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靠”与“面向”（论文文献综述）
张琳[1]（2019）在《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2017版最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颁布,基础教育进入了核心素养导向的新阶段,也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人类也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进行了信息时代的新阶段——智能时代。信息技术具有潜力支持教育教学变革,改变目前基础教育阶段以知识传递为主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对于信息技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师范生比作为数字移民的大部分在职教师有更强烈的认同感。若师范大学能有效地促进师范生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当代师范生便能成为未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推动者与催化剂。本论文主要研究了五大问题:（1）为了促进未来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师范生需要相应地具备什么样的信息化教学能力?（2）目前师范大学培养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有哪些模式?在不同的培养模式下,师范生信息化教学的能力培养成效如何,是否能够胜任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3）在师范大学不同的培养模式下,哪些因素促进了师范生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又有哪些阻碍因素?（4）在顶层设计、中层管理与课程实施中哪些策略发生了作用?哪些策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如何综合各个层面利益主体的力量,系统性地实现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常态化发展?本研究在研制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产出结构的基础上,指向2017新课标的核心素养内涵,结合国内外已有的标准,制定了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目标框架;以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养结构为框架,从复杂系统的视角出发对基于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培养模式、基于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模式与多方协同的综合培养模式三种不同培养模式的三所师范大学做了个案研究,以量化与质化的方法对三所师范大学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以深度访谈各方利益主体、多元数据相互佐证的方法,对于三个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系统的现状做了研究,分析了各个系统内各方利益主体的信息化教学意愿、行为与影响因素,剖析了三种模式下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影响源,总结了三种模式的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适用的情境。在此基础上,对于三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了在三个案例中各个层面被证明有效的培养策略,从而形成了师范大学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系统性培养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未来教师通过信息化教学促进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能力,其能力结构需要突出核心素养的指向。本研究在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产出结构中融于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核心素养,突出了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目标的核心素养导向;在整合学科知识的教学法（TPACK）框架中融入了核心素养因子,形成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核心素养教学法（TPACCK）框架,作为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结构,突出了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与课程的相关性,为师范大学设置培养路径指明方向。第二、个案研究中的三所师范大学的三种培养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其有效性有赖于师范大学系统内部具体的情境。自上而下基于通用信息化课程的培养模式在课程授课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行为符合师范生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目标时,能够促进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反之就会失效;自下而上基于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的培养模式有赖于学科专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示范,如果学科专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实践意愿不强、能力欠缺,那么这种模式也就失去了动力源;多方协同综合培养的模式因其多元的动力源而相对存在一定的优势,如果动力源均产生预期的效果,那么这种模式便兼具前两种模式的优势,使得师范生既能在课程学习中获得系统性的信息化教学知识,又能在教师示范与实践活动中获得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但是这种模式依然存在教师信息化教学实施与示范均不符合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目标而导致模式失效的风险。第三、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有赖于师范大学系统内各方利益主体在顶层设计、中层管理、课程实施三个层面采用合适的培养策略共同推进。顶层设计的整体策略是设置师范生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多元化培养路径,并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多元化发展路径中的利益主体形成共同愿景,为各方利益主体促进师范生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院系管理层面要发挥其中层的变革领导,通过人员支持、文化支持、设备支持等保障措施来加强学科信息化教学课程建设,从而为师范生提供优质的学科信息化教学课程;支持学科专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从而为师范生提供丰富优质的信息化教学体验。信息化教学课程教师在课程目标定位上要注重技术支持教学的导向以及核心素养的指向,重点发展师范生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解决教学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学科信息化教学课程教师还应注重课程与学科以及学科信息技术的紧密结合。在系统中多方利益主体协同推动之下,师范生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才能获得常态化发展。
朱孟光[2]（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于跃[3]（2019）在《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文中提出美国IBM公司于2010年提出智慧城市愿景并将之推向世界。很多国家相继展开智慧城市实践,并以此推动智慧社会乃至智慧国家建设,使得智慧类实践热潮空前炙热,智慧化建设需求日益攀升。当城市、社会和国家治理由智能化转向智慧化,必然要求它们的管理者——政府所提供的管理、决策和服务也能从智能化提升至智慧化,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需求,必然要求电子政府由智能政府向智慧政府转型,同时要求其电子政务由智能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化。因之,智慧政府建构成为电子政府适应智慧化建设需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智慧政府基于电子政府已有成果建设,实践才刚刚起步,成果也只是初步的。在建的智慧政府和智慧政务成果是否名副其实?应该如何评判它们是否符合“智慧”的原则要求?未来的智慧政府及其政务系统建设和发展到底应往哪儿去、该怎样走?这些都取决于人们能否对智能与智慧、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做出正确理解和合理区分。为正确理解智慧政府,明确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第一章从语义、哲学、科学、技术等维度辨析“智能”与“智慧”的区别与关联,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中析取智慧元素,在归纳已有的智慧政府概念的要点的基础上,厘定智慧政府的基本涵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满足公众需求和解决社会复杂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政府职能清单为基本构架,以智慧决策为核心,利用信息技术和政府内外部合作共建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政务系统,从而主动精准、优质高效地推送令公众满意甚至超出公众期望的政务服务的一种新的政府形态。还在分析智慧政府的特质的基础上提出智慧政府的属性主要表现为智能性与智慧性、集聚性与延展性、可能性与可行性、继承性与批判性、自主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以此为确定智慧政府的评判原则提供初步素材,为摆正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的关系与界线提供考据。之后,探究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为何区分及以何区分,指出二者区别不在于比对它们的智能高低,而在于运行中注入、融汇、融会智慧的多少和程度,应以此促进两者相互转化,而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类智慧的持续融入。智慧政府唯有依靠人民的智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才能追求智慧,进而更多地具有智慧,更好地应用智慧,从而推动电子政府向智慧政府晋阶。关于电子政府应该以智慧政府为发展方向的观念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很多国家已将智慧政府写入国家电子政府规划或专门制定的智慧政府规划,并已开始付诸行动。各国筹划的或在建的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各有不同,并不一定符合本文提出的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但是,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领先国家也很少有电子政府能够达到基本符合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的情况下,各国的智慧政务建设在它们的目标规划的引导下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说明各国有关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的建设规划中所设计的目标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至少,它们在努力建设智慧政府并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一行动本身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原则性地给出了电子政府应“往哪儿去”的答案。在智慧政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下,借助智能技术、机器和系统支撑智慧政府具备高度智能固然重要,令智慧政府至少具有与其智能程度相匹配的“智慧”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智慧政府建设并纷纷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其目标做出规划的原因或初衷。第二章从明确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追求入手,考查国外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规划中设计的目标及其启示和借鉴,在明确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选择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取向,包括:开放透明的治理环境、共商共议的合作氛围、共建共享的基础资源、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平等包容的伙伴关系。主要目的是明确中国智慧政府的发展方向,带领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做到不仅力促智慧政府追求智慧,还能够更多地具有智慧和更好地应用智慧。针对智慧政府的智能化和智慧化需求,着眼于建构具有更高定位——“以人民为中心”和更智安排——“数据驱动、精准对接的智能型政务系统与数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及更多智慧的相互融合”的智慧政府,第三章探讨智慧政府的生成和演进的逻辑规律,寻求智能生成和智慧演进所需依靠的资源要素和支持智慧政府具有智慧的逻辑模型,旨在获取使智慧政府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应然建构。采取的技术路线是:首先厘清智慧政府的生成逻辑,探寻智慧政府的机器或系统的“智能”究竟应该依靠哪些资源要素来生成,即解决“智能化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应以数据资源为核心,借助数据、信息和知识等资源要素的递进关系逐步生成智能;其次研究智慧政府的“智慧”可以依靠哪些知识要素、采取怎样的逻辑进路来实现由“智能”向“智慧”的演进,即解决“智慧化往哪里去”的问题,提出可以将人类生成智慧的资源要素作为智慧政府的智慧生成需要依靠的基本要素,通过具体运用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技术手段和工具以及其他智慧元素,实现逐层管理资源、持续融入智慧、递进实现晋阶的效果,旨在为维持智慧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模式和方法。一些公共管理学者主张采取将人工智能向政府不断渗入的模式建构智慧政府。本文主张与之相向而行,即智慧政府通过将人的智慧嵌入政务系统之中使之事实上具有智能,再借助政务系统应用中的人机交互环节,将智信人的智慧持续注入系统之中,经由政务系统对其智慧进行融汇,继而再由智信人完成融会的工作,使得政务系统因为融入智慧而具有智慧,实现智慧的动态建构,推进智慧政府由智能向智慧晋阶。已有的电子政府和智慧城市实践为智慧政府建设积累了实践基础和有益经验。对于建立在电子政府和智慧城市已有成果之上的智慧政府而言,其研究重点显然不在技术基础、管理基础和体制机制上,凡此种种固然重要,但这却是电子政府分内应该解决或早该解决的问题。智慧政府所应具有的“智慧”之处,才是它更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第四章主要探索如何借助政务系统的智能以及社会公众的智慧实现以智慧武装智慧政府头脑的目的,并探讨了如何为之提供可能与可行的思想条件和实施路径。具体地讲,就是从智慧政府应用智慧的需求出发,首先,提出要进行主体间性思想建设、包容性文化建设、伦理道德教育、思维观念转变和知识能力培养等思想条件建设,借以提高智慧政府的软实力;其次,从完善顶层设计和行动计划、建设基础资源和政务系统以及改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等路径提出智慧政府应用智慧的实践条件,以便为智慧政府硬实力建设提供解决方案,最终实现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
张金艳[4]（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许欢[5]（2019）在《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3年以来,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与应用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基本形成了“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在线课程建设体系,在促进优质资源汇集与共享,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当前,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建设面临着“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的重大课题。同时也面临终身教育体系缺失、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不足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由“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等瓶颈问题。建设理念在这一新兴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指向和推进行为的实践,意义至关重要。回顾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的演化历程与践行现状,揭示建设理念演化的路径、规律与趋势,考察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指导现阶段高校在线课程建设,促进高校在线课程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探索信息技术在教育发展中的内化机制,以构建“互联网+”时代新的教育信息生态体系。本研究围绕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从两条线索展开论证。其一是在厘清建设理念的理论内涵基础之上,从理念演化外显的课程形态演进、政策演变脉络、应用实效关联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构成理念演化的逻辑证据框架;其二是揭示建设理念演化外显实践形态之下的内隐学理,即从“人、教育与技术”的关系视角探寻建设理念演化的基本路径及核心驱动力,进而分析判断“互联网+教育”生态体系下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的新取向。本研究首先以历史维度,从时代需求、技术演变、建设成效等方面回溯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的发展阶段,并探讨在线课程形态的演进。其次分析在线课程建设的理论内涵及其演变脉络,为理念演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三是对理念推动下的在线课程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和比较分析,重点探讨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四是利用文献分析、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在线课程的应用实效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建设理念与应用实效的关联影响进行解读。在理念演化逻辑分析的证据框架基础之上,系统梳理国内高校在线课程不同发展阶段的理念核心、理念差异及理念承继,描绘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的基本路径,并反思理念缺陷及消解可能。继而从技术的教育价值观出发,提炼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的核心驱动力。最后,基于技术的生态观提出本研究的目的性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的应然取向以及理念指向下的教育政策和策略。研究发现,精品课程、精品开放课程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既是国内高校在线课程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的外显形态。三者之间既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也有在线课程发展的外延变化。国内高校在线课程的建设理念实现了从“重建轻用”到“建用一体”直至“建以致用”,从“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的演化路径。从建设之初关注课程资源聚集,以超链接技术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为支撑而实现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渠道网络化,逐渐演化为以社会化交互软件为载体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理论指向的在线课程普及共享,初步实现“资源思维”向“学习者思维”的转变。直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线课程建设聚焦“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支持、精准化学习管理和动态化学习生成。建设理念从关注资源聚集转向聚焦在线课程应用。同时,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仍面临困境: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模式和有效应用机制尚未形成,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仍不够深入,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亟待提升。从技术的教育价值观出发,本研究认识到在线课程建设理念逐渐从资源建设聚焦课程应用,其实质是教育主体对技术的本质及其与教育的关系认知发生迁移,是以“深度融合”替代“整合”理念。由仅仅关注如何把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来,演化为更多地关心怎样通过技术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在线课程潜能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要基于技术对于教育本质的创新,而创新的实现最终归结于本土化、区域化、情景化的应用实践。“深度融合”是实现技术超越并促进技术本质与人的精神融合从而推动教育创新的关键。技术推动教育创新的着力点从人的认知产物,即知识的掌握逐渐转向人类自身。只有当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并内化为“教育内的技术”,技术的属性、结构、功能和规律等技术因素才能影响教育本质力量的发展,技术的教育价值才能得以创造实现,“信息技术与人、教育”才能形成自我进化的生态系统。这是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在线教育的本质回归。研究认为,“融合创新”是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的理念趋向。“互联网+”作为数字化教育生态体系重构的基础和创新要素,为构建“融合创新”的教育新生态体系提供给了理论给养和外部支撑,为我国在线课程建设提供了创新路径。基于技术的生态观,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应借势“互联网+”,从“资源共享”逐步转向“智慧共生”而实现“三重融合创新”:一是创新教学模式,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新兴信息技术作为教学要素重新解构的基础,提升技术应用于创新教育的自适应服务能力,以实现“教育与技术共融、知识与创新共生”的教育信息生态体系;二是创新服务模式,要以“互联网+”为创新要素的载体,推动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课堂学习与在线学习、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融合创新,以实现“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教育信息生态体系;三是创新管理模式,逐步建立“重教”和“重学”相融合的教与学激励、保障、支持体系,以实现“教师、学习者、学习资源三位一体”的教育信息生态体系。
蔡舒眉[6]（2020）在《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院审判管理是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学界主流观点把法院审判管理置于司法行政化这一宏观命题中,而“去行政化”框架下的“去科层管理”成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结合历次司法改革来看,“去行政化”的改革实践呈现出回环往复的特点。尤其是“四五”改革之后,科层管理的现实需要与科层管理合法性丧失之间的矛盾,促使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呈现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管了也没有责任”的实践乱象。为此,应突破规范研究范式中把“行政化”、“去行政化”等概念绝对化的分析模式,以实证方法剖析我国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实践样态和内在机制十分必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下,我国基层法院嵌入以地方党委为核心的块块系统和上下法院层级的条条系统中,由此导致我国基层法院兼具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与承接上级法院专业化的双重职能。与此对应,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成为整合微观司法运作、回应法院条块关系、调试法院外部意志的体制性渠道,并由此衍生出规范化和竞争性双重审判管理目标。以类型化视角,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可以分为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化审判管理两种样态。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审判质量管理办公室为主体,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与审判绩效管理为内容的信息化审判管理构成了法院审判管理的常规方式。审判流程管理覆盖司法审判全过程,以诉讼程序为依据实现了对审判行为的动态监管。在权力规训与绩效追寻之间,以发改案件为核心的审判质量管理呈现出“强警示——弱惩罚”于一体的实践特点。司法绩效同质化扩大了法院评比范围,但在绩效锦标赛中,上下级法院绩效连带,由此衍生出考核指标层层下压、层层加码的实践样态,并最终形塑了基层法院司法绩效唯数据化的特征。信息化审判管理具有提高司法绩效、约束权力、实现同步监督与同质化管理等正向功能,但也存在着数目字管理与司法价值的内在张力、唯数字化司法绩效异化等负面影响。与信息化审判管理相对,科层审判管理作为法院审判管理的传统方式,通过把关程序事项、配置审判资源、分析审判态势、组织疑难案件集体决议以及对个案的审判监督来发挥审判管理职能。作为法院一把手,院长、书记一肩挑的职权设置保障了基层法院院长的制度性权威,而实践中职级晋升、岗位调换以及各种考核考评机制进一步巩固了院长实际领导能力。院长审判管理侧重于全局管理和重点管理,通过继受既有管理制度、转化非正式管理制度、综合素质匹配具体岗位以及岗位动态调整等方式来发挥全局管理的职能。而在与外部机关沟通协调、构建集中讨论机制、用领导权威进行责任豁免以及利用社会权威化解矛盾的过程中,院长实现对特殊案件的重点管理。受制于科层行政化强推的限度,科层柔性监管与普通法官对领导工作的共情构成了法院科层化审判管理的深层运作机制。作为中间管理阶层,庭长以管理的亲历性、权力的弱行政化以及权威的自我生产而呈现出浸入式管理的特点。庭长常态管理的弱行政化表现为去个案化管理、审判绩效柔性监管以及管理公平约束上,而在带头干活的过程中庭长首先需要以身作则的完成本职工作,并在特殊案件上发挥担当精神、补强自身权威。而创造和谐的庭室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案件集中讨论机制也是庭长审判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把审判管理类型化为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审判管理的同时,也需要对类型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审判管理并不是相互区隔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勾芡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管理模式。信息化审判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管理,通过技术约束权力、技术释放科层管理、技术的去层级化等方式,信息化审判管理实现了对科层管理的再塑,并最终回应了审判管理规范化的目标。而难以规约的权力缝隙、难以均质化的审判实践、脱域化管理与司法实践的疏离以及唯数据化的倾向构成了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内在缺陷,并产生对科层管理依赖的内在机制。由此,复合型审判管理形成了审判流程管理与院庭长的节点督促督办、审判质量管理与作为评查主体的院庭长以及审判绩效管理与院庭长的绩效督促的互动样态。复合型管理面向下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未来走向,应该在肯定法院审判管理重要性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信息审判管理的基础性作用,构建权责一体的科层管理体系,通过复合机制来发挥审判管理的最大效能。
黄家周[7]（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马珂琦[8]（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创新是任何一种理论的生命力所在。理论的丰富、深化、完善与发展,以及在实践的推程中仍然能够发挥内在作用,能够占据社会一定的理论地位,尤其是主流与核心理论地位,都离不开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时期,也是重要时期。新时代所处的新背景、新条件,社会实践面临的新问题、新特征、新目标、新要求,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与理论高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与实践起点,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对我国文化建设进行了新的思考、概括与总结,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意,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全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最新成果。不仅极大地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魅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先进性。无论在今天还是今后,都有着强大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我国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文化软实力已经进入白热化竞争、世界文化多样性成为趋势、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当前我国文化领域存在发展短板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下,在确立了对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及其实践创新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借鉴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此为理论渊源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全新概念,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系列创新型理论内容,从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凝结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全面推进我国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效的探析与概括,科学总结出了这一文化创新理论成果内在具有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融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交织、主体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基本特点,提炼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指出要在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要求,不断破除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基础上,继续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研究朝着更加繁荣的方向前进。
刘登攀[9]（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李肖婧[10]（2019）在《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产业的出现,工程活动的复杂性、规模性和不确定性均处于前所未有的状态,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体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工程体验”的本质在于通过个体与客观工程环境的互动促进个体的反思,加强个体对工程专业实践的认知,形成工程专业实践所必需的技能和态度。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本科工程教育界已率先做出改革以增强“工程体验”的地位。相较而言,我国本科工程教育尚未形成该项意识,现行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一味重视对显性的理论知识的检验和初步应用,却弱化对隐性的专业实践技能与态度的培养,现状亟待改变。基于此,探讨“本科工程教育应如何开展‘工程体验’以培养符合21世纪工程发展需求的未来工程师”成为亟需学科探讨和解决的复杂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该问题给予系统性考量,亦未深入应用有效理论以指导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开展。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与理论诉求,本研究以“如何构建并运行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简称体验模式）,从而强化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地位与实施效果,进而培养出符合21世纪工程发展所需的未来工程师?”为核心研究问题,并由此展开4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1）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成要素识别;（2）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成维度识别;（3）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整体构建;（4）我国情境下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运行对策。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以隐性知识观、体验式学习观为理论指导,以教育模式构建方法、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为方法指导,通过充分的文献阅读、案例分析、专家访谈、同行专家研讨,结合问卷调查等方法,借助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手段,开展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形成如下四项结论:（1）全面解析21世纪工程背景下“工程体验”的概念内涵,提出“工程体验”的本质,并指出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范围界定标准为:是否涉及亲身经历、是否涉及理论知识应用或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是否帮助学生认识工程专业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工程体验”的广义范畴和核心范畴。21世纪工程背景下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开展趋势是:一方面朝着系统性组织各类工程体验活动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聚焦于工程体验活动本身的完整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多样性,重视那些属于工程体验核心范畴的体验活动。（2）以隐性知识观、体验式学习观为理论指导,以教育模式构建方法、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为方法指导,提出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分析框架,包括三大子系统（目标子系统、过程子系统、支撑子系统）、六项维度（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学习评价、师资队伍、支撑环境）、三组关系（模式构成维度间结构关系、体验模式与整体工程教育间的相互联系、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3）通过文献识别、案例补充、同行专家研讨、实证检验,最终提出工程体验教育模式所包含的36个构成要素,以构成要素特征命名体验模式的六大构成维度——聚焦工程技能和态度的培养目标、综合集成的课程体系、学生主导的教学方法、多元严谨的学习评价、经验导向的师资队伍、全面协同的支撑环境,并验证通过六大构成维度与工程体验成效间的正相关关系。（4）综合体验模式的构成要素、构成维度以及结构关系,构建形成完整的体验模式,并运用隐性知识观和体验式学习观,深入本科工程教育的具体情境,探析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内在特征:中介性、交互性、协同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工程体验教育模式构建以指导我国本科工程实践教育改革与优化,具体理论贡献包括:（1）以隐性知识观、体验式学习观为理论视角,以教育模式构建方法、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为指导方法,提出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分析框架;（2）基于文献、案例和实证检验,识别体验模式的构成要素与构成维度;（3）构建完整的工程体验教育模式并深入挖掘体验模式的内在特征。除上述理论贡献外,本研究进一步联系实际,深入我国本科工程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面向政府、产业、社会机构、工科院校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参与主体,从（1）知行结合,强化工程体验作用;（2）顶层设计,重塑工程体验课程;（3）多管齐下,提升学生主体地位;（4）合理评聘,优化师资队伍质量;（5）内外联动,规范校企合作过程;（6）全面整合,打造教学创新环境等六方面提出了确保体验模式运行的对策建议。
二、“依靠”与“面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依靠”与“面向”（论文提纲范文）
（1）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迭替:指向核心素养的育人导向 |
| 二、顺势而为: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转型 |
| 三、信息技术:教育变革的天使还是魔鬼 |
| 四、培养窘境:师范教育亟需振兴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与发展目标 |
| 第一节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ISTE教育者标准》2017版 |
| 二、欧盟《教育者数字能力的欧洲框架》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框架》 |
| 四、三大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标准的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标准的启示 |
| 一、《2014 标准》的制定目的 |
| 二、《2014 标准》的能力维度 |
| 三、《2014 标准》的能力层级 |
| 第三节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 |
| 一、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研制依据 |
| 二、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产出结构 |
| 三、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养结构 |
| 第四节 面向核心素养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目标 |
| 一、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目标与层级研制路径 |
| 二、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目标 |
| 三、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层级 |
| 第三章 基于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的培养模式 |
| 第一节 顶层设计 |
| 一、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定位 |
| 二、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课程设置 |
| 三、信息化教学的保障措施 |
| 第二节 课程实施 |
| 一、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 |
| 二、学科专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意愿与行为 |
| 第三节 培养成效 |
| 一、通过信息化教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意愿整体较低 |
| 二、实习时促进核心素养发展的信息化教学行为基本缺失 |
| 三、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结构各因子中信息技术能力识最强 |
| 四、主动发展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在动机不足 |
| 第四节 培养成效的归因分析 |
| 一、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实施技术取向的负面影响 |
| 二、学科专业教师的优质信息化教学示范缺失 |
| 三、部分实习学校的负面体验 |
| 四、信息化教学技术支持的缺乏 |
| 五、信息化教学能力评价机制的缺位 |
| 第五节 主要动力源的影响因素 |
| 一、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未及预期的归因分析 |
| 二、保障措施未及预期的归因分析 |
| 第六节 基于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培养模式的启示 |
| 一、基于信息化教学课程培养模式的合理性 |
| 二、基于信息化教学课程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
| 第四章 基于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的培养模式 |
| 第一节 顶层设计 |
| 一、培养定位未强调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 |
| 二、课程设置尚未形成系统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课程体系 |
| 三、教师专业发展未强调信息化教学能力 |
| 第二节 培养成效 |
| 一、通过信息化教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意愿整体中等 |
| 二、实习时信息化教学行为以促进知识传递为主 |
| 三、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结构各因子中信息技术能力最强 |
| 四、发展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意愿整体较高 |
| 第三节 培养成效的归因分析 |
| 一、学科专业教师的优质信息化教学示范 |
| 二、选修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的正面影响 |
| 三、实习学校经历的综合影响 |
| 四、师范生丰富的校外教学与学习经历的正面影响 |
| 五、课程设置不利于系统性的信息化教学知识学习 |
| 第四节 主要动力源的影响因素 |
| 一、学科专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行为及影响因素 |
| 二、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行为及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基于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模式的启示 |
| 一、基于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模式的优势 |
| 二、基于教师信息化教学示范模式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多方协同的综合培养模式 |
| 第一节 顶层设计 |
| 一、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定位 |
| 二、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的多元路径建设 |
| 三、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的保障措施 |
| 第二节 培养成效 |
| 一、通过信息化教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意愿整体中等 |
| 二、实习时的信息化教学行为以多媒体教学为主 |
| 三、信息化教学能力在四年中获得较大提升 |
| 四、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结构各因子中信息技术能力最强 |
| 五、发展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意愿整体内在动机充分 |
| 第三节 培养成效的归因分析 |
| 一、学科专业教师丰富的信息化教学示范 |
| 二、各类信息化教学活动与比赛的正面影响 |
| 三、通用信息化教学课程技术取向的负面影响 |
| 四、学科信息化教学课程设置问题的负面影响 |
| 五、实习学校经历的综合影响 |
| 六、师范生信息化学习经历的正面影响 |
| 第四节 主要动力源的影响因素 |
| 一、学科信息化教学课程教师的教学行为及影响因素 |
| 二、学科专业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行为及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多方协同综合培养模式的启示 |
| 一、多方协同综合培养模式的优势 |
| 二、多方协同综合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系统性培养策略 |
| 第一节 三种模式下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的启示 |
| 一、成效差异启示: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化教学三要素 |
| 二、动力源差异启示:多元化的培养路径 |
| 三、治理权力分布差异启示:激发中层的联动作用 |
| 第二节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的顶层设计策略 |
| 一、形成培养目标的共同愿景 |
| 二、明确变革领导核心机构 |
| 三、设置多元化的培养路径 |
| 四、重视院系的变革推动力 |
| 五、评价机制支持创新与多样性 |
| 六、设施建设重视教师的需求 |
| 第三节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的中层变革策略 |
| 一、支持学科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 |
| 二、加强学科信息化教学课程建设与师资发展 |
| 三、配置专职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
| 四、营造鼓励创新的组织文化 |
| 五、重视学科信息化教学设施建设 |
| 六、加强实习期间对师范生的支持 |
| 第四节 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的教学策略 |
| 一、显性信息化教学课程的教学策略 |
| 二、隐性信息化教学课程的教学策略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与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关于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 |
| （二）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社会化、活动方式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社会化工作方式与社会化活动方式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理论 |
| 二、列宁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 第三节 多学科理论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一、社会资本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 三、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实践与经验：改革开放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一节 1921—192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通过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 |
| 二、创立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活动 |
| 三、破除“工学界限”，融入帮会等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 |
| 四、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 |
| 第二节 1927—193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规定白区党的恢复与建立方式、支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
| 二、探索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以实现党对其有效领导 |
| 三、充分利用“黄色工会”“外表的掩护”作用联系与组织群众 |
| 第三节 1937—1949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
|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
|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
| 第四节 1949—1978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 一、采取适应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构建城市基层党组织体系 |
| 二、探索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在“运动”中发挥其政治功能 |
| 三、充分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来开展活动 |
| 第五节 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经验启示 |
| 一、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 |
| 二、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 |
| 三、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 |
| 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 |
| 第三章 转型与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的社会化 |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向“社会化”转型的历史逻辑分析 |
| 一、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导致“单位制党建”活动方式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推动城市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程 |
| 一、“街居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78年—1997年）76 |
| 二、“社区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97年—2007年） |
| 三、“区域化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的典型模式剖析 |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
| 二、案例研究：“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主要做法与经验总结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国外经验与镜鉴：世界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一节 执政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古巴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越南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二节 欧洲社会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英国工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民主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四节 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一、绿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二、“茶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 第五章 调适与重构：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未来面向 |
| 第一节 “开放型”活动方式：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理念转变 |
| 第二节 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一、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组织体系 |
| 二、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 |
| 第三节 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与社会化的方式方法 |
| 一、改进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
| 二、改进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方式，创新行动策略方法 |
| 第四节 新技术媒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技术支撑 |
| 一、新媒体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二、大数据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 第五节 评价与激励：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
| 一、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评价机制 |
| 二、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激励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资料类 |
| 二、中文着作和外文译着类 |
| 三、论文报纸类 |
| 四、英文文献类 |
| 五、电子文献 |
| 后记 |
（3）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
| (一)智慧政府的相关概念谱系 |
| (二)智慧政府的前提条件准备 |
| (三)智慧政府的基本策略安排 |
| (四)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智能”与“智慧”辨析 |
| (二)智慧政府的基本涵义 |
| (三)智慧政府的特质和属性 |
| 二、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区分 |
| (一)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为何区分 |
| (二)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以何区分 |
| 三、理论资源 |
| (一)合作治理理论 |
| (二)数据管理理论 |
| (三)信息管理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考量 |
| 一、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追求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
| (二)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 |
| (三)社会公众的现实诉求 |
| 二、国外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及其启示借鉴 |
| (一)国外电子政府的目标规划及其启示借鉴 |
| (二)国外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及其启示借鉴 |
| 三、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取向 |
| (一)开放透明的治理环境 |
| (二)共商共议的合作氛围 |
| (三)共建共享的基础资源 |
| (四)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 |
| (五)平等包容的伙伴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智慧政府建构的逻辑进路和支持模型 |
| 一、智慧政府建构的逻辑进路 |
| (一)智慧政府的生成逻辑 |
| (二)智慧政府的演进逻辑 |
| 二、智慧政府建构的支持模型 |
| (一)智慧政府的数据管理模型 |
| (二)智慧政府的信息管理模型 |
| (三)智慧政府的知识管理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智慧政府建构的思想条件和实施路径 |
| 一、智慧政府建构的思想条件 |
| (一)主体间性思想建设 |
| (二)包容性文化建设 |
| (三)伦理道德教育 |
| (四)思维观念转变和知识能力培养 |
| 二、智慧政府建构的实施路径 |
| (一)完善顶层设计和行动计划 |
| (二)优化基础资源和政务系统 |
| (三)改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附件 数据管理的关键技术集 |
| 后记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1.1 在线课程全球范围内兴起 |
| 0.1.2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应用困境 |
| 0.1.3 “互联网+”时代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面临挑战 |
| 0.2 相关概念界定 |
| 0.2.1 开放教育资源 |
| 0.2.2 在线课程 |
| 0.2.3 理念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0.4 研究的目标、思路、内容及方法 |
| 0.4.1 研究目标 |
| 0.4.2 研究思路 |
| 0.4.3 研究内容 |
| 0.4.4 研究方法 |
| 第1章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的建设历程及其形态演进 |
| 1.1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的国际背景 |
| 1.1.1 开放教育资源时代 |
| 1.1.2 MOOC时代 |
| 1.1.3 后MOOC时代 |
| 1.2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的三个阶段 |
| 1.2.1 精品课程建设阶段 |
| 1.2.2 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阶段 |
| 1.2.3 在线开放课程全面建设应用与管理阶段 |
| 1.3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的形态演进 |
| 1.3.1 从结构化到非结构化 |
| 1.3.2 从单一性到多元化 |
| 1.3.3 从静态传授到动态生成 |
| 第2章 建设理念的理论内涵及其演变脉络 |
| 2.1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的理论内涵 |
| 2.1.1 在线课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2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论形成 |
| 2.2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论演变脉络 |
| 2.2.1 从问题范式向理论范式转变 |
| 2.2.2 从媒体论向系统论转变 |
| 2.2.3 从教为中心向学为中心转变 |
| 第3章 建设理念推动下的政策演变及其内在逻辑 |
| 3.1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相关政策梳理 |
| 3.1.1 探索确立：精品课程建设政策 |
| 3.1.2 整体推进：精品开放课程建设政策 |
| 3.1.3 全面深化：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政策 |
| 3.2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的政策演变 |
| 3.2.1 建设目标：从有限开放到充分开放 |
| 3.2.2 建设内容：从示范引领到教学相融 |
| 3.2.3 服务面向：从教师中心到面向大众 |
| 3.2.4 建设模式：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支持 |
| 3.2.5 运行管理：从评选驱动到应用驱动 |
| 3.3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 |
| 3.3.1 以需求为驱动的政策形成机制 |
| 3.3.2 以资源最优化为取向的政策价值 |
| 3.3.3 以制度规范为保障的过程指向 |
| 第4章 建设理念指向下的应用实效及其关联影响 |
| 4.1 精品课程应用实效分析 |
| 4.1.1 基于国家精品课程应用数据分析 |
| 4.1.2 精品课程应用实效文献分析 |
| 4.2 精品开放课程应用实效分析 |
| 4.2.1 基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应用数据分析 |
| 4.2.2 精品开放课程应用实效文献分析 |
| 4.3 国内高校MOOC应用实效现状分析 |
| 4.3.1 学习者应用实效定量分析 |
| 4.3.2 学习者应用实效定性研究 |
| 4.3.3 教师应用实效定量分析 |
| 4.3.4 教师应用实效定性研究 |
| 4.4 应用实效与建设理念的关联影响 |
| 4.4.1 理念与实践的哲学关联 |
| 4.4.2 理念与实践的现实影响 |
| 第5章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路径 |
| 5.1 重建轻用：精品课程建设理念异化 |
| 5.1.1 精品课程建设理念的确立 |
| 5.1.2 建用脱节：精品课程建设理念偏差 |
| 5.1.3 精品课程建设理念偏差根源分析 |
| 5.2 建用一体：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理念路径 |
| 5.2.1 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理念的形成 |
| 5.2.2 突出开放：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理念的变迁 |
| 5.2.3 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理念困境分析 |
| 5.3 建以致用：国内高校MOOC建设理念核心 |
| 5.3.1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理念的共识 |
| 5.3.2 聚焦应用：在线课程可持续发展趋势 |
| 5.3.3 应用导向国内高校MOOC建设 |
| 5.4 自下而上：国内高校微课建设的理念转向 |
| 5.4.1 在线课程建设理念的“微”视野 |
| 5.4.2 在线课程建设应用动因分析 |
| 5.4.3 自下而上：契合应用动机的建设理念 |
| 5.5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的建设理念演化的趋向 |
| 5.5.1 从重建轻用到建以致用 |
| 5.5.2 从精品示范到开放共享 |
| 5.5.3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
| 第6章 从整合到融合：建设理念演化的核心驱动力 |
| 6.1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的核心价值 |
| 6.1.1 提高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的途径 |
| 6.1.2 实现个性化学习的支架 |
| 6.1.3 应对教育安全问题的抓手 |
| 6.2 教育和技术的“整合”与“融合” |
| 6.2.1 教育与技术：主客体实践关系 |
| 6.2.2 教育与技术的整合 |
| 6.2.3 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
| 6.2.4 融合驱动教育与技术互构 |
| 6.3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的内在逻辑 |
| 6.3.1 技术变革教育的着力点回归人类自身 |
| 6.3.2 技术变革教育的内生动力源于触发应用实践 |
| 6.3.3 技术变革教育的着眼点在于技术的融合 |
| 第7章 从共享到共生：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新取向 |
| 7.1 国际在线课程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
| 7.1.1 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的国际比较 |
| 7.1.2 国际在线课程建设的经验借鉴 |
| 7.2 融合创新：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趋势 |
| 7.2.1 融合创新：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向 |
| 7.2.2 融合创新促进教育革新 |
| 7.2.3 融合创新构建教育信息生态 |
| 7.3 “互联网+”时代在线课程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3.1 教育文化影响教学模式变革 |
| 7.3.2 教育条件阻碍服务模式创新 |
| 7.3.3 教育管理限制应用效益提升 |
| 7.4 消解困境：建设理念从“资源共享”到“智慧共生” |
| 7.4.1 教育与技术融合,创新教学模式 |
| 7.4.2 学校内与学校外融合,创新服务模式 |
| 7.4.3 “重教”与“重学”融合,创新管理模式 |
| 结论与反思 |
| 研究结论 |
|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期成果 |
（6）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 |
| 一、审判管理的概念 |
| 二、嵌入“法院管理”中的“审判管理” |
| 第二节 为什么研究基层法院审判管理 |
| 一、为什么研究“审判管理” |
| (一)实践中收权与放权的回环往复 |
| (二)信息时代技术治理引出的新问题 |
| 二、为什么研究“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 |
| (一)县域结构下基层司法运作的政治生态 |
| (二)一线司法的社会生态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 |
| (一)“权利——权力”规范研究范式 |
| (二)“价值——现实”的研究范式 |
| (三)实证研究的范式 |
| (四)本文的推进 |
| 第三节 实践法学的研究径路与材料收集 |
|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一)实证研究方法 |
| (二)类型化的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功能的研究径路 |
| 二、本文的材料搜集 |
| 第四节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基层法院在条块关系中的政治序位 |
| 第一节 基层法院在县域政权结构中的位置 |
| 一、党管政法:基层法院与地方党委的关系 |
| (一)“党管政法”的历史沿革 |
| (二)党管政法的组织渠道 |
| 二、基层法院与地方人大 |
| 三、法院嵌入地方政治架构中的正当性探讨 |
| (一)历史正当性 |
| (二)基层司法的实践需求 |
| (三)司法的治理功能 |
| 第二节 基层法院在法院系统中的序位 |
| 一、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二、当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
| (一)不同级别法院在法院系统中的角色面向 |
| (二)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之间的具体关系样态 |
| 第二章 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目标定位 |
| 第一节 面对复杂司法实践的基层法院审判管理 |
| 一、基层司法的复杂面向 |
| (一)司法人员结构的复杂性 |
| (二)诉讼程序纵向分工的复杂性 |
| (三)案件体系结构的复杂性 |
| 二、审判管理的双重目标 |
| 第二节 司法规范化:审判管理的平面目标 |
| 一、司法规范化的争鸣与实践 |
| (一)理论争鸣:中国特色的司法抑或规范化的司法 |
| (二)司法规范化的改革实践 |
| 二、审判管理的规范化目标 |
| (一)审判程序上:规范审判流程 |
| (二)审判实体:依法公正裁判 |
| (三)审判考核:统一绩效考核标准 |
| 三、规范化目标的动力学:法院系统内自上而下的推动 |
| 第三节 竞争性目标:法院行动的自主利益 |
| 一、竞争性面向概述 |
| 二、积极性竞争 |
| (一)法院的审判绩效考核 |
| (二)审判质效之外的竞争性指标 |
| 三、消极性竞争 |
| (一)消极性竞争概述 |
| (二)消极竞争的实践样态——以立案庭阻挡案件为例 |
| 第三章 法院审判管理的常规方式:信息化审判管理 |
| 第一节 信息化审判管理概况 |
| 一、信息化审判管理产生的背景 |
| 二、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实践历程 |
| 三、信息化审判管理的主体:审管办 |
| (一)审管办的设置与职能 |
| (二)审管办的职能扩张 |
| 四、信息化审判管理的特征 |
| (一)管理方式的发展依托于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 |
| (二)指标的精细化 |
| (三)信息审判管理内容的同质化 |
| (四)审判管理指标调整的机动性 |
| 第二节 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实践样态 |
| 一、审判流程管理 |
| (一)审判流程监管的概况 |
| (二)审判流程监管的实践特点 |
| 二、审判质量评查 |
| (一)错案追究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二)发改案件重点评查的实践样态 |
| 三、审判绩效考核 |
| (一)可视化的审判绩效管理 |
| (二)上下级法院审判绩效考核的连带与协调 |
| 第三节 唯数据化——信息化审判管理的问题与限度 |
| 一、信息化审判管理对传统的革新 |
| (一)便捷高效 |
| (二)同步监督 |
| (三)约束权力 |
| (四)同质管理 |
| 二、司法政绩观下的唯数据论倾向 |
| (一)数目字管理与司法价值的内在张力 |
| (二)司法政绩观下的唯数目字化倾向 |
| 第四章 院长审判管理:一把手管理 |
| 第一节 权力一把手:管理内容和管理能力 |
| 一、院长、书记一肩挑 |
| (一)法院的科层体系 |
| (二)党组权力中枢下院长的内外角色 |
| 二、院长审判管理的内容 |
| (一)程序上的管理权限 |
| (二)配置审判资源 |
| (三)审判态势管理 |
| (四)组织疑难案件集体决议 |
| (五)审判监督职责 |
| 三、院长的管理能力 |
| (一)职级晋升 |
| (二)岗位调换 |
| (三)考核、考评机制 |
| 第二节 全局管理 |
| 一、制定审判管理制度 |
| (一)继受既有管理制度 |
| (二)转化非正式管理制度 |
| 二、分配法院审判资源 |
| (一)分人:以综合素质匹配岗位 |
| (二)分案:具体考量与把控 |
| (三)岗位的动态调整 |
| 第三节 重点管理——以长期未结案为例 |
| 一、信息识别与绩效统计下的重点案件 |
| (一)信息化管理“析出”重点案件 |
| (二)重点管理中的绩效动因 |
| 二、院长重点管理的实践 |
| (一)与外部机关的沟通协调功能 |
| (二)构建集中讨论机制 |
| (三)领导权威下的责任“豁免” |
| (四)作为领导的社会权威 |
| 第四节 “领导也不容易”——科层管理的柔化与共情 |
| 一、科层行政化推进的限度 |
| (一)司法的实体和程序约束 |
| (二)去行政化的改革趋势 |
| (三)行政化强行推行的效果 |
| 二、科层柔化管理与“共情” |
| (一)科层柔化管理 |
| (二)对领导的体恤与“共情” |
| 第五章 庭长审判管理:浸入式管理 |
| 第一节 浸入式审判管理概述 |
| 一、作为中间管理层的庭长 |
| 二、浸入式审判管理概述 |
| (一)管理行为的亲历性 |
| (二)管理权力的弱行政化 |
| (三)管理权威的自我生产 |
| 第二节 庭长管理的弱行政化 |
| 一、去个案化管理 |
| (一)管理权限的去个案化 |
| (二)权责一体中的责任下卸 |
| 二、审判绩效柔性监管 |
| (一)作为专业监督主体的审管办 |
| (二)审判绩效的院长负责制 |
| (三)任务落实的个人化:自己的事 |
| (四)庭长监督方式的辅助性 |
| 三、庭长权威的补强原则:一碗水端平 |
| (一)案件分配上的公平 |
| (二)人力分配的均衡 |
| 第三节 带头干活 |
| 一、做好本职工作 |
| 二、庭长需要具有担当精神 |
| (一)难以均分的棘手案件 |
| (二)庭长特殊主义的化解策略 |
| (三)庭长化解棘手案件的优势 |
| 第四节 构建集体主义 |
| 一、调解庭室氛围 |
| 二、自己人讨论案件 |
| 第六章 复合型管理:技术与组织的互动与胶合 |
| 第一节 信息化对科层管理的再塑 |
| 一、技术释放科层审判管理职能 |
| (一)常态管理的职能定位 |
| (二)常态管理下的去行政化改革 |
| 二、技术约束科层恣意 |
| (一)技术的本质:高度规范化的制度 |
| (二)信息化限制科层恣意 |
| 三、信息化对科层管理的去层级化再塑 |
| (一)上下级法院审判管理的去层级化 |
| (二)院庭长审判管理的去科层化 |
| 第二节 信息化常态管理的科层依赖 |
| 一、管理实践中的超技术难题 |
| (一)难以规约的权力缝隙 |
| (二)难以均质化的审判实践 |
| (三)脱域化管理与司法实践的疏离 |
| (四)唯数据化信息审判管理的走形 |
| 二、信息化审判管理与院庭长审判管理的嵌合状态 |
| (一)审判流程管理与院庭长的节点督促督办 |
| (二)审判质量评查与作为评查主体的院庭长 |
| (三)审判绩效管理与院庭长的绩效督促 |
| 三、信息化筛选下的科层重点、动态管理 |
| (一)重点监管:“留口子”的“四类案件” |
| (二)院庭长在重点案件上的动态监管 |
| (三)动态监管的扩大化 |
| 第三节 复合型管理面向下我国审判管理的未来走向 |
| 一、制度性定位:审判管理的重要性 |
| (一)管理之于组织的重要性 |
| (二)审判管理之于司法工作的重要性 |
| (三)管理之于我国转型时期司法工作的重要性 |
| 二、审判管理的实践展望 |
| (一)继续坚持和完善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
| (二)在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完善科层审判管理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致谢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8）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选题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1 相关理论文章 |
| 1.3.2.2 相关理论着作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主要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新时代 |
| 1.4.2 文化创新 |
| 1.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 |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和拟突破的重点 |
| 1.6.1 研究的难点 |
| 1.6.2 拟突破的重点 |
| 1.7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点 |
| 1.7.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依据 |
| 2.1 文化软实力的白热化竞争 |
| 2.1.1 新科技革命的继续推进 |
| 2.1.2 知识爆炸时代的到来 |
| 2.1.3 人才资源的激烈竞争 |
| 2.1.4 国际话语权的广泛争夺 |
| 2.2 世界文化多样性成为趋势 |
| 2.2.1 西方文化中心论日益式微 |
| 2.2.2 文化多样性成为国际共识 |
| 2.2.3 中国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主张 |
| 2.3 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强大的文化支撑 |
| 2.3.1 新时代的到来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内容 |
| 2.3.2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助推人民更高的文化需求 |
| 2.3.3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需要发达的文化事业 |
| 2.3.4 文化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
| 2.3.5 党的执政担负着文化建设新使命 |
| 2.4 我国当前文化领域仍然存在发展短板 |
| 2.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深入人心 |
| 2.4.2 人民文化享受不均等 |
| 2.4.3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
| 2.4.4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灵魂 |
| 3.1.1 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文化的必要性与多样性 |
| 3.1.2 辩证法氤氲文化的平等性与发展性 |
| 3.1.3 实践观指引文化的人民性与时代性 |
| 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本 |
| 3.2.1 “天人合一”的价值旨趣 |
| 3.2.2 “家国同构”的崇高情怀 |
| 3.2.3 “崇德向善”的道德情操 |
| 3.2.4 “刚健自强”的精神追求 |
| 3.2.5 “协和万邦”的宽广胸襟 |
| 3.3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基础 |
| 3.3.1 红色革命文化 |
| 3.3.1.1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念 |
| 3.3.1.2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 3.3.1.3 永不止步的革命勇气 |
| 3.3.1.4 依靠人民的革命宗旨 |
| 3.3.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 3.3.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
| 3.3.2.2 坚持“三个面向” |
| 3.3.2.4 坚持民族性和大众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内容和基本特点 |
| 4.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理论内容 |
| 4.1.1 坚定文化自信 |
| 4.1.1.1 文化自信的主要内涵 |
| 4.1.1.2 以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步伐 |
| 4.1.2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1.2.1 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
| 4.1.2.2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机制 |
| 4.1.2.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 4.1.3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4.1.3.1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4.1.3.2 转化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4.1.4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4.1.4.1 以马克思主义固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4.1.4.2 以党管原则加强阵地建设 |
| 4.1.4.3 以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
| 4.1.5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4.1.6 讲好中国故事 |
| 4.1.7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
| 4.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特点 |
| 4.2.1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
| 4.2.2 继承性和创新性相融合 |
| 4.2.3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交织 |
| 4.2.4 主体性和包容性相一致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实践成效 |
| 5.1 全民族理想信念和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 5.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进一步加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 |
| 5.1.3 全民思想道德水平整体性提升 |
| 5.2 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扎实推进 |
| 5.2.1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
| 5.2.2 科技生产力活力迸发 |
| 5.2.3 国家创新体系逐步完善 |
| 5.3 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
| 5.3.1 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
| 5.3.2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着提升 |
| 5.3.3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
| 5.4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不断增强 |
| 5.4.1 人民群众的文化享受日益均等化 |
| 5.4.2 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日益多样化 |
| 5.5 中外文化交往成果显着 |
| 5.5.1 中外文化交流合作更加频繁 |
| 5.5.2 中外文化贸易来往日益活跃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 |
| 6.1 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
| 6.1.1 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使命感 |
| 6.1.2 高度树立文化创新的紧迫感 |
| 6.2 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
| 6.2.2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要求 |
| 6.3.1 文化建设要依靠于人民 |
| 6.3.2 文化建设要服务于人民 |
| 6.4 不断破除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
| 6.4.1 善于发现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
| 6.4.2 不断探索解决文化体制机制问题的途径 |
| 6.5 强化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
| 6.5.1 自觉维护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 |
| 6.5.2 自觉落实党对文化领域的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现实背景 |
| 1.1.1 21世纪工程发展和工程师培养的迫切需求 |
| 1.1.2 国外本科工程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 |
| 1.1.3 我国本科工程实践教育改革与优化的内在驱动 |
| 1.2 理论背景 |
| 1.3 问题提出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章节安排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工程体验的概念内涵综述 |
| 2.1.1 体验的概念与工程体验的本质 |
| 2.1.2 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工程体验的实施阶段 |
| 2.1.3 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范围界定 |
| 2.1.4 21世纪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开展趋势 |
| 2.1.5 本节述评 |
| 2.2 本科工程教育开展工程体验的研究现状综述 |
| 2.2.1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研究概况可视化分析 |
| 2.2.2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焦点 |
| 2.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主要理论视角 |
| 2.2.4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2.2.5 本节述评 |
| 2.3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
| 2.3.1 体验开展的内在驱动:隐性知识观 |
| 2.3.2 体验的具体作用过程:体验式学习观 |
| 2.3.3 工程教育的系统研究方式与教育模式构建方法 |
| 2.3.4 本节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初始构成要素识别 |
| 3.1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1 培养目标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2 课程体系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3 教学方法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4 学习评价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5 师资队伍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1.6 支撑环境维度的初始构成要素 |
| 3.2 本科工程教育中工程体验的成效指标 |
| 3.3 本章小结 |
| 4 本科工程教育开展工程体验的多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1.1 案例研究目的 |
| 4.1.2 案例选择与描述 |
| 4.1.3 案例数据收集与分析 |
| 4.2 伦敦大学学院工程科学学院的“交叉整合型”体验 |
| 4.2.1 背景简介 |
| 4.2.2 教育愿景 |
| 4.2.3 教育过程 |
| 4.2.4 支撑条件 |
| 4.2.5 个案小结 |
| 4.3 奥尔堡大学工程科学学院的“问题导向型”体验 |
| 4.3.1 背景简介 |
| 4.3.2 教育愿景 |
| 4.3.3 教育过程 |
| 4.3.4 支撑条件 |
| 4.3.5 个案小结 |
| 4.4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的“基于设计周期型”体验 |
| 4.4.1 背景简介 |
| 4.4.2 教育愿景 |
| 4.4.3 教育过程 |
| 4.4.4 支撑条件 |
| 4.4.5 个案小结 |
| 4.5 欧林工学院的“深度融合型”体验 |
| 4.5.1 背景简介 |
| 4.5.2 教育愿景 |
| 4.5.3 教育过程 |
| 4.5.4 支撑条件 |
| 4.5.5 个案小结 |
| 4.6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四维设计型”体验 |
| 4.6.1 背景简介 |
| 4.6.2 教育愿景 |
| 4.6.3 教育过程 |
| 4.6.4 支撑条件 |
| 4.6.5 个案小结 |
| 4.7 案例中本科工程教育工程体验开展的相关经验 |
| 4.7.1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
| 4.7.2 案例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8 本章小结 |
| 5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实证研究 |
| 5.1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成要素框架及研究假设 |
| 5.1.1 构成要素框架 |
| 5.1.2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5.2.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2.2 数据收集 |
| 5.2.3 统计方法 |
| 5.3 描述性统计 |
| 5.3.1 样本基本信息 |
| 5.3.2 模式要素的描述性统计 |
| 5.4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4.1 信度分析 |
| 5.4.2 效度分析 |
| 5.5 回归分析 |
| 5.5.1 多元线性回归基本问题检验 |
| 5.5.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6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构建 |
| 6.1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整体构建 |
| 6.1.1 聚焦工程技能和态度的培养目标 |
| 6.1.2 综合集成的课程体系 |
| 6.1.3 学生主导的教学方法 |
| 6.1.4 多元严谨的学习评价 |
| 6.1.5 经验导向的师资队伍 |
| 6.1.6 全面协同的支撑环境 |
| 6.1.7 模式构建的三组结构关系 |
| 6.1.8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整体构建 |
| 6.2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内在特征 |
| 6.2.1 内在特征一:中介性 |
| 6.2.2 内在特征二:交互性 |
| 6.2.3 内在特征三:协同性 |
| 6.3 本章小结 |
| 7 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的运行对策 |
| 7.1 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 |
| 7.2 对策一:知行结合,强化工程体验作用 |
| 7.3 对策二:顶层设计,重塑工程体验课程 |
| 7.4 对策三:多管齐下,提升学生主体地位 |
| 7.5 对策四:合理评聘,优化师资队伍质量 |
| 7.6 对策五:内外联动,规范校企合作过程 |
| 7.7 对策六:全面整合,打造教学创新环境 |
| 7.8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国外案例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3 :国内研究型大学调研访谈提纲(教师版) |
| 附录4 :国内研究型大学调研访谈提纲(学生版) |
| 附录5 :国内研究型大学调研访谈提纲(研究者版) |
| 附录6 :国内调研访谈记录(摘要) |
| 作者简介 |
四、“依靠”与“面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研究[D]. 张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2]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3]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D]. 于跃. 吉林大学, 2019(02)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国内高校在线课程建设理念演化研究[D]. 许欢. 西南大学, 2019(01)
- [6]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D]. 蔡舒眉. 吉林大学, 2020(08)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8]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研究[D]. 马珂琦. 西北大学, 2019(01)
- [9]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工程体验教育模式研究[D]. 李肖婧. 浙江大学, 2019(02)