和价值取向。第一章,详细阐述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和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高校智库评价涵括的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工具维度、指标维度、结果维度等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来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高校智库评价制度环境的诱导、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及解析进行详细论述。理论分析框架的搭建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章,本部分设计调查方案,探求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相关机理。首先,对问卷设计、抽样方案、样本数据等进行阐述分析。其次,探求高校智库评价各维度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各个要素维度间的“耦合”关系。通过要素维度的相关分析发现:评价主体多元化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程度影响较大,说明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能促进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及共识性;评价工具中评价方式方法对评价指标科学程度的影响最大;评价制度完善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和评价结果公信影响都较大;评价程序的完善对评价结果的公信影响较大,但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影响较小。最后,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挖掘高校智库评价面临的诸如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性及科学性有待提升、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等问题,并通过理论分析制约其完善的机理。第三章,基于第二章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内在机理分析结合理论工具的指导,提出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遵循《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改进科研评价”的政策导向及梳理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政府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同行评议、高校智库、民众及社会等多元评价主体的价值诉求,完善评价工具的情况下,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而成。其次,阐述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初始集、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复次,通过问卷调查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取舍进行筛选、因子分析技术修正指标结构并对其进行赋权。最后,论述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第四章,基于第三章构建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科学抽样选取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制定评估表,详细说明评估标准及评分细则。分析18所高校智库的评价结果,挖掘样本高校智库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提出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结束语,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对评价过程中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的应用,工具理性的完善,评价结果的应用,评价主客体诉求等进行总结和回顾。最后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展望未来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可能的研究焦点。本文的创新主要如下:1、基于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建构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界较多运用知识管理理论、知识市场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组织有效性理论来分析高校智库评价。本文运用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理论分析框架体系,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和要件进行详细论述,将高校智库评价看做是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指标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分析要素维度间的关系,基于治理理论中“序参量”对其他要素的协同、整合,决定系统的演变甚至结果的功能,以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其他要素维度,来发现和解决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以期探究高校智库评价系统的完善。2、研究视角及研究途径的创新。学界对高校智库评价的研究多关注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其他要素维度的研究和探讨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量化方式理性认知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间的相关关系,探究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构建的影响,挖掘各要素维度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以期达到显示、描述和推断被研究对象特征、趋势和规律性的相关目的,进而来论证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多维性和系统性,为高校智库评价中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这在当前的高校智库评价研究中较少出现。3、基于治理理论和第四代评估理论尊重、识别多元评价主体价值倾向,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工具理性的导向下,建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当前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多基于单一评价主体的价值倾向而建立,而智库对于政府及社会影响程度的评判话语权实质应掌握在“用户手中”,“决策用户”的认可程度决定其价值的体现。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和相关访谈,尝试聚焦高校智库的用户主体如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利益相关方,潜在评价主体中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机构乃至高校智库本身等,他们对高校智库评价的价值理念,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涵括“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智库的对外合作交流情况、智库的组织情况”等共34个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集,通过因子分析技术的修正,最终确定了涵括“智库投入及平台建设因子、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因子、智库合作和对外交流因子、智库学术生产能力因子”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及29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因子分析而得的定量指标结构能够回应高校智库的各项功能,为衡量高校智库各项影响力的实现提供可供参考的维度。为完善评价方式,经过问卷调查的筛选确定11个定性指标集来弥补定量指标的不足。4、系统分析高校智库评价结果、总结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往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多关注评价结果的排名,较少关注评价结果的分析、总结及探讨。本文通过科学抽样对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样本高校智库在基础建设、运营管理、影响力实现等方面的情况,挖掘出样本高校智库在实体化建设及内部组织管理不完善,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的实现程度较低,高校智库学科间的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并参考评价指标提出:深化高校智库的实体化建设,完善高校智库的支撑体系;完善高校智库成果发布与转化机制,提升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从学科、项目、人员等方面深化高校智库的协同,扩大对外合作和交流等对策和建议。
孔建华[3]（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大众化、普及化、全球化、智能化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化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潜在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窗口。网络舆情的出现为公民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了场所,同时也暴露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为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进行改革创新。网络舆情治理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既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信息化浪潮中我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研究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治理理论对诸多网络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治理方式进行抽象分析和实证考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问卷调查法,探索具有现实解释力与指导力的规律,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路径、模型。全文主要内容如下:1.探讨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主要是对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综述。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形成演变、影响效应、功能作用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从论文年际变化、核心机构、高产作者、期刊分布、关键词分析及研究路径评析等角度,总体性呈现了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基本样貌与分析进路。特别是借助cite space等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关键词、主题词等之间的关联,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主题相关性,并对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发力点进行了评析和展望。2.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依据与分析框架。对舆情、舆论、网络舆情、网络舆论、舆情管理、舆情治理等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它们的相互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网络舆情问题研究范式转化、治理理论的切入及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当下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理论依据;继而论述了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等三种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3.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及表现特征。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典型个案描述,分析网络舆情的现状。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剧增,公共信任危机逐渐增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蔓延,网络言论控制措施失当,网络非理性表达占据优势。网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群体认同则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主要心理动因。网络舆情具有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成因复杂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突出特征。4.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在具体分析国家面临的网络舆情形势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科学方式,网络舆情危机研判机制,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从实然和应然两种视角分析和论述了不同层级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选择及背后的深层逻辑。5.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探讨的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表征及根源。选择网络舆情治理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回应作为问题标靶,进行了深度解剖,以期找到治理的切口。政府部门管理的碎片化、网民权力意识多元化、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回应不及时、回应效度及信度低、网络舆情生成前以堵为主、网络舆情生成中公关失效、网络舆情危机生成后转移视线等成为政府网络舆情管理行为失当的主要表征。在官僚体制内部,缺少网络舆情的研判能力,在信息收集与监控过程中缺位,回避舆论压力,采取冷处理,回应不及时。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官僚体制的惯性、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困境及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等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在网络舆情回应中的行为失当与被动境地,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究其根源,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既有制度性的结构缘由,也有能动性因素。6.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强调网络舆情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多方协同参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联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依然非常重要,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角色。提出依然要强调政府作为元治理的角色地位,社会组织是网络舆情治理的辅助力量,新闻媒体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宣传者,社区组织承担着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任。从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提出实现当代中国网络舆情善治的可行性方略。
刘刚[4]（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崔有波[5]（2019）在《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可能会引发一轮教育革命,教育和学习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社会活动,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文字和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革命的到来,教育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的到来,知识传播更为便利;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了规模化教学的发展,教育普及才真正得以推进。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网络信息技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学内容、教育体制与教育目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整个教育生态被重塑,信息和知识瞬息万变,不断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需求。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素质需要提高,教育公平问题需要解决,社会创新活力需要激活,而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设全民、终身、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又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上研判,本研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教育冲突理论等理念工具,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界定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理清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的思想来源和历史演变,探究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进展,分析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传统教学模式和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区别,辩证分析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探寻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导论部分首先解释了本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教育革命,并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这一话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从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视角总结了学习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对网络教育、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等概念做了区分,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互联网和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涵。通过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教育冲突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和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理念都可以看作是中西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思想萌芽,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古代中西方都未能实现。现代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都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多个时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求知欲望大增,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必然之举。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学习的兴起和国家的鼓励支持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重塑了教育生态。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教学主体经历了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从小众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教学内容经历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从同质化到异质性的转变;教学从同时空性转变为超时空性,从年级年限制转变为无年级年限制;教学理念也经历了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的转变;教学目的也从培养人才转变为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互联网的内在特性与功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助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了条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助推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促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能够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思维的培养,推动社会创新。同时,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地域之间、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其次,“信息超载”现象会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再次,“碎片化学习”方式的盛行会降低学习者的辨识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并助长不良学习习惯的养成,最终降低学习的实际效果。另外,“网络依赖”会助长学习者的学习惰性,抑制社会成员的原创能力,并加剧网络安全威胁。最后,“网络失范”现象的频发可能会加剧网络不良信息和消极网络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误导。因此,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要用好互联网这柄双刃剑。网络时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首先要营造公平、绿色、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这就需要打破网络壁垒、净化网络空间、完善网络法规和发展最新的网络信息技术。其次还要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打造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和高质量的网络学习资源,提高网络教学的效率,不断革新网络教学的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监管,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提高网络教学的规范性。结语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可能的拓展研究方向。
胡建刚[6]（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指出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杨发祥[7]（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提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李冠男[8]（2020）在《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筑波大学是由日本政府于1973年创立的新型国立大学,它的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采用新的办学理念,以教学与科研并重、注重实践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开放式大学”着称于世。尤其是,筑波大学作为一所跨学科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跨学科教育、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世界大学之林中独树一帜。筑波大学进行的各项体制创新,与日本近年大学改革的方针,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并且,筑波大学的“开放式大学”办学理念,在日本的大学也很普及。筑波大学创设时的“新构想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本研究针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问题,以筑波大学40多年的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为主线,以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为研究思路,以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和科研组织形式、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为研究内容,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总结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经验。自1973年创立以来,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作为日本政府制定大学改革政策的引领作用,筑波大学在学校自身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其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经历了“探索奠基”、“评估整改”和“深化改革”这三个历史时期。在探索奠基期（1973-1981年）,筑波大学基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确立了学群这一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相继设立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体育专门学群、医学专门学群和艺术专门学群。同时,筑波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组织相分离,建立了学系这一教师所属的新型科研组织,鼓励教师进行合作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将跨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此外,筑波大学还设立了教学和研究中心,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起到辅助作用。筑波大学重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在本科阶段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开设文理融合的综合课程,注重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的跨学科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结合实际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筑波大学在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实施了三学期制、班级制和“学生担当教官制度”等。在评估整改期（1982-2003年）,随着1981年第三学群的首批毕业生步入社会,各学群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均步入正轨,筑波大学对新构想理念下的组织运营、跨学科整合型的综合课程、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教育、教师教育意识与学生指导等涉及人才培养的各关键环节进行了自我评估。特别是筑波大学重点分析了学群制度,在肯定其在日本大学改革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诸如教学组织内外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教师对本科课程教学的投入度不高等问题,对学群学类的重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由于1991年日本重新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筑波大学也朝着强化大学教育职能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着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这一时期,筑波大学主要对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实施了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在深化改革期（2004年以来）,由于2004年日本实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成立,筑波大学由“新构想大学”时代迈进法人化大学时代。这一时期,筑波大学基于《筑波大学的将来设计》报告,对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科研机构、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重组学群、学系和教学研究中心,制定本科教育及通识教育标准,改革本科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在这些改革措施的驱动下,筑波大学以“未来构想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以及国际化大学的作用,培养能够解决全球性课题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筑波大学在40多年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中,始终坚持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始终坚持组织建设与制度改革,始终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始终坚持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形成了“理念领先”、“体制创新”、“通专融合”、“追求卓越”的特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实践,为我国大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统筹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路径,打造通专融合和跨界培养的育人模式,构建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综合课程体系,坚持特色发展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吴圆圆[9]（2019）在《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电视对农服务一直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历史进程中高度关注且付诸实践的重要范畴之一。本论文史论结合,富有独到见解地把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理论框架,全面系统深入的从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数字电视时代为电视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广播电视政策对推进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等多重维度,揭示了我国对农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两个核心要素,共同形成合力,推动对农电视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全方位构建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对农节目发展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格局。同时,对融合媒体时代,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优化发展予以了若干建设性思考。本论文首先从媒体科技史的研究视角,将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史划分为传统电视时代（即模拟技术时代）和数字电视时代两个部分,通过对传播科技与传播内容相互关系的把握,梳理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与发展。阐明了传统电视时代的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对农节目从无到有,经历了栏目化、频道化的升级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数字技术进入电视实操领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采编播各环节走向数字化、网络化、高效化,电视服务应用空间有力拓展,使传统电视对农节目从形式、内容到服务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传输系统的升级与新媒体传输渠道的拓展使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得到突破。论文继而从政策推动的研究视角,系统论述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政府如何通过惠农政策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三农问题”主导了我国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在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方面,政府都有特殊考量和优惠政策。在具体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建构和生产体系上,惠农政策直接推动对农节目生产完整体系的建立,形成从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全方位全体系的对农服务平台。从原来节目的生产,节目中包含一部分对农服务要素,再到专门对农服务栏目再到专业对农频道,再到央视即将把原军事·农业频道分离,单独成立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这都是基于更好的从层级上显示出对农服务政策优惠的国家考量。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一步实行电视惠农,从县级平台到省级乃至全国平台,来发挥拓展基层第一线的传播影响,通过移动手机终端服务农民的新需求,以融媒体中心平台作为依托将基层的、个体的需求放大到更大的层面,从而为点上的农村和农民服务。正是在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两个核心要素的合力推动下,我国对农电视从四级覆盖、村村通、户户通、再到落实到人的电视扶贫产业政策,逐步形成当下我国对农传播的基础设施格局,同时,又在对农节目生产方面,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对农服务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一个完整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体系。论文进而在上述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媒体融合环境下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笔者结合电视媒介的供求理论和传播学受众理论指导,基于东中西信息传播的“数字鸿沟”、四级广电媒体网络的平台差异的遴选原则和调研的可行性分析,遴选典型地区、典型节目展开实证调查研究。遴选了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富有代表性的《致富经》、《乡约》栏目（国家级对农频道典型）、安徽亳州电视台（市级专业对农频道）及亳州姜屯村（传统村庄）、浙江磐安电视台（县级频道）及磐安管头村等（特色乡村旅游村）进行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获得第一手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新变化的认知。在深入阐释调研发现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新变化的基础上,对依托科技创新更好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移动优先理念下传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更大面积地实现基层的对农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宁彧[10]（2018）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9年7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发动暴乱,随即遭政府镇压,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被法外处决。次年9月,新任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以“复仇”的名义掀起“圣战”。从此,尼日利亚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中。人员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巨大、难民问题突出成为“博科圣地”问题之于尼日利亚的真实写照。自2011年起,尼日利亚政府从未停止对“博科圣地”围剿,其中也伴随着数次效果不甚理想的和谈。2015年后随着问题外溢,在非盟主持下,地区合作逐步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成立。虽然取得了些许成效,但时至今日,“博科圣地”仍保持一定频次的恐怖袭击,威胁依旧。“博科圣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产物。尼日利亚独立后,西方制度明显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政局动荡不安,频繁的转型使尼日利亚政治异常敏感。第三共和国后,深感权力被分享的北方政治精英积极推行伊斯兰教法撕裂国家。不仅如此,少数族群问题与政治腐败问题更成为“博科圣地”抨击政府的借口。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忽视地区间平衡、漠视民生,贫困与失业问题成为“博科圣地”壮大的土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对立、伊斯兰教内部极端化倾向明显、萨拉菲主义兴起且为极端势力所利用,又成为“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基础。“博科圣地”有着特点鲜明的发展脉络。穆罕默德·优素福是“博科圣地”的开创者与推动者;阿布巴卡尔·谢考进一步将“博科圣地”推向了极端化的深渊,彻底蜕变为恐怖主义组织。在内外力互动作用下,“博科圣地”先后经历了多次大的分裂,穆罕默德·阿里与卡纳马基地、“优素福伊斯兰运动”与“安萨鲁”、穆罕默德·马尔万派、阿布·巴纳维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等都是“博科圣地”分裂与整合的产物,从而凸显了该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与行动实践的差异。“博科圣地”具有清晰的体系建构特征。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核心,阿里、优素福、谢考,乃至巴纳维等人的不同阐释,对其既有继承,更有分歧。对文化、族群、现实利益等因素的解读又突出了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随着领导人的不同、斗争策略的转变、外部压力的强弱变化,“博科圣地”呈现出动态的组织结构特征。虽具有明显的“等级制”,但趋于“扁平化”。由于组织的分化或分裂,其外部形态又呈现“网络化”。“博科圣地”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性,一是本土化成员占据主体,且由于领导人的族群身份,卡努里人组织中占据多数,但“博科圣地”问题并不等于卡努里族群问题。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则是“博科圣地”人员组成的新特点。二是资金来源。来自国内的“合法”性收入、捐赠性收入在最初占据主导。但是,随着该组织的恐怖暴力化,其资金的犯罪性收入比例加大,且与外部的资金联系日益加深。尼日利亚国家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差异、政治隔阂、危机管理问题与“博科圣地”互为影响。大量贫困失业人员、北方伊斯兰化等有利于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尼日利亚政府应对软硬失当则进一步催生了“博科圣地”的极端化。该组织的长期存在对尼日利亚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动荡、国家形象受损。不仅如此,它还挑战了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社会。在地区安全层面,活跃于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青年党”等极端组织与“博科圣地”的互动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而“博科圣地”的壮大进一步催生了“动荡弧”的发展演变。对于“博科圣地”问题,非盟、西共体、尼日利亚周边国家均积极应对,推动合作。其中,非盟完善了制度层面的设计,并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扩充、部署;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有效遏制了“博科圣地”的肆意蔓延;西共体则提供了必要的援助。但是,地区国家的合作也由于各国的历史争端与现实分歧而面临一定挑战。在国际安全层面,“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伊斯兰国”的联系强化了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身份;该组织对阿布贾联合国大楼的袭击、对域外国家公民的劫持、对西方国家的言语威胁、在国内制造屠城惨案与大规模人质事件等,无一不引起世界震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法国、美国等世界大国审慎应对,协助萨赫勒地区国家打击“博科圣地”。本文认为,“博科圣地”经过了从“内生”到“外溢”的发展过程,尼日利亚国家生态、政府危机治理、地区局势动荡、反恐合作不力与其产生、发展、壮大有着一定关系,但这并非是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借”的复杂模式。从根本上看,“以暴易暴”并非长久之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政局稳定、平衡地区差异、重视民生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才是彻底解决“博科圣地”,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组织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完善农业情报报道体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完善农业情报报道体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设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 四、可持续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知识沟理论 |
| 二、文化权利 |
| 三、文化传播 |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 一、建立试点 |
| 二、启动应用 |
| 三、全国推广 |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 一、建设流程 |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外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 (二) 我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 (三) 研究文献评述及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
| 三、核心概念 |
| (一) 高校智库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 |
| 四、理论分析工具 |
| (一) 治理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 (二) 第四代评估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创新 |
| (三)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一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及理论分析框架 |
| 一、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与制度环境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制度环境 |
| 二、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 |
| (一) 制度环境的诱导 |
| (二) 治理主体协作的动力和基础 |
| (三) 治理主体的多元诉求和资源互赖 |
| (四)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存在 |
| 三、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与解析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解析 |
| 第二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审视 |
| 一、调研方案设计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问卷设计 |
| (二) 抽样方案与样本规模的估计 |
| (三) 问卷的发放与数据收集 |
| 二、数据分析 |
| (一)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
| (二)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三) 要素维度的相关关系 |
| 三、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表征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主体单一,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共识性 |
| (二) 对高校智库分类评价不完善,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程度 |
| (三) 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降低评价过程的公信力 |
| (四) 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降低评价功能的有效性 |
| 四、制约高校智库评价完善的内在机理 |
| (一) 多元评价主体协同与合作的缺失 |
| (二) 评价偏好不一致,价值冲突与价值均衡共存 |
| (三) 制度规范的缺失,弱化智库评价的共识性 |
| (四) 信息不对称,降低评价结果的科学及共享 |
| 第三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一、响应式聚焦,树立高校智库评价导向 |
| (一) 关注多元评价主体价值诉求 |
| (二) 完善评价工具理性 |
| (三) 遵循指标体系多维性及动态发展的规律 |
| 二、确定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
| (一) 系统原则 |
| (二) 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及特殊指标互为补充的原则 |
| (三) 简明性原则 |
| (四) 可操作性原则 |
| (五)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
| 三、指标体系初始集设置的阐释和说明 |
| (一) 指标体系建立的程序 |
| (二) 定量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 (三) 定性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 四、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 |
| (一) 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 |
| (二) 相关描述性统计 |
| 五、指标体系的实证检验 |
| (一) 因子分析 |
| (二) 定量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 |
| (三) 定量指标体系的修正 |
| (四) 定量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
| (五) 定性指标体系的筛选 |
| 六、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 (一) 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 第四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实证评估 |
| 一、评估标准的制定 |
| (一) 评估表的制定 |
| (二) 评估标准及评估细则 |
| 二、基于18所高校智库的数据采集 |
| (一) 样本容量 |
| (二) 样本选取 |
|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三、评估结果的比较及分析 |
| (一) 总分及一级指标得分分析 |
| (二) 二级指标得分分析 |
| (三) 三级指标得分分析 |
| 四、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及提升的策略路径 |
| (一) 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 |
| (二) 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 |
| 结束语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的论文情况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3）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述略 |
| (二)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述评 |
| (三)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展现与进路分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舆情与舆论 |
| (二)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 |
| (三)舆情管理与舆情治理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网络舆情研究范式的转化 |
| (二)治理理论如何嵌入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网络舆情的风险生成与内在逻辑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 |
| (二)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 |
| 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现状、形成与特征 |
| 一、网络舆情的现状 |
| (一)网络舆情的数据调查及统计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
|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 |
| (一)网络舆情形成的因素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 |
| (三)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动因 |
| 三、网络舆情的特征 |
| (一)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 |
| (二)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 |
| (三)成因复杂性与价值多元化 |
| 第三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 |
| 一、网络舆情引致的形势与挑战 |
|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 |
| (二)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
| (三)网络舆情催生出不稳定因素 |
| 二、政府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研判 |
| (一)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主要方式 |
| (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机制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 |
| (一)中央层面的控制方式:前瞻性把控 |
| (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主动型化解 |
| (三)基层政府的规避之策:顶压式回应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 |
| (一)政府部门管理碎片化 |
| (二)网民权利意识多元化 |
| (三)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回应行为失范 |
| (一)网络舆情发生前:以堵为主 |
| (二)网络舆情发生中:公关失效 |
| (三)网络舆情发生后:转移视线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主要表征 |
| (一)舆情研判不足 |
| (二)信息监控缺位 |
| (三)回应方式被动 |
| 四、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根源所在 |
| (一)制度性根源 |
| (二)能动性因素 |
|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政府 |
| (三)基层政府 |
| 二、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互动 |
| (一)提升网络宣传平台的引导能力 |
| (二)建立政府与媒体的双向沟通机制 |
| (三)提升信息宣传的适时性和真实性 |
| 三、注重吸纳社会组织协同参与 |
| (一)吸纳社会组织嵌入舆情治理 |
| (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舆情治理 |
| (三)提升社会组织舆情治理能力 |
| 四、引导基层群众进行社区自治 |
| (一)加强网络舆情法律宣传 |
| (二)拓宽网络舆情疏导渠道 |
| (三)创新网络舆情引导方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互联网 |
| (二)学习型社会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 (二)网络社会理论 |
| (三)教育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脉络 |
| 一、古代中西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思想渊源 |
| 二、现代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
| 三、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 |
| 一、信息时代人民的求知欲望大增 |
| 二、传统的教学体系存在缺陷 |
| 三、应对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可能性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
| 二、网络教学的兴起 |
| 三、国家鼓励开展网络教学 |
|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
| 第一节 教学主体的不同 |
| 一、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 |
| 二、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
| 第二节 教学内容的不同 |
| 一、教学内容从“有限性”到“无限性” |
| 二、教学内容从“同质性”到“异质性” |
| 第三节 教学时空的不同 |
| 一、教学从“同时空性”到“超时空性” |
| 二、教学从“年级年限制”到“无年级年限制” |
| 第四节 教学理念的不同 |
| 一、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 |
| 二、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 |
| 三、教学目的从“培养人才”到“自我完善” |
| 第三章 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 |
| 第一节 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条件 |
| 一、增加闲暇时间 |
| 二、打破教学的时空限制 |
| 三、助推教育公平的实现 |
| 第二节 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力 |
| 一、激发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 |
| 二、提高社会成员的学习能力 |
| 三、有助于培养学习毅力 |
| 四、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
| 五、有助于提高学习转化力 |
| 第三节 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 |
| 一、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自我超越 |
| 二、有助于改善组织成员心智模式 |
| 三、有助于凝聚共同愿景 |
| 四、促进开展团队学习 |
| 五、有利于进行系统思考 |
| 第四节 满足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
| 一、互联网有助于促进多元化学习 |
| 二、互联网有助于促进个性化学习 |
| 三、互联网时代个性化与多元化学习的技术与实践 |
| 第五节 促进创新性学习 |
| 一、互联网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 |
| 二、互联网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
| 三、互联网促进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
| 第四章 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 |
| 第一节 “数字鸿沟”挑战教育公平 |
| 一、“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与具体表现 |
| 二、“数字鸿沟”可能扩大“教育鸿沟” |
| 第二节 “信息超载”模糊学习焦点 |
| 一、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 |
| 二、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 |
| 三、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 |
| 第三节 “碎片化学习”降低学习效果 |
| 一、“碎片化学习”的成因与特征 |
| 二、“碎片化学习”降低学习效果 |
| 第四节 “网络依赖”降低学习动力 |
| 一、“网络依赖”的成因与表现 |
| 二、“网络依赖”降低学习动力 |
| 第五节 “网络失范”误导学习方向 |
| 一、“网络失范”的原因与表现 |
| 二、“网络失范”误导学习方向 |
| 第五章 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营造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 |
| 一、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 |
| 二、营造健康的网络教学环境 |
| 三、为网络教学提供安全保障 |
| 第二节 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 |
| 一、建设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 |
| 二、提高网络学习的效率 |
| 三、利用最新信息技术革新教学方式 |
| 第三节 提升网络教学的规范性 |
| 一、加强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管理 |
| 二、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互联网的内在特征顺应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 (二)互联网只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种辅助性手段 |
| (三)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 |
| (四)互联网促进了“泛教育”和“泛学习”时代的到来 |
| (五)互联网时代学会“学习”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
| 二、可能的拓展研究 |
| (一)教学活动在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规律与趋势 |
| (二)教育事业的进步对互联网发展的影响 |
| (三)网络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警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警察 |
| 二、警务 |
| 三、警务模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8）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本科教育 |
| (二)人才培养模式 |
| (三)跨学科人才培养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 |
| (一)历史分期依据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探索奠基期(1973-1981 年)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背景 |
| 一、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要求 |
| 二、欧美国家大学改革对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 |
| 三、日本科技强国建设对创新性人才的需要 |
| 四、日本传统大学内部的学部讲座制的弊端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教育理念及目标的提出 |
| 一、“新构想理念”的酝酿与形成 |
| 二、“开放式大学”办学理念的提出 |
| 三、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
| 第三节 筑波大学教学和科研组织的革新 |
| 一、建设发挥学科综合优势的学科群 |
| 二、创建教师所属的新型科研组织 |
| 三、建立教学研究中心与特别课题组 |
| 第四节 筑波大学综合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
| 一、通专融合型教育的确立 |
| 二、特色公共课程群的建设 |
| 三、跨学科专业教育的实施 |
| 第五节 筑波大学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建设 |
| 一、推进开放性办学的“三学期制” |
| 二、促进师生互动交流的“班级制” |
| 三、强化指导的“学生担当教官制度” |
| 第六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索奠基期的成效与问题 |
| 一、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索奠基期的成效 |
| 二、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索奠基期的问题 |
| 第二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评估整改期(1982-2003 年)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评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背景 |
| 一、日本经济衰退和人口少子化 |
| 二、教育审议会主导的大学改革 |
| 三、筑波大学建校计划基本完成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自我评估 |
| 一、新构想理念下的组织运营 |
| 二、跨学科整合性的综合课程 |
| 三、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教育 |
| 四、教师教育意识与学生指导 |
| 第三节 筑波大学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发展充实 |
| 一、教学组织的新设与调整 |
| 二、科研组织的稳定与发展 |
| 三、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创设 |
| 第四节 筑波大学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的完善 |
| 一、本科课程体系改革的特色化推进 |
| 二、通识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与改进 |
| 三、实践课程与毕业设计指导的重视 |
| 四、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有效运用 |
| 第五节 筑波大学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举措 |
| 一、全面推行和完善教学助理制度 |
| 二、实施学生评教与教师听课项目 |
| 三、建立和健全校内就业指导体制 |
| 第六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评估整改期的成效与问题 |
| 一、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评估整改期的成效 |
| 二、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评估整改期的问题 |
| 第三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深化改革期(2004 年以来)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改革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背景 |
| 一、世界全面进入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 |
| 二、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 |
| 三、本科教育向“学士课程教育”转变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教育理念与教育方针的细化 |
| 一、“学群教育标准”的制定 |
| 二、课程大纲编写方针的确定 |
| 三、教师行为规范的颁布实施 |
| 第三节 筑波大学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全面性改革 |
| 一、兼顾跨学科和专业性的学群改组 |
| 二、作为教师新组织的“系”的建立 |
| 三、教学研究中心的改组与职能划分 |
| 第四节 筑波大学面向T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 |
| 一、依托“教育GP”的通识教育重构 |
| 二、多样化与整合式的综合课程改革 |
| 三、文科生科学教育的示范课程建设 |
| 四、课程标准指导下的专业课程设置 |
| 第五节 筑波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的改革 |
| 一、“两学期、六分段”的学期制改革 |
| 二、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绩点制的实施 |
| 三、促进全面发展的学生支援项目建设 |
| 四、PDCA循环在教育质量管理的运用 |
| 第六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深化改革期的成效与问题 |
| 一、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深化改革期的成效 |
| 二、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深化改革期的问题 |
| 第四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 |
| 一、理念领先:始终坚持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 |
| 二、体制创新:始终坚持组织建设与制度改革 |
| 三、通专融合:始终坚持通识与专业教育并举 |
| 四、追求卓越:始终坚持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经验 |
| 一、改革与创新:统筹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路径 |
| 二、通才与专才:打造通专融合和跨界培养的育人模式 |
| 三、分科与综合:构建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综合课程体系 |
| 四、特色与普适:坚持特色发展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 |
| 第一节 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 |
| 一、广播对农服务的滥觞 |
| 二、广播对农节目的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电视科技促进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 |
| 一、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导作用 |
| 二、电视问世催生对农节目多彩新形态——从节目到栏目化、频道化 |
| 第三章 数字时代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 |
| 第一节 节目制作环境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改造 |
| 一、电视节目采编制作的便捷高效 |
| 二、数字电视服务的应用空间拓展 |
| 第二节 数字电视技术促进对农电视新格局的产生 |
| 一、节目内容生产的多样化与节目形态的变迁 |
| 二、传输系统的升级拓展有力突破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 |
| 三、对农传播新格局的形成 |
| 第四章 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 |
| 第一节 互联网思维引发重新认识电视及其对农服务节目的传播理念与模式 |
| 一、“互联网思维”及其在传播业的核心理念 |
| 二、互联网思维对整个电视传播理念的颠覆与重塑 |
| 三、互联网思维对传统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及传播理念与模式的突破 |
| 第二节 互联网环境引发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生产的变化 |
| 一、受众的变化:受众构成、需求和审美趣味 |
| 二、传播环境的变化:从传统电视到三网合一的传输格局 |
| 三、节目的变化:节目形态、传播渠道与盈利模式 |
| 第五章 我国广播电视政策对推动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 |
| 第一节 由“三农问题”主导的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 |
| 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政策深化 |
| 二、党和政府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政策安排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的惠农政策 |
| 一、传媒产业化的双重效益目标及其关系 |
| 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在对农节目生产供给中的特殊考量 |
| 第六章 从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的遴选 |
| 一、典型案例的遴选依据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设计 |
| 第二节 传统农民信息需求升级——安徽亳州调研发现 |
| 一、亳州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 二、具体调研的实施 |
| 三、调研发现:基层农民对信息需求走向更高层次 |
| 第三节 “走进来”:基于新型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浙江磐安调研发现 |
| 一、磐安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 二、调研的具体实施 |
| 三、调研发现:农村新兴产业推动农民对农需求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国家级对农节目的创新实践——央视《致富经》、《乡约》调研发现 |
| 一、《致富经》、《乡约》基本情况 |
| 二、《致富经》的创新探索 |
| 三、《乡约》的创新探索 |
| 第七章 总论:对农传播优化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对信息传播的需求变化 |
| 一、电视对农服务须适应农民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
| 二、新兴产业形态下的农民:主动传播需求有待满足 |
| 第二节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县级对农服务节目发展提供新指南 |
| 一、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解决县级电视媒体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 |
|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发展经验 |
| 三、县级融媒体建设对对农服务持续优化的思考 |
| 第三节 移动优先理念下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 |
| 一、“内容为王”升级,大小屏差异化的战略布局 |
| 二、传统优势对农节目走向移动终端的实现路径 |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实现对农服务节目分级扶持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10）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博科圣地”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政治族群背景 |
| 一、政治局面动荡不安 |
| 二、北方伊斯兰教法改革影响消极 |
| 三、少数族群问题突出 |
| 四、腐败问题怵目惊心 |
| 第二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经济背景 |
| 一、频繁的经济调整 |
| 二、过分依赖石油资源 |
| 三、忽视地区均衡发展 |
| 四、无序的城市发展 |
| 第三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宗教背景 |
| 一、伊斯兰教传播与丹·福迪奥圣战 |
| 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立 |
| 三、伊斯兰教内部派别的矛盾 |
| 第二章 “博科圣地”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初创(2002—2005) |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引退与穆罕默德·优素福继任 |
| 二、谢里夫与优素福的“盟友关系” |
| 三、穆罕默德·阿里出走与卡纳马基地建立 |
| 四、国内小规模冲突爆发 |
| 第二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爆发(2005—2009) |
| 一、优素福回国与伊本·泰米叶清真寺建立 |
| 二、优素福与宗教界关系恶化 |
| 三、优素福与政府关系破裂 |
| 四、迈杜古里暴乱前兆 |
| 五、迈杜古里暴乱 |
| 六、政府执法问题出现 |
| 第三节 谢考继任与“博科圣地”“复仇”(2010—2015) |
| 一、谢考掌权与“复仇”旗号 |
| 二、政府首次和谈与组织分裂 |
| 三、“安萨鲁”成立 |
| 四、政治协商失败与冲突再度升级 |
| 第四节 谢考与“博科圣地”效忠“伊斯兰国”(2015年以后) |
| 一、巴加屠杀 |
| 二、地区合作与谢考效忠“伊斯兰国” |
| 三、军事压力与组织再次分裂 |
| 四、“博科圣地”的现状：蛰伏与偷袭交替 |
| 第三章 “博科圣地”的体系建构 |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意识形态 |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教团型萨拉菲 |
| 二、穆罕默德·优素福的政治型萨拉菲 |
| 三、阿布巴卡尔·谢考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 |
| 四、“安萨鲁”与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向 |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 |
| 一、“博科圣地”领导人及更替 |
| 二、“博科圣地”组织结构演变 |
| 三、“博科圣地”当前的组织形态 |
| 第三节 “博科圣地”的人员构成 |
| 一、“博科圣地”中的本土人员 |
| 二、“博科圣地”中的外籍人员 |
| 三、“博科圣地”中的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 |
| 第四节 “博科圣地”的资金活动 |
| 一、“合法”性收入 |
| 二、犯罪性收入 |
| 三、捐赠性收入 |
| 四、“博科圣地”资金的国际联系 |
| 第四章 国家发展视野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 第一节 尼日利亚国内经济政治困境与“博科圣地” |
| 一、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
| 二、南北政治隔阂问题 |
| 第二节 尼日利亚政府危机治理困境与“博科圣地” |
| 一、制度政策及效力局限性 |
| 二、军事应对及效果问题 |
| 三、政治手段及协调性问题 |
| 第三节 “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员伤亡、人口劫掠及难民问题 |
| 二、国内经济损失 |
| 三、尼日利亚的割裂状态 |
| 四、尼日利亚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
| 五、“博科圣地”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 |
| 第五章 地区安全视角下的“博科圣地”问题 |
| 第一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及效应 |
| 一、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 |
| 二、萨赫勒“动荡弧”的效应 |
| 第二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单元互动 |
| 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 二、“青年党”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 三、“博科圣地”对萨赫勒“动荡弧”的支撑 |
| 第三节 地区层面的合作应对 |
| 一、非洲联盟在制度层面的完善 |
| 二、“新版”多国联合部队的形成、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 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反应 |
| 第六章 国际安全视域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征 |
| 一、“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的关系 |
| 二、“博科圣地”与“伊斯兰国”的关系 |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圣战”实践 |
| 一、暴力的表达 |
| 二、言语的威胁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的反恐应对 |
| 一、联合国的反应 |
| 二、欧盟的行动 |
| 三、法国、美国的部署及存在的问题 |
| 结论 |
| 附录 |
| 一、“博科圣地”大事记 |
| 二、中英文名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完善农业情报报道体系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2]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D]. 郭瑞.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D]. 孔建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4]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5]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D]. 崔有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7]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8]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D]. 李冠男. 河北大学, 2020(08)
- [9]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D]. 吴圆圆. 上海大学, 2019(02)
- [10]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D]. 宁彧.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